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家为话题的作文范文1
【关键词】话题作文 拟题 方法
“话题”，就是指谈话的中心，以所给的话题为中心，并围绕这个中心内容而进行选材写出的文章就是“话题”作文。这类作文题表面上一般不含有观点，内容上不予限制，形式上往往也是体裁不限。话题作文其实只是提供了一个话题，即规定了表达的中心内容，而不限制取材范围和表达方式的作文形式。以话题为内容的开放式命题与以往的命题作文相比较，它的好处是给考生写作的空间更大。话题作文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相关性，即话题作文必须与话题相关，一般情况下，话题作文的要求只规定话题的范围，而不限定作文的主旨。二是自由性，这是话题作文最大的特点。考生在题目、选材、文体、想象空间上有极大的自由性和自主性。三是想象性，话题作文就是要让学生驰骋于形象思维的空间，表现中学生丰富的联想与想象能力。因为话题作文更有利于形象思维的涌动，学生尽可以放开手脚，海阔天空，任意翱翔。
话题作文开端在于拟题，标题可谓“文眼”“窗口”“第一印象”。题好一半文，拟一个让人心动的标题，能让读者耳目一新，如沐春风，紧抓读者心弦。从考试角度看，拟题质量如何，不仅标题本身占分，而且关系到作文的质量，无疑你的作文分数就远超他人。所以拟题切忌掉以轻心，而应“以小为大”。所拟定的题目要注重“切题”“新颖”“凝练”“创新”“有文采”几条原则。下面结合笔者自己在教学中的体会和经验，介绍几种常用的拟题方法。
一、巧用修辞法
修辞法是指根据特定的语言环境、内容和问题，运用比喻、拟人、反诘、对偶、双关等修辞方法拟题，使题目生动、鲜明、贴切。如以“幸福”为话题，可拟为《幸福是一杯甜咖啡》；以“挫折”为话题的《挫折是一种美丽的痛》；以故乡为话题的《故乡，我的爹娘》；以“诚信”为话题的《赤兔之死》等。这些题目运用了合适的修辞比喻手法，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闪闪发光，深深打动阅卷老师的心。
二、中外结合法
此法指的是引用或者音译人们熟悉的外语短语或句子作为题目。这种标题，幽默色彩浓重，常给人带来轻松、愉悦的感觉。如“幸福”话题——《Come on，给我感觉》，“电脑”话题——《Internet，my only love》，“科技”话题——《Are you ok？E-mail》，“校园”话题——《I am sorry，女孩》。
三、巧用化用法
将影视剧片名、歌曲名、诗词、谚语、俗语、歇后语广告语、书名等稍加改动作为文章的题目。不仅是作文快速拟题的高明之举，而且可使文章的题目显得新颖别致，熠熠生辉，妙趣横生。如以“理解”为话题的《爸爸，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对面的男孩看过来》。以“亲情”为话题的《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以“环保”为话题的《我想有个家—北极熊的哀求》。以“学习”为话题的《都是考试惹的祸》《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生活”为话题的《笑傲生活》《我和挫折有个约会》。以“诚信”为话题的《赤兔之死》。以上例子通过引用大家熟悉的诗词、名人名言、广告词、等作为题目，使得文章标题贴近生活，使人喜闻乐见，倍感亲切，产生了独特的魅力。
四、流行元素法
《小议“统一口径”》《 同桌你“out”了》《非诚勿扰》《记住我的QQ》《坑爹的考试》。这些题目都使用了流行元素或时尚标语，因为时尚标语或流行词汇都是大家熟悉的、了解的，所以读者一看降低了阅读的难度而且吸引了读者的眼球，给人以新奇、时尚感。
五、设置悬念法
文章题目最忌“千人一面”。标题设置悬念，把文章内容设置得一波三折，才能紧紧抓住读者的心，产生强烈的阅读欲望。显然，如果能在拟题时故弄玄虚或者有意识的设置悬念，能收到吸引读者、引人入胜的效果。这就要求我们克服思维定势，逆向思考，追求陌生效果，拟出让阅卷老师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的好标题。如《高手》《女声传来的纸条》《100分，我恨你》《死海不死》《美丽的谎言》等。
“花香蝶自来，题好一半文”。古人把拟题比作“点睛”，画龙即毕，点睛尤为重要。上述方法只是众多拟题方法中的几个“特例”，更多的拟题技巧还需要大家在阅读与写作的实践中去发现、去总结。要想作文拟题时得心应手，就得多看多留意。特别是报刊上的标题，品味借鉴，从中汲取营养，同时加以模仿，如能长期坚持，拟题水平必大有提高。当然好的作文拟题只成功了一半，想作文出色，还需在构思、选材、语言等方面下工夫，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好的作文。
【参考文献】
［1］张立梅. 浅谈中考话题作文的拟题方法. 考试（中考版），2009（4）.
