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文化论文范文1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工商业经济
古典时期,充分发展的希腊工商业经济,无疑是古典文明繁荣的物质基础。而城市集聚了工商业经济,是工商业经济活动的中心。
公元前6—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的工业大有发展,尤其是在阿提卡地区,雅典城市及其外港拜里厄斯的工业特别活跃。手工行业更多,更有组织和更加专门化。出现了冶金业、造船业、制陶业、建筑业、纺织业、制鞋业等多种类型的手工业作坊。以制鞋、冶铁、建筑业和制陶业为例,制鞋业不仅有制男、女鞋的分工,还有裁鞋面、纳鞋底、上鞋等不同工序的分工[3](p.225)。冶铁业出现了专门负责锻打、铸范、拉风的分工。建筑业则有木工、铸工、铜工、石匠、染匠、金匠、象牙匠、画匠、刺绣匠、浮雕工等的分工。制陶业中有烧瓦工、烧砖工、小像制模工和瓷灯制造工等。伯里克利在一次演说中曾提到众多的职业:木匠、雕刻匠、制模匠、青铜匠、石匠、打金匠、象牙匠、绘画匠、绣花匠、雕金匠等[3](p.222)。公元前5世纪,阿提卡区成为希腊世界最繁盛的工业区域。“冶金业、造船业、武器制造业和陶器业,使劳里昂区、拜里厄斯港和雅典各区的生活紧张热烈起来,而许多伟大建筑物的构造也表明了雅典文明的光辉灿烂”[4](第51-54页)。
随着手工业的专门化,作坊和营造场等手工业生产区应运而生。这时的作坊和营造场一般规模不大,并可以为私人所有。例如,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父亲就有一个铁匠铺;希腊的军政家克利翁父亲有一个硝皮厂;雅典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的父亲有一个乐器制造厂[4](第56页)。
工业的发达,粮食的不足以及海外的开发,促动了商业贸易的活跃,由此导致以城市为支点的市集贸易和邦际贸易的繁荣。“每一个城邦对于周围地区来说都是一个市集,农夫们在那里卖掉他们的产品,换取钱来支付他们的赋税和租金(在某些地方),和购买从外地输入的商品及乡间作坊不能生产的制品(当这些可以用钱支付的时候)”[5](第52页)。
在市集贸易方面,定期市集是古希腊最为普遍的国内贸易形式。小生产者和零售商人定期聚集于市,调剂余缺,互通有无,交易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不同的市场,按规定的时间开市。交易的商品有蔬菜、水果、干酪、鱼、肉、腊肠、家禽和野鸟、酒、木柴、陶器、铁器、旧货,还有卖书的角落[3](p.290)。雅典城邦的中心市场是此类市集的典型代表。此外,还有一些依托于城市的节日或竞技会等非经常性的市集。例如,在奥林匹亚、德尔斐、尼密阿和科林斯地峡举行的全希腊竞技会,为雅典守护神雅典娜举行的祝贺节等,都是商贸活动的良好时机。邦际贸易则指希腊各城邦之间的贸易,或希腊人与异邦人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较市集贸易规模更大,辐射更广。在贸易中形成几个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希腊本土的雅典和科林斯既加工制造常用的金属与贵金属、木材、羊毛、皮革、琥珀、象牙等产品,又向域外输出各种织物、武器和金属器具、毡毯、花瓶、珠宝、美术品、金银雕刻品等。雅典用葡萄酒、橄榄油、纺织品、精美的工艺品、陶器、军器输出,换回谷物、鱼、牲畜、蜜蜂蜡、食盐以及奴隶。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拜里厄斯港是爱琴海上着名的国际商港,运到这里的商品有埃及、西西里、黑海沿岸的谷物、牲畜和皮革,米利都的羊毛,波斯和迦太基的毛毯,阿拉伯的香水,马其顿和色雷斯的亚麻衣料、大麻和造船木材,此外还从各地输入奴隶。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则是联结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当时,希腊商人的足迹已遍及北欧、西欧、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波罗的海,甚至到达欧亚交界处的未知地区和非洲的西海岸[4](第62-68页)。
与其他地区相比,由于土地贫瘠,平原狭小,古代希腊的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雅典就是如此。不可否认,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先前落后的雅典变为公民富足、国家强大的重要原因。国富民强才能进行大规模的智力投资和文化建设。伯里克利曾大规模地兴建雅典卫城、帕特浓神庙、赫维斯托斯神庙、苏尼昂海神庙、大剧场、音乐厅、街道和大型雕塑像等一大批规模宏大的公共文化工程,竭力使雅典成为全希腊最美丽的城市、“全希腊的学校”。据载,建造雅典娜神庙花费竟耗资7000塔兰特,相当于雅典城邦整整7个全年的预算[6](第358页)。在其执政期间,国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发展文化事业。演剧、庆节、献祭等都是开销不菲的公众活动,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其一部分费用由城邦公款支付,大部分则以“社会义务”的形式分摊给富裕的公民。公益捐助是富裕的雅典人的义务,如演剧捐助、海军建 设捐助、供应贫民粮食捐助等。色诺芬的《经济论》中记载,苏格拉底曾提醒富有的克利托布勒斯向城市的神及他的友人们尽捐助义务:“必须供奉丰盛的祭品,否则神和人都会找你麻烦。其次,慷慨大方地招待很多陌生人是你的职责。第三,必须宴请市民并对他们有所资助,否则,你就失去追随者。”[7](ⅱ,5-8)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400个雅典人负担前401年至409年间的泛雅典娜祭庆的巨额款项[8](第310页)。古代雅典社会经济生活的相对平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富人”阶层的公益捐助。那么,在相对而言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的古代希腊社会,哪些人可能是富人呢?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从总体上说雅典人的生活仍然是贫乏的。雅典的普通公民,诸如教师、雕刻家、石匠、木工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标准一个样,都是日得一个德拉克马[9](第253页)。这样的工资收入,除了足够支付一切的必须费用以外,剩余不多,自然无力成为“富人”(即便是有,为数也不会太多)。因此,只有经营获利较多的工商业经济的作坊主和商人或工商业奴隶主,才有可能成为雅典富人阶层中的多数。这种富人阶层的出现,是雅典文化兴盛的必要前提。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文化基础——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才
经济富足,并不一定文化昌盛。文化是人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其主体是人。文化的繁荣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人才和占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资源。古希腊人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10](第27页),“一切公民都要受到同样的教育,而关心这种教育应是国家的本身”[11](第28页)。雅典人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去做的,从而使雅典城市成为城邦广行文化教育与交流活动的重要空间和舞台。
其一,雅典城市广泛吸纳域外先进文化知识和人才。早在梭伦改革时期,就鼓励外籍工匠移居雅典,设各种专业技师居留的特别区,并给予公民权[12](ⅹⅹⅳ.2)。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更是以海纳百川之势,吸引着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来此学习和交流文化科学知识。“哲学家、作家、学者、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8](第242页)。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40万人口中,有3万2千名外邦人。他们经营工商业,从事科学、文学和艺术研究,执业法律、医生等。来自于外邦的阿那克萨哥那、德谟克里特、普罗泰哥拉、哥尔基斯、希罗多德、品达、迈伦等文化名家,汇聚雅典。正如伯里克利所言:“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13](第131页)。凡是在西西里、意大利、塞浦路斯、埃及、吕底亚、本都、伯罗奔尼撒或其他地方能找着的合意的东西,都被带到了雅典。而这里所说的“产品”,不仅仅是自然产品,也包括精神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因为雅典的伟大而被吸引来的。诗歌、音乐和艺术都和商品一样,在雅典城找着了舒适的家乡[13](第131页)。正是这样一批外邦人和雅典本土出生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以自己天才的创造,将古希腊文化推向了繁荣的顶峰。
