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生物范文1
在寒冷、幽暗的深海,生活着一大批神秘生物,它们奇特的外表和生活方式常常让人无法理解。在缺氧、低光照、巨大水压、食物短缺的环境中,它们竟然顽强地生存着。近年来,随着探测技术的进步,关于深海的惊人发现不断涌现。“别以为21世纪地球上没什么可发现了,深海是地球上最大的生物圈,也是我们了解得最少的地方。”科学家们如此说。
海洋覆盖了地球71%的表面积,占据了地球98%的可居住空间。海洋中沉浸在全幽暗状态的深海占据了海洋总体积的85%,是地球上最大的生物栖所。众多异形般的生物,隐居在幽暗静寂的深海。可是科学家至今对海洋,尤其是深海的认识,仅止于皮毛。当人类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深海中层潜航时,许多令人惊讶的生物才被发现,估计有超过一百万的新物种。近年来,科学家利用更为先进的科技手段去探索深海,使世人得以领略这个神奇美妙、令人啧啧称奇的黑暗世界。
在那里,终年没有阳光,氧气非常稀薄,水压巨大,没有任何海洋植物,生存条件相当恶劣,生物对此做出各种适应,最终的结果是,这里的海洋生物几乎全部是捕食高手,从形状到习性,其奇特性远远超出了所有科学家的想象。
你能用脚来伪装自己,同时悄悄溜掉吗?深海章鱼就可以,它能用六条腿来伪装自己,同时用剩下的两条腿在海床上行走,安然无恙地逃离危险或者轻轻松松地捕获到猎物。这是人类首次发现,章鱼竟然还拥有这样的“杰出”本领。
这也推翻了人们此前的认识──两足动物需要坚硬的骨骼以及和骨骼连在一起的发达肌肉才能行走。这种小巧的深海章鱼,仅凭它的两条柔韧的手臂就能在海底行走自如──它能以每秒14厘米的速度步行,远比它用8只爪子游动的速度快得多。
在马里亚纳海沟里发现了水蜗牛,总体来说,它和陆地上的蜗牛似乎没有太大区别,不过因为见不到阳光的缘故,它的身体已经完全透明。因为生活在深海中,要应付强大的洋流,水蜗牛要保证有足够浮力,因此那沉重的蜗牛壳已经完全退化了。另外,为了适应游水,它的脚进化成了肌肉发达的鳍,那其实是连成一片的小触须。水蜗牛和陆地蜗牛最大的区别在于眼睛,因为没有阳光,水蜗牛的眼睛特别发达,和体形相比,那两只“巨大”的眼睛突出在身体外,捕捉一切细微光线,观察所有经过的猎食对象。
海沟里发现的鳗鱼也是千奇百怪的。虽然和我们平时看到的鳗鱼是一类,但是怪物海沟里的鳗鱼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异”。为了适应深海的捕食要求,“大嘴鳗鱼”的嘴越来越大,巨大的下颌保证它可以一口吞下和自己体积一样大的鱼,然后再慢慢消化。可以说,它们成了深海世界里的蟒蛇。而“嘴鹤鳗鱼”则像
转贴于
仙鹤一样有长脖子和长嘴,在嘴里面有密集的细小的牙齿,它们的主要捕食对象是小虾,长脖子和长嘴保证了捕食的灵活和准确。
神秘生物范文2
关键词：浦化人，传奇人生
浦化人是毕业于圣约翰教会大学的高材生,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他早年曾做过“基督将军”冯玉祥帐前的随军牧师,后经过革命的洗礼接受了共产主义信仰,成为党内重要的领导人。本文试就其人生中的几个不同阶段,联系中国近代革命的发展背景，来探究此人不同凡响的人生以及他为中国近代革命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免费论文参考网。
冯玉祥,这位民国前期行伍出身叱诧风云的将军,以其英勇的革命精神,成就了一代“政坛英杰”的英名。滦州起义、讨伐张勋复辟、倒戈吴旧系、推翻贿赂总统、将废帝溥仪赶出紫禁城、五原誓师、参加北伐……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以及骁勇善战的革命精神在中国革命史的篇章中是备受瞩目。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戎马一生的将军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更享有“基督将军”的美誉。“基督将军”身边更有位祖籍无锡的随军牧师,叫浦化人。这位随军牧师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经过革命的洗礼逐渐接受了中共的信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基督教会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一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
浦化人于 1887年出生于美丽的苏南小城——无锡的一户商人家庭。免费论文参考网。童年时,家境还算殷实,到了青年时代,由于父亲的病故家道一度中落，浦化人不得不中途退学。为了生计，浦化人在舅父的帮助下到崇明北新镇(今江苏启东县)的一家恒盛祥商号的百货商店当学徒。当然，在上进心很强的浦化人的幼小心灵里,从来没有放弃过求学的理想,在生活的磨难奔波中,浦化人逐渐成人。
1908年，21岁的浦化人在朋友的帮助下来到上海读书,在尚德英文算学专修馆攻读英文。这期间,在一些长老会成员及该校教员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浦化人逐渐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0年,浦化人转入美圣公会开办的教会学校苏州桃坞中学就读。在这所宗教氛围浓厚的教会学校里,浦化人对基督教的兴趣越来越强,终于在1910年复活节前正式受洗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对基督教教义的深刻理解加上优异的学习成绩,第二年,他就被学校推免而保送为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免费生。
1911年是枪林弹雨、轰轰烈烈的一年,这一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在中华历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然而,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中国革命和人民重新陷入腥风血雨之中。而位于上海郊区的圣约翰大学风平浪静,隔绝于外面枪林弹雨,仍然是一片学习的净土。这座由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于1877年在沪筹建,前身为圣约翰书院的教会大学,历经施约瑟,卜航济两任校长的开拓发展,当时已成为沪上一流大学。
1890年第二届在华传教士全国大会上，狄考文说：“儒家文化的支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级,我们要取代人民心灵中的儒家思想,取得士大夫现在所占之地位,必须造就一批基督教和科学培养成的人,使他们远胜于士大夫。”①时任校长的卜航济在大会上号召把教会大学办成“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要求教会大学担负起培养“对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的责任,使他们能够“对未来中国施以最大的影响”②就在这样一座位于苏州河畔,被称为中国的“西点军校”的大学里,浦化人努力学习，积极参加教会活动，并担任该校礼拜堂董事、青年会副会长。，经过4年的勤学苦读，浦化人于1915年毕业,获文科学士学位,从此开始了他传教的生涯。
二 “基督教救国论”的倡行者
1915年,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浦化人回到了家乡无锡,并施教于当地一所名叫江苏圣道学院的教会学校，一面授课一面传教。在浦化人的言传身教下,浦化人的母亲和妻子先后洗礼奉教,成为基督教徒。1916年,浦化人与时任上海圣彼得教堂的牧师葛乃云积极响应中华圣公会的号召,一起赶赴西安古城,,去开拓陕西教区,不久就成为该地区的教会领袖。 “1916年年8月升为西安圣公会会长。任职期间撰写了《半生之回顾》，并赴上海参加了全国中华圣公会代表大会。他在古城大讲耶稣之道,甚至将福音传至监狱,并曾在一个拘留所与犯人共处五天五夜,教犯人唱赞美诗和祈祷”③。由于陕西传教区的扩大,浦化人致函曾一起就读于苏州桃坞中学、圣约翰大学的另一位牧师去陕西协助传教工作。这位牧师即是与其有同窗之谊、同教之亲、同志之情,后来弃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董建吾。两人都有着传奇的人生经历,董建吾到达陕北后除协助浦化人处理教区事务外,还一度主持过圣公会西安中学校的校务工作。圣约翰大学“济世救人”的宗教思想加上当时动荡社会局势的影响,这位血气方刚的知识青年大力宣传“基督教救国论”,成为宗教救国论的饯行者。
三 将军帐前的随军牧师
