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稚产业论文范文1
进口关税的保护功能弱化已成为必然趋势。在这一趋势下，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如何保护幼稚产业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保护幼稚产业是后起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一项难以操作的事业，操作失误不仅会使投入得不到产出，而且会造成福利损失和效率损失。本文旨在探讨保护幼稚产业的若干原则和在进口关税水平递减趋势下的保护幼稚产业措施的选择。 一、保护幼稚产业的若干原则 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还是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论，都认为实行自由贸易能够增进全人类的利益，对各国均有好处。但是在现实中，各国却坚持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况且自由贸易的基本假定与当今世界经济的垄断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递增的现实完全不符。在理论上，许多经济学家主张一国应采取一定的措施保护幼稚产业。在实践上，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中都含有保护幼稚产业的政策成分。也就是说，保护幼稚产业是大多数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通过保护幼稚产业促进幼稚产业发展，使其在国际市场上拥有竞争优势而谋取远期的动态比较利益。然而，保护幼稚产业是一项有风险的事业，从历史上看，成功与失败的例子都有。为了取得大于近期保护成本的远期的产出，政府在保护幼稚产业的操作中应考虑以下原则： 1.科学选择幼稚产业。选择幼稚产业失误被认为是保护幼稚产业的风险之一。并非所有的尚未成长起来的产业都是幼稚产业。综合汉密尔顿、李斯特、约翰·穆勒、小岛清、赫尔普曼、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幼稚产业大致有四个方面的特征：（1 ）具有潜在动态比较优势。幼稚产业应是有发展前途的产业，尽管近期内尚不具备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但是在保护一段时期之后该类产业能够成长起来，并在逐步取消保护之后有能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2 ）远期的产出要大于近期的保护成本。幼稚产业保护是有成本的，如消费者福利的损失、生产效率的降低、资源配置及利益分配的扭曲等等，这些成本必须要小于远期的产出。（3）具有规模经济递增的性质。在规模经济递增的条件下，大规模企业具有边际成本低的优势。为规模经济递增的幼稚产业提供贸易保护，能够促进本国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市场扩大规模，从而有利于本国企业通过扩大产量和边干边学的动态发展以不断降低边际成本。（4 ）具有一定的外部经济性。幼稚产业的发展对其他产业的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应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为幼稚产业提供贸易保护要有利于国民经济结构的动态变化，顺应产业结构升级的规律，并有利于要素利用率的提高。 2.随着幼稚产业的发展递减保护力度。为幼稚产业提供贸易保护成本之一是生产效率的损失，即企业在贸易保护下缺乏竞争动力而不思进取，不尽最大的努力把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相对于X—无效率造成的损失，垄断和关税的福利损失是较小的。我国汽车产业效率低下便是例证。我国汽车产业在高度贸易保护下成长了40多年，几乎成了“老幼稚工业”，仍处于效率低下的水平，若不借助于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本、技术及管理经验，可能连今天的成就也不会有。保护幼稚产业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而保护，而是为了把其培养成为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如果达不到此目的，还不如不保护。一般说来，保护时限越长，保护成本越大，效率损失也越大，但是保护时限过短，又达不到保护的目的。同时，保护力度越大，保护成本越大，效率损失也越大，但是保护力度过小，也达不到保护的目的。因此，科学确定保护时限和保护力度是十分重要的。在选准幼稚产业之后，政府应制订在一定期限内保护幼稚产业的目标，并制订随着幼稚产业的成长递减贸易保护力度直至完全废除的方案。 3.尽可能地避免与他国的贸易战。贸易战是一把双刃剑，伤人又伤己。从理论上讲，在国际贸易中的两国都选择合作是最优决策，都选择不合作是最不好的决策。但是，在单次博弈的情况下，两国往往选择不合作；在重复博弈的情况下，两国往往会总结上次选择的教训而选择合作。在国际贸易中，多边、双边协议对缔约方是有约束作用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也不可低估。WTO提供了一种集各种政治方法、法律方法和准法律方法的综合性的争端解决机制，其实质在于求得有关争端的有效解决，维持和恢复争端当事国依照有关协议的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WTO的有关协议是120多个缔约方之间的多边协议，体现着国际规范，况且我国加入WTO是迟早的事。WTO并不反对在一定条件下的贸易保护。为了避免因为保护 幼稚产业而与他国发生贸易战，政府应采取符合WTO有关协议的贸易保护的措施和力度。一旦发生了贸易战，政府应通过外交途径，尽可能地达成双边协议，选择合作对策解决贸易战。 4.考虑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替代作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三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逐步被取消，国内企业将和“三资企业”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一国为幼稚产业提供保护实际上是为幼稚产业中所有企业提供保护。保护程度与受保护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显著相关。一般说来，保护程度越高，受保护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就越大。因为，贸易保护程度越高，两国间的交易费用越大，而外商的直接投资正是将这种高昂的交易费用内部化的方式。政府在确定贸易保护程度时应考虑外商直接投资因素。在我国，饮料行业的有效保护率高达340％，汽车行业的有效保护率高达293％。 这种过高的有效保护率促进了外商对受保护产业的直接投资，换句话说，外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绕过了高度贸易壁垒，进入了庞大的且充满着诱惑力的饮料市场和汽车市场。因此，在确定贸易保护程度时，忽略分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替代作用是危险的，因为进口关税率过高会引致外资流入增加而不能转移租金或使得保护失效。 二、新形势下保护幼稚产业措施的选择 为幼稚产业提供贸易保护的措施主要有进口关税、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政府采购、反倾销、反补贴等。在组合运用这些贸易保护措施时应考虑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以WTO的有关协议为准则调整贸易保护措施的组合。 进口关税保护原则是WTO的一项基本原则，因为与非关税保护措施相比，关税措施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和非歧视性，便于其他国家和贸易经营者辨析保护的程度。在肯定进口关税保护原则的前提下，该组织还主张通过多边谈判递减进口关税以促进贸易自由化。可见，尽管进口关税保护是WTO 所倡导的，但是进口关税水平的上限有一定限制。此外，WTO 并不反对在一定条件下采取非关税措施保护幼稚产业。事实上，由于进口关税保护功能的弱化，各国越来越重视非关税措施的保护作用。但是，在我国保护幼稚产业措施中，进口关税水平为23％，仍高于发展中国家的13％—15％的平均关税水平，同时对非关税措施的运用不够。张曙光等近期的研究表明，我国的贸易保护程度并不高，远低于日本。在选定的25种产品中，我国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等价的加权平均值为43.29％，其中经过调整的关税率为21.74％，非关税数量限制的关税等价为21.55％。