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建筑设计范文1
关键词：古希腊建筑 中国古代建筑 异同
在世界建筑体系中，中国古代建筑是源远流长的独立发展的体系。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就已初步形成中国古代建筑的体系，显现出风格优雅，结构灵巧的特点。而且经过对外贸易和通商传播，已经影响到周边的国家的建筑风格。
而从公元前20世纪开始的爱琴文明开始，到公元前4世纪的最终走向没落的希腊化时代，古希腊文化作为欧洲文化的摇篮，同样地，古希腊的建筑也是西欧建筑的开拓者。它对欧洲建筑的影响又深又远，从欧洲又影响到全世界，特别是希腊建筑的经典代表――希腊柱式。由此可见，希腊建筑对世界建筑的影响是无法比拟的。
正因为古希腊建筑与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的建筑体系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本文从之间的基本态度、基本布局理念等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横向分析其二者的异同。
一、二者对建筑的基本态度不同
古希腊文化视建筑为艺术。希腊建筑是瑰丽多彩的艺术，尤其是希腊的柱式。它是凝聚了希腊人的无限的智慧与创造能力。我们所熟悉的柱式就是源于希腊建筑。希腊的柱式的匠心独运的设计从侧面上反映出了希腊人对人体曲线的完美的追求与对自然的崇敬，即有表现男性健美及刚强的多利亚柱式；有表现女性柔美细腻，均匀轻巧的爱奥尼亚柱式；以及有用叶子装饰形似盛满花草的花篮的更为纤细更富装饰性的科林斯柱式。而希腊的这三种柱式在古罗马时期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从而演变出古罗马的另外两个重要的柱式，即混合式与尹特拉土坎式。可见希腊柱式对建筑界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的传统中，建筑物本身是为享用此建筑的人所服务的，而并不是作为艺术来欣赏。在希腊，不仅遍布着古建筑遗迹，而且至今流传着那些艺术大师们妙趣横生的故事――建筑是作为活的历史渗透在西方文化中的。中国的情况却正相反，传统的观念从未把建筑作为艺术看待，而同样地，中国建筑的历史也不是充满着艺术大师人格魅力的历史，浩瀚的典籍记载了无数历史人物的典故轶闻，却没有为我们记下几个建筑大师的名字。①
二、二者对建筑的布局理念不同
希腊建筑的布局是个体建筑是对称的，整体建筑是和谐而错落有致的。正如著名的古希腊神庙，就是极其追求建筑物本身的对称性，给人以宏伟庄严之感。然而如果从爱琴海上远望，就会惊奇地发现，希腊建筑错落有致，与自然融合，从而达到一种别样的和谐之感。
而中国古代建筑则讲究整体的对称与气派，讲究中轴对称，严整方正的群体组合与布局，所以极其讲究统一的设计与规划。就如清朝时期的北京城来说，整个城市都是方正而对称的，从而显出一种严谨的对称美。
三、二者的建筑观赏角度不同
希腊建筑适宜外部欣赏，希腊建筑外部气势雄伟庄严，但是并不适宜内部鉴赏。这是因为希腊建筑内部空间比较狭小，装饰性不强。正如神庙是用于人们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的时候，神庙就是环绕游行的中心，所以希腊人重视神庙的外部造型，神庙的内部并不十分宽阔。因此，现今极少提及希腊建筑的内部的可欣赏之处。
中国建筑从欣赏的角度来说是内外兼宜。我国的古代建筑无论从外部及内部都给人以气派宏伟或精雕细刻之感。中国人十分注重体面与气派，这与中国人的儒家文化中内外兼修的思想密不可分，所以对建筑物内部的装潢也十分重视，决不会因为内部装潢寒酸而有失身份。
四、二者的共通点
事实上，希腊建筑与中国建筑也并非毫无相似之处的。尽管，古希腊与中国分别在世界的东西两端，但不得不称奇的是，这两个文明古国，都对楣梁式建筑情有独钟。中国建筑是木制结构，而楣梁就是支撑整个建筑的架构，梁柱就是整个建筑的框架和承重的核心。
同样地，楣梁式建筑广泛用于希腊的建筑艺术当中，希腊的柱子给人以高大宏伟、参天而立之感，但其实这一根根宏伟洁白的柱子是用木材造成的。希腊人就地取材，用一节节的木材串接而成，然后再用白色石灰岩涂上表层。就这样，参天而立的高大柱子就呈现在世人的面前。所以，希腊建筑与西方其他建筑艺术不同的是，它并非采用砖石承重，而是采用了楣梁承重。
五、结语
希腊建筑与中国建筑的异同体现了希腊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价值观，审美观的差异，但是，作为世界上两个重要的文明古国，其建筑艺术给世人带来了不同的审美方式与不同的美的享受，为世界的建筑艺术写下了不同的优美篇章。
注释：
① 王晶《建筑科学与文化》
参考文献：
古希腊建筑设计范文2
关键词：建筑空间；意识形态：演变过程
1古希腊的空间
古希腊文明的核心则是户外活动，这种活动不在四面墙壁和一个屋顶的包围之中，也不在家庭和建筑的内部空间之中，而是在圣地之上，在卫城上，在露天剧场中。
古希腊建筑的主要成就是纪念性建筑，如希腊神庙。
希腊神庙的特色在于对人体尺度的绝妙运用，神庙没有设计成礼拜的场所，而是设计成不容入侵的诸神的圣所。希腊神庙的基本组成部分有高台基，其上立有列柱，支托团结的过梁，过梁又支承屋顶。神庙中唯一可供人通行的是列柱和内殿之间的廊，还有一间内殿，在古风时期就是该种建筑物唯一的核心部分。这个内部空间从未加以创造性发展，因为古希腊文明的核心则是户外活动，内部空间没有什么社会功能需要。内殿不仅是一个围起来的空间，而且简直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见图1)。
宗教仪式是在神庙周围露天举行的，因此，雕刻师兼建筑师的技艺和热情就都倾注在把支柱造成高超的造型艺术品，倾注在用无与伦比的浅浮雕来布满过梁表面、正面山墙檐部和墙。表达了希腊人对自身完美的追求，人、神、自然的共存是其建筑形式的精神基础(见图2)。
希腊神庙的特色，一方面有它的一个缺陷，这一缺陷，在于忽视内部空间：另一方面又有它那迄今无与伦比的高超之点，其高超之处，则在于人体尺度绝妙的应用。
在当代，两个最有声望的现代建筑师在评价希腊神庙中互相对立，勒·柯布西耶(LeCorbusier)及其追随者赞赏希腊神庙的人体尺度感，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LJoydWright)及其追随者则对希腊神庙忽视内部空间感到遗憾。
总之，希腊文明是以户外活动为核心则，神庙的内部空间是一个封闭的无人的空间。
2古罗马的空间
古罗马建筑是权利肯定的一种象征，人的威望战胜了自然，人的虚荣赋予了建筑的虚荣(见图3)。随着帝国的建筑物宏伟的尺度对技术提出了特殊要求，人们生活在其中的巴西利卡已经具有一种社会生活主题，因为指导人们生活和行动的哲学和文化已经冲破了古希腊那种抽象沉思和完全平稳的理想，要求心理活动更丰富些，要求更喜爱和更善于作宏伟壮丽的修饰处理。将古希腊回廊移入室内就意昧着人已经进入了一种围合的空间，其中一切造型的装饰都是为了增进这种空间效果。
古罗马继承了希腊建筑形式的诸多方面，并力求扩展封闭模式并使之人性化。其空间形式多样，尺度宏伟。拱和券的新技术的运用，表现了对大尺度体积的把握能力和强有力的空间概念。巴西利卡、大浴场、宫殿、竞技场、住宅等构成了一部建筑形式的百科全书。
古罗马的空间已由希腊式的封闭空间向围合空间转变，将包围希腊神庙外部的柱廊移到了室内。它的空间特点在于静态的构思，无论圆形还是方形空间，其共同规律是对称性，内部空间规模设计宏大，与相邻空间的关系是绝对的独立性(见图4)。
古罗马的巴西利卡将古希腊回廊移人室内就意味着人已经进入了一种围合的空间，但没有把人考虑在内，为它本身而客观存在，你可以进去、穿过它、离开它，你可以欣赏它但不能被包含在内。
3基督教的空间
基督教的建筑师在建筑史上有着非凡的重要性。因为基督徒们利用旧的构件创造了一种新的体系，具有新的性质和功能作用。
罗马帝国的衰弱，战争的频繁，黑暗年代使人对现实寄托在新生的基督教。教堂建筑的发展演变反映了社会情绪的动向，这种讲求精神内省和仁爱的宗教需要一个为人而设的环境，一个按人的尺度来建造的建筑空间。
