七年级美术工作计划范文1
未引起注意的是，据军事评论员黄东对本港《明报》称，中国进行同类实验不下20次，但几乎都是秘密进行。“鲜为人知的是，1965年是由拍板开始研究防御性导弹，1970年代停滞后，1990年又秘密重开。”
事实上，1965年由拍板研究的这一项目，被中国军方称为“640工程”，而当时的指示被称为“640指示”。相关资料显示，这一由钱学森领导、后来于1980年代初下马的工程，亦属当年军方“”工程的一部分，因此在下马后罕有人提及。
“640指示”的提出
1950年代中后期，随着携带核弹的中远程弹道式导弹的发展，美国和苏联开始着手研究如何防御对方的导弹武器对自己本土的袭击。
美国相继开发、研制了“奈基-宙斯”系统、“哨兵”系统和“卫兵”系统，以对抗苏联的核攻击。“卫兵”系统于1969年3月开始正式部署，其系统主要由相控阵雷达AN/FPS-85提供预警，最大探测距离为4500公里，能同时跟踪上百个目标;配备的高空拦截弹LIM-4gA“斯巴达”（SPARTAN）是“奈基-X”系统改进型，主要在大气层外进行拦截。该弹为3级固体导弹，最大拦截距离可达960公里，拦截高度在160～320公里范围内。低空拦截弹“斯普林特（SPRINT）”为近程二级固体导弹，其拦截距离在32～48公里，拦截高度在15～30公里。
苏联于1956年开始研制“橡皮套鞋”反战略弹道导弹系统，1961年试验击毁R-12导弹，系统1964年开始部署，1972年基本完成。拦截弹的核弹头当量100～200万吨，有效杀伤半径6～8公里，射程350～640公里，高度320公里。
当时，从战略防御角度出发，为了打破美苏核垄断，在积极发展“两弹”的同时，又提出了防御战略方针，特别提出中国也要搞反导弹武器。
1963年12月16日，聂荣臻向汇报10年科学技术规划。谈到利用激光技术搞反导弹武器时，说：“‘死光’（指激光），搞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这个。没有成绩不要紧。军事上除了进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
几个月后，1964年2月6日，会见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五院”）副院长钱学森，针对研究反导弹问题，双方有这样一段重要谈话：
毛：我们搞原子弹也有成绩呀。
钱：我有所闻。
毛：怕不止于有所闻吧。
钱：原子弹实在只是有所闻，我是搞运载工具的。
毛：是的，你们搞了1000多公里的，将来再搞2000多公里的，也就差不多了。
钱：美国在东南亚新月形包围圈上的有些基地有280。公里的距离。
毛：可以到夏威夷？
钱：XXX（某导弹型号）就更远了，不止4000公里。
毛：总要搞防御的。搞山洞钻进去，地下就不怕它了。
钱：我们正在遵照主席指示先组织一个一小型的科学技术人员的小组，准备研究一下防弹道式导弹的方法、技术途径。看来第三个五年计划中由于技术条件不够，还不能开展设计工作。
毛：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有饭吃，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
毛的这个讲话后来被称为“640指示”，成为中国探索研究反导武器的依据。因此，反导研究被称作“640工程”，并在一段时间里被列为国家的重点任务。
拟在1975年研制出首个反导系统
为了贯彻落实的指示，国防科委和有关单位组织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建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和专业研制部门，规划在1973-1975年研制出我国第一个反导弹武器系统。
1964年3月23日，国防科委召开弹道式导弹防御科学讨论会，四机部部长王诤、钱学森和十院、科学院、炮兵等单位的30多名专家、领导干部与会。会上初步确定了以导弹反导弹、超级大炮反导弹和激光反导弹三种技术途径，并把导弹反导弹途径放在第一位，由国防部五院负责，超炮反导弹由炮兵科学研究院负责，激光反导弹由科学院上海光电所负责。会后，国防科委向和中央专委呈报了《关于防御敌人导弹的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
4月17日，五院二分院向院领导呈报开展反导弹工作的意见，建议立即成立一个规划小组，由8人组成。其任务是负责制订反弹道导弹和某型号导弹总体规划，年内拟订出技术途径和战术技术指标。二分院党委常委提出由蔡金涛副院长负责指导该项工作。
按照钱学森的指示，五院二分院研究室负责人宋健开始搜集和分析国外相关情报资料、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经过反复分析计算，1964年5月，宋健写信给钱学森，提出应先研制低空拦截反导弹系统。钱学森对此表示同意。这样，基本形成了“反击一号”的指标设想。二院开始技术设计工作。
1965年1月4日，以国防部五院为基础成立了第七机械工业部，国防部五院所属二分院改称七机部第二研究院，二院调整为地空拦截式导弹研究院。
1965年2月至6月，七机部在二院二部“反导规划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502室，4月改为711所，由部直接领导。6月30日经国防工办批准，在711所的基础上成立反导弹武器系统总体研究所，代号为七机部二院28所，承担反导弹技术抓总和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任务。钱学森推荐宋健担任该所所长。
二院自1964年开始组织队伍，1969年8月改成反导弹、反卫星总体研究院，十几年时间内全力开展了反弹道导弹系统总体设计和配套设备的研制。
1965年5月4日和5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12次会议，会议同意国防科委提出的关于防御敌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安排意见。5月10日，中央专委办公室根据专委第12次会议精神，发出《关于防御敌导弹研究工作问题的通知》，要求四、五、六、七机部，中国科学院，炮兵，二十基地等有关部门必须把防御敌导弹的研究列入本单位的季度计划和长远规划，由国防科委组织上述单位开展研究工作。
1965年6月26日，七机部向国防科委上报《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初步方案设想和研制意见》，内容有敌情分析、拦截方法、战术技术指标、预警、跟踪、识别、制导和研制进度等。7月8日国防科委向中央专委和军委呈报《关于导弹防御体系各系统的研制规划报告》，规划设想在1973-1975年研制出试验系统，进行拦截试验。8月27日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批复同意了这一规划。不久，七机部将反导弹体系的代号编为“640工程”。
1966年2月28日，国防科委召开“640工程”汇报会议，确定以中、远程弹道导弹为主要目标，搞“点”防御。
1967年10月，国防科委召开全国“640工程”会议，国家计委，国防工办，总参，空军，炮司，一、二、四、五、七机部，中国科学院等16个单位127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建立“640工程”综合总体和指控系统的研究单位问题，正式确定了5个系统的工程代号，及加速反导弹试验靶场的建设和开展反导弹用核弹头研制工作的建议。会议确定第一个奋斗目标是在建国25周年时，研制成功第一个反导弹武器系统、建好包括预警系统在内的第一个反导弹防区，并对具体工作进度作了安排。
此后，“640工程”研制工作全面快速展开。
提出“640防区”的设想
1970年2月，二院军管会向国防部及国防科委提出在1974年前建立“640防区”的设想，提出该防区应具有反弹道导弹、反低轨道卫星兼有反飞机能力。方案对防区地点、武器配备、、预警范围、指挥系统、作战过程、建设进度等都提出了具体意见。之后又进行了修改和重新规划。
同年7月15日，国防科委向中央军委办事组呈报《关于反导弹反卫星武器第一个防区的设想和几个问题的请示》，具体提出了建设北京防区的方案设想，防区建成后由空军使用。
1970年8月15日至9月19日，国防科委在北京召开计划会议，制定1971年计划和“四五”计划设想。
会议在“三年赶、两年超”（即用三年赶上、再用两年超过美苏的水平）冒进口号的指导下，确定七机部在“四五”期间总的设想是：到1974年在主要战略导弹武器（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反导弹、反卫星导弹）方面，赶上当时美苏的水平。
二院的任务是“一年一个型号，四年建成防区”，1974年建成我国第一个反导弹、反卫星防区，做到一次可拦截15至30个来袭弹头。
事实证明，这是脱离实际、根本无条件实现的高指标。根据“四五”任务规划，12月，二院二部正式提出我国第一个反弹道导弹防区（“640防区”）方案设想。
1971年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示同意第一个“640防区”建在京、津地区。1971年6月国防科委和空军联合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防区建设和武器研制问题，决定首先研制高拦武器。
为了突破“640工程”的技术难点，七机部与天津市组织力量展开了“天津会战”，会战的主要项目有：反导系统精密跟踪相控阵雷达，导弹发射架，导弹自动驾驶仪，无线电控制仪，固体发动机壳体，控制指挥用数字计算机等。
“640工程”的基本情况和成果
1966年3月30日，七机部下发关于反导弹体系代号的通知，反导弹体系的代号编为“640工程”。各分系统的代号为：反弹道导弹系统为“640-1工程”，超级炮为“640-2工程”，激光炮为“640-3工程”，预警雷达系统为“640-4工程”，弹头再入物理现象的研究为“640-5工程”。
