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话作文范文1
请到我的怀里来享受美好时光。
这里有诱人的食物，
潮湿的泥洞，
还有清澈的湖水。
你可以懒洋洋地晒太阳，
也可以尽情地游泳。
不论你爬行的速度有多慢，
我都会微笑着为你加油。
假如你是一只刺猬，
请到我的树林中嬉戏。
这里有累累的果实，
隐蔽的草丛。
你可以品尝甘甜的野果，
也可以开心地翻滚游戏。
不要担心你的刺会扎痛我的胸口，
你的笑声是我的快乐。
即使你是一只小小蚯蚓，
我也会给你一个舒适的巢穴。
这里有肥沃的泥土和腐朽的烂叶，
夏天你可以在这儿乘凉，
冬天你可以在这儿安然入睡。
不论你怎样在我体内钻洞，
我都不会抱怨，
我喜欢你的淘气顽皮。
即使你是一只流浪的小狗，
也请你不要哭泣。
我会给你温暖的树洞，
为你遮风挡雨，
我会给你充足的食物，
让你不再忍饥挨饿。
这里的大树，这里的小草，
都是你的朋友，
你将在这里快乐地生活。
啊！大地是我，
我是大地。
不论你的生命多么微不足道，
我都会
让你在我的怀中，
大地的话作文范文2
一天，花仙子来看望她的母亲：大地。花仙子给她母亲带来了许多的东西。花仙子心想大地妈妈还和以前一样美丽还和以前一样穿着五彩缤纷的衣服。花仙子想着她母亲的样子和那一身漂亮的衣服花仙子想到她母亲便加快了脚步。
花仙子到了她母亲的家再看她母亲的衣服，以前他母亲衣服上的大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一片的深黑。花仙子说：“妈妈，你身上的大花呢？妈妈不要在为人们服务了。他们一点也不知道珍惜你。”大地妈妈说：“不，我相信人们会珍惜我的每一点资源。”
花仙子说：“妈妈，你听我一句吧。”大地妈妈说：“不！我不会放弃人们的。”花仙子说：“妈妈咱们俩打一个赌吧。20年之内人们知道珍惜你的资源我便输。好吗？”大地妈妈说：“好。”
转眼间20年过去了，花仙子输了，大地妈妈赢了。
大地的话作文范文3
关键词：文学史发展；文言话语霸权；白话话语霸权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1-0124-05
一、文言话语霸权下的古代汉语文学
事实上，文言话语在中国古代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换言之，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汉语文学，是在文言话语霸权的大背景下存在的。
文言话语霸权的确立大致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自秦统一后，文言作为官方书面用语，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文言话语的霸权地位绝非虚谈，而是有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作为其坚实的后盾。从《诗经》到《楚辞》，从《论语》到《庄子》，从《史记》到《清史稿》的二十五部史书，古人包罗万象的文化遗产都凝结在了文言文之中。
而文言话语霸权在古代的形成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儒家思想与统治阶层的共谋。具体表现在“宗经”传统和“依经立义”的意义建构方式的影响。“宗经”的思想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早在《汉书》中便已有“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之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明确地提出了“宗经”之要旨，并将其作为论文之关键。“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指出圣人经典是文章的最高典范，也是后世文章的源头。儒家话语掌握着中国古代主流的话语权，而儒家话语的主要建构方式就是“依经立义”，“综观中国历代学术的发展，尽管条流纷糅、学派林立，但无论经学、玄学、理学、心学、朴学，其最根本的意义生成方式都是依经立义，就是宗经”。文言话语作为儒家元典的载体，其霸权地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文言话语霸权的确立和“宗经”、“依经立义”文化规则的确立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第二，文言系统本身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文言作为书面语，其话语系统的稳定性首先源于其完备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不随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变化。此外，文言简练，具有“文约而意丰”的特点。短短数语便能包涵深远的意蕴，这与中国古代以“道”为核心的意义生成方式有关，因为“强调意义的不可言说性始终是中国文化一个潜在的、深层的文化规则”。再者，在古人眼里，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文是最为典雅的，是上层阶级的话语方式，而白话一类则落人俗流，成为市井之言。这种文言之为“雅”，白话之为“俗”的文学观念和价值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文言话语的霸权地位。第三，文言话语作为官方的思想文化形态，儒家文化已经渗透到从古人物质生活到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文言话语传递着“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等观念，成为巩固统治的工具。《文心雕龙·原道》中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认为“文”之功用便在于阐明道义、弘扬教化，而这正是统治者顺民抚民所需。统治阶级将“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通过文言的话语方式深深植人民众的意识形态中。在教育上，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以文言的方式，对学生自幼进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在人事上，以科举制度作为官员选拔方式，使文言成为进入仕途的“敲门砖”。总之，统治阶级以多种途径使得政治权力与文言话语权力捆绑一体，成为文言话语霸权的强大支柱。
此外，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和侵扰。西方话语在近现代时期才得以涌入国门，在此之前文言话语的霸主地位极少受到外来因素撼动，自然得以巩固。
中国古代是文言话语霸权的天下，但作为非主流的白话并非不存在。那么在此背景之下，白话文学的势力又如何呢？胡适曾以《白话文学史》一书专为白话撰史，给予白话文极高的评价，还在《自序》中将其定为中国文学史正宗：“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固然，这一研究方式未免有失偏颇，但也确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在此仅举出唐代的白话诗派和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为例，说明文言话语霸权下白话文学的成就。
说起唐诗，人们大多知道有边塞诗派、山水诗派，却往往不知道还有白话诗派；当今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也基本不谈白话诗派。其实，白话诗是唐代文学的一个很有成就的诗歌流派。四川大学项楚等著的《唐代白话诗派研究》一书，对研究唐代白话诗派作出了重要贡献。书中指出，白话诗派“有着自己的渊源和形成发展的过程，有着共同的艺术和思想传统，并且拥有以王梵志和寒山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诗人。从思想上看，它基本上是一个佛教诗派，与佛教的深刻联系形成了这个诗派的基本特征”。白话诗派的代表人物王梵志，一生创作了大量白话诗，在民间广为流传，尤为受到僧众的喜爱，而他本人却身世叵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谜。他的白话诗大多从现实生活中取材，描绘了时人的世俗风情，浅显风趣却巧含哲理；也有相当一部分诗作以佛教内容为题材，以宣扬佛学教义。如《梵志翻着袜》一诗：“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整首诗语言纯净、质朴，以一件再小不过的“翻袜”之事引发思考，从中体现出诗人不趋于世俗之流、放任自然的佛家心性。
虽然以王梵志、寒山等人为代表的白话诗派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但是，并不代表白话诗派在文学史上具有与其相应的文学地位。王梵志的诗在后世逐渐被遗忘，在以后编写的《全唐诗》中只字不提，直到敦煌藏经洞发现其诗本才得以被世人再次关注。寒山的诗歌同样没有在正统文学中留有席位，中国文学正史上对其毫无记载，实在令人叹惋。白话诗派不入史、地位低下，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根本在于文言话语霸权的统治和儒家思想的主导，对于白话话语和佛教思想都具有本质上的排他性，因此白话诗派不可能“人流”，注定要被文学史所忽视。