1922年—1926年的中国处于轰轰烈烈、动荡不安的大革命时代。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崛起，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有多少政治人物奔走呼号，有多少热血青年投入于革命的洪流。作为新一代青年的浦化人,也满怀着救民于水火的热切抱负。但是当他发现“基督救国”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受挫后,思想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这时，那个一手拿枪、一手捧着《圣经》，被人称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吸引了他。他先后于1922年和1925年曾两次投奔冯军, 每天组织士兵聚会,宣讲教义,成了冯玉祥麾下一名不可多得的宣道人员。 随后，浦化人在河北张家口为西北军创立弘道学校，担任校长，为军中培养传道人员。北伐后,冯玉祥将军转而以三民主义为其治军之本,并于1926年五原誓师后选派时任随军牧师的浦化人等人到苏联学习。而这一去又使他的人生观发生了关键性的转折，改变了这位年轻牧师的后半生。
四 鞠躬尽粹的共产党员
苏联浓厚的共产主义气氛给了浦化人新的感悟和思索,尤其是与当时在苏联学习的一批中国共产党员的密切接触极大的促变了浦化人的思想,基督教信仰逐渐改变的同时,共产主义的伟大信仰开始在他的内心萌发。在从苏联回国的途中,路经库伦(今内蒙古乌兰巴托市)时,浦化人由中共党员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和基督牧师的双重身份,使得他的革命工作顺利进展。同时,董建吾也由浦化人相邀从圣彼得堂投靠冯玉祥部队布道,后在浦化人的感化下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遭到血腥屠杀,冯玉祥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亦多遭通缉。这两位牧师经中共组织安排重回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④回到上海后，浦化人的住处就成为中共秘密联络点,经常接待当时在中共担任要职的王稼祥,秦邦宪等人。
1930年浦华人因为婚姻问题,被圣公会江苏教区免去了教职。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中,浦化人仍然担任中共中央上海局翻译,并在此期间负责寻找毛泽东失散的三个儿子。1931年负责中共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5年已无教会身份的浦化人任中共临时上海局委员、宣传部部长,险遭逮捕。同年7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再次遭到大破坏时浦化人不幸被捕，押解至南京水西门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1936年，经冯玉祥出面营救获释。浦化人出狱后回家乡无锡途中路经上海，见到了潘汉年,与党恢复了联系。同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浦化人被组织派到南京面见“基督将军”冯玉祥,请其再找宋子文商谈如何采取和平手段解决张、杨兵谏之事。但冯玉祥表示这个问题不好谈,此事告终。
抗日战争爆发后,浦化人到达延安,其间曾担任新华社社长。1938年 l1月带领全家随八路军第129师开赴太行山区。不久又到冀南和豫北，先后在第129师随军学校、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与第129师司令部参议室从事政治教育和对开明士绅的统战工作。他在华北地区历任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晋冀鲁豫最高法院院长。1944年年6月调任延安外国语学校英文系主任。1946年4月任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外语训练班主任，6月任华北联合大学外语学院院长。1948年6月，为迎接全国胜利，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外事学校，由其任校长。翌年6月任北京外国语学校校长。抗战胜利以后还随周恩来参加过重庆谈判⑤。
解放以后,作为新成立的北京外国语学校的首任校长,浦化人还先后担任了一些别的职务,历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委员，还曾被推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虽说此时的浦化人已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但他仍与基督教人士保持者着一定的交往,而教会方面显然也颇为重视与他的关系。上海基督教会《天风》杂志的编辑在浦化人《新中国基督教会的首要任务》一文的按语中,尚称浦化人为“教会前辈”⑥,而浦化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因此受到冲击和审查，当年曾为教会服务的实践,也理所当然的成为其个人的“历史问题”。免费论文参考网。
1974年,浦化人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骨灰初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后迁葬于其家乡无锡的革命烈士陵园。⑦
引文：
①②《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1980年)》第458-459页,497页
③葛壮《宗教与近代上海社会的变迁》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1月,第94页
④葛壮《宗教与近代上海社会的变迁》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1月
⑤徐以骅《浦化人:出入教会的传奇人物》载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269-287页
⑥《天风》第11卷第15期,1951年4月21日,第1页
⑦ 徐以骅《从牧师到中共高级干部——浦化人的传奇人生》 载《世纪》总第13期,1995年7-8月
神秘生物范文3
“神秘果”具有独特的变味功能，因此博得了“天下第一奇果”的美名。多少年来，人们并不清楚其中的奥秘。直到1968年，日本科学家栗原坚三教授从神秘果中分离出一种神秘果蛋白，称正是由于该蛋白的生物活性，才导致了“神秘果”独特的变味功能。因此，有人把“神秘果蛋白”称为“变味素”。
到现在，人们仍然不清楚神秘果蛋白改变味觉的确切机制。有人猜测神秘果蛋白是通过改变舌头上味觉细胞的结构，而使得酸味的东西有了甜味。
原来，“神秘果”能把酸味的东西变成淡淡的甜味，并非改变了食品本身的化学成分，而是神秘果蛋白在舌头上设置的一个“大骗局”。
在舌粘膜上分布有大量的“味觉感受器”，我们称之为“味蕾”。舌头就是依靠表面的味蕾来辨别味道的。人类的舌头上大约拥有10 000个味蕾，基本味觉有甜、咸、酸、苦4种。实验证明，舌头表面的不同部位对基本味觉刺激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舌尖部对甜味最为敏感，舌两侧前部对咸味最为敏感，舌两侧中部对酸味最为敏感，而舌根部对苦味最为敏感。至于其他众多的复杂味道，则是由上述4种基本味觉以不同的比例组合而成的。
神秘果蛋白实际上就是一种变味蛋白酶，虽然它并不能真正地改变食物的味道，但可以改变人们的味觉，所以人们吃过“神秘果”后再吃任何酸的食物都觉得是甜的。研究认为，只需0.1毫克的“神秘果蛋白”，就能使人的味觉神经末梢对食物的味觉反应发生改变。有人认为，神秘果蛋白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是扰乱舌头上的味蕾感受器的功能。比如，对甜味敏感的味蕾感受器被激活，而对酸味敏感的味蕾感受器暂时被抑制了。
神秘生物范文4
基督教冲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分别以上帝或道为哲学的最高原则。
上帝和道都是最高的存在、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赖以存在的最终根据。上帝或
道都是无差别、无规定性的一。区别在於，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上帝，是一个
神化了的哲学原则或实体，而中国老庄哲学的道，却是自然之道。与此相应，基
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都宣称上帝或道，是惑官感觉以及建主在它
上面的知识体系所不能把握的，是人的有限的语言和概念所不能表述的。基督教
冲秘主义主张否定神学，而中国老庄哲学的主张，则可以称作是否定形而上学。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主张从外在的现象世界返回自我，借助於上帝的启示和恩
赐，在心灵的迷狂状态中静观上帝，与上帝结合为一，即神人合一。中国老庄哲
学则主张怠物、怠我，在无恩无虑的精神状态中悟道。神人合一的主体是人性中
的神性，其结果是人的神化，是对人的否定。天人合一的主体则始终是人，其结
果是人的自然化，是人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和睦相处。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在