1.“640-1工程”系列
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包括低空拦截和高空拦截反导系统。
低拦系统，主要开展了“红旗81号”（后改称“反击一号”）试验器系统的研制和“反击二号”导弹武器系统总体方案的论证，并进行了单项预研;高拦系统，主要开展了“反击三号”导弹武器系统总体方案的论证和各分系统的攻关试验。
“反击一号”试验器系统方案以拦截中国某型号的中程地地导弹再入弹头为目标，该系统包括：导弹、目标精密跟踪雷达、制导雷达、导弹发射设备以及把这些设备联结成拦截系统并与远程预警雷达（“110”雷达）协同工作的指挥所。
1965年12月22日，七机部下发1966年研制生产计划考核项目，要求二院开展“红旗81号”（反弹道导弹）的预先研究工作。1966年2月19-20日，二院研制的“红旗81号”3发小比例模型弹飞行实验成功。
1968年1月10日，国防科委批复，二院本年要进行“反击一号”模型弹研制和飞行实验，1969年进行低空方案拦击试验。
1968年上半年，由于“”，一些单位处于瘫痪状态，“反击一号”安排的19项科研计划，全部未完成，严重影响了其研制进度。
1970年8月，反击一号第一发模型弹在二十基地进行飞行试验，达到了预定目标。
1972年4月，“反击一号”第一批两发独立回路遥测弹完成总装，出厂交付。
不过当年5月15日，遥测弹在昆明基地进行飞行试验，发射后不久，导弹在空中爆炸，试验失败。得知消息后指示：“不要急于打第二发，要认真把问题搞清楚，然后采取措施，再考虑打第二发。”军委副主席也批示，要求把好质量关。二院迅速召开工作会议，认真分析和讨论，找出了试验失败的主要原因。经过反复试验，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1979年8月至9月，“反击一号”在昆明基地成功地进行了两发模型遥测弹的飞行试验。
1978年10月，二院向七机部上报《关于结束“反击一号”研制工作的报告》，提出，准备在完成3发模型弹后结束研制工作。
1980年3月9日，国防科委通知，停止“反击一号”研制。
为了装备反导防区，在“反击一号”研制的同时，二院于1970年开展了低空拦截武器系统“反击二号”的方案论证和研制工作，确定其战术指标是：射程50公里，拦截高度20～40公里。
1971年10月至1972年4月，共进行了6次小比例（1：5）模型弹弹射试验，其中5次获得了成功，1973年因任务调整停止了研制。
1971年6月国防科委和空军联合召开会议，决定首先研制高拦武器，后定名为“反击三号”。“反击三号”是一种在几百公里的高度上、在外层空间拦截敌方来袭弹头的反导武器系统。
1974年5-6月，七机部和二院共同组织启动了“反击三号”高拦反导武器系统的方案讨论以及配套设备研制和关键技术攻关。由于工程任务的调整，1977年“反击三号”也停止了研制，其中已研制成功的S-7大型车载计算机作为“东风五号”和其他型号配套使用。
二院在研制“反击一号”的同时，还完成了“实践二号乙”卫星设计、“反卫一号”（以卫星反卫星）武器系统总体设计和部分设备研制试验，这些试验均获得了成功。
2.“640-2工程”
1971年1月，为了便于“640工程”的统一指挥，七机部军管会根据国防科委通知，由二院接管了常规兵器研究院（即总后勤部二十院）所属超级炮研究所，代号为二一所。
二一所承担的超级大炮反导系统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试图用炮射次口径弹作为拦截手段。早在1965-1966年间，就在85毫米口径滑膛炮上进行了试验。4公斤的弹丸，初速达到了1200米/秒，这个速度比改装前提高50%。1966-1968年，在14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上进行了11次48发试验，发射18公斤重的弹头初速达到了1600米/秒，射高达到了74公里，射程130公里，1000米立靶射击精度0.0168%，达到了当时国际水平。在滑膛炮发射次口径弹试验的同时，二一所还进行了320毫米次口径火箭加力弹、固体冲压加力弹的研究试验，确定了320毫米超级大炮――“先锋号”超级大炮的设计方案：炮长26米，炮重155吨，弹重160公斤，初速900米/秒。力争在1969年参加拦截“东风某号”弹头的试验。
第二阶段，1970年，研究人员意识到由于国际上突防技术的发展，利用无控次口径弹拦截导弹已不可能，改为研究炮射导弹。
经过几年探索，二一所认识到炮射导弹研究缺乏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于1978年经批准停止研制。
3.“640-3工程”
中国激光科技从一开始就得到了高度重视。军委主席、军委副主席等时任军方高层都表示高度重视激光武器的发展，对此寄予厚望。
在聂荣臻等人的支持下，1964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简称“上海光机所”）成立，主攻高功率、大能量的强激光器研究工作，承担“640-3工程”研制任务。
上海光机所以高功率固体激光器为主攻目标，启动钕玻璃激光系统研制。到1970年代中期，“640-3工程”的激光远距离打靶和激光反响尾蛇导弹研究取得重要成果，获国防科委重大科研成果奖。虽然激光炮研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技术上存在着根本性的障碍，于1976年下马。“640-3工程”使中国激光技术科研水平上了一个台阶。
4.“640-4工程”
640工程的战略预警雷达系统发展比较顺利。该雷达系统的核心是7010相控雷达和110单脉冲跟踪雷达，由南京第14电子研究所负责研制。
1977年，中国第一部“110”超远程跟踪雷达装备实现“110”单脉冲超远程精密跟踪雷达探测距离大于2000公里，在中国发射洲际火箭、卫星等工程中多次执行了跟踪测量国外外空目标的任务。“110”雷达的研制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超远程跟踪大型雷达的国家。
“110”超远程精密跟踪雷达和7010相控阵预警雷达可探测外空目标，对我国发射中程和远程导弹、人造卫星、同步卫星等都具有重要作用。它们的研制成功，缩短了我国的雷达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1979年和1983年，以中国自行研制的“110”超远程跟踪雷达和7010相控阵预警雷达为主的探测设备，准确地跟踪了美国“天空实验”和苏联1402号核动力卫星，为中国准确地预报上述两颗失控卫星坠落的时间和地点提供了数据，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640工程”的调整和下马
“640工程”“高、大、精、尖”（张爱萍语），技术难度大，但中国当时在技术水平、生产条件和经济上都不具备全面展开这样庞大复杂、工程浩大的系统研制工作，因而在“640工程”的研制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困难。天津会战和068基地（二院反击型号三线基地）的建设虽然投资巨大，但是进展缓慢。10多年来，广大科研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却拿不出预期的型号产品。自1974年后，研制工作一再收缩。“640工程”长期处于“欲干不成、欲罢不忍”的状态。
在科研人员不断进行研究的同时，世界局势也在悄然变化。1972年美国和苏联签订了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1976年，美国宣布关闭“卫兵”导弹防御系统。这不能不影响到“640工程”的决策者和参与者。但是在“”中，人们对“640工程”提出的异议，却被认为是“歪曲最高指示”、“下马风、散伙风”而遭受批判。
1977年后，有关部门开始酝酿“640工程”研制任务的调整。
1977年11月，七机部在《关于二院方向任务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将武器研制改为系统试验”，彻底扭转了“640系列工程”的方向，也预定了它们的结局。
1978年2月，二院向七机部呈交《关于二一所任务方向问题的报告》，提出终止反导超级大炮的预研工作。
两个月后的4月26日，七机部部长宋任穷向二院传达了国防科委的意见：组成一支精干队伍，继续进行反导多途径探索;所需经费专款专用;其他力量承担进攻性武器的研制任务。
1978年6月29日，中央专委召开会议，听取国防科委汇报，研究调整七机部二院任务方向和制订空间技术发展规划等问题。、、李先念、聂荣臻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要点是：要拼命把“东风某号”搞出来，要集中力量加快进攻性核武器的研制，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二院应把研制力量放到进攻性武器的研制上。反导武器还是要积极研究，留少数人继续搞。
1978年8～9月，二院在昆明基地成功地进行了“反击一号”两发模型遥测弹的飞行试验。随后不久，考虑到“反击一号”技术落后，研制周期长，资金消耗大，技术力量不足，生产条件差，“继续搞下去对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合理调整二院任务和研制力量不利”，二院遂主动向部里提出：在完成3发模型弹后结束研制工作。
1982年，航天部计划会议正式决定“640工程”下马。除保留激光破坏原理和核电磁脉冲技术两项课题外，其余有关“640工程”的研究全部停止进行。
七年级美术工作计划范文2
靠什么造就大国工匠
大国工匠位居技术工人群体的金字塔顶端，是技术工人中的出类拔萃者。有一句老话说“有普及才有提高”，如果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乐于做技术工人，且勤于学习钻研技术，才有可能造就出更多的大国工匠，而在目前这种“技工荒”的大背景下所产生的大国工匠数量必然是有限的。