其二,众所周知,希腊紧邻西亚、北非等古老文明地区。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有一个东方文化的源头。但是,古老的东方文化既非专为古希腊文化的发展而存在,更不可能自动融入古希腊文明之中。就当时世界来说,已达二三千年之久的东方文化可以被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学习和借鉴。古希腊人能够将东方文化继承、学习、吸纳为推动自己文化繁荣的养料,并加以创造性地改造与发展,形成自有特色的希腊古典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古希腊城市中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希腊人常到国外去旅行,在这一方面,连其他民族中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见绌”[14](第212页)。生活于古希腊城市的许多文化人、知识分子,虚心求教,广泛汲取,“拜东方文明为师”,竭心尽力变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为文化发展优势。他们是繁荣希腊古典文化的功臣和时代的先锋。例如,古代雅典的着名政治改革家和诗人梭伦,青年时代游历经商,遍访小亚细亚沿岸希腊人城邦,考察社会制度与风土人情,结交泰勒斯等名人学者。博学多才的梭伦因而有了“雅典第一诗人”之殊荣,更得“希腊七贤”之美誉。古希腊哲学家德莫克里特,曾追随波斯术士和迦勒底星相学家学习神学和天文学,师从米利都学派研习自然哲学。后到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等地漫游,向有学问的人求教,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一生中写了约60种科学着作,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门知识。马克思称之为“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5](第146页)。着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从小随父学医,曾在小亚细亚、黑海沿岸、北非等地游历行医,学习取经。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出了丰富的医学着作《希波克拉底文集》,成为西方医学的最早奠基人。被誉为西方“历史之祖”的希罗多德,大约从30岁开始,历时10年游学访察,漫游黑海北岸、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埃及、意大利半岛等地。访查传闻逸事,凭吊历史遗迹,了解风土人情,有助于后来撰述《历史》名着。总之,“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14](第212页)。
其三,希腊古典文化长达200余年的繁荣,绝非仅靠少数文化人、知识分子的努力,而是在于拥有广泛的公民群众基础和城市活动空间,从而使古典文化具有广博的内涵、恒久的魅力和深远的影响。文化人、知识分子依托城市开办学园,进行全民性的戏剧演艺、宗教节庆、体育竞技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传播了知识,培育了人才,融通了思想,活跃了文化市场,从而使得对戏剧、雕刻、建筑、诗歌、论辩演说等古典文化的认知、理解、接纳和传扬,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公元前388年,柏拉图于雅典附近的阿卡德米亚创立学园。园内设有图书馆、授课厅和宿舍等。在柏拉图时期,学院里讲授的主要课程有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该学园是古希腊第一所真正招收学生的学校。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希腊乃至地中海世界的一个学术中心。从学园学成出去的许多学生,在地中海世界的众多地方,传播着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吕克姆体育场创立学园,从事教学和着述。此外,还有一批“智者”所创办的专门教授论辩技术的学 校。这些学园或学校,都是城邦政府所允许的,并认为是为青年的显赫前途提供训练所必须的。诸多学园与学派并立于雅典,使人们在更多学习选择的同时,加深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智者学派的学者们教授在公共场合下演说的艺术和辩论的技艺,为培养适应民主政治时代所需要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人才作出了贡献。雅典的民主政治,决定了当时的社会不是靠暴力、行政手段,而是靠辩论、才识赢得人心的。雄辩的口才,超群的才华,是每一位企求成功的政治家必备的要素。
戏剧演艺是雅典城邦利用戏剧节组织戏剧比赛对公民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伦理道德教育的一种文化艺术活动。活动多是在祭典和节日中以集体方式进行。古希腊至少有300个以上由城邦组织的宗教节日,祭奉的神祗超过400位。仅在雅典城邦,一年就有144天为公共的宗教节日[16](第101-102页)。戏剧演艺活动只在狄奥尼索斯节的祭庆日子里进行。连续5天的欢庆,主要是进行戏剧比赛。雅典大剧场是节庆活动的中心,数以万计的人聚集剧场,观看悲剧或喜剧表演。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底斯和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等,以其非凡的创作参赛演出。起初,戏剧演艺只是祭仪的附属品,后来逐渐取得社会意义,成为政治的论坛,休息与娱乐之地。戏剧演艺也便有了独特的文化价值,“希腊城邦的一般文化的高度水准,在很大的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组织民众、教育民众、启发民众的戏剧”[8](第318页)。公元前480年—公元前380年的100年内,雅典演出的戏剧有2000多种。
宗教节庆与体育竞技活动是雅典城邦利用宗教节日组织的全民性的文化活动。主要节庆赛会有泛雅典娜节、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等。泛雅典娜节年年举行, 4年一大庆,庆节一连6天,雅典所有民众都参加。庆节活动有赛马(赛战车)、徒步竞走 、歌唱、舞蹈、朗诵比赛与音乐比赛。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也具有全国性的意 义。“在这些节日里,不仅有体育锻炼,同时也有心智和精神的娱乐,因为那时有艺术 布景和表演”[13](第131页)。伯里克利在其着名的葬礼演说中说过:“整个一年之中 ,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每天怡娱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13](第1 30页)
戏剧、艺术、哲学、竞技等文化活动,是传扬古典文化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对公民而言,这不只是闲暇之余的精神娱乐,也是接受城邦制度、民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教育活动;是认知、理解、接纳古典文化的有效过程。知识、价值和思想在公共广场上接受公众的批评和争议,“以前属于军事贵族和祭司贵族的精神世界现在向越来越多的人开放,直到向全体平民开放,而希腊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的”[17](第39页)。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言,体育馆、康体馆和剧场“不仅仅是铸造了城市的形态:同样,每个场馆也经由旅游和朝圣而达到更广泛的文化交融之目的”[18](p.168)。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政治基础——民主政治的权力机构与活动空间
雅典城市能够吸引更多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与其施行民主政治所带来的宽松而自由的城市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市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尽管也有这样的事实:苏格拉底以其政见不同而被处死;阿那克萨哥拉和普罗泰哥拉两位哲学家被迫离开本国。但是,雅典城市的宽容和自由的文化环境,“比之大多数其他国家,不论在古代还是近代的国家,都要好些”[9](第258页)。“雅典那时有一种活泼的自由,以及礼节、风俗和精神、文化上活泼的平等;……在不违背这种平等和在这种自由的范围以内,一切性格和才能上的不同、以及一切特质上的参差,都取得最无拘束的发展,都在它的环境里取得最丰富的刺激,来发扬光大”[19](第258页)。人们可以尽自己之所想,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或讽刺、或褒扬,或辩论各种思想、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城邦民主政治的确立与运作,始终与城市密不可分。