古罗马巴西利卡是围绕两条轴线来配置的：柱廊对柱廊、后殿对后殿。所创造的空间有一个明显的中心点，这是建筑物本身的功能，而不是人的活动路线的功能要求。古罗马建筑空间没有把人考虑在内，因为它本身而客观存在，你可以进去、穿过它、离开它，你可以欣赏它但不能被包含在内。巴西利卡强调了纵向轴线，其所有的平面和空间概念以及装饰处理，只服从一个动态准则：观者穿过建筑物的流线。而基督教建筑相反，例如在圣萨比娜教堂(见图5)，人不会被一种舞台效果般的厅景和过分修饰的处理搞得透不过气来，整个长向布置的内部空间富有节奏感，空间流线是为人而设计的，也只有人在里面的时候，这空间才是有意义的。
基督徒们承认和提倡人的活动性，他们的整个建筑是按人的活动路线来构成方向性的，是沿着他通过建筑物的方向来建造和组织空间的。可见，基督教的空间开始把人的活动路线考虑在内。
4拜占庭的空间
公元5～6世纪，拜占庭帝国十分强大，版图不断向外扩张。但大量的古希腊和罗马文化被保存和继承下来，同时也融汇了东方的波斯、两河流域、叙利亚及亚美尼亚文化。
宗教建筑是当时主要的建筑，将穹顶支承在四个或更多的独立支柱上的结构方法和相应的型制。在空间方面与其说它是扩展了的空间，不如说是正在扩展着的空间。
例如：索菲亚教堂的平面(见图6)，拜占庭特有的带简拱顶的巨型半圆凹室的外形。墙面好像从主要区域的两个固定点出发，远离建筑物的中心面向外逸去，好像以一种有弹性的离心运动向外甩出去，使室内空间显得开敞，疏朗和扩展开来。
拜占庭的空间打破纵轴上形成的单一节奏，加强了内殿的重要性，意味着打破空间的通长效果。总之，拜占庭的奔放的空间透视效果使人迷乱。
5哥特式的空间
公元12～15世纪，为建筑史上的哥特建筑时期，城市教堂为主要的领军建筑，他同时也是市民活动中心，可兼作会堂、市场和剧院等。在空间方面强调剖面的长方形与平面的长方形的维度对比关系以及空间的连续性。纵深对垂直方向占主导地位，而垂直方向极为次要，而人与这两个长方形的相互关系则是次要的(见图7)。
事实上在整个建筑历史上，哥特建筑首次孕育了一种与人体尺度明显对照的空间效果；这种效果引发了观者产生不平衡感。产生矛盾冲突的冲动和激情，产生奋斗的情结，给人不是宁静沉思的气氛，而是提高人的空间感受。
6文艺复兴的空间
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空间形式更多地从心理学和精神方面出发，致力于强调人对建筑空间理性的控制，力求创造一个可以使文化与个人思想高度统一的形式。
人们已不再为早期基督教空间的节奏感所打动，不再为拜占庭时期奔放的空间透视效果
而迷乱，也不再为哥特式的神秘高度及纵深的空间的强烈效果而激动并感到精神痛苦。此时期的建筑师并未被宗教狂热所支配，而是寻求一种不带神秘色彩的合理的有人性的表现方法。人们在建筑物中明显地感到仿佛是在一所充满人性昧的住宅里面而感到亲切随和的气氛。
希腊神庙中雕刻与人的相互关系所表达出的人体尺度呈现了一种类似宁静的平衡感，而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伟大在于将那些使希腊神庙生机勃勃的人类感情由建筑外表转移到建筑物的内部空间效果中去了。在此时期之前的空间决定着人在建筑物中行动的速度，引导人们的眼睛沿着建筑师所设计的流线移动。而此时期不再由建筑物来左右观者，而是观者通过认识贯穿在该空间内的简单规律而把握了建筑物的内涵(见图8)。
7巴洛克式的空间
巴洛克时期是空间解放的时期，这是对规则、传统基本几何关系和稳定感的一次反叛。这是从对称形式，从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对立中的一次解脱。赋予封闭静止的文艺复兴空间以动感和渗透感。
巴洛克风格已越出了原有构图形式，创造出了一种新空间概念的阶段。巴洛克建筑上整片墙壁呈波纹起伏，表现的是一个形成空间的过程，它表现了在活动中的空间、体积与要素。
就空间而论，这种动感根本没有明确而有节奏地划分为几何开关的空间形式，与垂直方向上互相渗透，使每一个空间形式丧失了确定的柱体或体积的明确外观。例如：要根据圣卡利诺教堂的平面来想像其外形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其人口一方，有一个半边椭圆形空间，在其后殿处又有一个；另有两个椭圆的局部，位于教堂的左右两边，这四个几何体的片断，相互渗透，构成一种平面组合形式，已经毫无文艺复兴时期那种明确格律与和谐节奏的痕迹了(见图9)。
可见，巴洛克时期的空间具有动感和渗透感，开始引导人在空间的自由活动。
8现代空间
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给城市与建筑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建筑的宏伟纪念性已不是社会的需求，需要解决的是中产阶级、工人、农民的居住问题。这些需要，对建筑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黑格尔认为，主导每个时代的精神氛围的“时代精神”是空间形式产生的基础，也是人对空间体验的指导。
现代技术和审美情趣提倡简洁的设计风格，许多从前的空间创造成果在现代建筑中重新出现时都表现出一种新的艺术面貌。密斯·凡·德·罗(MiesVanderRohe)的巴塞罗那展馆(见图10)，用垂直平面来分割连续的空间，创造了一种随观看角度的转移而畅通无阻的动线，这是现代空间形式的灵活发展运用。赖特的设计更是追求空间的连续性(见图11)，他的建筑集中围绕内部空间的生活真实的情况。他的“有机建筑论”倡导了人性化建筑的任务。有机的空间充满着动感、方向的诱导性和透视感、生动和明朗的空间意境，它的目地不是追求眩目的视觉效果，而是寻求表现人生活在建筑中的真实体验。这一系列空间形式的演变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段的建筑空间观念。
现代建筑是以开放平面为基础，钢材和钢筋混凝土新技术的运用，为灵活开放的平面提供了条件。大面积玻璃的设计使室内外空间达到了完全连续的效果，灵活随意的内隔墙使室内各空间呈现有机的连贯性，体现人在建筑中的真实体验。
9当代空间
在当代西方美学的影响下，以库哈斯、埃森曼、屈米、李伯斯金等为代表的的建筑师通过建筑制造发掘事件，把事件带入了建筑，把眼光投向了审美的主体，强调人在建筑空间中的各种体验活动和感受而形成序列事件的“过程”。
德国柏林犹太人博物馆是李伯斯金的一项力作。在博物馆的一个狭小的内院天井空间中，庭院的地面上杂乱地铺满了无数个锈迹斑斑的圆形生铁铸件(见图12)，铸件有几种规格，但大小都和人脸差不多。每个上面都有几个圆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骷髅的脸。红褐色的血迹，再现的是纳粹时期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屠杀的场景。当脚踏上去时而翘起，时而落下，发出高低不同的声音，通过混沌土墙的反射，在荒凉的庭院中回荡，象地下的阴魂拖着声音在嚎叫，令人不寒而栗。
在一个通往三层的长长的楼梯的上空，有一些不规则的相互交叉的混泥土构件，象空中的异物似乎随时会塌落下来而心存不安见(图13)。
可见李伯斯金把眼光投向了观者，重视观者在其建筑空间中的各种主观体验活动。
古希腊建筑设计范文3
关键词：民居民俗文化等级思想地域庭院
0引言
民居，血缘家族的居住环境，百姓的生死之所，由于中西血缘家族文化及其生活观念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民居文化的不同特性。
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自然环境多种多样，社会经济环境亦不尽相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地不同的民居建筑形式，这种传统的民居建筑深深地打上了地理环境的烙印，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外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同样也造就了具有西方特色的民居文化。
在我国，“民居”一词最早来自《周礼》，原文是“辩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疏曰“既知十二土之所宜，以相视民居，使之得所。”民居是相对于皇居而言的，统指皇室以外庶民百姓的住宅，其中包括达官贵人的府第园宅。
