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工作要点范文1
【关键词】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动态性；
Abstract：According to Huainan city construction planning practice, through to the present stage city short-term construction planning the necessary analysis and understanding of programming, dynamic city construction planning of new thinking and new method, so that the city government through the recent construction planning of city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government guidance and control.
Key words：city；first phase construction planning；moving
中图分类号：TU984.1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前言：近期建设规划是依据法定已批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确定近期建设目标、内容和实际部署，并对城市近期内发展布局和主要建设项目作出安排，为各单项工程设计提供依据。近期建设规划是实施城市总体规划的第一阶段，是落实城市总体规划的基本内容。由于城市近期建设规划要贯彻城市建设远景与近期相结合，以近期为主的方针；因此，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对安排城市各项近期建设项目，解决近期建设实际问题，指导当前各项建设，具有很大的现实和经济意义。但传统的编制思路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编制方法的不足之处
从传统编制方法来看，城市近期建设规划仅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一个专项，在总体规划审批后，仅对近5年的各项建设用地规模和布局、基础设施、环境与绿化、民生工程、园区建设等目标与重点有所安排和考虑。而城市总体规划年限一般为15-20年，因而当近期建设规划年限过后（即城市总体规划实施5年后），不再编制相应时期的近期建设规划，使相应时期内的城市建设重点、时序、规模、投资等内容和总体规划后10-15年没有合理安排，降低了总体规划对城市建设引导。此外，传统的城市近期建设规划计划性强，缺乏对宏观环境经济的变化和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使规划对近期建设项目安排不、不足且又缺乏应变能力，削弱了近期建设规划的实施性。同时，由于没有有效的实施措施和管理规定相制约，造成建设项目分散、配套实施不全、环境景观零乱和效益低下的局面，给城市建设和管理带来很大的被动。
2.编制动态性近期建设规划必要性
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我国城市建设规模与速度出现前所未有的景象，及时编制近期建设规划可更好地落实城市总体规划，补充、调整近期建设方向与内容，实现城市建设的动态引导和管理，为政府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干预城市建设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2.1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国家产业政策及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变化，城市土地资源利用日益市场化，将使城市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发生重大变化；住房市场化，给城市建设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建设和谐城市、生态城市已成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因此，编制动态性近期建设规划可及时调整城市规划建设的重点和发展方向，不断调整实施城市总体规划的步骤和内容，体现市场经济下规划对城市建设的引导和调控作用，使城市实现有序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2.2增强规划的宏观调控力度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房地产开发商不可避免地要考虑经济效益，出现片面追求高容积率和高利润等急功近利的问题，导致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损害，如中小学、幼儿园、医疗等公益性设施实施难度加大，公共绿地被侵占等问题。编制动态性近期建设规划作为政府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干预建设的重要手段，势必增强其宏观调控能力，实现政府对城市建设的积极引导和控制作用。
2.3具体落实政府对城市近期工作的安排
编制动态性近期建设规划可有机地将城市社会经济、近期项目和各项事业近期建设计划结合起来，使规划更好地服务于计划，适应其调节与选择的需要，对计划制定和政府决策起到咨询和参谋作用。
2.4提供规划可操作性
编制动态性近期建设规划可提高规划对市场的引导和规划的可操作性，使城市管理部门能够依据城市发展与市场走势的变化，及时有效地调整各种关系，真正发挥规划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
3.编制动态性近期建设的思路与特点
编制动态性近期建设规划是以解决城市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原则，根据上一年城市建设的情况与近期建设规划实施情况，适时调整和补充今后五年城市建设的思路与项目安排等，其主要思路与特点如下：
3.1体现规划的龙头作用
动态性近期建设规划的编制方法一改以往由规划部门综合各有关部门发展设想等做法，而是规划部门的主动行动，即先由规划部门提出规划方案，再征求各有关部门的意见，并根据各部的反馈意见进行修改、补充与完善后，上报市政府审批。这样，规划部门可以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基础，根据城市当前建设的热点和急需解决的问题，而不再是完全根据各部门的利用和发展建设要求，从规划布局、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等方面，提出城市近期建设的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为计划提供可选择的建设内容，有利于规划龙头作用的发挥。
3.2对上一轮近期建设规划的研判
通过对上一轮近期建设规划执行情况的回顾，可从中总结和分析出规划编制工作中的经验和不足，发现问题，使新一轮近期建设规划更能体现政府的意图，更能贴近现实，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
3.3规划是动态的、连续的
动态性近期建设规划编制作为年度性工作，具有明显的动态和连续性，这是适应城市功能不断发展和调整、城市空间结构不断更新和优化的需要，在短期内使城市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景观和环境面貌等方面有所改善；根据城市建设状况及时调整和控制城市建设中的重心，能促进城市各项功能建设保持动态平衡，从而实现规划对城市建设的动态引导和管理。
3.4强调解决城市重点建设的问题
动态性近期建设规划是以解决城市建设中随着政策环境的变化存在的突出矛盾、提出城市建设重点、实现城市有序发展为目标的，并可根据城市近期发展需要提出优先项目计划，为城市建设留有余地。
淮南市根据当前资源型城市存在的综合环境混乱、城市基础设施滞后、绿地广场偏少、沉陷区面积不断扩大等问题，在2011-2015年近期建设规划中，提出了转型与跨越的发展战略思路，着重于提高城市载体为功能、盘活现有土地存量，提出的建设重点是：1+6的新区建设即1为山南新区，6分别为滨淮河新区、滨高塘湖新区、滨瓦埠湖新区、凤凰湖新区、焦岗湖新区、潘集新区； 4+7的产业园区建设。注重城市景观和环境的综合改善、城市绿化与市民广场、道路交通与基础设施、旧区改造与新区开发、产业调整及公共配套设施的完善与提高等。
4.编制动态性近期建设的内容与方法
4.1主要内容
淮南市近期建设规划是以国务已批的淮南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所确定的城市发展方向和目标为依据，通过对上一轮近期建设规划设施情况的总结，对当前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规划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分析，合理安排近期土地投放量、提出近期建设的主要项目，确定近期建设范围和建设步骤，估算近期项目总造价和制定实施措施等。因此，淮南市近期建设规划以主城区为重点，结合城市近期建设实际情况，提出近期建设规划编制的重点项目。主要编制内容如下：一是对中心城区近期拟开发建设地区和规划建设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计划、开发方式、开发强度等进行研究和合理安排；二是从有利于城市近期经济建设和城市空间景观形成与发展的需要出发，改善城市整体形象，对城市近期建设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三是挖潜城市现有土地存量，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四是结合淮南创建绿色生态城市，重点规划建设生态公园、道路绿化景观带和、滨河湖景观带等项目；五是进一步完善保障房和棚户区改造工程，积极进行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的建设。
4.2编制方法
编制动态性近期建设规划淮南还处在刚刚起步阶段，近期建设规划作为政府重要的年度性工作，是城市规划局的一项重要的年度工作，该项工作建议由规划局牵头，各区县、局等有关部门参与，规划编制工作委托规划院完成。工作阶段分以下几个步骤：一是每年1月份开始，在上一年编制的近期建设规划基础上，对上一年城市建设情况进行调查。现状调查与收集的内容有：土地利用、项目审批与实施情况，住宅、公共设施、道路交通和市政工程等实施建设情况，以及城市景观、绿地广场、城市综合环境整治、环保、防灾等方面与近期规划编制相关的资料；二是每年2月份，收集各有关部门当年的工作计划和建设项目安排情况，对上一年编制的近期鬼狐执行情况进行回顾，分析下一年度要实施和重点急需解决的问题；三是每年3--7月份编制规划方案，依据本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找出近期建设规划急需安排的规划项目，合理估算近期建设所需投资；四是8-10月份，规划方案向各部门征求意见，修改、补充与完善方案，规划局组织专家评审并进行网上公示，规划局政府审批；五是每年11―12月份，在政府安排下一年度规划建设计划与任务时，以近期建设为依据，为政府确定下一年度提供建设项目参考。
结语
编制动态性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它不仅符合城市社会、经济、环境发展建设的需要，及时地为当前的城市建设项目提供预先安排和设想；为政府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作出正确的判定与决策，及时提供咨询；同时为政府确定年度建设项目提供参考范围，避免先决策后作可行性研究的现象。城市政府试图通过动态性近期建设规划的编制实践，实现对城市总体规划和政府年度计划的落实。目前，编制动态性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已成为淮南市一项重要的年度性工作。
参考文献
近期工作要点范文2
一 研究状况综述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大致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及其所研究的取向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1949年至1966年，学术界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论文不多，但质量很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研究工作表现了更多政治取向，尤其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和批判。1966年至1976年，文革十年，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虽然幸免于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由于学术界移情于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事实上无法展开，倒是国外汉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逐渐细化与深化，领域逐步拓宽，新观点不断出现，既有跨区域、跨行业的宏观性的总体观察，也有分区域、分行业的具体入微的探析，强烈的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成为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取向，讨论更加趋于理性与客观。
迄今为止，虽然尚无一部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专著，但相关著作中的探讨并不少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专门性著作，其中相当篇幅分析了近代以来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生产关系的蜕变，为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分析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全慰天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全面评述了手工业的发展概况及其与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段本洛、张圻福著《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主要以苏州城镇手工业为讨论对象，但乡村手工业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分析机器缫丝工业的同时，也附带论及手工缫丝业。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手工业的兴衰状况及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纳入了由王翔撰写的手工业，对这一时段的手工业经济进行了总体评析，并对十个行业作了示例性研究。苑书义、董丛林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将乡村工副业纳入小农经济体系中，分析了农民家庭工副业中的主要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织业、草帽辫、花边、发网业及其他家庭副业的兴衰概况。中青年学者王翔、彭南生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从宏观上论述了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兴衰演变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将近代乡村手工业从城市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看不出手工业在近代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数研究者将手工业作为机器工业的一个配角，看不出乡村手工业自身的变迁。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专著或专门性的行业史著作也非常关注区域内的手工业经济状况。乡村手工业是行业史研究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区域社会经济史或行业史的整体性将受到影响，因此相关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迁涉到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乡丝织业的演变。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编，上编缕述了近代上海地区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商业的变化，下编辑录了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业与乡村经济”为题对近代河北、山东、河南的主要乡村手工业进行了分析。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村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利用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讨论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农副产品及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传统手工业的变迁”为题粗线条地概述了华北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庄维民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版）从山东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手工业结构的嬗变、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化进程。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点探讨了家庭棉纺织业、蚕桑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关系。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描述了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张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将手工业纳入该区域工业体系中，分别讨论了辽宁、天津、山东工业体系的特色，肯定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侯建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解放前国内外有农村调查资料，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视角，对冀中11村工副业经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方志资料，以织布业为例，简略地分析了华北农村工副业的扩张。马俊亚在《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以专章对江南农村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篇幅达72万字，其中第四章第三节以2.5万字的篇幅简要地探讨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的存在领域。不过上述研究除个别较为深入外，大多将乡村手工业视作行业史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坎”，讨论停留在浅层次上，有些只是点到为止。不仅如此，这类研究普遍存在着行业的不平衡性与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业而言，棉纺织业、丝织业等是讨论中的重点，其他众多行业较少，有些则根本尚有触及，就地域而言，除华北、江南考察较为充分外，其他广大地区探讨较为薄弱。
相比之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亦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讨论的广度，论文都大大超过了专著，对推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虽然有些论文并非专门以乡村手工业经济为题，但大量利用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料，其结论无疑也是适用于乡村手工业的。
1956年陈诗启探讨了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稍后他又撰文分析了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彭雨新以丝棉手工业为例，剖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我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光明日报1961年8月2日）。1962年，樊百川撰文揭示了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65年戴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希望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然而随后10年“文革”使这一讨论进程中断了十余年之久。这一时期讨论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专文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视点集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重点。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学术界对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仍然乏力，学术论文仅见李炳东对广西近代手工业兴衰演变的宏观概述（广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夏林根以地方志史料为依据，对上海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所做的分析（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鉴于这种状况，彭泽益呼吁重视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忽略近代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使得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形象不够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此专门撰文“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充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此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渐渐多了起来，唐文起探讨了营口土布市场的兴衰对南通土布业的影响（江海学刊1985年第5期）。潘景隆、谭禹对光宣年间吉林蚕业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李达三从微观角度剖析了近代河北高阳土布的盛衰情形（河北大学学报增刊，1985年）。1986年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进入兴盛时期，无论是宏观探讨，还是区域研究，亦无论是手工业经济整体，还是若干重要手工业行业，都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对象，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观点。
就宏观研究而言，李荣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张学君对19世纪后期的四川工场手工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3期）。陈玉环、刘志伟利用《沙滘楚旺房陈氏家谱》、从个案角度讨论了清代后期广东的丝织工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变化与近代社会运动密不可分，张思从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破产的角度考察了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原因（《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汪敬虞就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徐新吾从总体上考察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方中以大量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及其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谢放以四川为例，讨论了近代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这既是手工业经济史受到重视、研究工作进一步细化的表现，也是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关注、进而带动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反映。曹幸穗站在农民家庭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苏南地区农村手工业副业的存在状况及其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陈庆德论述了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及其发展趋势与归宿（求索1991年第6期）。史建云以华北地区抗战之前的情况为依据，从市场角度分析近代农村手工业对近代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新看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并论述了华北手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翔探讨了近代中国行会手工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危机（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手工业经济结构等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彭南生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中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华中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地方能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研究，提出了“半工业化”分析框架，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并分析了发展的多种因素。此外，他还撰文评价了晚清、民国政府的手工业经济政策与措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华中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2000年第1期），以及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万振凡、孙桂珍重新评价了近代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