再说明清白话小说。追溯起来，白话小说自宋代便已开始成型，到了明清时期白话小说达到其发展的黄金时期，大受市民阶层的欢迎，势头已盖过同时期的文言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根据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对明清小说的介绍分类，明朝时期的小说大致可分两大主潮。一是神魔小说，以《西游记》、《封神榜》等为代表，主要是讲神魔之争的传奇故事；一是世情小说，以《金瓶梅》最为著名。而清朝时期的小说则分为四个派别，一是拟古派，如《剪灯新话》、《聊斋志异》；二是讽刺派，如《儒林外史》；三是人情派，如《红楼梦》；四是侠义派，如《三侠五义》。在这些小说类别之中，可见白话小说已占据绝对比例。清朝的拟古派中有文言小说，但却“并没有什么好成绩，学到的大抵是糟粕，所以拟古派也已经被踏死在它的信徒的脚下了”。从以上列举的白话小说足以看出明清时期白话文学的成就之高。
明清以来白话文学日趋繁盛，明清白话小说成就很高。逐渐被从上到下的各个阶层人士所接受和认可。然而，在文言霸权下，白话文学却依旧没有地位。比如《金瓶梅》的作者为了不让世人得知其真实身份，仅以“兰陵笑笑生”自称，由此造成作品虽然传世，作者却不敢露面的尴尬境况，令后世之人考证良久。究其缘由，与小说自古以来地位低下，徘徊于文学边缘，作者不愿意署其真名密切相关。白话小说作为小说虽然创作之风日盛，但依然是“俗”文学，难登大雅之堂。文言话语霸权依然统治着以士大夫之流为主的文坛，并压制着白话文学的创作，这些都给中国古代文学发展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损失。
直到科举制度被废除，文言话语霸权才寿终正寝，高举反文言霸权的大旗，白话文运动开始兴起，文言话语不可避免地衰微，文言显然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将被呼之欲出的白话话语所取代。而中国文学也随着话语霸权的改变而进入新的历史纪元。
二、白话话语霸权下的现代汉语文学
应当说，以白话为基础的现代汉语文学是由以文言为基础的古代汉语文学发展而来的，与其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关系。然而翻开各类现当代文学史，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言文学被各类文学史扫地出门，淡出人们的视野。各类现当代文学史将当代人创作的文言文学、传统旧体诗词通通拒之门外。从此，中国文学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文言话语霸权转变为白话话语霸权。这种现象是意味深长的，值得学术界认真研究。
1980年代之前，如王瑶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主要以政治为叙述维度的文学史中，现代文言文学因其政治身份上的“不合时宜”，不得被收录其中。而到了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文学评论》上联名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提出文学史编写的新构思，要把文学史从政治的维度中独立出来，要编写“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以这篇文章为开端，学界掀起了“重写文学史”的热潮，并编写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史作品，如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洪子诚著作《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但在卷轶浩繁的现当代文学史著中，却无一例外地鲜见文言文学的身影。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就以“文学的现代化”作为叙述的门槛，将文言文学挡在了文学史的门外，在整本书的三编二十九章中几乎不作讲述。诚然，现代文言文学是否具有“现代性”，这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但文言文学在现当代文学视野中被遮蔽、被忽略却是一个不争的现实。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白话话语霸权存在的结果。
白话话语霸权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确立新思想文化统治地位的需要。语言与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一方面，人创造了语言，并运用语言来认识事物、进行思考：另一方面，语言也是一种系统，具有其思想体系，人只能在这种思想体系的框架内进行思维活动。因此，语言的变革，新的话语方式的建立，对于思想文化的转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与此同时，在“打倒孔家店”、“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口号声中，儒家思想、中国传统文化被置于水深火热之中。激进的改革者认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于是废文言、立白话的话语霸权争夺战便成为了这场变革的重中之重。
其次，现代白话本身具有较大优势。第一，白话来源于民间，通俗易懂，交流起来更为亲近，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第二，“文”、“言”一致。中国自古以来“文”与“言”使用分离，导致表意上的不便。而白话话语霸权确立后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现代白话将“文”、“言”合二为一，真正达到了黄遵宪所言“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境界。第三，对新生事物的表现力强。文言文使用古语说新事，难免有会意上的隔阂，而现代白话则是用今语说今事，避免了文言文在新时期使用上的弊病。如在翻译文学的问题上，林纾用文言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和《黑奴吁天录》成就虽高，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难免有理解障碍，而包天笑用白话翻译的《天方夜谭》等作品，则更易赢得广泛关注。
再次，是西方话语霸权侵入的结果。五四的革命先锋们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全盘西化”，把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作为无法调和的二元对立。白话文变革后形成的现代白话与传统白话有根本上的区别，现代白话引入了大量的西方术语、概念和话语方式，在语言系统上深受西方语言影响，在思想上更是从两方大量攫取营养。白话话语霸权在现当代文学确立的过程，也是西方话语侵入中国、确立霸权地位的过程。传统文化受到的压制表面上是来自白话话语霸权，实际上，西方话语霸权才是隐于其后的“黑手”。
白话话语霸权在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经过漫长的发展阶段，在新文学变革后最终确立。此后，白话文学迅速在各个方面扩散开来，小说、新诗、散文、戏曲等领域，无一不成为了白话的天下，取得了丰硕的文学成果。而白话话语霸权带来的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文化形态也渗透在现当代中国的方方面面，南内至外巩固了白话话语的霸权地位。
那么，在白话话语霸权的统治下，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言文写作是否就此应该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呢？答案是否定的。文言文书写在现当代文学中依然存在，并且有其独特的价值魅力。
白话文运动中高举改革大旗的新文学家们，大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擅长文言文写作。例如胡适的纲领性文章《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气势磅礴，洋洋洒洒，都是用现代文言文写成的。鲁迅在192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和1926年出版的《汉文学史纲要》也是用文言义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后记部分三百零七宁文言不加标点，更是显示了其深厚的文言文功底。鲁迅的文言文名作还有《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人之历史》等。