民居是世界传统建筑的宝贵遗产，与人类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设计者、建造者、使用者集于一身，决定了它自然纯朴，设计灵活、经济实用，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及强烈的民间审美特色等特点。它的诞生与发展，是与自然地理、气候、地形地貌、资源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习俗等复杂多变的综合因素密切相关的。
1民俗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也是国家、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民间传承的世界，并与民居有着紧密的联系。广义的讲，民居本身也可以算作民俗的一部分。
中国我国民俗的产生有着深厚的物质基础。远古时期的民俗主要是神话、宗教、巫术及图腾崇拜的等民间信仰。卜居相宅，就是在吸取了巫术以及阴阳、五行、八卦等理论后，逐渐形成的民间风水理论和营造方法。在民间的建造学全过程中，也体现了这种文化的影响。如破土动工要“择吉日”、“祭天神”;上梁日要请四邻同来祈愿，还要祭公鸡“以除鬼之气”。民居内还常设有“跳板”、“石敢当”、“照妖镜”等专门的避邪物。
古埃及在尼罗河两岸的繁衍生息的埃及人，受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在阻断了与外界联系的同时也获得了天然的屏障和丰富的资源，这样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如：古埃及的文字、创世说、历法和占星术等。相比较古埃及的神话和宗教，其民居文化更反映出对自身安全保卫和私密的考虑。
古希腊爱琴海孕育了古希腊灿烂的文明，古希腊人在文学、戏剧、雕塑、建筑、哲学等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人们将全部的建筑热情倾注在神庙等大型公共建筑的身上，公共活动的需要是公共建筑大量兴建的重要原因。现存的建筑物遗址，如神庙、剧场、竞技场都深深地反映了古希腊人的艺术趣味。虽然对一般的居民住宅没有加以重视，但追求实用功能的努力是一贯的，表现出了古希腊人的天性。
古罗马古罗马人广泛吸收四邻各族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古代希腊人的卓越文化成就的基础上，根据本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西方的居住建筑在古罗马时期也得到了较大的飞跃。对家神的崇拜和对家族先祖的崇拜常常在民居中表现出来。
相比较古希腊时期，古罗马人在自己的住宅中除了更注重私密性的保护外，人们还按照自己的偏好和经济状况，对住宅内部不同作用的房间进行个性化的装饰。
2等级思想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中国中华民族号称礼乐之邦，是与礼乐秩序的长期教化分不开的。“礼的本质是上下尊卑的伦理秩序，而乐的精神则是调和各种等级类别之间的关系”儒家的理论核心是人治，不是神治，因此强调规范人的观念行为，包括与日常行为密切相关的民宅环境格局。礼乐文化正是适应这种社会政治的儒家理论的精华所在。北京的四合院以外在形式体现这种关系的典范。
古埃及古埃及同样也较为注重主次、长幼和轴线的等级思想。而对外封闭，对内开敞的院落式布局比较符合古代埃及人们的心理和生活习惯，基本上成为住宅设计的一种通用形式。
古希腊古希腊的民居中对等级制度的体现相对较少（奴隶和奴隶主的住宅除外）。如在五世纪中叶，希波丹姆的米列都城规划，目的是为给每个公民以平行的居住条件。在以后扩建的其他街坊中，每个住宅都有相同的基地面积和房屋。
古罗马古罗马的富人常居住在城郊，躲避城市的喧嚣和拥挤。多数拥有别墅和府第，并且在平面设计中设有中轴线和庭院，结构紧凑。多层式的公寓是为解决人口剧增，住房紧缺而创造的，为大多数的一般公民所居住。受古希腊的影响，民居中的等级制度体现也很微弱，而更直接的是和居民的财富挂钩。
3地域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中国民居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人们常以最廉价的一次性投入、最直观的思维方法和最简单的施工过程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室高足以壁湿润，边足以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墨子》）是当时人们对所居的理解。民居内的空间、结构、部件，大多源于实用。
古埃及在古埃及，由于尼罗河三角洲较为干旱炎热，人们在屋顶上设立纳凉露台，利用屋顶高差开窗通风，这些手法都是因地制宜、顺其自然的优秀创造，并对西方炎热干旱地区的住宅有深远的影响。
古希腊希腊属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高温少雨；冬季温和湿润。民居普遍采用柱廊，院内常设有喷泉、水池、雕像，载有花木等。房间内常有壁画和彩色镶嵌，环境舒适宜人。
古罗马同属地中海气候的罗马,四季鲜明，天气温暖。当地建筑材料多为砖和混凝土。受气候和地理位置及原材料的等诸多方面的地域因素，古罗马拱结构技术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民居类型较多，如别墅、府第、多层公寓等。
4中西方传统建筑民居文化的表现——以庭院为例
中国的庭院是大家族聚居在一起，在主轴线旁再分处次轴线，成为多组院落的并列组合。
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它由四周房屋围成的院子为基本单位，数个大小形状不同的院子组合起来，成为一座住宅。一般为三进院，进门为一小天井，正对门楼设一影壁，上书吉祥文字，穿过隔墙上的门洞，才到轴线上的第一院落。四合院住宅对外不开窗，较为封闭。因此满足了封建社会内外有别，长幼有序的礼治要求，也给使用者创造了一个舒适安静的居住环境。
西方住宅为了充分利用庭院空间，常常围绕庭院增建层楼，以增加使用面积。在古埃及，入门穿过过道便是一个庭院，院的四周有柱廊，庭院实际上是家庭活动的中心，而对外封闭，对内开敞的院落式布局比较符合古代埃及人们的心理和生活习惯。古希腊的庭院多被营造成“园”的形态，多采用内向式院落布置，中央常设置水池。开敞明亮以及更多的“园”的特征使得古希腊庭院更具有农业文明的特色。古罗马将中庭式和庭院式住宅逐渐融合，形成了类似两进四合院的形式。前面是比较封闭的中庭，后面是古希腊的庭院。
我国天井多源于庭院的缩小，是群体建筑和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受城市布局的影响。这点和希腊的庭院有着相似的地方，但希腊的庭院更强调“园”的特征，以及“与自然频繁接触”的哲学观念。古希腊的民居中更体现了理智、规整、。而古罗马的中庭则是单体建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的特色。古罗马的民居自由，因地制宜，更能让人感到一种年轻的活力。古埃及的庭院住宅较少，而更多的是则更体现出一种宁静和质朴。超级秘书网
5小结
中西民居文化都源自人类对定居生活的需要。作为居住空间，无论古今中外，都有一定得私密性，所以，空间的内向和含蓄是一般居民的共性。但这种私密和内向程度是有差别的。中国和西方相比，必更是封闭的。这种封闭性，尤以北方民居为典型。这一方面是因为北方天寒、多风沙，如北京四合院那样四周院墙不设一窗，仅东南隅辟一门以供出入，是出于抵抗自然力侵害之故；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正统的儒家观念、内敛性格由其根深蒂固。西方人的血缘家庭观念一般比中国人淡薄的多，家庭中的父亲及祖先不是一家精神上的偶像，子辈也不是父辈的附庸，家庭成员之间推崇的是人格的平等与个性的自由。所以，这表现在建筑门类文化上，住宅的文化自然就不偏于内敛、封闭而强调外向开放。所以，西方的居民往往不设围墙，要求明亮，通敞。当然，中国民居的庭院主要是一个家庭活动的场所，并非那种密不透气的封闭。中国民居所追求的，是一种“无庭不成居”的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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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建筑设计范文4