西方中世纪被视为异端，而中国老庄哲学则是显学，并与儒家哲学相互融化，共
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在西方，“神秘主义”（mysticism）一词出自希腊语动词myein，即“闭上”，尤其是“闭上眼睛”。之所以要闭上眼睛，乃是出自对通过感官从现象世界获得真理、智慧感到失望。不过，神秘主义并不像怀疑主义那样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它仅仅主张闭上肉体的眼睛，同时却主张睁开心灵的眼睛，使心灵的眼睛不受现象世界的熙熙攘攘所干扰，从而返回自我，在心灵的静观中达到真理、智慧。因此，辞书中对神秘主义的解释一般是“通过从外部世界返回到内心，在静观、沉思或者迷狂的心理状态中与神或者某种最高原则结合，或者消融在它之中”。作为一种宗教观念和哲学观念，神秘主义普遍地存在于世界各大宗教和哲学传统中。就西方而言，神秘主义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流行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俄耳甫斯教就曾对古希腊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作为一种独立的哲学体系，神秘主义最初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犹太哲学家斐洛的哲学中。公元3世纪，普罗提诺所创立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把神秘主义进一步系统化为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由于普罗提诺所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旋即成为基督教哲学的理论基础，所以神秘主义也就成为基督教内部的一个与经院哲学既分庭抗礼、又相互补充的重要哲学思潮。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有5世纪的伪狄奥尼修斯、12世纪的克莱沃的贝尔纳德和圣维克多的雨果、13世纪的波纳文图拉、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的艾克哈特及其学生苏索、陶勒。此外，5世纪的奥古斯丁和9世纪的爱留根纳的哲学中也包含着大量的神秘主义因素。而在中国，最具神秘主义特色的哲学当属老庄的学说了。后世的魏晋玄学在一定程度上也继承了老庄哲学的神秘主义思想。当然，由于东西方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与中国的老庄哲学之间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各种各样的区别。本文的目的不是对这两种理论形态进行全面的比较，而是从几个重要的概念和观点出发，分析一下二者的异同。
一、上帝与道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最高哲学原则是上帝。体认上帝是它的最高目的。
在西方，由于哲学和神话的亲密的渊源关系，一开始就有把哲学的最高原则称之为神的传统。例如，巴门尼德的真实存在、苏格拉底的最高的善、柏拉图的最高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等等，都被称之为神。到了晚期古希腊哲学，这种情况就更普遍了。由于这种特征，崇拜唯一神的基督教就很容易接受古希腊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基督教哲学也正是这种结合的产物。作为基督教的一种理论形态，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自然也坚持上帝是唯一的、永恒的，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等神学信条。不过，既然它不是一种单纯的宗教学说，而是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哲学，它所理解的上帝也就必然不同于宗教的上帝，即不是一个人格化了的、有意志、有情感的神，而是一种神化了的哲学原则。他们继承了斐洛等人的作法，对圣经采取了一种喻意式的解释，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流溢说出发，把上帝解释为最高的实在、无限完满的实体、万物的本原、宇宙的初始因等等。上帝是一，在上帝之中不包含任何差别，上帝没有任何规定性。上帝创造万物，也不是一种“制作”意义上的创造，而是上帝以其无限的完满性在自身之内包含着一切事物。万物都是从上帝派生出来，并由此获得自己的存在和本质。奥古斯丁在这方面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万物皆在上帝之中，但上帝并不是万物的处所”。上帝是这样一种本质，“我们来自它，借助它而存在，存在于它之中”。哲学史上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万物在神论”。但在这里，上帝并不是事物的整体，因为上帝不仅包含着所有现实存在着的事物，而且也同样包含着所有存在过的、将会存在的事物。因此，上帝包含万物、产生万物，实际上强调了上帝对万物的超越性。但另一方面，万物从上帝派生出来，又是上帝把自己的神性赋予万物，因而万物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分有了上帝的本性，或者是以不同的方式对上帝的本性的限定。在这种意义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具有神性，上帝也就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即“神在万物”。“神在万物”强调的是上帝的内在性。一般来说，这种观点包含着一种泛神论的倾向。例如，爱留根纳把上帝称作非被创造而又能创造的自然，把万物的总和称作被创造而又不能创造的自然，并把上帝等同于他的创造活动，认为在创造万物之前，上帝并不存在。中世纪晚期的德国神秘主义走的更远。艾克哈特甚至认为，上帝即是万物，万物即是上帝。但总的来说，神秘主义主张神在万物，并不妨碍它同时坚持上帝的超越性。因为上帝是无限的，而万物作为对上帝的神性的限定，都是有限的。上帝作为无限完满的实体不可能被任何有限的事物所局限。不仅任何有限的事物都不能与上帝比拟，而且所有有限事物的总和也同样不能和上帝比拟，因为有限的相加决不能达到无限。上帝不仅是一切实在的事物，而且还是一切可能存在的事物，即上帝是他所能是的一切。因此，上帝是一切事物，又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上帝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又不在任何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之中。所以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没有量的大，是没有性质的善，是没有空间的实存，是没有时间的永恒。上帝作为唯一的无限绝对超越于一切有限的、相对的、有条件的事物之上。在这种意义上，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上帝实际上是超越性和内在性的结合。
哲学最高原则的这种特征也同样表现在中国老庄哲学中。不同的是，老庄哲学并没有把自己的最高原则神化。老庄哲学的最高原则是“道”。道最初的含义是道路、规律、法则。但老庄哲学在保存了上述含义的同时，又进一步把道实体化，使道成为万物的本原。在老子哲学中，道“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第四章，以下仅注篇名），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第一章）。所以，道既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又是派生万物的本原，天地万物都是由道演化而来。即使神也是道的产物，因为道“象帝之先”。这种思想可以称之为“万物在道论”，即强调了道的超越性。但老子似乎没有明确强调道的内在性。庄子继承和进一步发挥了老子道是万物本原的思想，认为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庄子·大宗师》，以下仅注篇名）。道自古至今永恒地存在着，是天地万物的本根和存在的根据。世界上的一切，不仅天地万物，而且包括鬼神，都是由道产生出来的。但相比而言，老子的道包摄万物，是“无状之状，无象之象”（第十四章），具有一种超越具体形象的形象，而庄子的道却是无形的。因此，庄子更强调道的内在性，即“道在万物”。道无所不在，无论是太极之先还是六极之下，抑或是蝼蚁、屎溺，都是道存在的处所，换言之，没有一物之中无道。道普遍地存在于万物之中，故“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秋水》）。在最高的存在中一切事物都没有差别。
