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发明家范例6篇

大发明家范文1

这本书介绍了爱迪生发明创造所走过的坎坷道路,没一项发明都凝聚着他的血汗,没一项发明他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有一个发明电灯,这是他最辉煌的功绩了,为此他付出了多少心血啊!!!为了研制灯丝,他可以在实验室里睡觉和吃饭,不停的工作,常常连续作试验达30个小时。在反复实验了1000多种材料后才找到合适的丝,成公的发明了点灯为人类带来了光明。

每当我在明亮的灯光下学习他的身影总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使我想起很多出名的人,他们都付出了艰苦的劳动,表现了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使我想起了一个人—张衡。他从小就爱动脑,不屈不挠的毅力先后发明了地动仪和浑天仪,为国家挣光添彩。。。难道这些人有天生的灵感和超人的智慧吗???不是的,因为他们比别人付出的精力多,流的汗水多。

大发明家范文2

在普通人的记忆中,一说到发明,就想到爱迪生与爱因斯坦,以为他俩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家。其实不然,在世界十大多产发明家中,排名第一的是达・芬奇,爱迪生才排名第十,爱因斯坦竟然挤不进世界十强!以下是他们最有代表性的发明与简介。

第一名:达・芬奇(意)

最著名的发明:计算器

提到达・芬奇和他的发明时,你最好这样问:“什么东西不是他的发明?”因为他发明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达・芬奇的工作日志里绘有许多东西的设计图,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计算器的设计。试想如果缺少简单及复杂的数学运算,那科学将会是什么样子。

达・芬奇堪称文艺复兴开由鼻祖,他能画(比如杰作《蒙娜丽莎》),能雕塑,也能发明。他那至今令全世界着迷的日记,描绘勾勒了从人体到直升机和坦克的很多事物。

小评:达・芬奇日记长达13000多页,至今仍在影响科学研究。2005年,一名英国外科医生还利用达・芬奇设计的方法做心脏修复手术,这件事情本身就让人吃惊,你若知道达・芬奇当时连人体循环系统工作机理的一点概念都没有时。那简直就是惊诧了。

第二名:尼古拉・特斯拉(美)

最著名的发明:无线电

虽然尼古拉・特斯拉生前没有因此得到认可,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终还是肯定了他的专利申请,确认是他而不是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

特斯拉也许就是为标新立异而出生的。虽然他发明的一种称做“交流电”的输电方法应用至今,其实他研究的焦点集中于电的理论应用(遗憾的是许多研究成果仍停留在绘图板上)。就是这个总是自己制作实验设备的特斯拉,提出了范围涉及从X射线到地震仪的一系列观点。

小评:特斯拉直到生命快要结束时还在研究一种致命射线。他的观点听起来有点像科幻故事,美国联邦调查局确实也看不出什么有趣的东西,结果胡佛总统只好下令将特斯拉的科研资料收走并宣布为“绝密”。

第三名:亚历山德罗・伏特(意)

最著名的发明:电池

伏特虽然没有发现电,但是他却想出了一个可将电携带的好点子。要知道“伏特电池”可是现代电池的先驱。

伏特终其一生都在搞电的东西。早期他发明了起电盘(即一次充电单板电容),一年之后致力于封闭室燃气点火发电实验,在此过程中他发现了沼气(甲烷),即今天家庭普遍使用的一种气体。然而真正使其出名的却是“伏特电池”,其实就是一堆锌片和铜片交互排列,再加上两种金属片之间为增强导电性而浸了盐水的布料而已。但就是这种粗陋的电池向世界展示了如何利用金属一化学组合生电的奥秘。

小评:1810年。拿破仑授予伏特伯爵称号,以表彰这位伟大的意大利发明家。但荣誉并未就此打住,1881年,以其名字作为电压的单位“伏特”。

第四名:亚历山大・贝尔(英)

最著名的发明:电话

“你能听到我讲话吗?”

“是的!”

我们能远距离听到对方讲话,多亏了亚历山大・贝尔发明的电话。

现在有那么多的电话提供商,但正是亚历山大・贝尔的功劳造就了世界第一个(也是实力最强的)电话公司――贝尔电话公司。贝尔并不只是个单一的奇才,他的研究思想涉及空调(实际上他在自己屋里就搞了非常原始的空调系统)、水翼船及信息磁存概念(该概念导致此前从未见到的创新发明――电脑)等。

小评:亚历山大・贝尔还是世界上第一个金属探测器的发明者,他组装这个装置是为了发现美国总统詹姆士・加菲尔德体内的子弹。结果探测器倒是能,工作,不过就是定不出子弹的具置,因为检查时加菲尔德总统躺在了一张金属架床上。

第五名:牛顿(英)

最著名的发明:微积分

如果你费好大劲总算上完了高等数学课程,那你或许就不会是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热心崇拜者,因为你遇到的难题基本上就是他的错――是他发明了微积分。

如果你现在学习物理,无论是谈到重力问题(一个苹果从树上下落的故事,不管真假,确是一个有力的例证),还是光线和光学原理,你还得从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研究成果开始。牛顿第一个提出“光是由粒子构成的”,这原理让他研制出了反射望远镜(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此外,牛顿还在声、热原理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

小评:人们很容易认为科学家就是一群不问世事的实验室“耗子”,不过牛顿是个例外:他曾给英格兰国王当了将近两年的法官,干着处决假币伪造者的买卖。他这段法律生涯快结束的时候,手下还有10个待处决的罪犯。

第六名:霍华德・休斯(美)

最著名的发明:改进飞机设计

霍华德・休斯并没有发明飞机,他作为“环球航空公司(TWA)之父”主要写了些关于航空公司的书籍。如今环球航空公司虽已成历史,但航空旅游业多亏有了霍华德-休斯才兴旺发达。

他曾经对客机提出了一系列的创新设计。比如他重新设计了“H-1”,使可收放式起落架、连杆和连接件等收进机体内部,从而减小了飞行中的空气阻力。这种创新改进对二战时期的一系列战斗机设计都有影响。

说霍华德・休斯是个怪人那是贬损他。他可是出身于著名发明家之家,其父亲老休斯发明的油井钻头让采油设备采到了以前人们接触不到的资源。霍华德・休斯晚年低调隐居,在年轻风光之时却是开发水陆两栖飞机以及征服航空界和好莱坞的大人物。