近啄甑娜国“两会”上，不少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担忧，中国越来越缺技术工人；年轻人都去上大学，却不愿进工厂，城市独生子女几乎无人愿当工人。主要原因就是认为当技术工人“收入报酬低”、“社会地位低”，这种情况下愿学技术、当技工的青年越来越少，技校招生难与报考冷就不可避免。
笔者以为，要解决“技工荒”与技校招生难这两个老大难问题说难也不难，那就是按总书记五一讲话要求来“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全面落实《实施意见》中的“七大群体激励计划”，大幅度提高包括技工在内的一线劳动者待遇，让劳动者重拾尊严，体面劳动，打造中国式的“工人贵族”。
前苏联式的“工人贵族”
前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直高举“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劳动最光荣”，“一切资源都归劳动者所有”等旗帜。前苏联的“劳动英雄”与顶尖的熟练技术工人享有高工资和不错的住房、医疗保障，每年还能到南方温暖海域（黑海、里海等）的疗养院进行免费疗养。因其社会和经济地位较高，被人们羡慕地称之为“工人贵族”，这自然吸引了当时不少有志青年踊跃加入“工人贵族”群体，为国家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技术工人队伍，这也是前苏联强大和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向市场经济转型，导致俄罗斯“工人贵族”阶层逐渐瓦解，随之而来的是技术工人后继无人的危机。与之类似的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的“工人贵族”阶层也随之瓦解。与国企高管收入直冲云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技术工人收入增长缓慢，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均相对下降。如果现在有哪家国企高级技工的收入比高管还高，那简直成了天方夜谭，这种情况下“技工荒”必将愈演愈烈，中国正在重蹈俄罗斯的覆辙。
我国的劳模评选制度类似前苏联时期的“劳动英雄”称号，但其缺陷在于能评上劳模的人数很有限，而且劳模仅是一个荣誉称号，很少带来直接的经济回报，所以不能仅靠劳模评选来打造“工人贵族”，来激发青年人学技术的积极性。
遵循市场经济激励法则
很多人都对美国华尔街金融从业人员的高薪有所了解，但美国不仅是世界上头号金融强国，还是世界一流的制造强国，如果美国仅有金融业的高薪一枝独秀，那美国的精英与一流人才就会一窝蜂地都去玩金融，那就无人为美国去打造制造强国。事实是，美国虽没有类似中国的劳模评选制度，但美国也靠高薪打造自己的“工人贵族”。
在美国从事宝马等高档轿车维修的高级汽修工的年薪可高达15万美元，而一些白宫雇员年薪不过8、9万美元。原因很简单，高官、政客不是稀缺人才，而是严重过剩。与之类似的是，美国高级木工工资可能比高级教授还高，因为高级木工更稀缺。美国一位高级机械技工的收入可能比机械专业的博士生还高，因为高级机械技工更稀缺。一项统计表明，在美国具有10-20年工作经验的精英蓝领年薪超过不少常春藤名校毕业生的收入水平。
“物以稀为贵”这一市场经济法则在美国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得到了充分体现，由此打造出美国式的高薪“工人贵族”，他们的收入往往比普通白领高得多，甚至比政府官员还高，美国媒体称他们为“金蓝领”。美国的“金蓝领”们也可以像白领、高管、高官那样居住在高档社区、开豪华轿车，每年假期携全家出国旅游。在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今天，他们绝对不愁找不到高薪的“金饭碗”。
尽管美国职业教育没有德国发达，美国青年选择职业教育与当技工的积极性总体上也没有德国高，但“金蓝领”的优厚待遇完全可以吸引一部分美国青年，宁可不上大学，也要去接受职业教育与当技工，成为美国式“工人贵族”，这对调动美国青年学技术的积极性、缓解美国“技工荒”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德国相比，中国职业教育特别是技工教育远没有德国发达，与美国比，中国技术工人薪酬却是有违“物以稀为贵”的市场经济法则，这两方面因素导致中国式“工人贵族” 的“难产”。所以，要造就中国式“工人贵族”，在职业教育上应学德国，在分配制度上应学美国。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有关部门在大幅度提高技术工人薪酬上应出台更有力措施，这样才可能逐步缓解“技工荒”现象，才能从中造就出更多的大国工匠。
对技能型人才激励的建议
就高技能人才而言，现行的高技能人才技术等级划分标准为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这种三级粗线条式等级划分标准不利于贯彻《实施意见》，其弊端主要有三点： 有可能堵塞晋升通道。高技能人才一旦晋升为最高等级的高级技师，其晋升通道也就基本走到尽头了，待遇也难以进一步提高。如果一些高级技师在技术上还可以更上一层楼，本人也愿意进一步努力，却遭遇职业“天花板”，这当然不利于调动其钻研技术与工作的积极性。
有可能导致高薪大锅饭现象。既然高技能人才被划分为粗线条式三级，相应的薪酬等级标准也就只有三级。等级偏少就意味着高技能人才收入差距无法明显拉开，这就有可能出现分配上的大锅饭现象。不要以为由于收入差距不大所导致的分配大锅饭现象只会出现在中低收入岗位上，高收入岗位也会因为彼此收入差距相对不大而出现高薪大锅饭现象。
不符合高技能人才阶梯式成长规律。技能人才的技术等级结构是典型的金字塔形，初级工位于金字塔形底部，人数众多；中级工位于金字塔形中部，人数也较多；高技能人才位于金字塔形顶部，不仅人数偏少，且高技能人才“高”的技术分级也就愈加明显，不应局限于现行的三级。越接近金字塔顶，其宽度越是急剧收窄，也就是说越往上，对技术要求急剧提高，相对应的高技能人才数量就会急剧减少。位于高技能人才金字塔塔尖的是人数极少的大国工匠，全国总数也就数百名。以身处塔尖的大国工匠技术水平来衡量，目前绝大多数高技能人才还是有或多或少的明@差距。
目前，我国高技能人才被划分为粗线条式三级，也就意味着可能把本应两个等级的技术台阶过度合并压缩为一个技术台阶，于是无论是从高级工晋升为技师，还是由技师晋升为高级技师，均存在着由于“级差”或技术台阶过大而导致的“跳级”现象，这既不符合高技能人才阶梯式技术成长规律，还使某些高级工、技师的晋升比较勉强，晋升后技术表现有些差强人意，参差不齐。
要解决由于高技能人才粗线式三级划分所导致的三个问题，笔者建议将高技能人才划分为六级技术“等级级次”，对高技能人才进行细化管理，把“优化职业技能标准等级设置，向上增加等级级次，拓宽技术工人晋升通道”真正落在实处。
第一等级也是最高等级，为部级技能大师。部级技能大师也就是媒体所报道的“大国工匠”，“大国工匠”是种荣誉性称号，作为正式名称部级技能大师更为合适。现在的大国工匠都是媒体“评选”的，虽说效果不错，但还不够规范，缺乏专业性。部级技能大师的地位应该相当于两院院士，其评选标准也应非常高，而且应体现权威性。应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信部三家部委联合评审认定，并报国务院批准。其评选标准应是对国家与所在行业做出巨大贡献，而且其高技能在全国某个行业或领域内位居位翘楚，是领军型高技能人才。
第二等级为省级技能大师。应由所在的省一级工会、人社厅、工信厅三个省级机构联合评审认定，并报省政府批准。同样可设置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并享受由省政府及所在企业发放的相应技术津贴与经费。
第三等级为《实施意见》中专门提到的企业首席技师。其在技术级别与待遇上相当于企业副总工程师、副总设计师或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正高级技术职称）。企业首席技师不仅是本人技术出众，是企业“技术大拿”，还应协助企业高管与总工、总师，组织企业相关高技能人才参与企业重要科研与技术攻关，把总工、总师的技术构想与图纸转为质量合格的实物产品。
第四等级为高级技师。其在技术级别与待遇上相当于企业高级工程师（副高级技术职称）。
第五等级为技师。在技术级别与待遇上相当于企业工程师。
第六等级为高级工。在技术级别上可以相当于企业助理工程师，但在待遇上应高于企业助理工程师，可比企业工程师低一些。这是因为高技能人才比工程师系列的高级技术人才更稀缺，如果像一些省市出台的相关文件所规定的那样，高级工仅享受与企业助理工程师同等待遇，恐怕很难吸引、留住高级工，并调动其工作积极性。不妨借鉴美国靠“物（人）以稀为贵”法则打造“工人贵族”的做法，适当提高企业高级工待遇水平。
七年级美术工作计划范文3
[关键词]十七年电影政策；政治性；计划性；不稳定性
电影能发挥强有力的舆论宣传效用。利用电影撰述历史、描绘现实、鼓舞人心、激励斗志是新中国政府宣传部门行之有效的方法和工作手段。对于新生政权来说，电影还是有力的思想管制武器，有助于统一宣传口径，倡导并树立主流社会风尚，同时，电影不仅是艺术，也是工业。因此，建国后，党和政府对于电影事业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众所周知，电影政策不仅直接关系到电影企业的所有制形式，而且直接作用于电影的意识形态性质。电影政策一直是直接规范新中国电影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借助于对十七年电影政策衍变的考量，我们不仅可以分析新中国电影事业所取得的成就，而且可以探究获取此成就的社会动机和历史倾向。同时，还可以深入研究一些特殊的创作现象，剖析隐藏于其后的深层次联系和规律，拨开缠绕于困惑表象之上的迷雾，对电影史中颇为棘手的疑难问题进行别开生面的阐释。综观十七年电影政策，具备鲜明的政治性、严密的计划性和不稳定性。(下文所论及的电影政策，主要以各级政府机构，如党中央、国务院、、文化部、电影局及其他相关部门，针对电影工作的规定、指示、文件等为主，也会涉及中央及其他有关部门领导人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讲话：电影制片厂及电影制作人员自发形成的某些政策等，所有这些政策的具体内容涉及电影生产的各项流程，如选材、编剧、拍摄、审查、发行等)