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自然环境多种多样，社会经济环境亦不尽相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地不同的民居建筑形式，这种传统的民居建筑深深地打上了地理环境的烙印，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外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同样也造就了具有西方特色的民居文化。
在我国，“民居”一词最早来自《周礼》，原文是“辩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疏曰“既知十二土之所宜，以相视民居，使之得所。”民居是相对于皇居而言的，统指皇室以外庶民百姓的住宅，其中包括达官贵人的府第园宅。
民居是世界传统建筑的宝贵遗产，与人类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设计者、建造者、使用者集于一身，决定了它自然纯朴，设计灵活、经济实用，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及强烈的民间审美特色等特点。它的诞生与发展，是与自然地理、气候、地形地貌、资源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习俗等复杂多变的综合因素密切相关的。
一、民俗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也是国家、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民间传承的世界，并与民居有着紧密的联系。广义的讲，民居本身也可以算作民俗的一部分。
中国我国民俗的产生有着深厚的物质基础。远古时期的民俗主要是神话、宗教、巫术及图腾崇拜的等民间信仰。卜居相宅，就是在吸取了巫术以及阴阳、五行、八卦等理论后，逐渐形成的民间风水理论和营造方法。在民间的建造学全过程中，也体现了这种文化的影响。如破土动工要“择吉日”、“祭天神”；上梁日要请四邻同来祈愿，还要祭公鸡“以除鬼之气”。民居内还常设有“跳板”、“石敢当”、“照妖镜”等专门的避邪物。
古埃及在尼罗河两岸的繁衍生息的埃及人，受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在阻断了与外界联系的同时也获得了天然的屏障和丰富的资源，这样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如：古埃及的文字、创世说、历法和占星术等。相比较古埃及的神话和宗教，其民居文化更反映出对自身安全保卫和私密的考虑。
古希腊爱琴海孕育了古希腊灿烂的文明，古希腊人在文学、戏剧、雕塑、建筑、哲学等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人们将全部的建筑热情倾注在神庙等大型公共建筑的身上，公共活动的需要是公共建筑大量兴建的重要原因。现存的建筑物遗址，如神庙、剧场、竞技场都深深地反映了古希腊人的艺术趣味。虽然对一般的居民住宅没有加以重视，但追求实用功能的努力是一贯的，表现出了古希腊人的天性。
古罗马古罗马人广泛吸收四邻各族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古代希腊人的卓越文化成就的基础上，根据本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西方的居住建筑在古罗马时期也得到了较大的飞跃。对家神的崇拜和对家族先祖的崇拜常常在民居中表现出来。
相比较古希腊时期，古罗马人在自己的住宅中除了更注重私密性的保护外，人们还按照自己的偏好和经济状况，对住宅内部不同作用的房间进行个性化的装饰。
二、等级思想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中国中华民族号称礼乐之邦，是与礼乐秩序的长期教化分不开的。“礼的本质是上下尊卑的伦理秩序，而乐的精神则是调和各种等级类别之间的关系”儒家的理论核心是人治，不是神治，因此强调规范人的观念行为，包括与日常行为密切相关的民宅环境格局。礼乐文化正是适应这种社会政治的儒家理论的精华所在。北京的四合院以外在形式体现这种关系的典范。
古埃及古埃及同样也较为注重主次、长幼和轴线的等级思想。而对外封闭，对内开敞的院落式布局比较符合古代埃及人们的心理和生活习惯，基本上成为住宅设计的一种通用形式。
古希腊古希腊的民居中对等级制度的体现相对较少（奴隶和奴隶主的住宅除外）。如在五世纪中叶，希波丹姆的米列都城规划，目的是为给每个公民以平行的居住条件。在以后扩建的其他街坊中，每个住宅都有相同的基地面积和房屋。
古罗马古罗马的富人常居住在城郊，躲避城市的喧嚣和拥挤。多数拥有别墅和府第，并且在平面设计中设有中轴线和庭院，结构紧凑。多层式的公寓是为解决人口剧增，住房紧缺而创造的，为大多数的一般公民所居住。受古希腊的影响，民居中的等级制度体现也很微弱，而更直接的是和居民的财富挂钩。
三、地域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中国民居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人们常以最廉价的一次性投入、最直观的思维方法和最简单的施工过程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室高足以壁湿润，边足以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墨子》）是当时人们对所居的理解。民居内的空间、结构、部件，大多源于实用。
古埃及在古埃及，由于尼罗河三角洲较为干旱炎热，人们在屋顶上设立纳凉露台，利用屋顶高差开窗通风，这些手法都是因地制宜、顺其自然的优秀创造，并对西方炎热干旱地区的住宅有深远的影响。
古希腊希腊属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高温少雨；冬季温和湿润。民居普遍采用柱廊，院内常设有喷泉、水池、雕像，载有花木等。房间内常有壁画和彩色镶嵌，环境舒适宜人。
古罗马同属地中海气候的罗马，四季鲜明，天气温暖。当地建筑材料多为砖和混凝土。受气候和地理位置及原材料的等诸多方面的地域因素，古罗马拱结构技术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民居类型较多，如别墅、府第、多层公寓等。
四、中西方传统建筑民居文化的表现——以庭院为例
中国的庭院是大家族聚居在一起，在主轴线旁再分处次轴线，成为多组院落的并列组合。
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它由四周房屋围成的院子为基本单位，数个大小形状不同的院子组合起来，成为一座住宅。一般为三进院，进门为一小天井，正对门楼设一影壁，上书吉祥文字，穿过隔墙上的门洞，才到轴线上的第一院落。四合院住宅对外不开窗，较为封闭。因此满足了封建社会内外有别，长幼有序的礼治要求，也给使用者创造了一个舒适安静的居住环境。
西方住宅为了充分利用庭院空间，常常围绕庭院增建层楼，以增加使用面积。在古埃及，入门穿过过道便是一个庭院，院的四周有柱廊，庭院实际上是家庭活动的中心，而对外封闭，对内开敞的院落式布局比较符合古代埃及人们的心理和生活习惯。古希腊的庭院多被营造成“园”的形态，多采用内向式院落布置，中央常设置水池。开敞明亮以及更多的“园”的特征使得古希腊庭院更具有农业文明的特色。古罗马将中庭式和庭院式住宅逐渐融合，形成了类似两进四合院的形式。前面是比较封闭的中庭，后面是古希腊的庭院。