其一,自梭伦开始直至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历次民主政治改革的推行,都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了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并因此而有力地扩大了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例如,梭伦改革的核心,是以财产特权代替贵族世袭特权,按财产划分公民等级,以等级确定权利和义务。公民财产主要依据其田产的年收入,工商业者则按其货币收入折合成实物来计算。从而削弱了氏族贵族所享有的种种特权,使工商业奴隶主有机会跻身于国家领导层,更多的“富人”可以走上政坛。恩格斯遂将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后的80年,概括为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旧的贵族势力的胜利竞争的时代,同时又是“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的时代[20](第112页)。梭伦之后的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基本上继续推行或发展梭伦的立法。古典时期,自由手工业者的人数在公民大会中明显增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色诺芬等也同样认为,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工人在议事会中占了多数[4](第58-59页)。
其二,雅典国家机构最重要的是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最高权力机关,10天召开一次,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皆可出席,讨论和决定国家大事;议事会为雅典城邦最高行政机关。会议成员500人,执行公民大会的决定和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陪审法庭乃雅典城邦最高司法、检察机关。陪审员由每个地区各选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600人,全雅典共选出6000人,组成10所高等法庭,审理重大案件并参与立法和监督公职人员。一方面,这些权力机构大多设置于城市,以城市为重心运作。考古资料表明,在城邦基本的政治机构如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出现的同时,市政公共建筑如市政广场、公民大会会场和市政大厅随之出现[21](p.101)。市政广场是交流信息、参与市政议会和公民大会的“民众集会之所”。在雅典,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通常是在市政广场或其西南面的匹尼克斯山举行。城邦的法律、法令、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决议等,皆公告于此。有关城邦政治和国民事务的文献保存于市政大厅。“议事院则是一个服务于公民大众的相当大的地方,通常位于市政广场其间或其附近”[18](p.182)。雅典城墙圈内即是政府所在地和贵族上层人物的居住区。政治和宗教首脑的居住地分布于城市中心广场附近的林阴道两侧。下层人物远离城市中心区。各分散的居民区用矮墙或壕沟分开,形成分散隔离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区。随着民主制的确立,特别是希波战争后,曾作为军事、政治、宗教中心的雅典卫城中心广场,主要供人民集会和商业之用。广场的东、西、南三面有柱廊,后面是商店与庙宇。北面是建于平台之上的神庙,供人们休息与交易。紧邻神庙的则是市民政治集会的地方——市政厅。另一方面,城邦民主政治的权利属于城市的成员——全体公民。“ 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总是最高的权威”[22](第199页)。有学者认为,公民的政治权利主要体现为有权参加城市的政治生活——可以出席市镇会议、担任公职等。公民大会是每个年过20的雅典人都有资格参加的一种“城镇会议”[23](第26页)。
古希腊文化论文范文2
关键词：古希腊；中国古代；体育文化
古希腊和古华夏分别代表着人类文明的两个源头，因此古希腊体育与中国古代体育有着迥然不同的形态和价值体系。从体育发展的历史来看，体育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一、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比较研究法。
二、分析比较
1.古希腊体育的竞争性与中国古代体育的等级性
地理环境是不同民族体育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土壤。古希腊与中国古代各具特色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两个民族不同的文明和民族性格，并且深深地影响着体育文化的发展。
希腊是一个面积非常狭小的岛国，海运交通便利，商业较为发达。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国民的生产关系向契约形式转化，致使森严的等级制度失去了繁衍的依托，从而为民主、宽松的政治制度奠定了诞生的基础。古希腊体育中的赛跑，其特征就是参赛者不论地位高下、年龄长幼，一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同等的条件下跑完相等的距离，最后以成绩显示谁之优劣。
与古希腊所不同，古代中国的四周是高山、沙漠和当时条件下无法跨越的大海，形成一个封闭的状态，而内部的回旋余地又相当的广阔，是发展农业文明的理想条件。农业文明为宗法等级制度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等级制的延续和加强致使任何不遵循等级差别的文化因素不得产生，否则就是对等级制的冲击，也是对专制统治的不稳定因素。
2.古希腊体育的健美性与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养生性
在同海上风浪搏斗的过程中，勇敢的希腊海员们充分感到自身力量的重要性。于是肌肉发达、身体健美的形象便成为古希腊人崇拜的偶像。与古希腊体育繁荣相对应的是古希腊高度发达的哲学与科学。古希腊的哲学家用数学的方法研究动物和人体的结构，这就使得古希腊体育有着特殊的发展轨迹和审美价值。在古希腊的体育雕塑中，雕塑家们对运动员形体美的把握，已经能够科学地运用数学上的“黄金分割”和解剖学原理，体现了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水平。
与古希腊所不同，中国古代体育的形成与定型借助的不是自然科学而是当时的哲学。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人必须与大自然保持协同才能维系生命，维持健康。因此，在中国古代体育中，养生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养生体育建立在宏观观察和直觉经验的基础理论之上，与建立在以分解、分析方法为主体的实验科学基础之上的古希腊体育大相径庭。
3.古希腊体育的身体教育与中国古代体育的道德教育
古希腊人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概念的民族。古希腊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宗教社会。古希腊宗教特有的神人同形同性特征与城邦公民职责相结合，陶冶了古希腊人独有的人格意识。他们把“自我”视为一种客观化的认识对象，从多方面去论证“人”，他们注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注重体育在育人方面的作用。古希腊体育中尊重人的个性，追求多样化与矛盾性的文化特征，可以激发民族的扩张力、创造热情和冒险精神，有利于体育教育中对人的个性培养和发挥，然而却缺乏中国式的谦恭待人、稳健温和，易导致物欲主义、享乐主义和个性的过分扩张。
中国古代的传统道德给中国古代体育打上了深深的“道德教育”烙印。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其主旨精神始终是解决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与古希腊文化的出发点是根本对立的。古希腊文化强调从个人出发，个人与集体呈现出一种松散的状态。而在中国古代，由于传统伦理价值观的作用，单一的个人显得毫无意义，仅表现为一种抽象的存在。求善与道德的一个特征就是自己的行为不能给他人带来否定作用。而古希腊则不同，它是通过竞赛，以其双方形成的胜负结果来肯定胜利者，否定失败者。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不同的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孕育了不同的传统文化和民族品格，从而形成了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各具特色的传统体育个性。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个人修养和道德性，促进了以身心和一、动静结合为特征的东方传统体育形式的发展，然而却削弱了体育的竞技性；
古希腊民族崇尚人的个性，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强调公平竞争，对现代竞技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易导致个性主义的膨胀。
参考文献：
［1］颜绍泸．世界体育史研究中的误区：东方体育．体育文史，1990（3）.