一、鲜明的政治性
十七年时期，电影政策处处体现出党对于电影工作的绝对领导地位，突出党的思想政治领导是电影生产中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
建国初期，决策层意识到“电影是最有力和最能普及的宣传工具，同时又是一个复杂的生产企业”，电影是最重要的艺术武器(列宁)，可以产生巨大的、无法估价的力量(斯大林)。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影的宣传功能，牢牢掌握党对电影的主导权，1951年在由总理主持召开的电影工作会议上，围绕电影工作的领导这一中心议题，做出了如下决定：“一、目前电影工作的中心问题是思想政治领导问题，为了加强对电影工作的思想政治领导，必须：(1)由中央宣传部提出名单组织中央电影工作委员会，讨论政策性问题时吸收党外人士参加，中央宣传部应设一专门工作机构，负责研究有关电影工作的思想性政策性各方面的问题。(2)中央公布一个关于电影工作的决定……(3)电影局的机构需有某些改变，以适应加强电影思想政治领导的需要。”至于批评的标准，“主要是大的政治方向正确，目前还不宜过分强调艺术性。”这就为新中国的电影工作定下了基调，就是紧密围绕以政治利益至上、政治导向为创作准则的电影生产、制作，之后一系列的规定、意见、办法等电影政策都是依据这个精神作阐发或补充。
历经批判的《武训传》、文艺界整风学习、等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1962年，文艺界得以稍事喘息，文化主管部门也意识到以往“文学艺术工作中也发生了不少缺点和错误。某些文化艺术领导部门、文艺工作单位和领导文艺工作的党员干部，没有正确理解和认真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一些文学创作和艺术活动进行了简单粗暴的批评、限制和不适当的干涉，妨害了生动活泼的艺术创造和学术上的自由探讨”。同时，对于片面强调政治性的创作方针也做了深刻的反思：“提高创作质量，就是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应该力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以及“轻视艺术技巧。用空洞的政治概念来掩盖艺术缺点，或者把要求提高艺术技巧看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以致不敢利用和吸收前人的艺术技巧和经验，这都是错误的……组织创作应该按照作家艺术家的自愿和可能，不要简单地采取定人、定题、定时的办法，不要随便给作者以‘创作突击’的任务”，特别是“党组织不应该代替行政领导机构去处理一般行政事务，不应该不适当地干涉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以免削弱党的思想政治领导”，但是这一切的策略调整只是对于既往过度实施强制性艺术管制的一种局部纠偏，其目的还是“为了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更好地发挥战斗作用，更有效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今后还是要“必须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认真地总结经验，克服缺点，调整一些必须调整的关系，订出一套与同党的文学艺术方针政策相适应的制度和办法。”也就是说，政治挂帅还是电影创作的不二法则。
但在密不透风的政治斗争氛围中，这缕清风还是给文艺界带来了一丝转机，电影工作者们拍摄出一批具有相当水准的电影作品，如《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等。但很快这些电影都遭逢厄运，被当做阶级斗争新动向严加打压。1965年在《文化部党组关于电影工作的报告(节录)》中重申了坚持政治导向的重要性，该报告指出“随着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胜利和工农业生产的高涨，广大群众的政治热情不断提高，一个文化革命的高潮已开始出现，对电影工作提出越来越迫切的要求，各地党委也更加重视发挥电影的革命教育作用”，因此“为了彻底改变电影队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在整个电影工作中必须要突出政治，要向学习，把思想政治工作真正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具体做法上，“要加强党的领导。在电影系统较大的单位中都实行党委制，当前着重抓紧建立和健全各制片厂的党委会，保证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和路线；并逐步建立专门的政治机构，根据不同情况，建立政治部、政治处。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在大的影片摄制组应该设专职的党支部书记(行政上用政治指导员名义)，加强党的基层工作。”
尽管今天看来这些政策有些匪夷所思，甚至离电影的商业本性相去甚远，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尤其是新中国政权尚未完全巩固的情况下，强调电影的鲜明的政治性却是政府决策部门合乎文艺创作管理的必要之举，毕竟，电影在那时不是一门艺术，而仅仅是一种有力的宣传工具。
二、严密的计划性
十七年时期的电影政策细致繁琐。无所不包，从选取题材、写作剧本、电影年产量等各方面均有明确规定，与彼时的计划经济相呼应，体现出严密的计划性。
这在电影剧本的创作管理上得到了集中体现。由于认识到“保证电影能及时生产而顺利完成政治宣传任务的决定关键，乃在于电影剧本创作的具体组织工作与思想的指导；党对电影的领导就必须抓紧这个决定关键，因为电影剧本是电影艺术的灵魂。不仅应要求具有正确的思想及一定的艺术水平，且应做到供应及时，有充足的数量，有高 度的思想性与严密的计划性，以适应电影生产事业的发展与需要。”在《加强党对于电影创作领导的决定》中，关于编剧的组织工作是这样规定的：“每年电影剧本创作主题的拟定。应变成中央文化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及上海联合制片厂之剧本创作所根据领导意图及各实际工作部门负责同志的指示，结合编剧的具体情况，于3月底之前提出每年创作的主题计划，经中央宣传部批准后按4、8、12月份3批组织编剧进行创作。”
在剧本的主题和题材的选取上，中央电影局也框定了详细范围，如对于1954～1957年间的电影故事片主题、题材共分为9大领域，每个领域又细分为几个方向。每个方向下又举例说明具体的表现主题，规划之缜密、布局之精细，颇能反映主管部门――中央电影局的良苦用心。现简要择取如下：
(一)关于反映党的革命斗争的主题、题材提示
1 反映党的初期革命活动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主题与题材
2 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主题与题材
3 反映抗日战争的主题与题材
4 反映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主题与题材
5 反映革命烈士的传记
(二)关于反映工业建设与工人生活方面的主题、题材提示
1 反映我国工业化历史的主题与题材
2 反映工农联盟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共同建设祖国方面的主题与题材
3 歌颂劳动创造的主题与题材
4 反映工业建设领导方面的主题与题材
5 反映工人生活的主题与题材
(三)关于反映农业生产、农村建设与农民生活的主题、题材提示
1 反映农业生产与对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教育改造的主题与题材
2 反映农村建设的主题与题材
3 反映农民生活的主题与题材
4 反映农村工作领导方面的主题与题材
(四)关于抗美援朝、保卫和平斗争方面的主题、题材提示
1 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业绩的主题与题材
2 反映国内抗美援朝运动的主题与题材
(五)关于反映中国人民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方面的主题、题材提示
(六)关于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方面的主题、题材提示
(七)关于其他方面的主题、题材提示
(八)关于历史与历史人物传记方面的主题、题材提示
(九)关于文学名著、神话和民间传说的改编
对于剧本类型也有明确规定，如1953年《政务院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里提到1954～1957年这四年内，每年制片的任务：“大型故事片12部至15部及一定数量的农村故事片、儿童片、美术片和舞台艺术纪录片。大型纪录片10部及短纪录片20部以上，新闻短片每周出一次。科学教育片15部以上。翻译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影片及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影片，大体保持和国产影片(包括故事片和纪录片)相等的比例。”
