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岸经济论文范文1
一、两岸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递机制分析
基于要素禀赋的互补性和经济结构的差异性，两岸经贸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尤其是两岸加入WTO和两岸三通的实现为两岸经贸向更紧密和更深层次发展提供了便利，台湾对大陆出口额从1992年的96.97亿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1321.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3.9%;台湾自大陆进口额也从1992年的7.47亿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367.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1.5%，大陆已成为台湾最重要的进出口市场。同时，大陆经济实力的提升对台商投资产生了巨大的磁吸效应，投资金额从1992年的2.46亿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127.9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1.8%，大陆已成为台商最活跃的投资地。台湾是一个对外依赖性较高的海岛型经济体，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无疑成为台湾与外界，尤其是与大陆经济的主要连接纽带。在过去三十年中，台湾经济处于由工业社会向服务业社会的转型时期，大陆处于工业加速发展时期，两岸经济落差与产业梯度发展使得两岸经贸交流日趋密切，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两岸贸易往来严重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台湾对大陆贸易保持高额顺差，从1992年的89.5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954亿美元，两岸贸易顺差在20年内迅猛扩张了约10倍，年均增长高达12.6%。二是两岸贸易呈现典型的投资拉动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传统的中上游企业跟随下游中小企业赴大陆投资带动了台湾部分零件产品的出口。进入21世纪，在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生产的影响下，台湾IT产业快速转移至大陆，促使台湾生产原料、机械设备零部件等出口的增多，从而带动两岸贸易规模的扩张。三是两岸贸易的主要形式为加工贸易，贸易水平一般偏低。长期以来，台商投资大陆所需中间产品大都是从岛内进口，经加工组装后再出口欧美市场，这使得加工出口贸易占两岸贸易的比重一直在60%以上，两岸形成了台湾接单—日本进口—大陆生产—出口欧美的发展模式。综上所述，影响两岸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因素主要有:第一，以产业梯度为主的两岸贸易联系越紧密，台湾与大陆的经济周期协动性就越强。但两岸贸易往来的严重不平衡可能会使两岸贸易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并不与贸易规模相对应。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两岸贸易类型发生了重要变化，逐渐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且产业内贸易所占比重逐渐上升。基于学术界关于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影响经济周期协动性的相关研究结论，两岸贸易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动态影响存在阶段性差异。第二，两岸之间的资本往来主要是以台商对大陆投资为主，呈现单向流动特征。根据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台商投资大陆不仅可以促进大陆资本积累，引起大陆制度变迁，还可以诱发岛内技术进步和台湾对外贸易量的增加，进而对两岸经济周期协动性产生影响。第三，随着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深化，相似经济体往往面临着共同的冲击，而产业结构的差异化也将影响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在两岸经贸合作中，两岸产业结构存在差异，但伴随大陆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两岸产业结构将趋于相似，因此两岸产业结构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动态影响比较复杂，且存在阶段性差异。
二、度量指标、数据说明和方法选择
(一)度量指标
1．经济周期协动性，也称同步性。目前，学术界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概念尚无统一的界定，但一般都认为经济周期协动性的核心是经济波动的国际传导，表现为一个国家(地区)的宏观经济波动对其他一些国家(地区)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11］，通常采用两个经济体宏观经济变量的相关系数来衡量，但程惠芳和岑丽君认为这种衡量方法有一个缺陷，就是该方法计算的是若干个子阶段交叉相关，不能很好地反映完整的经济周期变化情况［12］。本文借鉴Cerqueira和Martins的同步化指数构建方法［8］，利用大陆和台湾的季度经济增长率数据，计算两岸实际经济活动之间的相关性，反映它们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发展情况，指数值越大，说明两岸的经济周期协动性程度越高，计算公式见式(1)。2．两岸贸易强度双边贸易强度的计算一般采用双边贸易量与各自贸易总量或经济总量的比值表示，两种计算方法的相关性较高，但考虑到两岸经济规模的差异极大，本文采用两岸贸易量与各自贸易总量的比值来表示两岸贸易强度，具体计算公式见式(2)。
(二)数据说明
1．数据来源。本文基于大陆与台湾1992年至2012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其中大陆的GDP增长率、三次产业结构增加值均来源于中国经济数据库(CEIC);台湾的GDP增长率、三次产业结构增加值均来源于台湾“主计处”的“统计资讯国民统计所得资料库”;关于台商投资和两岸贸易有多种来源和统计口径的数据可查询，但考虑到数据资料的准确性、可获得性与连续可比性，本文中的两岸进出口贸易数据采用了《两岸经济统计月报》中“陆委会”估算数值，台商投资大陆数据则采用商务部外资司公布的季度资料，2．数据处理。第一，由于两岸GDP增长率、进出口贸易与台商投资均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周期变动特征，因此本文在进行模型分析之前需要剔除季节性因素造成的影响，采用X11方法进行季节调整。第二，由于缺失两岸进出口贸易与台商投资1992年至1994年的季度数据，因此本文借鉴王华的处理方法［9-10］，以当年年度数值结合之后各年度每季度所占比重的平均值进行估算。