陈西平从区域研究的角度、以清末湖南为横截面，透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并探讨了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0年第10期）。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他后来将这一研究扩大到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周边农村的非农产业，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刘华明按时段顺序对1840－1949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情况进行了描述（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胡水凤对近代江西几种主要手工业的兴衰变化进行了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史若民则探讨了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戴鞍钢研究了开埠后的近代上海与周围乡村手工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内涵（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李先富探析了清末民国时期广西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市镇发展中的地位（广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宾长初揭示了广西近代手工业的变化（社会科学家1996年第3期）。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等红色区域中十分重要，刘宏探索了晋察冀边区的棉纺织业（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进行了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张静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探讨了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李靖莉评述了黄河三角洲地区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东岳论丛2003年第2期）。杨华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更多区域性的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是从行业史反映出来的。
就手工业行业史而言，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等多有专文探讨，其中棉纺织业是讨论重点，研究的视角既有整体性的行业史，也有区域性的行业史。夏布是近代乡村重要的纺织业，胡水凤探讨了近代江西夏布的产销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林顿等简要考察了清末四川的手工棉织业状况（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刘灿河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手工棉纺织业的考察，提出了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新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6期）。陈惠雄提出了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多元分解的历史解说（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金铮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棉纺织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河北学刊1991年第3期）。陈美健具体分析了清末直隶工艺总局在高阳织布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华明对近代百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描述性的讨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张思对清末直鲁地区农村手工纺织业的曲折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后来将视野扩大，以直鲁地区农村手工业为例，考察了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阚维民对民国初年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具体入微的探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林刚就1927～1937年间的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提出了新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蚕丝业研究中，严学熙论述了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关系，肯定了蚕桑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姚玉明深入挖掘了近代浙江丝织业生产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翔从近代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丝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平生着重就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对中国蚕丝业的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徐秀丽对近代浙江湖州地区蚕丝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晓辉探讨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黄慰愿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徐新吾、张守愚综述了江南丝绸业的历史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王翔的研究更为深入，他对近代江南丝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又考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丝绸业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彭通湖对抗战前四川纺织业的兴衰状况进行了初略探讨（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年第4期）。李平生对晚清蚕丝业改良进行了重新考察，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所存在的局限性（文史哲1994年第3期），周从平探索了浙江近代的蚕丝改良（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汪敬虞从中国近代生丝贸易的变迁入手，评述了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制茶业研究中，苏鑫对近代安溪制茶业进行了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汪敬虞从对外贸易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近代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戴鞍钢对近代中国植茶业的盛衰进行了全面考察（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张笃勤对近代汉口与俄国间的茶叶贸易进行了探讨（江汉论坛1994年第2期），杜七红论述了茶业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胡赤军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陶德臣发表了系列论文，深化了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研究、揭示了其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出口茶业的经济结构（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以及伪劣茶对近代中国制茶业的负面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他还从中外对比角度对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制茶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中的高利贷金融资本（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茶农经营状况等（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进行了分析。唐文起则细致分析了我国近代茶叶交易中的初级市场（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刘淼探讨了民国时期祁门红茶的产销统制问题，涉及到这一时期乡村制茶业中的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翔鹤探讨了晚清台湾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皮学军讨论了民国时期湖南安化制茶业走向衰落的具体原因（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贺琤则通过对1886－1896年间中国红茶出口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茶业出口衰落的原因（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林齐模以华茶对英出口为中心，具体考证了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其它乡村手工业行业也略有探讨，如林仁川对民国时期福建纸的生产与运销进行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胡水凤简要考述了近代江西的苧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魏娅娅从出口贸易入手，分析了近代中国榨油业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6期）。李志英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填补了该行业史研究的空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郭大松、庄慧娟肯定了传教士在近代山东花边、发网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梁勇对近代四川桐油外销与市场整合问题进行了讨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论文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多有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介绍。
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成为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赵冈研究了鸦片战争后进口棉货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他与陈钟毅合著的《中国棉业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印行）对中国近代手工纺织业的生产制度、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有关因素进行了探讨，此外，他在《现代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Albert Feuerwerker（费维恺）在《1870～1949年的中国经济》（密执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68年、）《1871～1910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纺织业》（经济史杂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等文中，深入分析了机器纺织业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的研究中，对农村手工业多有涉及，他还发表一些专题性的论文，如《手工棉纺织业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1965年第3期），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手工棉纺织业在两国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联合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容国石探讨了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美国《清史问题》1974年第2期）。此外，美国学者李明珠的《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中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将乡村蚕丝业置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江南及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黄宗智探讨了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他的学生、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叶汉明分析了山东潍县近百年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潍县乡村手工业是其探讨的重点之一。日本学者森时彦新近推出了《中国近代棉业史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着眼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与来自西欧的近代棉纺织工业相碰撞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近五十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整体性的概论，行业性的专论，还是区域性的分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积累了良好条件。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正视研究中尚存在的分歧，整合力量，在新的起点上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二 现有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及分歧
综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之间有着内在的、前后相承的关系，这等于说中国既有的手工业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趋向。早在60年代，戴逸在《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1）吴承明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呼应了这个观点，他从劳动力、资本市场等方面阐明手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指出：“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2）（P128）那种认为我国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从外国移植来的，“更站不住脚，这种理论是否定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把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近代工业算作是资本主义。”（3）（P758）但是樊百川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不但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而且恰恰是随着手工业的破产，在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的情形下，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变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80年代后期，汪敬虞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中断，绝大部分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存在，但并不是向手工工场发展、也没有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还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大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荣损与共的关系，但是，“中国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5）
笔者认为，在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产生上述分歧，既有概念上的混乱，也有理论与史实上的脱节。从概念出发，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手工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这里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既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内部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鸦片战争后也没有中断，那么就没有理由将近代资本主义限制在民族机器工业这种生产力层次上。这样，在分析传统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产生的关系时，就不必上升到它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关系了。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有可能产生机器工业，但在事实上，中国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由晚清政府通过引进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与原有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并非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不过，民族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长期共存是事实，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充分肯定民族机器工业与近代手工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肯定手工业从附属于传统农业经济到附属于大机器工业的进步作用。吴承明认为，“大体在1920年以前，手工业与近代化工业并行发展的，现代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是这样，两者间的互补作用超过两者间的对抗。”（6）樊百川认为近代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认为：“一方面，大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和赊销，统率着广大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所有各种手工业，从工场手工业到农民家庭手工业，又都依附于大机器工业，甚至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厂外附属部分。中国手工业，从这时开始，再也不是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而独立发展了，它已经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4）彭泽益也指出，鸦片战争后的手工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经济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黄逸平也肯定了这种补充意义，“这种补充，不仅在于大量手工业产品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弥补了大工业产品的不足，也在于它是大工厂产品某些工序的在外协作者。”（8）（P245）史建云着重从农村市场的视角分析了乡村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认为农村手工业使用近代工业生产的原料或工具，农村手工业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同时大多数农村手工业不存在与机器工业的竞争关系，因此，“在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在市场问题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与之竞争、对抗的一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竞争、对抗则是将要的。”（9）戴鞍钢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考察，他充分挖掘地方志中所蕴藏的大量经济史资料，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色，认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个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10）彭南生更具体地揭示了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包括结构性互补、市场关联性互补、市场水平性互补以及劳动技术性互补。（11）林刚以大生纱厂与南通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实例，指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产生……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中建立起大工业的产品市场，农民家庭手工业也同时得到改进与更新”（12）（P54）。马俊亚通过对江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手工业对现代工业有抵触的一面，现代工业对手工业有挤压的一面，但不管怎样，现代工业的发展不是完全悖离中国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13）（P197）但是，另一种观点不同意将两者间的互动作用估计得过高，相反，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关系，或提出民族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的基础上的，或主张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存在构成了机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外有学者认为，手织业使用了改良的手织机，增强了同近代工业的竞争能力，反而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14）（P179－186）。马若孟也认为清末手工棉纺织业的调整挡住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15）（P295－308）。黄宗智也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农民家庭手工业不过是家庭式农场的经济支柱，“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象有的人说的那样成为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因为“旧式家庭农场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撑近代工业的市场。”（16）（P203）
第二，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手工业经济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手工业经济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在洋货的打击下，农村手工业一败涂地，此为“压迫论”或“破坏论”。陈诗启针对此前学者一般侧重于外国资本主义机制棉纺织品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面，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棉纺织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颇大地区的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自给生产的特点在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成长”，尤其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在农村中成长起来了，这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17）樊百川则站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长时段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的遭遇和命运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已经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面前，中国固有的手工业大量破产，“手工业的破产，摧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依以生长的基础，从而也剥夺了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所谓“正常道路”，当然是指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大机器工业这样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另一部分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类依附型的手工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家庭劳动，一小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这在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史上，无疑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4）徐新吾认为传统“破坏论”是可以成立的，他以手工棉织业为例指出：“帝国主义的机制布是破坏农民手织业的更较重要的力量”（18）。也有学者认为，简单地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两分为“破坏”或“发展”均有失偏颇，他们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充当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不自觉的工具，变为阻碍中国工业向资本主义工业转化的势力”，“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阻碍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19）戴逸认为，“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1）新近张思撰文指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既经历了一段衰落破产的悲惨遭遇，又迎来重获新生的复兴机遇”，强调“应辩证地看到与遭遇同在的机遇及其历史意义，还应对传统农村经济在机遇面前的对应和表现给予关注”（20）。国外学者则普遍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影响局限在通商口岸附近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内地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影响甚微，使其一直得以维持下来。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并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21）（P338－378），过分夸大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赵冈也以手工棉织业为例，论证了传统的“破坏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手工织布业迅速发展的有案可查的阶段是发生在现代棉织品进口与国内生产都有重大增长的期间”（22）（P174），这即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织业即便没有促进作用，至少也没有太大的破坏性。