以家为话题的作文范文2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启幕，让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中国。世博会作为具有较大影响的国际性博览活动，具备全球性媒介事件的典型特质，是塑造和提升我国国家形象的难得机遇。人民网创建于1997年1月1日，以其权威、及时、多样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在国内重点新闻网站中独树一帜，是塑造和传播现代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自2010年5月1日上海世博会拉开帷幕，人民网在网站首页显著位置建立链接，推出“世博专题”报道，综合运用文字、图片、音视频、论坛、寄语、博客、播客、访谈、手机、聚合新闻（RSS）、网上直播报道等多种网络传播形式，每天以12种语言向国内外网民全方位传递世博动态。
本文以人民网“世博专题”中有关中国的阶段性报道为研究对象，描述作为“权威媒体、大众网站”之代表的人民网在有关世博报道中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图景。研究选取上海世博会开幕后两个月，即2010年6月1日～2010年7月31日期间人民网“世博专题”中有关“上海世博会与中国”的报道进行阶段性分析，纳入样本的报道共计270篇。这一时间段的选择，主要考虑到此期的世博报道较之开幕初期已渐成常态、相对稳定。
一、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报道主题分布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该主题的演绎至少从三个侧面诠释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执政和谐、经济共荣、文化多元。人民网在世博报道中建构和传播的中国国家形象是否与之相契合？通过对报道主题的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窥斑见豹的作用。
报道主题的归类主要根据新闻报道的内容进行划分。如果一则新闻涉及二类及以上不同内容，则观其主要的一类新闻内容，归入相应的类别。
表1
从表1可知，人民网世博专题2010年6月～7月间有关中国的270篇报道中，总体上是在世博新闻报道框架之内，围绕政治、经济、文化三大主题系列展开并进一步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同时，在对不同新闻主题的选择上表现出了一定的侧重，以政治理念为主题的报道（世博会组织运营、社会文明、可持续发展、政党活动、港澳台侨）占绝对优势，为64.8%；经济主题新闻（交流合作、科技创新、改革成果）与文化主题新闻的数量可以说是平分秋色，分别占报道总量的17.8%和16.3%。其中，在围绕三大主题进行的具体报道方面，话题又具有多样性，如图1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人民网世博专题选择了从世博会组织运营、社会文明、可持续发展、港澳台侨、政党活动等五个大的维度诠释中国政府和谐执政的理念。其中，关于世博会组织运营的题材涉及最多，占到41.2%，相对较多的依次为以社会文明、可持续发展和港澳台侨为题材的报道，以政党活动为题材的报道最少，占7.4%。
如图3所示，人民网世博专题关于世博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报道话题主要集中在经济交流与合作、改革成果、科技创新等三个方面，三种话题的新闻报道比例分布较为均衡，依次为38.6%、34.1%和27.9%。
另外，通过对具体报道的内容分析，人民网关于交流合作方面的报道既涉及中国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也体现了中国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经济方面的对话与交流。
人民网世博专题中涉及到中国民族文化元素的报道较多，其中，明显表现出文化主题偏向的新闻占报道总量的17.8%，如图1所示。对涉及到文化主题的报道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此类报道总体上体现出传统与当代、主流与地方民族文化融合共生的文化生态，偏重于介绍中国传统文化。
如果说报道主题可以反映出对有关中国信息不同侧面的关注程度，对具体新闻属性和话语视角的考察则能够显示报道的立场和态度。
（二）新闻属性分析
如图4所示，“正面报道”的原则在人民网世博专题对中国的报道中得到了体现。在纳入分析的270篇报道中，正面报道所占比例高达全部报道总量的98.1％，相比之下，有限的负面报道，几乎只是起到了平衡中国形象的补充作用，且作用并不显著。
（三）新闻话语视角分析
如果将网络新闻信息作为一种话语体系来解读，网络媒体话语视角大致可分为三种：以话语的意识形态性为表征的官方话语视角、以话语的理性为表征的专家学者话语视角、以话语的大众性为表征的民间话语视角。
对新闻话语视角的考察，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具有很强官方话语色彩的人民网在构建和传播中国国家形象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立场和态度。
如图5所示，人民网世博专题中有关中国的报道在话语视角的选择偏向上加重了民间话语视角的分量，民间视角的报道占报道总量的半数以上，为51.9%，其次为官方话语视角的报道，占报道总量的38.9%，专家话语视角的报道较少，仅为9.2%。
（四）稿件来源分析
考察稿件来源的分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媒体信息资源丰富性和报道的客观程度。这里指的来源是网站稿件中标明的“来源”。
从图6可知，人民网有关世博与中国报道的稿件来源主要包括作为纸媒的报纸、通讯社、新闻网站以及本网自采新闻，报纸依然是新闻内容生产的主要渠道，摘自报纸的新闻占报道总量近半数的比例，为49.3%，其次是来自通讯社的报道，为27.4%，自采新闻占报道总量的16%，7.3%的新闻转载自其他新闻网站。
其中，所有的稿件皆来自国内的媒体，没有转引国外媒体报道中国的稿件。
二、结论与讨论
（一）传者影像：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
通过以上分析，隐藏于媒介符号之下的国家形象轮廓逐渐显现。人民网在世博专题关于中国的报道中，以较为多样的报道主题为载体，以正面积极的语调为主旋律，通过较为可信的媒介话语视角，总体上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执政和谐、经济发展、社会文明、文化繁荣。
在政治理念和社会文明方面，从形式上来看是报道世博会管理、协调、筹划、运作等具体工作井然有序，实则隐喻中国强大的国家组织力；通过对港澳台地区较多篇幅的报道，展现了一国两制体制下政治和谐、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对国人文明举止等社会文明行为的报道，向世界说明了当代中国公平、守序等良好的国民素质；对人类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的关注，展示注重生态文明、造福人类的中国国家形象。
在经济发展与交流方面，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成果和经济发展前景的报道，体现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蓬勃向上的经济形势；对中国国际合作、区域合作的报道，展现中国以合作求共赢的经济发展姿态；科技创新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原生力量，通过对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的报道，同时也包括对科技创新引领低碳经济的关注，向世界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他国产生的积极影响。