在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中，上帝和道分别扮演着哲学最高原则的角色。它们都是一，是无限的、永恒的，是万物的本质、本原、赖以存在的根据。上帝和道产生万物，都不是产生出一个他物来与自己对立，而是藉万物展现、启示自己。换言之，万物都是上帝或道的显相。这是它们的共同之处。不过，除了老庄哲学没有把哲学的最高原则神化之外，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老庄哲学之间还有一个重大的差异，即人在这个本体论体系中的地位问题。老庄哲学虽然重人事，其道亦是治理之道、人伦之道，但谈的更多是人际之人，而很少是作为独立个体的人，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万物齐一，人与万物并没有差别。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虽然也讲在上帝中万物齐一，但却突出了人及其灵魂对世界万物的特殊地位。在存在的序列中，灵魂比肉体、人比万物要更为接近上帝。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神人合一”和中国老庄哲学的“天人合一”之间的差异。对此，我们将在后面再加以论述。
二、否定神学与道不可道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对上帝或道的理解必然导致上帝或道不可知、不可说的结论。
对于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来说，论述这一思想的学说是否定神学。否定神学的概念是伪狄奥尼修斯于5世纪提出的。他在《神秘神学》一书中明确地区分了肯定神学和否定神学。所谓肯定神学，也就是用一些肯定性的谓词，例如全知、全能、造物主、实体、一等等，来称谓上帝。这些谓词都是我们从经验世界得出的规定和概念，直接地或通过比拟附会在上帝身上的，它们都不足以表述上帝的实质，反而只会限制无限的上帝，因此，肯定神学只具有很小的价值。我们必须在肯定神学之外还有一种否定神学来作它的补充和矫正。所谓否定神学，也就是认为任何肯定性的谓词都不适用于表述上帝，我们只能说上帝不是什么，而不能说上帝是什么。我们只能用纯否定性的谓词去表述上帝，以确保上帝的纯洁性、超越性和无限性。上帝不仅是不可认识的、不可言说的，而且是超越于不可认识、不可言说的。我们只能在“无知的黑暗”中去体验上帝，在“神秘的无知”中与上帝结合。
否定神学的思想深深地植根于古希腊哲学的原初精神之中。在古希腊，“哲学”的原意就是“爱智慧”，因而哲学一开始就贯穿着追求真理、智慧的传统，其突出特征就是把真理、智慧与一般知识、意见区分开来。巴门尼德明确地提出了以真实存在为对象的“真理之路”和以现象世界为对象的“意见之路”之间的区分，谆谆告诫人们要避开“意见之路”，“要使你自己的思想远离这条途径，不要屈从于来自众人的经验习惯，让自己在这条路上逡巡，以你茫然的眼睛、轰鸣的耳朵和舌头为准绳；而要用理智把有关的争辩判明”。苏格拉底也“害怕如果我用眼睛观察事物或借助于其它感官来把握事物，我的灵魂之眼会致瞎”。最为极端的例子当属德谟克利特。据说，为了不让视觉蒙蔽自己的理性，他闭上眼睛犹恐不及，竟自动把双眼弄瞎。随着对最高存在、真理的神化，感官感觉以及建立在它上面的知识不能认识神，也就成为必然的结论了。斐洛、普洛提诺都认为，神是无限的，没有任何差别和规定性，因而也就是不可认识、不可表述的，甚至神自己也不能认识他自己。伪狄奥尼修斯把这些思想与基督教的上帝观相结合，发挥成为一种系统的否定神学学说。在此之后，否定神学不仅成为整个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为其他经院哲学家在不同程度上所接受。
最高的哲学原则是不可认识、不可表述的，这一思想同样存在于中国的老庄哲学中。《老子》开篇伊始就提出：“道可道，非常道”（第一章）。以后又进一步指出：“道隐无名”（第四十一章）。道之所以不可道，乃是因为道超越形体，无法为人的耳目感官所认识，是超感觉的存在。“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第二十一章）。所以，道“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第三十五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第十四章）。但老子的道毕竟没有被神化，因此不妨称之为“否定形而上学”。然而，道虽不可道，却又是非道不可，所以老子说：“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第二十五章）。庄子也指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北游》）。道“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大宗师》）。所以“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如果勉强谈论道，则“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之成”（《齐物论》）。任何常人的认识，任何是非的分辩，任何爱恶的感情，都是对道的损坏。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都把自己的最高哲学原则理解为超越感觉的、不可认识的、人的有限的语言和概念无法表述的。这是从上帝或道的超越性必然得出的结论。然而，既然上帝或道还有内在性的一面，能不能从万物出发去体认上帝或道呢？无论是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还是中国老庄哲学，对此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原因就在于这种方式的认识势必有损于无限的上帝或“常道”。这样，它们最终选择了一条否弃日常认识的道路。其实，把最高的存在或原则看作是超感觉的、日常的语言和概念不能表述的，这是许多哲学都持有的观点。但大多数哲学家并不否认借助认识具体事物可以不断地接近真理。正是在这一点上，神秘主义和其他哲学分道扬镳了。
三、神人合一与天人合一
一方面认为上帝或道存在于万物之中，另一方面又否认认识万物就是认识上帝或道；一方面宣称上帝或道是不可认识的，另一方面又把体认上帝或道看作人生的最高任务和最高目标。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这种矛盾迫使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共同把在一种神秘的体验中与上帝或道合一，即“神人合一”和“天人合一”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境界。然而，也正是在这里，中西方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造成了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的巨大差异。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神人合一的途径是“迷狂”。“迷狂”（ekstasis,又译出神，神游象外等）在希腊文中的原意为“站出去”、“置于自身之外”。实际上，迷狂与“闭上眼睛”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可以说，闭上眼睛是迷狂的必要前提，迷狂则是闭上眼睛的目的。闭上眼睛使灵魂失去对当前一切的意识，甚至失去对自我的意识，完全达到无物无我的迷狂境界，在理性的直观中专注于神，达到与神的直接合一，它同时也是至善、至美、至福的境界，是人生的最高目的。“迷狂”的思想最早出现在柏拉图的著述中。在《会饮篇》中，柏拉图以爱美为例描述了这种迷狂的境界。灵魂最初以个别的美少年为对象，逐步升级，一直到彻悟美的本体，进入神秘的迷狂精神状态，不再留恋世上具体的美少年以及财富等感官享受，而沉醉在与神结合的境界中。斐洛和普洛提诺进一步把迷狂作为人与神结合的唯一方式，认为人只有在迷狂状态中，才能借助于心灵的眼睛的静观直觉到上帝。普洛提诺说：“我常常离开自己的肉体而猛然醒悟，回到自身，处于一切它物之外，进入内心的深处得到一种奇妙的直观和一种神圣的生活”。但普洛提诺认为，与神的这种结合，不仅要凭人们自身的努力，而且还要等待神的出现，借助于神的眷顾、干预才能达到。奥古斯丁进一步把这一思想发展为光照说，认为只有借助于神的光照，凡人才能达到神和真理。“神创造了人理性的和心智的心灵，因此，人可以接受神的光照......同时，神也就这样照亮自身；不仅那些东西可以凭借这种真理得以显示，而且甚至可以凭借心灵的眼睛，感知到真理本身”。所以，这种光照同时也就是神的启示。在中世纪，神秘主义者们继续对静观和迷狂作了大量论述。伪狄奥尼修斯把与上帝结合的道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净化、启示和结合。这三个阶段的神秘推进成为后来许多神秘主义者的学说的内容。圣维克多的雨果认为，人的灵魂有三种眼睛，灵魂以肉体的眼睛观看外部世界，以理性的眼睛观看自身，以静观的眼睛观看上帝。但静观的眼睛由于原罪而受到玷污，因而人必须借助信仰的帮助才能真正地静观上帝。灵魂首先要摆脱自己所依附的感性的和肉体的羁绊，即“净化”（viapurgativa），从而达到一种“精神的直观”或“内在的光照”，即“启示”（viailluminativa），最后才能达到与上帝的直接合一，即“结合”（viaunitiva）。波纳文图拉继承了圣维克多的雨果关于三种眼睛的学说，并且认为，静观的最高境界就是迷狂。“迷狂就是通过离弃外在的人而使自己超越自身的某种充满愉悦的升华，它借助积极向上的力量竭尽所能地延伸到那爱的超理智的泉源”。在迷狂中，精神被置于有学问的无知的境界，把握住了永恒的、神圣的真理。这种迷狂也就是一种神秘的直观，但它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侯都能够实现的，它有赖于上帝的恩赐，而这种恩赐又只能通过圣洁的生活和对上帝的虔信才可能获得。艾克哈特也认为，人必须通过静观而达到迷狂状态，在灵魂的闪光中借助于上帝的恩赐而达到与上帝的“神秘的合一”（uniomystica）。艾克哈特的学生苏索也指出，在结合的最高阶段，全部的自我意识都消失了，灵魂陷入了神性的深渊，已与上帝结合为一体。总之，在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看来，人的灵魂只能借助于摆脱肉体、摆脱现象世界、摆脱自我，在一种无物无我的迷狂境界中与上帝合而为一。
