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政策论文范文1
一、基本假定
（一）产品市场1.供给假定本国是一小国开放经济，本国有m+1个生产部门，生产m+1种可贸易产品，以第1种产品X0为计价单位，产品X0仅使用劳动要素以规模收益不变技术进行生产，投入产出系数是1。劳动供给足够保证产品X0的供给，劳动力在本国可以自由流动但是不能跨国界流动。
（二）政治市场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给定其他利益集团的捐献计划和政策的预期决策规则，每个利益集团决定对每个投票人的捐资额度，以最大化集团成员的联合福利；第二阶段，根据利益集团的捐献额，投票人按多数制进行投票以最大化捐献额和社会福利的加权值。接下来，我们将通过逆向归纳法求解均衡贸易政策。
二、结论
通过在Grossman和Helpman(1994)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多个政治人，本文考察了贸易政策制定机构规模对贸易保护水平的影响。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现有文献没有考察贸易政策决策部门规模与贸易保护水平的关系，而本文分析结果则表明，贸易政策制定机构规模越大，贸易保护水平越低。第二，原始的PFS模型假设只有一个政治人，这不仅有悖于现实，而且无法回答现有文献提出的质疑，即政府赋予社会福利的相对权重a估计值过高的问题，而本文模型可以解决该问题。
经贸政策论文范文2
事实上，在20世纪5、60年代的日本外交就典型地摇摆于“对美一边倒”与推行自主外交之间，对美牟取利益时，就“对美一边倒”;对华牟取利益时，就搞自主外交。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特别是“尼克松冲击”，促使日本必须调整对华外交政策，推行自主外交。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组阁的当天，在首次的内阁会议上，提出“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要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中国的问题是最大的外交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对华采取的经贸政策主要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前提，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
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1974年—1975年缔结了贸易、航空和渔业协定。1978年—1979年又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等文件，并开始商定由日方提供第一次日元贷款。 在这一时期，虽然日本极力推行自主外交，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出于联华抑苏的目的，在中日关系上，采取了支持中国的政策，使日本在对华经贸政策上不得不采取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在日本对华贷款方面表现更为明显。1979年10月17日—18日，日美在华盛顿协商对华援助计划时，日美出现意见不一，美方要求明文规定，日本对华提供日元贷款“没有附加条件”。对此日本的通产省表示反对，最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同意“原则上没有附加条件”。 也正是在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和美国的支持下，中日贸易关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80年中日贸易额达到89.1亿美元，与建交时1972年的10.4亿美元相比增长近9倍(表—1)。这一时期也是中日贸易发展最顺利的时期，增长幅度大都在两位数以上。
表—1：7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 占中国对外贸 中国对日 中国从日 增长率年份 总额 增长率 易总额的比重 本出口额 增长率 本进口额1972 10.4 16.5 4.1 6.31973 19.5 87.5 17.8 8.4 104.9 11.1 76.21974 31.3 60.5 21.5 11.4 35.7 19.8 78.41975 38.0 21.4 25.8 14.0 22.8 23.9 20.71976 30.4 -20.0 22.6 12.2 -12.9 18.2 -23.81977 34.7 14.1 23.4 13.6 11.5 21.1 15.91978 48.2 38.9 23.3 17.2 26.5 31.1 47.41979 67.1 39.2 22.9 27.6 60.5 39.4 26.71980 92.0 37.1 24.3 40.3 46.0 51.7 31.2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二、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推行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外交战略，对华经贸政策虽然继承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但政治色彩加大，有经济政治化的倾向。 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美苏冷战进一步升格，这促使中、日、美联合抗苏的战略格局正式形成。应该看到，中日美联合抗苏并无稳定的政治基础。就美国而言，只要条件具备它仍愿奉行在中苏之间搞平衡战略，从中渔利，日本也不希望过度刺激苏联。1982年以后，中国开始与日美拉开距离，以贯彻不同任何超级大国建立战略联盟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尽管如此，美国仍视独立自主的中国为其在军事上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美苏冷战对中、日、美关系产生复杂的影响。以对华技术出口问题为例，由于美国对日仍有相当的控制力，故能对日本的对华技术出口产生促进或抑止作用。从积极的方面看，在1980年初，美国要求日本进一步限制对苏联技术出口的同时，主张放宽对华出口的限制。1983年，美国同意放宽对华出口限制，尤其放宽7种军民两用项目的限制。美国的对华技术出口也有所增加。但1987年的东芝事件之后，日本政府不仅禁止东芝公司履行35个对华合同，而且还拖延审批其它日商与中方签订的9亿美元的合同，一度严重影响了日本对华技术出口。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国际战略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开始对日本外交和中日美三角关系产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首先，苏联经济实力迅速衰退，这导致美国在1989年5月提出超遏制的概念。其次，随着在1985-1987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则沦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日本威胁论”在美国迅速抬头。第三，中国的崛起开始影响到美日对外战略的制定。在这样大的国际环境下，中日关系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这既是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客观依据，又是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 综观日本20世纪80年代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政治上借用中国的地位，扩大日本的政治影响，但受到苏美两国的影响较大;经济上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受政治关系影响较大，致使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缓慢，中日进出口贸易有的年份还出现下降的现象(表—2)。 