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视频讲座范文1
关键词:百家讲坛 娱乐策略 转身
以2004年改版为分水岭,《百家讲坛》从此前的名不见经传到此后的流行热播,如今,已在媒介领域乃至整个文化领域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综观《百家讲坛》的变迁与发展,可发现,由于转换定位而采取的娱乐策略是其从“学术电视”转身到“电视娱乐”的内核和前后收视迥变的重要原因。剖析《百家讲坛》的娱乐策略以及追问其出现的意义和价值,当是理性审视《百家讲坛》的娱乐性以及相关电视栏目创新发展的应有之义。
一
《百家讲坛》创办之初,其目标受众定位在高端群体,其频道定位为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基于此,其选题内容多集中于高端学术领域,且选题庞杂、包罗万象。其结果是,不仅缺失专业背景知识的普通受众了无趣味,即使是相关领域的专家也只偶尔关注与自己专业背景相关的几期栏目。实践证明,过于精深的传播内容和过于宽泛的领域限制了节目收视群体的范围,也难以培养受众的忠诚度,以致收视率持续低迷,频遭“黄牌”警告。2004年《百家讲坛》进行改版,它毅然抛弃早期曲高和寡的核物理、人类基因等纯粹学术性传播内容的固守,转而将选题确定在老百姓比较熟悉的历史文化范畴,大众娱乐与服务的功能得以极大彰显。随即,《百家讲坛》的收视率不断飙升,清十二帝疑案系列的最高收视率达到0.57%①,此后,其收视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相比开播初期,《百家讲坛》选题呈现窄化趋势,但内涵却越来越丰富,收视群体也越来越宽泛,而且受众的忠诚度也在不断提升。
《百家讲坛》选题的变化乃是基于受众文化消费心理的脉动。当前,风风火火的电视历史剧充斥于整个荧屏,常常将广大受众带入到历史时空中。整个社会的国学热、读史热、读经热等,更是对历史文化的大行其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转身后的《百家讲坛》,选题内容多从当前的文化热点出发,迎合了受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无疑具有明显的娱乐化倾向。而且历史文化题材往往具有较强的故事性、趣味性、形象性以及“可讲性”,它们并不需要受众有多深广的文化储备,主要调动的是受众的感性思维,再配上电视这种感性元素丰富的传媒,更容易为一般受众所接受。当然,随着社会文化脉搏的变化与受众心理诉求的变迁,《百家讲坛》的题材选择也将是不断变化的。
二
随着选题内容由高深走向通俗,注重演讲内容的故事化叙述成了《百家讲坛》重要的娱乐策略。一方面,从选题阶段开始,就着力在素材中寻找有力度的事件冲突,诸如逐鹿中原的金戈铁马、祸起萧墙的刀光剑影、运筹帷幄的智谋韬略、密室策划的阴谋诡计等,再经主讲人高超的描述与演绎,层层铺垫,步步强化,从而构成多条情节线索复合推进,多重矛盾错综交织,将故事经营得曲折有致、波澜起伏。以“南唐后主李煜”为例,在“意外登基、弱国君主、情海生波、啼笑姻缘、危机重重、错上加错、兵临城下、国破身降、囚徒生活、千古词帝”十讲中,赵晓岚将李煜起伏跌宕的政治命运、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等,多重矛盾平行交叉,将时隔千年的后主的经历、心性、才华、情感绘声绘色、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受众面前,使受众既为波谲云诡的五代十国历史变迁而驻足流连,又为李后主哀婉凄绝的爱情与诗词而感叹唏嘘。
另一方面,精心构筑叙事动力――悬念。悬念是故事为吸引和引导受众而设计的悬而未决的一种冲突。悬念作为一种将要出现但尚未出现的受众所关心的事件的结果,能使受众产生一定程度的好奇、紧张、焦虑和间接同情从而走进故事中。《百家讲坛》精心营构悬念,充分发掘悬念的张力。它往往根据选题内容设置一个总的悬念,此总悬念一般是该讲座的总纲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如明十七帝疑案、揭开狮身人面像神秘的面纱等,单看这些标题,就足以吸引受众的注意,引起他们的兴趣。此外,在每一集之前会播放与讲座相关的画面,然后由画外音提出种种疑问和悬念。例如,“王立群读史记――借刀杀人”,一开始便这样叙述:“上一集讲到,在主父偃当齐国国相时,齐厉王自杀了。加上赵王告发主父偃接受贿赂,主父偃被投入狱中。爱惜人才的汉武帝本不想杀了主父偃,公孙弘却别有用心地站了出来,他暗示汉武帝,如果不处死主父偃,天下人就会认为是汉武帝为了将齐国的封地收回,故意指使主父偃逼死了齐厉王,那么,公孙弘为什么极力主张处死主父偃?汉武帝会听从公孙弘的意见吗?主父偃能躲过这一劫难吗?”这段叙述先引出本期讲述主题――公孙弘借武帝之手除掉主父偃(借刀杀人)。再设置一系列悬念:公孙弘作为权倾一时的丞相,为何一定要置低微的主父偃于死地?绝顶聪明的汉武帝理应识破公孙弘借刀杀人之计,但为何非要处死一个他非常赏识的人?公孙弘为何能一直深得冷酷的汉武帝的宠信?这种悬念式的叙述结构使叙事变得环环相扣,大大加强了文本叙事的强度和展开性,同时也使得节目极富层次感和深度性,从而紧紧抓住受众的兴趣,令人欲罢不能。