［2］谢凌宇．略谈中西方传统体育的个性特征．体育与科学，1990（5）.
古希腊文化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针对“体育与智育并重、力量与知识并举”的完人教育理想既促成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繁荣，又维护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纯洁性的说法，通过对完人教育理想的本体溯源以及在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中的转变过程，发现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的现实选择是完人教育理想的破灭与重塑，而能够与其保持一致的“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的古希腊竞技体育独有特征只不过是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与完人教育理想矛盾对立的产物，直至柏拉图等哲学家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矛盾，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独有特征亦随之丧失，与现代竞技体育也就相差无几了。
古希腊竞技体育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如:宗教祭祀、祈福避祸、纪念英雄、政权更迭、战争和外交等等，由于年代久远，文献遗失，如今已经无从考证了。不过，与此相关的另一种说法，即古希腊的体育旨在施行体智并重，心身并举的完人教育的说法却广为流传，日益深人人心。这是由于现代竞技体育存在的一些弊端与恶习，诸如职业化所带来的过度训练，功利化所带来的只重视成绩，商业化所引发的暗箱操作、金钱交易等，一些学者据此证明，现代竞技体育已经偏离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正常轨道，丧失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精神，要想克服这种弊端，必须复兴希腊奥林匹克竞技会的精神，重塑体育与智育并重、力量与知识并举的完人教育理念。
事实上，我们对古希腊竞技体育和完人教育理想的理解存在偏差。因为，这种理想在古希腊从未成为现实，而且在这种理想指导下的古希腊竞技体育，也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无缺。应该说，古希腊竞技体育的进一步发展，使其与完人理想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是柏拉图等哲学家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矛盾，此后，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独有特征亦随之丧失，与现代竞技体育也就大同小异了。
1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特征与思想基础
1)非功利性。考古的发现与相关的研究不断证实，古希腊的体育竞技与今天大不相同。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非功利性，不但竞技的承办方不会从活动中牟取任何收益，就连竞技的优胜者，亦不会从中获取某种物质好处，而更多得到的是精神奖励。这种非功利性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古代奥运会的纯洁性，因为，功利性因素的涉人，难免会带来一定的腐败机率。现代奥林匹克的创立者顾拜旦对此亦深有感触，因而主张抵制奥运会的商业化，并把商业化与奥运会的变质腐化联系起来，而力图维护其非功利性。但别具讽刺的是，第1届现代雅典奥运会因为出现了资金紧张，雅典政府为此不得不进行商业操作，靠民间募捐和发行纪念邮票等方式才勉强度过了难关。可见，所倡导的非功利性只是古希腊竞技体育的一种理想礼。
2)非职业化。古希腊奥林匹亚竞技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坚持业余化原则，拒绝接受职业运动员的参与。业余化的好处非常明显，首先，运动员无需仅仅参加某一项或某几项运动，因而不会导致体育技能的畸形发展;其次，运动员参与比赛的目标在于娱乐性和参与性，而不必过分在意比赛结果;最后，非职业化可以吸纳更多的体育爱好者参与比赛，彰显古希腊竞技体育的基础。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古希腊竞技体育在其初始阶段，更多是贵族精英内部的自娱自乐，而极少吸收平民阶层的参与，贵族阶层的闲暇亦是促成这种非职业化的重要原因。
3)完人理想。一般人认为，现代竞技体育的诸多弊病与不足，主要发端于商业化(功利化)和职业化(专业化)因素。因此，为了克服现代竞技体育的弊端，有必要复兴古希腊的体育精神，倡导古希腊的“完人”教育理念。古希腊人认为，要将竞技体育教育与知识教育一道，作为培养完善人格的必需环节;形体美和心灵美对于造就个人的美德同样重要。所谓完人理想就是体育与智育并重发展的理想，而这种体育与智育并重的“完人”教育理念在价值层面上体现为古希腊崇尚健全思想寓于健全身心、尊重生命、追求公平、和谐发展的体育精神，于竞技体育活动中表现为“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的特征，可以说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繁盛，离不开古希腊人对完人理想的无限追求。
2《荷马史诗》与完人教育理想的幻觉
古希腊历史因其结构复杂而令人眼花缭乱，仅就现今考古的发现已经证明，它至少是克里特、迈锡尼、希腊城邦以及东方古代4种文明交错混合而成的结果，因此，详细考证其“竞技体育”和“完人理想”的各自的发展史及两者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从《荷马史诗》中可以约略地看出“完人教育理想”与“古希腊竞技体育”的基本形态。《荷马史诗》是以古希腊迈锡尼时期的特洛伊战争为背景，塑造了古希腊的一大批英雄人物。他们可谓是古希腊完人教育理念的最初起源与标准样板。本来，把完美人格作为教育的榜样，这在古代是通行的做法，是无可厚非。但是古希腊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把这种完美人格作为榜样，而且把这种完美人格作为现实的目标，期望通过一定的教育手段与培育程序，把每一位希腊公民都塑造成这种完美人格范本一样的人。不过，因为伴随着竞技体育和智育的各自发展深化，这种完人的教育不是在体育与智育之间顾此失彼，就是对两者浅尝辄止，因而既不能造就真正的运动员，也无法培养伟大的哲学家，雅典教育的实际结果是只培养了运动员，而无法在智育方面取得大的成效。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错位，根本原因在于希腊人未能分清《荷马史诗》是介于半神话与半史实的作品，从而以信史的态度完全接受了《荷马史诗》中虚幻的“完人”理想。古希腊人一旦接受其为信史，同时把其中的“完人”理想贯彻到现实之中，就有混同想象与现实之虞。换句话说，如果泛泛地讲体能与智慧并重，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但是如果把体能提高到以一挡万，把智慧说成了神人不及，那么这样的两相并著，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古希腊人为自身设定了一个太过高远的目标，因而导致其在实践之中，不是过于注重了体能的培养，就是太过偏向于智能的提高，而很难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所以古希腊人对《荷马史诗》的盲目推崇，导致其确立了过于高远虚幻的教育理想。
