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的世界文化范文1
历史上曾有过许多种世界历史，读者会意识到，每一种世界历史都是围绕着它自己的主题构造而成。这种主题有的记录帝国的兴起（如波里比阿的《历史》），有的表明的力量（如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有的确立自我中心（如伏尔泰的《风俗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苏联科学院的《世界通史》），有的证明某种交往体系的形成（如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世界历史的表现多种多样，但无一例外的是，每一位新的世界历史叙述者都在重构世界历史，希望读者按照他/她的叙述来重新理解世界。这样，当我们将世界历史编纂视为一种叙述实践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的世界历史编纂者事实上就在争夺一种话语权力，每时每刻都在现实世界中为自己所代表的力量争取前进的有利位置。作为一个反例，中国世界史界曾经普遍接受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世界历史解释体系，这无疑证明了西方世界历史编纂曾获得的巨大权力。
如今，后现代主义的盛行要求解构现代历史叙述中那种追求一体化的世界历史，这并非是说它们不应存在，而是它们不应自认为是唯一性的存在。任何世界历史叙述都不应具有绝对权威。人们或许会这样理解，世界有多种面貌，任何世界历史叙述不过是表现了其中的一种，以此来反对某种试图一统天下的世界历史或普遍史。其实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来认识：“世界历史”作为一个观念，它首先代表的是一种概念性存在，既然我们按照某种形式、结构、体系来接受并唯有如此才可能接受的世界历史都是历史叙述的产物，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从来不存在客观的世界历史。这同样是在说，世界原本没有什么现成的、等待历史叙述者去发现的面貌，任何世界历史的叙述都是在建构某种世界的面貌之时来展现这种面貌。
认识到客观的世界历史是由历史叙述建构而成，这将有助于我们摆脱世界历史在人们心目中的客观化幻象，也是承认世界历史多元化的首要原则。据此，我们将意识到，有多少个建构世界历史的心灵，就将出现多少种世界历史，并且，只要我们承认人们有进行历史叙述的自由，就应当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承认每一种世界历史具有的存在的权利。
个体性世界历史理应是世界历史存在的基本形态，只有以此为基础，人们才可能追求获得更大认同的世界历史，如主体间的或文化间的世界历史。鉴于每一部世界历史都会有自己的主题，而且，这个主题总是反映出叙述者的利益所在，因此，我们不能要求作为个体的世界历史叙述者超越自我中心，撰写一部他人的世界历史。在当前所谓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必定是以多元的方式存在，这不是因为人们刻意要排斥一元性的世界历史，而是因为人们尚未对某个主题及其体现的价值形成全面的认同。我们若是将表现世界大同视为世界历史的终极理想，显然，只有在世界大同实现之时，这样的世界历史才有可能真正出现。
这样，我们可以构想世界历史的存在形态，即将它描述成一个连续统：连续统的一极是个体性世界历史，另一极是表现出世界大同的理想化世界历史。我们已经见识过多种世界历史，但我们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将它们所体现的叙述实践描述成一种连续的、合目的的行为链中的一环。这也就是说，我们当前所接触到的叙述世界历史的实际经验，还无法在连续统的两极之间建构起一部进步的历史，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证据表明普遍人性或世界大同是每一次世界历史的叙述实践暗含的目的。我们可以将世界大同作为一种理想，我们可以预先将现实中的世界历史叙述构想成实现这种理想的艰难历程中的一个环节，但同样必须明确的是，我们必须清楚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为此，在现实情境下重构世界历史必须采取某些适宜的策略。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策略？我们要将世界历史重构成怎样的？带着这样的疑虑，我们很容易将目光集中到世界历史叙述者身上。然而，在我们明白了客观的世界历史不过由历史叙述建构而成，每一位叙述者都有权编纂他/她自己的世界历史之后，现阶段有关世界历史之重构的核心问题就不再只与世界史家相关，它更是有关世界历史接受者/读者的问题。一旦接受世界历史的读者意识到，他/她所面对的世界历史，是世界史家通过其主观构想对处于混沌状态的历史经验进行概括与综合的产物，世界历史曾经拥有的客观性以及由此具有的权威性便将还原成世界史家个人具有的权威性，而在日常生活中，对这种个体权威性的质疑并非不可能之事，这样就为世界历史编纂的大众化开辟了道路。在精英文化主导的世界历史编纂中，重构世界历史的目的在于征服，即以文本中表现的单一的价值观念征服世界，种种体现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历史文本便是例证；而在大众文化主导的世界历史编纂中，重构世界历史意在丰富，即自觉表明世界历史文本中的主观性，尽可能多地丰富世界历史文本，令读者可以按照培养自身世界观的需要不断进行选择。这样，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历史仍然可以在其编纂过程中围绕单一性主题进行，更多在文本内部具有单一性主题的世界历史共同构成了多样性的世界历史呈现并被接受的形态。一方面，它符合后现代主义对多元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它也仍然满足了世界历史或普遍史概念本身对于单个世界历史文本提出的要求。
通过在认识论层面上对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构成的揭示，世界历史编纂将处于一种全面的竞争状态，它们都想表达自身的价值，不过这些价值是否成为普遍价值却依赖于读者接受的程度。物质层面的全球化将为传播蕴含了不同价值观念的世界历史提供技术支持，最终使得某种单一性世界历史成为更多读者的可选项，也为某位读者提供更多的单一性世界历史文本供他选择。于是，即时、低廉并触及世界各个角落的信息传播方式将造就一种世界历史观念的自由竞争状态，世界历史将伴随着现实的发展，在读者的心灵中进行不断的交流、碰撞、重构，诸多单一性世界历史内含的主观叙述动机，客观上将通过交流，促使世界历史叙述成为寻求主体间性、文化间性的一种有效的叙述实践。
由上所知，我们所说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的重构，并不是指以某种单一性主题及其代表的价值观为中心来重构世界历史，从而取代原有的单一性世界历史叙述，它事实上旨在以更多的单一性世界历史叙述丰富已有的世界历史叙述，并将选择甚至重构的权利交予大众，避免某些文化精英假借客观性世界历史之名，行垄断世界历史解释权之实，最终令世界历史叙述重新回到现代性的阴影之下。
多样的世界文化范文2
一、文化的多元发展理论的形成