在文化传承与发展方面，以文化体现民族性，通过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当代文化成果的展现，介绍和传播国民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进而传播国家的文化形象，其中，既包括中国光辉灿烂的文明古国形象，也涵盖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国家形象，既有绚烂多彩的民俗文化，也有旖旎秀丽的旅游文化。
总体而言，纳入本文分析样本的人民网世博专题中有关中国的报道所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与2010上海世博会主题所诠释的中国形象具有一定的符合性，与当前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也具有一定的符合性。在全球性媒介事件的报道中，人民网作为中国网络媒体的主力军，在特有的新闻报道框架之内，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和平发展的中国形象。与此同时，如何从多维视角中全方位展示中国的国家形象？依然存在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二）传者愿景：多维视角中的国家形象
其一，从人民网世博专题中有关中国报道的新闻主题分布情况可以看出，人民网在报道主题的选择上更青睐以政治为主题的新闻，以经济为主题的新闻并未得到有效的凸显。事实上，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在9%以上的快速增长，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新的“经济奇迹”。近30年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近5年更是高达13%，为各国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被广泛认为是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范例，被称之为“中国模式”。传播当代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建构中国在世界发展中参与者、合作者、建设者的大国身份，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今天凸显“这边风景独好”，恰是当前我国媒体在全球化事件中建构和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的优势所在。
其二，在人民网世博专题有关中国的报道中，绝大多数报道是从积极的角度正面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据相关调查显示，有1/3来自西方国家的受众认为目前我国网络媒体的新闻报道政治色彩较浓。在全球化媒介事件报道中，我国网络媒体的作用是向世界传播中国，同时让国际受众了解和接受中国。这就需要遵循对外传播的一般规律，在国家形象对外传播时，平衡正反两面或多面的声音，以多维的角度全面建构中国国家形象。
其三，稿件来源对新闻事件的报道角度和报道倾向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人民网在世博专题有关中国的报道中，稿件来源尚显单一。淡化国家重点新闻网站的官方色彩，树立中国网络媒体独立、可信的传播者形象，需要借助多元化的新闻来源，平衡国际舆论。网络传播的优势在于对各种媒体资源的融合、共享与超越，融合来自不同媒介话语系统（包括国内外、多种媒介形式）的多种声音，形成交流、碰撞、博弈与制衡的传播机制，有助于提高在全球性事件报道中国际公众对于中国媒体的认同度。
以家为话题的作文范文3
关键词：神话学；人类学；图像隐喻；现代艺术；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J1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5）03-0184-04
出于某种人文主义的表达，20世纪的艺术家们持续使用古典神话尤其是某些神话的特定主题，利用这些神话资源的所指进行自己的艺术创作。与古典绘画的叙事性表达不同，他们更倾向于通过象征与隐喻的方式使占代神话的符号性作用在现代艺术中得以发挥。比如，1943年，美国抽象主义画家马克・罗斯科和抽象主义表现画家、雕塑家和版画家阿道夫・格特列博与其他艺术家宣称，他们通过诗性的表达来达到现代化古典神话的日标，以及“通过个人经验重新描述古典神话的含义”。
不同于居住在传统神话的上层建筑中而使之简化为纯粹的文学寓言，更多的现代艺术家力图去找出其更深刻的、本质的意义。因此，艺术家们比照了神话的普遍性象征，将之与他们作品中想要表达的意图结合在一起。对于古典神话来说，这些人物是真实的，现代文化保留了它们的二元性特质；就像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对于神话性的思考与神话本身足相平的关系。因此，纵观20世纪的艺术，神话人格与神话本身是相互作用的。
这种二元性以及艺术家们对神话题材利用的矛盾性是一片尚待开掘的学术领域来研究。对此，本文分别从历史、人类学、心理学与文学等角度来审视占代希腊神话如何作为人文主义的暗示出现在20世纪艺术之中，并尝试分析其意图与效用。
一、神话与历史
特定的神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艺术家们有着特定的吸引力，因为他们借用神话的象征性表达出当代的想法，暗示着当生的事件。对于现代艺术家来说，古典神话保留给当下人类的意义与它存远古时代的意义大致相同――德国著名学者瓦尔特・巴克特所定义的神话作为“古代传说的第二个版本，部分可以作为人类集体重要的本质性参照”。世纪根源于古典神话的艺术作品通常都显示出对社会压力的回应；其中一些特殊的主题在社会与政治紊乱时期亦有着特别的吸引力。法国艺术家安德鲁・马森和立陶宛立体主义雕塑家杰奎兹-里普奇兹以及其他艺术家表现包括暴力与挣扎的神话传说（比如《劫夺泊尔塞福涅》和《特修斯残杀米诺陶》），是为了表达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势力的反抗，以及对人类动物性本能的表达。相同的时代背景之下，艺术家们利用特殊的神话题材作为隐喻来表达欧洲的大事件，表达自己的苦恼以及迫近的厄运――所有西方文化中的仁善都有可能被毁灭殆尽。
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过程中，年青一代用神话点亮当下，因为他们通过神话转译历史，而个体与集体的想象就是它的产物。特别是当代德国艺术家，根据自己对二战的记忆自由地阐释历史，通过再现一个更早时候由纳粹提供的完全不同的幻象来与关于二战的真实记忆达成某种协议。他们带领我们审视民族主义的悲剧性后果，这方面，典型的是德国画家、雕塑家安塞姆・基弗的人道主义绘画通过描绘废墟场景中的古代灾难来暗示战后被毁坏的欧洲。
现代政治冲突的神话性比喻将它的题材从二战扩展到整个世界的反战情绪中。对于战争的看法成为当代艺术家作品中的一大表现题材，不管是作为存在的现象抑或足对核灾难的恐惧。可以理解的是，一些现代艺术家受到荷马《伊利亚特》的启发找到灵感，而且对传奇英雄被卷入这场日后成为战争典型与符号的战争之中抱以同情。美国画家、雕塑家和书法家塞・托布雷在他1977～1978年创作的名为《在伊利亚特的50人》的作品中，将伊利亚特诠释为一首与灾难有关的诗歌，心索人类的天性何以走向战争。他的“耗尽了一切的火焰”表达了一种警示，是一种出于悲伤的强烈抗议――核武器造成的大屠杀与人性中的可爱与友善被根除的可能性。