(三)方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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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利益至上”的两岸经贸思维
大陆方面对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与主张是互惠互利与共同发展。但蔡英文的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思维是完全以“台湾优先”与“台湾利益至上”为核心，只考虑台湾的立场，台湾的利益，从不考虑大陆的利益。蔡英文表示，“面对大陆经济崛起，对两岸经贸政策则坚持‘台湾优先’，同时坚持‘台湾整体长期性的利益’”。这种以“台湾为中心”的，完全不顾大陆的利益与大陆感受的，将互惠互利双赢抛到一边的经贸思维，也恰恰是近年来岛内“台湾中心主义”泛滥的结果。
蔡英文在其“十年政纲”中，一方面提出“台湾应要求中国移除非关税壁垒与不公平待遇，争取台湾商品与服务在中国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另一方面对大陆对台出口，则强调“应秉持保护消费者与弱势产业的原则，防止大陆倾销、不当补贴以及伪劣商品之进口”。这完全是一种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政策主张，完全是意图颠倒黑白的论述。在两岸贸易往来问题上，大陆对台湾产品进口没有特别限制，没有特别的非关税壁垒，甚至实施给予更优惠待遇，相反是台湾方面对大陆产品进口实施严格的歧视性待遇，设立了许多非关税壁垒。
在两岸经贸往来的权益保障问题上，蔡英文提出“对于攸关台商人身自由与财产保障之协议，应纳入优先谈判项目”的主张。两岸签署投资保障协议，是相互的，是双方的，可是蔡英文却只强调台商的人身自由与财产保障，却不提“陆商”在台湾的人身自由与财产保障。
更令人费解的是，蔡英文又提出建立两岸“互惠非让利、和平而非冲突、对等而非主从的经贸关系”。似乎蔡英文不希望大陆再给台湾“让利”，而是两岸“互惠”。这一看似矛盾与不解的前后论述，其实是蔡英文政治思考凌驾于经济考虑的结果。其两岸经贸政策论述的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处处为台湾“争利”，另一方面处处限制大陆“得利”，根本不是一种“互惠非让利”，而是典型的“争利非互惠”的政策主张。另一矛盾之处在于，蔡英文认为贸易是台湾经济的根本，是台湾生命力之所在，但对两岸经贸往来的政策主张则是处处设限，以管制为核心，反对两岸经贸的密切往来，其结果就是让台湾经济边缘化，并走向衰落。
负面论述大于正面论述
蔡英文的“十年政纲”，尽管重点陈述两岸经贸主张与政策，但实质的、具体的两岸经贸政策论述几乎全是负面的、消极的、敌视的，是防御性的、管制性的、非开放性的。
蔡英文强调，“对于大陆商品的进口，应秉持保护消费者与弱势产业的原则，防止大陆倾销，不当补贴，以及伪劣商品之进口，保障台湾市场的公平竞争性”。显然，对大陆产品进口持有强烈的负面看法，不是“倾销”与“补贴”就是“伪劣商品”。
蔡英文对台商赴大陆投资这一最重要的两岸经贸议题着笔甚少，只有短短两条，而且没有任何“肯定”或“鼓励”性的政策主张，而是以“防止外移”、避免“整体外移”、“就业与生产根留台湾”的概念为主，对大陆企业赴台投资或“陆资”持有很大偏见，具有强烈的排斥、管制政策倾向，多采用“危害”、“禁止”、“投机”、“炒作”等概念，“要求陆资揭露利益关系人之身份及其资金来源”，“不得借投资之名炒作资产，制造泡沫经济”。显然，蔡英文没有正确、正面的看两岸双向投资，尤其是没有正面对待陆资，从不谈陆资对台湾经济与就业的积极作用和意义。
蔡英文提出，“台湾应关注在两岸经贸发展过程中，沦为经济弱势的一群。当局应积极解决两岸经贸所造成的薪资停滞与所得分配恶化等问题”，显然将台湾的薪资停滞与所得分配恶化归于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似乎没有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台湾就不会有薪资停滞与所得分配恶化问题。薪金停滞与所得分配恶化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许多国家或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否和大陆有密切的经贸关系无关，但蔡英文却将这些问题与两岸经贸往来挂钩。
蔡英文这样对两岸经贸发展的“负面”与“消极”思维与主张，预示着的重新执政，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管制时期，进入发展的困难时期。
EOFA论述的矛盾与悬机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是两岸经贸合作的重要议题，蔡英文在“十年政纲”中不得不面对，不得不对外界对她的质疑进行解释与阐述。然而，纵观蔡英文对ECFA的论述，充满一种无奈与矛盾，也留有玄机。
蔡英文在“政纲”中表示，目前看到的ECFA早收清单只是一小部分，并不能作为评判ECFA利弊的主要依据，但同时她又强调ECFA“已经造成若干负面的影响，例如近来房地产价格不正常波动，就是负面效益之一”。显然是一个十分矛盾的论述，既然强调只有早收清单还无法评判ECFA的利弊，又何来“已经造成若干负面影响”?这是在两岸经贸议题上长期以来无法自圆其说的一贯恶劣做法。
ECFA作为一项类自由贸易协议(FTA)，一定对双方有利有弊，而且一定是利大于弊，否则不可能签署。但自ECFA提出与签署以来，从来就没有正确、客观与科学的评估过ECFA，从没有表示过ECFA对台湾有利的一面，而是一概认为ECFA对台湾的影响全部是负面的，甚至今天台湾面临的问题与困难，如弱势产业困难问题、失业问题与财富分配恶化等，似乎都是ECFA造成的。既然认为ECFA对台湾没有好处，全是负面影响，又为何又要进行“利弊评判”?这也等于承认以前对ECFA的利弊没有进行评判，过去对ECFA的一切不实指控与批判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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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离岸金融；离岸金融中心；经济效应；金融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10004807
一、引言
离岸金融中心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特定阶段，是指拥有大量主要从事非本国居民业务的金融机构的中心城市或司法管辖区，其突出的特点是金融系统拥有的境外资产与负债相对于国内经济需要的国内金融中介来说不成比例[1]。在大国与小国的金融抗衡中，离岸金融的演进和扩张对本地及世界经济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离岸金融中心是否或将成为世界的弃儿？只有正确评估离岸金融中心演进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才能够客观认识其生存状况和变化，本文基于2001―2012年世界上九大离岸金融中心面板数据对此进行研究。