中国老庄哲学的天人合一的中心内容是体道、得道、安道。在这里，天不是神，而是天道，即绝对的道，天人合一也就是人与道合一。而“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所以天人合一又是人与自然融合为一。老子已从“道可道，非常道”、“道隐无名”出发提出了“绝圣弃智”的体道方法。在他看来，一切感觉和认识都是罪恶，都只会给人们带来危害。“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第十二章），而“慧智出，有大伪”（第十八章），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绝圣弃智”（第十九章），是“塞其兑，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而解其纷，是谓玄同”（第五十六章），即根绝一切认识的渠道，从而与玄之又玄的道合为一体，达到“玄同”的神秘精神境界。但老子对这种神秘的体道方式并没有展开论述。真正系统地建立起神秘的体道学说的是庄子。庄子以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天下》）的精神绝对自由为人生目的。这种超越人生的精神自由，就是道的境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庄子提出了“坐忘”的修养方法。所谓“坐忘”，也就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大宗师》）。同于大通就是与道为一，要与道为一就必须抛弃感觉和思虑。所以“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知北游》）。庄子的“坐忘”说谈的主要是忘形、忘知、忘我，而他的“见独”说则更为清晰地描述了体道的过程和感受。它可以被看作是对坐忘的补充说明。“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巳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巳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巳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大宗师》）。外天下即忘却现实世界，外物即忘却一切存在，外生即忘却自身，由外天下而外物，由外物而外生，逐步忘却一切，最终达到一种剔透清澄的境界，如晨曦骤现，豁然开朗，是谓“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即见到独一无二的绝对的道，与道融为一体，超越时间的流逝，成为不朽的永存。至此境界，就与绝对的道合一，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便能做到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完全超脱人世，“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齐物论》）。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都是从上帝或道不可认识、不可表述出发，得出了弃绝外物、弃绝感觉、弃绝认识，在无物、无我的神秘境界中与上帝或道结合为一的结论。但在这种共同性的背后，又掩盖着巨大的差异。对于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而言，人的灵魂是上帝的摹本，甚至是人性中的神性。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思辨活动“是一种高于人的生活，我们不是作为人而过这种生活，而是作为在我们之中的神。......如若理智对人来说就是神，那么合于理智的生活相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就是神的生活”。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基本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把心灵的静观（theorein）看作是一种神圣的活动，把“成为神”（theosis）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因此，神人合一的主体不是人，而是神；神人合一的结果实际上是神神合一，是人的神化，是对人的否定，是人与天地万物以及自己的肉体的分离。而对于中国老庄哲学来说，灵与肉的对立不是那么明确，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道也没有被神化，道就是自然，是无为，道并不具有西方的上帝那样的思维功能。因此，天人合一的主体始终是人，天人合一的结果不是对人自身的否定，不是人与自然的分离，而是人融化在自然的天地万物之中，与自然万物和睦相处。这就决定了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主张禁欲主义、否定现世生活、祈求来世，而中国的老庄哲学总的来说并不否定生活，反而主张在现世生活中通过一种顺应自然、淡泊宁静的态度来达到天人合一。例如庄子就是重生轻死的，后世道教对长生不老术的刻意追求，也可以看作是老庄思想的一种宗教反映。
四、异端与主流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它们各自的理论中，而且也表现在它们不同的历史命运中。当然，这种差异也是由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所造成的。
神秘生物范文5
一个“神秘包裹”，一个意义非凡的“神秘包裹”，一个让你充满了好奇的“神秘包裹”，想感受这种未知的惊喜吗？想体会打开这种神秘包裹时的刺激吗？一起来体验网购“神秘包裹”带来的无限乐趣吧――
给力节日“新礼物”
口述/安晓图（27岁，人力资源专员）
愚人节当天，我收到了一个“神秘包裹”，打开一看，大吃一惊――竟然是一个黑色的“垃圾袋”。不消说，这个自然是男友给我的“惊喜”。“不用这么给力吧？”我边拆边嘀咕着。
打开后，我惊喜万分：原来里边装的都是一些精致的小玩意，有发夹、耳钉、漂亮的发带。不一会儿，男友的电话打进来了：“怎么样？这个‘神秘包裹’你觉得还成吗？”不错不错，我对他的举动大加赞赏。“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好主意的？”我好奇地问。
后来，男友才告诉我，其实他是在网上转悠的时候，无意中撞到这个专门卖“神秘包裹”的小店。那个店里卖的全是“神秘包裹”，标价9.9～99.9元不等。至于卖的究竟是什么，店家说自己也不知道。因为里面的物品都是随机打包的，也许是物超所值，也许真的就是一袋垃圾！
还有这么好玩的东西？我这个喜欢尝鲜的人，自然不会错过，也陆续买了不少次这种“神秘包裹”。甭说，当打开小小的黑色“垃圾袋”时，那种既期待又惊喜的心情，确实很让人雀跃。打开看，有时是一个手动碎纸机，有时是小手链、激光唱片，或者是一本时下畅销的书，感觉特别好玩。
有时候，遇到好友或者闺密生日，想要恶搞一下，也不用绞尽脑汁，不妨买个这样的“垃圾”，给她制造点惊喜，妙不可言啊！
玩的就是心跳
口述/周恬美（29岁，文案）
闲逛淘宝的时候，发现居然连“垃圾”也有人卖！我忍不住好奇，在线和店家闲聊，这个店家显然也是个很有趣的人，居然给我一句颇具玄机的话：“你猜猜？”这么一说，反而引起了我的兴趣。好吧，既然猜不到，那我买一个回来总可以吧！
收到邮包的时候，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凑过来看热闹：“什么‘神秘包裹’啊？”
幸好，我的运气不赖，打开买回来的“神秘包裹”一看：一个瘦脸颊、一把便携小剪刀、一个音乐茶匙、一个手机座，还有一个手机挂链，而且图案还是我喜欢的kitty猫。我稍微一计算，这个“神秘包裹”我花了20元左右（含邮费），里面的东西价值算起来也不低，总之不算亏本。花小钱买个大惊喜，确实挺好玩的。
后来，不仅我喜欢上了邮购“神秘包裹”，我们办公室不少女生都喜欢上了这个新奇的活动。我们把拆“神秘包裹”的过程，戏称为“开彩时刻”。