20世纪是多元文化贯穿发展的一百年，也是多元文化理论经过漫长的萌芽期之后，逶迤形成、巍然建立、迅猛发展的一百年。其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造成的劳动力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迁徙是世界各国多元文化架构的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后殖民主义时期世界各国在民族团结的前提下致力于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复兴，促进了各国国内多元文化的融合形成。1988年春，斯坦福大学校园的一场课程改革成为了后来被学者们称为“文化革命”的开端，这场改革迅速波及整个教育界继而在其他社会领域也引发不同的影响，学术界对此现象进行探讨和争论。到九十年代，由于争论的激烈程度，有人甚至把多元文化主义及相关的争论称为“多元文化战争”。在我国的美国史研究领域，从1992年《美国研究》第3期沈宗美的《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挑战》开始到200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多元文化研究”，国内学术界也对多元文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有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研究成为了自1900年以后在中、美文化融合研究领域的主要内容之一。
二、世界音乐文化的多元发展理论的衍生
音乐作为文化内涵描述的载体之一，其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但从理论上形成世界认同是上世纪末的事。多元文化发展理论架构的建立和多元文化思潮的形成对艺术领域冲击产生的最直接的成果之一就是对世界范围内音乐文化多元性的认同。
1．欧洲音乐中心论覆灭和美国民族乐派兴起——多元文化理论的萌芽和形成
15世纪欧洲大陆的北欧和西欧的经济迅速崛起；新航线的开辟为欧洲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推行自身价值理念和欧系文化观念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以“欧洲为中心”核心价值观确立并得以蔓延。殖民主义者在倾销欧洲文化价值标准的同时也不断攫取他族文化的精义为己用，这也是当代史学家所论及的该时期欧洲文化呈现多元性的重要原因，音乐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发展。至19世纪下半叶，民族音乐的发展也进入了比较音乐学的新阶段。1885年，英国音乐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兼语言学家艾利斯发表了《论诸民族的音阶》，该文在音乐领域第一次冲击了欧洲音乐中心论，他用物理的方法将研究对象（诸民族）的音阶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世界各民族的音阶、调式无先进和落后之别，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所在民族的文化背景”的论断。
20世纪50年代，以斯通普夫为代表的德国柏林学派，以巴托克为代表的匈牙利民族乐派，相继对“我族音乐”和“他族音乐”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FieldWork和DeskWork深入乡间，对民间流传的音乐材料进行了田野收集和案头整理，促进了世界各民族音乐的广泛传播。特别是以弗克斯为代表的崭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派动摇了欧洲音乐中心论的根基。其中鲍亚斯提出“世界上各民族没有优劣之分，一律平等”，其主张的文化相对论彻底动摇了欧洲音乐中心论的观念架构，促使世界音乐呈现多极化发展的外部形态。为多元音乐文化理论的形成作出了必要的准备。19世纪中下半叶的后殖民状态和20世纪的经济全球化在西方社会也引起了阶段性的大变动，这就是以后现代性为标志的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性大大促进了各种“中心论”的解体。世界各个角落都成了联成整体的地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存在的合法性，过去统率一切的“普遍规律”和宰制各个地区的“大叙述”面临挑战。欧洲音乐中心论及其架构也随着后现代的反叛而崩塌，而多元音乐文化的理论架构经过五百多年的萌芽在与欧洲中心论的抗争中得以确立。
2．世界多元音乐的发展及特点
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当今社会若按种群关系划分，其基本单位不外乎民族，由于各民族生成过程和所形成的文化背景的相异导致了其在文化之一支——民族音乐的多样呈现。早在1580年法国作家蒙田在《食人的蛮族部落》一书中介绍了巴西里约热内卢土著民族的民歌；1650年德国博物学家基歇尔通过《世界音乐》一书向欧洲人展示了美洲土著的舞蹈和音乐形式。虽然书中充满了殖民主义时期欧洲强势文化姿态，但也算是关于世界音乐最早的记录了。历经比较音乐学思潮的洗礼进入民族音乐学发展阶段后，世界音乐借助日趋完善的多元文化理论和日益强大的大众媒介的强势传播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并逐步凝聚成焦点。1960年美国威斯礼安大学首开了世界音乐课程；1980年世界音乐样品出现在国际音乐展销会上引起了学者的关注；1990年《BachToAfrica》将古典音乐与非洲民族音乐进行了融合性尝试，取得了成功；2000年后，相继由日本和中国等国的多位作曲家在世界音乐领域进行了尝试和探索，如喜多郎和马友友合作的《NewSilkRoad》、谭盾的《Map》等。这些有益的探索不仅突现了世界音乐外延的多元发展的特性，而且也将世界音乐观念的多样性、功能的多样性、音乐组织结构的多样性、音乐文化环境的多样性、民族乐器的多样性等特点也逐一呈现。
3．世界多元音乐文化潮流形成
多元文化主义的不同派别在不同社会、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论争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理论架构逐步形成，多元文化理论在艺术领域的渗入为世界多元音乐文化潮流的形成扫除了藩篱。世界音乐领域的多元理论也逐步建立起来。从世界音乐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多元文化理论为世界多元音乐文化的悄然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石，正是文化的多元发展理论佐证了世界音乐多样性的客观事实。三、中国汉族音乐中心论的完结——世界多元音乐文化发展的个案我们可以把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作为讨论议题的个案之一进行研究。纵观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由于历代帝王中汉人居多，且胡人为帝亦离不开启用汉人为官来管理庞大的汉族种群，所以官修音乐历史实际上多为汉族音乐发展的历史，所载少数民族的音乐少且不详。导致近现代以修习前人古籍实现传承文化之目的的学者极易萌生的观念。这是历史上产生音乐文化一元论的始作俑。音乐文化一元论一方面刺激了汉族音乐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也为若隐若现的多元化积蓄力量。元、明、清三朝由于各民族进一步融合使音乐文化的多元化成为客观存在的事实。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为音乐文化多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彻底完结了大汉族中心论，艺术领域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早在1938年，刘咸之就完成了《海南黎人口琴之研究》一文；1942年，黄友棣写就了《连阳瑶人的音乐》，这两篇早期文献标志着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萌芽，1980年，“南京会议”确立了民族音乐学学科地位，使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实现了从创建向拓展的转型。1984年在贵阳举办了“首届少数民族音乐学术研讨会”，后以两年或三年为周期分别在北京、黑龙江、云南、内蒙古、辽宁、广西、贵州、新疆等地如期举行。每次研讨会均有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应该说，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音乐文化发展已经走出了汉族中心论的阴霾，踏上了多元文化发展的康庄大道。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而且使中华文化踏上了伟大的复兴之旅。由56个民族共同谱就的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中国音乐文化在国内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既有处于主流地位的中国民族音乐，也有俗乐性质的中国流行音乐，还有外来的欧美古典音乐。作为世界多元音乐文化大家族的一员——中国多元音乐文化也跨过开放之门实现了于国门之外的世界他族音乐的融合。