二、对于原初的回归
现代艺术家将注意力转向古典的神话，相关的事件都发生在人类历史的初期，有着对于人类起源与存在的好奇、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不祥事物的预感。罗马尼亚雕塑家、现代摄影家康斯坦丁・布朗库两的青铜雕塑指向了他对于“生命中奇迹的一面”在神话当中复活的迷恋。比如他1910年的青铜雕塑《沉睡的缪斯》，人物形象和安眠的状态中，让观者感到了潜在艺术创造力的觉醒。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巴纳德・纽曼1945年关于生物官能想象的绘画（比如《俄尔普斯之歌》）利用了种子与根茎的进化论叙述以及对生命起源的科学性探究来传达自然的生死交替主题与神话的关联。
20世纪艺术家对于生命本源的关注被描述为一种衰颓性的回归。最终是对于死亡作为一种回归婴儿时期与母亲团聚的无意识渴望的表达。在弗洛依德对于死亡知觉的阐释中，他提出死亡足所有生命的目标 ，所有官能性知觉都导向这样一个回归，同到无机与生命的起源。凶此，现代艺术家专注于关于人类的起源也同样是对死亡的一种设想，他们找寻和传递一种时于死亡和未知的普遍恐惧，都有着与神话和仪式分不开的关系。在《希腊诸神与艺术》中，李伯曼写到，创造性的过程类似于“一种对于死亡恐惧的仪式性的驱除”，以及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死后的复活，足一种不道德的暗示。神话对于远古的人类来说有着棚似的功能。
三、古典神话与人类的境况
现代艺术家通常使用古典神话去隐喻性地抗议人类所遭受的苦难。美国画家、版画家和拼贴艺术家南希・施皮罗的神话性女性形象，如纸上拼贴画《阿尔忒弥斯治愈了一个女人的痛苦中》的阿尔忒弥斯形象，来自于《对时代中女性的记录》，第二部分则将古代神话人物与当代的人物并列――这个女人同时是男权的受害者惩罚者。施皮罗的神话想象，就好像其他20世纪的艺术家一样，反映了她多年来的政治激进主义态度。
20世纪基于占典神话的艺术表达普遍与创作者对心理状态的关注相关，且与神话和心理分析文学中的潜意识有关，尤其是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梦的解析》以及《莱昂纳多・达芬奇与儿时记忆》。卡尔・荣格的《无意识心理学》之后被称作《转换的象征》以及《个性混合》，最终又改为《心理学与炼金术》。美国现代象征主义画家约翰・格雷汉姆的《艺术的辩证法系统》则提供给了美国艺术家们另外一种荣格理念的资源。
弗洛伊德追溯了神话的起源，这是我们第一次他用幻想来表达我们的梦境与突如其来的念头，这种念头被社会规则所压制。他强调调这些心理学的事实与幻想、梦境和神话有关，而所有这些都需依靠象征性的阐释。他的关于起源的狂喜或者人类的开端的信念，以及“回到过去”的能力或者释放儿时的创伤事件的心理阴影的观点，与古代神话所表现的潜在意涵以及之后现代艺术对之在视觉上的重构有相似之处 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期，超现实主义者们开始关注梦境、欲望与爱，这也引导着他们以弗洛伊德的方式通过古代希腊的悲剧神话来表达。神话性人物的超现实主义版本，比如特修斯与皮格马利翁反映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与梦的阐释的理论弗洛伊德将潜意识的“无时间性”与奥德修斯潜入地下世界的无意识相等同。1944年，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罗伯特・马瑟韦尔注意到超现实主义者将他们的尤意识的旅行与神话英雄的传奇性游荡相比附。最终产生了被嘈杂、变形与色情暴力赋了的极为私密性的神话。对于马森这样的超现实主义者来说，古代神话就像梦境一样包括着坚不可摧的想象力，在地域与时间上不受限制，属于另一个维度的存存。
在对于古典神话的使用中，年轻的抽象表现主义者更多的受到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的影响，就像在原型与神话中的表现一样。根据荣格的理论，对于无意识的探究屈服于原型性结构的追索，在神话与传说中表现，因为创造性的基础是普遍的。抽象表现主义者们认识到原始人性与现代的人性在心理上是连接在一起的，因为神话与梦境中古老的思考总是在孩童式的无意识思考中延伸。
当对于二战的恐惧使艺术家们相信人性本恶，荣格对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的影响在20世纪40年代就更为凸显。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在罗斯科表现现代人类的原始性心理状态时表现出来，也体现在格特列博在表现人类天性中的黑暗面及其与过去之间的关系中。他们的兴趣在于，神话可以释放与吸引人类的集体无意识。然而，就如美国艺术史学者威廉・鲁宾证实的那样，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杰克森・波洛克以神话为主题创作的作品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响，尽管大量的评论强调荣格主义的分析与文学对其作品的影响，但事实上波洛克在之后并未阅读相关的著作。波洛克对于米诺陶形象的迷恋说明了他在孕育个人的神话故事中受到了毕加索以及弗洛伊德式的象征主义的启发。
重要的相似也许还可以在视觉艺术与行为艺术中找到――也包括文学作品。现代艺术家为芭蕾舞剧表演设置的基于神话性主题的舞台布景与服装设计，反映了艺术家、编剧和编舞者思想的相互交换。一些舞蹈以及戏剧性的产物表现出神话性象征的大杂烩：弗洛伊德主义、荣格心理分析学以及人类的幻想。一些编舞者使用希腊神话故事来强调无意识的恐惧与性的欲望。美国公共艺术家野口勇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经常为玛莎・格拉汉姆的芭蕾舞剧做舞台布景。他之后说道，在1948年，他“逐渐开始在雕塑中、芭蕾舞剧中转译希腊神话”，补充格拉汉姆对于人物心理的深度开掘，野口勇提供给她潜意识的象征以及心理的恐惧、隐秘的欲望与神话的联系；编舞者与雕塑者的作品都沉浸在一种神话感中。野口勇的安排表现了他对于神话作为一种荣格式集体无意识表现的理解。
四、古典文化：文学与艺术
对于当代希腊与意大利艺术家来说，对异教徒文化的尊重也包括他们对本土遗产的自我确认与归属感。这些艺术家们将艺术与神话作为历史、民间故事与哲学的题材呈现。意大利画家、雕塑家桑德罗・起亚在谈起他的同代人时曾这样说道：“艺术创作意味着……在严酷的考验之下，将作品中私密性与神话性的形象进行调和，私密性的标识与个人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公众的标志与文化和历史联系在一起。”
这些有关神话性主题的作品还反映了艺术家们对于古代宗教的研究。维托・皮莎妮名为《R.C.Theat-rum》的系列装置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建立了一种现代剧院的模型，一开始受到德墨忒尔的祭祀的启发。它的偶像破坏主题，同时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富丽堂皇，表现了这些年轻艺术家从意大利画家基里柯处吸取到的东西――基里柯本人对于希腊神话的迷恋来自于他的希腊背景。有相同背景的艺术家还有美国艺术家威廉・巴泽欧特斯、迟瑞莎、鲁本・纳基安和提奥多斯・斯泰摩斯。
现代艺术家在创作作品时撷取的文学资源范围包括从荷马、希腊悲剧到维吉尔、奥维德，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的作家们。20世纪早期的艺术家们受到了良好的古典文化的熏陶。即使是在现代社会的转向与变化时期，现代艺术家对于古典文化的兴趣并未减退。比如托布雷是古代诗歌的热心读者，包括《埃涅阿斯纪》与《伊利亚特》，他将之视作“诗歌力量的源泉”。希腊悲剧提供给罗伯特・库什纳重新发现童年的兴奋感，因为古典神话对于他来说“十分生动”。