表—2：8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 占中国对外 中国对 中国从 年份 增长率 贸易总额的 日本出 增长率 日本进 增长率 总额 的比重 口额 口额1981 99.8 8.5 22.7 46.0 14.1 53.8 4.11982 87.6 -12.2 21.1 48.6 5.7 39.0 -27.51983 90.8 3.7 20.8 44.6 -8.2 46.2 18.51984 127.3 40.2 23.8 53.5 20.0 73.7 59.51985 164.3 29.1 23.6 56.1 4.9 108.3 46.91986 138.6 -15.6 18.8 43.6 -22.3 95.0 -12.31987 131.6 -5.1 15.9 59.2 35.8 72.4 -23.81988 146.3 11.2 14.2 72.9 23.1 73.4 1.41989 146.6 0.2 13.1 81.5 11.8 65.2 -11.21990 166.0 13.2 14.4 90.1 10.6 75.9 16.4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年鉴 8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政治上：(1)逐步提升中日 关系在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地位。70年代日本对华推行的是自主外交，中国在日本外交中处于次要的地位。到了80年代，中国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把原来只用于美国或东盟的提法用到了中日关系上，称其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 (2)视中日友好关系是日本综合安全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在全球经济地位的提高，积极谋求扩大自己的政治发言权。为此，日本一方面依靠“日美同盟”，从政治上、军事上遏制苏联，同时也要借助“日中友好”来提高同美国打交道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要做政治大国，同有世界政治影响的近邻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中日关系也是日本亚洲外交的基础之一。良好的中日关系有利于亚洲的和平，特别是朝鲜半岛的稳定，有利于日本加深同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关系。如果中日关系恶化，势必要导致日本亚洲外交的失利。而中日关系也常常对日本国内政局影响较大。 在经贸方面，日本以经济合作为基础，试图通过经济合作实现某些战略意图：(1)通过经济合作，适当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使之成为抵御苏联威胁的天然屏障。日本认为，中国经济的不稳定会导致政治上的动荡，有倒向苏联的可能，中国经济的稳定有利于保持中苏之间现有的“不战不和”的关系。这样日本就可以借助中国的实力与苏联抗衡。因此，日本政府力排众议，决定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的日元贷款。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年至1984年实施，贷款方式金额为3309亿日元，共安排了7个项目;第二批日元贷款从1984年至1989年实施，共安排了17个项目，贷款协议金额为5400亿日元(包括700亿日元的黑字还流贷款，主要用于出口创汇型企业)。第一批贷款及第二批贷款前半期，贷款主要用于交通、通讯及水力发电等基础设施项目，如北京至秦皇岛铁路扩建项目，秦皇岛煤炭码头扩建工程，衡阳至广州铁路扩建项目，连云港和青岛港扩建项目，天津、上海、广州程控电话项目，天生桥水电站项目，五强溪水电站项目等。目前，秦皇岛港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煤炭装卸口岸。 从第二批后半期(1988年)起，一些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也开始使用日元贷款，如北京市地铁工程，北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北京、天津、西安、重庆等地的城市供水和供气项目。 (2)通过经济合作使中国靠向西方。1981年5月，铃木首相在美国明确说：“我们希望见到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希望见到中国继续采取合作的态度，必须保持中国作为西方联盟的一员”，并“为了维持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支持中国现代化政策，继续进行经济合作”，以“通过经济方面的援助把中国拉过来，使之成为经济向西方开放的国家”。 (3)加强经济合作，捷足先登中国市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日本便深深被中国这一巨大市场所吸引。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与日本资金和技术的结合将具有巨大的潜力。在日本与欧美经济不断发生摩擦的情况下，日本更感觉到密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这一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长较快，但呈波浪式增长。199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1983年相比，件数增长6.4倍，合同金额增长4.6倍，实际使用金额增长2.7倍(表—3)。
表—3：80年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状况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 项目数 合同外资金额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增长率(%)1979-1982 5 7.6 0.81 ——1983 52 0.95 1.86 129.61984 138 2.03 2.25 21.01985 127 4.71 3.15 40.01986 94 2.83 2.63 -16.51987 113 3.01 2.20 -16.31988 237 2.76 5.15 134.11989 294 4.39 3.56 -30.91990 341 4.57 5.03 41.7合计 1401 32.85 26.6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三、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1989年美苏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大国都加紧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美国竭力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和发挥“世界领导作用”;俄罗斯重整经济，极力恢复“世界性强国的地位”;日本提出了建立“日美欧三极体系”的构想，加速向“政治大国”的目标前进。1994年9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9月27日，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在49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演，呼吁修改联合国宪章，删除“旧敌国条款”。这次讲演成为日本全面加速走向政治大国的“宣言书”。在国际大的背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客观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90年代后，中日两国各自的发展战略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战略，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日本则紧紧抓住国际关系新旧格局转换与其国家战略调整相吻合这一历史机遇，加速向政治大国迈进。