多样的世界文化范文3
关键词： 文化传统、民族性、世界性、民族音乐、世界音乐、严肃音乐、音乐价值、
多元价值、国粹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欧洲文化中心论、文化价值相对论、
文化单线与多线进化
我的学生中常常有人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它同时也是我头脑中长期困扰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世界级的大作曲家？ 其实何止于此，我们在文学、绘画方面不同样也是如此吗? 诺贝尔奖也从来都与我们无缘，举凡获奖的华人全都不是生长在本土的中国人。这些不容辩驳的事实反映了一种内在必然性，足以让我们冷静而严肃地深思。 我们常常会不无骄傲地宣称自己对世界文化做出了事多么巨大的贡献，也许历史上确曾如此，可现实中当我们同别人相比较的时候，我们还能骄傲的起来吗？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还能漠视这种现状再持续下去吗?
这确实是一个极为严肃的话题，而且是我们的音乐究竟应走什么样的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为使我们中华民族能够真正屹立于世界之林，与世界平等对话，找出音乐文化不兴的根源理应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民族的自豪与骄傲不能只是一句空话，它需要我们拿出切切实实的行动和成果。
我以为，造成以上这样的现状与我们封闭的文化传统、教育传统、思想观念等方面有着必然关系。而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若非特指，传统即文化传统）的制约。因此封闭落后的文化传统是深层次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由于传统而直接导致的陈旧的思想观念严重地束缚着我们的思维，遮挡着我们的视野，使我们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总是被夹在传统与现实的冲突中来回徘徊。这样的现状必须尽快改变，具体地说，就是我们迫切需要真正弄清音乐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问题。此问题不解决，我们的音乐便得不到健康快速的发展，最终必招致我们音乐文化在已有损失的基础上更大的损失。
因器乐是最高级的音乐形式，代表音乐发展的方向。以下仅就器乐专门展开论述。
一．民族性和世界性
关于究竟什么是民族性和世界性，大家尽可以见仁见智。为能明确说明我的观点，在此有必要就我所论述的音乐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做一个必要的界定。民族性是指文化的地域性、独特性、阶段性，同时又是一种局限性，它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杜会、历史、经济条件制约F的心理素质、精神状态、和思想意识。这里的文化是一个大文化概念，它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教育、艺术以及风土人情等所有人类在精神领域里的认识和积累。民族乐队与民族音乐 (指音乐风格) 都是以民族性为主要特征的，它因其独特性而使别的国家和民族无法参与其中，至多对其只作一般观赏和了解而并不能真正去欣赏理解它们并与它们全面沟通和交流，它更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它好比味精和佐料，而不能作为全人类的主食．所谓民族音乐，就是指那些各民族用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表达其情感生活的音乐。从具体形式上讲这个独特性包括乐器构成和曲调风格两个方面，后者更是主要方面。它指用民族乐器或者西洋管弦乐器演奏的民族民间曲调风格的音乐。民族音乐又包括民族民间音乐和具有民族风格的创作音乐两部分。
在历史的长河里，在国家民族仍未消亡的这个历史阶段，我们的民族音乐是世界多元音乐文化资塬中的一元物种，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作用与价值，有其生存的土壤和一定时期内继续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它是中国人民自己所喜闻乐见的音乐种类，人民离不开它。民族音乐还可以起到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总之，它就象成千上万的物种使得世界多姿多彩一样。各民族不同的音乐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化资源，从而使得世界文化缤纷多姿、光辉灿烂。今天由于信息与交通快速发展，当世界朝着各民族趋同的方向愈来愈快速发展的时候，人类也确有责任为保留各民族自己的独特文化做出应有的努力，使其独特的价值免于消亡。从长远来看，它的价值取向主要是多元价值、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民族文化是民族的象征，美国向宇宙空间发射的太空船上载有一张措放给外星人听的金唱片，其中就有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古代名曲《流水》，这是我们的骄傲，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民族音乐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世界性就是开放性、互通性、融合性、持久发展性和世界各民族广泛的参与性这样几个方面，它使各族人民真正站在同一个层面上平等对话。它是人类未来共同的发展方向，具有光明的前途和强大的生命力，是任何势力都不可阻挡的一种历史潮流．正如人类愈来愈需要世界语 (英语实际已成为一种世界语) 来相互沟通一样，在音乐上同样需要一种世界语做为相互沟通的桥梁。世界音乐的硬件是管弦乐队，软件就是世界各民族普遍能够欣赏和理解的音乐风格。它应该概括和升华各民族的音乐语言，并将之提升到一个不属于任何民族音乐语言的高度。它是作曲家的倾心创造，这种创造既包括技术上的也包含音乐风格方面的。世界音乐是相对于民族音乐而言的。它在音乐技法、音乐风格上应远离任何民族音乐的特征，或者源于某个民族，但经过作曲家的精心提炼和再创造从而使世界各民族普遍都能够欣赏它、接受它。前者如德彪西，勋伯格，后者如肖邦以及民族乐派等。它是音乐领域中的世界语。当然，并不就是说凡是全新的音乐就一定是世界的，它如果不能普遍的为大家理解和接受那就不是世界音乐，甚至连音乐恐怕也不能算。我们目前迫切的任务是必须寻找到一种能与世界相沟通的音乐语言，只有用这种世界语表达我们自己，才能够让世界真正了解我们。象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这些得到全球范围一致认同的音乐就属于世界音乐。