故事化叙述成为《百家讲坛》的娱乐策略并非偶然。“传播学之父”施拉姆曾提出,受众选择媒体的或然率=期望的实现程度/费力的程度②,可见,受众是希望在轻松愉快中,从媒体获其所需。受众接触电视的目的包括放松娱乐,获取信息,寻求人生的模式和获得移情效应。而故事化叙述恰恰是能让受众获得娱乐的一种良好方式。诚如罗伯特・麦基所言,娱乐即是沉湎于故事的仪式之中,一直到知识上和情感上都满足为止。③同时,故事化叙述也很容易使受众“入戏”,随同故事情节的进展和角色的喜怒哀乐而开怀大笑或潸然泪下,进而释放其心理压力并获得愉悦满足。实践表明,故事化叙述是《百家讲坛》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关键之一。
三
众所周知,《百家讲坛》从根本意义上说首先是一档电视节目,所以它就得让受众喜欢,不但要喜欢节目内容,还得喜欢节目的主讲人。主讲人是否为受众所接受和喜爱同样是关乎节目成败的重要因素。鉴于此,选择《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不能只考虑学问大小、水平高低、权威与否。实际上,首先要考虑的,恐怕是观众缘。没有观众缘,学问再好,水平再高,名气再大,也会与主讲人失之交臂。而观众缘、亲和力源于独特的个人魅力。对于《百家讲坛》来说,主讲人这种独特的个人魅力主要包括个人的气质、形象、语言以及演讲时的肢体语言等。作为一个讲座的演讲者,其个性化的演讲语言应是最重要的。在《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中,最有个性的恐属以诙谐、戏谑著称的易中天了,其“时尚口语+流行概念+现实生活”的易氏风格深受观众的喜爱。譬如:“诺,相当于现在的OK”;说诸葛亮“身长八尺,容貌甚伟”,不是帅哥难道还是伟哥;讲到曹操在前方打仗,而袁绍等却在后方开Party、打电脑游戏。这些都是借用当前一些比较流行时尚的语言来讲史说人的。另外,他还常常将当前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术语用于分析历史人物和事件,例如:“韩信是待业青年”;说李严由辅汉将军升为前将军是由杂号将军升为名号将军,也就是由副教授晋升为正教授;说李严要当巴州刺史是一次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维权行动等。这些流行用语、生活俗语以及专门术语的运用,不仅使演讲内容通俗易懂,同时也拉近了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使得传播的内容易被大众所接受。
除了易中天,《百家讲坛》还有很多主讲人的演讲语言也极富特色,比如于丹不急不缓、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纪连海巧舌如簧、妙语迭出,阎崇年、王立群以儒雅持重征服观众,孔庆东以其特有的“孔氏幽默”而令观众喜爱,赵晓岚以其高贵迷人的谈吐举止、博大精深的诗词功力而被誉为“一个活化了的诗词女子”,翁思再更是讲唱并茂,韵味悠长。总之,这些个性化的语言,使本来单调枯燥的讲座变得生动有趣,大大增强了节目的可看性和娱乐性,难怪受众觉得看《百家讲坛》如看电视剧和听评书一样过瘾。
四
毋庸讳言,讲座类节目内容难免枯燥,形式单一,确实难以做到“寓教于乐”。但《百家讲坛》却通过电脑软件的运用、有效视频补充、动画和图表制作等电视化手段的巧妙融合,使节目结构变得更加紧凑,节奏变得更加明快,传播形式更加丰富生动。《百家讲坛》充分利用蒙太奇手法,将关于讲座内容的背景资料和形象片段的镜头适时缝合进去。比如,《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中经常会插播电视剧《红楼梦》中的画面,清十二帝疑案中经常会出现热播的清宫剧的镜头。于丹解读《论语》的系列节目中,节目开始时都有一个动画短片,通过动画人物和画外音对节目内容进行解说,在节目中也配有动画短片。这样,通过镜头的变动、各种视像符号的转换营造视听新鲜感而吸引、留住受众,从而避免受众面对一个始终如一的人物场景,可能产生感官疲劳并更换频道/节目。同时,丰富有效的视频元素与电视讲座产生了良好的互动作用,从而引导并促进观众对所讲述内容的理解。
此外,《百家讲坛》还善于根据画面的内容表达和讲座的整体节奏来匹配合适的音乐,如马瑞芳说《聊斋》,即在演讲中间配有与剧情相关的音乐,营造一种独特的氛围,使人或紧张或轻松,或感动或深思。在合适的时机,节目还会穿插科学、艺术的图表,这样,既有助于受众理解所讲的知识内容,也丰富了电视画面语言。即使是难以表现的自然科学类题材,也可用表格、FLASH动画等来弥补视觉上的缺陷。总而言之,上述视听元素的综合使用,使得《百家讲坛》理智而不失生动、沉稳而不失活泼,从而大大增强了可看性和趣味性。
五
综上可见,由于改版而采取的娱乐策略是《百家讲坛》发生从“学术电视”到“电视娱乐”之华丽转身的内核和前后收视迥变的重要原因。《百家讲坛》以受众为本位,从“学术电视”转身到“电视娱乐”,舍弃走“学术思想”之路,它是否也会沦为文化快餐而成为匆匆过客?质疑《百家讲坛》的学术性,其实是把学术单一化了,即把学术等同于研究,忽视了传播。实际上,研究与传播非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譬如,教授必须有所研究,有一定的学术思想,方可传道授业解惑;同时,他除了向学生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外,还需以论文著作等形式在学界传播,二者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对于《百家讲坛》来说,只不过是一批专家学者用电视媒体在全社会传播他们的学术思想。作为具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百家讲坛》的任务即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包括非本专业的高级知识分子)传播知识、思想和文化。