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期，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时期。中国在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正以越来越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日本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过程中，一方面认识到“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日中关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化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又以其自身的政治标准和价值观念来处理中日关系。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抱有戒心，在某些日本人看来，正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日本与经济上日渐强大的中国难以保持象过去那样的友好关系，认为“中国增强了经济实力以后，对渴望在国际社会增加发言权的日本来说，无疑会成为一个超出纯友好对象范畴的存在，日中两国将进入摩擦的时代。”无可置疑，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必将对日本的对华经贸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起点是1991年8月海部首相访华。
海部首相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所谓的“制裁”尚未取消的背景下访华的。作为“六四”风波后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个访华的政府首脑，海部抓住有利时机，在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发表了题为“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演讲。他在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概念，引起了日本和中国的极大关注。《东京新闻》发表文章指出，“海部首相在北京的演说，特征是面向未来，从全球的观点强调日中关系”。继海部之后的日本历届内阁基本上都肯定和继承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这一方针。以细川护熙为首的日本联合政府执政后，在强调“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对日本同等重要的同时，将“共同在军备管理、裁军、保护地球等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上积极做贡献”作为今后日中关系应循方向的第一条，把从“全球角度”考虑日中关系放在优先的地位，也体现了要建立“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基本政策。 “世界中的日中关系”主要包括两个协调和三个转变等基本内容。“两个协调”即日中关系的发展要与世界局势的大变动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大背景相协调，要与日本走政治大国的国际目标相协调。“三个转变”一是立足点的转变，即日中关系要从过去一般立足于两国双边关系转变为立足亚太乃至整个世界。二是中日两国交往内容的转变，即由过去的以经济关系为主转变到经济、政治并举， 克服过去“经济主动”、“政治被动”的局面，改变过去那种“只强调对战争进行反省和经济合作”的对华政策，加重对华外交的政治色彩。三是地位的转变，即由过去在双边关系格局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转变为力争掌握双边关系的主导权。 20世纪90年代的中日经贸关系也正是在这样国际和日本外交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继续发展中日贸易关系，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以此带动日本经济的复苏。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始终处于低迷状态。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与之形成鲜明的反差。日本政府为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加快与中国贸易发展，使这一时期的中日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2000年，中日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31.7亿美元，首次突破800亿美元的大关，创历史最高(表—4)。但在中日贸易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政府在对华技术贸易方面仍然很保守，限制有些高新技术出口到中国。到了90年代末期，中日两国的贸易摩擦增多。
表—4：9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 占中国对外 中国对 中国从 年份 增长率 贸易总额的 日本出 增长率 日本进 增长率 总额 的比重 口额 口额1991 202.5 56.6 14.9 102.2 15.2 100.3 147.01992 253.7 25.3 15.3 116.8 14.3 136.8 34.61993 390.6 54.0 20.0 157.8 35.1 232.8 70.21994 478.9 22.6 20.2 215.7 36.7 263.2 13.11995 574.7 20.0 20.5 284.6 31.9 290.0 10.21996 600.6 4.5 20.7 308.7 8.5 291.8 0.61997 608.1 1.2 18.7 318.2 3.1 289.9 -0.71998 579.0 -4.8 17.9 296.9 -6.7 282.1 -2.71999 661.7 14.2 18.3 324.0 9.2 337.7 19.42000 831.7 25.7 17.5 416.5 28.5 415.1 22.9合计 5181.5 —— ———— 2541.4 —— 2639.7 ——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2)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开始稳步增长，1997年达到高峰，其后一直下降。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日本采取了既鼓励又限制的政策。进入90年代后，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开始出现高潮，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采取了鼓励夕阳产业对中国投资，政府在办理手续、保险方面给予支持，对高新技术产业对中国的投资，则采取既不鼓励又不限制的措施，致使日本企业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出现高潮，1997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达到高峰，金额为43.3亿美元。1997年以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方面，日本政府便开始对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到中国进行限制，其后开始下降，200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减少到29亿美元(表—5)，占当年中国利用外资的7.2%。