众多国外学者首先强调了离岸金融中心对个体经济和全球经济都有相当的益处[2]。Hampton和Christensen[3]认为，无论是就业（直接或间接）、政府收入还是对GDP的贡献，开办离岸金融中心都是一个利润丰厚的活动。拥有离岸金融中心可以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积累专业知识和经验技能，因此使得当地经济变得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国际化[4]。由于离岸金融本质上是国际银行对政府政策改变的积极响应，离岸金融发展反过来又推进了金融国际化和自由化[5]。在具体国家或地区层面，Hines和Rice[6]认为，美国对低税管辖区（离岸金融中心）的投资对美国的税收影响是不确定的。但是由于低税率鼓励了美国公司从高税收的外国转移利润，所以很有可能的是低税率最终提高了美国的税收收入。Hejazi[7]认为，加拿大对巴巴多斯投资的激增对自身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包括扩大市场准入、增加了其在国外市场的存在从而促进了出口，而出口的增加又促进了加拿大的就业和资本形成。Gordon[8]采用空间计量学技术，使用10个加勒比国家在1994―2004年面板数据来检验离岸业务对银行资产负债表和收入账户的影响，结果表明离岸部门的存在对一些关键的金融指标虽不存在积极的影响，但是位于离岸司法辖区内的银行比非离岸金融中心区域银行获取了更高的利润和持有更高与GDP相关的资产份额，即地理上离离岸金融中心越接近，则会增加银行部门的竞争力和近邻国家的金融深化程度。Hampton[9]认为，由于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信息的不透明，造成了潜在的投资争议和公司造假行为的增多，离岸区域的存在，便利甚至鼓励了在岸腐败。Hines和Rice[6] 认为，不管是指责在离岸金融中心所取得的高收益是完全牺牲了高税收管辖权的观点，还是离岸金融中心进一步鼓励了更多的投资以及经济活动的观点，由于不存在经济理论佐证，我们很难得出税收的多样性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更加难以评估出离岸金融中心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效果。其实资本流入离岸金融中心主要是离岸金融中心灵活的规则、良好的监管和稳定的政治环境所致，而且离岸金融中心可以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从而吸引投资并产生更多的收入，“对离岸金融中心在偷税和洗钱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的批评有些过分了”[10]。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肯定了开办离岸金融业务或构建离岸金融市场或中心会带来经济上的正面效应。从规范分析的角度，赵延河和齐兰[11]认为，离岸金融作为一种金融形态，是金融发展和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鲁国强[12]从宏观层面系统地补充了离岸金融中心可以提高本地金融业的经营水平、促进本地金融业融入国际市场，通过离岸金融市场直接吸引境外资金来弥补本国外汇资金不足的积极影响。张谊浩等[13]借鉴IMF专家Zorome的研究思路和成果，构建了离岸金融中心对周边国家 （ 地区） 的金融效应模型，综合中国香港和大陆相关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论证了中国香港离岸中心发展与大陆金融深化的兼容性，发现离岸金融中心发展从长期来看会强化中心与周边国家 （地区） 的金融深化。郭云钊和胡传雨[14]探讨了离岸金融业务对离岸金融中心当地经济的影响，发现离岸金融业务对中国香港当地经济均有积极影响，这对我国发展离岸金融业务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
为了分析离岸金融中心的演进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在世界上数十个离岸金融中心里，本文选取中国香港、新加坡、塞浦路斯、巴哈马、巴巴多斯、巴林、巴拿马、马耳他、毛里求斯等九大典型的离岸金融中心作为研究对象。
2000年6月，IMF公布了由各个国际组织分别圈定的世界上拥有离岸金融中心的69个国家、司法管辖区和领地，由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合组织（OECD）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四家国际机构根据外部债务的统计数据联合共同认定的14个典型的离岸金融中心，它们分别是利比里亚、新加坡、瓦鲁阿图、中国香港、巴林、黎巴嫩、阿鲁巴岛、巴哈马、巴巴多斯、开曼群岛、百慕大、巴拿马、荷属安地列斯群岛和西印度群岛联邦。
从地位上来看，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已经跃居世界金融中心的顶级位置，
从2007年，伦敦金融城公司委托著名智库Z/Yen Group统计制作、每年3月和9月两次定期更新，对外《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GFCI）报告，以显示金融中心竞争力的变化。2008年有65个国际金融中心进行了评定，2014年3月最新出炉的GFCI 15已涵盖了全球83个金融中心（包括离岸金融中心）的排名，2007年以来，伦敦、纽约、中国香港、新加坡和苏黎世这世界五大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一直占据着世界排名的前五位，地位依然稳固，同时这五大金融中心也是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 在国际金融市场拥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其它塞浦路斯、巴哈马、毛里求斯等均居于世界前十大离岸金融中心之列；从地理位置来看，它们分别分布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且其中既有典型的位于加勒比地区的巴哈马和巴巴多斯、中东地区后来居上的巴林、欧洲新兴离岸金融中心塞浦路斯和马耳他、远在非洲的毛里求斯，也有既具有一定经营地位、又包含代表未来“中岸”崛起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因此，除非另有说明，本文的图表描述均以该九大离岸金融中心作为研究样本。