甚至于，电影局制片处在《关于1966年剧目选题计划》中，根据各地上报的选题计划，对于片种比例也拟定了三个可行性方案：“第一方案：四、四、二(艺术性纪录片百分之四十，故事片百分之四十，舞台纪录片百分之二十)。第二方案：五、三、二(艺术性纪录片百分之五十，故事片百分之三十，舞台纪录片百分之二十)。第三方案：三、五、二(艺术性纪录片百分之三十，故事片百分之五十，舞台纪录片百分之二十)。”
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电影创作变成了一种有章可循、有据可依的步骤化操作流程，是一项凝聚着从上到下的命令／服从式的集体行为。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情境，很难说这样的政策到底是否阻碍了电影生产力的发展。从激发创作主体的灵感、促进多样化艺术风格共存的视角来看，无疑这样指令性的计划扼杀了艺术家独特的审美体验和艺术才能，个人的艺术追求让位于集体的共同价值，而集体的创作旨归又服从于国家的统治需要；但从盘活整体的电影市场、集中力量创精品而言，计划严密也自有其优势所在。毕竟建国初期的物质基础极为薄弱，在本就不怎么宽裕的财政预算中统筹规划，有计划有重点地表现与突出某种特定的主流价值观，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影负载的教化功能，也未尝不是另一种收获。
三、不稳定性
十七年电影政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并非是电影政策与生俱来的，而是“极强的政治性和极强的领导意志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反映时局变幻的晴雨表。
以对电影产量的规定为例，几经反复。1950年至1953年“电影出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还不能满足广大观众的需要”，事实上是还远不能满足政治宣传的需要。建国初期，政治风向处于高度敏感期，电影的功用体现为“全党全军必须学会培养与充分使用电影这一宣传工具，以助于团结人民，配合其他宣传武器，共同去进行与加强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工作”，电影被提高到和平时期思想政治宣传战线上的主要战斗武器。而从意识到行动上培养与加强爱国主义情怀，巩固新政权的群众基础与民众认可度，进而统一思想认识，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更是成为全民总动员的紧迫任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排除一切异己思潮，把一切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思维倾向扼杀在萌芽期，是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武训传》《荣誉属于谁》《关连长》《内蒙春光》《农家乐》《我们夫妇之间》等一批影片由于在内容上对当时提倡的文艺创作导向有所偏离而引起了相关领导人和政府部门的严正关切。由于影片质的“变味”，引发了文艺界的深刻检讨和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成为肃清思想混乱的学习和改造契机。
但是这种大规模的文艺界整风运动也导致了自《武训传》被批判后的一年半内，中国电影界没有制作出一部故事片，电影产量的匮乏又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宣传工作。1953年电影事业“一五”计划开始编制实施，1956年又提出了“双百”方针，电影创作出现了逐步好转的迹象，不仅产量稳步上升，影片表现题材大为拓宽，艺术质量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涌现出一些为观众所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如《渡江侦察记》《祝福》《铁道游击队》《女篮5号》《柳堡的故事》等。
七年级美术工作计划范文4
——美术教研组工作总结
时光如流水，在匆匆忙忙中，又一学期结束了，本学期美术教研组在学校的正确领导、全体美术教师的大力协作下，顺利完成了学期初的预定目标，取得了较为令人满意的成绩。为使今后的工作更上一层楼，现将本学期的美术教研工作总结如下：
一、基本工作情况概述：
由于疫情，本学期之前都是线上教学。美术教研组按照学校要求，结合本教研组工作与学校全体学生的实际情况，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并尽可能地按计划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疫情时候，组内老师录制微课小视频，手工制作小视频，积极参与疫情书画作品展示的作品绘制。全体教师搞好教学常规，组织了疫情期间录课，六一美术展板、七一建党作品、区级美术赛课、辅导学生参加书画比赛、协助年级做好各项工作等一系列活动，教师的教学行为日趋规范，每一节课都带教案，认真做好PPT，课后有反思。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日益高涨，校园文化氛围空前浓厚。
二、加强理论学习，把握教学动向。
我们组老师努力通过各方面的学习，积极开展教研活动，做到认真做好记录，及时评课、及时反思。每次听评课都认真评课，拒绝套话空话，直击缺点，帮助老师提高，课后重构。学习有体会和收获。组织教师认真学习理论知识，进一步提高认识，把握教材动向，探讨全新的教学方式，认真撰写教育心得，对教育实践中的教育行为进行反思，寻找新的理解和追求，并在教学中把这些理念落实到实践中。积极参与市教研所、学区、学校组织的教研活动，通过教研活动，吸取有益的经验，领会新课程标准的精神，改变教学观念，找出自身存在的不足，提高自身水平，以形成和发展自己的人文意识，丰富自身的美术教学素养。
三、美美与共，提升艺术涵养
结合本学科特点，安排并组织教研活动。通过听评课和研讨会，促进全体美术教师的经验和信息交流。本学期特地配合学校的安排开展的青年教师培养计划，组内曹馨予老师刚来学校两天就被借调到第一开明中学去支援教学，在组内赛课活动中积极参与，认真备课，认真准备，多次向组内老师请教上课内容。我们组内的每位老师都积极主动地参与研讨磨课，积极参加校级、区级优课评选活动，全组老师加班磨课，通力合作。组内老师出谋划策，一次次的修改课件，一次次的示范上课，一次次的改进中取得了进步，在赛课的舞台上，他们用精湛的绘画艺术、扎实的基本功，带给所有人身临其境的体验，感受美术的魅力所在。我们帮助组内老师，展现文旅实小美术人的团结互助。每一次教研课，每一次赛课，都有一群人帮着一起专研教材，互帮互助团结友爱这个主旋律一直在我们美术组上演。
四、艺术特色展风采
六一期间，我们美术组精心准备书法、国画、版画、儿童画、剪纸作品，布置了八块展板。我们还利用课余时间协助年级辅导学生做美术展板，协助德育处准备消防安全绘画作品、健康安全绘画作品，协助年级辅导学生进社区展示活动。七一建党九十九周年美术组的老师精心准备关于党建的书法、国画作品，用来装饰学校博艺楼一楼大厅，我们是环境美化默默贡献者，我们用美装饰校园，用我们的行动来诠释艺术的真谛。
五、互相学习，提高专业素养。
七年级美术工作计划范文5
艺体中心顾名思义就是学校体卫艺工作，即综合组。本学期，在学校领导的大力关心下，本组结合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严格按照学校工作计划和本组工作计划开展工作，全面推行素质教育，促使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基本上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现将一学期工作总结如下：
一、思想政治工作
综合组是一个多项联合体，他们各有所长并且有一定的“武功”，那么如何施展武艺呢，必须抓好每个人的思想动态。首先，认真组织全组教师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政治学习，坚持党的教育方针政策，认真学习学校教研工作思路，提高教师对音、体、美教育的认识，加强对教师事业心、责任感和工作态度以及师德的学习，使之形成爱岗敬业、热爱本职工作，不断钻研业务知识的良好习惯，不断提高业务能力，以教书育人和服务育人为宗旨，注重学生智力发展和能力的培养，全面提高学校教育工作的质量。
二、抓好教学常规管理
1．认真学习、贯彻新课程标准，领会其新的思路和精神，尤其针对新时代利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注意对照新旧课程标准异同点，切实把握新课程标准的脉络，为教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2．狠抓常规管理，定期对本组教师的教学计划、教案、听课记录等资料进行强调,以高要求高标准的工作作风迎检，定期开展教研活动。
3．全组教师认真执行教务处工作计划，同时做到相互多听课，老带新，熟带生，在短时间内让新教师适应教学工作，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三、抓好音、体、美各项活动