它们首先是全世界令人类的，其次才是他们自己民族的。民族音乐因其民族性，也就是地域性、独特性而难以与世界相互沟通，客观上阻碍了别人对我们的了解。这种事与愿违造成我们目前事实上被动与尴尬的局面。只有明确意识到这些，方能真正找准音乐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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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国际、全球这样的概念，今日几乎成了从官方到民间的口头禅，国人大都耳熟能详。可是，如果真的放到世界和国际的范围内考察，则不难发现，中国人许多习以为常的概念用法，与各国有别，于情理不合，于实事有异。例如世界史的划分，放眼世界各国，或者根本没有所谓的世界史，只有欧洲史、美国史或西洋史等国别或区域史，或是虽有世界史而包括连同本国在内的世界上所有国家，而且往往以本国为世界史的中心。惟独中国，世界史是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各国的历史。难怪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世界史家有人呼吁重写世界史，不仅要放人中国，而且要以中国的眼光来撰写。
不过，这样的形态，背后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即近代以来天朝或中华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升降浮沉。在中国与世界的观念架构之下，二者显然分属不同的范畴。无论夷夏大防、中体西用还是用夷变夏，可以说，在中国人的精神领域深处，世界其实是一个并不包括自我的他者的时空。只不过由原来以为属于野的化外，逐渐变成呈现另一套从形式到内涵均截然不同的文的世界。在天下的架构中，这个世界本来应该由中华的文来教化，可是随着彼此接触的日益增多扩大，却似乎显示出代表着比中华程度更高的文化反而成为中国仿效的楷模。近代以来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只有为他者的文所化，才能避免落入野的境地，以至于亡国灭种。这样的转变绝非传统的礼失求诸野，简直就是文野之判的乾坤颠倒。
相当吊诡的是，开始被动地被拖入世界体系的时段不必论，即使在后来积极主动争取进入世界的进程中，中国人似乎也没有真的准备成为属于他者的一部分，反而将自身置于与世界对等的地位。原来自外于世界的中国，通过逐渐进入世界体系，确定本国在其中的排序，并试图争取更好的位置。与此同时，作为参照系的世界仍然只有工具性价值，是获得独立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目的还是在于取得与世界对等的权力及资格。本来是进入世界之林的旅途，达到的却是与世界平起平坐的终点。凡此种种现象，今日随处可见，透过世界之窗看到的都是外国，锦绣中华与世界之窗并列，昭示着两个不同的世界情景。让世界就在你面前的世博会，某种程度也意味着世界其实就是外国的同义语。而中国馆的位置及形制，又可见中华为天下中心的潜意识。在国人的观念中，究竟如何安放世界，以及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大有探究的余地。中国与世界的说法，立意或许是想显示其具有世界眼光。然而问题意识的内核却是纯粹的中国观念。所以看似很世界，其实很中国，或者说是在世界的外壳下表达了中国的意识。
由此看来，中国人观念里的世界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时空界限，而是常常暗中发生挪移转换。因缘佛教而来的世界，虽然包含无穷无尽的迁流与方位(大体相当于所谓宇宙)，一般民众的感觉还是区分彼此，对于他们而言，世界就是精神的彼岸。况且，近代以来的世界或国际，事实上存在与泰西、西洋、万国的渊源演化关系。近代先驱者开眼看世界，目光所及主要就是欧美列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至于时下多数人心目中的世界和国际，还是依稀可见泰西的影子。在他们看来，与国际接轨，瞄准世界前沿，都是以发达国家为准的。否则，不仅不值得考虑，甚至能否算作世界和国际，本身也成为问题。在一体进化系列排位处于中国后面的部分，只是作为防止波兰我、埃及我的警训值得借鉴。就此而论，中国与世界，其实不过是华洋两分的变形。而洋的一边，即使包括东洋、南洋、小西洋和大西洋，仍然不能覆盖整个世界，华洋之间存在不少灰色地带。在价值取向上，更是以西洋以及西洋化的东洋为准的。这样的认识是近代以来受社会进化论影响的结果，传输给中国人这一套观念的主要是东邻日本。在那样的时代，连统计学的重要功能也旨在告诉人们自己国家的整体及分支的各个领域在世界的排序，以起到警醒国民的作用。在追赶先进，以免国墟人奴的思维架构下，同一个世界显然被分成了层次不同的三个部分，这与后来三个世界的说法颇有渊源。要想跨越其间的界限，诚非易事。这样的隔阂，至今依然存在。明治维新的日本，在那一时代是少有的追赶先进成功的事例。
既然所有国家都存在于同一个世界体系之中，并且以所谓发达国家为取法楷模，世界其实只有一个，所有的思维行为应该一律。而这样的观念，实在是另一个世界自我认识的放大，即欧洲中心观的体现。如今位于东亚的日本被算作西方发达国家的阵营，虽然满足了一些日本人士脱亚人欧的愿望，多少显得有些奇怪，表明欧洲中心控制数百年来人类思维的情形，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基督教一元化观念，在相关学者重构思想学说体系时留下深刻印记。将全世界所有国家安放在统一的世界体系之中，是这种一元化思维的典型表现。而能够被装进同一系统，自然需要统一的思维和行为准则。原来多元化的规则样式，便要用一致的标准加以裁量。而能够用于统一标准的，理所当然地就是位居整个系统前列的泰西列强。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演进，欧洲人的思维方式乃至行为准则似乎越来越具有普世价值。
可是，欧洲人发明的那些东西，有许多原来并不一定为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的远大抱负，大都因缘解决本国、至多只是欧洲范围内不同国家的问题。显例之一，所谓国际法，开始显然没有将世界所有国家考虑在列，并且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综合融汇，制定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和许多现行观念一样，后来被称作国际法的那一套，发明者自己也没有命名。来华传教士最早译为万国公法，有意无意间便是要宣示其普世价值，后来遂在东亚变成国际公法。清人面对列强，始则以中华礼仪为准则，结果非但抵挡不住强权，而且连礼仪之邦的面子也要拱手让人，于是转而努力学习运用并且试图严格遵守国际法，可是在外交实践中仍然处处碰壁。弱国无外交的说法充分显示出强权还是国际法的重要支点。
在进化论的一元框架之下，中国人不断以他为我的标准，追摹仿效。凡是人有我无的，都要移植，凡是人无我有的，都要革除，凡是形同实异的，都要改变。大到典章制度、知识系统，小到语言文字，乃至饮食结构，无一不以名为世界实则泰西为标准，大有非将中国人种彻底改造不足为功之势。凡持守成态度者，多被扣上守旧甚至顽固的帽子。挟洋自重似乎成了学习西方的同义词，同时也是进入世界的惟一通道。而在千辛万苦的努力之后，往往感到原来孜孜以求的正当性不免有几分削足适履之嫌。所以为的别人的好是否真好暂不必论，至少还有橘逾淮为枳的危险。时至今日，在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瞄准世界前沿等等观念主导下误入歧途的情形依然比比皆是，待到幡然梦醒之时，只能慨叹既知今日何必当初。
诸如此类的观念，今人好从定义加以把握，往往不能反映蕴含于其中的复杂历史纠结。有研究显示，东亚各国在进入世界体系之际，往往参酌国际法而力图使得如何解读应用有利于己方，尤其是在一系列条约谈判过程中，充满着观念的争拗和利益的角逐。条约文本所隐藏的历史发生和演化的复杂进程，不是仅仅在现行的语言系统寻找对应概念所能够准确理解的，相反，认识历史本事的渊源流变，才 能把握隐含于文本定义中的言人人殊和变幻莫测。