很不幸，昨天下午某男士跃跃欲试买回来的一个“神秘包裹”，拆开一看，竟然是一袋碎纸片。哈！居然还有这么“幸运”的人，真的花钱买到货真价实的垃圾呀！那个下午，这事成了我们办公室的笑谈。这哥们儿还挺看得开的：“花十多元钱，买大伙儿一天的开心，值了！”可不是，生命之所以精彩，就是因为人生充满了变数，而这个好玩的“神秘包裹”，带来的不就是这个道理？
买回来的意外惊喜
口述/海星（31岁，客户经理）
前几天，我干了一件自己都觉得挺不靠谱的事儿：我居然网购了一个“神秘包裹”，加上邮费共花去37元。
不会真的给我寄来一袋“神秘包裹”吧？我心怀忐忑。收到包裹时我像开启神秘礼物般打开了它，里面装的是一本励志小说、一瓶保湿霜、一个韩国进口的笔记本和一个进口书签。果然带来“惊喜”，并且包内的小东西我都很喜欢。
我是一个生活比较简单的“宅女”，平时除了上班、应酬之外，鲜少出门。生活平淡得像一汪静水一般。一个小小的“神秘包裹”，几样简单的小物品，就像一朵朵小浪花一般，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亮点。对我来说，这些“神秘礼物”，就是我平淡生活的“治愈系”礼物。
神秘生物范文6
基督教冲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分别以上帝或道为哲学的最高原则。
上帝和道都是最高的存在、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赖以存在的最终根据。上帝或
道都是无差别、无规定性的一。区别在於，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上帝，是一个
神化了的哲学原则或实体，而中国老庄哲学的道，却是自然之道。与此相应，基
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都宣称上帝或道，是惑官感觉以及建主在它
上面的知识体系所不能把握的，是人的有限的语言和概念所不能表述的。基督教
冲秘主义主张否定神学，而中国老庄哲学的主张，则可以称作是否定形而上学。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主张从外在的现象世界返回自我，借助於上帝的启示和恩
赐，在心灵的迷狂状态中静观上帝，与上帝结合为一，即神人合一。中国老庄哲
学则主张怠物、怠我，在无恩无虑的精神状态中悟道。神人合一的主体是人性中
的神性，其结果是人的神化，是对人的否定。天人合一的主体则始终是人，其结
果是人的自然化，是人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和睦相处。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在
西方中世纪被视为异端，而中国老庄哲学则是显学，并与儒家哲学相互融化，共
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在西方，“神秘主义”（ mysticism ）一词出自希腊语动词 myein，即“闭上”，尤其是“闭上眼睛”。之所以要闭上眼睛，乃是出自对通过感官从现象世界获得真理、智慧感到失望。不过，神秘主义并不像怀疑主义那样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它仅仅主张闭上肉体的眼睛，同时却主张睁开心灵的眼睛，使心灵的眼睛不受现象世界的熙熙攘攘所干扰，从而返回自我，在心灵的静观中达到真理、智慧。因此，辞书中对神秘主义的解释一般是“通过从外部世界返回到内心，在静观、沉思或者迷狂的心理状态中与神或者某种最高原则结合，或者消融在它之中”。作为一种宗教观念和哲学观念，神秘主义普遍地存在于世界各大宗教和哲学传统中。就西方而言，神秘主义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流行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俄耳甫斯教就曾对古希腊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作为一种独立的哲学体系，神秘主义最初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犹太哲学家斐洛的哲学中。公元3世纪，普罗提诺所创立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把神秘主义进一步系统化为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由于普罗提诺所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旋即成为基督教哲学的理论基础，所以神秘主义也就成为基督教内部的一个与经院哲学既分庭抗礼、又相互补充的重要哲学思潮。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有5世纪的伪狄奥尼修斯、12世纪的克莱沃的贝尔纳德和圣维克多的雨果、 13世纪的波纳文图拉、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的艾克哈特及其学生苏索、陶勒。此外，5世纪的奥古斯丁和9世纪的爱留根纳的哲学中也包含着大量的神秘主义因素。而在中国，最具神秘主义特色的哲学当属老庄的学说了。后世的魏晋玄学在一定程度上也继承了老庄哲学的神秘主义思想。当然，由于东西方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与中国的老庄哲学之间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各种各样的区别。本文的目的不是对这两种理论形态进行全面的比较，而是从几个重要的概念和观点出发，分析一下二者的异同。
一、上帝与道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最高哲学原则是上帝。体认上帝是它的最高目的。
在西方，由于哲学和神话的亲密的渊源关系，一开始就有把哲学的最高原则称之为神的传统。例如，巴门尼德的真实存在、苏格拉底的最高的善、柏拉图的最高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等等，都被称之为神。到了晚期古希腊哲学，这种情况就更普遍了。由于这种特征，崇拜唯一神的基督教就很容易接受古希腊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基督教哲学也正是这种结合的产物。作为基督教的一种理论形态，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自然也坚持上帝是唯一的、永恒的，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等神学信条。不过，既然它不是一种单纯的宗教学说，而是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哲学，它所理解的上帝也就必然不同于宗教的上帝，即不是一个人格化了的、有意志、有情感的神，而是一种神化了的哲学原则。他们继承了斐洛等人的作法，对圣经采取了一种喻意式的解释，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流溢说出发，把上帝解释为最高的实在、无限完满的实体、万物的本原、宇宙的初始因等等。上帝是一， 在上帝之中不包含任何差别，上帝没有任何规定性。上帝创造万物，也不是一种“制作”意义上的创造，而是上帝以其无限的完满性在自身之内包含着一切事物。万物都是从上帝派生出来，并由此获得自己的存在和本质。奥古斯丁在这方面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万物皆在上帝之中， 但上帝并不是万物的处所”。 上帝是这样一种本质，“我们来自它，借助它而存在，存在于它之中”。 哲学史上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万物在神论”。但在这里，上帝并不是事物的整体，因为上帝不仅包含着所有现实存在着的事物，而且也同样包含着所有存在过的、将会存在的事物。因此，上帝包含万物、产生万物，实际上强调了上帝对万物的超越性。但另一方面，万物从上帝派生出来，又是上帝把自己的神性赋予万物，因而万物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分有了上帝的本性，或者是以不同的方式对上帝的本性的限定。在这种意义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具有神性，上帝也就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即“神在万物”。“神在万物”强调的是上帝的内在性。一般来说，这种观点包含着一种泛神论的倾向。例如，爱留根纳把上帝称作非被创造而又能创造的自然，把万物的总和称作被创造而又不能创造的自然，并把上帝等同于他的创造活动，认为在创造万物之前，上帝并不存在。中世纪晚期的德国神秘主义走的更远。艾克哈特甚至认为，上帝即是万物，万物即是上帝。但总的来说，神秘主义主张神在万物，并不妨碍它同时坚持上帝的超越性。因为上帝是无限的，而万物作为对上帝的神性的限定，都是有限的。上帝作为无限完满的实体不可能被任何有限的事物所局限。不仅任何有限的事物都不能与上帝比拟，而且所有有限事物的总和也同样不能和上帝比拟，因为有限的相加决不能达到无限。上帝不仅是一切实在的事物，而且还是一切可能存在的事物，即上帝是他所能是的一切。因此，上帝是一切事物，又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上帝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又不在任何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之中。所以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没有量的大，是没有性质的善，是没有空间的实存，是没有时间的永恒。上帝作为唯一的无限绝对超越于一切有限的、相对的、有条件的事物之上。在这种意义上，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上帝实际上是超越性和内在性的结合。