音、体、美各项活动为学校带来了生机，本学期为提高学生素质、活跃校园文化生活，促进学校各项活动（“激情六月.放飞梦想”；“六一社团活动展示”；2019年六盘水市校园足球三级联赛小学总决赛（女子乙组）；第七届县级小学体育优质课评选活动；六盘水市小学体育体育优质课评选活动；小学音乐优质课评选活动）的开展，艺体中心在学校的领导下开展以下活动：
1.丰富多彩活动社团活动
社团活动是小学生课堂教学的有效拓展和延伸，是小学生特长发展和个性形成的有效形式。本学期在全校师生的配合和努力下开展了31个社团，社团开展的过程中每个社团都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活动，并在学期末进行了展示考核。真正孕育了一批兴趣广泛、特长鲜明的学生，提高了学生的实践技能，转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提高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我相信老师们的努力定让社团活动成为每一个孩子难忘经历、健康成长的财富。
2.“激情六月.放飞梦想”系列活动
综合组全体同志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和学校安排开展了“激情六月.放飞梦想”相关系列活动。其中快乐“大课间”在全校教师的共同努力下荣获一等奖的好成绩；2019年六盘水市校园足球三级联赛小学总决赛（女子乙组）荣获市级“季军”（本届市级足球联赛我校有10名左右学生参加市级各队足球比赛，同时杨黔佳同学代表六盘水市女子甲组参加贵州省的海选）；和七幼共同排练的开幕式节目“旗操”获得好评；再此感谢领导的感谢和老师们的辛勤付出。让孩子们有机会去展现自我、挑战自我。
3.第七届小学优质课、音乐优质课评选活动
本学期综合组根据文件精神和学校安排，在校内精心打磨校内的体育课优质课，由马骥老师和周霖老师进行校级赛课参加水城县第七届小学体育优质课评选活动。周霖老师的足球优质课《脚内侧踢球》荣获水城县一等奖；同时参加六盘水市的比赛，荣获市级三等奖。张荣芹老师参加县级音乐优质课比赛荣获一等奖，代表水城县参加市级比赛荣获三等奖。参赛老师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辅导团队们的付出得到了认可。
4.音体美老师教育教学风采
音体美学科向来受学生们的喜欢，这就要求音体美老师们具备较高的学科专业能力，才能在学生施展拳脚。本学期在学校的安排下综合组内部进行了大练兵，由马骥、周霖承担微课教学，并进行录制参加县级比赛。
四、教育教学方面
本学期音、体、美、基本上完成了各自的教学目标，通过活动的开展，使各位教师在讨论交流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教学水平。当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通过课后反思感觉到在集体备课时明显太过“粗糙”; 只在同学科内进行的备课，明显不够全面，争取下学期开展集体备课时一定要更加全面仔细认真。
一学期来，通过组内全体教师的精诚合作，积极努力，我们组在各方面又有了不少的进步，工作上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成绩只能说明过去，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会坚定地沿着教研之路，继续走下去，力求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提高，努力为我校的音、体、美、教育教学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七年级美术工作计划范文6
“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还受到以“民族团结”为最高诉求的“十七年”少数民族政策的规约，电影中所表达的主题思想、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等都与当时党的少数民族政策相吻合。
关键词：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电影社会学
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课题“边缘与绚丽――新中国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研究”(09ZX086)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J97 文献标示码：A
“文艺是有时代性的，不同的时代对文艺有不同的要求；文艺也是有阶级性的，不同的阶级对文艺也有不同的要求”。同样，新历史主义认为“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因此，“谈电影就不能只是就电影而论电影，而应该把它放在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加以考察，它那独特的面貌才能显示出来。”。作为“十七年”中国电影重要组成部分，“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受到当时独特历史语境的影响，使“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这就是在迤逦的民族风情之下呈现出强烈的政治指向性，有人甚至认为这些电影只是在“图解政策”。笔者认为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是新中国电影体制和党的民族政策所共同规约的结果。
一、“艺术功利主义”规约下的“十七年”电影体制
新中国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电影的方方面面。为了巩固与强化新生的人民政权和树立国家形象，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认为仍有必要利用一切有效的舆论工具，在思想上继续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和教育。因此，电影作为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最广泛宣传效果的艺术形式，受到政府的极大重视。电影界也积极作出响应，把“革命电影”视作与新时代、新气象相匹配的新电影。当时的广大电影观众也迫切需要通过银幕形象直观地了解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历史。因此，新中国“十七年”电影从指导思想到电影观念，从管理体制到审美取向都呈现出与旧中国电影截然不同的面貌。
新中国“十七年”电影首先在指导思想方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文艺思想的指导地位。这种文艺思想以1942年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集中体现，其本质上是一种“人民文艺”思想，具有强烈的“文艺工具论”和“文艺功利主义”色彩。《讲话》认为：文艺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革命机器上的齿轮与螺丝钉，是社会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的能动反映；无产阶级文艺的宗旨是“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无产阶级文艺的评价标准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以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为审美原则。新中国的建立使文艺思想得到了迅速而有力的贯彻。在这一文艺观指导下所制定的电影事业的各项方针政策，乃至审美取向、艺术风格等，是全体电影工作者必须遵循与执行的“电影宪法”。
在电影性质方面，“十七年”电影的性质己被“重新书写”从而与旧中国电影“决裂”。如果说旧中国电影是一种大众文化消费品和工业制品的话，那么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则被界定为一种新的、革命的“意识形态一文化产品”。它不再是一种“可购买”、“可消费”之物，而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电影艺术的目的，“既不是好莱坞式的娱愉观众，也不是左翼电影的批判现实，而是担负起了确立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重任。”在经济文化落后，文盲充斥，百废待兴的历史条件下，电影所具有的普及性强、感染力迅捷的政治教化影响力的特点，使其成为国家针对现实所积极采取的一种文化策略。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主流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身份，引导和建立一种明细有序的标准和规范，以维系和保证新社会政治结构的建立和发展。电影的叙事主题和叙事动机主要围绕艰苦卓越的革命历史和朝气蓬勃的社会现实来进行，而电影的娱乐审美功能则退隐到了次要的地位。