另外，现代旧体诗词创作更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五四以来新诗兴起，但仍然有很多旧体诗词写作的情况，并且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就诗人而言，新巾国成立之前，就已有大批文人、学者创作旧体诗词。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衡派”诗人，以吴宓主编的《学衡》杂志为主要阵地，极力捍卫旧体诗词，与新诗阵营展开持久的对峙。另一方面，鲁迅、郁达夫、胡适等一大批新文学家在白话写作之余，也同样创作了大量的旧体诗词，并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在后来的革命战争时期，、、瞿秋白等革命家也有大量的旧体诗词创作，尤其是的旧体诗词创作，堪称现代旧体诗词史上的一座高峰。新中国成立之后，旧体诗词继续得到发展，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重视为旧体诗词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郭沫若、茅盾、聂绀弩等文学家纷纷进行旧体诗词创作。在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诗歌运动中，更是掀起了旧体诗词民间创作的高潮，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变革之声相呼应，有很多当时创作的旧体诗词被收录在《天安门诗抄》中。此外，民间还有大量的旧体诗社、团体和刊物出现。
现代旧体诗词之所以能在白话话语霸权下生存，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它继承了文言文优美、简练的特点，具有较高的审美性和艺术性；二是旧体诗词比较含蓄、私密，成为诗人表达自己真实情感的首选；三是传统文化作为旧体诗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诗人通过旧体诗词写作实则是向内寻求一种民族身份认同，是一种文化上的“寻根”。
然而，虽然旧体诗词拥有大量的创作群体以及很高的文学价值，却不能避免其在现当代文学中的尴尬处境。旧体诗词因为其“非现代性”。始终被排挤在文学史的叙述视野之外。虽然陈友康等人认为应该承认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但持反对态度的呼声还是占了上风。如王富仁曾明确表示：“作为个人的研究活动，把它（旧诗词）作为研究对象本无不可，但我不同意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同意给它们与现代白话文学同等的文学地位。这里有一种文化压迫的意味。这种压迫是中国新文学为自己的发展所不能不采取的文化战略。”何为文化压迫？笔者看来，这是白话话语霸权在文化观念、意识形态上的体现。
三、对话语霸权的思考
文言话语霸权和白话话语霸权在中国文学史上交替存在。从历史的横截面上看，无论是古代的文言话语霸权，还是现当代的白话话语霸权，在其统治的时期，都因为话语背后极其复杂而强大的合力，对另一种话语具有排他性，造成了主流与边缘之别。从纵向发展上来看，白话话语霸权取代文言话语霸权，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话语霸权的盛衰更替也是意识形态、社会情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话语霸权的二元对立和交替垄断对文学，乃至文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首先，就文学而言，文言文与白话文在审美、艺术等方面各有长短，而话语霸权的“一刀切’’妨碍了文言文学和白话文学的相互借鉴和吸收，这也是文言话语霸权走向灭亡的内部动因。比如古文青文虽有很高的审美、艺术价值，长期独占书面语的鳌头，但它脱离口语，动辄之乎者也、子曰诗云，对知识层次的要求比较高，在经年累月之后也沉淀了不少旧时代的糟粕。如在南北朝时盛行一时的“宫体诗”，堆砌词藻、比附声韵，却通篇只是风花雪月的靡靡之音，实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最为典型的则是臭名昭著的“八股文”，集文言文的弊端为一体，为后人所诟病。在面对这些缺陷时，文言文却固守其“雅”，拒绝吸收白话文通俗晓畅、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成分，从而加速了自身灭亡。白话话语霸权建立之后，则对旧的、文言的东西一并打击，完全忽视了文言文值得借鉴和吸收的闪光之处。当今会文言、懂文言、用文言之人已是越来越少，文言被逐渐束之高阁，步步推入历史的博物馆。吴宓曾就文言的衰亡而疾呼：“是故旧诗之不作，文言之剁废，尤其汉文文字系统之全部毁灭，乃吾侪所认为国家民族全体永久最不幸之事，亦宓个人情志中最悲痛最痛苦之事！”现代白话虽然为新生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也难免会逐渐产生缺陷。若为了发展白话话语，就反过来对文言话语进行打压，将其边缘化，并且拒绝吸收其优点，则又是重蹈文言霸权的历史覆辙。
大地的话作文范文4
一、孕育欧洲俗语论和中国白话论的文学土壤
在欧洲，系统地探讨俗语作为文学语论文联盟言的问题，大致出现在但丁(dante，1265－1321年)的时代。而在中国，这个时间被延迟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及文学革命时期。无论欧洲还是中国，在诗人或文论家们意识到俗语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积极提倡俗语文学之前，民间的俗语文学早已开始悄悄地伸展触角，在文学领域内寻找自己的空间，并在宗教和官方体系之外的民间世界寻得了栖息之地。
与俗语相对而言的文言，曾经桎梏过文学的发展。在欧洲和中国，言文离异的现象在较高的社会阶层曾经较长时间普遍存在过。那个时代人们在生活中用的是俗语，写作时用的是文言，不经过专门的学习无法明白文学作品。文言作为话语工具已经严重背离实际生活，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抵达文学的便利性，成了人们接近文学的障碍。欧洲俗语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一)欧洲俗语文学的发展
欧洲俗语文学兴起时，拉丁语在文学领域还处于主导地位。欧洲的文言——拉丁语是中世纪教廷及贵族使用的语言，代表着高尚、典雅、规范。拉丁文属印欧语系，原本是古意大利中部拉丁姆地区和罗马帝国的语言，曾经是正统的意大利民族语言。后来，罗马人征服了欧亚大陆，拉丁文的影响也就随之而扩大。拉丁文在欧洲中世纪重要地位的确立，与罗马帝国在欧洲的中央集权统治紧密相关，也与基督教在欧洲统治地位的形成紧密相关。基督教普遍流传于欧洲后，拉丁文的影响力更为广泛，从欧洲中世纪至20世纪初叶，拉丁语都是罗马天主教的公用语，宗教学术上的论文也大多由拉丁语写成。现在虽然只有梵蒂冈尚在使用拉丁语，但是一些学术的词汇或文章例如生物分类法的命名规则等尚使用拉丁语。后来，由于西罗马帝国中央集权统治的衰落，拉丁文的统治地位也因此受到各个民族国家俗语的冲击。在拉丁语作为教会和国家官方语言的中世纪，一方面存在着天主教势力区以拉丁文写成的教会文学，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用各民族俗语写成的英雄史诗、骑士抒情诗、传奇、市民文学等代表世俗生活的俗语文学。例如古英语写成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雄史诗《贝奥武甫》，还有法国的英雄史诗《罗兰之歌》，用当时法国民间通行的俗语——罗曼语(romance)写成。罗曼语是在2—6世纪民众所使用的白话文“通俗拉丁语”(vulgar latin)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此外，骑士文学著名的抒情诗“破晓歌”产生于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用普罗旺斯俗语写成。3世纪初很多普罗旺斯诗人流亡国外，把抒情诗传统带到意大利，又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俗语诗歌的发展。除法国外，德国和西班牙也出现了一些用当地俗语写诗的骑士阶层的诗人。另外，英、法、德等国还有俗语写成的骑士传奇名篇传世。但丁在著作中写道：“……最辉煌的作家无不用俗语来歌咏这些主题：例如伯尔特兰·杜·波纳之歌咏武功，阿诺特·但尼尔之歌咏爱情……”这说明他已经注意到了当时欧洲俗语写作的盛况。
由此可见，欧洲俗语论出现之前，用拉丁语写成的正统的宗教文学和用俗语创作的世俗文学已经大体上在不同的领域内各自发展，文学话语工具长期存在着文言与俗语共生的局面。当时个体的诗人甚至同时运用文言与俗语进行写作。例如但丁与他的后继者彼特拉克和薄迦丘就是同时使用两种工具进行写作的典范。如一位学者所言，“他们三人的诗大部分都是用意大利语写的，而论文则是用拉丁文写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但丁及意大利早期的人文主义者身处新与旧之间的过渡时代，他们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所以用俗语写诗，来抒发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他们也想通过拉丁语这种正规典雅的语言来深入古代罗马，寻找那些已经散失了的文明，阐发自己的见解。在但丁以后，俗语成了一股不可更改的潮流，逐步取代拉丁语写作，成为文学话语的主流。