表—5：日本对华投资发展变化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 项目数 合同外资金额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增长率(%)1991 599 8.12 5.331992 1805 21.73 7.10 33.21993 3488 2 9.60 13.24 86.51994 3018 44.40 20.75 56.71995 2946 75.92 31.08 49.81996 1742 51.31 36.79 18.41997 1402 34.01 43.26 17.61998 1198 27.49 34.00 -21.41999 1167 25.91 29.73 -12.62000 1614 36.80 29.16 -1.9合计 18979 355.3 250.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3)日本开始调整对华ODA政策，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量。日本从第四批日元贷款开始调整对华日元贷款的方式，由过去的五年计划，改为"3+2"方式;贷款项目也逐步减少基础设施项目，增加环境和中西部地区的项目。从2000年开始，日本政府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额。 四、21世纪日本的对华经贸战略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并开始实施“十五计划”。2001年中国终于实现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愿望，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中国在近20年间一直保持着1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经济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七位。
有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按照这种发展势头，中国经济规模在2020年左右就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巨头。而日本此时经济正好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反，仍处于低迷时期，经济连续出现负增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日本人提出了“中国威胁论”等。但不管日本国内存在什么样的议论和想法，21世纪中日经贸关系仍将继续发展，日本对华经贸政策仍会以发展中日经贸关系为主导。中日经贸关系的继续发展不仅是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 首先，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赋予了中日友好合作的特殊使命。冷战结束以后，东亚的安全环境改善，中日友好具备了更为有利的经贸合作环境。东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和经济发展已成为各国的主要发展课题和客观现实，需要中日两国承担一些共同的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成为亚洲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中日两国应从建立东亚地区公正、合理、和平、稳定的新秩序这一大局出发，加强磋商，相互协助，为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第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整合需要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仍在加强。在欧洲，欧盟已经完成货币统一，向纵深发展;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在迅速地推进，并使每个成员国获得了较大的利益。而在亚洲，虽然已经有东盟自由贸易区和预计十年之内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但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并能够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抗衡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而要想建成这样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必需由中国和日本参加并起主要作用，否则是无法实现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建成与否，关系到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和亚洲经济的发展。因此，客观要求中日两国必须加强合作。 第三，中日各自经济的发展需要对方。中日两国已经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经贸关系的依存度很高。2001年中日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77.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2%，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经超过10%。2002年1-6月，中日贸易进出口达到447.8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6.5%。其中从日本进口231亿美元，增长10%，带动了日本经济的恢复;日本对华投资实际使用金额达到20.5亿美元，同比增长8.8%，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为8.3%。 关于今后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通过线性回归方程预测得出：2005年中日贸易额将达到1300亿美元左右，日本对华实际投资额达到60亿美元;2010年中日贸易额将达到1800亿美元，日本对华投资达到85亿美元左右。
经贸政策论文范文3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合理性；贸易政策应用
中图分类号：F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01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引发多端争议，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假设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之上的，所以也有人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众多缺陷和不足还不具备合理性，也无法取代传统竞争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对政府政策介入经济贸易的合理性的理论化概述，也被众多专家认为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一政策不同于传统认识下自由竞争市场为最佳的理论，是对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合理性的论证，在不同的国家这一理论的实践效果大相径庭，所以世界各国对这一政策的合理性和应用都持有不同的态度。而在中国，面对这一理论也是对本国经济政策选择的重新定义，合理应用和适当把握是对战略性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