小评:1972年,休斯受雇于美国中情局,为中情局的一次行动打掩护。这次代号为“珍妮佛计划”的行动,目的是打捞在夏威夷沉没的苏联潜艇。1975年,一名强盗搞走了休斯的一些秘密资料,将其与中情局的瓜葛抖了出来。

第七名:富兰克林(美)

最著名的发明:双焦距眼镜

我们都知道,阅读是根本,但看却是读的先决条件。多亏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发明的双焦距眼镜,即使视力低于20/20的人也能浏览书本和网站的网页。在写作《可怜的理查得编年史》,帮美国赢得法国的承认(此举可是扭转了美国革命的形势)的当空儿,富兰克林还是对科学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我们许多人或许记得社会研究课程里描绘他在暴风雨中放风筝的画面。这个实验让富兰克林了解到许多电的知识,也给我们带来了避雷针。

小评:本杰明・富兰克林集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家、外交家、作家、科学家、

商家、发明家和音乐家于一身,像他这样各方面都能展现卓越才能的人非常少见!

第八名:瓦特(英)

最著名的发明:改进型蒸汽机

今天我们是不会把蒸汽当作主要能源了,可回到工业革命早期,蒸汽却是大出风头的时候。詹姆斯・瓦特花了大量时间改进蒸汽机,驱动世界向前进步。

瓦特虽没有发明蒸汽机,但却能让蒸汽机为人工作。事实上,正是瓦特的创新改进使世界发生了从农业为主到工业为主的重大转变。除对动力和机器做出如此大贡献外,瓦特还发明了旋转机和一种可自动调整机器转速的被称作“飞球”的装置。

小评:功率的单位“瓦特”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一直被公认为是世界最伟大的工程师。

第九名:古腾堡(德)

最著名的发明:现代印刷术

约翰内斯・古腾堡要把所有的小东西拼凑一起,做成了一台活字印刷机。在你意识到他的印刷术可能会掀起一场信息革命这样的事实之前,你觉得他的想法似乎有点不那么伟大。

我们谁也不知道《圣经》出自何人之手,但多数人知道其出版发行者的名字:古腾堡。没错,此前中国人活字印刷已用了几百年,但古腾堡第一个将字印成书籍出版,而不是丝帛书。这项创新使范围更广的人能够接触到知识,从而催生了“启蒙时代”。古腾堡作为发明家数一数二,但作为一名商人却是倒霉蛋。他的印刷术改变了世界,但这并没有让他发财,而且在一场状告自己出资人的官司中,他连这项技术的发明权也丢掉了。

小评:真是可惜啊,有时天才也有时命不济的时候,要不,他怎么会被科技发明的后浪掩盖了呢?

第十名:托马斯・爱迪生(美)

最著名的发明:灯泡

再没有比灯泡更能代表创新的发明了。事实上,爱迪生的发明对世界造成如此深远的影响,以至于被戏称为所有伟大思想的象征。

大发明家范文3

[关键词]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K87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24-0101-06

往事越千年,在尘封千年后的一片废墟中,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正在遗产保护工作者和建设者的汗水中一天天破茧成蝶。如何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指导遗址公园旅游的发展,既是一项颇具现实意义的研究项目,也是一个具有厚重学术价值的课题,本文初步讨论了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论途径。

一、大遗址保护的新探索――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一)大明宫及大明宫遗址

大明宫是唐都长安三大宫城之一,时称“东内”,因其规模最大、制度完备、皇帝朝寝时间最长,被看作是大唐帝国的统治中心和国家象征。大明宫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巅峰之作,由唐大明宫所开创的宫殿建筑布置方式,奠定了东亚中古及其后的古代宫殿制度,是唐以后中国宫殿建筑之范本。大明宫不仅是大唐帝国的统治中心和国家象征,也是唐文化的重要载体,大明宫内的宫廷文化代表着大唐文化的精华,充分体现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大明宫遗址是我国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皇家宫殿遗址,规模宏大,格局完整,遗迹、遗物埋藏丰富,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文物序列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1961年,国务院将大明宫遗址列入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随着丝绸之路跨国界申遗工作的开展,大明宫遗址已成为丝绸之路申遗的龙头项目,成为象征盛唐时代和丝绸之路的文化符号。

(二)大遗址保护的新探索――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地上一无所有,地下气象万千”是中国大遗址的真实写照。如何让公众通过参观“地上一无所有”的大遗址,理解和认识其地下的“气象万千”,进而理解、认识和享受这一文化遗产呢?多年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在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大遗址保护要求的遗产保护和展示方式,考古遗址公园则是我国大遗址保护与展示的新探索。

从世界范围来看,雅典卫城考古遗址公园、庞贝考古遗址公园等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亮点,日本也建成了飞鸟公园、吉野里公园等考古遗址公园。在我国,遗址公园这一概念正式进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始于2000年国家文物局批复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在《“十一五”国家重要大遗址保护规划纲要》中,遗址公园建设再次被提出。2009年6月,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通过了《关于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良渚共识》,首次明确以建设遗址公园的形态来保护大遗址。《良渚共识》要求考古遗址公园应立足于遗址及其背景环境的保护、展示与利用,兼顾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为遗址保护研究提供必要的空间,促进考古研究、遗址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定位为国家大遗址保护示范园区,2008年8月,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刘克成教授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前司库乔拉・索拉执笔完成了遗址公园总体规划。规划强调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为原则,坚持保护遗址及其环境的真实性及完整性,切实保护遗址永续存在。文物展示可提高遗址公园的可读性、可欣赏性,并形成有浓郁文化内涵的景观。大明宫遗址公园通过复建部分宫门、宫墙及建设遗址博物馆的方式形成了对遗址整体格局进行展示;通过恢复太液池水面及部分植物景观和园林的方式展示盛唐皇家园林美景;通过考古现场展示。帮助旅游者学习和了解文物考古及保护科学;通过各种表演形式展示唐代宫廷文化。2010年10月,初步建成开放的大明宫遗址公园荣获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称号。成为古城西安新的旅游胜地。

考古遗址公园的核心价值在于遗址所凝聚的历史文化价值,具有惟一性和不可再生性。公园展示的是遗址本身及其价值,阐述的是真实的历史。在这里,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遗址。任何展示设施都是遗址的陪衬。其存在的意义是凸显和释读遗址。当人们徜徉于遗址公园时,吸引他们的显然不仅仅是公园里如茵的绿草、精美的博物馆建筑。恐怕更多的还是遗址所蕴涵的那种无法复制的文化价值。