第三，近代乡村手工业与农家“耕织结合”模式的分解。棉纺织手工业不仅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手工行业，而且也是作为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象征的“耕织结合”模式的典型，因此，棉纺织手工业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也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洋纱洋布大量倾销，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总趋势是逐渐衰落，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不断走向解体。近年来，学者们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认识。徐新吾首先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错觉，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入侵是由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开始，然后逐步深入内地的，然而“事实是洋纱的入侵先从非植棉地区（主要是闽广）开始”的，又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侵入土布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土经土纬过渡到洋经土纬，再过渡到洋经洋纬，徐新吾认为“如果笼统地从总的发展进程来看，也不妨可以这样说，而具体考察则并非完全如此”，各地在发展中存在着差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需要加以注意的。”（23）陈惠雄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论中的单线史观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乃是朝向经济近代化、商品化进步的历史解说”，他在概述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传统丝织业在资本主义外力冲击下只呈单线性萎缩、并没有多元发展进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24）同样对这种单线史观提出挑战的还有谢放，他在《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一文中认为：“洋纱倾销的主要作用不过是改变了'耕织结合‘的形式，即由原来的自纺自织改为买纱自织。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不利于其进一步分离的消极影响”，在与外国资本的不等价交换中，“'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亦由此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时而分离，时而结合”，因此不能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估计过高（25）。李金铮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耕织结合的解体“并非来自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作用，而是来自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是一种历史的畸形。”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并未真正分解，如刘灿河在分析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包括当时颇为名气的潍县织布业为例，指出“这些当然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丝毫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气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乡村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坚固性特点。说它'解体'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26）
第四，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前途。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冲击下，近代手工业兴衰起伏、历经曲折，但毕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下来了，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手工业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看待和理性分析这一历史现象。陈庆德认为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基础是农民经济的贫困化，“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这一特殊发展过程，完全是在社会经济贫困化的强大推动下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后“无论是传统手工业，还是新兴手工业，都未曾改造旧有的基础。因此无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多么相似，但它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本身仍有本质的区别”，“与其说中国近代工场手工业是一种资本组织的生产单位，不如说它更靠近前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基础。整个手工业总体发展趋势中这种个体性质的保持，使其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转变，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它总是不能向前更进一步转化为机器生产”，并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近代的世界性历史联系中，以手工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向着近代化转变的自然累积过程，不如说是近代化历史转变的道路受到阻塞。”（27）但是大多数学者仍肯定近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即使是个体手工业，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讲，在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它为封建主义服务，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性质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传统农家手工业，认为近代农村地方工业显示了中国农村摆脱贫困，摆脱传统小生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方向。作者在该文中力图穿透历史时段的限制、找寻历史的启示，提出90年代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乃是前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逻辑延伸，它们在存在和发展的动因、基本条件以及亲缘关系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内在的逻辑联系；由近代而后瞻，近代农村的地方工业毫无疑问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自70、80年代蓬勃发展的农村乡镇工业的先声。”（28）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对探讨中国式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彭南生近年来发表多篇论文明确肯定近代乡村手工业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发展，并将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以技术进步为依靠、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存在着向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尽管由于外力的影响，未能最终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化，但这种与技术改造为主的渐进性工业化模式与引进机器技术为主的突发型工业化模式一道构成中国近代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第五，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落的认识。如何看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外力影响下出现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状况的变化，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王方中列举大量史实，说明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手工棉织业明显衰落了，但是，“手织业的衰落主要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制造成的。”（29）夏林根以方志等地方文献为基本史料，对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原因进行了补充分析，认为“既是资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也是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结果。”尽管棉纺织手工业很早就开始衰落，但“又为什么延续百年而被大量保持下来呢？”夏林根认为棉纺织手工业衰而不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劣根性”（30）。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不同意将近代手工业的命运看得过于悲观，史建云认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手工业的衰落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31）林刚以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例，对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门类进行了定量的实证研究，澄清了学术界一些固有的认识，作者估计直至抗战前的1930年代中期，中国棉纺织品中（包括布匹、针织品和其他棉织品），机纱约占77～79％，土纱约占21～23％，棉布中的手织布约占71％，机制布约占29％。这说明手工业尚未到“垂死的边缘”（32），这种量化分析更具说服力。其实，用“衰落、衰退、衰亡、垂死边缘”等描述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命运，是否贴切，在语义学上似可进一步斟酌＊。但如果是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角度看，用上述词语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命运作定性描述似乎都不恰当。因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未到乡村手工业退出其历史舞台的时候，持“衰落论”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它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所造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更为科学的定性描述是，在外力的影响、主要是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下，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陷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在外力解除后，手工业仍可恢复其原有的活力，并会向前继续发展，直至这种增长方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
三 几点思考
近50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针对上述不足与薄弱环节，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加强实证分析，推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迈向新的高度。
首先，加强定量研究。数字是经济史科学性的最好体现。然而，从总体上看，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吴承明、徐新吾等老一辈学者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但离全面弄清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状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有距离。这虽然与近代统计落后、数字缺乏有关，但也与研究队伍自身素质有关。我国现有经济史研究队伍分属于历史学科和经济学科两大类，前者占主导地位，普遍存在着经济学修养不足、数学训练缺失的问题，使得他们大多长于定性分析，疏于定量研究。要克服这种状况，一方面亟需经济史学界深入挖掘、整理史料，另一方面需要从长远着眼，加强经济学、数学修养，借鉴现代计算工具，强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量化研究。
第二，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所谓整体研究，是指站在宏观角度，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整合，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探讨它的长期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它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全面评价它在近代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等。所谓区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一村、一乡、一县或更大的区域如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尤其应加强对若干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如河北高阳、宝坻、定县等织布区、山东潍县织布区、江苏通海织布区、山东平湖针织业区、环太湖蚕丝业区、华南缫丝业区等的研究，准确把握不同区域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所谓行业研究，是指对若干重要的乡村手工业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糖业、编织业、针织业、陶瓷业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弄清不同手工业行业间的差异及其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上的地位。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比较落后，区域与行业研究中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在区域研究中，现有成果大多集中在江南、华北乡村手工业经济史，其他地区研究较为薄弱，有些地区如西北、东北等区域尚缺乏最基本的研究。在行业研究中，乡村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的研究较多，其他手工业行业如榨油业、制糖业等行业研究不足。这种研究状况与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不相适应。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要求我们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整体研究只有建立在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地区、行业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研究、行业研究只有上升到整体研究，才能克服微观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否则，研究结论就会走向片面，给人造成错觉和误解。
第三，更为客观与理性。求真求实不仅是史学精神，也应是史家品格，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与理性应是所有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秉持客观与理性，既要避免以理论、经济模型代替实证研究，又要尽可能防止研究主体受到情感影响，既要超脱于时代，又要避免过多的主观色彩。只有建立在客观与理性的基础上，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分歧往往就是由于客观与理性不足所造成的。如对近代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上的分歧，起源于如何拿捏评价外国资本主义的尺度。拿捏分寸的准确与否，不仅与研究主体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对百余年来深受外国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讲，憎恶外国资本主义的情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建国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国家封锁、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酷现实，更加深了我国学者对历史上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这种现实的情感色彩便被自觉不自觉地倾注到历史研究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方关系改善，人们开始正视并理性评判外资的作用，学术界又出现了肯定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建国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时先后出现“破坏论”与“发展论”的观点，此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民族情感的反映。但是，历史研究毕竟应该建立在理性与客观基础上，任何过度否定或过度肯定的解释，都可能使其滑向反面。如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侵略似乎天经地义，无论怎样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似乎并不过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殆尽，被中断了，这岂不是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似乎又有“外铄论”之嫌，虽然强调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的破坏之罪，却又不自觉地肯定了它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功，否定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因此，有学者提出外国资本主义虽然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但并不严重，除棉纺业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手工业行业存在下来了，近年来，更有学者在肯定外国资本主义对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分解的不自觉的工具时，强调了它在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化中的阻碍作用。摒弃这种偏执一端的观点，唯有秉持史家品格，既不因民族情感而过于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近代手工业的负面影响，也不要因当代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一味肯定它在历史上的正面作用。
从理论或所谓规范认识出发，也会造成研究中无谓的分歧。如在对“耕织结合”与自然经济解体问题评价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形，会形成完全相反的观点呢？仔细揣摩既往的研究，笔者认为，学术界已经将“耕织结合”的经济性质固定化了，形成了所谓的规范理论：即“耕织结合”模式是自然经济的象征，它的分解标志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在这里，“耕织结合”已经概念化为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典型。其实，这种规范认识存在着缺陷：首先，“耕织结合”作为农家的一种经营模式，并不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全部，手工棉纺织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手工业行业，棉纺织业衰落了，还会有其他乡村手工业代之而起，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与农业的新结合。因为，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近代中国小块土地经营制度所决定的，只要耕地不足，农户就不得不进行多种经营，将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等结合在一起，以维持家庭的延续。其次，“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也未必一定就是自然经济，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内容、方式的不同，农业与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名称上虽然还是“耕织结合”，但其经济意义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它可能是商品经济，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关键取决于农家与市场联系的程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可见，“耕织结合”不仅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容纳不同类别的手工业，而且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不加区分地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农家织布业看作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其实只是看到了乡村手工织布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对该业的具体形态作更精细的分析。在这里，“耕织结合”虽然没有解体，但统统斥之为自然经济，显然是忽视了近代农民家庭手工业在生产技术、经营形式、与市场的联系等方面的变化，及其手工业在农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对近代农家耕织结合模式尚须作更深入、更细化的剖析。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N].人民日报，1965－08－02. （2）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概论[A].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J].历史研究，1962，(3).
（5）汪敬虞.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
（6）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道路[J].文史哲，1996，(6).)
（7）彭泽益.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场手工业[J].近代史研究，1984，(1).
（8）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9）史建云.从市场看农村手工业与近代民族工业之关系[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1).
（10）戴鞍钢.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再考察--以棉纺织业为中心[J].复旦学报，2001，(5).
（11）彭南生.论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2).
（12）林刚.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13）马俊亚.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4）[美]chi-ming Hou.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美]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
（15）马若孟.手工棉纺织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A].张仲礼.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16）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7）陈诗启.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J].历史研究，1959，(2).
（18）徐新吾.对中国近代手工棉织业史料中一些误解的评述[J].上海经济研究，1988，(3).
（19）杨宇清.中国近代手工业的演变和反思[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1，(4).
（20） 张思.遭遇与机遇：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以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为例[J]史学月刊，2003.(11).
（21）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2）（美）赵冈.现代棉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A].载德·帕金斯.中国现代经济的历史透视[M].[美]斯坦福大学，1975.