3完人理想的幻觉与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背道而行
从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特征及完人教育理想的来源考察来看，古希腊竞技体育的“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两大特征，正好可以映衬“完人”教育理念，并与这种幻觉保持一致性。但从历史上来看，应该说古希腊竞技体育与完人理想之间的根本矛盾，使得这些特征失去了不断发展的土壤，不可能在现实中长久存在，即使存在也只是在古希腊竞技体育的初创阶段。因为，古希腊人较早确立的身心并重、体智并举，培养卓越之完人的教育理念，有更深刻的内涵。他们所谓的体育，并非我们现代泛泛所讲的身体运动，而更多地特指竞技运动，也即体育比赛;他们所谓的智慧，也并非今天所说的文化教育，而更多的是指智慧教育、哲学教育。按照这样的考证，真正的完人既是运动竞技场上优胜的运动员，亦是学园中通晓智慧的哲学家。这种理想的设定是很高的，也只有在少数贵族，才可以做到这种既研究哲学，又进行竞技的体智并重。这就难怪在公元前500年至480年期间举行的奥林匹亚竞技会上，优胜者或都是贵族，或都是职业竞技者，而真正的业余竞技者实际上就是这些贵族，他们之间才真正体现着“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的竞技体育理念。
伴随着古希腊的竞技体育活动越来越被重视，获胜者的奖赏越来越丰厚，体育与智育各自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竞技体育的职业化与专业化就再所难免，竞技者要想获得竞赛的胜利，必须很早就跟从专业教练，进行相应的训练;训练的种类几也从以前的无所不包，变为专门修习其中的一两种;而训练的方法，则愈加专业化。其中既包括具体的竞技技艺，还包括相应的饮食学、卫生学等知识;因而一些优胜者为了提高自己的成绩，不断提出新的方法、发明或改进锻炼规则，接受特殊的饮食制度，遵守卫生条例。比如，公元前460年和456年两届奥林匹亚竞技会长跑冠军德洛麦就发明了肉食食谱，以补充竞技者的营养。所有这些均进一步促进了竞技体育继续朝向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优胜者所获奖赏的不断提高，古希腊的竞技体育亦愈加难以保持早期的非功利性。竞技体育的功利化倾向不断增强。比如，雅典的梭伦就曾经颁布了一项法律(元前580)，规定每个奥林匹亚竞技优胜者可获得五百德拉克马的奖励，折桂的竞技者免除赋税，且终身由城邦供养，仅此一点，就足以断送雅典长久以来在竞技体育方面所维持的非功利性特征。此外，商业化操作跟着也兴盛起来，最初是商业庙会与节日庆典，其次是负责供应事务的妇女或，再次，竞技学堂及竞技馆，也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在这种情况下，体育不断强大，智育不断孤弱，所谓体智并重、身心并举的完人教育理想已经名存实亡了。
因而，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繁盛，根本称不上是其完人教育理念的必然结果，应该说是竞技体育本身与完人教育之间固有矛盾的特有产物，而始于古希腊竞技体育草创阶段的“非功利性”和“非职业性”特征也只能在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中如昙花一现，随着竞技体育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商业化倾向增强，这些特征便愈加岌岌可危了。
4完人理想的重塑与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的相向而行
在古希腊竞技体育职业化与商业化之后，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的理想已名存实亡，但希腊人仍然对完人理想不离不弃，并根据这种完人理想的幻觉对新兴的职业化竞技体育加以指责，认为古希腊竞技体育的职业化过分强调了体育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智育的必要性，背离了完人理想的初衷，因而必须加以遏制。这样的要求层出不穷，却从未得到实现。法国历史学家瓦诺耶克指出，“从色诺芬尼时起，体育课和思想文化课的苛求似乎是二律背反的”，但是，这种矛盾一直延续下来，却始终未能得到克服。
过去在谈及古希腊的体育与智育并重的完人教育理想时，论者经常引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相关的论断，柏拉图r5,曾说:“神赐给人两种艺术:音乐和体操。神不是赐给灵魂和身体的……而是让它们在灵魂和身体之间融合，达到张弛有度。因为，单方面沉迷于体操的人难免失之粗野，只注重音乐的人则会流于柔弱。”就表面来看，柏拉图似乎同样是在强调智育的重要性，要求增加智育在教育中的比重，以便复兴古典时期的完人教育理想。但这只是表面而已，究其实质，柏拉图等人的批判在实际上非但没有扭转，反而促进了古希腊竞技运动职业化、专业化的进程。就他们的理论而言，他们业已放弃了古典时期的“完人”教育理想，转而主张“专业人”的教育理念。具体来讲，柏拉图所作的工作大体可分为以下3个方面:
1)他区分了竞技体育与一般体育。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目标是成为奥林匹亚运动会的优胜者，获得物质利益与精神荣誉;一般体育的目标在于强身健体，为精神活动奠定物质基础。大体说来，柏拉图所作的这种区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职业竞技与大众体育的区分。这在今天来说已成为常识的区分在古希腊却极有重要意义。正因为缺少这种区分，古希腊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完人理想的内容规定为竞技体育与智育兼举并重，要求教育在这两者之间实现兼收并蓄，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古希腊竞技体育的专业化，使得这种并重化为一纸空文，结果造成教育对竞技性体育的单方面强调，而忽视了智育的重要性。或者说由于竞技体育的专业化，使得教育无法在体育与智育之间维持应有的平衡。所以柏拉图对竞技体育与一般体育所作的区分，一方面部分地挽救了古典希腊的完人理想，另一方面也促成了竞技体育的独立化与专业化。古希腊竞技体育从此摆脱完人理想的束缚，无需再在体育与智育之间藏头露尾，也无需理会外界的指责，走上了与现代竞技体育相似的发展道路。
2)他区分了完人与职业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人分为卫国者、战士和农民，这3类人的分类，实际上是在向专业化作妥协，前文之所以说他只是部分维护了古希腊的完人理想，原因即在于此。承认单个人不能既是智力突出的卫国者，同时又是擅长体育的战士，即承认卫国者与战士必需由不同的人分别担任，必须进行职业化与专业化。但是要想具体地在同一个体身上，把体育和智力活动均达到极至，即既要在竞技赛场上成为佼佼者，又要在课堂中堪比哲学家，则始终是不可能的。柏拉图关于3种人的分类，恰恰解决了古希腊长久以来所面临的难题，把古希腊竞技体育从完人理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有利于推动古希腊竞技体育的专业化与职业化进程。当然，由于柏拉图对智慧或智育的偏爱，造成其对古希腊竞技体育的评价不高，甚至有时过激地主张取消古希腊竞技体育，但是这些并不能抹杀其理论在客观上促进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独立发展这一事实。