二、遗产旅游

今天,旅游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遗产旅游的发展丰富了旅游内容,推动了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1980年首届世界旅游日的主题就是“旅游业的贡献: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Toufism's contri,bution to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peace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1999年的主题则是“旅游:为新千年保护世界遗产”(Tourism:pre,serving world heritage for the new miUennium)。正如中国著名遗产学者徐嵩龄所指:“遗产以旅游方式向社会公众开放,既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一)旅游视野下的遗产

遗产之所以能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首先在于其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在西方,人们对于古建筑保护意识的觉醒,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古建筑的美学价值。在中国。人们对于遗产的价值评估也很重视遗产所具有的美学价值。如长城体现出的建筑艺术价值,敌台、烽火台高大雄伟,城墙沿山脊修筑,起伏曲折,气势磅礴。长城是融入风景名胜之中的人文景观,勾画出山势的轮廓,以贯穿大陆的尺度成为建筑融入景观的完美例证。

许多遗产以遗址的形态保留下来,遗址中没有宏伟的建筑,甚至也缺少精美的艺术品,也许有些人觉得它很普通,不过是大片大片的夯土遗迹而已。但是当我们置身于遗址之中,仍然会感到莫名的激动、喜悦。遗址是有生命的,这样的生命充满了故事,而这些故事使遗址充满了文化的灵性,时间的流逝使遗产具有了文化价值。对遗产的保护、展示正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表达。

遗产也蕴涵着丰富的科学信息。通过对遗产的研究。往往可以发现遗产所记录的过去的科技成就。通过遗产旅游的形式,人们可以获得知识,激发灵感,遗产给予人们无尽的想象力。

由于非物质文化的地域特色,对于非物质文化的弘扬和保护更有力地表达了文化的多元性。在全球化的旅游时代,凸显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成为遗产旅游文化内涵的最佳阐释方式。

当然,并非所有遗产都可以成为优秀的旅游资源。齐默尔曼最先提出:“资源本身并不是资源,它们只是成为了资源。”就遗产而言,只有人 们认识到它的价值才可能转化为旅游产品。遗产资源是遗产旅游的基础,真实、完整地保护遗产资源的价值是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二)遗产旅游动机

对于旅游者来说,他们希望通过旅游获得美好的体验以及愉快的回忆。有些旅游者造访遗产地,也许仅仅是参观其他景点后顺路而来,我们可以称之为“被动型遗产旅游者”,他们并没有明确的遗产旅游动机。而部分旅游者对于历史遗迹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具有强烈的遗产旅游动机,我们可以称之为“主动型遗产旅游者”。

总的来看,遗产旅游动机与以下因素有关:

1.寻求新体验的愿望吸引人们参与遗产旅游

每一处遗产地都是漫漫岁月的产物,时间的流逝使遗产与所在空间形成了独特的时空关系,从而使遗产成为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精致而独特,为游客触摸历史提供了可能。全球化时代的“千城一面”使人们渴望获得新的体验。丰富自己的生命历程,遗产以其独特的个性为旅游者提供了新的体验。

2.怀旧和寻根的情绪

现代化的迅速发展以及过去的加速消失强化了人们的怀旧感,使人们更加怀念过去那种简单、安全和美好的生活环境,渴望寻找自己的历史渊源。如平遥、丽江以其完整、真实的古代城市格局营造了一种逝去岁月里简单、美好的生活环境,周庄等江南小镇更为现代都市人回归过去提供了心灵的休憩地。

3.来自童年的回忆,也是人们进入遗产旅游的动因

“人们认识到,不同的活动会对他们在一生当中不同阶段的生活方式和愿望产生影响。例如。许多人都把参观博物馆与自己的童年联系在一起,因为在那个时期他们的父母曾经带他们参观博物馆。当他们成为青少年时,他们的兴趣主要是在体育或俱乐部活动方面。但是当他们本人成为父母之后,会为了子女的缘故重新参观博物馆……成为父母的人会重新参与他们在儿童时期参与过的大约一半的活动。”

4.学习和增长见识

遗产旅游的独特魅力在于它不仅能够提供一种现实生活所没有的全新体验,可以全方位触摸历史,感受过往。还在于它可以让我们生动地见证一种文明的历程,可以让我们增长见识。可以说,一段遗产之旅就是一次难忘的文化之旅。遗产不仅带给人们视觉的震撼,更使人们产生了心灵的共鸣。

(三)遗产旅游影响

日益发展的遗产旅游对遗产地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遗产旅游的发展使遗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得以实现,既让人们感受到了遗产突出的历史、艺术、科学以及文化价值,又带给了人们难忘的体验。同时,遗产旅游还给遗产地带来了门票收入,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通过遗产旅游,旅游者和遗产地社区居民更能体会到遗产的珍贵,增进了人类对历史、对自然的敬畏。

另一方面,遗产旅游的快速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部分遗产旅游开发者大量拆真建假,破坏了遗产真实的生存环境。许多地方新建仿古一条街,招徕游客。混淆了真文化与伪文化,损害了历史遗产的独特性。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所说:“伪文化在当今中国,可谓铺天盖地……直至开封的那条仿造古代的大街……在街上踱步,两边的房宇店铺,全部像影城那样散发出虚假的气息……没有历史知识,更谈不上历史感和历史的美感。”超规模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将遗产地的周围环境建设一新,导致遗产地社会文化的地域特色退失。遗产旅游的发展往往使遗产地真实性受到破坏,从而失去了其惟一性。

遗产旅游对遗产地社区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遗产景点的建设往往以遗产地原住民搬迁为代价,破坏了遗产地居民原有的社会生活网络,对遗址地社区居民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由于旅游的季节性影响,大量而集中的旅游者的来访使遗产地基础设施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也提高了遗产地的社会消费水平,对遗产地老百姓社会生活影响较大。一定程度上,遗产旅游的快速发展会导致经营者与原住民之间的紧张关系。

当然,遗产旅游的快速发展对遗产地环境也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如公园内废弃物增加。大量人流产生的废气以及超量游客所产生的热量都可能对遗址产生破坏性影响。