随着民间俗语文学的兴起，宗教界也相继有一些人放弃拉丁语转而用俗语来表达他们一心伺奉上帝的心灵历程。例如西班牙阿维拉的圣特蕾莎和圣胡安，他们写有大量用西班牙俗语写成的抒情诗。
另外，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推动了俗语的发展。德国的马丁·路德，为了宣扬新教伦理，让宗教教义变得更容易被普通大众所接受，用俗语写成了《基督徒的自由》、《基督徒的小问答》等小册子。后来，在英、法等国，相继有一些新教的传播者用俗语翻译《圣经》，他们还印制书籍和小册子到处兜售，因为这些活泼而激烈的异端思想是用俗语写成的，通俗易懂，因此人们一读到它立刻就被吸引住了。宗教改革对欧洲各国俗语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丁等人的俗语论思想其意义深远，对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各国的民族文学运用各国俗语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的思想绝非凭空而生，而有其深刻的文学实践背景。
(二)中国白话文学的孕育
在中国，虽然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白话文学和文论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是，用不同形式的白话写作的文学却自古就有。
按胡适的说法，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古文传统史”和“白话文学史”，而文言与白话分道扬镳的趋势在汉代就已经形成。以文言为工具的“古文传统史”是中国封建时代诗文之正宗，这导致白话文学在很长时间内不被人们所重视。文言来源于白话，很多作品如《诗经·国风》等都是那个时代的白话文学。只是到了汉朝，由于时代的变迁语言的变化才成为了古文学。那些古文经典形成以后影响到文学，就与用通俗白话写成的文学作品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路向。从孔子到秦汉，中国文体日臻完备，到了六朝骈俪之体大盛，文章工巧雕琢，将文言的富丽典雅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就在汉朝的文人们以文言作辞赋的时候，民间的百姓也在用浅显俗白的语言吟唱表达自己心声的民歌，在《晋书·乐志》里便有这样的记载：
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鸟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也。
汉代所采集的乐府诗，是古白话诗的代表作，从这个时代开始，民间俗语所写的歌谣，不断为中国文学输送新鲜的血液，后世有很多诗人倾慕乐府的活泼晓畅，多有拟作。到了唐代，除李白、杜甫等诗人拟作的乐府诗歌之外，后来更有白居易、元稹等人大力提倡的新乐府运动。文人对乐府诗歌的热衷，虽然不是完全采用白话进行创作，但是却反映了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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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对于俗语表达之流畅的推崇。由此可见，汉唐以来，虽然经典的文言在文学领域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古白话文学也一直在不断的发展之中。
除了以上所述本土古代白话文学自身的发展之外，自汉代以来的佛经翻译工作更为中国白话文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传授佛理，方便人们理解佛教经义，竺法护、鸠摩罗什等译经大师都采用朴实无华的白话来翻译佛经，其中的偈句诗对唐代白话诗人王梵志、寒山及王绩等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那些寺院僧侣面向普通老百姓的佛经故事的唱导之文，在唐代逐步发展成了用俗语讲唱的“变文”，现存的敦煌变文，有讲佛经的，如《维摩诘经变文》等；有讲佛教故事的，如《破魔变》等；也有讲历史故事、民间故事或现实内容的，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等，这些俗语变文对唐代传奇乃至后世的话本和小说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到了宋代，人们谈论哲理时，又深悟文言不适于哲理的阐发，于是语录体开始兴盛。程朱语录其实就是用白话来阐发深刻的哲理，使之更易于理解和传播。而语录这种体裁最早就是为禅门讲解佛理所用，以俚语来说理纪言的。
在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日渐深入的同时，宋元城市经济的发展为白话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充裕的物质条件。为了适应市民阶层的审美娱乐需求，当时南北各大城市都出现了各种技艺集中的勾栏瓦肆，为戏曲演出提供了大量场地。这一点与欧洲中世纪有相似之处。同时元代白话的兴起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那就是元代科举被废近80年，文人以科举入仕的道路被封堵。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文人与民间艺人结合组成书会，一方面向民间艺术学习，另一方面也以一己之长写作剧本、词曲等作为谋生的手段，于是用白话写成的词、曲、小小说、剧本开始流行起来。从现存的一百多种元杂剧和锺嗣成的《录鬼簿》、夏廷芝的《青楼集》等相关资料来看，元杂剧最兴盛的时期在前期。当时的杂剧以北方民间口语为基础写成，为明清以后戏曲、小说大量运用白话奠定了基础。明清时期，大量文人创作的反映世态人生的高质量的白话小说不断出现，形成了一个白话小说的高潮期。
清代末年，一些知识分子如黄遵宪等开始尝试用浅显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初步展现出近代知识分子“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气势。梁启超也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将白话小说的地位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钱玄同对中国白话文学的演进曾经做过这样的总结：“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实今后言文一致的起点。”“总之小说戏剧，皆文学之正宗。”另外，从清末到文学革命时期，即中国文学话语工具由文言完全转向白话的过渡时期，还存在着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同时运用文言和白话两种话语形态写作的情况。裘廷梁、胡适等人都一面用文言文来说理，一面用白话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实践。在胡适明确提出他的白话文学主张之后，白话文渐成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
(三)历史的交集与分野
综上所述，欧洲俗语文学和中国白话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一些相似的发展态势和一些异质性因素。
首先，欧洲中世纪和中国汉代以来的封建时代，在文学创作领域内曾经长期存在文言与俗语(白话)文学共存的局面。在由文言向纯粹的白话过渡的时代，个体的作家甚至还同时运用文言和白话这两种工具。但是，在中世纪由于欧洲由罗马帝国统一的中央集权走向多个民族国家共存，因此，欧洲的俗语实际上包括法、德、意、英、西、葡等多个民族的俗语，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而中国汉代以来的封建时代，虽然出现过外族入侵的现象，但是汉语始终在文言和白话两个领域内都保持着绝对的优势，因此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区的白话作品，虽然带有时代及地域的色彩，但是从根本上呈现出的是汉语大一统的态势。
其次，在欧洲和中国都曾经通过俗语文学来宣扬宗教教义。在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为了方便教民理解教义，各国都有用自己俗语写成的小册子。而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明白简易的偈语诗、变文等俗语文学形式都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于宋代程朱白话语录，则是受到信佛师徒探讨佛理的语录的影响，通过浅易的形式来探讨艰深的哲理或佛理。笔者以为无论是传播基督教伦理，还是宣传佛教教义，为了深入民心都必须以白话而非文言作为话语工具，只有这样才能够扩大其宗教的影响，达到传教的目的。
二、欧洲俗语论与中国白话论的语言观分析——以但丁和胡适为个别案例
(一)欧洲俗语论