日本采取价值量方法对1989年五大类产品（食品和饮料、轻纺产品、金属产品、化工产品、机械产品）的贸易保护程度进行了估计，关税和非关税数量限制的关税等价为178.2％，其中平均实际关税率为4.7％，非关税数量限制的关税等价为173.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幅度调整了贸易保护措施。1996年4月1日， 我国不仅大幅度地将进口关税水平由 35.9％降至23％，还取消了176种商品的进口配额，削减配额商品约30 ％。这次大调整大大降低了我国的贸易保护程度。以WTO 的有关协议为准则进一步调整贸易保护措施的方向是：将进口关税率由23％降低至15％左右，同时灵活运用WTO 的有关协议赋予发展中国家的保护幼稚产业的措施。 2.使既定的进口关税水平发挥最大的功能。我国进口关税水平的上限可确定为15％左右，且这一进口关税水平还会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而递减。其原因：一是因为我国的贸易政策取向。我国的贸易主管部门于1995年5月宣布，我国将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与世界通行的贸易制度接轨的自由贸易制度，而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关税水平的关税政策是与这一制度不相容的。二是因为我国履行国际多边、双边协议的客观需要。近年来，WTO 的有关缔约国对我国申请加入该组织提出了苛刻的降低进口关税水平的要求，亚太经合组织的有关协议及我国对外签订的有关双边协议也驱使我国把进口关税降低至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为了使既定的进口关税水平发挥最大的功能需要考虑四个方面的措施：（1）给予幼稚产业适当的进口关税保护。对于没有发展前途的商品及已具有竞争优势的商品，应尽快降低关税水平。眼下，我国的纺织品、服装与鞋帽、食品等已具备竞争优势，再保持较高的进口关税率是不妥的。（2）注重有效保护率的运用。有效保护率是衡量某个行业或产品的有效保护程度的指标。我国1996年的关税结构从上游产品至下游产品呈逐渐上升的格局，总的说来这种格局有利于有效保护水平的提高。但是，仍有一些产品，如船舶、火 车、电力等处于负保护状态；另一些商品，如仪器仪表、飞机等有效保护率大大低于名义关税率。盛斌在1996年的研究表明，化纤、钢铁、有色金属、电子通讯等行业的实际保护率仍是偏低的，应实施适度的有效保护，以促进这些产业充分发挥动态的学习曲线效应降低生产成本。（3 ）强调最优关税率的运用。征收最优进口关税有利于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最优关税率与市场结构密切相关。当国内外市场为完全竞争时，把进口关税水平最好定为T，T＝l／S，式中S为进口商品的供给价格弹性；当国内外市场为垄断竞争时，把最优关税率定在怎样的水平上，不仅要考虑购买外国商品的支出份额，而且要考虑国内外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最优关税率的确定还应考虑外国厂商的垄断程度。外国厂商的垄断程度越高，其获得的垄断租金R就越高，R＝P－MC，式中P、MC分别为价格与边际成本。要在外国厂商垄断度的基础上制定垄断租金转移的从价关税率，以抽取外国出口厂商的垄断租金。 3.强化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的分配环节。一般认为，进口关税的福利效应优于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但是，在国内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时，要确保和增加国内的垄断利润，则配额的作用优于关税的保护，但同时会加大国民福利的净损失并可能导致低效率生产。总的说来，由于进口关税上限既定且处于递减状态之下，为了为幼稚产业提供贸易保护，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可能取消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的最大不足主要体现在分配环节，这一环节容易产生寻租或寻求非生产利润现象。塔洛克最早提出了寻租概念，他认为进口许可证作为稀缺资源存在着“租金”，一些企业及个人花费寻租成本以取得由于租金带来的收益。后来，克鲁格将寻租理论运用到进口配额的分析中。在发展中国家，围绕着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的分配环节产生了大量的拉关系、走后门、贿赂官员、游说政府等寻租行为，导致了部分官员的腐败，损害了社会风气。为了减少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分配环节中的寻租行为及官员违规现象，政府应强化以下三个方面：（1 ）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分配应坚持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引入群众监督机制；（2 ）严厉打击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中的违规行为，加强法制化力度；（3 ）实行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的招标制度，招标作为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的分配方法已被某些国家的经验及我国出口配额招标的实践所证实，是一种切实有效的减少寻租现象的方法。 4.灵活运用政府采购、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1 ）政府优先国内采购。1996年1月1日，WTO的“政府采购协议”正式生效，该协议规定，凡超过15万特别提款权的政府采购合同都要对外招标，但签字国只有美国、日本、加拿大、韩国、瑞士、挪威等15个国家。该协议没有得到众多发展中国家响应的原因之一是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政府优先本国采购来发展本国工业。从历史上看，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等对本国产业都公开或不公开地使用过政府优先国内采购政策。从现实中看，许多国家仍不同程度地采取政府优先国内采购政策扶持本国幼稚产业成长。例如，印尼立法规定：政府采购要以最有利的价格购买本国商品，而且数额较大的合同须以对方反购本国非油产品为条件。因此，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有理由采取政府优先国内采购政策以扶持幼稚产业成长。（2）启动并完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近年来国外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案件骤升，但是，我国尚未一例针对进口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起诉。眼下，反倾销和反补贴已成为贸易保护的流行措施，许多国家纷纷启动。我国已经制订了《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外经贸部条约法律司已经开始受理国内企业的书面申诉，并承担对进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凡设在我国境内的、生产与进口产品相似的国内产业的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均可向条约法律司提出反倾销的书面申诉。但是，这些措施尚未发挥明显作用。为此，在对外反倾销方面，我国仍有许多工作要做。第一，广泛宣传《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提高企业利用有关法规自我保护的自觉性；第二，健全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对进口产品反倾销、反补贴起诉及调查中的作用；第三，制订反倾销、反补贴的具体实施细则，以便于操作；第四，培育从事反倾销、反补贴业务的市场中介组织，如具有专业性质的律师事务所、信息服务机构等。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将在我国幼稚产业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 主要 〔1〕翟凡、李善同：《中国的关税现状：水平、 结构与关税减免》， 《管理世界》1996年第5期。 〔2〕盛斌：《中国制造业的市场结构和贸易政策》， 《经济研究》1996年第8期。 〔3〕张曙光等：《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实证分析》， 《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4〕任烈：《世贸组织与世界贸易自由化展望》， 《国际贸易问题》199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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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学前体育；幼儿教育；游戏；张宗麟