所以,《百家讲坛》不能没有学术性,否则将无法完成传播任务;同时,又不能光有学术性,如前所述,太过于专业和学术性,也难以实现大众传播的目的。这决定了《百家讲坛》只能是介于纯学术与非学术之间,而且还必须遵循大众传播规律。《百家讲坛》从2001年开播至今,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摸索而形成当前的发展形态,可谓顺应节目内在发展规律和电视传播规律的结果。它为解决学术性较强的电视栏目所面临的学术化与市场化的矛盾,实现人文学术与大众传媒的有机融合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从长远发展来看,由于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和节目机制、形态的进一步发展成熟,当前《百家讲坛》为人所诟病的媚俗性、商品化等缺陷都将被不断改进而渐臻完善。
注 ?摇释:
①任中峰、彭薇:《〈百家讲坛〉的“雅俗”变革》,《传媒》,2006(3)。
②Stanley J. Baran and Dennis K. Davi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Foundations,Ferment and Future,3rded.Beijing: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2003。
③罗伯特・麦基[美]著,周铁东译:《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
黄帝内经视频讲座范文2
佛教传入我国以来，佛教造像艺术随之传入，其艺术风格到明代已经相当成熟。清代佛教造像整体水平虽然比明代稍逊，但也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清代鎏金器物不追求古朴，而是追求华贵富丽的效果，鎏金的技术水平也很高超，许多宫廷大器虽久历风雨，却仍能金光闪闪、色泽不减，这一点是前代所不及的。
入清以后，佛教格鲁派战胜了统治长达200余年的噶举派势力，取得宗教上的绝对优势地位。1634年，皇太极征服蒙古林丹汗部，获得元朝八思巴国师所铸的嘛哈噶喇金像，下旨特建嘛哈噶喇楼及实胜寺供奉嘛哈噶喇金像，这是最早为清宫廷供奉的重要藏传金铜佛像。1652年黄教领袖五世达赖受顺治帝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康熙帝亲自册封了一世章嘉国师、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1713年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喜为“班禅额尔德尼”。由此可见清代对藏传佛教的重视。“兴黄教，之所以安众蒙古”。当时藏传佛教在北京的传播和影响很盛，藏传佛教寺庙和喇嘛人数众多。清代北京的藏传佛教也主要为帝王和皇室成员崇重和信奉，在清代帝王中，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对藏传佛教尤为重视，其热情大大超过元明时期的帝王。清代藏传佛像艺术正是在这种情景下兴旺发展起来的。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在宫廷设“中正殿念经处”，负责宫中藏传佛教事务，兴建了玛哈噶喇庙、永慕寺、资福院等多座喇嘛庙。康熙率先在宫廷设立造像机构制作藏式佛像，“中正殿念经处”就兼办造佛像。这一时期的造像工艺精湛，神韵动人，形态各异，富于动感。
康熙和乾隆两朝宫廷制作的佛像目前都有遗存。从现存实物看，这两个时期的清宫造像整体风格既受到了内地传统艺术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写实艺术倾向，又受到了时代影响，工艺精细、造型规范而缺乏内在气质。但是从造型样式和工艺水平上看，这两个时期造像又略有区别。其中康熙朝造像造型挺拔，工艺精细，整体效果明显优于乾隆造像。图1四臂观音菩萨像铸造于康熙二十五年，此尊造像最值得注意的是菩萨身上的装饰，如头冠、宝缯、耳环、璎珞和各种钏饰，手法细腻，工艺十分精细，每个细小部位的处理都一丝不苟。如头冠采用镂空技法雕出，玲珑剔透，精美无比。
康熙宫廷佛像目前发现不是很多，但都刻有具体年款、造像名称(均从右至左读)，有时加刻藏文名称(自左至右顺读)。本期风格非常鲜明，造型挺拔、工艺精细，从面部到衣纹、帔帛至莲瓣，均极生动写实、自然传神。莲座造型宽大，气势恢弘，其上下边沿饰一周圆连珠，有的甚至在仰覆莲束腰处也饰一周圆连珠。仰覆莲瓣对称分布，宽肥饱满，莲瓣的边沿和头部饰卷草装饰，造型生动，手法写实。
雍正时期遗存的造像极少。长期以来，没有关于雍正宫廷佛像的文献记载，从极少的实物看，腰束一道大宽边的形式似乎是这一时期造像的最为独特之处(图2)。这个时期较短，造像风格和工艺承前启后。康熙末年到雍正一朝铜产量低，铜源相当紧张，以致雍正四年(1726年)开始朝廷下了禁铜令，这一时期佛像数量很少是不争的事实。据称康熙就曾颁旨化佛鼓钱，有一种康熙朝鼓铸的“熙”从“臣”的异体书钱就是用金铜佛像铸成的，民间俗称“罗汉钱”，不知是不是真的用佛像铸造的。当然，先要满足铸钱之需这也是佛造像极少的原因。
与康雍朝造像相比，乾隆时期宫廷造像的艺术水平略逊，姿态僵板，工艺也不够精细，虽整体造型大方、结构匀称、躯体光洁、用材讲究，但缺乏内在的精神气质和感人的艺术魅力，普遍走向程式化。