欧洲的俗语论是以但丁思想为代表的。但丁说：“因为我们觉得以前尚未有人讨论过俗语这门学问，而事实上我们深知这种语言是人人所必需的。”通过这样的表述我们可以大致推断但丁是较早系统论述俗语这个问题的人。作为欧洲民族语言理论的奠基人，他的关于俗语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俗语与文言相比，俗语更可贵。但丁把俗语称为第一语言，把文言称为第二语言。文言来源于俗语，在俗语的基础上产生。但丁认为，在这两种语言中，俗语更为可贵，因为俗语是自然的，而文言(也就是拉丁文)却是人为的。
第二，应该寻求一种“意大利俗语”。这种俗语被但丁称为“光辉的、法庭的、中枢的”语言，它不是专属于某个人、某个地区，它是“那种属于全意大利的俗语……因为全意大利用俗语写诗的光辉的作家都曾使用这种语言”。总之，但丁追求的实际上是理想化的意大利俗语，这种意大利俗语和那些较低级的俗语相比，只有最有才能的诗人才能使用，也只能用这种光辉的俗语来表达最好的主题。它是一种非常高贵的语言，有别于日常生活中的口头语，是“照耀它物而本身又受照耀的东西”，“……这种语言是因训练和力量而提高的；同时又以荣誉和光荣提高它的拥护者”。这种语言也是“中枢的”，“正如门随枢而转，枢转向哪方，门也转向哪方，向里或向外，同体所有城市的方言部随着这种光辉语言动、静、往、返，论文联盟它真是像一家之父”。由此，但丁确定了意大利俗语的中心地位。这种语言还是“法庭的”，像法律那样可以成为衡量其他意大利俗语的一条准绳。可见，但丁所说的俗语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日常的口语，而是在意大利各地口语的基础上经过加工和提炼，能够体现文学“光辉”的语言，是“意大利俗语”化的书面语。
《论俗语》出版于1529年。20年之后，法国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七星诗社诗人杜·伯雷在但丁的影响下写成了《法兰西语言的辩护和光辉化》，为近代的法文诗歌写作辩护，从而为俗语写作的法语文学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合法地位。同时，他在但丁“光辉”的“意大利俗语”理论的影响下提出要改变法语贫乏、粗陋的状况，向古代希腊、罗马借鉴，改换旧词熔铸新意，结合法语中约定俗成的方言、土语，创造新词以丰富法语。可以说，但丁的俗语论影响了整个欧洲各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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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白话文论
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有不少学者主张言文合一，提倡以俚语俗字来增进表达的通畅性。在言文开始发生明显分化的汉代，学者王充已经认识到了文言与口语的差别，他主张著作应该明白晓畅，“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论文联盟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他认为经传所记的圣贤之语之所以难懂，是因为“古今言殊、四方谈异”，而今人故意模仿古人做那些叫人不明白的文章是愚蠢的。王充身体力行，用当时的通俗语言写成了《论衡》和《讥俗节义》。
到了唐代，白居易也明确提出所谓“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要求诗歌表达直白流畅，让人容易接受。此时的唐宋古文运动中，韩愈提出的“唯陈言之务去”后来被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直接引用。韩愈还认为文体上应该学习古代圣贤之为文，但必须“师其意，不师其辞”。
明代的公安三袁，长兄袁宗道认为“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故孔子曰：‘辞，达而已。’达不达，文不文之辩也”。他把文章是否明白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一个标志。王充和袁氏兄弟的文论，及此后“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黄遵宪，都针对当时文坛的复古倾向，从反对泥古、复古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言文合一”的主张。
到了清末民初，梁启超等人曾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这为近现代白话文运动开了风气之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后的白话文运动，为了扩大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影响，陈荣衮、裘廷梁等人提出语文合一的文体改革主张，认为文言祸亡中国，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报章宜改用浅说”。裘廷梁在他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中提出了非常系统而明确的白话文主张。他把白话文的地位提得很高，将白话文视为“维新之本”，因为白话文通俗易懂，与实际语言相一致，具有文言文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他还通过与“成周”、“泰西”、“日本”等的比较，用事实证明白话文的实际功效，并从理论上详细阐述了使用白话文的“八益”。由于裘廷梁等白话文运动先驱者的提倡，在当时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白话文运动，白话报刊和白话书籍大量出版，用白话进行政治宣传和教育也蔚然成风。为了做到语言和文字统一，拼音文字工作也有了很大发展，这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的白话文运动虽然没有取得全面、彻底的胜利，进而代替文言的统治地位，但它从语言、形式上否定了文言的表达作用，对晚清的文体解放运动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给文学革命运动中胡适首倡的“白话文运动”最终在文坛取得决定性胜利打扫了战场。
此后的文学革命也是从“白话文运动”开始的，但是这个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又有根本上的不同。有学者认为“五四白话与晚清白话只是在语言作为工具的层面上相同，而在语言作为思想和思维的层面上则根本不同。五四白话文运动是新文化运动，而不是文化大众化运动。五四也开启民智，但不是把传统的用文言表达的封建思想翻译成白话，而是创造性地用白话表达新的思想。新思想是五四白话更为重要的本质。新思想虽然是以白话形式出现的，但从本质上不是大众化的。瞿秋白把五四白话称为‘新文言’，深刻地说明了其性质。五四白话与文言的矛盾主要是新与旧的矛盾，而不是懂与不懂的矛盾。不一定是白话大众就一定能懂，康德的思想无论怎样用白话来表达，不懂终归是不懂。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主要是文化大众化运动，它的目的是把大众本来应该懂却因为语言(文言)的阻碍而不懂的思想翻译成白话以便让大众懂”。
但是，这种认为思想层面的根本不同造成了晚清白话文运动与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差异的观点，在文学革命的过程中是逐步被接受、被认识的。以胡适为代表的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们，对白话的认识也是逐渐深入的，他们个人对白话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主要就来自他们对传统和西方思想的不同理解。
三、但丁与胡适俗语文论的比较
(一)事实的联系
在胡适本人的著述中曾多次谈到意大利及欧洲俗语文学的发展，外来思想对他白话文学观的形成有着非常直接而明显的作用。胡适认为“但丁、路德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以代起。路得(lur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此。今世通用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几发生于神州……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通过审视欧洲中世纪拉丁语在著作中的统治地位以及欧洲各国特别是意大利俗语文学兴起的过程，胡适发现中世纪的拉丁语著书与中国文学革命前以文言著书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意大利国语成立的历史，最可供我们中国人的研究。为什么呢?因为欧洲西部北部的新国，如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他们的方言和拉丁文相差太远了，所以他们渐渐地用于著作文学，还不算希奇。只有意大利是当年罗马帝国的京畿近地，在拉丁文的故乡，各处的方言又和拉丁文最近。在意大利提倡用白话文代拉丁文，真正和在中国提倡用白话带汉文，有同样的艰难……(在意大利)当时反对的人很多，所以那时的新文学家，一方面努力地创造过于的文学，一方面还要做文章鼓吹何以当废古文，何以不可不用白话”。他还发现，几乎与文艺复兴同时期的中国元代的“中国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语言，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但是由于明代重新以八股取士，而前后七子又以复古为高，遭此阻碍之后，中国言文合一的机会于是中道夭折了。比较欧洲各国俗语文学的兴起，胡适以极其敏锐的学术眼光看到了白话文学必定代表将来文学的发展方向。