中图分类号：G80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2)04-0066-06
张宗麟(1899～1976年)，浙江绍兴人，我国著名幼儿教育家，我国第一位男性幼稚园教师。早年曾师从陶行知、陈鹤琴学习教育，后来协助陈鹤琴研究幼儿教育。1915年考入绍兴浙江第五师范。1917年转至宁波浙江第四师范就读，在此期间担任学生会主席，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2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现在的东南大学)教育系，1925年毕业并留校任教，协助陈鹤琴创办我国第一所幼儿园——鼓楼幼稚园。历任南京市教育局学校教育课幼儿教育指导员、晓庄幼稚师范指导员、晓庄学校教导主任、福建集美乡村师范校长、重庆教育学院教务长、湖北教育学院教育系主任、延安大学教育系副主任、太行山北方大学文教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教育研究室主任、北平军管会教育接管部副部长、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高等教育部计划财务司副司长、司长等职[1]。
张宗麟毕生从事幼儿教育方面的研究，曾创办《幼稚教育》月刊，发起组织幼稚教育研究会等，创建晓庄乡村幼稚园。主要著作有《幼稚教育》、《幼稚园的社会》(已被收入《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等。张宗麟的理论著作和实验研究成果在我国幼教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中国教育事业特别是学前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张宗麟幼儿教育思想中包含多方面的对幼儿游戏的完整、独特的认识，对增进幼儿身心的健康、快乐与幸福有借鉴意义。笔者拟对张宗麟幼儿游戏观进行系统、深入研究，梳理、归纳、概括和总结，尤其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三章学前教育)一周年与《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颁布10周年后的今天，以期科学、合理地借鉴、消化和吸收张宗麟幼儿游戏观点和理论，更好地推进幼儿园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幼儿园教育质量。
1 张宗麟的幼儿教育观
张宗麟受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的影响，提出幼儿教育要建立在幼儿的生活之上，幼儿教育应以幼儿为中心，以幼儿的活动(游戏)为中心的教育观。张宗麟认为幼稚园的一切活动，从广义上讲都可以说是“社会”，都应该具有社会性[3]14-15。他分析了儿童社会与成人社会的不同，指出了儿童社会的重要性，并强调幼儿园的课程首先应尊重儿童的社会生活，同时兼顾成人社会的需求，从而提出了幼儿园社会领域课程的价值取向问题，即在个人取向还是社会取向这个问题上，张宗麟主张要在尊重儿童自由生活的基础上，帮助儿童适应成人社会，强调尊重个人价值的同时兼顾社会价值[4]。
张宗麟[5]9-11十分注重教育要尊重孩子的自由生活。他指出，“成人的社会决不是孩子的社会，我们认为极重要的，未必是孩子们的金科玉律；孩子们以为极有意思的，我们可能会以为是儿戏。孩子们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是极不相同的，所以我们以为孩子时代应该学的，未必真是孩子所需要的。我们应该放儿童到自然界里去，让孩子们过孩子们的社会生活。即便是‘自然’科目，也不应是纯粹去研究自然，而是与人生有密切联系的自然研究。做幼稚教师的要想免去罪恶，只有让孩子们到他们自己的社会里去，不要拉他们到我们的社会里来。”因此，张宗麟[5]12提出“生活便是教育，整个社会便是学校。”他认为幼儿园课程应以幼儿的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以游戏为主要开展形式。张宗麟的幼儿教育观可以概况为：生活、活动(游戏)、社会。
2 张宗麟幼儿游戏观的主要内容
2.1 倡导“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何谓幼稚教育？张宗麟认为：“聚三岁以上六岁以下之儿童于一处，施以有目的之教育，用有组织之方法，此为幼稚园。”何以需要幼稚教育？张宗麟[5]5-6认为：“幼稚园产生之时，纯出于爱儿童之一念，而杂有宗教的信仰，其后一切教育受其他各种科学之影响而进步，幼稚教育之观念亦渐改，在今日所宜趋向之宗旨如下：养成有健康、活泼身体之儿童。教育之第一义为谋儿童之健康，若徒有知识增进而身体不健康，是畸形的教育。”
他主张的幼稚教育所取方法之原则：富有游戏性——儿童之生活大半在游戏中，各种作业能出于游戏的态度，则生气勃勃，儿童乐为[6]。合乎儿童生活——儿童之生理、心理完全非成人，别有自己之田地，教育当适应其需要。所有方法皆须出于自由、自然——能任儿童自由则个性毕现，教育可以着手；欲适应儿童自由之趋向，必须采取自然之方法。所谓顺性而导，古今中外皆如是也。此外，须适合于民族性，幼稚教育非宗教，一切作业当使儿童能见到效果，教师勿抱有成见[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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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化幼稚教育目标的构建
陶行知毕其一生对改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建立适合中国实际的教育，进行了不懈的实践和探索。他不仅在理论上提出应改革当时幼稚园的三大弊病——外国病、花钱病和富贵病，呼吁“用科学的方法去实验，去建设一个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乡村幼稚园”，还于1927年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乡村幼儿园——南京燕子矶幼稚园，从而初步构建了幼稚教育新目标——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稚教育。
陈鹤琴是中国现代学前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是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的中坚。1927年陈鹤琴等发表《我们的主张》，提出了建立中国式幼稚教育的十五条主张，勾画了中国化幼稚园的雏形，主张第一条便是“幼稚园要适应国情”，并以适合国情为指导思想，构建了一系列中国化的细化的可操作的幼稚教育目标。
张雪门毕生从事我国学前教育事业，他对幼稚教育的意义和目标的认识尤为深刻。1936年，华北危急、国难深重时，他提出幼稚教育应为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并拟订了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的四项目标：“（一）铲除我民族的劣根性；（二）唤起我民族的自信心；（三）养成劳动与客观的习惯态度；（四）锻炼我民族为争中华之自由平等，而向帝国主义作奋斗之决心与实力。”张雪门的改造民族的教育目标是中国化幼稚教育目标的集大成者，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幼稚教育目标的完满建立；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幼稚教育。
二、本土化幼稚园课程的探索
陈鹤琴与他的学生张宗麟在南京鼓楼幼稚园进行的课程实验对幼稚教育中国化至关重要。该实验本着不强制儿童做机械的工作的原则，根据本土季节的变化来设计课程，选择教材；教学采用游戏式的方法，并为此设计了许多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教具，如读法教学中的缀法牌、挂图，算术教学中的点数牌、滚珠盘、旋珠盘、初学加法片等。1928年他们在反复实验的基础上，制定出幼稚园课程规划，并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被正式定为中国第一个幼稚园课程标准。直至解放后全面学习苏联为止，我国幼教界通行的一直是陈氏所创造的以本土季节变换为中心的活动课程，他所编的中国化的幼儿故事、幼儿园设备标准等更使后人受益无穷。