3)他提出智育高于体育。苏格拉底明确把知识等同于美德，这在古希腊是第一次。在此之前，希腊人更多地是把力量与知识并重的人称为具备美德。柏拉图继承了这一发明，进一步提高知识在美德中的比重，认为卫国者、国王的美德全在于智慧，在于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卫国者固然也需要进行体育训练，但这种训练更多的是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而非出干美德和竞技方面的要求。就这一点而论，柏拉图不仅否定了完人教育的理想，确立了专业人的方向，而且在3种不同的专业人之间确立了在智育、美德和竞技体育3方面选择上所表现出来的高下优劣关系。
古希腊文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古希腊 古罗马 雕塑 影响 征服
罗马共和时期，由于受到希腊先进的文化艺术的直接影响，其雕刻艺术无论在题材上还是风格上，都与希腊雕塑一脉相承，并主要表现在神像雕塑上。古罗马雕塑艺术在古希腊和中世纪之间对西方文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对于古希腊雕塑艺术传统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罗马帝国雕塑艺术的繁荣应该说是在古希腊艺术传统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下产生的。这种影响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来自古希腊人审美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古希腊人的雕塑技艺。
首先是古希腊人的审美观念影响：古希腊人认为强健的身体是一切善与美的本原。早在古希腊奴隶制国家时期，由于城邦之间不断发生战争，战争和体育场使希腊人形成了一种特殊观念，那就是在战争中能武善战，身体最强壮、体魄健壮完美的人，才能获胜成为英雄并受到公民的尊重和爱戴。在他们心目中的偶像的标准就是，血统好、发育好、比例匀称、矫健强壮。他们认为：“强壮的体魄是自由公民的首要素质，健美的身躯是人世间最美的形象，身体应该与灵魂和谐地共生在一起。”古希腊人对自身形象的关注和探索来源于这样的身体观念。
古希腊的雕塑家们除了艺术技巧之外，在艺术思想和表现力上也有很大的贡献。以《掷铁饼者》为例，雕塑家以对瞬间运动的表现，充分展现了当时体育比赛中竞技者的风采，人们可以从中看出健美和谐的人体所具有的永恒魅力。作品表现了一个强健的男子在掷铁饼过程中将铁饼摆到最高点、即将抛出的一刹那，右腿是雕像的重心，同时是整个身体屈伸与旋转的轴心，表现出掷铁饼者的瞬间强烈的动感，同时又保持了雕像的稳定感。这尊雕像的运动感和节奏感，传递了运动的意念，表现出人体的和谐、青春和健美的力量。
古希腊的艺术家们找到了能代表整个古希腊精神的人体比例关系：黄金分割比，符合黄金分割比的形体让视觉体验轻松和谐又有变化。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有《米洛的维纳斯》，这尊雕像创作于公元前2世纪末，高204厘米，1820年发现于爱琴海的米洛岛，1821年后为卢浮宫所收藏。她被誉为“黄金时期的缩影”，总结了古希腊所代表的一切。女神虽然失去了双臂，只保留了头部和面容，但是雕像身体的曲线变化和沉静的表情，使人们真切的感受到女性特有的温柔宁静的美，被认为女性美的原型。
在雕塑技艺方面，意大利北部的伊特拉里亚人最初在希腊艺术家的帮助下逐渐发展了具有地方性的希腊艺术形式，而居住在中部的罗马人的雕塑技艺却远远落后。公元前396年，罗马人开始向外扩张，攻占了里罗马最近的伊特拉里亚，并从那里掠夺了很多雕像和供奉物。但是当时的罗马人仅出于的目的把它们作为宗教崇拜物，并没有把这些雕像看做是有欣赏价值的艺术品。随着罗马势力的不断扩大，大批的艺术品源源不断地从各地运到罗马，包括一些雕像和绘画作品，以及工艺美术品，大量地呈现在罗马人的面前。在这样的状况下，罗马很快就被卓越的希腊雕刻艺术所强烈吸引，并且很快意识到希腊雕刻艺术的社会功能及其巨大的适应性。
布匿战争之后，罗马人对希腊文化产生了一种赞美和仰慕之情，他们甚至学习希腊语，模仿希腊的建筑，雇佣希腊的雕刻家，罗马的许多神也被等同于希腊的神。拉丁的诗人采用了希腊的韵律，拉丁的哲学家接受了希腊的哲学理论，最终罗马在文化上为希腊马首是瞻，从而成为希腊的附庸。他们对希腊雕刻作品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通过战争直接从希腊本土掠夺的雕刻作品已经满足不了需求。罗马贵族雇佣一些被俘的希腊艺术家从事雕刻创作，他们一方面大量复制希腊作品，另一方面又按照罗马人的要求制作新的雕刻作品。在罗马境内，有数以千计的技术娴熟并受过良好的训练的希腊雕刻家及工匠随时为罗马人制作和复制雕像，在罗马帝国初期创作了大量的雕塑作品用以美化城市和为帝王歌功颂德。
公元1世纪后半期，罗马帝国逐渐安定和经济繁荣，，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最伟大的皇帝的统治下，罗马帝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到达了顶峰。这一时期纪念性雕像的艺术风格出现了一些变化，在人物形象的处理上也转向写实的个性化刻画，罗马帝国的雕塑艺术从而逐渐摆脱了希腊古典风格的影响。现藏哥本哈根的一尊图拉真全身雕像最能反映出这一艺术风格上的转变。正如莫尔斯所指出的那样，“此时的罗马艺术内容已是实际而非想象，肖像更是不折不扣的写实，浮雕式严肃的历史记载。”
出于罗马帝国初期社会政治环境的需要，这时期的雕像具有典型意义的理想化的表现形式。西方古代奴隶制社会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对内对外战争之后，正处在日渐复杂的民族和阶级矛盾中，政权掌握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稳定和维持政权。希腊理想美的原则把罗马帝王与神相提并论，使作为帝王的权威和影响遍布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古罗马雕塑是西方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西方现实主义雕刻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所以说，虽然罗马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逐一征服了希腊各城邦，但是在艺术和文化上罗马人却十分欣赏希腊人的伟大成就。在希腊被罗马帝国征服以后，西方的文化艺术中心由希腊转移到了意大利早期的城市，罗马诗人荷拉斯认为：“罗马征服了希腊，在另一种意义上（指文化艺术）希腊也征服了罗马”。
参考文献；
[1]罗 丹 《罗丹艺术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古希腊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古希腊文明 人文主义精神 理性追求 自由追求
［中图分类号］K5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4－0096－02
古希腊文化具有超常的渗透力和无限的生命力，它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不时被后起的文明吸收与改造，从而成为人类共同而永恒的瑰宝。古希腊文学是西方文学的最早源头，是欧洲文学的真正开端，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古希腊文化是整个人类文化的童年，人在童年时代具有的最真最纯的天性，文化也是如此。现在的我们依然可以从古希腊文化中汲取净化灵魂的精神力量。
希腊文化的精神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朴素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又体现在文化中他们对理性、自由及美的自觉的追求之中。
一、理性追求是希腊文化的重要精神