2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是由9个离岸金融中心2001―2012年的年度数据所组成，这就构成了既有横截面维度又有时间序列维度的面板数据。本文从两个不同的维度来选取金融发展变量亦即衡量离岸金融业务发展的指标，一是从资本市场角度考虑的协调证券投资调查（Coordinated portfolio Investment Survey，CPIS）；二是从银行角度考虑的表达离岸金融中心金融发展演进程度的指标离岸金融中心外部贷款（External Loans）。
协调证券投资调查（CPIS）。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成员、经济学家Zorome认为离岸金融中心金融发展程度可以利用金融服务净出口/GDP（%）予以度量，该比值越大说明其离岸金融业务发展程度越高，反之亦然。上述数据本来可通过各国的IMF第六版国际收支表中详细的经常账户数据来计算，但是在实际运用中由于许多国家的金融服务项目常常缺省，特别是离岸金融中心早些时候通常既不收集也不国际收支统计数据，因此这一流量指标需要以一些可获取的存量指标替代。协调证券投资调查（CPIS）根据居住地原则记录，主要统计某一个经济体持有的以权益、长期和短期债务形式存在的组合证券投资资产头寸，由于每一项跨境的资本流动都会使相应国家有一个相匹配的资产负债头寸的变动，这些交易所造成的资产头寸就是CPIS，即由非居民发行并由居民持有的资产。由于离岸金融中心具有高比例组合投资资产的重要特点，通过分析各国的这些资产头寸，我们可以预期具有最大资产头寸的国家或行政辖区就是具有最大金融服务流量，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向非居民出口最多金融服务的国家或行政辖区[15]，因此CPIS可以衡量该中心离岸金融的发展演进程度。
外部贷款（External Loans）。
本文选取的另一个表达金融发展演进程度的指标是反映银行业务规模的离岸金融中心外部贷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离岸金融中心的定义，“离岸金融中心银行或其它机构为非本国居民提供金融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吸收非本国居民资金和借贷给非本国居民，形式包括贷款给企业、其它金融机构、其它地区银行和市场参与者，也可以吸收个人存款，投资到其它地区的金融市场”，因此外部贷款指该离岸金融中心的银行部门发放给非居民的贷款。该指标反映离岸金融中心提供的金融服务的一部分，直接反映了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程度。一般来说，银行贷款对本地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显著，而贷款给非居民的外部贷款必然对离岸金融中心本地的经济发展会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
本文实证部分主要考察离岸金融业务发展的经济效应，由于经济效应的概念非常宽泛，考虑到数据的可取得性，本文拟选取最能够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离岸金融中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投资（Total Investment）和进出口额（Total Import & Export） 三个核心指标来考察离岸金融发展对其的影响，从而分析前述的结论。各指标由通过各个离岸金融中心当地的CPI指数（以2001年为基期）平减得到的实际量来反映。
本文所有数据来自于国际清算银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时间跨度是2001―2012年。
3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表1是2012年各离岸金融中心业务发展指标统计。从表1中可以看出，CPIS持有量前三位分别是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毛里求斯，分别为9 89574亿美元、8 01200亿美元和1 01325亿美元，远高于其它离岸金融中心，凸显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外部贷款数额最大的是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巴哈马，分别为4 98813亿美元、4 10645亿美元和2 70070亿美元；而对比离岸金融中心人均GDP可以发现，新加坡、中国香港以人均51 16004美元和36 66820美元高居榜首。
根据离岸金融中心金融服务的出口额与GDP的数量不成比例的特点，而表1精准地显示了所有离岸金融中心CPIS持有量几乎都是GDP的1倍以上，最高的毛里求斯达到了884倍，中国香港、新加坡、巴巴多斯和马耳他均在3倍以上，虽然巴拿马最少只有GDP的24%，但是其2012年的外部贷款为2 70070亿美元，是GDP的293倍；同时，外部贷款全部在GDP的1倍以上，即使巴哈马的GDP仅为8043亿美元，但是外部贷款却达到了GDP的3358倍。因此，变量的统计描述表明，2012年本文所选取的九大样本的离岸金融业务量规模已经相当庞大，与GDP已经不成比例，离岸金融业务都比较发达，特征明显，巨大规模离岸金融业务量和离岸金融中心独有的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本文进一步的分析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2001―2012年九大离岸金融中心的CPIS持有量和外部贷款规模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离岸金融中心进入21世纪后基本处于上升状态。
三、模型设计和分析结果
1.模型设计
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现代计量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对区域层面的结构进行计量分析时，相比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面板数据较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面板数据不仅突破了总量研究同质性界定，还大大增加了样本的个数，使模型包含更多数据信息，提高了自由度和有效性，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和更可靠的参数估计量，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模型估计结果的解释能力，保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为了降低序列的异方差性，本文对原始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进行计算，模型设计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设立的离岸业务发展对离岸金融中心经济效应的检验方程如下：
LnGDPit=αi+β1LnCPISit+μit（1）
LnZTZit=αi+β2LnCPISit+μit（2）
LnJCKit=αi+β3LnCPISit+μit（3）