张雪门一生致力于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他就提出课程是适应儿童生长的有价值的材料，而生长有因时因地的差异，应区别对待，因此课程的内容应来源于儿童的现实生活。1970年，他在台湾出版《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一书，对他从北平到台湾的近40年的课程研究作了总结。书中把“课程须和儿童的生活联络”作为课程标准第一条。他于1966年初步完成的“行为课程”体系则生动再现了中国儿童的现实生活，无处不渗透着中国化的精神和理念。
看陈鹤琴、张宗麟、张雪门的本土化课程观，不难找出他们的共同点——对儿童直接经验的重视，对中国现实生活的重视。这两点是他们的课程取得成功推广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进行课程改革可借鉴的重要经验。
三、适合国情的幼稚师范体系的建立
陶行知认为旧的幼稚师范的最大缺憾是培养的学生理论脱离实际，连一所像样的幼稚园都办不起来，所以要改革训练教师的制度。新型的幼师，是招收中学生，以幼稚园为中心，学生既在课堂上学习基本理论知识，又在幼稚园中学习如何办幼稚园。陶的办校思想对今天幼稚师资教育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病无疑是一剂良方。
为真正实施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张雪门认为幼稚师范教育的总目标是培养为普及平民幼稚教育，具有改造民族素养的新一代国民而献身的幼儿教育师资。他把这个总目标落实到师范生的各科学习和各种活动中，无论是孔德师范的“骑马者应从马背上学”，还是北平幼稚师范的乡村教育实验区，都使学生从社会实践中体会到中国需要教育之迫切、自己能为教育事业献身之光荣。
陈鹤琴建立的幼稚师范教育体系是他的活教育理论的实践运用。强调教育与生活现实、社会现实紧密联系是活教育理论的特征。1940年，陈鹤琴创办江西省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活教育”实验，构建起一个较为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幼稚师范教育体系。以下对陈鹤琴的“活教育”幼稚师范教育体系的评价亦可作为对陶、张等人师范实践的代表性评价：它虽然实用主义教育色彩颇浓，但它“吸收欧美教育的长处而去其短处”，同时，“发扬我国固有教育方法的优良传统”，更重要的是，它“以中国社会为其发展的基础；它是针对社会实情，适合大众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社会的道地产物，所以，它才有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深厚的影响”。
启示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幼教事业在反思苏联模式的同时，开始面向世界，积极引入各国教育思潮和教育经验。如蒙台梭利教学法，二三十年代已引入过，但遭到失败，90年代重新推广，至今方兴未艾；正在推广中的瑞吉欧教学法也日益受到重视和接纳。通过这二十多年的学习，中国幼教界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一味崇洋，认为外国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如盲目追风赶潮，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似乎没见过的都是好东西，等等。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幼教界的发展将日益国际化、全球化，于是，如何与国际接轨，如何向国外学习，学什么，怎样学，已是非常现实的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再认识，笔者获得一些启示。
一、新拿来主义——实验是桥梁，适合国情是通行证
综观中国近代学前教育的百年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它是以向外引入为起点，不断调整适应国情、并不断向外学习的过程。其运行公式大致为：模仿性学习——适应性学习——自主发展性学习。在对外学习的问题上，陈鹤琴的观点是较为理性的：“这并不是说美国化的东西是不应当用的，而是因为两下国情上的不同。有的是不应当完全模仿的，尽管在他们美国是很好的教材和教法但是在我国采用起来到底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要晓得我们的小孩子不是美国的小孩子，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均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我想，陈鹤琴的观点并不只是他个人的，而是一个时代呼声的缩影与代表。这个时代已不是学前教育的起始时代（也就是模仿性学习阶段），而是经历了模仿和抄袭之后的适应性学习阶段，在此阶段，人们已看到了抄袭的弊端，对学习西方先进经验，不再是全盘端来，而是“拿来”，选取自己有用的，经过改装，为己所用。这个改装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科学化为保证的，离开了科学化的中国化，结果很有可能导致封建主义的抬头。因此，陈鹤琴在构建中国化的幼儿教育体系中，是以科学的研究方法——实验为切入点的，而不再以模仿为基本手段。由此可见，实验是理性地引入西方先进经验的必经之路，是东西方教育经验交流的桥梁，实验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当然，这种实验必须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实验，而不是“一实验就成功，一推行就不通”的人为的模仿性实验。实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研究和探索的过程，是一个改装和再造的过程。另一方面，我们看西方教育经验是否能顺利通过实验桥梁，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适合国情则是它的通行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前教育界在反思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引入了大量西方先进教育经验，经历了20年的变革与发展，中国学前教育界应该已经超越了“陈鹤琴时代”，进入到自主发展性学习阶段。在这个阶段，吸取借鉴各国先进经验，自主发展中国式的幼儿教有的新拿来主义应成为学习特征、以史为鉴，可知得失，我们应吸取历史成功的经验，在新拿来主义的实施中，坚持“实验是桥梁，适合国情是通行证”。
二、国情+发展+公益——中国幼教改革之思路
中国幼教界一直以改革作为其寻求发展的主要方式和手段。改革开放20年来，在经历了频繁的方方面面的改革后，我们是否应寻找一下改革的根源所在，即反思一下：我们为了什么要改革？改革的理由有很多，但我想改革肯定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不是为了变学习苏联为学习美国，而是为强国富民，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就像陶行知、陈鹤琴当年所倡导的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其形式虽各有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强种强国，改变落后中国之面貌。直至今天，我们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后，依然不能忘记这个目的。
我们要贯彻这个目的，正视国情是首先要做的事情。对国情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考虑是一切改革的前提条件。其次，当发展日益全球化时，我们应求得自身的稳步的实实在在的发展。教育可以改造民族劣根性，张雪门以及那个年代的许多教育救国论者都认识到这一点，并以此作为他们的改革信条。时至今日，我们须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找寻一条后来居上的自强发展之路，这个发展是超越性的发展，而非跟随性的发展，须是建立在发扬民族优胜性，改造民族劣根性的基础上的理性和自信的选择。最新的东西未必是最适合我们的东西，我们大可不必打着全球化的牌子，盲目追风赶潮，忘却了教育改革之根本目的——强种强国。第三，教育的公益性应是改革追求的目标。等级教育维系了封建等级社会，现代民主化的教育致力于建立民主社会。综观中国近代史上的幼稚教育改革运动，从陶行知的乡村幼稚教育，到陈鹤琴的活教育，无一不是为了挣脱封建等级教育的枷锁，使更多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改革的成败也最终落实到是否有更多的孩子得益于现代教育。陶行知在燕子矶幼稚园的活动室挂了一副对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很好地体现了幼稚教育公益性思想。当人的物质生产愈发达，精神生产也愈普及，人的受教育权利愈受到尊重，教育的公益性就愈将成为教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因此，我们的改革应以公益性为准绳和终极目标。