1.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分析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的理论的分析，具体来说就是指政府通过经济、政策、法律等手段对国际贸易中某一产业的战略性扶持，增强其竞争力，使其能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尽可能多的占有市场份额，从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带动国家经济发展，增强政府财政收入造福于人民。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认为自由竞争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优选择，而这一理论在许多处于非完全竞争环境下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假设，因为以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他们很难在短期内完全实现的自由竞争市场。战略性贸易政策既是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分析也是其实施的理论基础，作为不同于传统自由竞争的贸易理论的心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在这一领域有过深入研究的专家和学者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默许了政府对国外寡头厂商的战略性垄断，对本国寡头厂商的贸易扶持，通过实施进口壁垒等措施来促进本国的产品出口，对本国的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
2.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环境
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环境的分析首先要清楚的认识到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就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在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也是在对国外同类竞争产品设置“贸易壁垒”，这就有可能会使本国经济发展受到其他国家对本国经济同样的经济壁垒的打击。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环境从国内来看，要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且满足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要求，针对具有较高的行业集度的产业实践政策，在妥善处理市场和宏观调控关系的国内经济环境中，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的预想效果才能对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效益；从国外环境来看，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环境中，本国企业能够突破重围，本身在其中就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同时需要适当的控制政策实施强度和政策选择机遇。
3.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从理论化角度分析，对本国的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无法比拟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验证了国家政策干预的合理性，这就使得国家在本国企业经济发展需要时可以使用中庸的方式，通过经济、政策、法律手段的相互配合，培养产业中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行业，增强其在国际竞争中优势，促进国内优势企业、战略行业的发展，同时还能扩大本国某一产品市场份额，从而增加改过厂商理论和本国福利。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经济合理性
1.市场的非完全竞争
在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中都是基于市场完全自由竞争和规模效益不变的条件下的，而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往往无法达到这种理想化的状态，事实上，市场往往是非完全竞争市场。与之对应的许多产品规模经济效应是随规模的增加而增长的，一个行业因为社会的报酬递增而获得外部经济效益，这种外部经济效益即使是同一产业的不同企业之间分布也是不均匀的。许多行业的规模扩大，其所带来的生产成本并不是与经济效益同比例增长的，这样一来企业的内部经济效益就得到提升，而这种企业内部经济效益的增加是完全可能和存在的，这就与传统贸易理论中市场是完全竞争与规模效益的理论相悖。
2.技术创新改变企业生产函数
R&D活动也就是企业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可以带来企业的技术创造与革新，从而改变企业的生产函数，最终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在企业生产中，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对新产品的开发，会不断减低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对动态规模经济的阐述可以选取学习曲线这一方式。某一包含众多先进技术的产品，在其本身出产贸易过程中自然的就传播了它所自带的先进技术，这样就是“技术外溢”的现实例子。各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经济贸易和竞争，促进技术外溢的发生，同时也给各国技术改良与模仿的范例，这使得新技术的源发国家很难长期维持优势地位。战略性贸易政策也给各国的技术研究与开发以动力，新技术的开发每个想要取得较强的市场竞争力的国家和行业的共同使命，也促使技术开发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
3.政府干预经济的重新定义
政府干预经济在国际市场上总是伴随着诸如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设置国际贸易壁垒、贸易保护主义等负面的影响的名词，也就是传统的市场自由竞争的贸易理论的“先入为主”，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政府干预经济政策有着不够全面、准确的认识。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定义是指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利用经济、政策、法律等多种手段对经济进行合理调控，以维持本国企业在国际国内竞争中的正常秩序，特别是遇到一些国际性的大危机时，政府的宏观干预经济能及时有效的减少损失；同时也能扶持国内战略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扩大其所占有的市场份额，最终造福于本国人民。政府干预经济积极效应的实现还需要政府具有强有力号召力和决策力。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
1.全球应用环境分析
当今国际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的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也促使国际经济转向为多边贸易，各国间的联系一日密切，经济交流和往来也进一步增多，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国外市场。但是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依然是不完全竞争，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和国际市场垄断竞争存在并将在短期内不会消失。正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存在，各国在传统贸易理论的自由竞争假设理论指导下不断培育能够长期有效维持本国经济利益的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战略性贸易政策正是对自由贸易政策最有性的质疑和对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否定，也就是在当今的国际市场竞争格局下，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完善国际市场竞争结构是十分必要的。