在影响胡适白话文学观念形成的欧洲文艺巨子中，但丁最重要。胡适曾经用一种仰慕的口吻谈到但丁的伟大功绩：“五百年前，欧洲各国但有方言，没有‘国语’。欧洲最早的国语是意大利文……到了14世纪的初年意大利的大文学家但丁(dante)极力主张用意大利话来代拉丁文。他说拉丁文是已死了的文字，不如他本国俗话的优美。所以他自己的杰作‘喜剧’，全用脱斯堪尼(tuscany)的俗话……那‘神圣喜剧’的白话后来成了意大利的标准国语。⑤”在此基础上，胡适大胆地设想了新文学所用的白话对于将来国语的意义：“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因为这种美好的愿望，也因为要努力在新文学的园地里实验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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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学理想，胡适创作了《尝试集》。
(二)理论的交集与分野
14世纪但丁所论的“俗语”与20世纪胡适提倡的“白话”，如果仅从工具论的语言观来看没有什么两样。比较但丁和胡适的语言观发现所身处的时代及历史所赋予二人的使命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丁处于欧洲中世纪向文艺复兴的过渡阶段，他的光辉的“意大利俗语”理想既寄寓了他对统一意大利民族的渴望，同时也表现了他的人文主义追求。而胡适提出白话文学理论的时代，中国也处于一个新旧转换期，虽然没有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的文学传统来“再生”出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却可以借助西方的思想，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因此，胡适所提出的文学改良理论中，“白话”同样承载了思想革命的重任。无论是但丁的俗语论，还是胡适的“白话文学”的语言观，都承载了时代赋予的重任，有着非常明确的功利目的。
另外，但丁和胡适都认为，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俗语和白话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可能。但丁认为，人类是最无恒最善变的生灵，所以人类的语言不可能持久不变，好象人间的其他事物，例如风俗和服装，必然也会因为时代和地区的远近而有所差异。而胡适提倡白话文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正受着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将生物进化的理论移植到文学领域，使胡适和很多提倡新文学的人都用进化的眼光来看待白话的将来。胡适认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之死字，不如用20世纪之活字”。胡适认为，文言作为一种已经死去的文字，理所当然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只有用活的白话写的文字，才能够算是活的文学。
令人奇怪的是，胡适的白话文学观虽然受但丁俗语论的直接影响，但是这二人在给俗语和白话下定义时却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角度。
但丁认为，“所谓俗语，就是孩提在起初解语之时，从周围的人们听惯而且熟悉的那种语言，简而言之，俗语乃是我们不凭任何规律从模仿乳母而学来的那种语言”。而胡适所说的白话，有三层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但丁从语言的习得角度来对俗语下定义，认为俗语具有自然习得的优势，强调语言使用者与俗语的来源之间的关系；而胡适则是从人们对语言的运用和理解这个角度来对白话下的定义。与但丁相比，他更强调语言接受者对语言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语言观有很多不同之处。
首先，但丁认为意大利俗语优于文言(拉丁语)，但是他并不完全排斥文言。因为但丁本人精通拉丁语，通过拉丁语，他熟悉了维吉尔等古罗马诗人。他认为，所谓文言，其目的不过是要求一种语言历千载而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罢了。这种文言既然为许多民族所公认而稳定下来，它就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从而不可能再发生变化。之所以有人要发明文言，是为了避免个人的窜改而变动不居，以免对古代人或外国人的奇言奇行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而胡适虽然也精通中国的文言，但是对于文言却是深恶痛绝的。在很多文章中，他都把文言文贬到了“死”文字的行列，认为文言写作贻害千年。
笔者以为这样的差异是因为但丁生活在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过渡时期，那时很多人越过中世纪教会统治文化的黑暗，通过拉丁文、希腊文的学习重新发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辉煌与灿烂，并试图通过古代文化再生出新的文明。而胡适所处的新文化运动时代，对他而言，中国古代不能提供给他一个人性解放的梦想，更不可能再生，因此，承载封建时代道德的“文言”自然成了他炮轰的对象；另一方面，如果他和那些新文学的提倡者们稍微手软一点放文言一点生路，那么几千年来形成的强大的知识界的文言传统势必卷土重来，胡适们好不容易夺得的白话文的阵地只好拱手送人。
其次，但丁所说的“意大利俗语”，特别是文学语言，是光辉的、中枢的、法庭的。换言之，也就是在意大利各地俗语的基础上经过提炼的语言。作为意大利人，但丁最关心的当然是意大利的“俗语”。但是当时意大利既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也没有一种统一的民族语言。在意大利半岛上，各地区有各地区的“俗语”。在这许多种“俗语”之中，要有一个符合但丁理想的标准语，但丁把这理想中的标准语叫做“光辉的俗语”。他逐一检查了意大利各地区的“俗语”，认为没有哪一种够得上标准，但是每一种都或多或少地含有标准的因素。他说，在实际上意大利的“光辉的俗语”属于所有的意大利的城市，但是在表面上却不属于任何一个城市。这就是说，标准语毕竟是理想的，它要借综合各地区俗语的优点才能形成。要形成这种理想的“光辉的俗语”，就把各地区的俗语“放在筛子里去筛”，把不合标准的因素筛去，把合标准的留下。所以，但丁的“意大利俗语”实际上已经不是自然口语，而是经过提炼、经过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一种理想化的语言。
大地的话作文范文5
关键词：福柯；话语理论；文学研究；文学接受
法国伟大的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凭借其深邃独到的思想、宏大的著作、难懂的语言和不羁的个性闻名于世，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福柯的一生，研究的领域极为广泛，跨越了文学、历史、医学和社会学等；著作也极为丰富，包括《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和《性史》等；其思想的深邃独到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但是，纵观福柯的思想轨迹，其核心部分也是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话语理论，探寻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福柯指出，话语不仅存在于文本上，它更包含了支配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法则和规范，“福柯的话语论揭示了社会、文化中权力和知识隐而不现的共生关系”。
在所谓的后现代社会，福柯的话语理论受到了诸多领域的尊崇，文学研究领域自然也不例外。话语理论既能对正确剖析文学作品提供指导，又能为深入研究文学作品提供有效的方法，有助于研究者摆脱文本的局限，而把视野拓展到更为宽广的历史和社会方面，更为全面深入地解释作品的产生过程与内在意义；与此同时，话语理论也赋予了读者以一定的话语-权力，使其在文学接受中摆脱了完全被动的地位，也能够凭借自身的话语-权力，质疑和反抗创作者的原意，而这种对文学作品与读者互动关系的研究也是文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一、文学创作与话语-权力