三、从教育救国到科教兴国——历史使命与责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可谓是中国教育家群星璀璨的时代，这些教育家们无一不是抱着教育救国的信念，凭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献身精神，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改造民族、拯救国家的热潮中的。“逝者如斯夫”，但他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一体的责任心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感却令后来者可歌可泣。幼教界亦不例外。陶行知拿出“与牛大哥睡觉”的精神，亲自创办乡村幼稚园；陈鹤琴带领二百多位师生辗转流离、辟山开荒，饯行“活教育”；张雪门飘零半生，“痴心”不改；张宗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勇当第—位男教师。倘若他们不具备屈原投江式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责任心，决然做不出这些壮举。
时至今日，“科教兴国”已成为时代呼声，时代赋予新一代幼教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陈鹤琴式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在当前的时代更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只有具备了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人，才会迸发出巨大的热忱去牺牲、去奉献、去做创造历史的有名的或无名的英雄。假如高校科研人员缺乏历史使命感与责任心，只追求新的科研成果，盲目照搬外国经验，假如幼儿园园长缺乏历史使命感与责任心，只会迎合家长心理，追求更多的经济效益，那么，在幼教界“科教兴国”将是一句空话。中国幼教界的当务之急是在引入外国经验的同时，努力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可继承的精神遗产，增强教师的自信心、责任心与历史使命感。
四、反思与构建——态度和方法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实际上是对前阶段引入的西式学前教育的反思和建构，是对西式文明之果的咀嚼和内化的过程。陈鹤琴、张宗麟等以反思与建构作为基本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在反对复古和崇洋媚外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革新主张，进行了艰苦的实验探索，努力建构一条中国幼教健康发展的道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90年代中期，普通教育学界开始把反思与建构作为学科建设的主要方法和态度。学前教育界的一些教科研工作者也相继把反思与建构运用于教科研，使反思与建构成为学前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态度和方法。
马克思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因此，对人员队伍的反思应是反思中最为关键的。目前，在中国，直接从事幼儿教育的人员队伍主要由三个层次构成：1.高校教师。2.幼师教师。3.幼儿园教师。在这个构成中，幼师教师理论上显得十分重要，它承上启下，连接高校和幼儿园，把高校的科研信息和科研精神输送给幼儿教师，又可把幼儿园的新需求、新动向反馈给高校。但实际上由于三级师范系统中中等师范学校的设置规格和要求基本等同于中学，客观上限制了幼师教师在科研上的主动作为，使绝大多数幼师教师成为“教书匠”，既不了解高校科研动向，也不清楚幼儿园的实际需求，教学内容日益陈旧，难以完成理论上的连接作用。而且，教书匠式的教师和小步子、低容量的课程模式，使得幼师培养出来的幼儿园教师整体上缺乏基本的科研素质和分辨能力，容易盲从或守成。这样一来，便在人员和体制上割裂了理论体系建构更新与实践经验积累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大概也是当代难以出现陈鹤琴式的集理论与亲身实践于一身的教育家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幼师升格、变三级师范为二级师范已是幼儿师范教育改革的一大任务和趋势，上海、浙江等地已付诸实施，相信这样的改革会对中国幼教界的反思与建构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注释：
[1]陶行知。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新教育评论，1926年，2卷22期.
[2]陈鹤琴。我们的主张。幼儿教育，1927年，1卷1期.
[3]张雪门。幼稚教育新论。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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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的核心是课程改革，课程改革的关键在于课程设置的变动。1912年，民国政府制定的“壬子癸丑学制”正式将幼稚教师教育引入到师范学校的培养目标，至今已过百年，幼稚师范设置的课程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
一、“壬戌学制”下幼稚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
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后，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这对当时课程的设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教育部颁布的《师范教育令》规定，专教女子的师范学校称为女子师范学校，以培养小学教员和蒙养园保姆为目的，同时女子师范学校附设保姆讲习科。女子师范学校中设置的课程如下：
课程的设置体现出“五育并举”的方针在其中的渗透，如家事、园艺、缝纫等课程为实利主义教育;修身、读经、国文课程为国民教育的渗透，强调以道德为标准，以孔子为模范;军国民教育思想蕴含于乐歌、体操及各门课程中，教科书中可添加国耻之事以及英雄人物的事迹，课程中选用的歌曲也应选取雄武曲词，以激励志气。
课程反映出一定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内容和性质，加强资本主义文化和近代学科在教育中的地位，强调促进师范生的身心和谐全面发展。注意课程的应用性和平民化，促使课程与社会实际相联系。
“壬戌学制”下幼稚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
1922年11月以大总统令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同时教育会联合会筹划课程改革事宜。新学制中只规定了师范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可附设幼稚师范科。幼稚师范科的生源参差不齐，有的学校生源为师范或中学毕业学生，如北京女高师附设保姆班;有的学校生源为初中毕业生，如杭州弘道、苏州景海;有的学校则收旧制高小毕业生，如南京一女师。这时幼稚师范教育未受到重视，幼稚师范教育曲折发展。课程委员会虽对师范科课程拟有大纲，但所列科目都是普通师范教育的性质，对幼稚师范科的科目没有涉及，各学校各自为政。以景海女学幼师科(表一)与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设幼稚师范(表二)的课程表为例：
表一和表二中呈现的师范学校课程设置明显不同，且质量高低不一。表一中的课程设置受宗教影响较深，注重宗教教育、公民教育及普通训练，缺少对幼稚教育的专业训练，可以想象在这种课程模式学习后的幼稚师范生走进幼儿园所展开的教育会是什么样，大致如张宗麟所述“画起大圆圈把活泼的儿童圈坐在里面，从早到晚，不问儿童兴趣，教几种规定课程，铃声一响，大家起立，唱赞美歌，或唱英文歌，或唱外国曲调，不问儿童能否理解”。表二中课程受福禄贝尔的影响而设置，不仅注重公民训练、普通训练，更加重视学生专业性训练，开设具体教法课程，增加实习的课时与学分，用全新的教育观念武装学生，让学生学以致用。
三、1933年《师范学校规程》中幼稚师范课程的设置
在1928年的全国教育会议中，陈鹤琴、陶行知等幼稚教育专家针对幼稚师资的培养问题提出议案，最终这些建议被大会通过。1933年教育部颁布《师范学校规程》，将幼稚师范学校分为两年制和三年制，并对其课程设置作出不同的规定：
《规程》中还规定了幼稚师范学校的教学及实习时数：“幼稚师范科学生每天上课、自习及课外运动总时数为10小时，每周以60小时计算”。“实习包括参观、试习、试教，这三项的前后都需备有预备、报告、讨论三种手续”，这时幼稚师范教育受到重视。