2.战略性贸易国外应用实例分析
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有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践，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十分平衡的，并且在国际市场上的受益分配也是不均衡的，所以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效益并没有达成共识。以美国为例，政府为促进本国农业发展，一方面通过R&D（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对农业发展技术研究，同时对研发的技术通过农业机构广泛推广。对信息技术产业的科研投入和开发补贴，这些措施都为这一产业的市场竞争力的增强和国际市场所占份额的增加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同时美国政府充充分尊重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主动性，运用价值规律调节经济发展。
3.中国的政策选择及发展机遇
在国际市场上，能够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具有较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业或企业往往也是整个国家的支柱，是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所以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也是影响国家经济稳定重要因素。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与各国的经济贸易联系更加密切，一个国家想要在国际竞争中独善其身几乎不可能，所以中国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已具备相当的条件：中国人民的人均GDP在不断的增长，具有十分广阔的国内市场；通过技术研发、借助国际市场上的技术外溢等优势，在生产技术上也具有优势；并且像化纤制造业、大型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也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总而言之，对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具有经济合理性存在很多争议，本文虽然对其理论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但由于国际经济市场的格局十分复杂，具体大规模应用起来所产生的效果都具有不平衡和变动性。但是要清楚战略性贸易政策实际上是对传统贸易政策的发展和突破，而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传统贸易政策的纠结点就在于政府干预还是自由竞争更能促进经济良好快速发展。目前国际上一些成功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案例也是佐证其经济合理性。
参考文献：
[1]柳剑平，程时雄.中间产品、交易成本与战略性贸易政策[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
经贸政策论文范文4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211
【原刊页号】61～63
【分 类 号】f52
【分 类 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2
【 标 题】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趋势分析
【英文标题】the evolution and prospect of trade protectionism in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zhang zhi-min
【 作 者】张志敏
【作者简介】张志敏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西方工业国家不同历史阶段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的发展变化，归纳了贸易保护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提出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政策的支撑点，进一步分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和贸易的重要启示。
【摘 要 题】贸易保护
【英文摘要】in this essay,the autho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s of trade protectionist theories and policies in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summarizes the regularities and prospect of trade protectionism,and concludes that trade protection is still the focus of the trade policies in every country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the author further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 of the new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our country to prac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关 键 词】贸易保护/历史/规律/趋势
trade protection/history regularity/trend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75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549(2002)11-0061-03
一、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的历史演进
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高潮。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著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