话语-权力关系是福柯理论体系的核心，米歇尔・福柯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及其对话语（discourse）与话语构型（discourse formation）的操纵。他认为现实产生于权力，而权力是通过话语机制生产出我们赖以信仰的知识和真理，因此，话语和知识是被权力构建的，话语的争夺实际上就是权力的争夺。福柯通过对医学、人口统计学、精神病学、教育学、社会学、犯罪学和政府管理等进行考察和研究，揭示出并不存在纯粹客观的知识和真理，因为看似客观的疯狂、犯罪和性等都是由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权力构建的。他的话语理论最初是针对医学、政府管理等领域的，他所关注的话语也都是具有鲜明实践性特征的领域，而非单纯“形而上”的理论，他发现了曾经被奉为“真理”的“客观知识”背后的权力运作关系，但由于话语理论的出发点在于文本和话语，它在被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迅速吸纳的同时，也得到了文学领域的重视。
福柯的话语理论迅速掀起了轩然大波，他指出正是“权力”赋予我们说话和写作的“权利”，为我们可以诉说的内容作出了限制，他认为一切社会文化问题的症结，都在于“语言话语”以及各种话语的实践和运用。而随着爱德华・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的出版，后殖民主义也方兴未艾，福柯的话语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进一步为人接受。萨伊德在其书中对虚构类文艺作品进行了解读，揭示了西方对于东方进行虚假想像，从而为其侵略占领东方提供道义支持。萨伊德指出，西方社会的理性、优秀和发达与东方的古怪、落后和贫瘠，都产生自“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正是西方行使其“话语-权力”的结果，萨伊德等人的后殖民主义明显受惠于福柯的话语理论。继之而起的女性主义、种族主义研究等，更使福柯的话语理论蔚为大观。至此，话语理论终于在文学研究领域成为“显学”，研究者纷纷发掘曾经被湮没的声音，第三世界文学、女性文学、黑人文学等都纷纷登场。而随着改革开放后欧风美雨再次洗礼中国，话语理论也在中国的文学研究领域悄然落地生根，现实主义不再是文学研究领域唯一的尺度，甚至有人重新审视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
福柯在话语理论中提出，“话语通过三种途径发挥作用，分别是赋权、限制和建构” 。研究者们在文学研究中逐渐注意到了话语-权力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他们基本有两个着眼点：一是对文学作品本身暗含的话语-权力进行揭示，二是对不同版本的翻译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前者对文学作品内在的人物角色和创作者对他们的情感评价进行分析，进而探讨作者在创作时所持的权力角度及对话语权力的运用。虽然不同研究者针对的是民族、性别甚至时代特征等不同的角度，但是他们秉持的都是作者对一方话语-权力的赋予和对另一方的话语-权力的剥夺。例如：学者宁俊红在《女性形象漫说―兼谈的“话语”》一文里，对《水浒传》中典型的女英雄形象和、形象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出作者在创作时所持的男性权力的观点，因为其中的女性之所以成为英雄，是因为她们也具有了武艺高强、讲求义气等男性特征，而则都是阻碍男性追求“义”的绊脚石。宋来根在《福柯话语理论视域下的》中揭示了福克纳对南方种族关系的忧虑与无奈，小说正是通过《去吧，摩西》的主人公麦卡斯林最终无法挑战根深蒂固的黑人异质性话语来表现作者的忧虑。相比于直接探讨文学作品内在的权力-话语关系，对文学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或许更能说明文学创作中的权力。翻译的母本固然是相同的，但是由于翻译者对原著的不同理解、翻译者的不同立场和所处时代都可能导致译作的差异。译者的翻译活动，在权力话语的视角下，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转换游戏，而被赋予了一种政治权利功能，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在有意无意地行使其话语-权力。例如闫玉在《从的翻译看译者话语权》中，比较了不同译者、不同出版社的不同译本所蕴含的译者权力，而刘娜则在《从的三译本看时代权力话语》中指出，不同译者不仅受到自身话语权力的影响，还往往受到译者所处时代的权力话语的制约，正是处于不同背景下的翻译者的不同，才导致了不同译本的产生。
福柯的话语理论使研究者们摆脱了传统意义上对文学作品的顶礼膜拜，特别是对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文学作品的无上尊崇，使他门能够深入作品，通过对文学作品所凸显和隐藏的内容，揭示出文学作品背后的权力关系，从而使得文学研究不仅有了新的视角，也进一步阐明了文学作品所能发挥的实践性意义。
二、读者接受与话语-权力
福柯的话语理论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视域，也有助于读者的文学接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并不能完全放松，而应该提高警惕，才能发觉并反抗创作者的话语-权力。在这层意义上，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接收，就是创作者与阅读者的话语-权力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的博弈。“话语生产、传递并强化了权力，却也在同时破坏并揭穿了权力，使人们看到了权力的脆弱和反抗的希望” 。福柯的话语理论阐明了读者并不一定必须遵从创作者的原意，而是可以基于自身的立场，对创作者隐含的话语-权力进行批驳和反抗，这也是后现代社会多元主义在文学领域的体现。
读者在运用自身的权力时，实际上就是参与了文学作品的话语建构，这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含义，也是打破作者中心主义、破除创作者主观偏见、揭示作品真正含义的必由之路。
三、话语理论视域下的文学研究方法
福柯的话语理论不仅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福柯是通过知识考古学，对医学、生物学等领域的日常行为进行历时性考察，追踪各种“真理”和“知识”等话语的痕迹，从而揭示出其中的话语-权力关系。虽然福柯更多着眼于“真理”等看似客观的话语，但是其深入不同文本的内部、比较分析它们异同的方法，为众多的文学研究者采用。例如上述论文中对文学作品不同译本的话语体系进行对比，就化用了“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对于拥有数千年文化传承的中国，尤其是存在众多版本文学作品的传统社会，知识考古学更有其发挥作用的空间。
在历时性考察中，福柯重点分析了“话语的形成”过程，即为什么最终会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文本和话语形式，这也为深入分析文学作品与作者提供的方法。作为艺术的文学领域，人们往往把文学中的人物角色、地理环境的描写和评价看成是创作者无意地流露或者看成是为了增强作品艺术性，因而不会过多地牵涉到政治或权力。但福柯的话语理论打破了这一“神话”，话语无处不在，正如权力无处不在一样，甚至正因为文学的艺术性、阅读者在欣赏时也更为放松，它在运用话语-权力时也更为隐蔽而不为人知，其权力的行使也从而更为有效。例如，在《三国演义》“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中，诸葛亮的仁义与智慧为人津津乐道，但深入分析文本，作者的汉族立场就昭然若揭：汉军多从高地上俯看孟获的军队；南蛮的丑陋“不类人型”；南蛮地区蛇蝎遍地；而南蛮的结局就是被汉人“规训”，这一切都是作者行使话语-权力的体现，而只有基于话语理论，我们才能有意识地去发现这类文本中暗含的权力。
由此可见，话语理论指导研究者对文学作品的内容进行挖掘，不仅仅局限于字面意思，而是对作品中的人物关系、主动与被动等进行揭示，从而发现创作者的立场，这正是福柯的话语理论给文学研究提供的方法论意义。
综上所述，福柯的话语理论，阐明了权力与话语的内在关系，为研究文本、话语与权力的内在关系开辟了新的境界。福柯话语理论在文学领域的运用，揭示了作者在文学创作中话语-权力的行使，从而为拓展研究领域、挖掘内在意义提供了借鉴；福柯对文本进行历时性考察从而提出话语理论的方法，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与此同时，福柯高度重视话语所蕴含的权力关系，为读者在文学接受中赋予了更多的主动性和权力，这也是进一步完善文学研究的重要环节。把福柯的话语理论放置在后现代社会文学研究之中，其认识意义和方法论意义都是具有开创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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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娜. 从《简・爱》的三译本看时代权力话语[J]. 作家， 2012 （16）： 172-173.