哲学最高原则的这种特征也同样表现在中国老庄哲学中。不同的是，老庄哲学并没有把自己的最高原则神化。老庄哲学的最高原则是“道”。道最初的含义是道路、规律、法则。但老庄哲学在保存了上述含义的同时，又进一步把道实体化，使道成为万物的本原。在老子哲学中，道“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第四章，以下仅注篇名），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第一章）。所以，道既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又是派生万物的本原，天地万物都是由道演化而来。即使神也是道的产物，因为道“象帝之先”。这种思想可以称之为“万物在道论”，即强调了道的超越性。但老子似乎没有明确强调道的内在性。庄子继承和进一步发挥了老子道是万物本原的思想，认为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庄子·大宗师》，以下仅注篇名）。道自古至今永恒地存在着，是天地万物的本根和存在的根据。世界上的一切，不仅天地万物，而且包括鬼神，都是由道产生出来的。但相比而言，老子的道包摄万物，是“无状之状，无象之象”（第十四章），具有一种超越具体形象的形象，而庄子的道却是无形的。因此，庄子更强调道的内在性，即“道在万物”。道无所不在，无论是太极之先还是六极之下，抑或是蝼蚁、屎溺，都是道存在的处所，换言之，没有一物之中无道。道普遍地存在于万物之中，故“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秋水》）。在最高的存在中一切事物都没有差别。
在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中，上帝和道分别扮演着哲学最高原则的角色。它们都是一，是无限的、永恒的，是万物的本质、本原、赖以存在的根据。上帝和道产生万物，都不是产生出一个他物来与自己对立，而是藉万物展现、启示自己。换言之，万物都是上帝或道的显相。这是它们的共同之处。不过，除了老庄哲学没有把哲学的最高原则神化之外，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老庄哲学之间还有一个重大的差异，即人在这个本体论体系中的地位问题。老庄哲学虽然重人事，其道亦是治理之道、人伦之道，但谈的更多是人际之人，而很少是作为独立个体的人，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万物齐一，人与万物并没有差别。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虽然也讲在上帝中万物齐一，但却突出了人及其灵魂对世界万物的特殊地位。在存在的序列中，灵魂比肉体、人比万物要更为接近上帝。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神人合一”和中国老庄哲学的“天人合一”之间的差异。对此，我们将在后面再加以论述。
二、否定神学与道不可道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对上帝或道的理解必然导致上帝或道不可知、不可说的结论。
对于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来说，论述这一思想的学说是否定神学。否定神学的概念是伪狄奥尼修斯于5世纪提出的。他在《神秘神学》一书中明确地区分了肯定神学和否定神学。所谓肯定神学，也就是用一些肯定性的谓词，例如全知、全能、造物主、实体、一等等，来称谓上帝。这些谓词都是我们从经验世界得出的规定和概念，直接地或通过比拟附会在上帝身上的，它们都不足以表述上帝的实质，反而只会限制无限的上帝，因此，肯定神学只具有很小的价值。我们必须在肯定神学之外还有一种否定神学来作它的补充和矫正。所谓否定神学，也就是认为任何肯定性的谓词都不适用于表述上帝，我们只能说上帝不是什么，而不能说上帝是什么。我们只能用纯否定性的谓词去表述上帝，以确保上帝的纯洁性、超越性和无限性。上帝不仅是不可认识的、不可言说的，而且是超越于不可认识、不可言说的。我们只能在“无知的黑暗”中去体验上帝，在“神秘的无知”中与上帝结合。
否定神学的思想深深地植根于古希腊哲学的原初精神之中。在古希腊，“哲学”的原意就是“爱智慧”，因而哲学一开始就贯穿着追求真理、智慧的传统，其突出特征就是把真理、智慧与一般知识、意见区分开来。巴门尼德明确地提出了以真实存在为对象的“真理之路”和以现象世界为对象的“意见之路”之间的区分，谆谆告诫人们要避开“意见之路”，“要使你自己的思想远离这条途径，不要屈从于来自众人的经验习惯，让自己在这条路上逡巡， 以你茫然的眼睛、轰鸣的耳朵和舌头为准绳；而要用理智把有关的争辩判明”。 苏格拉底也“害怕如果我用眼睛观察事物或借助于其它感官来把握事物，我的灵魂之眼会致瞎”。 最为极端的例子当属德谟克利特。据说，为了不让视觉蒙蔽自己的理性，他闭上眼睛犹恐不及，竟自动把双眼弄瞎。随着对最高存在、真理的神化，感官感觉以及建立在它上面的知识不能认识神，也就成为必然的结论了。斐洛、普洛提诺都认为，神是无限的，没有任何差别和规定性，因而也就是不可认识、不可表述的，甚至神自己也不能认识他自己。伪狄奥尼修斯把这些思想与基督教的上帝观相结合，发挥成为一种系统的否定神学学说。在此之后，否定神学不仅成为整个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为其他经院哲学家在不同程度上所接受。
最高的哲学原则是不可认识、不可表述的，这一思想同样存在于中国的老庄哲学中。《老子》开篇伊始就提出：“道可道，非常道”（第一章）。以后又进一步指出：“道隐无名”（第四十一章）。道之所以不可道，乃是因为道超越形体，无法为人的耳目感官所认识，是超感觉的存在。“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第二十一章）。所以，道“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第三十五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第十四章）。但老子的道毕竟没有被神化，因此不妨称之为“否定形而上学”。然而，道虽不可道，却又是非道不可，所以老子说：“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第二十五章）。庄子也指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北游》）。道“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大宗师》）。所以“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如果勉强谈论道，则“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之成”（《齐物论》）。任何常人的认识，任何是非的分辩，任何爱恶的感情，都是对道的损坏。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都把自己的最高哲学原则理解为超越感觉的、不可认识的、人的有限的语言和概念无法表述的。这是从上帝或道的超越性必然得出的结论。然而，既然上帝或道还有内在性的一面，能不能从万物出发去体认上帝或道呢？无论是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还是中国老庄哲学，对此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原因就在于这种方式的认识势必有损于无限的上帝或“常道”。这样，它们最终选择了一条否弃日常认识的道路。其实，把最高的存在或原则看作是超感觉的、日常的语言和概念不能表述的，这是许多哲学都持有的观点。但大多数哲学家并不否认借助认识具体事物可以不断地接近真理。正是在这一点上，神秘主义和其他哲学分道扬镳了。
三、神人合一与天人合一