乾隆时期，大学士工布查布译出《造像量度经》，乾隆帝与三世章嘉国师又合作编订了《三百佛像集》，当时造像就是严格按照这些佛像量度的规定和既定的图像模式进行塑造的，这应是乾隆造像艺术水平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
清代乾隆时期佛像遗存较多，保留纪年款的佛像数量最大，也不乏上乘之作，宫廷造像为清一色的规矩楷书款，还有的带汉文名颂和顺序号，鉴别起来较为方便。
第一，六品佛像。六品是格鲁派设立的不同层次和等级的修行内容，按由低到高先显后密的次序设立。据清宫档案记载，当时皇宫内苑佛堂供奉的佛像一般按“六品”(事部、行部、瑜伽部、父续、母续，般若部)的内容分类供奉。由于清官推崇黄教，而黄教对于波罗密乘与金刚乘的关系，有与其他教派截然不同的观点，即重视显教的作用，而不是单纯强调密教的修行。六品佛楼的设计正是以这种显密双修思想为基础的。造像时品名款与佛像款必须一致，如罗汉应为“般若品”，若刻上“瑜伽根本品”那就错了。
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将密宗的修习内容根据程度的深浅、大小分为四个层次：下品根机者修事部密法(功行品)，中品根机者修行部密法(德行品)，上品根机者修瑜伽部密法(瑜伽品)，上上品根机者修无上瑜伽部密法。其中无上瑜伽部又分为父续(无上阳体根本)和母续(无上阴体根本)两部，加上大乘佛教(即“显宗”、般若品)共称“六品(部)”。六品佛楼即是按照此六品内容分别供奉相应的佛像、佛经、法器及佛塔的建筑，是清宫重要的建筑形式，反映出乾隆帝对这种建筑及其内部陈设思想的重视和青睐。六品佛楼为乾隆宫廷按照藏传佛教格鲁派仪轨建造的佛堂，原有8座，但只有故宫梵华楼中的佛堂佛像完整保存至今。
六品佛楼中尺寸小的铜佛像数量非常大且形象各异、大小不一，难免混乱，所以每尊小的铜佛像身上都有三处题记。莲台上沿有“大清乾隆年敬造”款，下沿有此尊名号，背后有所属品间的品名款，这样就可以保证各间之间的尊神不致混乱。如须弥山王佛，台座下方有“须弥山王佛”5字，背后有“般若品”3字；降伏狱鬼菩萨，台座下沿有“降伏狱鬼菩萨”6字，背后有“德行根本”4字；歌呗母，下沿有“歌呗母”3字，背后有“无上阳体根本”6字；那罗延天母，下沿有“那罗延天母”5字，背后有“德行根本”4字。根据这些题记，对照清宫原状，我们可以准确查知该尊佛像应当供奉于哪个位置(图3～6)。
乾隆皇帝对造像的重视比康雍两帝更有过之，他不仅在宫廷专门设立“造办处”制作佛像，还亲自参与造像的图样设计和造像过程的监督，几乎所有重要造像环节他都亲自把关。他还在皇宫和皇家苑囿设立了慧曜楼、宝相楼、梵华楼等多座佛堂，又在北京和承德兴建了十余座喇嘛庙。当时受乾隆帝特别礼敬的三世章嘉国师和二世土观活佛也都参与了宫廷造像活动。由于乾隆帝对造像的高度重视，乾隆时宫廷造像规模盛大，活动频繁，参与工匠众多，制作的佛像成千上万，这些都是康熙时无法 相比的。此外，这一时期造像题材丰富，每一种题材都具有丰富的宗教内涵。康熙、乾隆二帝对藏传佛教如此之重视既密切了民族关系，稳定了边疆社会，满足了自己和皇室祈福奉佛的需求，同时也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北京的广泛传播与发展。
乾隆时期的造像遗存非常多，有一小部分流人民间。其中大部分是署有“大清乾隆年敬造”铸款的一类，其造型规范，铸胎厚重，艺术风格完全一样，极易辨别。图7金刚齿菩萨，右手执法器，头戴五叶冠，顶结葫芦形高发髻，头微俯，面相庄严，身躯挺拔有力，覆莲座正前方铸有“大清乾隆年敬造”款，下沿刻“金刚齿菩萨”。其用材之考究，工艺之精湛，无疑是清代佛像中佼佼者。目前在市场上所能见到的所谓六品佛像以小型铜像居多，大型铜佛像则少见。
乾隆帝本人对藏传佛教及造像工艺有着精深的了解，他的审美情趣直接影响着当时的宫廷造像。整个佛像的制作过程都是在章嘉国师、阿嘉呼图克图、阿旺班珠尔呼图克图等精通造像的大喇嘛参与指导下进行的，以六品佛楼成堂佛像最具典型性，它把藏传佛教显密诸神汇聚一堂，对藏传佛造像作了全面的、规范化的诠释。但由于高度程式化，线条规整统一，难免给人千佛一面的呆板之感。总体上看，乾隆佛像造型朴拙、粗犷、律动、鲜活。又加入了汉地佛像的艺术因素，丰满浑圆的佛面相，灵动的衣褶刻画，华美的须弥方座等，把汉地悠久深厚的造像传统与佛像独特的艺术造型融为一体。
第二，祝寿佛像。在铸造大部分无具体年款佛像的同时，乾隆时也制作一些带具体年款的佛像。皇帝或太后寿辰，宫廷要制作一些与增福延寿相关的佛像――无量寿佛。虽也出白宫廷，但风格独特，不属六品佛像风格，应是源于流行的尼泊尔风格无量寿佛式样，多是大小背光形式，且錾刻具体年款，如“大清乾隆庚寅年敬造”(图8)。
第三，仿古佛像。主要是仿公元8～9世纪的克什米尔造像、东印度一尼泊尔风格造像。主要以红铜铸造，面部泥金，躯体不装金，造像躯体光洁。胸前腰部U形连珠璎珞。莲座高而宽，平面多呈长方形或扁圆形，莲瓣靠座上部，束腰不深，莲座下部为多层叠涩式素边，宽边头部中间凹陷。有的带“大清乾隆年敬造”年款(图9)。
第四，其他类型。―是带“大清乾隆年敬造”(或铸或刻，以铸为多)的，比六品佛尺寸大；一是“土观呼图克图诚心金银造”款摩利支天，坐骑为猪，单层覆莲座(图10)。
康乾时北京除宫廷制作藏式佛像外，民间也有制作。民间大多是仿制宫廷造像样式。但大多不署年款，造型样式与工艺特征与宫廷造像都非常相似。同时，由于清代居京的喇嘛多由蒙古地方选派，蒙古地方的造像风格因此影响到北京。但是蒙古造像风格并没有形成主流，而且在北京的流行中也融入了宫廷造像艺术因素。