（23）徐新吾.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
（24）陈惠雄.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J].历史研究，1990，(2).
（25）谢放.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J].近代史研究，1990，(1).
（26）刘灿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兼谈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认识[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6).
（27）陈庆德.论中国近代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3). 论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趋势[J].求索，1991，(6).
（28）张忠民.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2).
（29）王方中.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5).
（30）夏林根.论近代上海地区棉纺织手工业的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4，(11).
近期工作要点范文3
[关键词]小城镇；近期建设规划；项目库管理
[abstract] taking liaobu town in dongguan city an example, recent construction of small towns and the role of the planning and establishment method, content, the key is proposed as clear view, especially for program management for the important role of recent construction of small towns, and better guide urban recent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coordinat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key words] small towns; Recent construction planning; Program 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引言
《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作为各级政府未来五年的工作重点和行动纲领，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近期建设规划的规划年限与“十二五”规划相一致，目的就是要从城市规划的角度解决“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城市建设、行业发展、市民生活等各项问题，实现阶段性的城市发展目标。
2东莞市寮步镇近期建设规划实践
2.1基于问题导向对寮步“十一五”期间城市建设情况的回顾
通过对“十一五”规划及“十一五”期间城镇总体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回顾与分析评价，提出近期建设规划中需改进和加强的几个方面。具体内容包括：对“十一五”规划提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分析和探讨，对“十一五”时期建设用地规模实施情况的分析；对城镇近五年来的生态环境建设、道路交通系统建设、人居环境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市政设施建设、历史文化遗存保护等的发展情况、主要特点、存在问题及主要原因进行分析；对近五年城镇规划管理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需要改进与加强的工作进行分析。
2.2基于目标导向对寮步镇城镇建设发展趋势与要求的分析
东莞市寮步镇总面积70.93平方公里，在珠三角城镇体系中处于穗莞深产业发展走廊。同时，还处于广深铁路、莞深高速聚合轴沿线，承担着珠江三角洲东岸产业自港深向内地的产业功能拓展。东莞市最新提出的“大市区”的概念是将东莞主城区、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同沙生态园、东部生态产业园共同构成东莞市核心区的战略思想，而寮步刚好位于四大区域的中间位置，将接受来自各个方向的辐射，获取强劲的发展动力，是打造东莞“大市区”核心战略之一。寮步镇目前面临的新的发展机遇主要表现在：以城市化为统领，带动寮步经济社会双转型；以生态化为要求，推动寮步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以一体化为目标，实现寮步区域角色的提升。
2.3近期城市空间结构与空间发展指引
寮步未来的空间发展方向将主要受到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东莞市域生态控制线规划的指导与限制。同时，区域外部的影响、新的城市功能的注入、生态景观要素等都将对空间拓展与更新产生影响。
在空间发展的方向确定的基础上划定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和已建区，并制定空间管制措施。在适建区范围内根据寮步所处的区域位置、发展基础和其所面临的发展机遇，确定近期建设重点发展区域。在已建区范围内结合“三旧”改造目标和要求，确定近期建设重点改善区域。
2.4以项目库为核心的小城镇近期建设规划实施平台
2.4.1项目库的确定
按照政府配置资源的重点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重大基础产业等领域的要求，将各部门、各专业“十二五”规划的重点项目进行收集、汇总分析。规划将申报项目与近期建设重点、目标相互参照，根据以下原则来确定建设重点项目：
（1）针对城镇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依据近期城镇建设发展的重点；
（3）需要由公共财政投资的重要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
（4）近期内已经各行业批准的计划、规划项目；
（5）与近期建设规划相吻合的申请项目。
2.4.2寮步镇近期建设项目库
本次规划共整理出6大类134个项目。主要涉及生态绿地设施、城市综合交通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居住、产业。
以近期综合交通规划为例：
表1道路交通设施建设项目计划表
2.4.3项目库实施安排
对近期建设重点项目库，应从以下方面加强管理：
（1）建立以近期建设规划为依据的项目审批制度。通过项目审批制度落实近期建设规划的相关要求。优先安排已经纳入近期建设规划的重点项目，保证重点项目的顺利完成。
（2）实施弹性管理。建立项目库的年度核查制度，对项目实施情况作出评价，对项目实施情况作出年度评价，在进行科学论证与审慎研究的基础上由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对项目库项目进行适当增减。
（3）明确责任主体，加强监督检查。在制定近期建设重点项目库时，应明确重点项目的建设责任主体，监督重大建设项目的实施。在建设重点项目库确定或修改后，进行广泛的宣传，促进公众参与。
3思考
近期建设规划越来越得到政府的重视，但同时近期建设规划至今没有纳入到法定规划的序列，每个地方的做法也各不相同，执行力度也各不相同，笔者通过东莞市寮步镇近期建设规划的开展工作，对小城镇近期建设规划谈几点体会。
3.1落实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的整体思路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近期建设规划必须保证国家“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部署的落实，对于促进城镇化和城镇建设健康有序发展。
3.2强调近期建设规划和总体规划的承接关系
小城镇的近期建设规划虽然从总体规划中分离出来成为了单独编制的规划，但从编制层面上依然要依托总体规划为基础。一方面，编制近期建设规划必须以城镇总规为依据，坚持实施总体规划提出的长远目标、整体构思，确保规划的严肃性；另一方面，近期建设规划通过对近期土地利用，项目安排、计划投资、设施需求等做出分析研究，对近期建设的范围与用地做进一步的分级，针对目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确定本届政府在城镇建设方面工作的抓手。
3.3统筹各部门、各专项规划，真正发挥“规划龙头”的作用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发展实施的第一年，各部门各行业都已经组织编制完成了本系统的发展规划，而这些规划的落实都必须以空间为依托和载体，将政府各项政策、发展规划和建设行为放到可操作的五年时间内和确定的空间平台进行整合，提出未来几年城镇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空间政策，保障有统一的平台整合政府各项工作重心，形成政府工作合力。
3.4突出规划的可实施性，向“行动规划”靠拢
小城镇的近期建设规划必须脱离蓝图式的规划模式，针对城镇近期建设用地，以符合市场需求、便于实施、促进城镇发展的综合效益最优化为原则，提出一些能够在近期得到实施的具体的开发项目，以及对应的实施方案和措施等，切实突出规划的可实施性。
3.5强化“图件”的控制与管理
一般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往往弱化图面表现，强化文字表述，特别是带有技术性、政策性、法规性等内容的文字表述，而对于小城镇近期建设规划必须强化“图件”在规划管理中的作用，将近五年的工作目标和方向落实到具体的用地、具体的项目、具体的时间上来，为城镇管理者提供直观、明确的操作建议。
4结语
小城镇近期建设规划与大中城市近期建设规划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不仅对重大基础设施提出建设计划，还能够从“城市经营”的角度对影响城镇发展的具体公共类、居住类、产业类项目进行策划安排，真正做到为政府发展出谋划策，带动城镇全面健康的发展。本文特别提出了项目库管理作为小城镇近期建设规划核心内容的一种思路。当然，项目库管理为核心的近期建设规划在严密性与完备性等方面尚存在缺憾，仍有待规划部门与土地管理部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的进一步协调。
[参考文献]
对城市近期建设规划编制方法的思考茹葳规划师2006
构建推进城乡规划有效实施的新平台汤海孺城市规划2011
行动规划：完善城市近期建设规划的方法探索陈玮玮规划师 2011
深圳市近期建设规划年度实施计划制度探索与实践刘永红,刘秋玲规划师2011
以近期规划为规划改革的突破口王富海城市规划2003
近期工作要点范文4
[关键字] 地铁轨道交通换乘站远期预留轨顶风道站台板
中图分类号： U23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概述
近几年来，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步入了高峰期，随着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日益普及以及轨道线网的不断加密，地铁车站中换乘车站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换乘的型式也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在换乘车站中，有少数车站是近期同时实施的两条线路间的换乘，这样可以避免预留工程。但是，绝大多数的换乘车站是一条近期实施的线路与一条远期实施的线路间的换乘，这样的车站必然会出现近期无法一次性实施到位的工程，如换乘站远期线路的站台板和轨顶风道受远期变电设备以及车辆设备未招标的影响，近期均无法实施。这样的工程实例在国内有很多，几乎每个在建地铁的城市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如何在保证车站远期功能完善、工程建设经济合理的同时，又能兼顾近、远期施工的便捷？这是国内地铁建设刚起步阶段较为新颖的课题，也是对今后地铁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课题。无锡地铁2号线友谊路站为近期地下一层侧式站台与远期地下二层岛式站台的换乘车站，本站是一个较为新颖的换乘车站，但是在远期预留方面具有跟其他换乘车站同样的代表性。下面结合友谊路站就远期站台板及远期轨顶风道的预留方案进行探讨。
二、工程概况
友谊路站为无锡地铁2号线与远期5号线的换乘车站，位于无锡市锡山区锡沪路与友谊路交叉路口，采用地下一层侧式站台与地下二层岛式站台的十字换乘型式。友谊路站外包总长297m，车站宽度14.9m～65.8m。车站范围内2号线沿锡沪路东西向敷设，5号线沿友谊路南北向敷设。
三．方案分析
本站近期实施的范围为2号线全部以及换乘节点部分，其中，换乘节点范围内地下二层5号线的部分站台板及全部轨顶风道因其属于二次结构，在近期2号线运营阶段也无使用要求，且此部分站台板和轨顶风道受远期5号线设备招标的影响无法一次性施工到位，现就此部分站台板和轨顶风道的预留方案进行分析。
3.1 站台板预留方案分析
近期5号线站台板作为无障碍过轨通道的一部分，在近期必须实施完成，但在具体实施的范围上可略作推敲。近期无障碍过轨通道的使用范围在至轴之间，宽度约6.1m,而远期站台板总宽度为13m，如果将换乘节点范围内的站台板施工至远期宽度，即13m，则需要将远期的轨底排热风道以及轨底排热风孔一并施工完毕，而轨底风孔的布置受远期车辆设备招标情况的影响，若近期施工，不但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且在远期车辆设备招标后调整风孔时也有一定的施工难度。根据以上分析，结合5号线上翻底梁的位置，本站近期将5号线换乘节点范围内的站台板，长度方向施工至两端封堵墙的位置，宽度方向施工至轴及轴上翻底梁的外侧（7.8m宽），远期待车辆设备招标完成后再将站台板加宽至13m。这样既可降低工程费用、也可减小远期施工的难度，同时也能满足近远期运营的要求。
图3.1 站台板预留方案
3.2 轨顶风道预留方案分析
本站为2号线与远期5号线的换乘车站，近期只施工2号线部分及换乘节点部分。换乘节点处，地下一层为2号线的站厅、站台层，地下二层为5号线的站台层。
因近期无法确定远期5号线的车辆设备情况，导致换乘节点范围内的轨顶风道预留孔无法一次性施工到位（轨顶风道排热风孔的预留情况与车辆设备的选型相关），根据对国内多个已建成地铁的城市进行调查，从以下几种方案对轨顶风道的预留进行分析。
3.2.1 方案一：现浇混凝土风道
因本站2号线先期实施，在5号线轨顶风道施工阶段为了尽量减小对已运营的2号线的影响，在近期施工换乘节点时，通过在中板预留浇筑孔，将换乘节点范围内的5号线轨顶风道下挂梁部分施工完毕，并在下挂梁及侧墙处预留钢筋接头，待5号线实施时对剩余的轨顶风道底板进行现浇施工。此方案轨顶风道采用全部现浇混凝土，安全性及耐久性方面较好，运营周期内无需围护，不足之处在于：远期施工轨顶风道底板时，因中板的浇筑孔已封闭，浇筑风道底板只能在5号线站台层由下而上进行，施工较不方便，且近期预留的钢筋接头容易锈蚀，远期施工时往往已无法使用，需进行植筋处理。
图3.2 现浇混凝土风道
3.2.2 方案二：现浇混凝土+预制板风道
在近期施工换乘节点时，通过在中板预留浇筑孔，将换乘节点范围内的5号线轨顶风道下挂梁部分施工完毕，并在下挂梁及侧墙处预留牛腿，中板适当位置预留吊钩，待5号线实施时，通过预制轨顶风道底板进行吊装安装。此方案轨顶风道也采用的是混凝土材料，安全性及耐久性方面也较好，运营周期内基本无需围护，只是在远期吊装预制板施工方便程度上略有不足，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近期施工阶段要预留足够的吊钩数量，并控制好施工误差，以降低远期吊装施工的难度。
图3.3 现浇混凝土+预制板风道
3.2.3 方案三：钢结构风道
本方案在近期施工换乘节点时，不施工5号线轨顶风道，也无需在中板或侧墙上预留钢筋接头。远期5号线施工时，换乘节点区域轨顶风道采用钢结构形式，下挂梁通过化学螺栓固定在中板上，风道底板采用有机玻璃或复合板等轻质材料，并通过下托钢梁固定在结构侧墙上。此方案最大的优点在于：近期无需预留钢筋接头，远期施工便捷。但采用钢结构+轻质材料组合形式的轨顶风道，在安全性及耐久性方面较差，且在运营周期内需多次维护或更换风道组件。
图3.4 钢结构风道
四 结论
通过以上方案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对于换乘站远期站台板的预留方案，综合功能完整性、工程经济性以及施工便捷性等多方面考虑，一般倾向于近、远期分段实施的方案。友谊路站采用的即是近期只施工无障碍通道部分的站台板，远期实施剩余部分站台板的方案。
对于换乘站远期轨顶风道的预留方案，以上三种方案均具有可实施性，且在国内多个城市已出现过类似工程实例，但总结过往施工过程和运营维护阶段的经验，从地铁的安全性、耐久性、施工便捷性以及可维护性等多方面综合考虑，本站换乘节点处5号线轨顶风道采用“现浇混凝土+预制板风道”的形式。
参考文献：
[1]无锡地铁2号线友谊路站施工图文件
[2]GB 50157-2003，地铁设计规范[S]
近期工作要点范文5
除此之外，《人民画报》、《人民中国》等一系列外宣期刊也都创刊于建国初期，对中国的发展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冷战”时期，其他传播、交流方式受到阻断，中国就是通过这些期刊将中国的声音传递出去，在国际上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很多年事已高的国际友人至今谈起中国时，还不忘当时阅读这些期刊带给他们的一份欣喜。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中国对外宣工作的要求也不断提高。然而外宣期刊在电视、网络等媒体的竞争下，生存空间受到了严峻挑战。在此情况下，如何提高外宣期刊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继续发挥好外宣期刊传播中国的作用成了当前一个重要课题。
外宣期刊的
针对性和时效性