遗产保护与旅游之间的关系,正如2006年9月在中国东南大学举办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国际研讨会上通过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南京宣言》中所指出的:文化遗产保护是人类共同的崇高事业,通过旅游,可以加强公众对文化遗产重要地位及价值的社会认知度。延续遗产文脉,传承人类文明。不丧失原真性的,科学、合理的旅游发展在更大层面上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

(四)可持续旅游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概念逐步被世界接受和认可,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共识,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

从全球范围来看,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是以当今世界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资源遭到越来越严重破坏的现象为背景,强调对环境的保护。但是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更加强调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实质已不仅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日益强调协调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关系。可持续发展在使用资源的同时也保护资源的均衡发展。

Globe90世界大会文件《可持续旅游发展行动战略》阐述了可持续的旅游发展(sustainabletourism development),即“旅游可持续发展被认为是在保持和增强未来发展机会的同时,满足外来游客和旅游接待地区当地居民的需要,在旅游发展中维护公平,它是对各种资源的指导,以使人们在保护文化的完整性、基本生态过程、生物多样性和生命维持系统的同时,完成经济、社会和美学需要”。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增进人们对旅游所产生的环境影响与经济影响的理解,加强人们的生态意识;促进旅游的公平发展;改善旅游接待地区的生活质量;向旅游者提供高质量的旅游经历:保护未来旅游开发赖以存在的环境质量。

由于遗产旅游需求的不可代替,相比其他旅游活动,遗产旅游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很小,世界范围内遗产旅游发展呈稳定上升态势。

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初探

基于对可持续旅游内涵的理解以及遗产保护的特殊要求,我们认为从宏观来看。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从哲学层面、规划层面、管理层面来展开探讨。

(一)坚持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准确定位遗址公园的性质是大明宫遗址公园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基础。

遗址公园不是简单的城市公园。更不是主题公园。针对我国的考古遗址公园,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指出:“考古遗址公园不仅是一个陈列 展示文化遗产的公益性机构,同时还是大遗址保护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收藏展示、科学保护和学术研究,三个方面彼此兼顾,在保护和探索人类文化遗产方面可以承担更多的使命。通过专业化地收藏保管出土文物,并对它们进行深入地科学研究,同时通过陈列向观众展示其所体现的文化内涵,满足民众对文化知识信息的需求,发挥文化遗产的社会效益,是考古遗址公园的职责所在。”@很显然,遗址不等于旅游资源,遗址旅游仅是遗址公园的职能之一。

印度对泰姬陵的保护与开发政策值得我们借鉴。2004年9月27日,印度北方邦政府在泰姬陵所在地阿格拉市喜庆泰姬陵落成350周年,并由此拉开了“泰姬陵国际年”的序幕。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的庆典活动安排在了泰姬陵两公里外的阿格拉红堡举行,而非泰姬陵内举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一些历史学家担心庆典活动会给泰姬陵白色大理石结构造成破坏。在印度,想在泰姬陵这座遗产原址举行活动,必须得到印度最高法院的批准,否则就以违法论处。

大明宫遗址公园在形成城市优美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形成了城市内富有文化魅力的遗产区域。如何让遗址公园形成对游客长久的吸引力,准确定位遗址公园性质,坚持“科学保护,合理利用”的原则显然是遗址公园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二)编制可持续的遗产旅游规划

遗产旅游规划是遗产旅游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理想的遗产旅游规划应该具有长期性、保护性、协调性、系统性。

遗产旅游规划的长期性目标要求规划的制定要有足够的前瞻性。在规划旅游产品时,既要考虑到当前旅游者的需求,也要以遗产美学为指导创新遗产旅游产品,从而为旅游者提供新的旅游体验。在规划遗产地旅游功能区划时,充分考虑遗址地持续考古的需要以及为未来的新发现预留足够的展示空间。

遗产旅游规划的保护性目标要求规划的制定要充分考虑遗产旅游资源的保护和遗产地环境的保护。对于遗产旅游资源的保护是遗产旅游规划的基本点,必须强调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没有遗址真实、完整的存在就没有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须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不是大明宫遗址大片夯土台基的存在,遗产旅游就没发展的可能。因为只要经济条件允许,任何地方都可以造出远比真实大明宫更为震撼的人工景观。而对于遗产地环境的保护,要求规划必须测算遗址地合理的游客容量。

遗产旅游规划的协调性目标要求旅游规划制定时既要纵向考虑与区域旅游规划的关系,又要横向考虑遗产地的城市、水利、交通等各专项规划。此外,遗产旅游规划还应该考虑协调遗产旅游门票收益和遗产区域特许经营收益以及遗产区外其他旅游收益之间的关系,尤其要考虑与所在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协调。

遗产旅游规划的系统性目标要求规划不仅要考虑遗址景区旅游资源开发的需要,还要系统规划遗产旅游资源与当地其他旅游资源之间的相互联系,使游客的流动更为便捷,在观赏活动中提供旅游休憩场所,并在遗产区外提供开发相关旅游产品,以扩大遗产旅游容量。还要系统考虑景区配套设施的建设以及遗址文化内涵的挖掘,从而以遗址旅游为依托发展遗址文化产业。

(三)确立可持续发展的遗址公园管理体制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悠久的历史塑造了灿烂的文化,丰富的遗产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但是我国在遗产旅游的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如山东泰山修建索道、丽江古城旅游业过度开发所引发的质疑等。一般来说,这些遗产地在旅游发展与保护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管理体制不够顺畅造成的结果。

遗产是全人类共有的珍贵财富。在中国,大多数遗产属国家所有。地方政府只负责遗产的规划、管理和营销。同时,地方政府也成为遗产地旅游开发中的利益竞争者。在推动遗产旅游发展方面,文物部门主要负责遗产保护工作,地方政府则主要考虑景区基础设施建设。理论上,享有遗产管理权的地方政府应该关注遗产的持续保护,但现实中政府作为公共管理机构,其决策多从经济收益和就业安排的角度考虑,在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经济收益的考虑将遗产管理和经营权转交企业负责,往往酿成遗产遭受破坏的状况,严重影响了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究其原因大多是由于管理权与经营权交由企业负责,导致了企业经济利益至上的错位开发。

敦煌莫高窟遗产保护与遗产旅游的和谐发展则为我们解读了另外一种发展方式,敦煌研究院是国家设立的负责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西榆林窟和敦煌西千佛洞保护、管理和研究的综合性专门机构。办院方针为“保护、研究、弘扬”,敦煌研究院既是爱国主义基地,同时也是旅游接待单位。敦煌研究院集遗产保护研究、管理、经营权于一体,确立了合理的遗产管理体制,为可持续发展的遗产旅游提供了管理制度上的保证。2010年5月,《时尚旅游》组织的首届“中国可持续旅游奖”评奖活动中,敦煌研究院荣获可持续旅游目的地――文化遗产保护奖。