其中，下标i表示第i个离岸金融中心，i=1，2，…，9为截面单元；下标t表示第t年，t=1，2，…，12为时序期数。GDPit表示第t年离岸金融中心i的国民生产总值；CPISit表示第t年离岸金融中心i持有非居民发行的证券资产数量；ZTZit表示第t年离岸金融中心i的总投资；JCKit表示第t年离岸金融中心i的进出口贸易额。模型系数β1、β2、β3的正负与大小反映了离岸金融中心持有非居民发行的证券资产数量分别对GDP、总投资和进出口贸易额影响的方向和强度。
2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为了考察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需要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若存在单位根，说明面板数据不平稳，而直接对不平稳的面板数据进行估算，可能导致伪回归问题。基于此，本文对各变量数据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以得到各变量的平稳性结果。本文利用LLC、Fisher-ADF和Fisher-PP三种方法对面板单位根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中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统计量的值及其显著水平可以判断，变量LnGDP、LnWBDK、LnCPIS、LnZTZ、LnJCK分别存在单位根。经过一阶差分后，所有变量均表现为平稳变量的特征，可以判定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
为了确定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还需要对其进行面板协整检验。本文检验采用Pedroni的方法，以回归残差为基础构建7个统计量，其中除Panel v统计量是右尾检验之外，其它的统计量均为左尾检验。7个统计量的原假设均设为不存在协整关系，模型滞后阶数按SIC准则自动选择，Newey-West窗宽使用Bartlett kenrnel进行选择。Pedroni 论文中蒙特卡洛模拟结果显示，对大样本来说，所有7个统计量的检验效力都很好并且很稳定，但是对于小样本来说，Group ADF统计量是最有效力的，接下来是PanelADF、GroupPP、PanelPP等统计量，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小样本数据，因此主要考察这四个统计量。
对方程（1）―（3）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3显示了方程（1）―（3）变量的协整检验结果。由上面两种面板协整检验方法的统计量值和相应的显著性水平可以判断方程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选取1―3阶滞后
期，除巴哈马外，其余8个离岸金融中心在10%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 “CPIS不是引起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这表明CPIS是引起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CPIS对GDP具有很强的预测作用，在Granger意义上，各离岸金融中心CPIS的变化会引起GDP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判定，方程设定的因果关系是成立的。
对上述方程进行估计，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以CPIS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在1%显著水平上系数均显著，说明离岸金融业务对经济增长、当地投资以及进出口都有影响。其中，CPIS对GDP的弹性为031，对总投资的弹性为038，对进出口额
的弹性为014，2分别达到098、095和099，模型拟合度较高。这意味着离岸金融业务对当地的投资影响相对较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对投资的影响稍弱一些，这可能与离岸金融业务发展带动投资进一步带动经济增长有关；同时，离岸金融业务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与离岸金融中心不是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经济特征[16]是一致的。
总体来看，该模型的结果说明离岸金融业务在促进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当地总投资和增加进出口额都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4引入外部贷款变量的再回归
我们引入解释变量外部贷款，重新设定离岸业务发展对离岸金融中心经济效应的检验方程：
LnGDPit=αi+φ1LnCPISit+φ2LnWBDKit+μit（4）
LnZTZit=αi+φ3LnCPISit+φ4LnWBDKit+μit（5）
LnJCKit=αi+φ5LnCPISit+φ6LnWBDKit+μit（6）
对方程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方程（4）―（6）中各变量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对上述方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方程（4）中CPIS和外部贷款的系数均显著，两者对GDP有显著的提升作用，CPIS弹性为010，外部贷款弹性较高为031。结果意味着在促进国内生产总值方面，外部贷款与CPIS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相比于资本市场的CPIS，来自银行部门的外部贷款对GDP的促进作用更大。对于方程（5）和方程（6），在引入外部贷款后，CPIS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对于总投资和进出口额的增加，CPIS的作用并不显著，而外部贷款提升作用明显，弹性分别为048和016。
5引入总投资和进出口额的三次回归
由于总投资和进出口额的增加亦会拉动经济总量增加从而促进GDP的增长，为了排除前述两次回归中此类因素，本文将控制总投资和进出口额，着重研究CPIS和外部贷款对GDP的影响。现设定离岸业务发展对离岸金融中心GDP影响的检验方程：
LnGDPit=αi+θ1LnCPISit+θ2LnWBDKit+θ3LnZTZit+θ4LnJCKit+μit（7）