从解放初期就从事外宣期刊工作的张彦先生曾撰文指出，“针对性问题，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他引用在1942年发表的著名的《反对党八股》文章中的话，“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张彦先生介绍了这样一件事例：早在1950年，他在主持《人民中国》英文和俄文版并存的编辑部工作时，作为新中国第一份对外宣传刊物《人民中国》英文半月刊出版不久，就筹备出俄文版，可就在俄文样书送往领导审阅之后，竟被立即叫停。为此还在中南海召开了一次特殊的会议。原来，当时的俄文稿件是直接从为西方世界读者所写的英文稿子译成的，根本不能为苏联以及东欧读者所接受，特别是译成的俄文又出自“白俄”之手，这就更不适应当时的读者口味和阅读习惯了。
的确，不同的读者群习惯接受的信息和接受信息的方式都是有很大差异的，我们必须了解受众，才能取得比较好的外宣效果。我们如果坐在斗室之中编撰面向大洋彼岸读者的刊物，一不了解读者想要什么，二不知道读者喜欢什么样的表述方式，怎么能适应读者需求，受到读者欢迎呢？
除此，长期困扰外宣期刊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时效性。由于刊物在国内印刷，然后运往国外发行，周期较长，为了能让外国读者看上当期刊物，以前经常是3月份出版5月份的刊，因为除去4月份在路上耗掉的1个月，5月当月基本保证能上对象国的报摊。这样，读者读到的是两个月前或更早的内容，新闻成了“旧闻”，关注的热点早已发生了变化，仅此一点，就不可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了。
外宣期刊要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不合时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成了制约发展的“瓶颈”。
实施外宣期刊本土化
《知音》和《读者》是中国发行较大的两份大众期刊，尽管不是外宣类刊物，可是他们相继打进北美市场，并在国外的发行上也一路飘红。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使得这样一大批刊物增强了实力，走出了国门。外宣领域中，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已在海外落地。企业界中，海尔、华为等国有品牌也以高端姿态进入海外市场。反向来看，国外著名出版集团、期刊集团为抢占中国市场，也积极探寻途径，尝试多种合作方式，以“本土化”面貌出现在中国书刊市场。中国外宣期刊如何突破发展的“瓶颈”，这些“他山之石”的做法值得参考借鉴。
老一代外宣工作者大都有在国外生活工作的经历，而当前外宣期刊工作人员的主体是国内大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或研究生，很少有国外工作或学习的经历，对国外读者缺乏基本的了解，刊物办出来就很难贴近国外读者实际，明显缺乏针对性。从2004年开始，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一批外宣期刊开始实施外宣期刊本土化战略，通过逐步推进，先后在外宣对象国落地开花。外宣期刊“本土化”的主要做法是将编辑策划和印刷发行等重要出版环节向对象国前移，借助网络传版等现代技术，在保证我外宣目标的前提下，让办刊人的思维更贴近受众，让刊物印发的时间和当地时间对接。
2004年10月，《今日中国》西班牙文版、阿拉伯文版率先在拉美和非洲建立本土化站点。
2005年6月，《北京周报》英文版的本土化站点在北美开始运营。
2005年7月，《人民中国》在日本实施本土化。
2005年12月，《中国》俄文版直接以本土化方式在俄罗斯创刊。由改变原有办刊方式发展到直接到国外办刊，本土化的实践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这个步步推进的时间表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外宣期刊改革的决心和效率。当然，这一切都还在进程之中。
另外，《人民画报》韩文版等期刊，通过与对象国新闻出版机构合作等方式也实现了在对象国的落地。《中国日报》编辑出版的《中国商业周刊》随着泰国第二大英文报纸《国家报》在泰全国发行。多种本土化模式的探索都在同时进行。
本土化做法提高了刊物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中央提出在外宣工作中要坚持贯彻“三贴近”的原则，即坚持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实施本土化使得外宣期刊进一步贯彻了外宣“三贴近”的要求，贴近了国外受众，大大增强了刊物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贴近受众直接带来刊物针对性的提高，前方编辑部通过了解当地受众需求，能够直接提出有针对性的选题。例如《北京周报》已经刊登的《美国专家论人民币汇率和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新奥尔良飓风对美国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诺基亚在中国的拓展》、《英国伦敦爆炸案对全球反恐的影响》、《中国首次批准外资金融企业经营退休金》等文章受到北美读者的关注，这些选题都是北京周报社北美分社在调查当地受众关心的热点后，精心策划出来的。以《今日中国》阿拉伯文版2005年的第10期为例，由海外分社策划的专稿已达到全部有效稿件的60%以上。
不少本土化期刊充分利用当地力量，通过组织专家顾问团、成立读者俱乐部、拜访同业、举行座谈会等多种方式，加大了在对象国信息收集和反馈力度，从而能够及时将各方面意见体现到刊物之中。后方的编辑记者能够及时收到反馈，工作积极性提高了，下一步的努力方向也更加明确，采写出来的稿子也就更加贴近了读者。例如《今日中国》西文版、阿文版分别在拉美和阿拉伯地区组织了相对固定的海外顾问团队伍，参与评刊和选题策划，对提高刊物针对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施本土化后，各刊物的时效性也明显提高。例如2005年9月3日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发表关于抗战胜利60周年的重要讲话，在日本实现本土化的外宣刊物《人民中国》的10月号就有了相关报道。2005年9月13日主席结束对墨西哥的访问，面向拉美地区的本土化外宣刊物《今日中国》西文版10月号也及时予以刊出。2006年3月31日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日中友好七团体会长一行，《人民中国》5月号就刊发了相关报道，日本读者4月24日左右可以拿到该刊，新闻时效性明显增强。这类时效性很强的政治性报道，如果在过去，要么不刊登，要么就拖得更晚，由于外宣期刊本土化的实施，使得报道大大提前。
由于针对性和时效性的增强，本土化刊物在对象国的发行量普遍提高，知名度也明显增大。
本土化做法的深层效果
外宣期刊本土化在国外建立外派点，站点的功能不只是记者站，而是一个功能多元的工作站，要完成选题策划、采访撰稿、协调印刷、联系发行、受众调查等多项任务，成为期刊社延伸在对象国的工作手臂。即使如此，本土化的意义也绝不仅限于在国外建一个站点，派几个精兵强将到前方去，做几桩具体事。其深义在于以本土化机制为牵动，彻底革新办刊思路，由“我擅长什么出什么”改变为“读者需要什么出什么”，从而完全建立以对象国为主导的工作机制，就像圆规改变了支点，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改为以受众为中心，在海外设立的本土化站点就仿佛是立足于受众的那个支点的形象体现。
根据这种思路，所有国内本部的工作都需要重新梳理，要体现以办刊为中心，以受众为中心，就首先要以本土化站点为中心，要配合本土化站点的工作程序来设置和调整本部的工作程序，闭门造车、按部就班的原有做法都将受到质疑和挑战。电子传版、网络沟通随时进行，组稿、写稿、审稿、定稿的各个环节虽反复跨越大洋却有条不紊，一个新型工作链条在本土化机制的牵动下逐渐成形。
所有办刊人员都开始具有更明确的受众意识，管理人员也进一步树立了服务意识。例如期刊社国内本部与本土化站点进行工作对接，会充分考虑时差的问题，绝不会因为本部不是上班时间而影响到双向联络。所有工作的最终目标变得简单而明晰，就是要把外宣刊物办出质量，能够得到受众的欢迎，让中国的声音真正走进全世界。
实施本土化要注意的
几个问题
注意把握舆论导向。本土化的举措使得刊物贴近了国外受众，但并不是迎合国外受众，外宣期刊秉承的外宣职责一刻也不能淡忘。就像市场类期刊要贴近大众，并不能靠走媚俗路线一样，本土化期刊贴近国外受众，但不能为了迁就他们的观点而放弃我们的立场和观点。这就要求办刊人时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在与受众的密切交流中失去自己的判断，并且要在刊物中以适当的方式将我方观点巧妙地表达出来，有针对性地影响受众。有位出版家说过：“我们不能教读者怎么想，但能告诉他们想些什么。”如果我们能通过刊物告诉国外受众关于中国能想些什么，中国的真实情况就传递出去了，一个追求和平的发展中国家的形象也就树立起来了。
要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外宣“三贴近”中强调不仅要贴近受众，还要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每一位办刊人都首先要内知国情，知道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重点和阶段性目标，知道中国发展的艰巨性和不平衡性，知道在当前的战略时期我们应该如何配合大局，把握好对外宣传的精神和口径。如近期重点报道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要对中国“三农”问题历史沿革有所研究，还要深入农村一线进行调查采访，才可以写出有深度的对外宣传文章。同时还要注意，外宣虽然不能粉饰太平，但也不是所有适合国内发表的话都可以在对外媒体上说，也不是上个阶段适合的话下一个阶段就适合。要时刻把握国内发展情况，还要时刻了解外交状况，这是一门长期的功课，和贴近受众一样是极其重要的。
要抓好队伍建设。外宣期刊本土化对业务模式的要求是实行采、编、译高度融合。在对象国一线进行编辑策划工作，前方工作人员就必须有采编译的综合能力，能够直接和当地读者沟通，策划选题，撰写专稿。在整个期刊出版的流程中，国内的编辑记者组稿、撰文也必须熟悉对象国的舆情和对象国的市场情况，翻译也必须熟悉采访和编辑业务，才能增强刊物内容的针对性。这就对员工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本土化之后，原有员工要有一个适应和培养的过程。同时，也可以开拓思路，聘任外籍专家、外籍雇员为我所用，这在一些本土化期刊已经开始了有益的尝试。
管理要内外有别，又要协调一致。青岛海尔在国内本部实行“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的目标管理，主要做法有“正激励”和“负激励”。到了美国办公司，“负激励”的方式不适合了，因为当地的员工不能接受，则完全改为“正激励”的方式，甚至使用奖励毛毛熊之类的一些小招数，收效不错。中国有句古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任何事务都有和当地环境相适应的问题。我们办刊到了国外，又聘用了一定数量的外籍雇员，要特别注意管理方式与当地相适应的问题。同时，办刊的一些重要环节又必须在国内完成，如收集国内信息、采写稿件和终审定稿等，这样造成每个出刊周期中都有内外协调的问题，不仅有时间差，还有人文背景和管理方式的差异，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前后两方的工作积极性。一定要充分认识这种可能出现的差异，保证在工作流程上环环相扣，管理上又互相协调。
近期工作要点范文6
中国近代经济史作为学术研究的专门学科，它的起始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它随着本世纪前50年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剧，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反帝、革命运动的进程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学。在旧中国的近50年中，共出版各种有关著作和资料约524种。提出了近代经济史学的基本概念，初步明确了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对象和任务。研究的领域已程度不同地涉及到帝国主义经济侵华史、中国工商行会团体史、生产合作史、度量衡史、森林史、农村经济史、人口经济史、工人生活状况史、社会经济结构史、国民所得问题、战时沦陷区经济问题、官僚资本问题等。而且出现了具有中国近代经济通史性质的著作。有些论著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有的至今仍无出其右者。但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和全面繁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出现的。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繁荣（1950?1966年）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与整个历史学科一起进入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时代，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学科体系，呈现出一个新发展的高潮。
（一）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
第一，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下，科研、工商管理和教育部门共同努力，开始有计划地进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1953年，由中央政府组织成立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书，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具体负责。1960年，指出：“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同年，亲自把这一编写任务交给了当时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的许涤新。(1)这两项倡导性部署，有力地促成了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央和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大学的有关教学和研究机构为核心的三支主力研究队伍，极大地推动了本学科的建设和学术研究。
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从1954年起，由严中平负责着手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1966年之前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以及工业、农业、手工业、外贸、铁路、外债、公债等专题资料。并在编辑这些资料的同时开始了各项专题研究，很快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力量。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从1958年起，与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合作，组织上海、青岛、哈尔滨等城市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开展“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的编辑工作，到1966年时已出版了5种史料。并从1960年起开始着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编写工作
其他有关的科研、教学和管理机构，也开始进行本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编辑出版了一些资料和教科书，有的大专院校开设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课程。如上海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持编辑的“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已出版4种；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15册。一些大学的有关系所和个人也越来越多地进入研究近代经济史的行列，编辑和撰写了一些颇有学术价值的资料和论著。