另外，清代藏地佛像也有自己的特点，形成了藏式风格、尼泊尔风格、北京宫廷风格、仿古风格。藏式风格造像面部颧骨较高，上唇突起，似乎没有印度尼泊尔造像的典雅庄严，但非常纯朴自然。最能体现其民族特色的是上师像，完全按其生前形貌塑造。由于上师像题材多，所以面貌绝无重复，如四世班禅(1567～1662年)洛桑确吉坚赞(图11)。尼泊尔是佛教艺术的重要源头，对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过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清代时，尼泊尔风格造像变得面形消瘦，躯体单薄，姿态呆板，但原有的艺术特色也保留了一些，如眉眼细长，鹰钩鼻子，高乳大臀细腰，仅在小腿上刻划衣纹等特征，在现存的清朝造像中均可见到。汉式风格主要指北京造像风格对的影响，它与北京造像的区别是无年款，但造像或多或少融入了一些传统的审美和工艺特征。仿古风格的如多角叠涩式台座，发髻高耸，大衣为萨尔纳特式等表现手法，但工艺明显粗糙，雕刻痕迹明显，身体及衣纹转折处不圆润，胎体过重。当时最为流行的是仿尼泊尔风格，一般以佛、菩萨、佛母题材为多。多以红铜铸造，胎体厚重，做工较精细。其整体造型与装饰风格与早期造像极为相似，有的做工很精细，容易造成断代错误。
黄帝内经视频讲座范文3
这幅墨画，纵204厘米、横90厘米。上方分别以汉、藏、满、蒙四种文字书赞，每段书后分别相应字体的印文“乾隆”御印，共四组八枚。画幅上娑罗树四周及枝杈间，另有乾隆帝“古稀天子之宝”朱方、“与和气游”白方、“意静妙堪会”朱方、“涉笔偶值几间”白长方印共四枚。
书赞的内容为：梵域娑罗，震旦交让，生同大椿，其寿无量。毗舍浮佛，七佛之三，树下得道，心境示参。毗舍浮佛偈曰：前境若无心亦无。亦曰初祖，修道树下，直指心传，即六波若。圣僧西来，宣扬黄教，恰值寿辰，慧日普照。写此灵根，用延遐算，七叶纷敷，千龄曼衍。泥日法会，荼毗应身，非一非二，化被无垠。
乾隆庚子仲冬上浣御笔写寿班禅圣僧并赞。
娑罗树又称圣树;乔木，叶如手掌，为掌状复叶，每年五六月间开花，花为宝塔状圆锥花序。佛经记载，释迦牟尼涅于娑罗树下。佛陀晚年疾病缠身，仍到处讲经说法,当来到拘尸那伽城外的娑罗树林，佛陀疲乏不堪，决定在这里入灭。佛陀在两株娑罗树中间，完成最后的说法便寂然入定，安祥而逝。因此娑罗树被看成是佛门宝树。乾隆皇帝御笔书画此树，是为了赞扬班禅世代相袭，绵延不绝，弘扬佛法，至诚积善的伟大功德。
六世班禅法名巴丹益西，为后藏南木林宗扎西则卡人。生于藏历第十二饶迥之土马年(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十一月十一日。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八月初二日，七世达赖喇嘛将寻访与认定六世班禅的经过与结果，咨文通知了当时的驻藏大臣纪山，请他向清高宗上奏，请求批准。不久即得到清高宗批准的“圣旨”。
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乾隆帝对德高望重的六世班禅进行册封，授予金册金印。金印重208两，上刻有满、汉、藏三种文字，印文如同康熙皇帝赐予五世班禅的金印一样，为“敕封班禅额尔德尼之印”。六世班禅罗桑巴丹益西接领金册金印后，向东方叩谢，又遣专人进京上表谢恩。
雍正七年发生了首席噶伦康济鼐被杀事件，乾隆十五年又发生了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被杀事件，清高宗吸取历史的教训，认为对事情“必当众建而分其势”，其中包含了扶植宗教势力，以牵制贵族势力的意图，使其实权不能专一，驻藏大臣便于监督和控制。因此，乾隆皇帝除了极力抬高达赖喇嘛的地位外，也极力抬高班禅的地位，使贵族中不可能再产生第二个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而达赖喇嘛曾于1652年进京朝见顺治皇帝，此次邀请班禅进京，不仅是使班禅集团更加“倾心内向”，也使班禅在的政治地位更加抬高。班禅如来京，必然要经过青海和内蒙，那里是蒙藏牧民游牧之地，班禅经过时，必然在蒙藏牧民（包括上层王公）中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对于清朝中央政权巩固青海与内蒙的统治，也是大有好处(见《班禅额尔德尼传》)的。早已知晓班禅大师有朝觐之意的乾隆皇帝向第六世班禅发出了邀请，一心致力于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的第六世班禅欣然接受乾隆皇帝的邀请，于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率300名僧众走上了艰难的朝觐之路。他们从日喀则出发，东渡通天、楚玛、黄河，翻越终年积雪的大雪山，横穿广漠的戈壁沙滩，历时一年，行程万里，于翌年七月二十一日抵达热河。班禅大师沿途以其格鲁派领袖的身份，向成千上万来自蒙、藏地区上至王公下至黎民的广大信教群众广布教乘，宣扬乾隆之圣德，将广大信教群众凝聚在乾隆皇帝身边，他对维护国家安定所做出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
班禅到达承德避暑山庄，受到王公大臣、各地活佛、喇嘛的隆重欢迎，乾隆皇帝在澹泊敬诚殿接见。六世班禅敬献哈达，跪请圣安，乾隆帝忙扶起赐座赐茶，用藏语问候班禅一路旅途辛劳，气氛十分融洽。
六世班禅进京，是自五世达赖喇嘛晋京朝觐后百年来未有之盛事，京师和两地都极为重视，乾隆帝事前作了周密部署和安排。为使六世班禅到内地有宾至如归的感受，下旨在热河(承德)仿扎什伦布式样建造了须弥福寿之庙，在北京兴建了香山昭庙。他还责令沿途督抚大员作好迎请准备，指示内务府等机关细心备办各种赏资礼品和应用的佛像、宗教器物。同时还诏请西部蒙古各部首领、回疆诸部首领和西南土司等，同来承德避暑山庄会聚，以收“敬一人而千人悦”之效，巩固和提升中央政权在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中的地位和威信。