对方程（7）各变量进行Pedroni面板协整检验，统计量PanelPP、PanelADF、GroupPP和GroupADE的值分别为-278、-336、-531和-445（在1%显著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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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8月9日，对于二连浩特来说，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同志视察二连，作出了“在边字上做文章，在开放上下功夫，在内联上求发展”的重要指示。二连被推到了引领北疆跨越发展的最前沿。
“蒙古国的长调、俄罗斯的舞蹈、韩国的街舞、中国的器乐……这些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艺术同台合奏，让我们享受到精神的盛宴。”二连浩特已成为中蒙俄各个领域交流的重要平台。
1994年8月9日，对于二连浩特来说，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同志视察二连，作出了“在边字上做文章，在开放上下功夫，在内联上求发展”的重要指示。二连被推到了引领北疆跨越发展的最前沿。
自1551年(明嘉靖三十年)明批准在今张家口大境门外正沟、西沟开办“以布吊易马”的边界“贡市”(后称马市),到1928年,这条古商道整整运行了377年。据1579年《马市考》记载,“仅张家口一市,年易马就超过三万五千匹以上”。旅蒙商的经营范围极为广泛,他们从中国内地购置绸缎、布匹、米面、茶叶、瓷器、陶器、木器、蒙靴、马鞍、食糖、铜铁器具及佛教用品,到蒙古交换回来马、牛、驼、皮张、绒毛和贵重药材鹿茸、靡香、羚羊角等,用茶叶、生烟等从俄罗斯商人那里换回 羽纱、毛毡、天鹅绒、波兰呢等纺织品和银制品。他们的运输工具以骆驼、牛车为主,人们 称这种易货贸易方式叫“出把子”。出把子的人带的骆驼称“货房子”。每一顶“货房子”通 常有3个押货人(称保镖)、12把骆驼(1把为14峰,计168峰骆驼)、1匹或数匹找水的马、3-10条狗,一个驮工拉1把(即14峰)骆驼,计20个伙计,组成一个销货单位。驼队常常是数“房”相随,成百上千峰骆驼,首尾 难以相望。牛车常常是几百辆结队而行,首尾衔接,长达数千米。张恰古商道上,每年都有数十万峰骆驼和牛车在日夜不停地行走着,这充分表明当时运输规模之宏大。精明的商家以其独具的商业目光捷足先登, 占据了广袤的中俄、中蒙交易市场,最终开辟了一条载入历史的繁华的草原商道。
1956年,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中蒙俄国际联运正式开通,那种驼背车载的运输方式被现代化的工具所代 替,草原古商道的驼铃声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对外贸易为主的第三产业一直是二连浩特口岸的主导产业，单一的经济结构造成产业内部关联度较差，抗风险能力不强，经济整体效益不高，我们要以调整产业结构为主要抓手，加快建立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口岸现代产业体系。”孟宪东市长这样说。
2009年12月15日-16日，首届发展陆桥经济，构建合作走廊•二连浩特经贸论坛在二连浩特举行。来自中蒙俄三国沿线地区的政府、商会、企业、专家学者代表共298人参加，论坛坚持“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突出“发展陆桥经济，构建合作走廊”这一主题，在五个方面达成了合作五加强共识。一、加强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的投资合作。二、加强国际贸易、国际物流合作。三、加强旅游合作。协调解决中国内地公民经二连口岸赴蒙俄旅游证件问题，共同为“边境一日游”、“跨境多日游”、“茶叶之路游”开辟“绿色通道”。四、加强人文领域和环保领域的合作。五、加强地方政府间、商会间、企业间合作。定期沟通情况，互通信息，形成“论坛”长效办会机制，每年在中国二连浩特市举办论坛。
小城市，大口岸――人们常用这样概括二连。是的，口岸丰富了二连的内涵，二连人用与时俱进的大开放思维改变了边陲小镇的命运，书写出一段国际口岸的宏伟乐章。从1956年的不足千人到现在的十万人口，从荒漠之地到朝气蓬勃的新兴口岸城市、中蒙边境地区的璀璨明珠――二连浩特绽放着绚烂夺目的光彩。
走近二连口岸，到处呈现的红火繁忙景象让人不容置疑：这里正在融入世界经济大潮，同世界经济一起飞扬。
近年来，二连采取多种措施，全力推进口岸“大通关”建设。先后建成公路联检通道、铁路口岸H986货车检查系统、铁路报关大厅、国际候车室、208国道二赛段、二连至扎门乌德疏港公路、市区至恐龙墓地旅游专线、319省道二满线、西区主干道、220千伏双回输变电线路、供水复线等重点项目。多次对公路、铁路口岸进行扩容改造，使铁路口岸过货能力达到1200万吨，公路口岸通道由“一进一出”、“四进四出”发展为“八进八出”，过货能力由2002年的不足50万吨提高到300万吨。已建成的公路口岸货运新通道实现客货分流，公路口岸过货能力达到500万吨。铁路口岸部分业务24小时通关，公路口岸每周7天通关，边检查验时间缩短到45秒/人次，口岸通关环境全面优化。二连支线机场的建成使二连成为集公路、铁路、航空于一体的立体化疏运体系，跻身全国交通运输枢纽行列。
“边境有边、边贸无边”。沿边开放以来，二连口岸成为国家和自治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支点。为改变边境贸易形式单一、层次不高的现状，二连市委、政府充分发挥口岸外开内联优势，积极参与国内外经贸合作，大力发展边境贸易，口岸贸易如雨后春笋般竞相发展。
现在，许多国内外企业纷至沓来，许多蒙古客商蜂拥而至。口岸各类企业已发展到5560多家，蒙古国70%以上的进口物资通过二连口岸入境。随着口岸功能的日趋完善，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和进出口贸易额快速上升，二连对外贸易也进入了空前的快速发展期，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外贸企业发展到462家，年贸易额超1000万美元的企业达12家，其中4家被评为全国质量效益型企业，外贸企业纳税额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41%。边境贸易增强了口岸的生命力，成为拉动口岸经济发展的第一引擎。与1978年相比，到2010年，二连口岸进出口货运量由41.3万吨增长到860万吨，进出口贸易总额由3328.5万美元增长到34亿美元，口岸出入境人数由1978年的2.57万人次增长到180万人次。
目前，二连已与俄联邦布里亚特工商会、恰克图市政府、蒙古国工商会签订了《关于加强中蒙俄区域性地方合作，发展陆桥经济，构建经济合作走廊的倡议书》。已有秦龙、美克等15家中资企业在俄蒙铁路沿线取得17处矿产品、煤炭、木材等资源开采权，取得矿权的铁矿储量7.3亿吨、煤炭储量1000多万吨、锌矿1000多万吨、钨锡储量8万吨。其中11家企业陆续进入境外资源开采、回运阶段，5家企业已利用境外资源在二连进行落地加工。
口岸经济论文范文5