第二，增强了学科建设意识，明确了学科概念。有些学者指出厂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对深化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严中平撰文指出：近代经济史是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专史和通史的基础．但是这一学科的研究无论在经济学研究中还是近代史研究中都是薄弱环节，如果再不加强这一薄弱环节，其他专史和通史都很难深入前进了。(2)有些学者讨论了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及其与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如孙健提出；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国家生产关系演变的规律，虽然要研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但其范畴不包括生产力，它与政治经济学及历史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3)其他学者也就经济史的学科概念发表了看法，虽然观点有所不同，但是都有这样的一个基本共识：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一门运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规律的，介于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第三，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17年中，出版专著61种、资料38种，570余篇。重要的著作有：吴杰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尚钺的《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钦本立的《美帝经济侵华史》、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傅筑夫和谷书堂的《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张郁兰的《中国银行业发展史》、杨培新的《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等。研究成果的内容结构，形成了两个研究重点。一是突出了揭露列强经济侵华，出版有关的著作和资料书14种，78篇，均占总数的14％左右；二是兴起了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热潮，出版有关著作和资料书56种，220余篇，分别占总数的56％和40％左右。研究的领域，除了对旧有领域作更加全面深入的探讨之外，还有不少新的开拓，有关资本原始积累、民族市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农产品商品化、新民主主义经济、少数民族经济，以及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课题，几乎都是这一阶段才有较多研究的，并取得了程度不等的成果。
（二）讨论的主要问题
在这17年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开辟了不少新的领域，并展开了不同观点的热烈讨论，推进了各相关问题的研究。
第一，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这一讨论发生于 1956?1965年间。多数论者认为中国有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鸦片战争后，有一部分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流入新式工业；政府和官僚把一部分搜刮来的财富投资于工业；特别是一些买办和商人的资本转向工业投资；外资入侵也造成了中国的商品和劳动力市场。其特点是：有外资的参与；对小生产者的剥夺特别残酷；速度慢而不充分，规模大而数额少；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交叉并进。少数论者认为没有原始积累过程。因为农民和手工业者处于被压迫和破产的境地，不可能进行原始积累；官僚、地主、商人的货币财富绝大部分用于购买土地、从事商业和商利贷投机，即便有少数投入民族工业，也只是资本的转化和积累，不属于原始积累；政府则因其压制民族工业，不能充作原始积累的工具。另有论者提出，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经过了两个阶段。鸦片战争之前为第一阶段，它与资本主义萌芽同时开始于16世纪中叶，其特点是民族的、自发的、零散的和迂回曲折的。鸦片战争之后为第二阶段，其基个特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4)
第二，民族市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1961-1963年间，讨论的焦点是民族市场的形成与否，及其形成的时间和性质。多数论者认为近代中国已形成民族市场，但对形成的时间和发展的过程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自明代中叶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统一的民族市场已逐渐形成；有的认为1840年以后民族市场逐步形成；有的提出19世纪末开始形成，到20世纪20年代后有较大的发展；他们还指出，这种民族市场虽然带有半殖民地性，但是不能由此否定它的存在。也有少数论者认为，中国始终没有形成民族市场，只在1840年后出现了半殖民地性的国内市场，而且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货币和物价的不统一、帝国主义的争夺和军阀战争，使国内市场处于分裂的状态。(5)
第三，洋务运动与中国资本主义问题。这一讨论是由姜铎的文章引发的，他在1961年底和1962年初先后发表3篇文章，重点强调了洋务企业因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具有的对民族资本的刺激和促进作用。并认为“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制度，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资本主义初期发生阶段所必经的过程，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并与外国资本存在着明显的矛盾。(6)
姜铎的文章很快引来了不同观点的商榷。如牟安世指出，洋务企业只是进行了技术改革，没有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因此不能说是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官督商办制度不仅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并且是封建买办官僚侵吞民族资本的一个有力工具。邵循正认为，洋务企业的官僚资本主义色彩是很清楚的，洋务运动庇护的主要是买办化官僚集团，其次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中下层得不到什么庇护。张国辉认为，官督商办制度是洋务派官僚与买办相结合的形式，其实质是官僚买办集团对近代企业的垄断和分肥，形成早期的官僚资产阶级。(7)
还有第三种观点。如夏东元认为，洋务军用工业虽然向官僚买办型发展，但已具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李运远和汪敬虞认为，洋务派创办各类企业的过程，并不单纯是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而需要注意到它的分化。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产生道路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纯粹商办的是一种，由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而转化的是另一种，且更为主要，更占优势。(8)
第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问题。这一讨论集中于考察近代机器工业的产生与资本主义萌芽和外国资本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与资本主义萌芽基本上没有关系。鸦片战争后，工场手工业遭到严重摧残，很少能向机器工业过渡，近代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延续，而是在外国资本的刺激下，依靠封建国家的权力和官僚、商人、买办的投资创办起来的。(9)
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18?19世纪中国城市小手工业已很发达，许多地区已存在民营和官营的手工业工场。前者为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后者虽具有纯粹的封建性，但对19世纪后半叶近代工业的发生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们或继续存在，并逐步发展成为近代工业；或在洋货的竞争下转产；或虽被迫停闭，但其资金、技术和工人流向其他近代工业。因此，外资入侵不能切断资本主义萌芽与近代工业的联系，工场手工业是近代工业形成的重要途径。(10)
第三种观点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很密切，也不是没有。一些大工业基本上都是直接采用机器生产的，但多数行业经过了工场手工业阶段，有的还长期停留在这个阶段上。从企业家数上来说，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有80％是工场手工业。外资虽不能完全切断它们两者之间的联系，但使萌芽不能独立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及其在外国侵略下的变化，是产生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位原因。(11)
第五，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问题。民族资产阶级的研究所涉及的，一是关于形成的时间，有19世纪70年代形成说和1895年前后形成说两种观点，他们都是通过考察民族资本的企业和投资者的数量而提出，后一种观点还以为据认定民族资产阶级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二是关于分层，有关研究都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上、中、下三层之分。(12)
买办资产阶级的研究，一是把它的产生发展的过程，分为1912年之前的初步形成和发展阶段；1912?1927年的发展阶段；1927?1949年的发展为官僚资产阶级阶段。二是把它的性质和作用定为完全依附于外资的反动阶级，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有学者认为它与民族资产阶级有若干共性，有相互转化的可能。三是认为它是外资侵华的重要合伙者和支持者。(13)
（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由上可见，在这17年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明显的进展，但是也存在着一种隐患，这就是不能很好地贯彻“双百”方针，不能正确地理解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的精神，使学术研究过多地受现实政治的影响，存在着从某些政治原则出发作简单逻辑推理的现象。
在关于在华外资的研究中，为了适应当时国际反帝斗争的需要，在较多地注重外资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动性的研究时，忽视了探讨外资输入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客观作用，不注意研究中外资本之间的正常经贸关系。
在关于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的讨论中，有些论者简单地从提出的“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原则出发，对提出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主要发生在外资入侵之后观点的学者进行批判，甚至加之以“美化帝国主义”的罪名。
在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研究中，从为当时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服务出发，较多地批判其剥削工人、抵制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性和软弱性，很少探讨其在近代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和水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性出发，简单地认定为“日趋没落”，虽有短暂的发展也完全归结于人民反帝斗争和列强放松侵略的结果，很少从国际条件和国内社会制度、经济机制的变革等方面进行分析。
在关于近代中国政府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的研究中，存在着从政府的政治性质出发而完全否定的现象。如对洋务运动的研究，有些论者从阶级斗争和清政府的封建性、反动性出发，认为它只是一次清政府挽救封建统治地位的运动，是一次反动的卖国运动，不仅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且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毫无进步可言。又如对晚清和民国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政策，也往往从政府的反动性和封建性出发，不是作简单的否定，就是以“徒具形式”论之。
指出上述这些倾向，并不是说近代经济史研究不需要为现实社会服务，也不是说这些研究的成果都是不正确的，而是意在总结经验教训。这些倾向的出现，从总体上说是时代所造成的，虽然难以避免，但应该引以为鉴。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带有教条主义的色彩，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用阶级性、政治性、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价值判别标准来衡量经济的落后或先进、衰退或发展，甚至取代经济标准和经济法则。从学术方向上来说，是没有很好贯彻双百方针的反映，为了迎合形势，论述畸轻畸重，尊己抑彼，对持不同研究视角和不同学术观点者，不能以民主平等的学术讨论方式对待之，更不能以开拓进取的精神鼓励之。这些倾向，到“”时被利用、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本学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二、严重挫折阶段（1967?1976年）
正当本学科在已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即将进入全面发展的时候，“”爆发了。当时，极左路线猖獗，搞经济建设被视为“修正主义”；“影射史学”横行，儒法斗争史和阶级斗争史代替了整个史学。在这种背景下，以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代经济史当然要被打入冷宫，上一阶段已经开始的所有研究计划都被迫中止，新的研究课题更无从着手，本学科的研究几乎处于完全停止的状态。
就研究成果而言，在这10年中，只有l本书和9篇文章问世，数量之少令人难以置信。如果再仔细看一看这些有幸出世的书和文章的内容，更显示出极左路线对本学科的摧残。这1本书就是197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出版的《江南造船厂史》，它的内容，主要是通过叙述该厂工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史实，反映近代中国无产阶级如何锻炼成长为最革命、最有觉悟的阶级。它的出版过程更显示了极左路线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该书原是1964年完成的《江南造船厂厂史》书稿中的一部分，因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将这部分抽出来经加工后先行出版，并在书中污蔑和攻击刘少奇，而有关该厂创建和发展过程的部分均被删除，直到1983年，原书稿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表的9篇文章中，有3篇是关于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和江苏、安徽农村的阶级和土地关系的；2篇是关于工人阶级的；2篇是关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资本主义剥削的；2篇是配合中苏边界争议而写的关于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经济开发问题的。显而易见，这些文章都只是由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或国际斗争有一定的可鉴之处才得以发表的。
就学术讨论而言，这一阶段已没有真正的学术讨论可言，而只有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批判”和“”。如把洋务运动作为批判“洋奴哲学”的靶子，洋务运动和洋务派成了“祟洋”和“洋奴”的同义语，无有敢持异议者，使洋务运动史几成研究的“”。
三、从反思走向全面繁荣阶段（1977年以来）
“”结束后，本学科的研究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10年前已在研究而被迫中断的项目从新着手进行，已完成而未能出版的论著和史料得到解放，新的研究工作也很快起步。特别是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受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高潮的带动，也由于历史学和经济学深入研究的需要，本学科的研究在继承和反思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旧课题，不断开拓新领域，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进入了日益欣欣向荣的全面繁荣阶段。
（一）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