六世班禅于须弥福寿庙觐见乾隆帝，献上金铸佛像、黄金、骏马、藏香、氆氇等贵重礼品，皇帝也赐给了珍贵回赏。皇帝为班禅及各族首领在万树园举行盛大宴会，“赏赉冠服、金银、绸缎有差”，并演戏5天，以突显庆典之宏大热烈场面。八月下旬祝寿活动结束，六世班禅在皇六子陪同下，离开承德来到北京，驻锡西黄寺。各阶层信众闻讯纷纷前来拜遏布施。在京期间，班禅除再次受到乾隆帝的接见赏宴外，还游览京师名胜，先后到香山昭庙、南苑德寿寺、嵩祝寺献供礼佛，多次入雍和宫为僧众摩顶传法授戒。频繁的佛事活动，过度劳累，十月二十六日，班禅感到身体发烧不适，不思饮食，病情日趋沉重，经医治无效，于十一月初二，在黄寺圆寂。
乾隆帝早已开始为班禅额尔德尼精心准备举行祝寿筵宴及赐赠贺礼。但噩耗突降，一切都成为泡影。虽然如此，皇帝还是于六世班禅逝世后两天，即十一月初四颁发谕旨曰：六世班禅“猝然圆寂，实出朕之意外，于心极为不忍，不胜哀伤。原拟为庆贺喇嘛诞辰赐赏之物件，特派大臣赍往，交付商卓特巴、岁本等，仍行赏于喇嘛。”将原来预备的礼物如各种玉制及金制佛像、唐卡、画像、犀角碗碟、裘皮、药物、香料、钟表、瓷器和自己早已亲手绘制的《乾隆御笔写寿娑罗树并赞》等交由皇六子及宫中大臣携往供祭，六世班禅的哥哥接受了皇帝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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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汉武大帝》《大汉天子》叙事策略 艺术诉求 发展趋向
一、《汉武大帝》与《大汉天子》共掀收视热潮
2005年1月，58集历史大剧《汉武大帝》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后，首周的平均收视率达到4.49％，最高收视率更是突破了5％。另一方面，《汉武大帝》的广告收入也达到了1.2亿元，创中央电视台历年来单剧广告收入新高。虽然该剧也难免出现一些硬伤，但瑕不掩瑜，整体上说《汉武大帝》堪称一部制作精良的好戏。
同样是讲述汉武帝刘彻的故事，观众不由会想起更早时期的另一部电视剧作品――《大汉天子》。2001年，《大汉天子》第一部在全国各地方台播出后，同样引发了收视热潮，尤其是赢得广大青少年观众的喜爱。在第一部大获成功之后，制片方又陆续开拍第二部“汉武雄风”及第三部“铁血汗青”，三部共计129集。
二、两部电视剧的对比剖析
面对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个历史时代，《汉武大帝》与《大汉天子》采用了截然相反的艺术诉求和叙事策略。一部是长篇历史正剧，一部是大型青春古装剧；前者是弘扬中华文化的正说，后者纯属娱乐性质的戏说。
(一)《汉武大帝》――新古典主义手法的历史正剧
《汉武大帝》以刘彻的童年开篇，以景帝卵翼下刘彻的成长为主线展开，通过刘彻的风险继位，渐握大权；用贤变制，尊王攘夷；出使西域，大战匈奴；巫蛊为乱，罪己示民等重大事件，围绕和与战、治与乱、忠与叛、生与死、得与失、情与恨的矛盾，向观众全景式地展示了汉武帝刘彻纵横跌宕的一生和那个风云变幻、英雄辈出的时代。主创人员采取既尊重历史事实，又具有强烈悬念和艺术趣味的创作思想进行剧本创作，力求将该剧打造成一部雄伟壮阔的精品，成为一部既富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意义、既好看又辉煌的电视剧。
在力求正确把握古代文化和历史的前提下，《汉武大帝》采用了新古典主义(导演胡玫语)的写实手法，即：用最现代的技法来处理故事情节及结构，线性叙事，强调节奏和速度：大量使用现代语言，尽量准确而有限地使用文言和古典语汇，力求使现代人在感观和心理上无隔膜地切入古代社会。
(二)《大汉天子》――偶像云集的青春偶像剧
《大汉天子》描写的是2000多年前汉朝天子刘彻从太子到千古帝王汉武帝的成长过程，其中穿插着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尔虞我诈的宫廷阴谋、胸怀坦荡的兄弟情义、风起云涌的历史事件。第一部讲述汉武帝年青时期的故事，描绘其历经千难万险最终登基的过程，以陈道明饰演的东方朔为焦点人物，以测字算命的方式引导剧情，吸引观众，富有中国式传统文化情趣。第二部仍然继续汉武帝青年时代故事――经过五年执政，汉武帝平息后宫势力、抗拒外患入侵、粉碎阴谋坐稳了皇帝宝座进入雄才大略实施阶段，以王刚饰演的主父偃为焦点人物，以未卜先知、不幸而言中的豪赌敷演剧情，娱乐观众，令情节更跌宕有致。第三部主要讲述进入中年的汉武帝和汉室新一代栋梁之间故事。由于种种原因，第三部2006年便批准音像制品的发行，但至今未见电视台播出。
《大汉天子》由一班青春偶像担纲主演，内地人气小生黄晓明扮演汉武帝刘彻，台湾演员贾静雯扮演念奴娇，第二、三部中更有宁静、安以轩等明星的加盟。从某种意义上说，古装戏刮少年风是一趋势，因为史籍上这些人物的年轻时期最少记载，也最有利于创作者发挥，为其艺术构思留下了非常广阔的想像空间。
(三)看点不同，各放异彩
电视剧在大众传媒中观赏性、可看性最强，有别于小说等其他文艺作品。它既要求形象鲜活，要求画面节奏明快，又要求故事、人物矛盾的强化，情节结构的紧凑。它自诞生起就具有三种功能：艺术、娱乐、教化。