我国天井多源于庭院的缩小，是群体建筑和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受城市布局的影响。这点和希腊的庭院有着相似的地方，但希腊的庭院更强调“园”的特征，以及“与自然频繁接触”的哲学观念。古希腊的民居中更体现了理智、规整、。而古罗马的中庭则是单体建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的特色。古罗马的民居自由，因地制宜，更能让人感到一种年轻的活力。古埃及的庭院住宅较少，而更多的是则更体现出一种宁静和质朴。
五、小结新晨
中西民居文化都源自人类对定居生活的需要。作为居住空间，无论古今中外，都有一定得私密性，所以，空间的内向和含蓄是一般居民的共性。但这种私密和内向程度是有差别的。中国和西方相比，必更是封闭的。这种封闭性，尤以北方民居为典型。这一方面是因为北方天寒、多风沙，如北京四合院那样四周院墙不设一窗，仅东南隅辟一门以供出入，是出于抵抗自然力侵害之故；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正统的儒家观念、内敛性格由其根深蒂固。西方人的血缘家庭观念一般比中国人淡薄的多，家庭中的父亲及祖先不是一家精神上的偶像，子辈也不是父辈的附庸，家庭成员之间推崇的是人格的平等与个性的自由。所以，这表现在建筑门类文化上，住宅的文化自然就不偏于内敛、封闭而强调外向开放。所以，西方的居民往往不设围墙，要求明亮，通敞。当然，中国民居的庭院主要是一个家庭活动的场所，并非那种密不透气的封闭。中国民居所追求的，是一种“无庭不成居”的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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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金磊，李沉。中外建筑与文化。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6月。
古希腊建筑设计范文5
关键词：希腊； 雅典；设计；生活；灵感
一、希腊设计的简史
雅典卫城，希腊的眼睛，尘世间每一个旅行者精神与理想的栖息地？早晨醒来，迫不及待登上楼顶，目睹卫城的风采，感受雅典娜的神韵.只这一眼，必定终生难忘。
雅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据可考的历史长达七千年，它位于希腊的南部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基础，这个古老城市的接触的艺术形式对全世界的许多国家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是建筑、工艺美术、雕刻和绘画等方面，都遵循着质朴、合理、端庄、协调的原则。希腊的建筑是开朗而和谐的，它的历史遗迹比如帕特农神殿是全球艺术和建筑的标志；雕刻是充满活力和勇于展现人的精神的，比如著名的《掷铁饼者》成为世界各地游客必定游览的一项；而绘画是赋予世俗的生活情趣的。
尽管有着如此辉煌的开始在经历了几个世界战争和被侵略后，这个城市的重要性逐渐衰退，随着东罗马帝国的衰老，它被土耳其帝国统治了四百余年，现代雅典始于一八三四年作为独立的希腊首都被重建。
从二战中恢复过来后，相对于快速增长的经济当地的造型设计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其他现代化进程，在经济危机之后，平面造型设计逐渐复苏，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段艰苦的实践导致了当地设计师为谋生而迸发出一阵创新的潮流，一方面将近希腊人口的一半在近年来搬迁到首都造成了极具竞争氛围的环境，艺术家的首要任务是生存。通过网络希腊艺术家们充分抓住了国际上的机会，开始为他们自己在全球赢得部分名声。
与古希腊时代不同，如今是一个设计与生活高度结合的时代，是传统文化与现念交汇融合的时代，是考验客户与设计师、设计师与创意、创意与成品、成品与客户协调磨合的时代。如今的雅典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市，并具备令人惊讶的文化遗产，那些经历了经济磨难的希腊现代艺术家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渴望武装自己，正如俗话所说：“逆境使人更加坚强”。
二、平面设计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
部分当代希腊设计师认为，他们在试图找到一个更有效的沟通方式，即通过平面设计来使人们接受一些新的观念，他们通常把这个称为：two steps dance.他们认为在你处理一个事物的观念和进程的时候，你不太确定事物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然而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停止什么时候能判定为结束，我们倾向于被那些与设计本质无多大联系的事物所鼓励。正如古希腊人求知、爱智，通过探究自然、探索真理来解决人在无知时的无助和彷徨，比如友谊、团结、或分享一个有趣的对话、或者交口称赞的现场演出、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骑车环绕城市、登上山顶、听一场优美的音乐会、一部感人的电影、享受一道新的大餐、看一本令人兴奋的书籍等，因此，每一阶层的人都要在自身的范围中，利用分析和实证的方法对事物做出理性的了解，寻求真正的知识，从中对自己的生活做出正确的判断。
好的设计意味着策划即设计风格的传承性，古希腊的美学观念造就了现在研究自然界、社会和艺术领域中没得一般规律和原则，为现代设计美学原则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众所周知希腊相较于人们所认为的古希腊，现在的希腊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很多人认为古希腊于现在的希腊没有什么联系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世界，这意味着过去（和现在）都不允许它拥有较强的设计文化，并不是说在古希腊就没有伟大的具有影响的设计家，但是我们的文化影响至少是在影响方面是被定义为国际化的。而现在希腊情况仍然不是太好，然而这里有很多创造性机会，雅典是一个开始设计生涯的好地方，只要你有天赋、有毅力、并且努力工作，当然需要一定的运气。
“Design walk”是一种文化和教育的“walk”，通常在雅典市中心举行，在那里参观者将会了解到各个地区的创作情况以及当代希腊设计的品味。这个活动始于六年前，它是一种带领人们亲近当代设计的方式，从那时起，它就成为了一个当代设计艺术的盛会，一个具有实验性质的设计前沿，是希腊和外国艺术家、设计者以及公众共同参与并交换观点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去探索、并向这个世界学习，带着开放的心态去发现设计的价值、缺点以及他们固有的思维，去质疑公国的过程和方式，去亲身体验、去闻、去看、去触摸、去聆听，实验就在是创造新手段、新思路、新产品，去干预、改造、介入树立这个空间，使得它具有功能性。
虽然目前的情况不是太好，但设计本来就是一种归纳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过程，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当然也与社会紧密连接，这里有很多的具有天赋平面设计家在希腊，他们的水平和工作质量是得到了国际承认的，他们试图以乐观的方式看待雅典未来的设计发展，这个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设计工作室为国际社会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去预知未知的未来对希腊设计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美国国家地理《人一生要去的50个地方》.
[2]尚烨. 古希腊文化特色分析[J].阴山学刊，2000，（03）.