古希腊文化深受古代近东文化的影响，但最终走上了与古代近东文化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古代近东文化的核心是宗教，盛行多神论或一神论，认为世界是由多神或一神掌管，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基于对宗教的信仰，而不是基于理性；他们关心的是上帝的意志和行为，而不是人类的智慧和抽象的思维。而希腊人则超越了这种巫术、传统的束缚和神秘的权威，开始理性地去思考社会、自然与人的关系，由此创造了理性主义。正如伊迪丝•汉密尔顿说的：“希腊人站起身来，理性开始它的统治。”希腊人的一个最根本的事实是：他们一定要运用自己的思维能力。古代的传教士告诉人们：“到此为止，不能再向前了，我们给思想制定了界限。”希腊人却认为“一切都应该经过考察，经过质疑，对于思想，不能规定界限”。希腊人认为，自然界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不是由鬼神支配的，人不仅是感觉的存在物，而且是有理智的，他不但能感觉到个别的自然现象，也能理解自然规律，这就是人与各种事物之间的“理性”思想关系。
在非理性起着重要作用的上古时期，希腊文人作为崇尚理性的先驱者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希腊理性精神的深入是彻底的反思和怀疑，他们上天入地寻求事物的终极真理，就是这种彻底求真的精神孕育了希腊哲学、文学及自然科学。“直至近代，人类从没有如希腊人那样精密而又充满热情地研究自然界。”也就是这种反思精神让希腊人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了死亡。希腊人把死亡看成是一场美丽的梦幻，死亡对他们来说既不可怕又不可悲，所以他们像个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希腊人“培养思想，使自己不受制于热情、迷信及恐惧，而且从沉思和领悟中追寻人类生活里可获得的最平凡的幸福”。“贤哲的人，而非勇士或圣徒，乃希腊人生命的顶点和极致。”德谟克利特曾说：“我宁愿发现一项证明，而不要波斯的王座。”可见，在希腊的科学、哲学等著作中，我们到处可以呼吸到一种宁静的沉思的空气。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我相信只有一种真正的不幸，那就是作恶，也只有一种真正的幸福，那就是行善。”后来他因不承认希腊之神而被人告发，并被判为有罪，朋友劝他逃跑却被他拒绝，因为他认为那是违法的，于是他安详地喝下了毒酒。苏格拉底之死不仅让我们领略了一位希腊哲学家对死亡的深刻理解与认识，更让我们看到了他身上那种可贵的理性主义精神――法律一旦形成便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尊严，任何人都不可侵犯，即使有不合理的成分。
希腊文化中的理性精神还表现在他们能客观冷静地对待人生中的悲剧。古希腊的悲剧并不等同于悲感故事，其崇高和严肃是一场净化人心灵的教育。悲剧总在发生，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面对它。可以说，就是这种理性精神铸就了希腊悲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希腊悲剧中的英雄人物在不屈不挠斗争的过程中，使他们的精神、价值、力量等得以体现与升华，因而使人们更加敬重和仰慕他们。正如尼采所说：“悲剧恰好证明，希腊人不是悲观主义者。”古希腊文明理性精神中这种对于英雄的崇拜而不单单对神的崇拜，正是人文主义所颂扬的价值、尊严等的集中表现。这使希腊人能用一种乐观的积极的态度去勇敢面对生活中所遭遇的不幸。
可见，理性主义是古希腊文化的精髓，它是古希腊对西方文化的重大贡献，并深深地积淀在西方人的心中，对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二、对自由的追求是古希腊文化的重要体现
希腊人文主义精神的另一表现就是对个体与精神自由的追求，对命运的反抗。希腊人比其他民族最先争取到了自由民的身份，从争取自由到真正地拥有自由，这个过程中既有苦难，也有斗争，但他们所拥有的最多的却是自豪感。即使在城邦瓦解之后，古希腊人仍坚守自由，此时他们的家园就是他们自己，就是他们天赐的不可能被任何人夺走的自由。城邦会被外敌侵占、掠夺，甚至毁灭，但存在他们心中的这个家园，只要人们自己不遗弃，就无人能夺走；只要人们不辍耕耘，就有丰收的希望；只要人们把这最后的家园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就能为之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古希腊人所享有和珍视的自由在古代世界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人类的奇迹。
正是希腊民族精神中这种自由独立的意志，才促成了他们顽强的抗争精神，也才有了希腊悲剧中震撼人心的英雄主义基调。正是这种罕见的、稀有的自由，使人有了独立性和坚强性，依靠自己去直面残酷的人生和自然。古希腊人的生活充满了英雄式的精神挣扎和求索，这导致了古希腊在文学、科学和艺术上的卓越成就。直到现在，自由仍然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摇篮和前提。自由观念的深入人心，也使尊重和发展个体成为人们心中神圣不可动摇的一种信念，于是民主确立了。由此可见，现代文明越发展，我们能感受到的自由力量越大。
不过，希腊文化也是有其弊端的：比如存在压迫妇女和奴隶的现象，掀起多次疯狂的残酷的战争，还缺乏对社会秩序责任的尊重等。于是，辉煌的希腊衰落了，被崇尚武力的罗马征服，希腊文化也被随之而来的基督教文化长期压制。
然而，文明不会死亡，只会迁移。文艺复兴运动中，人们发现了希腊，重新高举自由和理性精神的旗帜。它源于古希腊的一些民主自由政治原则，如公民可以享有思想、言论、写作、集会、信仰等自由，这种精神开始逐渐传播到全世界。同时，在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哺育下，科学在文艺复兴以后也得以空前的发展，以致我们现代社会几乎可以说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三、总结
综上所述，希腊的古典人文主义既是一种哲学精神，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伯里克利曾说过：“我们爱好美丽，但是没有因此而变得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变得柔弱。我们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作可以夸耀的本钱。至于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为避免贫穷而不择手段。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的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很熟悉――这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只注重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就没有事务。我们公民们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政策也将得到广泛的讨论。我们认为言论和行动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最坏的事情就是没有经过恰当的讨论，就贸然开始行动。”这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希腊精神的中庸、节制与适度。在我看来，古希腊的文化所体现的是朴素的人文主义精神，流传于希腊人的生活之中，继承于西方文化的传承之中，它再一次照亮了西方乃至世界文明前进的道路。
【参考文献】
[1]苏梦薇.远去的古希腊.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06.5.