所谓国民外交，正是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新事物。此一题目，近年来已有学人写过专门论著，可惜不无望文生义之嫌。即想当然地将国民与外交相组合，再按照这样看似理解实则设定的框架，将各种非政府官方而涉及外交的资料史事组装进其中。史事的发生及其演化已经被后设的观念所取代曲解。其实，并非所有与外交有关的民的言行都属于国民外交，甚至国民外交的渊源也不一定当然地具有正面的意义。国民外交在历史上是帝国主义的产物，随着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扩张，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超出其正式代表的政府层面，扩大到不同国家国民及其各种形式的组织之间的关系，并且在国与国关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发达国家已经落伍甚至趋向反动的东西，到了后发展国家可能成为进步的动力。近代中国的国民外交，是在社会南四民转向国民的进程中发生的，国民意识的自觉，使得人们开始摆脱臣民的束缚，以国家的主人自认。既然国家本来就不仅仅属于政府，而是全体国民，再加上清政府对外交涉招招失败，丧权辱国，在国民眼中失去日益代表国家的资格。可是国民一时间无力清政府，又不愿忍受列强的霸道，不甘心将利权拱手让人，于是以国民代表国家的名义排开清政府，直接与外国进行交涉。这种和文明排外紧密联系的行为，在清季成为国民排斥清政府和抵拒强权的重要形式，民国以后则逐渐演化为政府外交的后援和补充。与此同时，列强各国的国民外交也开始发生变化，其中一部分与后进国家的国民外交产生积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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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明冲突论” 思考 和谐世界 文化观
新的国际理论和思想往往伴随着国际局势的动荡而产生。在20世纪90年代，最受关注同时也引起很大争议的理论就是“文明冲突论”。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著名的《外交》季刊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及《不是文明冲突，又是什么》等文章，随后，在1997年，他的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问世，而后引起了广泛争议。认真研究这一理论有助于了解美国外交决策的理论依据，更好地指导中国的对外政策，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一、“文明冲突论”的基本内容
塞缪尔・亨廷顿的主要观点可以做如下概括：(1)前苏联与东欧的剧变，标志着世界已经进入了冷战后时期；(2)与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的不同将世界划分为两个阵营相互对峙的两级格局不同，冷战后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聚合，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分离。大国关系联盟的界定已不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因素，而是文明因素。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正在变成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因此，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3)国际冲突的基本根源已不再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差异，而是“文明的冲突”。亨廷顿指出，文明是人类的终极部落，文明的冲突就是全球规模的部落冲突；(4)冷战后世界文明是由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构成的，包括：中华文明、日本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不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而是各个文明的核心国家；(5)下一次战争如果爆发，必将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而随着权力均势的不断变更，中华文明不断壮大自身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伊斯兰文明的人口激增，冲突的爆发最有可能发生在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6)亨廷顿认为：西方人应该把他们的文明看做是一种独特而非普世的文明，文明之间战争的避免有赖于世界领袖接受并合作维持全球政治的多元文明性质，建立在多元文明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纪战争的最可靠的保障。
二、对“文明冲突论”的批判与思考
(一)“文明冲突论”中文明的划分和本身的逻辑还有待商榷
1.划分文明的标准不统一。在亨廷顿认为的世界文明中，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中华L文明(儒教文明)是以宗教划分的，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是以地域划分的，日本文明、印度文明又是以国别进行划分。划分标准的不统一难免让人觉得如此进行划分不够科学严谨。
2.儒家文明能否代表中国文明不能盖棺定论。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儒家文化充其量只是一种传统理念，只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产生影响，将他作为中华文明的代名词难免让人觉得有些牵强。
3.中华文明并不会像亨廷顿认为的那样对西方文明发起挑战，两者间也不会出现“文明的冲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关注和争论的原因在于他在对各种文明分析后提出，将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对立起来，为冷战后美国发动战争或进行战争准备提供了理论支撑。众所周知，中华文明(儒家文明)历来倡导的都是“中庸”“以和为贵”，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对战争的；而这种非战的悠久的文化决定了中国不会主动发动战争，就算是在中国最辉煌的时候实行的也是朝贡体系，让周边国家共享中国的太平盛世，更不用说联合伊斯兰文化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构成威胁了。
(二)“文明冲突论”并未真正揭示世界冲突的根本原因
1.人类战争和冲突的根本原因归根到底是对利益的争夺。按照亨廷顿的观点来说，世界的冲突来源于文明的冲突，而文明的冲突存在于不同文明之间，可纵观历史，我们发现，不管是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还是一战、二战，都发生在具有相同文明的国家之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两伊战争的爆发也证明同为穆斯林国家，同是伊斯兰文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亨廷顿在立论的时候。“把文明的冲突的根源归结为与冷战结束相伴随的政治忠诚取向的深刻变换。”我们并不否认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它仅仅是加深了推进了国际关系的发展，经济利益才是最主要的因素。