一方面认为上帝或道存在于万物之中，另一方面又否认认识万物就是认识上帝或道；一方面宣称上帝或道是不可认识的，另一方面又把体认上帝或道看作人生的最高任务和最高目标。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这种矛盾迫使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共同把在一种神秘的体验中与上帝或道合一，即“神人合一”和“天人合一”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境界。然而，也正是在这里，中西方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造成了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的巨大差异。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神人合一的途径是“迷狂”。“迷狂”（ ekstasis ,又译出神，神游象外等）在希腊文中的原意为“站出去”、“置于自身之外”。实际上，迷狂与“闭上眼睛”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可以说，闭上眼睛是迷狂的必要前提，迷狂则是闭上眼睛的目的。闭上眼睛使灵魂失去对当前一切的意识，甚至失去对自我的意识，完全达到无物无我的迷狂境界，在理性的直观中专注于神，达到与神的直接合一，它同时也是至善、至美、 至福的境界，是人生的最高目的。“迷狂”的思想最早出现在柏拉图的著述中。在《会饮篇》中，柏拉图以爱美为例描述了这种迷狂的境界。灵魂最初以个别的美少年为对象，逐步升级，一直到彻悟美的本体，进入神秘的迷狂精神状态，不再留恋世上具体的美少年以及财富等感官享受，而沉醉在与神结合的境界中。斐洛和普洛提诺进一步把迷狂作为人与神结合的唯一方式，认为人只有在迷狂状态中，才能借助于心灵的眼睛的静观直觉到上帝。普洛提诺说：“我常常离开自己的肉体而猛然醒悟，回到自身，处于一切它物之外，进入内心的深处得到一种奇妙的直观和一种神圣的生活”。 但普洛提诺认为，与神的这种结合，不仅要凭人们自身的努力，而且还要等待神的出现，借助于神的眷顾、干预才能达到。奥古斯丁进一步把这一思想发展为光照说，认为只有借助于神的光照，凡人才能达到神和真理。“神创造了人理性的和心智的心灵，因此，人可以接受神的光照......同时，神也就这样照亮自身；不仅那些东西可以凭借这种真理得以显示，而且甚至可以凭借心灵的眼睛，感知到真理本身”。 所以，这种光照同时也就是神的启示。在中世纪，神秘主义者们继续对静观和迷狂作了大量论述。伪狄奥尼修斯把与上帝结合的道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净化、启示和结合。这三个阶段的神秘推进成为后来许多神秘主义者的学说的内容。圣维克多的雨果认为，人的灵魂有三种眼睛，灵魂以肉体的眼睛观看外部世界，以理性的眼睛观看自身，以静观的眼睛观看上帝。但静观的眼睛由于原罪而受到玷污，因而人必须借助信仰的帮助才能真正地静观上帝。灵魂首先要摆脱自己所依附的感性的和肉体的羁绊， 即“净化” （ via purgativa ）， 从而达到一种“精神的直观”或“内在的光照”， 即“启示” （ via illuminativa ）， 最后才能达到与上帝的直接合一，即“结合” （ via unitiva ）。 波纳文图拉继承了圣维克多的雨果关于三种眼睛的学说， 并且认为， 静观的最高境界就是迷狂。“迷狂就是通过离弃外在的人而使自己超越自身的某种充满愉悦的升华，它借助积极向上的力量竭尽所能地延伸到那爱的超理智的泉源”。 在迷狂中，精神被置于有学问的无知的境界，把握住了永恒的、神圣的真理。这种迷狂也就是一种神秘的直观，但它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侯都能够实现的，它有赖于上帝的恩赐，而这种恩赐又只能通过圣洁的生活和对上帝的虔信才可能获得。艾克哈特也认为，人必须通过静观而达到迷狂状态，在灵魂的闪光中借助于上帝的恩赐而达到与上帝的“神秘的合一”（ unio mystica ）。艾克哈特的学生苏索也指出，在结合的最高阶段，全部的自我意识都消失了，灵魂陷入了神性的深渊，已与上帝结合为一体。总之，在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看来，人的灵魂只能借助于摆脱肉体、摆脱现象世界、摆脱自我，在一种无物无我的迷狂境界中与上帝合而为一。
中国老庄哲学的天人合一的中心内容是体道、得道、安道。在这里，天不是神，而是天道，即绝对的道，天人合一也就是人与道合一。而“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所以天人合一又是人与自然融合为一。老子已从“道可道，非常道”、“道隐无名”出发提出了“绝圣弃智”的体道方法。在他看来，一切感觉和认识都是罪恶，都只会给人们带来危害。“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第十二章），而“慧智出，有大伪”（第十八章），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绝圣弃智”（第十九章），是“塞其兑，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而解其纷，是谓玄同”（第五十六章），即根绝一切认识的渠道，从而与玄之又玄的道合为一体，达到“玄同”的神秘精神境界。但老子对这种神秘的体道方式并没有展开论述。真正系统地建立起神秘的体道学说的是庄子。庄子以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天下》）的精神绝对自由为人生目的。这种超越人生的精神自由，就是道的境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庄子提出了“坐忘”的修养方法。所谓“坐忘”，也就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大宗师》）。同于大通就是与道为一，要与道为一就必须抛弃感觉和思虑。所以“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知北游》）。庄子的“坐忘”说谈的主要是忘形、忘知、忘我，而他的“见独”说则更为清晰地描述了体道的过程和感受。它可以被看作是对坐忘的补充说明。“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巳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巳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巳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大宗师》）。外天下即忘却现实世界，外物即忘却一切存在，外生即忘却自身，由外天下而外物，由外物而外生，逐步忘却一切，最终达到一种剔透清澄的境界，如晨曦骤现，豁然开朗，是谓“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即见到独一无二的绝对的道，与道融为一体，超越时间的流逝，成为不朽的永存。至此境界，就与绝对的道合一，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便能做到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完全超脱人世，“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齐物论》）。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都是从上帝或道不可认识、不可表述出发，得出了弃绝外物、 弃绝感觉、弃绝认识，在无物、无我的神秘境界中与上帝或道结合为一的结论。但在这种共同性的背后，又掩盖着巨大的差异。 对于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而言，人的灵魂是上帝的摹本， 甚至是人性中的神性。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思辨活动“是一种高于人的生活，我们不是作为人而过这种生活，而是作为在我们之中的神。...... 如若理智对人来说就是神，那么合于理智的生活相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就是神的生活”。 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基本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把心灵的静观（ theorein ）看作是一种神圣的活动，把“成为神”（ theosis ）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因此，神人合一的主体不是人，而是神；神人合一的结果实际上是神神合一，是人的神化，是对人的否定，是人与天地万物以及自己的肉体的分离。而对于中国老庄哲学来说，灵与肉的对立不是那么明确，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道也没有被神化，道就是自然，是无为，道并不具有西方的上帝那样的思维功能。因此，天人合一的主体始终是人，天人合一的结果不是对人自身的否定，不是人与自然的分离，而是人融化在自然的天地万物之中，与自然万物和睦相处。这就决定了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主张禁欲主义、否定现世生活、祈求来世，而中国的老庄哲学总的来说并不否定生活，反而主张在现世生活中通过一种顺应自然、淡泊宁静的态度来达到天人合一。例如庄子就是重生轻死的，后世道教对长生不老术的刻意追求，也可以看作是老庄思想的一种宗教反映。
四、异端与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