关于遗产产权、管理权、经营权、监督权的讨论是遗产旅游发展中学者们关注最多的领域之一,而这一讨论至今并无定论,但是一个基本的共识是遗产旅游的经营权并不能简单交于企业,政府和文物部门对于遗产的保护管理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敦煌研究院的实践无疑为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行的管理模式。

(四)大明宫遗址公园近期经营、管理建议

在我国,考古遗址公园作为遗址保护的新思路,其经营、管理思想显然与传统主题公园有很大区别。作为我国大遗址保护示范园区的大明宫遗址公园必须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遗址公园经营、管理模式。我们认为遗址公园近期可以做以下探索:

1.边建设边考古边进行展示

遗址公园是考古永续性公园。目前大明宫遗址公园仅完成了“确立形象,显现规模,开辟游线,改善环境,提供设施,对外开放”的初期建设目标,遗址公园后期建设将主要考虑考古发掘现场保护设施。考古发掘现场是科学研究和文化遗存展示现场,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不断有新的遗迹、遗物被发现,需要不断进行研究,揭示遗产价值。人们每次到访遗址公园都会有新的感受。由此,遗址公园会具有永恒的魅力。

2.加强虚拟展示技术研究

遗产旅游不同于观光旅游,其魅力在于遗址文化内涵的展示,大明宫遗址公园从地面标识、植物标识、揭露展示、保护棚展示到大型建筑物的局部复原等。几乎涉及土遗址展示的全部方式。但是囿于现阶段土遗址展示技术的局限,遗产文化内涵展示手法仍显单一。现代虚拟展示技术的发展可以丰富遗址文化内涵的展示,在大明宫遗址公园内中轴区域的宣政殿、紫宸殿展示方法就探索了虚拟展示技术,宽阔的木平台上,看到四面重廊复阁的遗址展示,繁枝树影间,宣政殿、紫宸殿的残构掩映其中,苍然孤立,使人回味无穷。今后可进一步加强虚拟展示技术研究,利用高科技虚拟展示技术对遗址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展示。

3.积极挖掘遗产文化内涵,丰富遗产旅游产品

大发明家范文4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13日召开全体会议,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李长春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个根本,着力加强形势政策教育,着力营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浓厚氛围,着力抓好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和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评选表彰活动,着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着力培育良好社会风尚,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不断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现代文明程度,为“十二五”时期发展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强大思想保证、精神动力、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

会议指出,2010年是我国发展进程中很不平凡的一年。精神文明建设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坚持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充分运用思想教育的丰富资源,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取得新进展;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推动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取得新进展;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的作用,推动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取得新进展;充分焕发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活力,推动文化惠民、乐民、育民、富民工作取得新进展。精神文明建设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任务、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李长春在讲话中指出,2011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精神文明建设既面临极好机遇,又肩负繁重任务。我们一定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把握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不断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紧紧围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奋发有为,积极投身“十二五”时期改革发展,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要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等重大活动为契机,深入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要精心组织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活动,进一步营造学习、崇尚、关爱、争当道德模范的社会风尚。要加强全社会诚实守信教育,认真做好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的评选表彰工作,进一步兴起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热潮。要切实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为农村改革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坚持不懈地开展整治互联网和手机色情信息专项行动,强力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氛围。要大力发展红色旅游,进一步扩大红色旅游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效益。

李长春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职责。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科学发展考核体系。要把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着力在服务群众、务求实效上下功夫,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教育群众与服务群众结合起来,把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与推动改善民生结合起来,多办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好事实事,不断开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新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明委副主任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央文明委副主任刘延东出席会议。中央文明委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大发明家范文5

摘要:

早在洪武十七年,福建就出现了第一个科举家族,这与宋代以来其在科举上的深厚积淀密不可分。明代福建科举家族在不同时段的分布并不均衡:前期数量最少,中期最多,后期稍少于中期而远多于前期。不同时期的取士人数及举人、进士累积规模的差异,家族制度的发展水平、社会安定与否等等都会对科举家族的时间分布产生影响;而影响更大的则是福建全省及各府州在不同时期的经济、文化等综合实力的变动。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时间分布表明,明前、中期,福建社会流动相当频繁,后期虽有所放缓,但新增科举家族仍占同期科举家族的70%以上;可见,科举家族始终处于不断淘汰、更新的过程中。

关键词:

明代福建;科举家族;时间分布;社会流动

科举家族是目前受到学界相当关注的重要课题,已经出现若干成果,但其中有关明代的成果以个案或小区域研究为主,而罕见以直省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淤。明代福建科举家族十分发达,不仅拥有全国唯一的、延续代数最长的七代进士家族,而且每十万人平均拥有进士家族的数量也是全国最多的〔1〕,在明代分省科举家族研究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因此,笔者试图探讨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时间分布概况、特点及其成因,以期对认识明代科举制度与不同时期社会流动的关系有所助益。