古希腊建筑设计范文6
目前，学术界对城邦及中世纪晚期和近、现代城市的研究较多。其实，城邦和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市也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没有古代的城市文明，就没有近、现代的城市文明。本文试以雅典城市为例，简要阐释古希腊城市的兴起，综述古典作家的相关论析，以供参考。
一
希腊古代城市的兴起，远可以追溯到爱琴文明时期。爱琴海区的城市始于克里特岛。米诺文化（MinoanCulture）的中心就在克里特。在克里特岛中部的克诺索斯（Knossos），考古发现了早期的聚落核心———宫殿，克诺索斯也因此被称为“宫殿国家”（palacestate），宫殿里的庙宇清晰可见。克里特岛的社会生活在米诺文化早期得以繁荣。尽管克诺索斯宫没有城墙，但是，于克诺索斯发现的那些陶制水管（thetiledconduits），以及宫殿中的内部装饰，诸如住宅设计、宫殿中的卫生设施等，表明当时、当地的劳动组织和工程技术，堪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古城相媲美。“克里特文化最新奇之处是那些窗子，克诺索斯正是在这一点上超过了苏美尔城那些幽暗无窗的住宅”[3]（pp．145～146）。随着克里特殿堂的全部被毁，该地区的社会活动缩小到地域较为有限的城堡内（德文the Zwingburg，意指“有限的城堡领域”the meager occupations of the citadel），爱琴文明的中心也由克里特移至欧洲大陆的迈锡尼。
相传，凯克罗普（Cecrops）是雅典的创建者及第一任国王。其上半为人，下半为蛇，为人民制定婚葬、书写等制度[4]（p．42注释②）。考古发现证明，希腊铜器文化晚期，雅典已是一个重要的地方[5]（p．31）。迈锡尼文明时代（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2世纪），雅典已成为迈锡尼文明的一个中心，它拥有几近可以与迈锡尼和梯伦相媲美的王宫与城墙[6]（p．34）。迈锡尼文明后期，雅典扩大了防御工程，建立了引水系统，加强了同地中海区一些重要城市的商业往来。
大约公元前12世纪后半期，多利亚人入侵希腊半岛，迈锡尼文明衰亡。所幸的是，多利亚人并没有侵入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阿提卡的和平环境有助于雅典城市的产生。
尽管米诺－迈锡尼文明与希腊历史的关系很难明晰而又准确地述说清楚，但是，米诺和迈锡尼无疑可作为西方古代城市的前身，“米诺城市以宫殿和用于节日及政治集会的公共场地（即早期的阿果拉）为中心。迈锡尼城市则是附加有防御工事的城堡”[7]（p．2）。只是古代爱琴海地区并没有什么适宜原始城市发展的条件，甚至连足够的建筑场地也没有。城址多是在光秃秃的岩山之岬。古城德尔菲（Delphi）即是如此。即使在平原地带，城市建筑也必须挤占耕地。城市的规模极其有限。
及至荷马时代，从荷马史诗中可以感悟到迈锡尼时代或该时代以后的宫殿与城砦的情景，发现希腊城市所具有的双重遗产———迈锡尼时代以后的堡垒和当地的山村[3]（p．158）。这说明古希腊城市的源起，既有防御之基本因素，也与乡村密切相连。荷马史诗里的核心社区单位即是城堡或市区（Polis，Asty）。部落首领或“王”占据城堡???荩?．162）。关于Polis和Asty二者的区别，格劳茨认为，“高城市起初称为Polis（πολισorπολιεθρου），同时，较低的城市称为‘阿斯提’Asty（αστυ）”[9]（pp．10～11）。“波里斯（polis）是由村落联合而成的。在拉斯第孟（Lacedaemon），斯巴达是由四个村落联合组成的。在阿果斯，它包含了拉里萨（Larissa）的两个城堡和阿斯匹斯（Aspis）以及一个由多利亚人3个部落组成的城堡。在克里特，Polis由兴起于肥沃山谷之上的所有的高地组成”[9]（p．13）。雅典人常常将雅典卫城（Acropolis）简称为波里斯。因此，Polis或Asty既是抗御敌人进犯的堡垒，也是平常部落集会或其他社会活动的中心。阿基琉斯战盾上所锻铸的两座城堡或城镇，则是战争及与平时两种不同社会生活景况的具体表征。城堡的多是一片农野或乡村，城市和乡村一起组成“德莫”（Demos）。据此，荷马时代的城堡或城镇，实际上包括城镇和乡村，其居民是指城堡内外的所有人。城堡或城镇的统治者为巴赛勒斯（Basileus，意为“王”），某些王或统治者（如阿伽门农等）拥有一个以上的城堡或城镇。战时，Basileus是兵民的统帅，下设若干分队，由头领管带。《伊利亚特》在记述阿基琉斯时写到：“他任命了五个首领作为属下辅佐，分别指挥队伍，他自己统率全权。”[10]（pp．171～172）王所居住的城堡实则是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由此可见，自卫（self－defence）也许是古希腊城市产生的第一要素，“甚至从最初开始，城市就占据小山，乡邻们据此可以免受敌人或盗匪的威胁”[9]（p．18）。早期的城市实则是城堡，卫城几乎都墙ㄔ谏缴匣蚋?叩胤降囊桓龀潜ぃ?itadel），是城市中最易防守和最高的据点，经常是受困者最后的避难之所。卫城（akropolis，Acropolis，）即意指“城市中最高的地方”。古希腊大多数城市都有占据高地的卫城和地势相对较低的城市。当城市被占领时，卫城时常成为外侵军队的营地。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欧洲大陆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作为设防中心的村落或聚居地，差不多在荷马时代后期，雅典也出现了设防的部落中心———卫城。雅典卫城建立于一个山冈上。周围是一些居民点。卫城是附近居民遇到外敌入侵时的避难所和宗教祭祀的地方，后成为巴赛勒斯的驻地。最初，雅典卫城与阿提卡其他地区的城堡同步发展。雅典城市即是从雅典卫城发展而来的。诚如中国著名学者、世界史专家王敦书所言：“雅典卫城在雅典城内的小山上，大概是雅典城最初的所在，后来雅典人向小山四周发展，卫城渐成为宗教和文化活动的中心，波斯战争后便无人居住。”[4]（p．44注释①）古典时期，卫城在军事上的重要性逐渐减弱，而主要是宗教建筑所在地，其中以雅典卫城最为著名。格劳茨（G．Glotz）是这样评述卫城的：“卫城，有无数个词语来描述它的特征———它的悬崖绝壁、它的厚重、它的高塔、它的大门；进一步地说，因为它包含了城市神灵的圣庙和王宫，它是神圣的、富有的、高尚的和财宝满盈的地方。”[9]（p．13）相对于卫城，那些位于低地的城市，其发展中通常需要建造宽大的城墙来进行防御。“虽然历史上很早时期的城市是开放的，但在荷马史诗中，经常可见城镇或城堡（asty）围以侧面有塔、由门而入的高墙”[9]（p．18）。
城堡并不等同于城市。完全意义上的古代希腊城市，大约形成于公元前9世纪左右，并可能受到迈锡尼、阿卡亚和多利亚人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雅典作为一个城市，兴起于公元前9世纪。”[11]（p．29）希腊城市形成时，“迈锡尼贵族及与其思想相通的阿卡亚人和多利亚人的后继者们所培养的生活习惯，有些已随之进入了希腊城市”[3]（p．147）。
伊顿大学（EtonCollege）古典学专家罗伯特（J．W．Robert）认为，古希腊城市的出现与城邦的产生基本同步，“大约在（前）700年左右，阿提卡开始出现波里斯（polis）或政治共同体（politicalcommunity）或雅典人的城市（cityofAthenians）”??2?荩?．2）。但是，由于希腊多山地，平原狭小。受可耕地和水源的限制，公元前5世纪以前，爱琴海地区城市最充分的发展实际上出现于伊奥尼亚（Ionia）通向小亚细亚以及更远地区的港口或门户地带[3]（p．149）。
大约公元前8世纪，借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提秀斯（Theseus）之名的托古改制，使雅典城获得了很大发展①(①一般认为，提秀斯为公元前13世纪的英雄人物，这里的提秀斯改革可能是借提秀斯之名，托古改制。)。在其改革计划中，“最重要的就是取消各市镇的议事会和政府，使他们都团结在雅典的下面，创造了一个共有而详慎的民众会议和一个政府机构。……提秀斯所遗留给后代的，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城市……在此之前，雅典所包括的，只是现有的卫城和它下面向南的一部分地方”[13]（ⅩⅤ．2～3，p．118）。