从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幼稚师范学校中文化基础知识的科目较多，约占整个课程体系的65%，实习占20%，教育专业知识较少，约占15%，幼儿教育专业知识最少。这一时期幼稚师范科设置的课程具有以下特点：首先重视幼稚师范生文化基础知识的培养，这与幼稚师范生来源于初中毕业的文化背景有关，有助于提高幼稚师范生的整体文化素养。其次，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与当时幼稚教育专家的思想相关。张宗麟批评中国师范教育办不好的原因是只注重书本知识，忽略实践，他指出师范教育是专业教育，不能只用耳朵、眼睛就能学好，必须“从做中教、从做中学”，需要到实地中学习，进行职业训练，这种训练是专门的和长期的。陈鹤琴、陶行知等教育专家都强调要教学做合一，要手脑并用。再次，关注幼稚教育的专业知识，虽然设及的专业知识不多，但是当时已经关注到幼稚教育与其他教育的区别，并以法规确定下来，这已是幼稚教育的一大进步。
对当今学前师范教育课程设置的启示
(一)密切关注社会的需求
在课程结构上，关注到学生的个别差异和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当前科技的迅猛发展，反应在课程设置上，便是增加相应课程内容，如电脑音乐制作、幼儿园课件制作等课程。当前高校强调创办自身特色课程，在课程设置上探寻自身优势，结合学生的需求，设置相应课程，如开设幼儿园实用教学技能，传统文化经典阅读指导，幼儿舞蹈创编等。
(二)明确实习在课程中的地位与形式
师范院校对实习的忽略会导致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在校学习期间只学习理论，对幼儿园一日生活是什么样的，幼儿园工作环境不甚了解，大部分学生毕业之后感觉理论是没有用处的，无法适应新的工作，只得进入工作岗位之后重新向有经验的老教师学习。老教师对新教师的教育理念、活动组织、管理班级等方面起重要作用，而学校学习的教育理念则无法灵活应用于工作中。因此，师范学校应增加实习在课程设置中的比重，加强教师对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指导，合理安排实习在不同年级以不同的形式实现。
(三)减少艺术技能培养的时间
幼儿教师在民国时期被称为“保姆”、“阿姨”，社会关注对幼儿生活的照料。随着对学前教育的重视，学前教育成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幼儿教师相应成为专业人员。然而，当前社会对幼儿教师普遍的印象是“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幼儿园通常将舞蹈、弹唱、绘画称为幼儿教师的基本功，艺术类课程其效果外显，也深受在校学生的喜爱。在师范院校的课程结构中，艺术类课程如音乐、键盘和声、舞蹈、美术四门课程各144学时、8学分，几乎贯穿于整个三年制专科学习，可见师范学校也十分重视艺术类课程的开设。2011年《幼儿教师专业标准》对幼儿教师应具备的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作出了详细明确的规定。针对艺术类知识只在“通识性知识”中提到“具有相应的艺术欣赏及表现知识”，幼儿教师的专业性并非体现在“能歌善舞”方面。
(四)开设师德与法律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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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平民教育；创造力；生活教育；家庭教育
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文化和教育也在进行着激烈的变革。一方面是受外国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国内有志之士的探索和改革。在学前教育领域，陶行知和陈鹤琴两位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经过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著名的儿童教育理论成果，并带头创办幼稚园和幼稚师范学校，为中国的学前教育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在学前教育领域的研究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两人的思想体系中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和侧重点。
一、两人学前教育思想的相似之处
1.立足国情，普及教育
陶行知先生是一名积极的爱国主义教育家，主要从事平民教育。他认为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农民的教育问题，提出要创办适合国情的幼儿园并提倡把教育平民化。这种结合当代国情研究教育问题的特质也是陈鹤琴先生所具备的。陈鹤琴先生也为平民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难民教育协会的负责人，进行文化和抗日知识的教育，同时他还推广新文字运动，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
2.理论丰富，实践具体
理论方面：
（1）他们都强调了幼儿身体健康的重要性，陶行知认为儿童的体力和心理都需要充分的营养，否则创造力就会被削弱，甚至夭折。而陈鹤琴先生也强调要考虑儿童的健康，这在当今社会也是极其适用的。
（2）在课程内容方面，两人提出的都非常全面，涉及的领域都有相似之处。比如：文学、音乐、美术、自然科学等，不像以前的幼稚园，课程单调，不注重儿童多方面兴趣的发展，而是在课程内容的开展过程中，都强调接触大自然和社会，让孩子在自然和社会中学习的学前教育思想具有真理性，是我们一直需要铭记和亲身实践的。
（3）重视幼稚教育的师资。两位学者都强调了幼稚园教师素质的重要性。陶行知先生提出著名的“艺友制”方法培训幼儿教师，而陈鹤琴提出幼稚园的教师应当是儿童的朋友，而且幼稚园的教师应当有充分的训练，这些品质都是优秀的幼儿教师应该具备的。
（4）解放儿童，发展儿童的创造性。陶行知是从解放儿童的头脑、双手、嘴巴、空间和时间五个具体的方面来说的，提出要给幼儿提供自我自由的发展空间，让他们充分发挥其创造性。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理论中也提出了“创造性”是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必备的条件。
（5） 教学方法方面都强调了“做”，做和学的结合非常重要。陶行知指出：师范生要通过“做中学”获得实际有用的知识，能够自己创办幼稚园。同样，陈鹤琴“活教育”的基本原则就是“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也同样强调了“做中学”的重要性。
（6）注重对孩子品德的培养。两人都注重和培养孩子各方面的良好品质，比如：同情心、爱心、责任感等。
（7）在教学目的上最主要、最核心的就是都体现了爱国主义的精神。
实践方面：两人都以爱国主义为主导理念创办过幼稚园和幼稚师范学校，发起过教育活动。他们两人都为中国幼儿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中国化的幼儿教育和幼儿师范教育的完整体系的创立。
二、两人学前教育思想的不同之处
两人在教育理论思想上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没有绝对对立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只是他们关于教育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表达方式，对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原则、教育目地等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表达方式。