一、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时间分布概况

科举家族通常是指在以首位考取举人功名者为起点的直系五代亲属及其同父兄弟中,至少出现举人、进士各一名或三名举人的家族,明代福建符合这一标准的家族共有657个。这些家族出现的时间不一,时间跨度也各不相同。为便于统计,笔者据明代福建举行的乡试次数(90次)将其分为三个时段:前期为洪武元年至天顺八年,前后共计97年,共举行30次乡试、殿试28科;中期为成化元年至嘉靖三十二年,前后88年,各举行乡试、殿试30次;后期为嘉靖三十三年至崇祯十七年,前后共计91年,各举行乡试、殿试30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明代福建不少科举家族的功名延续往往跨越不同的历史时段,如福州府福清县方日乾家族。方日乾本人于嘉靖二年考中进士,其弟方秉钺嘉靖十年考中举人,此时已达到科举家族的最低标准。此后,方日乾之子方塘、孙方腾奎分别于嘉靖十三年、万历十九年考中举人。该家族科举功名延续三代,时间上跨越明中、后期。诸如此类跨越不同历史时段的科举家族在明代福建不胜枚举。为避免重复统计,笔者作新、旧科举家族之分:当一个家族达到科举家族最低标准时,称为新科举家族;若该家族在后续时段仍有考中举人或进士者,则称为旧科举家族,以区别于相应时段新增的科举家族。如方日乾家族在明中期应计为一个新科举家族,而在明后期则计为旧科举家族。此外,由于本文科举家族的时间上限为洪武元年,不溯及前朝,故明前期的科举家族无新、旧之分。据此,笔者分别统计明代前、中、后期科举家族的数量,兹列为表1。如表1所示,明前期福建先后出现86个科举家族,各府、州数量由多至少依次为:福州41个、兴化29个、漳州4个,福宁、邵武各3个,建宁、汀州各2个,泉州府、延平府各1个。明中期新增科举家族335个,各府、州数量由多至少依次为:福州138个、兴化122个、泉州38个、漳州21个、建宁7个、汀州4个、福宁3个、延平2个、邵武0个。此外,还有明前期延续下来的旧有科举家族38个:福州、兴化二府各16个,漳州、邵武二府各2个,泉州、建宁二府各1个,汀州、延平及福宁皆无。明后期新增科举家族236个,各府、州数量由多至少依次为:泉州99个、福州43个、漳州42个、兴化37个、建宁7个,汀州、延平各3个,邵武、福宁各1个。此外,明中期延续下来的旧有科举家族90个:兴化府最多,32个;福州府次之,30个;泉州府19个,漳州府6个,建宁、汀州、福宁各1个,延平、邵武二府皆无。

二、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时间分布特点及成因

以上大致呈现了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时间分布变化。在此,笔者结合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具体情况,试总结其分布特点,并探讨其成因。

(一)明代福建科举家族出现的时间早明朝于洪武三年(1370)首开科举,四年殿试;洪武四、五年连开乡试,但洪武六年起暂停科举,至十七年才重开科举。据笔者考证,早在洪武十七年重开科举之时,福建省就出现了第一个科举家族———福州府连江县陈执中家族。陈执中本人于明代首次乡试———洪武三年考中举人,次年成进士;其子陈奂于重开科举的首科乡试———洪武十七年考中举人,次年成进士。此后,福州府长乐县陈洵仁、陈湜兄弟于洪武十七年同中举人,陈洵仁于次年成进士,亦成一科举家族;福州府闽县郑贞仲于洪武四年考中进士,其子郑琮于洪武二十三年考中举人,又成另一科举家族。上述明代福建最早的三个科举家族,都出现于明朝开科取士之后的数年内,这与宋代以来福建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深厚的科举文化传统密不可分。宋代福建的科举就已经十分发达,据统计,两宋福建路共考出进士7144名,占两宋进士总数(28933名)近四分之一,较第二名的两浙东路多出2286名,其进士数以绝对优势领先全国〔2〕。更重要的是,科举功名的家族性聚集现象在宋代也十分突出,宋代方志还专门列有“三世登云,四代攀桂”,“父子一榜,昆季同年”,“凤穴诸郎,龙门群倩”等条目,以载其风采〔3〕。因此,虽然元代福建科举有下降之势,但实力犹存,在明初洪武、永乐时期就考出了395名进士,仅次于江西(658名)、浙江(530名),位列全国第三,比位列其后的湖广(191名)多出一倍还多〔4〕。显然,明代福建科举家族起步如此之早,正是受益于宋以来深厚的科举文化传统及积淀。

(二)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时间分布明显不均衡如上所述,早在洪武十七年福建就出现了首个科举家族,但整体而言,明前朝的科举家族数量不多,仅86个,约占科举家族总数(657个)的13.1%;中期科举家族迅速增长,新增科举家族335个,约占总数的51%;后期数量较中期虽有所减少,新增科举家族236个,但仍大大超过前期,约占总数的35.9%(详见表1)。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首先,不同时段所取的举人数量多少不一。如前所述,明代前、中、后期各有30次乡试,但取士人数却有所不同:前期取中福建举人2438名,中期举人2777名,后期举人3015名。前期举人数分别较中期、后期少339名、577名,这无疑是其科举家族少于中、后期的客观因素之一;而明代乡试解额制度的不断调整淤又是导致各时期取士人数不一致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明代的举人、进士皆为终身功名,随着时间的推移,举人、进士的累积规模不断增大,时间越靠后,举人、进士基数越大,出现科举家族的概率也就越大,因而明中、后期科举家族远远多于前期。其次,经济、文化及家族制度的发展水平,是影响科举家族时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如上所述,明代不同时期福建科举家族的数量与各时期所取的举人数及累积规模有很大关联。但是,从举人数量来看,明中、后期仅分别较前期增加13.9%、23.7%,而新增科举家族数却分别较前期增长了2.9倍、1.7倍(详见表2),举人的增长幅度远不如科举家族的增长幅度。可见,举人规模的变化并非科举家族时间分布不均衡的关键因素。事实上,明中叶以后,福建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较其他省份发达,为教育的发展、科举竞争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科举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即为明中、后期的科举家族数量远多于前期。与此同时,地处中国东南边陲的福建,多山少地,其家族文化自宋以来就特别突出。入明以后,福建的家族制度继续发展,在嘉靖“大礼议”后,民间的家族组织更为普及、发达,稍有规模的家族大多会设立族学,还有不少设有专门用于奖助学业的书灯田等〔5〕。那些早先获得科举功名的家族,经过数代的经营,往往累积了丰厚的财富;再加上拥有家学传统、良好的教育等,使得他们在科举竞争中更易胜出。因此,明中、后期科举家族数量大大超过前期也就不难理解了。再次,社会稳定与否也是影响科举家族时间分布的重要因素之一。由表1、2皆可看出,明后期的福建科举家族不仅没有多于中期,其新增科举家族数及科举家族总数反倒分别较中期少了99个和52个。显然,除上述两个原因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科举家族的产生与赓续。笔者以为,明代后期科举家族数量的减少,与福建历来科举实力最为强大的莆田县在明后期科举竞争力的骤然下降密切相关,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嘉靖以来日渐严重的倭乱造成的。最为严重的当数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寇不仅攻陷兴化府城,还残酷地屠杀百姓,致四万余人丧生淤。尽管半年后倭乱平定,但是莆田县元气大伤,直到江苏太仓人王世懋任福建提学副使时的万历十二、十三年间,仍未恢复元气,故王氏在亲历莆田后大发感慨:“(莆田)弘、正之间,人才甲于八郡,实钟斯美。嘉靖末,城破于倭,黄石巨家,煨烬砂砾,迄今未能尽复。士多糊口四方,人才从此衰焉。二十年后休养生息,当还旧观矣。”〔6〕事实上,兴化府的科举事业此后再也没能恢复以往的辉煌,如开科次数较嘉靖间多一次的万历年间,所取的举人数(231名)却反倒较嘉靖间(351名)少了120名;新增科举家族(22个)甚至还不到嘉靖间(48个)的一半。倭乱对莆田县科举事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再次说明社会稳定是家族传承的基本保障,对科举家族来说更是如此。