尽管自由主义理论从提出到付诸实践需要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不能否认，自斯密创立自由主义体系以后，尽管也出现过李斯特和凯里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但一直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在170年的历史中贸易自由主义始终占据了理论上风。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人物马歇尔时期，虽然现实中各种贸易保护的政策不断被实施，垄断也不断出现，但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仍然是宣扬自由主义，在稍后出版的《工业和贸易》一书中虽然涉及到垄断问题，但他认为垄断和竞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区别。只有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提出，才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然而，现实却非如此，真正贸易自由的历史却非常短暂。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获胜的同时就开始遇到挑战，因为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各种垄断组织不断出现，并在各国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进而为国家垄断奠定了基础。同时，李斯特和凯里的贸易保护理论对德国、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德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法国和美国分别于1881和1890年重新设立了关税法，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等国也相继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各国互相用高关税封闭本国市场，互相用货币贬值及降低工资等方法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使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的保护主义和传统的贸易保护相比，更具有隐蔽性的特点：
经贸政策论文范文5
关键词：交易成本；贸易政策；分工演进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10-0092-06
一、引言
经贸政策论文范文6
关键词：国际资源贸易 资源贸易理论 资源贸易政策 效益
1 国际资源贸易的发展概况
进入21世纪以来，各国国际资源贸易总额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断提升，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相关调查显示，各国国际资源贸易总值不断上涨的主要原因是自然资源价格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例如，伴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国际燃料贸易出口额逐步上涨，占整个国际资源贸易总额的很大比重。另外，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国家的工业化得到较快发展，经济体制开始转型，这也给国际资源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下表1是各区域国家资源贸易出口比重图，从表1中可以看出：各国自然资源比重存在很大的差异，导致各国国际资源贸易出口额存在很大差别。
表1 各区域国家资源贸易出口比重
2 不同国家国际资源贸易理论与政策之间的差异
2.1 发达国家的国际资源贸易理论与政策
发达国家的国际资源贸易理论与其经济发展方向有直接关系，生产方式决定国家的社会制度，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充足的资源是其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导致资源在集中的过程中，资源贸易理论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发达国家的资源贸易理论主要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超保护贸易学说两大类，前者包含多种经济学说，后者主要涉及国内垄断市场价格的控制和扩大国外市场两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需要对国家经济技术和制度进行整合。技术整合主要体现在通过经济技术的提升，从而增强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技术整合是国家出台经济政策的基础。制度整合主要是指各发达国家通过制定政策合力控制各资源的进出易，常见的经济整合政策有经济一体化、贸易环保标准以及技术标准等。
2.2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源贸易理论与政策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分配方式开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依据。面临着分配方式的转型，发达国家面临着如何整合资源，采用何种资源分配原则等问题。目前，发展中国家生产方式和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依据的消费和生产，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发展舞台上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提高自身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各发展中国家针对自身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自身的贸易条件。进口替代战略是近几年发展中国家使用的国际资源贸易政策之一，该政策主要目的是通过减少国外制成品的进口量，增加本国产品的使用数量来促进本国工业化的发展。另外，为了提高本国经济地位，各发展中国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争取自然资源贸易机会和经济活动的主动权，试图打破国际资源垄断的现状，为本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
3 国际资源贸易政策措施的经济效益分析
目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国际资源贸易政策都不受WTO的纪律影响，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WTO关注各贸易国的进口关税，而各贸易国的贸易政策主要是针对出口关税制定的。另外，由于各国资源分布比例存在较大差异，很多国家的国内贸易政策直接取代了国际资源贸易政策。笔者结合多年工作经验，从出口税、进出配额和进口关税三方面对国际资源贸易政策措施的经济效益做了简要分析。
3.1 出口税
为了控制本国资源的出口数量和生产数量，资源出口国通常会采用出口税对其进行控制，以此来影响资源贸易的价格和改变原有的贸易条件。出口税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通过出口税政策使资源出口国的国内价格降低，出口国内的生产者数量也随之减少，从而提高了政府的经济效益。但是，如果该国资源出口较小，会存在福利净损失等问题。另外，资源出口国还可以通过出口税政策结合国内贸易现状，改变原有的贸易政策，为本国国际资源贸易提供基础保障。
3.2 进出配额
进出配额政策与出口税政策相比，其经济效益更加广泛。进出配额政策不仅可以降低出口国国内的资源价格，提高资源国际价格，改变原有的贸易条件，该政策还可以增强国内经济基础较差的生产商在国际资源贸易舞台上的地位。从资源出口国的角度出发，进出配额的主要作用是把该国在国际资源贸易舞台上交易的资源价格转移，为资源出口国获得更大的效益提供经济保障。
3.3 进口关税
进口关税政策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通过阶梯关税政策，从名义上降低自然资源的关税率，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关税政策可以减弱出口产品多元化的能力。另外，进口关税政策重视以邻为壑的发展效应，对资源贸易国来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4 结束语
总之，社会制度受生产方式的影响，无论是社会生活、政治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受生产方式的制约，生产方式直接决定国家的社会性质，对其在国际资源贸易市场上的地位也有直接影响。因此，国家必须对国际资源贸易理论和政策作出相应研究，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马风涛，段治平.国际资源贸易理论与政策的研究述评[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