2.即便存在这种“文明冲突”也是人为制造的。按照亨廷顿的逻辑，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间有可能爆发冲突，冷战后特别是“9・11”的爆发似乎印证了他的推断，但通过分析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我们发现并非完全是由于文化的原因，大国的对外政策也起了重要作用。恐怖主义的滋生与泛滥有以下几个原因：(1)贫穷一经济根源。以阿富汗为例，其国内因为长年内战，生产力水平极低，民众由于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难免会产生绝望和偏激的情绪。因此加入一些极端势力不难理解。对他们来讲，恐怖组织的成员身份以及在恐怖组织中取得成功，是摆脱赤贫的唯一出路。(2)原教旨主义一思想根源。原教旨主义在伊斯兰世界影响极为深远，容易引导广大穆斯林走上恐怖主义的道路。(3)美国的强权压迫和霸权主义一政治根源。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美国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伊斯兰世界的内部事务中。对恐怖主义的态度也并非像现在这样极力打击。被美国视为恐怖主义头号人物的本・拉登就曾与美国进行过合作，而后因为美国经常对阿拉伯国家施以政治威胁、经济制裁和直接的军事打击，才与美国反目为仇的。(4)旧的国际秩序依旧存在，不公平和两极分化加剧一现实根源。美国将其自身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势必会冲击伊斯兰世界原有的宗教、政治和文化体系，造成事实上的全球贫富不均的现象。海湾战争后中东地区再度出现的伊斯兰潮，是中东穆斯林社会对战后不断增长的西方利益和美国霸权的一种自然而然的传统形式的反应与抗议，它试图改变自身在政治经济权益和文化心理平衡关系上的扭曲的不合理的现状。以上几点才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美国的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恐怖主义的扩张。在巴以冲突中，美国极力偏袒以色列，将巴勒斯坦的反抗视为一种恐怖主义的行为，而对以色列屠杀巴勒斯坦平民视而不见，恐怖主义以美国和以色列为袭击目标显然与美国的中东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所谓“文明的冲突”，其实并非是各国间文明的差异，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推行其政治、经济和军事霸权的直接结果。
3.“西方文明优越论”贯穿了整个“文明冲突论”。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处于压倒一切的、成功的、几乎是完全的支配地位。“西方是唯一在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拥有实质利益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够影响其他文明或地区的政治”。与此同时，其理论又充满了对西方文明相对衰落的深深担忧，如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停滞、失业、巨大的政府赤字、职业道德下降、储蓄率低等问题。亨廷顿提出的文明。一方面承认了文明的多样性。似乎走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怪圈，另一方面又竭力突显西方文明的优越，维护西方文明对世界的控制权，大大冲淡了他的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积极意义。
三、和谐世界文化观及其优越性
2005年9月15日，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其中提到要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
1.和谐世界理念是对中华文化和谐内核的精准概括。文化是反映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和精神世界的窗口。文化交流是增进不同民族相互了解和友谊的重要桥梁。中国文化历来崇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倡导一种包容并蓄的文化理念，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既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文化源地，又在人类为历史进步的过程中构成了充满活力的文化体系，在世界的东方形成了一个文化圈。对亚洲乃至世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和谐世界文化观与和谐社会理念是一脉相承的，是我国广大人民爱好和平，汲取多种文明之优点的真实体现。
2.和谐世界理念昭示了中国对外方针的宗旨。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和谐世界理念是在党的十六大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后，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又一重要战略方针。一直以来，中国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的对外政策正是在这一外交理念的指导下，积极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尊重各国不同的文化，提倡文化无优劣之分，与俄罗斯、法国等多个国家顺利互办了文化年活动。反观“文明冲突论”，它作为美国政府一定时期内制定外交政策的依据，成为其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虽然强调了文明多样性，但在实践中却将西方文明置于其他文明之上，推行文化霸权，试图取代其他文明，造成西方文明事实上的普适性。
3.和谐世界理念倡导文明多样性。在讲话中尤其凸显了尊重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性，我们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承认和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坚持各种文明兼容并蓄，是“和谐世界”理念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内容。中国选择的和平发展道路，我们所奉行的独立自主、所提倡的和平共处，其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对于本国文明的守护与传承，和对于其他文明的宽容和尊重之上。