这些艺术家们试图重新创造田园牧歌式氛围的路途，作为对现代社会压力的逃离，在希腊找寻了一处相似的乌托邦以及田园牧歌式的氛围。美国的人文主义追求有力地说明了他们相信神话主题与当代社会存有联系的信念，而且他们也在重新阐释这样的生活经验，透过自己的作品对美国公众进行再教育。
与古代神话相联系的一个影响颇广的、现代人书写的有关神话与宗教主题的著作，是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的《金枝》，在这本书中，弗雷泽向我们展示了神话是世界性的，可以跨过地域与种族的障碍。抽象表现主义者们阅读了这本书，此书中的一些有关古代神话的故事和仪式在他们40年代早期的作品中是可以看到的。20世纪艺术家创作的很多古典神话的作品（包括培根、基里柯、马森、罗斯科和厄尔・斯坦利）也在某些程度上受到了尼采的作品《悲剧的诞生》的影Ⅱ向。这些有着人文主义关怀的艺术家们受到了尼采理论的影响――希腊艺术的诞生来自于对太阳神阿波罗的崇拜与对酒神狄俄尼索斯崇拜的相伴相生。基里柯以对理想的、遥远的希腊文明的描绘来回应尼采的理论；罗斯科则吸收了尼采的神话是“世界上图像的集中浓缩”的观点。
希腊神话也是超现实主义作家时常讨论的话题。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提倡使用神话作为题材的先锋主义文学家包括乔治・巴塔伊、乔治・林博以及迈克尔・里瑞思，巴塔伊将他对于希腊神话的兴趣传递给马森，之后二人在1933年合作成立了超现实主义者的评论杂志《米诺陶》，他们对相关题材的热爱持续了十年。法国作家和诗人安德烈・布勒东1942年在《观察》杂志中写道：“我不能同意关于神话仅仅是对事物活动的详述的说法……我们不是早已知道斯芬克诺斯之谜实际告诉我们的东西要远多于它表面上所呈现的那样吗？”布勒东关于神话要成为新艺术的题材的说法在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的作品中实现了。对于神话的解读通过美国的超现实主义作家在《观察》杂志上发表的观点公之于众。
伴随着众多现代艺术家开始使用古代神话作为创作题材的，是他们对于古典神话表现出的人文关怀的新的尊重。即使是达达主义者曼・雷对神话人物的偶像破坏式的阐述，或者更晚近的画家如寇玛和米拉梅德拉美的创作，也证明了希腊神话仍然是20世纪的艺术家必须借用的强大力量。对不朽的希腊传统的尊重通常与西方文明对于回归的渴望有关。英国雕塑家芭芭拉・合莆霍斯造访希腊后不久，她称自己找到了“存在的根源”，开始创作以希腊神话为题材的绘画和雕塑。亨利・摩尔1950年的希腊之旅对他随后创作的大批神话人物系列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这些新的图像是“希腊神话的现代意识，来自于人类植根原始的神秘，来自于庄严的奋斗――通过一个异教徒的死亡表现出来”。
以家为话题的作文范文4
关键词：《对话》栏目 话题 发展之道
央视《对话》栏目自开播以来一直保持着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作为一档财经类节目，《对话》的受众群一直在不断地扩大，既保持了原有的节目定位，又同时兼顾了节目内容的多元化。目前大部分研究和关注点在于影响《对话》节目发展的外部条件上，甚少有研究者从节目自身内容的微观层面关注《对话》，而内容是一档栏目定位确立之后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正所谓“内容为王”。因此，内容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所在。本文旨在运用内容分析法，通过对《对话》栏目2005年到2011年6年间的节目选题的统计研究分析，从中发现特点及规律，从而揭示其经久不衰的发展之道理，总结《对话》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同类节目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对《对话》栏目的选题构成分析
1、样本选取说明
本文采取了概率抽样的方法，对《对话》节目从2005年到2011年这几年间的节目进行了抽样。2005年，对于《对话》栏目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从2005年开始，《对话》成功实现了两个零的突破，真正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因此，从这一年起进行研究是具有一定意义的。本文具体运用了等距抽样的方法，每隔一周抽取一个单位的样本，一共是抽取了161个样本。在抽取的161个样本中，其选题大致包括了四大类。它们分别是民生类、财经类、实体经济类以及文化产业类。笔者对161个选题进行了梳理分类，见下表：
通过以上图表可以看出：《对话》节目的一大变化就是在节目话题上的变化。横向分析，可以发现以下这样的规律。
首先，民生类话题从2006年开始骤增。并一直保持增长的态势。因为在2006年的时候，国家加强了对民生事物的管理，尤其在民生安全方面。特别指出的是，2006年这一年，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国家在抓民生安全方面的巨大进步，突发的安全性事故比2005年有大幅度下降。因此，《对话》适时地把注意力转向了民生类话题。
其次，财经类话题在经历了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之后在2008年达到了顶峰，随之开始有所下降。而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把财经类的各种话题推向了风口浪尖。2008年之后，财经类话题在节目中有所下降，但较之前几年相比还是呈现较高的趋势的。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力逐渐退去，财经类话题的数量在节目中也逐渐下降。
第三，实体经济类话题从2005年较高数量逐年下降，直到2008年以后，基本保持平稳的状况。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当年国家的经济政策关系密切。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分析认为：2005年汇改以来总体上对实体经济发挥了积极影响，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由此可以看出，《对话》在2005年这一年同样抓住了当时的热点话题，在涉及实体经济的内容上做足了功夫。2008年以后的大幅度下降与当时的经济危机同样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时间，所有行业发展都不景气。在那个时期，《对话》更多的是把关注点放到了金融危机话题上，对于实体经济的关注自然就减少了。
最后，关于文化产业的话题从最初的零关注到2006年的异军突起同样说明问题。2006年是我国“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一年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一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更为中国文化产业明确了中长期的基本发展战略。从2006年开始，从全国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文化产业相关主管部门在文化产业投融资方面作出了令人瞩目的、实质性的工作，成为当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热点现象，动漫产业风光无限，各地文博会大放异彩。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文化产业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对话》栏目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变化，及时调整节目内容，让有关文化产业的内容在节目里同样大放异彩。