(三)明代福建各府、州科举家族的时间分布差异显著由表3可见,福州府科举家族出现的时间最早,洪武年间就出现了3个科举家族,即上文提及的连江县陈执中家族、长乐县陈洵仁家族、闽县郑贞仲家族,其余各府、州洪武间皆无科举家族。福宁州科举家族出现的时间仅次于福州府,永乐间即出现2个家族:永乐元年的吴廷进、吴同兄弟科举家族,永乐十五年的林保童、林尹父子科举家族。兴化府科举家族的出现时间稍晚于福宁州,即永乐六年的莆田县林洪家族,永乐间还有另外2个家族:永乐十三年的林长懋、林遒节兄弟科举家族,永乐十五年的顾本德、顾童科举家族。此外,汀州、延平于宣德间出现首个科举家族;泉州、漳州、邵武3府则至正统间才出现科举家族;建宁府最迟,至景泰四年才出现首个科举家族———建安县杨荣家族。由表3可知,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建宁、延平、邵武七府的科举家族都集中于明中、后期,而邵武府、福宁州的科举家族则集中于明前期。如邵武府仅有的4个科举家族中,有3个出现于明前期,占到总数75%;福宁州仅有的7个新科举家族中,有3个出现在明前期,占到总数42.9%。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省科举家族最多的万历朝,此二府甚至连一个科举家族都没有。事实上,即便是上述福州等七个府,具体情况也都各不相同。福州、兴化、建宁、延平、汀州5府的科举家族数在明中期的嘉靖朝达到最高峰后陡然下降;泉州、漳州起步晚,但是自成化之后,科举家族呈直线上升之势,并于明后期的万历间达到最高峰。相比之下,建宁、延平、汀州3府的时间分布较均衡。上述各府、州科举家族时间分布差异的成因,在外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只能到各府、州自身去找寻。笔者认为,明代福建各府、州不同的开发历程是影响科举家族时间分布的关键因素。明代是福建大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由北至南、由沿海到山区,都先后得到全面且深度的开发。为此,明廷不得不先后13次调整福建的行政建置〔7〕。当然,各府、州的发展各有特点,大体可分成以下三种情况。一是经济发展基础深厚均衡且在明代前、中期仍保持优势,但后期发展相对放缓的地区,如福州、兴化二府。此二府所辖县级建置在唐五代已基本形成并稳定下来,最迟出现的福州府怀安县也早在北宋初的太平兴国六年(981)就已设立〔8〕。宋元近400年间,福州、兴化二府已经得到较全面的开发。尤其南宋以来,福建的经济、文化重心由闽北转移至福州,造就了南宋福州科举的发达。据统计,南宋福州的进士人数占到同期福建进士总数(4471名)的44.8%;兴化府面积虽小,但毗邻福州,也占到南宋进士总数的12.5%,仅次于福州、泉州淤,科举文化积淀也相当深厚。入明之后,此二府的科举优势益彰,尤其福州府,在明初洪武、永乐二朝的乡试中以517名举人的佳绩摘得全省桂冠,占到同期全省举人总数(1466)的35.3%于,这正是明代福建最早的三个科举家族皆出于福州府的最重要原因。此外,永乐朝仅有的15个科举家族中,福州府占10个,兴化府占3个,另外2个则出现于当时仍属福州府管辖的宁德县(见表3),这也充分说明了宋以来科举文化的深厚积淀滋养了福、兴二府的科举家族。不过,在长达276年的明朝历史中,福州、兴化二府不仅没有再增设新的县份,反倒时有裁撤盂。换言之,明代福、兴二府在明前期就拥有强大的实力,相对的,其纵深发展潜力有限,故到了明晚期发展反而不如泉、漳二府快。相应的,福、兴二府科举成绩在明初领先全省诸府、州,并于明中期发展到高峰,此后则急剧下降,科举家族数量也随之陡然下降,且降幅相当大。以嘉靖、万历为例,二朝各举行乡试分别为15次、16次,但福州府万历朝新增科举家族仅为30个,比嘉靖朝(58个)下降了48%,兴化府万历朝新增科举家族为21个,也比嘉靖朝(45个)下降了53%。二是明初经济发展受阻且区域发展不均衡,明中后期则全面发展以致后来居上的地区,如泉州、漳州二府。南宋以后泉州港在海内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其经济上的优势,并带动邻近的漳州龙溪、漳浦等沿海县份的发展。与此相应,二府在南宋的进士数较北宋成倍增长〔9〕。但是,明初厉行海禁,大大阻碍了很大程度上依赖海洋经济发展的泉、漳二府,故二府虽能勉强保有中等发展水平,但与福州、兴化二府差距益著;山区更是没能得到应有的开发。因此,明前期泉州府仅有1个科举家族,而且还迟至正统六年才出现;漳州府前期科举家族虽较泉州府多出3个,但最早的家族也是正统元年才出现的。二府科举到明中期开始有起色,其因在于成化、弘治之间,沿海民众为求生计不得不违禁下海,商品经济有所复苏;正德、嘉靖间私人海上贸易日渐繁盛,海禁在泉、漳二地已成具文。总之,明中期以来福建沿海地区,尤其是泉、漳二府海上贸易的发展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并带动山区县份的发展,最突出的是漳州府于成化至嘉靖间陆续增设了漳平、平和、诏安、海澄、宁洋5府,占明代漳州府所辖县数(10个)的一半,这在中国历史上十分少见;其中的漳平、平和、宁洋皆为山区。隆庆元年(1567),朝廷又下令开放漳州府月港作为全国唯一允许国人到海外贸易的合法港口,彻底催发了漳、泉二府的发展潜力。与此相应的是,明代泉州、漳州二府的举人、进士数量不断直线上升,科举家族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其中,泉州府科举家族数量于隆庆间首次超过兴化府,登上全省榜首;漳州府则首次与福州府持平。最突出的是万历间,泉州、漳州分别新增66个、28个科举家族,分别较嘉靖间增长1.4倍、1.6倍。三是经济虽有发展但较为缓慢的地区,如闽北的建宁、延平,闽西北的邵武,闽东的福宁,闽西的汀州等。在明代福建大发展的潮流中,这些地区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如除邵武府外,其余四府、州皆有新置县份:延平府增设永安、大田二县,建宁府增设寿宁县,汀州府增设归化、永定二县,福宁县升为福宁州。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其发展空间并不大,速度更是远远不及福、兴、漳、泉,在科举竞争中自然也只能处于劣势,甚至有倒退之势,最突出如邵武府在明前期还出现了3个科举家族,分别是正统七年泰宁县的邹安家族、景泰二年邵武县的谢燫家族、天顺八年建宁县的余隆家族,而在此后整个明中期近百年的时间,再没有新增科举家族,仅有前期延续下来的2个旧家族;明后期也只有嘉靖三十四年形成的邵武县何廷钰、何廷锦科举家族。综上所述,明代福建各府、州科举家族的时间分布与各自在明代的开发历程大体吻合。可见,影响科举家族时间分布的关键正是各府、州在明代不同时段综合实力的变化。最典型者如福、兴二府与泉、漳二府,这两类地区的科举家族在明中、后期的分布呈现出相反的态势,正是源于各自经济、文化等发展的不同特点。此外,明代不同时期福建新增科举家族占科举家族总数的比重呈递减趋势。明中期福建先后有373个科举家族,其中新增科举家族335个,占同期科举家族总数的89.8%;后期先后有科举家族326个,其中新增236个,占同期总数的72.4%。换言之,明中期的科举家族中,仅10.2%的家族为前期旧有家族的延续,明后期科举家族中,有27.6%为前期、中期的延续,明后期旧有科举家族所占比重较中期相应比重多出17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明中、后期社会的日益安定,再加上旧有科举家族在学术积累、家学渊源与财富积累上的优势,为他们保持科举优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因此,后起的士子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在科举中胜出,要培育出新的科举家族也就更加困难了。