虽然各国普遍倡导文明多样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如今这个多极化世界中。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单级文化的威胁，很多民族文化和语言正处于边缘化的危险。具体到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在规模和深度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文化发展滞后于经济改革的状况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外文化交流作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作为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提升我国文化魅力。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亨延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334
[2]刘青建，当代国际关系新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55
[3]何丽，吕晔，恐怖主义并非文明冲突的结果――兼论亨延顿《文明冲突论》[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5)：28
多样的世界文化范文6
摘要 全球化带来了世界文化的频繁交流和对话。作为全球化的对立面“本土化”以独特的生
引言
现今随着经济的频繁往来和信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一系列全球问题的产生使人们越来越密不可分。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角度也变得全球化了。“全球化”作为目前最流行的术语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世界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文化的交流也成为各国际关系的重要方面。西方学者罗兰·罗伯森“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概念的提出正是作为一种文化上的对策和设想，认为“全球范围的思想和产品都必须适应当地环境的方式”，全球文化是以多样性和差异性为标志。作为全球化的对立面“本土化”以独特的生命力与之抗衡，世界文化将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和对话。音乐在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使之也深受全球化的洗礼。“全球本土化”也给予音乐教育以重要启示。要深入理解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须从对全球化的认识开始。
一、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和对话
全球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涉及到不同的学科和领域。邬志辉教授在《教育全球化——中国的视点与问题》中归纳了五种界定模式(传播学的界定模式、经济学的界定模式、文化学的界定模式、生态学的界定模式、政治学的界定模式)，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多纬度的发展过程，各纬度在表现上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全球化是一个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对不同国家来说，全球化的意义可能是不一样的：全球化是一个矛盾性的发展过程，单一与多样、特殊与普遍等矛盾和悖论都同时并存与全球化的结构当中。”音乐教育属于文化范畴，所以在这里重点看看文化学的界定模式：“就文化的全球化而言，它不是一个日趋同质化(homogenization)和一体化(unification)的过程。相反，它是一个全球化和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文化多样性与文化普遍性、全球化和地方化之间矛盾公生并在全球背景下凸显强化的过程。”可见全球化在文化领域更多的是一种全球与本土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没有差异就没有交流的必要，没有交流就不会与进步，因此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从观念上，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同质化过程。至少对现在来说，那种认为非西方世界最终将因循一个单一发展模式的合流观念是过于简单化的。他没有考虑到各种全球化趋势中的复杂性因素。……因此，当今世界成为这样一个竞技场，全球化和它的对立物——本土化——各擅胜场，正在同时对个体和群体产生巨大的压力。”(杜维明《对话与创新》)著名文化理论家野健一郎也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各种文化之间的接触越频繁，文化越趋多样化”。世界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同样也促进了各本土文化之间的交流，可以说没有全球文化只有本土文化，各本土文化构成了世界文化，未来世界文化朝着“全球本土化”发展。
在音乐的“全球本土化”中，印度小提琴音乐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小提琴是欧洲音乐的重要乐器之一，大约在两百年前传入南印度宫廷，现在南印度音乐会几乎离不开小提琴了。从音乐风格到演奏方式，印度小提琴音乐与西方小提琴音乐都有着极大的不同。相信也听过印度小提琴演奏的人肯定会为它们完全不同的音色留下深刻的印象。为适应印度音乐的要求，印度人把小提琴改为c、g、c、g定音，席地而坐演奏，把琴放在胸前和右脚之间。风格模仿印度的歌唱，演奏多滑音。他们采用自己的方式改进小提琴。使小提琴成为了印度人自己的乐器。现在印度小提琴音乐受到了世界各国的热烈欢迎。印度传统音乐做到了真正的“全球化”，在现代世界中保持了自身的整体性和独立性，成为音乐的“全球本土化”的典范。
二、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
在全球化进程中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这一时代背景又向教育提出了挑战。我国音乐教育领域对全球化问题的反应慢一拍。缺少音乐教育基本理论的全球性思考。当看到音乐教育全球化这一概念时难免会误解为全球音乐教育的趋同，甚至是全球音乐教育的西化。这显然是对全球化这一概念的片面或不深刻的理解。由此引入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以更好的理解全球化语境下的音乐教育。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是指所有全球共同认可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制度都必须适应本土的音乐教育环境，以体现本土人民的主体性：所有有建树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制度总是有地域性的，总是产生于特殊、具体的音乐教育环境．总是由解决具体音乐教育问题的人创造的，而后才具有了一般性并被全球的“他者”广为借鉴、学习和再创。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包括以下特征：
1、音乐教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音乐教育的普遍性体现为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文明体系之间在音乐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上的某种趋同。如音乐的终身学习和把音乐视为文化，理解不同民族和国家的音乐等观念正被世界各国所接纳：对话式教学正取代灌输式教学已成为全球音乐教学认可的方法等等。音乐教育的特殊性体现在虽然各国音乐的终身学习等观念已被接纳，但各国的接受程度、范围各有不同：各国的教学方法也各有不同的运用。