大地的话作文范文6
【关键词】低年级；写话引导；写话兴趣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A
《语文课程标准》关于小学低年级写话教学的具体目标：一是对写话有兴趣，写自己想说的话，写想象中的事物，写出自己对周围事物的认识和感想；二是在写话中乐于运用阅读和生活中学到的词语；三是根据表达的需要，学习使用逗号、句号、感叹号。对此，教师应有目的地创设情境，激活学生的既有生活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即常说的“内化”、“建构”）他们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在一定的低年级教学基础上，我总结了从以下这几方面入手进行写话指导。
一、从教材中寻找写话机会
当然，说话是写话的基础，低年级的学生首先要学会说话，能够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在学校把想要说的话说给老师听，在家里把学校生活说给家长听，说话的内容有时候是让学生说自己想说的话；由于让他们说的都是他们特别感兴趣的内容，因此孩子们都非常激烈地争着讲话，从而大大激发了孩子们说话的兴趣，加强了对学生口语的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学生就能够比较准确的说出一句完整句子，这时给孩子进行初步写话指导――把说出来的写下来，不会写的用汉语拼音代替。孩子们想说的其实很多，顺着他们的情绪，因势利导，紧抓不放，也用拼音给他们写回话、评语等促进了提前读写。群情振奋，写的欲望强烈了，纷纷给老师写心里话。别看学生小，写出的内容可丰富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为孩子们提前写话打开了闸。
（一）运用课文插图，培养低年级学生的说话写话能力
新教材内容生动活泼，富有时代感，特别是课文插图新颖、直观，易教易学。而文中的插图不仅是学好文章的工具，也是对学生进行说话写话训练的基础。加强看图说话写话的训练，对于培养学生的习作兴趣，提高学生观察和表达能力，养成良好的习作习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教师在教学当中应充分利用这一幅幅色彩鲜艳，生动直观的画面，要求学生认真、细致地观察，大体了解每幅图的图意，然后让学生把看到的说出来。口头表达的条理性、完整性是建立在观察事物的周密性的基础上的，教师在学生口述时引导学生学会细致观察，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转化，使学生看图说话的内容逐步具体，有条理。例如讲《三个小伙伴》时，我出示课文插图，请学生认真仔细地观察画面，三个小伙伴什么都没带怎么栽树呢，从而引导出二至五自然段的内容。这样，面对那么多文字，学生才会有读书、说话的欲望。
（二）在口语练习中，学会表达（说写）自己的想法
苏教版教材每单元练习后都有一个“口语练习”，学生在认识越多生字、学了越多课文后，想说话，想运用字词、语句的愿望特别强烈。因此，教师可利用低年级学生这一特点，来进行写话引导――我们不仅要能说出来，能写出来就更棒了！比如，一年级下册口语练习有《说说我的家》《春天来啦》《学会道歉》……这些话题都可以说是作文的题目了，低年级学生可以借助插图先学说话，遇到很感兴趣的或说得很棒的，教师便可鼓励学生写一写。
（三）拓展课文内容时，可适当引申话题学会说话、学会写话
教学中，文本是最重要的，字词句、段落大意、文章主旨等等都是从文本中提取出来的。同样，在写话引导上，也可以适当拓展运用，还能更好地加深对课文的理解。首先，在低年级对学生经常进行用词造句的训练，发展学生的语言，增进了他们的观察、思维、表达、想象等方面的能力。教师要善于激发学生的想象，通过观察引领、课外实践、参观游览、品尝体验等方法，使他们能够大胆地将自己的奇思妙想跃然纸上，为写话打下良好基础。课文中有些词语、有些语句是需要学生去理解掌握运用的，比如会用某个词语造句，会用“……像……”来说句话，会用上“满头大汗”等等成语来说说感受……这些都可以当作学生写话的资源。其次，低年级课文的诗歌语言优美，充满儿童情趣，这时可根据实际有选择地让学生仿写。
二、绘本叩开低年级写话教学的大门
一个偶然的机会，绘本这一优质的写话资源进入了我的视野。绘本包含着优质的写话资源，在写话教学中，我尝试从绘本着手，寻找绘本和写话训练的契合点，将绘本与写话有机地结合起来，让绘本为低年级写话教学注入灵动的活力。
以画为主导型的绘本中，文字不多，但图画精妙绝伦，带给孩子们最新鲜的视觉享受、无限的想象空间以及出人意料的构思。阅读绘本时，引导孩子反复观赏，仔细描摹，从图画中解读出“原文本”未表达的故事，用“细读图画，丰富原文本”的形式来帮助孩子写话。我把《母鸡萝丝去散步》制成PPT，全班阅读时，孩子们开怀大笑，一幅幅生动有趣的画面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让孩子选择自己觉得最好笑的场景写下来，学生兴致勃勃地动笔写话。
三、留心观察，让生活成为写话的源泉
叶圣陶先生说过：“生活是习作的源泉，源头盛而文不竭。”生活中蕴含着丰富的写作素材，习作来源于素材，来源于对生活的灵感的叙述。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大自然是语言学习的最好课堂。自然界的花草树木、风雨雷电，都可以成为学生观察描写的对象。因此在写话训练时应要求学生写自然、写生活。在老师和家长的引导下学会观察生活，观察大自然，就有了写不完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