在管理体制方面，1949年以后，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电影生产关系被打破，一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型电影生产：关系被确立起来。1953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时期，新中国电影界参照苏联模式，实行电影企业国有化，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按计划生产，统购统销”的电影生产与管理体制。首先，电影作为一种工业产品被纳入国家的计划经济规划之中，由政府确定拍摄的数量，统一划拨资金投入。其次，文化部中央电影管理局被国家确定为统管全国电影创作生产、经营的最高行政机构。为了对全国各地电影生产发行进行统一掌握和调度，电影局成立之后对内部的行政权力结构进行了“集权”式的组织建设一将各电影制片厂的创作生产决策权、人事管辖权与剧作、影片审查权，以及发行放映的经营管理权悉数集中于中央电影局所属“两委四处一所”，即艺术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剧本创作所和发行处。其中，故事片的剧本创作、审批、投产权，导演分配权归电影局艺委会；编剧权属于电影局所属剧本创作所；电影的发行放映经营管理权归属电影局发行处；技术标准，生产规范化管理由电影局技术委员会统管。每部影片的投产，一般都要经历“三级审查程序”：剧本(首先是主题和故事梗概)先由电影局艺术处初审，修改后送电影局艺委会主任或电影局局长复审，最后由文化部三审，批准后方可开拍。影片拍摄完成后的成品，还须交由电影局和文化部两级审查，通过后方可投入发行放映。1950年“电影指导委员会”成立后，电要对剧本初稿进行审查，必要时还须交国务院相关部门或军委相关部门会同文化部一起审查。拍摄过程中，导演如对剧情做重大改动，须送文化部审批。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电影体制，与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相结合，对“十七年”电影创作造成一种“规范性、制度性以至法规性的制导机制”。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电影管理体制一方面保证了电影银幕上意识形态的纯洁性。
在创作队伍方面，新中国“十七年”电影艺术家主要由来自解放区的电影工作者和来自上海的电影艺术家所组成。来自解放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大多都亲自经历了长期的战争生活，对工农兵生活不仅熟悉，而且有深厚的感情。来自上海的电影艺术家虽然缺乏革命战争的经历，但在新中国的电影创作中也结合自己的创作任务，深入工农兵的生活，熟悉新的表现对象。不管是来自解放区还是国统区的电影艺术家，都能够自觉地将党的政治纲领作为自己的政治信念，再将这种信念与对劳动人民生活的体验结合起来，内化为自身的审美情感，再通过适当的艺术形式体现出来，做到了真实性与倾向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因此，这一时期的电影往往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倾向，高尚纯净
的情感，浓郁的生活气息，火一样的革命热情与质朴动人的艺术风格！。
“频繁的政治运动”是新中国“十七年”电影所面临的又一特殊的社会因素。新中国建立以来所经历过的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大事件或政治运动，几乎都悉数呈现于电影银幕之上，电影成了“十七年”间最直观的“时事教材”。比如1951年春，在主席亲自指导下，发动了一场波及全国思想文化界的批判影片《武训传》的运动。继之而来的是1954～1955年由批判胡适、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与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文艺思想”进而引发的全国性的肃反运动；1957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斗争；1958年进行了“”运动；1959年进行了“反右倾”运动……，这种频繁的政治运动，主要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了进行的，其中大多是由电影、戏剧问题引发的，影剧界首当其冲，多次受到强烈的冲击，给“十七年”时期的电影创作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广大的电影工作者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进行创作的。。
总而言之，新中国“十七年”是一个充满政治本位文化的时代！整个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和艺术家生活的政治化，深刻的影响到中国电影的面貌。包括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内的整个“十七年”中国电影就是在这样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运行的。
二、“民族团结”诉求下的“十七年”少数民族政策
从艺术社会学和电影社会学的角度来观照的话，“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可谓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政策在电影领域的艺术自觉和影像呈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复杂而敏感，民族政策也因此而为历代政府所高度重视。建国之初，全国的少数民族工作面临极其复杂的形势。“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南、西北的一部分地区还未获得解放，各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反动统治使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历史上各统治阶级实行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使得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存在很深的心理隔阂，少数民族对新成立的人民政府还心存疑虑。”“针对复杂而艰巨的形势，新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策措施。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这一规定标志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正式确立。《共同纲领》还规定了杂居的少数民族在当地政权中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等等。1950年政务院批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决定采取开办政治训练班、创办政治学校和民族学院等办法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52年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纲要》，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组成、类型、区域界限、行政地位、名称等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从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全国全面推行。同年，政务院的《关于保护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份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对保障散居的少数民族平等权利作出进一步明确规定。此外，对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各项工作比如“”等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对民族上层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根据这一方针，在民主改革中，在一些情况特殊的少数民族农牧区采取了“和平协商”的办法。如在云南等边疆地区实行“和平赎买，直接过渡”，在牧区实行了“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组织少数民族代表团、访问团到北京和内地参观访问，使他们直接感受新中国备民族一律平等的社会制度。“主席曾先后接见了260多个，1万多人次的少数民族致敬团、观光团、代表团，并和他们亲切的会谈。”
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当时还采取“贸易先行、卫生先行”等办法，派遣大批民旗贸易队、卫生工作队深入少数民族村寨，通过公平贸易甚至补贴的办法和为少数民族群众送医上门的办法，来促进生产和改善民族关系。在一些地方，还通过免费发放种子、农具等办法，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此外，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民族工作管理机构，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和管理。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迅速打开了我国民族工作的新局面。