首先，财经类话题和实体经济类话题在节目总数量中占绝对优势。这与《对话》节目的定位有关。作为一档财经类节目，与经济问题相关的话题自然要占上风。其次，民生类话题在《对话》节目中正在呈现增长的趋势。这与节目的受众定位有关。《对话》节目的定位是致力于为新闻人物、企业精英、政府官员、经济专家和投资者提供一个交流和对话的平台。但这样的定位未免有些不接地气，没有普通百姓关注的焦点，《对话》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点，深知要想获得更多受众的青睐，就必须在受众定位上有所调整。依然以高端精英人士为主，但必须同时兼顾普通百姓的利益。因此，《对话》节目在民生类话题上颇下功夫。最后，文化产业类话题在节目总数量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低。因为《对话》节目是财经类节目，必然主打财经类话题。但同时，节目的发展需要受众的认可，在节目内容上就需要兼顾受众感兴趣的话题。最重要的是，文化在人民生活中逐渐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话》也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会在节目内容上不断调整，让文化相关的话题出现在节目中，并且始终保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比例。这样既不喧宾夺主，又能满足受众需求，一举两得。
二、《对话》栏目的选题特点
通过以上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对话》栏目的节目内容在选题方面呈现以下特点：
1、话题的选择均为当时社会的热点问题
2005年，“看病贵和看病难”排在了百姓最关注的十大民生话题的第二位。《对话》在此背景下立即请到了主嘉宾――卫生部部长高强做了一期关于看病难的节目。2008年，既是中国经济遭遇金融危机重创的一年，又适逢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对话》紧跟两大社会热点，既有《中原商机》、《我关注的战略经济对话》、《黄金是财富的避风港吗》这类解读经济现象的节目出现，又有《火炬传递什么》这类解读奥运文化的节目出现。还有与张艺谋等艺术家的对话，从他们身上了解奥运背后的故事。也是从那一年开始，许多艺术家、文学作者开始登上《对话》的舞台。比如金庸、韩寒、王家卫都曾出现在《对话》节目中。在2009年两会期间，《对话》又将中心转移到了当时两会最热议的农民工问题，立即推出了《春天的约会：关注农民工》两会特辑节目。
2、话题的选择都是与受众紧密相关的社会以及经济问题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与自己生存息息相关的信息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受众在关注这些环境变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通过这些信息获知更多的有关外部社会的情况，由此来不断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以更好地适应环境。因此，在《对话》节目的话题选择上，对于社保、医疗、就业等与受众紧密相关又十分敏感的条目实现了零的突破。2006年春季学期开始，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学杂费这一政策的实施，把教育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对话》随即请到了教育部部长周济，与他共同解读我们国家的教育制度；当养老问题悬而未决的时候，《对话》请到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与他一起对话中国的社保制度。
三、《对话》节目成功之路的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对话》节目的成功归根结底在于节目内容的选择，尤其体现在话题选择上。对于同类节目而言，有以下几点启示：
1、选题具有贴近性
《对话》始终作为一档高端经济类谈话节目在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屹立不倒，对于节目而言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无疑来自于节目内容的选择上，《对话》始终没有偏离它的节目定位，始终能够将最新锐的热点话题提出来，并且提供最独到的见解。在利用各方资源整合这些热点话题的同时，也在给受众不断提供新的思考空间，带领受众从更高角度、更高层次看待这些问题。在提供经济信息和企业信息的同时，不仅满足了“高端”读者的需求，《对话》还结合自身特色、划分了受众群体，同样选择了提供贴合普通受众需求的话题，使受众可以通过这个“公众论坛”参与公众生活、表达社会情绪。这样一档具有指向标性质的节目，无论是在受众心中、还是在同类节目的竞争中甚至是在整个社会中都具有一定影响力。
2、注重节目的实用性、建设性和前瞻性
从《对话》节目所提供的选题特点来看，一方面是提供当时的热点话题，另一方面是提供与受众息息相关的社会及经济问题。通过这些特点，可以反映出《对话》在节目的功能设置上有自己的特色，它注重节目的实用性，除此之外，《对话》同样注重节目的建设性，它总能提出一些高屋建瓴的观点和解释带给受众新的思考。同时，《对话》具有的前瞻性，它总能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问题，并且做出预测性分析。
3、依托经济热点制作符合目标受众需求的节目内容
《对话》自开播以来就深受读者的信赖，其节目内容一直受到读者的认可。紧追经济热点话题，适时调整节目内容，根据所反映的侧重点的不同来满足各类目标受众的需求。
《对话》秉承着唯一不变的是变化这一理念，真正的进步是永不停步的追求，将节目定位于开放、创新和前沿，从以上种种分析中可以看出，《对话》确实做到了。
以家为话题的作文范文5
关键词：当前文艺理论、建设、学术意识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以家为话题的作文范文6
（一）话语主题
话语主题传达的是表述者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信息。对于文学而言，它既反映了表述者个人的思想观念，也与更为深广的历史文化语境密不可分，不同时期的社会现实、文化思潮、国家话语规约了小说话语主题的选择。中国的各少数民族既是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成员，同时又是具有独特民族特质的个体，她的生存和发展既遵循本民族的社会发展规律，同时又必定在与其他民族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中发展。这种生存现实境地的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必然决定了作为反映社会历史、文化的少数民族文学在主题表达上既反映本民族与他民族之间的民族关系问题，又反映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特异性。因此，从话语研究的视角考察少数民族小说，我们关注小说在话语主题上对各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反映，特别是要分析哪些是已说的，哪些是未说的①。从这一点来看乌热尔图前后期小说，我们发现：1．