第一，学科的意义和价值更加受到重视。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兴起和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近代经济史学科更加受到重视。1981年，刘大年首先发表文章，指出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对深入研究近代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近代经济史是整个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如果要把历史研究真正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就必须认真研究经济史。因此，近代经济史研究是当前深入研究近代史的最重要课题和突破口。1983年，经君健又从开展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指出了研究经济史的重要性。1986年，严中平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在总结和反思本学科的研究经验教训后，提出本学科的目标和任务说：对内应发挥经济史学的社会效应，对外要走上国际讲坛，以我们的成果树立我国经济史学科在世界学术之林中的地位。(14)傅筑夫、丁日初、魏永理、张永东等学者，也先后就此发表了文章。他们所提出的有关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认识和观点，得到了学术界广泛认同和响应，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第二，研究队伍进一步增强。与近代经济史受到重视相应，从事本学科教学和研究的队伍逐渐扩大，构成益趋多元化。不少高等院校的历史系和经济系增开了近代经济史课程，有的院校和研究所陆续开始招收本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新生力量陆续进入本学科的研究行列。同时，还有一批原来从事一般历史学、经济学、农林学、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涉足本学科的研究；有些在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地方志编写机构工作的研究和编写人员也陆续加入了本学科的研究、编写和资料整理工作。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以及有些地方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也逐步开创了工商资料专辑的编写工作。
本学科的学术团体组织也日益推广。1983年的全国史学规划会上成立了“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辑委员会”，并开展了一些促进学科发展的工作。1986年12月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内中设有近代经济史分会，13年来做了许多学术交流工作，对学术研究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地方性和专题性的学术团体也从80年代初开始陆续组建，至今许多省市成立了经济史研究会之类的学术团体，专题性的学术团体亦多有设立。这些学术团体，有的通过举行研讨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推进学术研究，有的则组织和进行了相关专题的实际研究工作。
第三，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带动下，研究方法日益受到重视。如严中平、吴承明、彭泽益、张仲礼等不少学者，都撰文强调要改进研究方法，提出了要扩大视野，不能就中国论中国、就近代论近代、就经济论经济、就事论事；要采用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计量研究；要注意典型解剖，以点观面。特别是吴承明对此贡献最多，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见解，如关于应当如何运用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中地理论（中心地和边缘地区理论）、社会学、系统论等方法的意见，对改进经济史研究方法很有启发意义。刘佛丁对此也致力颇多，尤其重视采用各种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15)
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各种新的研究方法被日益广泛地采用。除了上述有关学者所提出的各种新方法均有不同程度的运用之外，还有一些新的理论方法被采用，如现代化理论、法学、城市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经济伦理学、市民社会理论、价格理论、房地产理论等。这些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对研究的视野扩大和角度创新，对分析的深化和合理化，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作用。
第四，研究领域不断扩展。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逐步发展，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广泛拓展，呈现出总体研究开拓新思路，专题研究日益多元化的趋向。如关于工业化问题、企业制度、企业集团、生产技术、房地产业、价格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市镇经济、农村经济、城市经济、区域经济、国际收支、华侨投资、人口经济、经济社团、经济政策、民国经济、战时经济、革命根据地经济、海关制度等以前几近空白的领域，都已有了一定的研究。
以前有所研究的领域，又开辟了不少新的研究课题。如农业史研究中的农垦事业、经营地主、农业近代化；手工业史研究中的手工业与现代工业的互助关系；商业史研究中的商业行帮和商事习惯；金融史研究中的信托、保险、证券和交易所；交通史研究中的公路、航空和邮电；市场研究中的教材、城市、区域、全国、生产资料、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房地产等市场；少数民族和边疆经济史研究中，不仅所涉及的民族和地区进一步扩大，而且开始探讨发展模式的问题。
关于中外经济关系、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资产阶级、太平天国经济、洋务企业、地主经济等以前有较多研究的领域，不仅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且走出了片面和僵化的模式，向着系统全面和实事求是的方向前进。
第五，研究成果迅速增加，研究水平明显提高。上述这些客观和主观条件的改变，有力地推动了本学科的研究，研究成果持续快速增加。1979-1998年的20年中，本学科共出版著作约700种，约6000篇。其中1985年之前的7年中，出版著作近140种，近1600篇，分别占这一阶段总和的20％和27％，但其数量已大大超过前30年的总和，特别是论文数量超过了1.5倍。1986年之后的13年，研究成果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涌现了一批高水平的、开创性的优秀著作。如50年代开始准备，80年代初着手写作的，由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2册，由汪敬虞接替主编的该书1895?1927年卷3册（即将出版）；50年代启动的由许涤新和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3卷本，均从1985年起陆续出版，代表了本学科总体研究的前沿水平。一些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专题研究也有大量著作问世。有些专题已有比较全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如张仲礼、隗瀛涛、罗澍伟、皮明庥等主编的上海、重庆、天津、武汉等地的城市史；从翰香、苑书义、孔经纬、段本洛等编撰的华北、东北、江南等地的区域（农村）经济史；陈诗启、戴一峰等撰写的海关史；徐鼎新、马敏、朱英、虞和平等撰写的上海、苏州、全国的商会史；刘佛丁、王玉茹、陈争平等撰写的有关经济发展、价格结构、国际收支等方面的计量经济史。有些专题虽然尚为个别人所研究，成果比较单一，但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已显示了重要的发展方向。
资料工作也取得了相应的丰硕成果。除了第一阶段中的几项系列资料继续编辑出版外，新的综合性和专题性资料大量出版，所涉及的领域有：中华民国经济、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行业经济、中外金融和工矿企业、商会和行会、海关及税收、华侨投资、南开经济指数、自贡盐业、盛宣怀、张謇，以及地方经济史志，等等。
（二）讨论的主要问题
与思想解放、研究方法创新和研究领域开拓相应，这一阶段本学科的学术讨论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以往有关讨论的反思和深化，即旧题新论，二是对新领域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的讨论。
就旧题新论而言，突出表现为不再机械地从社会政治状况和阶级政治属性的传统判断出发，对近代经济和资产阶级状况作推理性的论述，而是注意实际状况的考察，使政治与经济、政治与资产阶级的互动关系分析，更加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下述几个：
第一，关于中外经济关系问题。对于中外贸易，丁日初、沈祖炜认为，它是暴力掠夺性贸易同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正常贸易交织在一起的，从长期的变化趋势来看，后者是主流，在客观上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了积极作用，诸如推动商品经济发展，加速自然经济分解，促进城乡经济的繁荣和近代工业的发展等。张仲礼、李荣昌认为，中美贸易具有较多的自由贸易色彩，有显著的比较利益，有促进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兴起和技术输入等作用。对于外国在华投资，丁日初认为，它向中国人提供的银行和运输服务、贷款、现代化机器设备和技术训练，是有利于中国资本的一面；它力图挤垮或兼并中国同类企业，是排挤中国资本主义的一面。然而后者只存在于某一时期或局部范围内，且到条件发生变化时就可能减弱以至于消失。曹均伟还认为，中外合资企业也有积极的一面，它扩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缓和了中国的资本短缺等。(16)
第二，关于传统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问题。传统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丝织业、井盐业、榨油业、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有所发展，成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还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工人、技术和市场条件，有的更逐渐转化为机器工业。(17)传统商业在鸦片战争后就陆续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其经营的商品逐渐以资本主义生产为主要基础；其市场流通范围逐步扩大；其取得的利润已成为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其生产关系已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雇佣性质；其经营方式逐渐采用经销、代销、包销、拍卖、批发、信用结算等新方式。(18)农业经济虽然仍以传统农业为主体，但是新型的资本主义农业也在缓慢发展。如经营地主、富农、农垦公司在逐渐增加；耕种、灌溉、化肥、种籽等方面的新式技术和设备在逐渐推广；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商品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农业人均产出亦非一直处于下降状态，而是有升有降，且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农业总产值中的资本主义农业所占的比重也在逐渐提高，1936年时达到10％的最高水平。(19)
第三，关于国内市场问题。新的进展，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对农产品商品化发展状况的考察，论证了近代的农产品商品化呈现为加速度发展的状态，农产品的市场不断扩大。二是对国内贸易总值和市场规模的考察，对某些阶段和某些年份的国内贸易总值进行了估算，特别是吴承明估算出了1870、1890、1908、1920、1936年5个基期的市场商品总值和期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4、l1.7、23.0、66.1、120.2亿两（规元）；l.20％、1.14％、6.28％、2.89％。(20)三是对各种类别市场的研究。如关于华北、四川、江苏、广西等农村市场的研究，探讨了市场的区域等级结构、商品流通渠道和交易规模，以及地方特点等。关于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城市市场的研究，探讨了市场的发育过程、交易方式、功能作用和特点等。关于生产要素市场的研究，张仲礼等认为，在近代上海，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已完全形成，技术市场、信息市场也开始出现；王玉茹则认为，到40年代，生产要素市场在经济发达地区初步形成，但仍发育得很不完善；赵津探讨了全国主要房地产市场的经营方式及其与金融业和政府的关系。四是关于市场价格体系的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民国时期的价格变动及其规律；城市房地产价格变动规律及其对城市土地利用、城市“建筑革命”等方面的调节和促进作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并不存在，以及借贷利率下降、工农业工资差距扩大、土地价格上涨对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五是张东刚的关于市场需求的研究，认为近代中国总需求呈不断上升的总体趋势，其基本特征是低水平波动上升，增长幅度较小，结构变动也不尽合理，但也对经济的发展和结构变化产生了相应的促进作用。(21)
第四，关于洋务企业问题。有关论者人都认为官督商办民用企业具有资本上义性质，但属何种资本上义则见解不一。刘大年、黄逸峰、姜铎、汪熙、张国辉、黄如桐、樊百川等都坚持官僚资本的观点。丁日初、沈祖炜、李时岳、胡滨、张耀美等认为属于民族资本，或称国家资本。其理由是：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国家，经营管理上虽然有封建性，但没有买办性和垄断性，与政府的官僚资本不可相提并论。(22)汪敬虞、夏东元等则提出了早期官僚资本（雏形）与早期民族资本（胚胎）共存论，认为两者同时产生，彼此渗透，互相转化，分途发展。(23)
第五，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问题。新的研究不赞同以往那种政治日趋黑暗导致经济日益衰败的观点。不少学者通过大量的计量研究，认为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是艰难曲折的，但总的来说是逐步增长的，而且指出一次大战结束至抗战爆发时期，中国的经济仍有程度不同的增长，并提出了近代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的理论。(24)
第六，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新的研究认为：洋务运动时期不存在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野，丁日初则认为不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明确提出了“一个阶级论”；买办不仅可以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而且是其中的一部分；把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并以此认定其政治态度，与历史事实不符，这是把政治态度和经济地位机械联系的结果。(25)
就新辟领域的研究而言，讨论较多的有下述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历届政府的经济法规和政策问题。对晚清政府所制定的工商法规和振兴实业措施，朱英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通过分析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具体内容和实施状况，在指出其弊端和缺陷之外，亦肯定其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法制建设的先导作用，对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作用。虞和平认为，就其制订过程、科学性和可行性而言，与资产阶级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但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产生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对民国北京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法规和政策，虞和平的有关研究还认为，它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较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较大地改善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秩序，在近代中国经济法制建设进程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上，未能充分发挥其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对南京国民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法规和政策，近年来有较多的研究。除了对其法规体系和基本政策进行比较全面的陈述和一分为二的评价之外，着重研究了一些重要的专项政策措施，如法币政策、关税自主政策、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统制政策等，认为它既有掠夺性和妥协性的一面，又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26)