2、音乐教育的一体化和分裂化的统一。音乐教育的一体化体现在国际性音乐教育组织的建立，如1953年成立的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等。这些国际组织在全世界、在国家之间乃至在地区之间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大。如ISME在半个世纪来纠正了全球普遍存在的欧洲文化中心论，正式提出了世界音乐(WordMusics)教育的概念。“多元文化教育”、“世界音乐”、“全球观点”等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就在全球音乐教育一体化的同时，各国、各民族、各地方的独立性不断加强，珍视民族优秀音乐文化传统以及保护和促进音乐文化多样性的努力，不仅是各民族国家，也是国际性音乐教育组织的一种追求。国际性音乐教育组织的成果正是各国、各民族乃至各地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3、音乐教育的国际化与地方化的统一。为了便于交流、沟通和比较，国际社会越来越采用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纳与共同遵守的标准与规范。但音乐教育的国际化并不是绝对的和单一的对应。如在一些术语概念上，由于语言文化和理解方式的不同则应慎重的理解和运用。
三、音乐教育全球本土化的几点建议
1、重视世界音乐的教育
全球化语境下人类利用先进的通讯技术、交通工具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各地区、民族和国际组织的相互联系乃至相互依赖增大，使全球范围内的自由交往更频繁：世界经济市场化使资源得到全球性配置，促使地区乃至国家经济的依赖增大，经济往来密切：全球化带来的全球问题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等也把世界人民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与人紧密联系密不可分，都是组成这个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文化的角度看，经济的密切往来必将促进文化的交流、依赖。作为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音乐文化也是人类相互理解的纽带。 音乐教育“全球本土化”话语中的世界音乐指的是世界各国本土的音乐，是为了增强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为目的，这就要打破欧洲音乐中心论的旧有观念，理解并学习世界各国、各地、各民族的音乐，它们是组成世界音乐文化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音乐从属于文化，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文化千差万别、种类繁多，每一种音乐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音乐教育全球本土化就是要求人们去理解、学习不同的音乐文化以促进世界的理解和交流。我国的音乐教育长期受西方音乐中心论的影响。分不清西方和世界，教育内容中世界音乐所占比重几乎为零。西方音乐只是沧海一粟，是世界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成功也正是在于它的特殊性。世界音乐给了我们更广阔是视野，使我们可以从更多角度认识到自身的独特性，在保持自身独立性和整体性的情况下获得新的发展。
2、重视本土音乐的教育
正像前面指出的音乐是文化的一部分。各地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文化，本土的音乐文化传统就是组成世界音乐文化的一部分。近年来“本土知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学术界也开始了广泛的研究。石中英在《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中将“本土知识”定义为：“由本土人民在自己的长期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所自主生产、享用和传递的知识体系，与本土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和人文环境)及其历史密不可分，是本土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是一度被忽略或压迫的本土人民实现独立自主和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和力量源泉。”并且他还详细论述了“本土知识”在内在发展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由于本土知识与本土生活方式密切结合，深深扎根本民族文化，包含着真正的生存智慧，对于解决本土问题是一种真正有效的知识，也是他者所不能给予的。
音乐教育全球本土化要求我们重新认识本土音乐在世界音乐文化中的地位，增强他们对本土音乐的认同和归属感，彻底摆脱西方音乐中心论的控制，探寻适合本土音乐教育环境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等，并为世界音乐教育之林贡献力量，以达到“对话”的最高境界。外来文化要在本土得到发展必须适应当地环境和各种条件，也是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再创造的过，成功的本土化成果又可以作为“他者”推向世界。音乐教育必须有这样的视野才能使更多的人们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用于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并进一步把自己音乐文化发扬光大。
3、让音乐教育回归生活
当代哲学大师胡塞尔从现象学的角度指出了欧洲“科学世界”的危机，并提出走向“生活世界”的超验现象学，为我们理解“生活世界”与“音乐教育世界”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生活世界是一切教育世界的根基与源泉．教育的有效性与意义最终要回到生活世界。而我们的音乐教育世界渐渐淡忘了这一源泉，处在一个所谓西方科学的音乐技术和理性符号覆盖的异化了的生活世界。学校音乐教育成了纯粹知识的灌输，远离了生活世界得以课堂、教材为、教师为中心的封闭式教育。音乐本身就源自于生活，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音乐教育全球本土化要求我们摆脱原有的教育模式．重建音乐教育的观念，在生活中交流、学习和理解音乐，最终走向生活。生活中存在多种多样的音乐。“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迪斯尼乐园中的世界民族村。围绕着中央大湖．依次有墨西哥、挪威、中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摩洛哥、法国、英国、加拿大、以色列等十二个村，其中不少都有音乐歌舞表演。……英国的世界巡回艺术团、印度古典音乐协会、皇家非洲协会、亚洲音乐巡回演出团和伦敦共同体学院艺术系常在那儿举行演出或举办综合艺术节，如1995年举办过印度、巴基斯坦、加勒比和西非等艺术节。……五花八门的街头广场音乐是西方城市一景，也融入了世界音乐。如旧金山鱼市码头前。秘鲁流浪艺人的排箫与吉它二重奏。”(汤亚汀《走向现实生活的世界音乐》)这些音乐都是来自本土源于生活。并让人们在生活中感受音乐、学习音乐、理解音乐，看到本土音乐的独特性，看到世界音乐的异彩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