前后期小说在话语主题上有明显的变化（1）前期小说在表达民族问题这一话语主题上，截取了现代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几个重要阶段的民族关系：如《森林里的歌声》、《琥珀色的篝火》、《熊洞里的孩子》、《瞧啊，那片绿叶》表现建国初期新的民族关系、民族情谊；《一个猎人的恳求》、《森林里的梦》、《小别日钦》、《爱》反映给少数民族带来的灾难和鄂温克族猎民对不公平的历史命运的忧愤和控诉；（2）后期小说话语主题主要专注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入书写，主要体现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进程中，少数民族如何保留其文化的独立和异质性，其中以《小说三题》、《丛林幽幽》等为代表。2.前后期小说不同话语的主次关系不同。在一部作品中，或者说在一系列主题相同的作品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中心话语决定了作家的创作主题和目的，主宰了整部作品的叙事结构和过程。少数民族因其身份的双重性，决定了在文学作品中，国家话语与民族/个人话语相互交织，在乌热尔图的小说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两种不同的话语形态的显隐变化。（1）前期的一系列小说，作者抓住了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巨大的几个历史阶段，从历史上看，这些阶段或催生了民族国家的建立，或打破了国家的常态发展，或加速了社会现代性的进程，对国家新生的喜悦、对浩劫的反思，对现代社会的憧憬，这些主流社会的话语成为中心话语，并决定了乌热尔图前期小说的主题以描写新型民族关系、民族未来发展前景为主。虽然作品中也隐约可见对本民族文化的描写，但都仅是浮于表面的点到为止。（2）如果说前期的小说中民族/个人的话语只是隐隐地呈现，那么后期小说中，这类话语以强势的姿态由隐到显，取代了国家话语的中心地位，而国家政治话语在民族历史话语的强势登场下被淹没，地位由中心转而边缘。仅仅描写前后期小说话语主题的转变以及由此决定的不同话语地位的变化，只是回答了“怎么样”的部分，而话语研究更重要的是要阐释“为什么”，寻求变化背后的原因。乌热尔图小说是以敖鲁古雅这部分鄂温克人为描写对象的。这部分鄂温克人在解放初期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然而，原始的宁静仿佛在一夜之间，被人类历史挟裹着进入现代文明的历程。50年代中期，按照国家的民族政策，鄂温克人开始定居放牧的生活，鄂温克族从原始封闭的社会形态直接跨越到社会主义；而60年代中期，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急需木材，国家开发建设大兴安岭东北坡。鄂温克人生存的家园面临着危机。对于鄂温克人而言，苍山莽林不仅是安身立命之所，更是绵延不息的古老文化命脉，失去森林即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湮没。在强大的现代文明的生命力面前，传统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慢慢地被抛弃与遗忘，鄂温克人用生命传承下来的古老文化以惊人的速度在一天天消亡。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下，虽然表面上看，作者在前后期小说创作上只是艺术手法不同，但这背后所体现的作者的价值观和立场：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明发展方向的现代社会，虽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辩证地来看，不同地域、民族的社会发展形态有其自身内部的发展规律，这种发展规律是这一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独特的生产方式、生存经验、生命哲学的综合体现，如果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其他民族传统文化完整性、独立性、传承性为代价的，那么，从终极意义上看，这恰恰是违背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目标。
（二）话语主体
如前所述，占据中心地位的话语决定了作家的创作主题和目的，主宰了整部作品的叙事结构和过程。因此，我们要考察，为了达到对话语主题的清晰表达，作者安排了哪些话语主体出场，他们的身份及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话语主体指在特定语境下运用语言符号生成意义的具体的人或社会组织形式①。我们既要考察谁在说话，更要分析谁不在说话②。对比乌热尔图前期小说，我们发现：1.前后期小说话语主体呈现由两类到一类，由对话到独白的变化。（1）总体上看，前期小说有两大类话语主体：A鄂温克人、B汉人/外来人。如：《琥珀色的篝火》中猎人尼库一家和三个迷路的城里人；《绿茵茵的河岸》中的牧人和作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人》中达斡尔族畜牧局科长和他的上级领导；《一个猎人的恳求》中猎人古杰耶和张喜胜、王斌；《缀着露珠的清晨》中鄂温克小伙“我”、别吉大叔和一群城里来的观光客；《瞧啊，那片绿叶》中的拉杰大叔和汉族干部；《小别日钦》中小别日钦一家和记者“我”；《熊洞里的孩子》中鄂温克查力班爷孙和山外人；《森林里的歌声》中猎人敦杜父子和汉族地主李贵。（2）后期的作品中，如《雪》《沃克的泌利格》《清晨升起一堆火》《玛鲁呀，玛鲁》《你让我顺水漂流》《萨满，我们的萨满》《丛林幽幽》，我们发现，B类说话主体汉人/外来人在文本中隐退，只剩A类说话主体即鄂温克人，文本由AB两类说话主体的对话变成A类话语主体的独白。2.从具体的话语主体的身份类别来看，反映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主流民族的社会关系。A类话语主体的主要身份为猎人，从历史上看，这类人是鄂温克族的主体，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B类话语主体的类别有地主、干部、记者、作家等处于社会中上等阶层的人。
（三）话语效力
话语是一项社会实践，因此和其他社会实践一样，具有丰富的社会效果。就小说而言，话语效力包括如小说的发行、获奖情况、读者反映/评论以及由小说带来的行为后果等。乌热尔图在80年代初期连续三年蝉联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成为新时期文坛瞩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但是其作品的社会影响却与之形成反差。就小说的发行量来看，短篇小说集《七叉犄角的公鹿》印数6500册，普通读者几乎“没读过”“、不知道”乌热尔图；就对小说的评论而言，可以说对乌热尔图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学界，通过“中国知网”搜索到关于乌热尔图小说的评论文章共19篇，对他的小说评论最多的也主要是前期小说，而作者倾注心力的《丛林幽幽》却遭遇主流评论界的冷遇。有意味的是，主流评论界对乌热尔图由评论的蜜月期到冷落期，恰好对应了作家小说主题由表现主流话语的新型民族关系、民族情谊到着力彰显被遮蔽的少数民族文化的真相，为民族文化代言立传。同样是描写鄂温克族历史文化变迁的小说，汉族作家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社会影响却是另一番景象。该小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仅当当网上，普通读者对此书的评论有400多条。这与乌热尔图小说的境遇形成极大地反差。通过简单地对比，我们发现：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他们关于鄂温克族的历史文化知识更多的或者说大部分是从汉族作家作品中获得，而不是通过鄂温克族作家之口，这种通过他者的眼光获得的对一个民族的印象，是否是正确和全面的，我认为是存在疑问的。因此，文学评奖机制对于作品的社会影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如何引导读者且大部分是汉族读者正确全面了解少数民族及其文化是关键的问题。