作为大众传媒，电视剧首先必须具有观赏性，但对观赏性的理解却是见仁见智。《汉武大帝》对观赏性的诠释为“写真”，即满足观众想知道历史真相的欲望，以写实的手法，尽量忠于历史。编导直接点明系根据《史记》和《汉书》改编。导演胡玫自称剧情百分之九十符合史实，仅有个别地方进行了艺术加工，如李广之死，为表现英雄的悲壮，而将其自杀改为战死。《汉武大帝》播出后引起全国性轰动，的确也激发了观众了解历史、对比史实的热潮。央视十频道的《百家讲坛》也及时推出学者易中天、王立群对汉武帝的历史解读，论述史实时便大量切入《汉武大帝》的镜头，这证明《汉武大帝》的确符合史实。总体上说，《汉武大帝》的社会反响相当强烈和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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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肝第一招：春捂！
说的通俗点就是春天养肝得捂着，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得捂着，也不是所有地方都得捂着，这可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王国玮告诉大家的！按照如下提示，您自己对号入座吧！
哪些人群该“捂”？
1.面色发白；2.疲乏无力；3.手脚冰凉；4.畏寒怕冷；5.抵抗力低下；6.温差大于8摄氏度。
春捂“捂”哪里？
1.背；2.肚；3.脚。
哪些人群不该“捂”？
1.面色潮红、皮肤偏干；2.手足心热；3.油光满面、易生痤疮粉刺；4.口苦口干；5.大便燥结；6.气温高过15摄氏度。
春捂不“捂”哪里？
1.头部；2.心胸。
根据《黄帝内经》里记载：风者，百病之长也。在中医的六淫病邪中，风是能够致命的首要因素，如果我们遭受风邪，就很容易出现各种呼吸系统疾病，甚至传染病。立春时节，我们皮肤的毛孔会逐渐张开，此时，风邪就特别容易钻空子！所以春捂必不可少。但是春捂并不是哪里都需要捂，我们的头部和胸部万万不能捂，您可以选择时尚的开衫！并且当室外温度达到P5摄氏度时，我们就一定不用再捂了，否则反而对健康不利！要注意的是，背部、肚子、脚，在这个季节还是保护好，避免外邪侵入，尤其是女性朋友一定不要急于穿丝袜露，护上膝盖很重要！
护肝第二招：春季养肝四大天王！
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是立春，立春时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养肝！想要护肝养肝，在立春时节一定要多吃这四大天王！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冯双庆推荐给大家的这春季养肝“四大天王”就是：小米、豆苗、西兰花和韭菜。
小米：小米中的B族维生素能加速物质代谢，转化成能量，从而修复肝功能、预防脂肪肝！
豆苗：含有大量的镁及叶绿素，有助于排除体内毒素，保护肝脏！同时，肝脏健康也影响眼睛的好坏。《黄帝内经》有专论“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每当着急上火的时候，眼睛的分泌物总会变多。所以，要想有一双传神的眼睛最重要的就是养肝。多吃豆苗，可以保护视神经、改善视力！
西兰花：除了有显著的防癌、抗癌功效，还能增强肝脏的解毒能力，化解化学毒素和致癌物，提高机体免疫力！烹饪西兰花清蒸、凉拌最好，不会破坏防癌物质！
韭菜：韭菜的好处很多，补肾温阳，润肠通便。其实对女性也特别有好处，适用于月经不调、痛经、血崩、白带过多、子宫脱垂、妊娠恶阻等多种妇女病。而吃韭菜也最讲究季节，有“春食则香，夏食则臭”之说，这个时节的韭菜是最好吃最新鲜的！
护肝第三招：反手抻筋锻炼肝经！
春季养肝，学会反手抻筋很重要，因为这个动作恰好能帮助我们锻炼到肝经。抻筋的第一步：开肩！①双手十指在身后交叉抓握，抓住后，手掌向外翻，肩膀向外打开；②如果肩部肌肉过于僵紧，那您也不要操之过急，可以先用毛巾进行练习。双手在身后抓住毛巾，然后外翻，把背伸直，同样可以起到开肩的作用。
反手抻筋的好处是，不但能养肝，还能增寿，最重要的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练！
护肝第四招：揉腹健脾祛湿养肝！
中医讲的肝为五脏之贼，它会欺强凌弱，常常影响上下左右的脏腑。所以，这个季节，我们要抓紧时间养肝，同时不忘祛湿健脾！无论男女，突然爱发脾气，说话声音也越来越大，皮肤越来越粗糙，甚至开始长斑，每天即使睡十个小时，还是频繁瞌睡。其实这些举动，都可能是肝郁气滞造成的！出身九代中医世家的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王国玮推荐您一种揉腹的方法，这种方法不挑地点、不用道具，赤手空拳就能做，最关键的是还很简单，更关键的是还能健脾祛湿养肝！
方法一：双手从上到下轻轻推腹；
方法二：双手在肚子上转着圈揉腹；
注意事项：站着做这个动作，不要穿太多衣服，做到真正地按摩到腹部。
推荐：祛湿健脾养肝粥
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王国玮，出身九代中医世家。《生活面对面》的记者发现一沓页面发黄、字迹工整的医案和小楷手抄本，它们都是王国玮院长的传家宝。其中有王国玮院长的父亲王鸿士老先生（全国名老中医，师从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与清官御医瞿文楼）积累几十年的医案，也有王国玮院长小时候的小楷手抄中医典籍。您可能觉得这些离您很遥远，但是，有一个方子却离您很近，可以信手拈来，马上用到！经过王国玮的传承与改良，配方简单，特别实用！这就是祛湿健脾养肝粥的配方。