三、余论

大发明家范文6

主要做法:

一是在全县广大妇女和家庭中广泛开展了“文明在我家”活动。向全县广大妇女发出“告别陋习、崇尚文明、争创文明之家”倡议书。号召妇女广泛宣传,做“文明在我家”活动的宣传者;文明治家,做“文明在我家”活动的实践着;积极参与,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者。组织各级妇联利用广播、召开会议、举行宣传活动等形式,广泛宣传开展“文明在我家”活动的意义、内容等;在县城千禧、仁和、西城三大社区举办“告别陋习、崇尚文明、争创文明之家”签名活动。同时组织巾帼志愿者深入社区宣传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进一步强化人们文明生活意识;开展评选家庭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及“十大陋习”活动。准备评出家庭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及“十大陋习”,同时印制成宣传单发放到家家户户。让科学、文明、健康的行为习惯走进千家万户。

二是组织开展了争“十星”之家、建和谐滦南活动。县妇联结合本县实际,认真谋划,以“文明滦南、和谐家园”为主题,在农村开展争“十星”之家、建和谐滦南活动。首先,召开了座谈会。总结了近年来开展创“三化”庭院、争“十星”之家活动的成功经验,查找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大家一起研究探讨今后工作的新方法、新思路。其次,摸底调查。我们印发了2007年市、县文明生态村建设试点村基本情况调查表,同时通过座谈、汇报等形式,详细了解了试点村的基本现状,研究制定出2007年滦南县星级文明家庭建设工作方案。按照市妇联的工作要求,以2007年试点村为重点,在农村开展争“十星”之家、建和谐滦南活动。第三,宣传发动。为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创建活动的积极性,我们加大宣传力度,各村利用广播反复宣传创建活动的意义,新“十星”的标准及评选办法等,同时把新“十星”标准印发到户,使广大农户在争创中有了更明确的目标。

三是开展感恩教育、尊老敬老系列活动。为弘扬尊老敬老美德,促进和睦星、养教星的创建,以母亲节、重阳节为契机,县妇联在全县组织开展感恩教育、尊老敬老系列活动,掀起创建文明家庭的高潮。如:开展评选“十大孝星”活动。我们制定下发《滦南县妇联关于开展评选“十大孝星”活动的通知》,经过各级妇联组织层层推荐,县妇联评审小组走访审核,评选出了李性芝、潘秀荣等10名尊老敬老典型,并授予她们滦南县“十大孝星”荣誉称号。同时联合县电视台,在《10分关注》栏目,以孝道·真情为主题,制作尊老敬老专题宣传片向全县连续播放4次,宣传她们的感人事迹,社会反响很大。开展“关注母亲、回报母爱”感恩教育活动。充分挖掘、培养、树立先进典型(优秀儿女和优秀母亲),大力宣传她们的优秀事迹,发挥榜样的示范带动作用,用典型人物、感人事迹教育引导更多的人们树立关注母亲、回报母爱的思想意识,形成尊敬母亲,孝敬母亲的道德观念。

四是普及健康知识,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活动。一是开展了“面对面”宣传教育活动。6月10日,组织举办了防治艾滋病知识宣传员培训班,镇妇联主席、县直妇委会主任及妇女代表87人参加了培训,我们通过唐山女子医院邀请到了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陈雪芳主任为大家系统讲解了防治艾滋病知识。课后,开展了咨询活动。培训结束后,各级妇联干部结合本地、本单位的实际,通过入户走访、拉家常、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开展宣传教育,让更多的家庭了解掌握防治艾滋病知识。活动中,共发放宣传资料4000份。宣传活动结束后,我们又发放调查问卷1500份,了解妇女对艾滋病的知晓情况。二是开展防治艾滋病知识贺卡宣传活动。县妇联认真谋划,精心设计,印制了15000份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新年贺卡。为了把贺卡尽快发放到广大妇女手中,县妇联主席杨玉芹亲自主持召开专门会议,并带领机关全体同志深入到镇、村开展宣传活动,组织发动镇村妇联干部积极参与到宣传活动之中,充分利用开会、集日、育龄妇女计划生育集中上站体检、走村入户等多种途径发放新年贺卡15000张。

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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