进入21世纪以来,海岸带成为全球城市化最重要的区域空间单元。在不超过海平面100米沿着海岸的连续区域——低海拔海岸带(Low Elevation Coastal Zone,LECZ)区域,以全世界2%的陆地面积,支撑起全世界总人口的10%以及全世界城市人口的13%(McGranahan等,2007),[1](17-37)这在中国、孟加拉为代表的沿海发展中国家表现尤为明显。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即1990-2000年间,中国低海拔海岸带地区的城市化以3.39%的速度在增长,低海拔海岸带地区的城市人口从1990年的5.6059亿迅速增加到2000年的7.8278亿。中国低海拔海岸带地区城市化速度不仅超过了同期全国的城市化增速,而且超过了孟加拉等沿海发展中国家低海拔海岸带的城市化进程。在中国海岸带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充分利用海岸带有限的地理空间,以海岸带城市群为依托,实现经济能量集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进而推动海岸带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当前所有关心海洋经济、海岸带经济发展的人们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尝试从流通产业的外溢效应角度出发,探讨流通产业外溢效应与海岸带城市群经济集聚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述评
(一)经济集聚的文献述评
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认为,经济集聚可以划分为产业、地理和时间三个维度。[2]尽管自然优势、本地市场效应、消费机会以及寻租也能促成集聚,但劳动力池、投入共享以及知识溢出是经济集聚的最主要原因(Marshall,1920)。[3]从已有研究来看,国内外对经济集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产业维度,并且主要依托Marshall(192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Krugman(1991)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两个基本框架展开。[1](483-499)关于集聚的微观机制,Duranton and Puga(2004)认为共享、匹配和学习是经济集聚的三种主要微观机制,[5](2063-3073)Krugman(1991)将主要依赖劳动者流动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视为经济集聚的微观机制。Venables(1994,1996)则认为产业集聚主要依赖位于同一区位内企业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并将降低运输成本视作集聚背后的主要驱动力(Fujita,1999)。[6](371-381)Martin等(1995)则认为,基础设施和资本禀赋的分布及两者相互作用并共同对经济集聚区位产生决定性影响。[7](335-351)Lanaspa等(2001)则认为公共服务水平对经济集聚产生影响,并将政府部门纳入NEG模型进行研究,得出具有更低税收或者更高的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地区具有更强的吸引经济活动集聚的结论。[8](1639-1649)关于集聚经济的测度,已有的研究均采用间接测量方法,比如Marcus(1965)曾尝试用产业来测度,Harris and Wheeler(1971)与Edel(1972)则认为可以用资本化的城市土地价值来测度集聚经济,Ellison and Glaeser(1997)、Duranton and Overman(2005)则分别构建了EG指数、DO指数对离散空间的经济集聚进行测度。在实证研究方面,Ellison等(2010)利用来自美国制造业的122个细分产业的数据,结合EG、DO两个指标,对马歇尔提出的经济集聚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制造业集聚中的确存在马歇尔提出的企业相互靠近以降低运送商品、人员和思想成本的三种机制。[9](1195-1213)Ellison等(2010)的研究同时发现,马歇尔提出的产业集聚因素对集聚模式产生的影响要比共同分享自然优势强烈,其中投入产出联系是最为重要的集聚因素。需要注意的是,Ellison等(2010)的研究并没有明确指出究竟是什么构建了经济活动的投入产出联系。
由此可见,目前对集聚经济的研究均沿用了马歇尔开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基本假设,即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见面,均没有纳入流通产业这个媒介制造业和消费者的关键部门,将交换制度视作外生变量。在经济集聚的研究中,对流通部门或者说流通服务等服务行业的忽视,所产生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所得到的实证研究结果存在巨大差异(Melo等,2009)[10](332-342)因此,Melo等(2009)明确提出,在未来对制造业集聚的研究中,要特别关注包括流通业在内的服务业在促进制造业集聚上所发挥的作用。
(二)流通溢出效应研究
国内对流通产业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依托Feder(1982)提出的菲德模型。冉净斐(2005)最早利用该模型对我国流通产业的外溢效应进行了测度,研究结果表明,流通部门的发展确实对非流通部门产生外溢效应。在冉净斐(2005)之后,赵萍(2007)、赵凯与宋则(2009)、刘振滨(2009)等相继利用菲德模型对我国流通产业的外溢效应进行研究。尽管数据时间跨度、流通产业产值的测度不同,但是所有这些研究均没有发现流通产业的边际生产率比其他非流通产业更高的证据。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国内已有研究重点在于强调流通产业对制造业的溢出效应,而流通产业对经济集聚的溢出效应则还没有展开相应研究。事实上,以Abdel Rahman(1988)、Fujita(1988,1989)、Rivera-Batiz(1988)等为代表的学者利用Spece(1976)、Dixit and Stiglitz(1977)构建的垄断竞争模型,证明了带有规模报酬递增的不可运输的投入品生产就意味着集聚。Behrens(2004)在Ottaviano等(2002)基础上构建的一般均衡模型也表明,包括流通服务在内的非贸易品的存在对空间结构具有重要的影响,均衡解取决于移动要素和不可移动要素之间的比例,该比例的增加将引发空间集聚过程。[11](68-92)
结合经济集聚研究中流通产业维度缺失、流通溢出效应对经济集聚研究缺乏的基本事实,本文从流通溢出效应视角出发,以海岸带城市群为例,重点探讨流通溢出效应对海岸带城市群经济集聚的微观机理及其传递路径。
三、模型构建、变量定义与数据
(一)模型构建
其中,a为正的参数,下标0表示基期。
与Glaeser等(1992)中认为经济集聚主要依赖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和初期水平的其他条件的假设不同,本文将流通规模(Scale)、流通密度(Density)和流通结构(Structnre)作为流通外部性或溢出效应引入全要素生产率项中,由式(2)进一步得到式(3):
(二)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统计描述