提秀斯的改革是雅典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一，提秀斯在“统一运动”（所谓赛诺西辛synoe－cism）中，取消了阿提卡各部落议事会等部落管理机构，设立了以雅典城为中心的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雅典城初步成为早期政府的所在地和政治中心。其二，提秀斯在雅典卫城西北侧的斜坡上，建立了雅典最古老的、雅典人共同体日常活动的公共空间阿果拉（αγορα，Agora，也名“提秀斯广场”）[14]（p．298）。从公元前6世纪初起，在提秀斯广场的西北侧建起一些公共建筑，开始摆设路摊。广场周围以及通往广场的街道，渐渐变成私人店铺和手工作坊的密集区。昔日作为雅典人日常集会的广场，如今也是商品经济活动的市场。城市的经济功能逐渐增加。其三，提秀斯为纪念雅典娜女神，规定在雅典历的一月举行祭典，庆祝“统一节”。这一祭祀活动则使雅典城开始具有宗教文化中心的功能。因此，提秀斯改革使雅典从一个以卫城为中心，包括周围若干居民点的设防聚落中心，逐渐发展为初具政治、经济、宗教功能的城市。
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6世纪，希腊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古代希腊城市也普遍兴起。发生于此间的、空前规模的“殖民运动”（Colonization）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推动了希腊城市的成长和分布空间的扩展。“殖民运动使希腊城市扩展到小亚细亚和黑海沿岸，西至意大利和西西里”[15]（p．148）。据统计，公元前800—公元前500年间，由希腊母邦城市（mother city or cities）所建的殖民地达139个。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城（Miletus）所建的殖民地最多，大约为30个，其次是优卑亚岛的卡尔息斯城（Chalcis），希腊本部的麦加拉城（Megara）和科林斯城（Corinth）[16]（pp．160～162）。这些殖民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母邦城市保持联系，模仿母邦的政体，与母邦结盟、开展贸易、发展工商业等。因此，不管“殖民运动”的动机如何，其最终结果无疑是推动了希腊城市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仅表现为城市地域空间的扩展和城市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城市工商业经济的活跃[8]（p．164）。“殖民运动”使希腊人“拥有所需的土地，最富产的国家（斯基泰、埃及、西西里）为其供给粮食，他们掌控了集纳世界财富的市场”[17]（p．111）。希腊人从此成为航海民族腓尼基人（Phoenician）的主要竞争对手。正是在城市广为发展的宏阔背景下，希腊人迎来了古典时期（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盛期。
梭伦（Solon，约公元前630—公元前560年）执政期间，在卫城以南的山脚下，又兴建一座新广场，称为“梭伦广场”。梭伦广场长200米，宽250米，主要用于体育竞技比赛和文化娱乐活动。从公元前6世纪中叶起，梭伦广场四周也建立了一些神殿和其他公共建筑设施。“梭伦是真正意义上的早期阿果拉的创建者”[18]（p．81）。随之，在雅典卫城周围，以提秀斯广场和梭伦广场等新旧广场为核心，形成一个全新的居民区“下城区”。过去作为城市核心的卫城，现在主要是雅典人的宗教圣地。至此，雅典城市最终形成———雅典由设防的聚落中心变成城与市融为一体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古典时期以前，古希腊城市的发展基本没有规划，城市规划理论十分有限[19]（p．4）。善于创造、富有天赋的希腊人并没有创造出城市规划的方式，没有刻意地去创建一座新城市，而是自由地任其发展。希腊的城市规划源自近东[19]（p．31）。公元前5世纪，“实际的需要推动了城市规划的产生，在这个时期，建筑师们已经设想了理想城邦的建筑式样，虽然并未被美学理论接纳为主流，但还是努力付之于实践”[7]（p．15）。尽管无从知晓古希腊的城市规划理论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其最初应用于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伊奥尼亚，尤其是在米利都城市。城市规划中最基本的式样为所谓的“格状或棋盘式”（gridiron or chess－board）设计[7]（pp．20～21）。希朴达姆斯（Hippodamus）被认为是古希腊最杰出的城市规划设计大师，亚里士多德认为其“开创了城市的区划设计方法并为庇里尤斯港完成了整齐的道路设计”[20]（Ⅱ，8，1267b25）。
城墙不一定是古代城市的重要标志性规划建筑，但它通常是古代城市的最后防线。古希腊城墙出现的时间最早不过古风时期（The Archaic Age，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6世纪）。最早的城墙可能始见于伊奥尼亚。那里的城市面对强敌的不断入侵而不得不修筑城墙进行防御。欧洲大陆随其后出现城墙。早期的城墙结构简单，一般是在碎石垒成的台石上铺以非烤制的泥砖。公元前6世纪起，城墙建筑比较常见，建筑更加坚固。城墙的厚度从6英尺至13英尺或更多不等[7]（pp．40～46）。希波战争中，德米斯托克利曾力主重建被波斯人毁坏的雅典城墙，史称“德米斯托克利城墙”（Themistoklean Wall）。其围圈的防御范围比老城墙更大，有13个城门和许多不知名的塔楼及后门[8]（pp．83，79）。同样主要是因防御之需要，雅典城曾修筑通往海港的3道城墙[8]（pp．182～183）。
促成古希腊城市产生的原因较为复杂，“各种因素都有助于决定城市应当在哪里产生”[7]（p．4）。德国著名学者凡·哥坎（Von Gerkan）根据希腊城市的起源将古希腊城市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因有利的自然条件而逐渐形成的城市。这其中又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因古希腊人不断殖民而较早形成的城镇。其二是晚些时候从简朴的村落发展而成的城镇，并且没有受到迈锡尼文明的影响。这主要出现于希腊本土的西部，如伊庇鲁斯（Eprius）、阿卡狄亚（Arcadia）、伊利斯（Elis）、阿该亚（Achaia）等地。
第二类为满足特定需要，由一个和多个建城者特意建立的城市。这也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因“统一运动”（Synoecism）而兴起的“都城”。有的是从已有的城市中选择都城，从而促使其迅速发展，如雅典、帖该亚（Tegea）和伊利斯（Elis）即是如此。有的是因“统一运动”而新兴的“都城”，多个城市的人口在“统一”的基础上聚集于一个新的城市，如墨加罗波利斯（Megalopolis）、罗德斯（Rhodes）等就是这样兴起的。其二是因希腊人的殖民而形成的城市，如米利都（Miletus）和以佛所（Ephesus）等[7]（pp．210～211）。
需要指出的是，哥坎较多的关注于古希腊城市兴起的外在因素，促使城市产生的内在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并没有引起其足够的重视。不论哪一类古希腊城市，如果按照现代标准来看，其人口不多，规模不大。由于希腊古代城邦的人口统计是零碎而模糊的，测算居住于城市的人口更显困难。修昔底德认为，公元前5世纪，大多数雅典人仍住在乡村[13]（14．2）。据维彻利估算，伯里克利时期，
雅典公民约4万人，全体自由民约15万人（包括在雅典或庇里尤斯港经商的约2万多的异邦人），其中不到一半的人口住在雅典城市和庇里尤斯港。同时代的其他城市很少有达到如此规模的[7]（pp．13～14）。因此，雅典可算是希腊古典时期城居人口较多的“大城市”。
综上所述，雅典城市是由雅典卫城发展而来的。从雅典卫城到雅典城市，经历了最初的防御中心、宗教中心，至后来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发展历程。雅典城市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卫城与广场融于一体的过程，也是阿提卡人口不断集中和政治、军事、宗教、商业等诸多因素逐渐向雅典城市聚合的过程。从卫城及其山脚下的居住区阿斯提（Asty，即市邑）开始，然后向西北部平地发展，最后融合集市，逐步兴起为古希腊著名的雅典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雅典城市演进的物质前提条件。雅典城市主要是工商业经济发展的结果。
二
虽然《荷马史诗》中早已提及雅典、科林斯等这些后来发展为古希腊重要城市的地名，但并没有对城市进行专门的研究。对于西方古代城市的研究，最早可以从希腊古典作家说起。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25年）、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年—公元前455年）、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年—公元前355年）、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等古典作家对希腊古代城邦的撰述，为研究希腊古代城市积存了难得的学术基础。