第二，关于商会问题。徐鼎新、马敏、朱英、胡光明、虞和平等的有关研究，讨论了商会的产生发展过程、社会属性、组织结构、功能作用、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外交活动、中外比较等问题。其中讨论较多的问题有：对其性质，朱英认为清末商会具有“官督商办”的性质和特点；虞和平认为它是一种商办的法人社团。对其组织构成中的与行会的关系，马敏、朱英认为商会与行会是截然相异的；虞和平认为，两者在协调成员关系和官商关系、经济管理、利益自维等功能上，具有相同和互相依赖的关系，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其促进早期现代化的作用，朱英、马敏、徐鼎新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它的经济促进作用；虞和平还从改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有助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和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商人外交的产生和发展等角度，考察了商会的这一作用。对其与资产阶级成长的关系，朱英从商会的组织状况和政治活动角度，提出商会的诞生是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虞和平则认为，清末各地商会的诞生使资产阶级进入从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转化的过渡阶段，民国初年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则使之进入基本自为的阶段。对其与政府的关系，虞阳平认为，在1904?1930年间，呈现为依法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向着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转变的趋势；朱英认为在清末民初时期主要是良性互动的关系。(27)
第三，关于经济现（近）代化问题。有关研究主要探讨经济现代化的促进因素、阻碍因素、总体状况、中外比较等问题。
四、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缺陷和薄弱之处。
第一，关于运用新方法、开拓新课题与坚持马克思本义为指导相结合的问题。如前所述，引进国外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繁荣发展和走向世界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在某一理论、某一方法引进的初期，往往尚未很好理解消化就匆匆采用，不能很好地与相应的题材和史实相结合，曾出现过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如生搬硬套某一理论模式或框架的现象；简单搬用某些新词汇和术语的现象；理论方法与研究内容缺乏必然的内在联系的现象；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脱节，以论取材，以偏概全的现象。这些现象使有些研究成果除了在表现形式和表述用语上求新之外，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新意提出，即使有些新意亦难以令人信服；或者不能使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发挥特有的效用，虽然用上了新的框架和名称，也进入了新的研究领域，但是不能形成新的研究体系和特色，只是停留在某种历史现象陈述的水平上，从而失去采用新理论方法的意义。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现象虽然逐渐减少，但是仍然有所存在。
第二，关于时代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问题。许多新观点的提出和新课题的开拓，都不同程度地希望为现实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服务，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种为现实经济建设提供借鉴的服务，必须是科学的服务，也就是说所提供的借鉴是经过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而得出的，近20年来有不少这种时代性与科学性较好统一的研究成果，较好地发挥了本学科为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功能。但是也存在着那种缺乏全面的科学研究，只从现实的某种经济变革及其需要出发进行简单比附或类推的现象，如从现在肯定引进外资的必要性出发，而去全面肯定近代在华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从现在需要发展对外贸易出发，而去过分强调近代中外贸易的平等性；从现在外资企业中有中方职员和工人出发，而去完全否定近代买办对外资的依附性和外资企业对中国工人的剥削性，等等。
第三，关于内容结构的问题。1979年以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虽然开拓了不少新的领域，但受原有研究基础和资料条件的制约，研究课题的布局不平衡，以至在有较多研究的领域内出现一些低水平重复研究的现象，而在一些较少研究的领域内则存在着诸多缺少研究的薄弱环节，甚至空白地带。从总体上来说，对社会经济、生产力、流通、消费等领域的研究比较薄弱。对房地产业、经济体制、经济法制、企业管理、企业集团、经济组织的研究则刚刚起步。市场、金融、商业、农村经济、商会等领域虽已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研究主题不平衡。如对市场经济，研究农产品商品化、市场规模、市场区域结构的较多，研究生产要素市场和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的较少；对金融业，研究银行、钱庄等信贷机构的较多，研究保险、信托、证券的较少；对商业，研究商业资本和内外贸易的数量、性质和作用的较多，研究商事习惯、促销方式、财务管理的较少；商会研究主要集中于1927年之前的上海、天津、苏州三个地方商会的组织性质和结构、经济和政治作用，1927年之后的状况、其他重要的地方商会，以及商会的城市管理、商事仲裁、法律参与、国际交往及其与市场结构、市民社会的关系等则很少研究，甚或近于空白。
克服和弥补上述这些缺陷，加强内容结构中那些薄弱方面的研究，无疑是今后近代经济史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注释：
(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l卷“总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严中平：《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一个薄弱环节》，1956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3)孙健：《国民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任务》，《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
(4)博筑夫、谷书堂：《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从翰香成关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黄逸峰：《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形式及其特点》，《江海学刊》1962年第3期；伍纯武：《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3期；关梦觉：《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初步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5)杨志信：《中国民族市场是明末开始的》，《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李家寿：《试论中国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1963年5月13日《光明日报》；孔经伟：《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是否形成了统?市场》，《学术月刊》1961年第5期；陈诗启：《近代中国有没有民族市场的形成》，《中国经济问题》1961年第5期。
(6)姜铎：《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1961年12月28日、1962年1月12日《文汇报》。
(7)牟安世：《关于洋务运动对中国早期民族资本的作用问题》，1962年5月17日《文汇报》；邵循正：《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新建设》1963年第3期；张国辉：《中国近代煤矿企业中的官商关系与资本主义发生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
(8)夏东元：《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李运远；《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财经科学》1957年第3期；任敬虞：《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看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新建设》1963年第8期。
(9)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
(10)孙毓棠：《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序言”，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11)吴承明：《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问题》，《经济研究》1865年第9期；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1965年8月20日《人民日报》。
(12)郭沫若：《中国史稿》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张万全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究竟何时形成的》，《学术月刊》1963年第9期；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3)黄逸峰：《关于旧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研究》，《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伍丹戈；《论旧中国买办资本的落后性和反动性》，1964年8月12日《光明日报》；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14)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1981年2月17日《光明日报》；经君健：加强中国经济史研究是发展经济学科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经济研究》1983年第10期；严中平：《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15)严中平：《中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彭泽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刘佛丁等：《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6)有关论者的文章参见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l990 年版；丁日初：《议经济现代化》，《上海研究论丛》第2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曹均伟：《对近代中外合资企业的再认识》，《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17)彭泽益：《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场手工业》，《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汪敬虞：《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8)朱英：《近代中国民族商业资本的发展特点与影响》，《华中师范学院研究生学报》1985年第1期，黄逸平：《近代中国民族商业资本的产生》，《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版。
(19)丁长清：《试论中国近代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南开学报》1984年第6期；刘克祥：《1895?1927年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品商品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集，1988年12月；吴承明；《中国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虞和平：《改造传统农业》，章开沅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0)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1993年版；曹中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杜恂诚：《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流通量的一个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沈祖炜：《1895?1927年中国国内市场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近代中国》（上海）第4辑（1995年）。
(21)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谢放：《清末民初四川农村商品经济与社会变迁》，《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唐文起；《清末民初江苏农村市场论述》，《江海学刊》1992年第5期；张仲礼《近代上海市场发育的若干特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赵津《中国城市房地产史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贾秀岩、陆满平：《民国价格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年版；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张东刚：《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2)丁日初、沈祖炜：《论晚清的国家资本主义》，《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李时岳、胡滨：《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
(23)汪敬虞：《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夏东元：《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社会科学》（上海）1982年第9期。
(2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张仲礼：《关于中国民族资本在20年代的发展问题》，《社会科学》（上海）1983年第10期；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3卷；刘佛丁：《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5)丁日初：《关于“官僚资本”与“官僚资产阶级”问题》，《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买办商人、买办与中国资本家阶级》，1987年3月17日《文汇报》；王水：《买办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7集，1984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