新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新中国“十七年”电影提供了新的表现对象和表现空间，直接刺激了“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勃兴。同时，新中国“十七年”少数民族政策所具有的“温和性”和“包容性”，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多样化表达提供了可能。长期为“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思想所绑缚的电影艺术家们在这里找到了挥洒才情的一方天地。在电影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唯一文化享受的建国之初，“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依托电影艺术所具有的视听优势，直观、生动而又迅速地向亿万人民群众宣传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从而成为民族政策话语的阐释者和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意识形态文化斗争的最可靠的文艺工具。”因此，有学者认为：“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党的形象是跟电影联系在一起的。一部好电影的作用胜过几百个工作队。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也是通过电影来认识外部世界、理解党的政策的。如果说五六十年代文化宣传工作在民族地区主要是通过电影联系少数民群众，我看一点都不过分。”
所谓“电影社会学”是指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和范畴来描述和解释电影的社会条件、社会价值、社会功能和社会效应的现代学科。英国学者梅耶尔《电影社会学》(1945)和曼威尔的《电影与观众》(1950)的问世，标志电影社会学的成型。电影社会学的研究取向是研究社会需求如何影响和制约电影艺术家的创作，研究观众审美需求的演变而引起的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变化，研究社会群体参与电影活动的基本形式，分析这些基本形式的演变状况或成因，展望这些形式未来的走向。
注 释
1.所谓“电影社会学”是指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和范畴来描述和解释电影的社会条件、社会价值、社会功能和社会效应的现代学科。英国学者梅耶尔《电影社会学》(1945)和曼威尔的《电影与观众》(1950)的问世，标志电影社会学的成型。电影社会学的研究取向是研究社会需求如何影响和制约电影艺术家的创作，研究观众审美需求的演变而引起的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变化，研究社会群体参与电影活动的基本形式，分析这些基本形式的演变状况或成因，展望这些形式未来的走向。
2.木子.刘茜：《划时代的文艺纲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枣庄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第9页
3.盂犁野著：《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页。
4.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形成于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如恽代英、肖楚女等从唯物主又反映论的立场出发，撰文指出“文艺属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应”；“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革命文艺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因此，要求“文学成为革命的工具，即启发人们的革命觉悟、鼓舞人们的革命勇气、激发人们的革命情感的有效率”。
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阵营进一步阐发了这种革命文艺观，这种文艺观认为：(1)文学是附属于某一阶级的，是有阶级性的。瞿秋白明确谈道：一般说来，文艺都是“煽动和宣传”，文艺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问题是做哪一个阶级的留声机。无产阶级文艺必须做革命的工具，做革命的武器。(2)创作主体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于正确认识现实。对于文学的真实性起决定性的作用”。(参见杨凤城《从两个“二为”方针说开去一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指导思想的历史演进》，《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3页。)
5.著：《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43～58页。
6.马森：《新中国电影十七年：策略与修辞》，《电影作品》，1992年02期，第63～65页。
7.黄会林：《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美学探论》，《当代电影》，1999年05期，第3页。
8.孟犁野著：《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Ar-9月第1版，第3页。
9.盂犁野著：《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t949-1959》，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4页。
10.现在甚至已经开始出现了“电影政治学”的研究。
11.王钰：《曲折的历程，辉煌的成就一新中国民族工作50年》，《青海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第1页。
12.王铁志：《新中国民族政策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时代特点》，《民族研究》，1999年第5期，第2页。
13.王铁志：《新中国民族政策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时代特点》，《民族研究》，1999年第5期，第2页。
14.张健英：《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7月第28卷第3期，第2页。
15.中国电影家协会编：《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第89页。
参考文献
1.《电影社会学引论》，王天云著，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1989年5月第一版。2.《旋转中的电影社会》，王天云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1987年4月第一版。
3.石川：《“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的体制与观众需求》，《电影艺术》。2004年04期。
4.许南明、富澜、崔君衍主编：《电影艺术词典》，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12月修订版。
5.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编：《中国艺术影片编目》(1949 1979)，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
6.云南省志编撰委员会：《云南省志》(文化艺术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7.吴迪编：《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上中下3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8.孟犁野著：《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9.胡菊彬著：《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
10.王钰：《曲折的历程，辉煌的成就一新中国民族工作50年》《青海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11.王铁志：《新中国民族政策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时代特点》，《民族研究》，1999年第5期。
12.张健英：《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7月第28卷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