陶行知主张把富贵的幼稚园平民化，让每个儿童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他提出“艺友制”培养幼稚师范教师，强调了教师和学生应该是朋友关系。学做教师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从师，一个是访友。访友的途径很难，但比较新颖，也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表现了教师和学生之间和谐融洽的关系。此外，他还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陈鹤琴先生以自己的儿子作为观察和实践的对象，他的“家庭教育”是幼儿教育思想中的重点内容。在幼稚园教育方面，陈鹤琴先生认为幼稚园的课程不应该分科，而陶行知先生并未对此做出具体清晰的意见，这可能是两人产生分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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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风云激荡，具有重要历史转折意义的时代。回首这一百年中国的变化，可以看到中国在经历种种艰难困苦中正逐渐赢得巨大的胜利。20世纪中国的变化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内涵，中国幼儿教育也是如此。20世纪的中国幼儿教育是中国教育史上重要、精彩的篇章。从幼教观念到幼教形式，其内涵变化广泛深刻。20世纪中国幼儿教育发展的最重要特点就是对西方幼儿教育设施及幼儿教育思想从消极引进到积极会通、融合，实现幼儿教育中国化、科学化的过程。幼儿教育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但是它不可能与中国政治历史的变迁分割开来，因此，20世纪中国历史的几个重大关节点，也大体成为中国幼儿教育发展阶段性的标志。从20世纪初到是第一阶段，从到新中国建立是第二阶段，新中国建立以后至今是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西方幼儿教育思想的引进是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幼儿教育设施的出现是这一时期的最高成果，中国幼儿教育由完全的家庭教育开始缓慢向社会教育转化。早在19世纪50、60年代开始，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提出的较为科学的幼儿教育思想以及他所创办的带有社会性的幼儿教育机构，由于适应了西方大工业生产的发展特点，因此逐渐在西方广泛传播和建立起来。中国的近邻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实行文明开化政策，大力发展西学教育，福禄贝尔等人的幼儿教育思想以及社会性的幼儿教育机构，逐渐被引入日本。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在近代的强势表现，促使中国人在寻求救亡图存之路的时候，将学习的目光投向日本。日本所采纳的西方幼儿教育思想及创办社会性幼儿教育机构的做法也开始影响到中国。蒙养院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学前教育机构，它是与中国近代新学校体系同时产生的。1903年，由张之洞等人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也叫《癸卯学制》)将整个教育过程分为三段、七级，蒙养院成为国家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最早的官办幼儿教育机构，是在张之洞推动下于1903年9月在武昌建立的幼稚园，1904年1月改名为武昌蒙养院。由于当时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存在许多阻力，因此最初的蒙养院教师主要是聘自日本，蒙养院教育借鉴日本的特点非常明显，“其中关于保育教导宗旨与科目、蒙养院设备等方面的规定基本上是对日本1899年制定的《幼稚园保育及设备规程》的移植。”【131912一1913年民国教育部公布“壬子癸丑学制”以后，蒙养院改名为蒙养园，并开始附属于正规学校教育机关。
第二阶段，幼儿教育在学制中合理地位的确立及各种幼儿教育思潮的出现，对幼儿教育中国化、科学化的探索是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特点。前后，中国着手进行学制改革，1922年，教育部公布新学制，即“壬戌学制”，新学制的颁布。确立了幼稚园教育的独立地位，规定小学校下设幼稚园，“幼稚园收受六岁以下之儿童。”[2]这是中国幼儿教育发展史上毋庸置疑的一大进步。幼儿教育中国化、科学化的探索是这一时期最具特色的工作。以后，中国学者对于国外幼儿教育思想的介绍更加详细，评说也更加客观。如张宗麟在其著作《幼稚教育概论》中，不仅肯定了福禄贝尔以自然、自由为特征的幼稚园教育思想，而且也指出了它存在的不足。对于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思想，中国学者也同样采取了介绍、宣传并结合试验进行验证的办法。这一阶段，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且影响很大，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张雪门的行为课程、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等都与杜威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值得重视的是，陶行知、张雪门、陈鹤琴等人并没有一味的惟杜威思想是从，相反，他们在仔细研究西方幼儿教育思想的同时，也在大声呼吁并积极实践着对外国幼儿教育的反思。他们对中国幼儿教育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撰写了许多极富价值的文章，揭露中国幼儿教育的弊病。特别指出中国幼儿教育盲目抄袭外国，不符合中国国情，指出“如此教育，贻害吾国者实大。,,E32认为中国幼稚园的教育不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将孩子管得过死，使幼儿失去了生命的活力，陈鹤琴曾形象地称当时中国的幼稚园为“幼稚监狱”。为了推动幼稚教育的中国化，科学化，中国教育家进行了许多理论上的探讨，各种幼儿教育研究组织纷纷成立。如1919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幼稚教育研究会成立，1926年上海幼稚教育研究会成立，1928年北平幼稚教育研究会成立，1929年晓庄幼稚教育研究会成立，1929年中华儿童教育社成立，这些幼儿教育研究组织的成立，对于交流幼儿教育经验，强化幼儿教育理论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为可贵的是，中国幼儿教育工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幼儿教育理论的探讨上，他们还进行了深入的实验探究，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陈鹤琴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所进行的中国化幼儿教育的全面实验，陶行知对幼儿教育新大陆的探索，都是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活动。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幼儿教育得到了特别的关注和发展，在尝试建立与革命战争相适应的幼儿教育模式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积累了很多有价值的经验，为建国后中国幼儿教育的发展做了充分的思想和经验方面的准备。
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人民开始当家作主，幼儿教育的性质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国后17年幼儿教育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革命战争时期所积累的幼儿教育经验为基础，吸纳和借鉴中国旧教育中有用的经验以及苏联的教育经验，重新规范幼儿教育的发展方向。1951年10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学制颁布，规定实施幼儿教育的组织为幼儿园，招收3足岁到7足岁的幼儿，使他们的身心在入小学前获得健全的发育E4]。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幼儿教育出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幼儿园数量迅速增加，中国化、大众化的幼儿教育理想正在逐渐变为现实。但是在1958年以后，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影响，幼儿园开始追求盲目的式的发展，结果导致了幼儿园发展在数量上与质量上的严重矛盾，幼儿教育学术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给幼儿教育实际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混乱，影响了幼儿教育质量的提高。十年，中国发展遭受全面重创，幼儿教育遭到巨大破坏。全面发展的幼儿教育方针被歪曲和否定，科学、有效的幼儿教育管理制度被废止，幼儿教育质量急剧下滑。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幼儿教育在经历了严冬的考验之后，又迎来了明媚的春天。中国的幼儿教育事业取得了空前的大发展。丰富的幼儿教育改革实践推动着幼儿教育理论的发展，而不断成熟的幼儿教育理论又指导和促进幼儿教育改革的深入进行。幼儿教育发展质与量的并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色。