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记述的，分别是公元前494年—公元前449年波斯和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和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两部古典史著是研究希腊古代城市与战争的珍贵史料。在撰述中，这些史著对于小亚细亚诸城市、希腊本土城市（特别是雅典）以及马其顿、埃及、腓尼基、叙利亚、黑海沿岸、南部意大利、西西里等地的城市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地理史志等也有较多介绍。希罗多德本人即出自于小亚细亚多利亚人的城市哈里坎那索斯的一个名门。也许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所记述的有关城市的内容较多，以致有人说他是“小亚细亚城市商人文化（kaufmannkultur）的典型代表”[21]（p．2）。
色诺芬的《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等，则是古典著作中并不多见的论述希腊古代城邦（尤其是雅典）经济问题的专著，诸如城邦增加经济收入的来源和办法、城邦的经济部门、劳动分工、商品生产和贸易活动等，色诺芬都有自己的见解。例如，色诺芬认为出租奴隶、开采银矿、举行市集等都是增加城市和城邦财源的有效途径。如果城市从开矿、市集等其他类似的财源中获得大量的收入，城市的人口就会特别兴旺[22]（Ⅳ）。他希望发展对外贸易，主张把“带来大批值钱商品因而有利于国家的商人和船主尊为上宾”[22]（Ⅲ）。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不仅卓有成就地分析和研究了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还对城市的选址、规划和建设等论述独到。他们对“理想城市”的相关论述是古希腊早期城市规划思想的重要成就。例如，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对城市的选址和规划如此说道：“城市应尽可能靠近国家中心的位置，我们应该为城市选择一个具有城市所适用之一切的位置，这也许很容易设想和描述……然后我们再把城市分为12个部分，首先在我们称之为卫城的地方为赫斯提阿神（Hestia）、宙斯神（Zeus）和雅典娜神（Athena）建造神庙，并围以圆墙，使中心城市和国土（country）从这个地方各自有别地向外辐射伸展。这12个分区按下列方式取得平等：占好地的，面积稍小些；占次地的，面积稍大些。地块总数为5040份，其中每份又一分为二，使每份地块都包含有如此两个部分：其中一块地临近城市，另一块地则在远处……之后把12个地块分别分给12个神礻氏，并以神礻氏的名字给所在地块命名。有几个地区共同供奉某一位神灵……城市的12个分区也比照此方法划分，与划分国土的方法相同，每个人将有两个住所，一处在国家的中心，另一处在偏远地带。”[3]（p．209）随后，柏拉图又阐释了一些有关城市中心的细节：“庙宇应该置于广场（agora）的四周，整个城市应建在圆周中心的高地上，以利防守和清洁。”??9?荩?．4）此外，柏拉图还对修建城墙提出建议：“如果人们一定要有城墙，那么私人住宅应当排列成使整个城市形成一座城墙的形式，所有的房屋因为整齐一致，朝向街道而能防守。”[3]（pp．209～210）从柏拉图的论述可以看出，其目的是想把斯巴达的军事生活和纪律用于治理雅典城市和城邦。既考虑城市规划的防御和安全性，也兼顾整齐划一的建筑美感。但在芒福德看来，“柏拉图的大多数具体建议都是消极的：没有诗人、没有激情的音乐、没有婚姻的忠诚、没有父母之爱、没有职业的混合、没有享乐、没有对外交往。限制性、严谨性、独裁性：这便是他的理想。任何城市若退缩到柏拉图所希求的那种形式，便不成为城市了”[3]（p．211）。
据载，亚里士多德及其弟子曾详细考察和分析了希腊158个城邦的政治法律制度及其历史沿革情况。可惜的是，这些资料都佚失了。今存的《政治学》虽是亚里士多德论述城邦政制的典范之作，但在其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关于希腊古代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城市的规划和设计、城市的管理、城市的人口规模、城市的公共设施、城市的社会活动等的真知灼见。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想城市的论述在许多方面较柏拉图更为复杂和深入。他不仅摈弃了柏拉图“共妻”的主张，还为促进居民健康而规定了城市的选址和最佳朝向（实际上，从色诺芬时代起，城市朝向问题就已成为人们经常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城市“应尽量按环境所许可，建设为联系陆地和海洋的中心，也是全境的中心。就城市本身的内部设计而言……应着眼于四个要点。第一，最关紧要的是应该顾及健康（卫生）。城市的阳坡东向者常得东风的嘘拂，这最合于健康；其次，如果北有屏障，（其坡南向）可以挡住北风，宜于冬季。……其他两点为城市要安排好便于政治和军事的活动”[20]（1330a，35～40）。亚里士多德还进一步说明，就军事活动而言，城市应该使居民易于外出而敌人难以侵入或进行围困，并要尽可能保障市内有溪流和足够的井泉，以供水源。如果不行，就多设置水库和水渠蓄积雨水。随后，亚里士多德还就城市的设防规划以及城垣设施等逐一论述。他指出：整个城市不应当以笔直的线条来布置（某些居住区和地区除外）。这样才能既安全又美观[20]（1330b16～30）。处于安全的考虑，城市选址近海被认为是错误的。中心城市的位置，应该有海陆方面的通道，“既是全邦的一个军事中心……也应该是一个商业中心，具有运输的便利，使粮食、建筑用木材以及境内所产可供各种各种工艺的原料全都易于集散”[20]（1327a5～10）。
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市”主要有两个基本点：既安全又健康。其安全防御思想与柏拉图之见是一致的，并主张为此而修筑城墙，不论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城墙都是有益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主要是从理论和道德层面建构理想城市，其理想城市是斯巴达那样的一座永远开放的“军营”，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从社会分层来看，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是从上流社会和贵族阶层去寻求理想的城市。他们所坚持的是典型的鄙视中等阶层（themiddleclasses）的城市分层观（urbanstrata），力求中等阶层服从于城邦的战士（warriors）和哲学家（philosophers）。亚里士多德设想把广场分为相互隔离的集市广场（the commercial agora）和集会广场（thefreeagora）两部分。前者为买卖交易之所，应选择适于商业的良好位置；后者供公民公共活动及城邦政治生活之用。商人、工匠、农民及一切类此者均不准进入公民的集会广场[20]（1331a30～1331b3）。柏拉图也主张把外籍商人置于城外，并尽可能的少与其来往[23]（952d～953e）。实际上，“任何一个希腊城市，如果不交流各种人，各种思想和各种组织制度，便无法体现希腊的生活理想……任何单个的阶级就更无法实现这些哲学家们所寻求的那种崇高的理想”[3]（p．220）。因此，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等人“理想城市”也多少有点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法国著名学者保罗·贝罗克认为，古代城市文化的主导形式是城邦，“城邦既有国家的某些基本属性，又保持着城市的要素和特征”[24]（pp．20～21）。在研究古代城邦的同时，如果也能予城市研究以同样的学术关照，那么，古史研究必将更为丰富多彩，引人入胜。但是，由于受到可以理解而又难以避免的历史与现实诸多因素的局限，目前有关古希腊城市研究的文献大部分来自于雅典。这里只想借用芒福德的一句话：“大凡适合于雅典情况的结论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大多数希腊城市。”[3]（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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