食材：淮山药30g、粳米60g、枸杞P5g、大枣10枚（1、2人的用量）。
烹饪方法：加水同煮。
黄帝内经视频讲座范文6
据报载，山东省泰安市委原书记胡建学，有“大师”预测其可官至副总理，但命里缺桥，因此他下令将已经按计划施工的国道改道，使其穿越一座水库，并顺理成章地在水库上修起一座大桥，意在帮助其“飞黄腾达”，结果“腾达”到监狱里去了。近年来，像胡建学这类热衷于追捧“江湖术士”文化，把“大师”指点作为精神鸦片、救命稻草和心灵鸡汤的贪官，频频被曝光，不仅折射出其信仰缺失和精神空虚的丑态，而且折射出其做人做事底线之“浅”，已经到了利令智昏、荒诞不经的地步。作为领导干部，能不能做到众望所归，真正担当重任，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修身正己，下大力戒“三浅”。
一戒浅薄。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浅薄可以分为学识浅薄和修养浅薄两类。前者表现为只注重用华丽辞藻装门面、饰自己，对所学的理论和学识满足于只言片语、一知半解、囫囵吞枣，热衷于哗众取宠，自视高深，甚至说一套做一套，群众很是反感。后者表现为自命不凡、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好像世界上只有他正确，尤其听不得不同意见，动辄训人，甚至欺上瞒下，揽功诿过。谚语有云：浅薄的人容易骄傲，无知的人容易狂妄。清代政治家、文学家魏源在《默觚上·学篇》中也说：中浅外易者，不足以当大事。领导干部戒浅薄，重点要在两方面下功夫：一是加强学习，而且是全面地、系统地、富有探索精神地学习，从中不断获取新知识、汲取新营养。二是加强修养，培养自己高尚的品质，端正待人处事的态度，夯实做人做官的人格基础。其中最核心的是，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丝毫不能有当官做老爷的意识，那些被拉下马的官僚和贪官，多是从脱离群众、忽视百姓开始的，要引以为戒。
二戒浅视。浅视，实际上是一种“眼病”，包含了“短视”“近视”“单视”“漠视”等。所谓“短视”，主要特征是鼠目寸光，只见眼前利益，囿于自我，急功近利；“近视”则表现为一叶障目，缺乏敏锐的洞察力，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能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分析、判断问题，缺乏战略眼光；“单视”是指一孔之见，思考问题狭隘、片面，不能全面地、发展地、辩证地看待新生事物，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漠视”主要是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尤其是对群众的冷暖漠不关心，遇事推诿塞责；等等。领导干部戒浅视，根本途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处理问题。正如同志在批评“井蛙观天”现象时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领导干部只有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才能高瞻远瞩，才能观察入微。
三戒浅行。浅行，主要是作风漂浮，做表面文章，“嘴功”好，“脚功”差，群众批评这种人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其特征有二，一是推动工作浅尝辄止，虎头蛇尾，有时甚至只是做做样子，摆摆架子。二是知难而退，遇阻则停，缺乏共产党人那种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坚持，结果只能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功亏一篑。领导干部戒“浅行”，关键词应该是锲而不舍，坚持不懈。纵观古往今来，凡“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这个道理，同志在1945年那篇著名的《愚公移山》中讲得非常明白，强调只有挖山不止，才能感动上帝，并据此向全党明确提出：“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今天，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样需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努力，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优异的答卷。
浅薄、浅视、浅行，这三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因为浅薄而浅视，又因为浅薄和浅视而浅行。这“三浅”，不仅降低了领导干部的自身形象，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更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害莫大焉。因此，领导干部要把戒“三浅”当作一项长期的任务来抓，使自己真正成为一名群众拥戴的优秀领导干部，脚踏实地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