1979年全国托幼工作会议召开，对幼儿教育发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之后又相继颁布各种文件，恢复和健全幼儿教育管理机构，明确了幼儿教育的地位及幼儿教育改革方向。从量的发展方面来看，“为确保幼教事业的发展，政府逐年加大对幼儿教育的投入，据统计，2000年政府用于幼儿教育的经费已达51亿元，20年来幼儿教育的规模翻了一番。”Is]适合中国国情的，以教育部门办园为骨干，社会力量办园为主体，公办与民办相结合，正规与非正规相结合的幼教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同时，政府部门逐渐加强对幼儿园的质的管理，制定了许多发展规范。如在国家统一颁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中，明确规定幼儿教育是国家教育大系统中的子系统，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又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决定》及《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等重要文献中，多次对此加以重申。此外，与幼儿教育发展密切相关的纲要和规程的不断修订和完善，也使幼儿教育的发展更加有章可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L0341号)的颁布，吹来了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春风，文件着重提出要加快发展幼儿教育，坚持幼儿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努力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幼儿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保障适龄儿童接受基本的、有质量的幼儿教育。落实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重点发展农村幼儿教育。对幼儿教育管理、经费筹措，幼儿园收费标准，幼儿教师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作出规定，这些对推动中国幼儿教育的科学、合理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
回首中国幼儿教育百年历程，我们会获得许多有价值的启示，其中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经过认真总结，都会成为中国幼儿教育未来发展的有益借鉴，成为中国幼儿教育发展史上的无价之宝。反思过去，展望未来，中国幼儿教育的发展，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首先，进一步认清幼儿教育的价值是未来中国幼儿教育发展的立足点。价值，从哲学的角度看，是反映主客体之间需要与满足的一种关系范畴。依此观点可知，幼儿教育价值就是幼儿教育满足人们需要的关系属性。从中国幼儿教育已走过的百年历程来看，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人们对幼儿教育价值的认识不同，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幼儿教育的地位及其发展走向。可以说，中国幼儿教育发展的每一次起伏跌荡，都透显出人们在幼儿教育价值认识上的差异。因此，只有进一步认清幼儿教育价值，中国幼儿教育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人们对幼儿教育价值的理解，既有服务家长等工具性价值的需要，也有对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内在性价值的追求。但是以往的发展，从总体上讲是比较偏重幼儿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忽视幼儿教育的内在性价值[6]。因此，协调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做到幼儿教育工具性价值与内在性价值的统一，仍然是未来幼儿教育努力的方向。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在未来有必要不断参与推动和引导对中国幼儿教育价值的认定，通过完善幼儿教育培养目标，构建幼儿教育课程体系，更新幼儿教育内容，改进幼儿教育方法，促进中国幼儿教育不断向纵深发展，最终实现幼儿教育工具性价值和内在性价值的统一，以强化和巩固中国幼儿教育的基础地位。其次，进一步深化幼儿教育改革是未来中国幼儿教育发展的动力点。
纵观中国幼儿教育发展史，探索、改革一直是中国幼儿教育发展的不竭动力。由于幼儿教育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在未来社会，幼儿教育的发展还会遭遇许多新的挑战，幼儿教育只有不断进行相应的调整改革，才会与社会相适应，与社会共进步。作为构建新的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的幼儿教育，在未来的社会才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幼儿教育改革的过程既包括观念的变革，也包括在一定观念指导下的教育实践的变革。回顾历史可以知道，要想取得未来幼儿教育改革的成功，必须强化幼儿教育改革的理性意识，重视幼儿教育改革的实效性。即既要依托于幼教科研工作，着眼于新观念的探究、宣传与倡导，帮助幼儿教育工作者树立科学的儿童观和教育观，同时更要重视幼儿教育新观念向现实教育的转化。
幼儿教育是一门科学，它的客观规律需要不断探索。多年来，中国在幼儿教育科研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想使幼儿教育和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形势相适应，并使幼儿教育本身的客观规律体现在现实的幼儿教育实践中，仍然需要幼儿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与推动。幼儿教育科研成果将成为引导中国幼儿教育改革不断取得进展的重要源泉和动力，在未来的幼儿教育发展中，各级政府及教育部门需要不断提高对幼儿教育科研的关注程度，增强依靠幼儿教育科研成果进行幼儿教育改革的意识，强化幼儿教育研究对幼儿教育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以科研促进幼儿教育的发展，密切幼儿教育科研与幼儿教育实践的关系，是幼儿教育改革努力的方向。未来的中国幼儿教育将会日益成熟和完善，幼儿教育科学研究将会更加活跃，幼儿教育理论与实际工作者的合作研究将会增加，以理性的科研推动幼儿教育改革，以幼儿教育的实际工作去实现改革的目标，将会使未来中国幼儿教育的发展呈现勃勃生机。
最后，进一步强化幼儿教育的中国特色是未来中国幼儿教育发展的支撑点。中国幼儿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幼儿教育发展的大环境，随着未来社会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传播速度和知识积累速度的加快，世界各国幼儿教育的合作和交流也会不断增加。中国幼儿教育在注意吸收世界各国幼儿教育发展有益经验的同时，必须更加重视中国特色幼儿教育的建设和发展。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幼儿教育，只有从本国国情出发，具有本国特色，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中国的幼儿教育是在与外来幼儿教育的冲击和交流中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幼教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面临着如何接受西方思想和发展中国幼儿教育传统，建立有中国特色幼儿教育体系这样一个问题。一百年来，经过中国几代幼儿教育工作者的努力奋斗，中国幼儿教育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中国这块幼儿教育园地上产生出许多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和经验，所有这一切都为幼儿教育的进一步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未来随着客观形式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幼儿教育思想的活跃和驳杂，注意保持中国特色，仍然还会成为中国幼儿教育必须面对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