乌热尔图小说话语策略分析
（一）情节结构
1.其前期小说存在很清晰的规律性的结构：故事必然从不同民族的矛盾存在开始，中间过程通常由其中的一方实施帮助，最终双方经历施救这一事件后，相互之间的矛盾得以化解，重建信任。如《琥珀色的篝火》救助三个迷路人，《森林里的歌声》收养弃婴，《熊洞里的孩子》小孙子在寒冷的雪天获救。不变的人物行动“救助”由不同的人物来承担。通过“矛盾存在———救助———矛盾化解”这样的结构，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对此可以通过下面具体例子的分析来说明。（1）《琥珀色的篝火》通过尼库的回忆，指出了两个民族间的隔阂、矛盾的存在：“他想起那次在小镇上喝醉了酒，……一群孩子无缘无故朝他撇来一块块石头。他还想起，有一次，……走在热闹的大街上，不少人用那样一种眼光盯着他，有的直躲。那种眼光他记得清清楚楚……”③这个矛盾的存在，使尼库在发现三个迷路的汉人时在救与不救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按鄂温克猎人的秉性，在林子里遇到迷路的人，第一时间“救人”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曾经在城里受到过的侮辱、歧视，使尼库对城里人心存芥蒂和积怨，这两种情绪的纠缠使救人的问题变得复杂，通过一些形容词“垂下脑袋，神态十分苦恼”，“很烦躁”，“一句话也没说”可以看到尼库内心的挣扎。但是妻子的一句“到了他们城里，你也会迷路的”最终使尼库克服了狭隘的忌恨，决定寻找迷路的人。当迷路人终于获救后，我们来看下面的文字：“您救了我们三个人的命！”戴眼镜的老汉嘴唇在抖，眼眶湿润了。他坐起来，瞅瞅他们，没说什么。……这是从大城市来的人呀！他们见过多少世面！现在他们用这么恭敬的眼光望着他———一个鄂温克猎人。他发现自己被推到一个尊贵的位置———这是难得的心里位置。这是第一次！多漂亮的第一次呵！他很满意，很痛快，很高兴。“你们———好了？”他问您是猎人？戴眼镜的老汉问。……“谢谢您!”“真谢谢您！“……“您饿了吧？”戴眼镜的老汉问“，真对不起，您带的饼和熟肉让我们吃光了。”……“大叔———”戴眼镜的老汉也这样称呼他。“您———别走！我们还会迷路的。”这是那个中年人的声音。……他盯着年轻人的脸，这两只眼睛湿漉漉的，眼神是真切、诚实的。他瞧瞧戴眼镜的老汉。老汉脸上每个微小的表情，都在表达一个希望。这个希望他理解了。①这段对话从人称代词和形容词入手来突出矛盾消解后人物关系、地位的变化。通过人称代词的变化，用“您”尊称称呼猎人尼库，使尼库由之前受侮辱和受歧视的地位转而受到尊重，使人物之间由之前的不平等到平等的关系，并且用一连串的形容词“恭敬”、“尊贵”“、难得”、“满意”“、痛快”、“高兴”描写人物的心理感受来凸显这一变化，印证矛盾完满的解决，互信互助的关系得到建立。（2）《森林里的歌声》敦杜在儿子昂嘎丢了后，捡了汉人的弃婴回到家，妻子延妮娜发现后，说了一段充满仇恨的话“：狼崽子，你抱着山外人的狼崽子！我要用她给我的昂嘎报仇!……看见她的脸，我的心就在抖，我要杀死她，为了我的昂嘎！”②而几天过后，“延妮娜用同情的目光望着丈夫，……‘我要养活她。……我们的命多苦呀……’”③这中间作者虽然用省略的手法，没有交代延妮娜思想转变的过程，但是显然从这一“空白”处，读者可以解读出人性的无私。从“她”到“我们”人称的变化，反映了延妮娜的情绪由仇恨到同情，进而视为一体，矛盾因收养弃婴得到缓解，并最终通过失散15年的儿子回家带来对汉族人的新认识得到消解。2.后期小说则没有这样明显的戏剧性的结构，而是将叙述行为的过程文字化，即让读者清晰地看到叙述人的存在，整个讲故事的行为过程通过一些程式化的句子直接点明。如《雪》整个故事由这些句子串联起来：孩子，那真是没听头的故事。现在，你让我费这么大的劲来唠叨，我可不觉得这里有什么意思。……我讲到哪儿啦？……回过头，我再说说打鹿。……我再说说公鹿的脾气，兴许你也愿听……听我再往下说……你看我又扯远了。……①这种程式化的讲故事的结构形式，在后期的其他几部小说《清晨升起一堆火》、《萨满我们的萨满》、《在哪儿签上我的名》里也能找到。从话语的视角看，结构形式只是表层现象，背后蕴含着深层的文化意蕴。鄂温克族是一个以听觉为主的民族，传统文化、生存经验在口口相传中得以承续。所以“讲故事”不仅是一个叙述行为，而且体现了一种文化血脉的传承、延续。作者采用这样的形式，是由于后期小说反思鄂温克族文化面对现代文明何去何从的主题所决定的。
（二）人物话语表达模式
1.后期的小说则较多地采用了自由直接引语。如下面这段文字：眼下，他的心情，已经变得烦躁，像头闷了满肚子怨气，又无处发泄的公牛。好家伙，你的四条腿真够硬实，从清早太阳在东山露脸，到它一头跌在西山，你这样走啊、走的，想让我帮你数翻过的山头，穿过的林子？……你怕闹，怕那些砍木头人呜哩哇啦像母狼的乱嗥，还怕怪模怪样的铁疙瘩拖的木头山上山下野牛似的怪叫。告诉你，你怕，我也怕；你烦，我更烦。他一边走，一边盯着渐渐靠近的松林，那里的一切好像已经入睡……②上面这段文字的第一句采用第三人称外视角来叙事，第二句开始滑入一段自由直接引语———人物的内心独白，然后又转回第三人称外视角来叙事。这样的安排，在阅读效果上，让读者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直接接触人物的“原话”，使叙述流能更顺畅地向前发展③，这一点显然与后期侧重叙述行为书面呈现的写作方式有关。此外，与直接引语相比，自由直接引语的自我意识感减弱了，更适于表达潜意识的心理活动④。由于后期着重于对民族文化生存境遇的当下反思，因此表现弱势文化面对强势文化侵扰的复杂凌乱心理，用像暗流涌动的自由直接引语显然比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直接引语来得恰当。2.重复。除了用直接引语的方式外，作家还以各种方式安排不同人物反复地重复和强调政治话语的权威地位。同样的一个主题、一种话语，由不同的人物反复来说，可以起到强化的作用。（1）在前期小说中，这类权威话语的传声筒通常由这三类人担当，接受过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新人”（如《森林里的歌声》里的昂噶、《森林里的梦》中的大儿子）、代表鄂温克民族传统文化权威的老人、汉族干部（如《森林里的歌声》中的校长）。（2）后期的重复主要表现为重复讲述只发生了一次的事件，比如《玛鲁呀，玛鲁》中，重复了四次“努杰他走了，他走了努杰。他是不想走的，我知道。他从来没想到走，一点儿也没想到，可他还是走了。”①这样的安排从形式上更符合讲故事的絮叨状态，并且在不断的重复中，引发人们对努杰的出走的思考：当生存家园行将淹没，种族文化无法承继时，个体的人如何安身立命？话语表达模式背后同样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意蕴。乌热尔图小说前期表现新型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的主题，需要叙述人更多地充当“宣讲者”的角色，开门见山、口号式的语言体现的是主流文化的思维方式，是对主流文化期待的认同，从读者特别是汉族读者的接受角度来看，这样的表达模式对于阅读而言没有障碍甚至倍感亲切；而后期凸显鄂温克族独特文化的小说相比前期不容置疑的表达方式而言，则更显含蓄，“絮叨”式的表达方式，削弱了故事结构的完整性和清晰性，看似随意，却是作者的心思巧花，目的在于对民族文化精神内核的原生态呈现，但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而言，会产生一定的疏离感，因为对于汉族读者而言，并不理解这种近乎原始的口传故事的表达方式对于一个以“听觉文化”为特征的民族而言的意义；不了解这些言说中留存着民族记忆，民族经验，而这些民族记忆、民族经验，在现实的历史中、在现代文明摧枯拉朽的席卷中，濒临断裂。而文化一旦断裂，“族”的意义依何而生？对于这些，汉族读者都没有切己的体认。
（三）叙述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