古希腊文化论文范文6
【关键词】审慎；艺术；文化；哲学；超越性
拜伦在1821年希腊独立革命爆发之时，曾写下感人肺腑的诗篇《哀希腊》“我独自在那里冥想一刻钟，梦想希腊仍旧自由和欢乐；因为，当我在波斯（人）墓上站立，我不能想象自己是个奴隶”，对文学史世界而言像一面为自由而战旗帜般的拜伦，于1824年因感染伤寒，死于希腊西部的米索朗基。
这一场希腊之战的奈何有如此大的震撼力，毋庸置疑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对文化的保卫都来自本能，而希腊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对于其他国家及地区更有着一衣带水的作用与意义。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人类智慧的象征，她不但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文明，在艺术与哲学等诸多方面都独领，还孕育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一切胚胎。
一、希腊艺术之于西方的永恒性意义
对于希腊艺术的辉煌成就和深远的影响，恩格斯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没有希腊艺术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18世纪中叶，温克尔曼就曾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变得伟大，如果可能的话，伟大得无可比拟的唯一方式，就是模仿古代人。温克尔曼认为希腊人关于美的观念虽然源于自然，但却“高出于自然”，“是完全出自心灵之理想的自然”。这一论著对当时欧洲盛行的审美和文化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温克尔曼认为西方艺术如果要具有创造性，要达到纯粹的美，就应该模仿古典希腊艺术，而不是模仿自然。希腊艺术是单纯、完美与和谐的典范，代表了“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后来他还以一种有机理论对希腊艺术的发展进行了完整的解释：希腊艺术就像个完整的有机体，经历了起源、发展、变化和衰落四个阶段。在温克尔曼的眼中艺术史不再是以对于单个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细致描绘为中心，而是基于对艺术作品赖以产生的历史与社会环境的把握，艺术作品被看成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文化表达。温克尔曼的论著卓越性地阐述了西方始有的关于理想与自由，正义与内省的对话从希腊艺术而来，而希腊艺术的巅峰正是来源于其希腊文化中哲学对于人的审慎传承而来，
二、希腊文化的核心气质
从古希腊哲学的肇始，“由物及我”的基本思维格局这一西方人的认识论传统就得以典型呈现。古希腊哲学家大多总要在外部寻找一种涵盖一切的统一秩序，他们认为最终极的存在就是宇宙天体；人性、道德、理想等等，只是与宇宙元素相应的种种活动而已。这种“由物及我”的认识方式延伸到人本身的认识，不过，当古希腊哲学和原始科学在揣测人与自然的对应关系时，其归属还是人。也许可以这么说，在古希腊人那里，人的生活被一分为二，是由两种可能性组合的。这两种可能性中，超感性生活被理解为人的真实的、高级的、区别于动物的生活。希腊人深知：人能凭借理性高出动物，而生就与泥土为伴的凡夫俗子，却又分为有奥林匹斯诸神的七情六欲，人要被拉回到动物水平也十分容易。因此，他们也同孔孟一样十分强调之别，之“罪”、“物欲”之“罪”对人的诱惑，人对“罪”的认知和精神反抗。
三、希腊哲学的超越性
苏格拉底曾区别了人的生活的双重性即内与外：人有外在的、表面的、动物性的一面，大众以为的“快乐”即在此层。但是，这只不过是假的知识所认可的快乐，人还有内在的、深处的、人性的一面，那是真正的幸福之所在，唯有真知才能把握，这一内外分别实际上将幸福与快乐、与欲望，与利益作了区分，成了人学史上十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划分。在柏拉图那里，“真正的贵族”是纯粹的人作为人本身所能达到的最高优秀和高贵。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渴望怎样的生活是由人的德行决定的。
这里有一个相关联的问题：人的存在不能被简化为被需要裹足的存在，而必得居住在意义的世界中，这种论说的依据何在？在论证此一问题时，苏格拉底奠定了古代希腊解释人时的论述：唯有真知才能把握。康德也坚持在自然界中排除目的论，他认为因果论可以解释整个宇宙，却难以解释一个毛毛虫的生命。生命尚且如此，对高级的生命活动而言的人的生命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尽可能遵循美德生活，尽可能遵循真知生活，这是一个关于幸福的价值真理。而坚持的理论前提是：人是自由的理性动物，人是一种对理性问题能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
希腊理性人学的探究给予我们的启迪是：对“什么是人”的追问，并不是要给“人”下个“定义”，而是要人去理解人的意义，这个意义在概念知识上永远是有问题的，但却可能对直接生活的思考、品味、注视与感喟中体会、领悟出来。在黑格尔看来，希腊人之后的西方文化。其特点是“个人与整体和普遍性的东西割裂开来”，这是“个体”压倒“群体”的不和谐。唯独希腊人，还保持着一份“克已”与“利已”之间的纯正。确如黑格尔所言，事实上，我们很难用近代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个范畴去界定希腊人对于个人与整体（城邦）的理解，他们既非个人主义的，又非集体主义的，这两者的区分，只有当个人与社团的分裂对抗和相互利用成为常态之后，才有必要。希腊哲学家要寻找的“人”的普遍性就不存在于它的概念之中。“物以类聚”是物理自然的概念，“人以群分”是社会伦常的概念，而活生生的人则是个体的“群”，“群”在“个体”之中，“个体”也在“群”之中。希腊人所称之为的人的合乎“理性”与不合乎“理性”，其实，就是尘世间群体利益之平均值的一种抽象。通过它所呈现的动态轨迹，可以看出动荡不安的人类总是试图在相互冲突的价值追求之间寻求一点点平衡。然而冲突是常态，平衡只是瞬间——不单人类总体的伦理观念是如此，每一个独立的个人与其所属的群体的关系也是如此。
小施莱格尔在《论希腊诗歌研究》中对于希腊诗歌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对希腊哲学贴切的叙述“即使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仍然受到自然主宰的时候，希腊诗歌业已包含了完整的人类本性，表现了其最为圆满、最为愉悦的宁静状态”，当下的人所要寻求的正是这种希腊理想。对我们而言，希腊人对于人心的审慎超越了历史的循环。我们对于希腊的了解不仅仅是愉快的、有用的或者是必须的，而只有在希腊哲学，希腊人那里我们才寻找到了我们理想的自身。如果说其他历史以人类智慧和人类经验丰富我们，那么从希腊哲学这里我们获得的是某种超凡脱俗的东西——是某种神圣的东西。
【参考文献】
[1] 温克尔曼著.希腊人的艺术[M].邵大箴，译.桂林：广西师范出版社，2001.
[2] 朱光潜著.西方美学思想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