表示流通结构变量,其数值为批发零售业销售额(万元)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
为地区虚拟变量,分别为渤海湾海岸带Bhw、长三角海岸带C sj和珠三角海岸带Zsj。具体说来,天津市、唐山市、秦皇岛市、沧州市、大连市、锦州市、营口市、盘锦市、葫芦岛市被归入到渤海湾海岸带城市群; 上海市、南通市、连云港市、盐城市、宁波市、温州市、嘉兴市、绍兴市、舟山市、台州市被归入到长三角海岸带城市群;深圳、珠海、汕头、江门、湛江、茂名、惠州、汕尾、阳江、东莞、中山、潮州、揭阳则被归入到珠三角海岸带城市群。
为海岸带城市类型虚拟变量。与阿瑟·奥沙利文(2003)在《城市经济学》(2003)中将城市分为贸易型城市和工业城市类似,本文将海岸带城市分为工业主导型城市和流通主导型城市两种类型,其中,工业主导型海岸带城市是指工业总产值与批发零售业销售额的比值大于1的城市,流通主导型海岸带城市是指工业总产值与批发零售业销售额的比值小于0.5的城市。
考虑到海岸带城市类型随着海岸带城市产业结构的演变会发生相应地变化,本文海岸带城市虚拟变量的设定分别以1990年和2008年的数据进行测算,由此得到In1990、Cr1990、In2008和Cr2008。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经典的线性计量经济学模型中,最小二乘法是普遍应用的参数估计方法。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则需要满足随机扰动项不存在序列相关等基本假设。如果模型被检验为既具有异方差又存在序列相关时,则只能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FGLS)来进行估计。和其他估计方法相比,可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FGLS)能有效地消除计量模型中通常遇见的异方差和自相关的问题(李子奈等,2003)。[12](89)因此,本文采用FGLS方法进行估计,参数估计结果见下页表2。
从实证结果来看,从模型(1)到模型(5),本文所关注的关键变量流通密度()的系数均为正,其值基本在0.6-0.7之间,并且都在1%的显着性水平上显着。也就是说,在流通业对城市经济集聚的溢出效应中,流通密度存在正向溢出作用。具体说来,在模型(1)中,流通密度()变量的系数为0.738,表明如果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流通密度每提高1单位,将引起经济集聚度提高77.38个百分点。在模型(2)中,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每单位流通密度的变化,将使经济集聚度提高0.7469个单位。同理,在模型(3)、模型(4)、模型(5)中,每单位流通密度的变化会分别引起经济集聚向同一个方向变动0.6083、0.7346、0.6375个单位。由此可见,流通密度的提高,能密切产业内和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因此,密度越高,其商品交换的速度越快,上下游耽搁的时间越短,因此,越能加强企业之间的协作,具体表现为经济在空间上的集中。
从实证结果来看,表示流通规模的变量表现出和流通密度同样的特点,均在1%的显着水平上。唯一不同的是流通规模前面的系数统统为负。按照正常情况,流通规模的扩大应该促进经济集聚,实证结果显示系数为负。本文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本文对流通规模的测度所采用的指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既是反映海岸带城市生活水平的指标之一,同时也是对当地劳动者收入的间接反映。自1978年以来,我国海岸带城市一直秉持出口导向战略,并成为我国出口的主力军。1980-2007年的28年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增长了67倍,其中沿海地区的出口占到了90%以上,出口强度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Wu,2007)。[13](1283-1293)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沿海地区出口实现了快速扩张,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渠道构建能力(Dunn等,2006)和技术提升空间(UNIDO,2002)支撑,出口贸易对劳动力报酬的改善作用并不明显(包群等,2011)。[14]劳动者报酬的缓慢提升制约了沿海地区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最终影响了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提升。当然,要提升沿海地区的消费能力,除了通过提升劳动者的报酬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种途径,就是通过降低当地的流通成本来实现。也就是说,在名义报酬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通过降低流通成本提高当地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的方式,进而提高当地居民的商品消费能力,从而达到提高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在沿海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进一步促进整个海岸带城市群的良性循环。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为负,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海岸带城市群高流通成本所带来的另一个写照。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实证结果都说明在样本观察期间,海岸带城市群的流通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尚不足以发挥其对经济集聚的作用,反而妨碍了经济集聚水平的提升。
实证结果显示,流通结构系数全部显示为正,但是该变量在哪种情形下都不显着。系数为正数,说明海岸带城市群的工业如果依托流通产业进入市场进行销售和交换,借助流通商在协调生产、消费的时间和空间上的规模经济效应,将比工业本身直接参与交易所花费的时间要少、成本要低,能有效节约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这种节约对于工业再生产来说至关重要。不仅如此,工业制成品通过流通商的运作,能够更大限度地接近终端消费市场,便于劳动者获得更多的再生产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因此无论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角度来看,流通商参与制造业的分销活动越多,越有利于推动经济集聚水平的提升。只不过目前这种机制尚未完全发挥其巨大效应。实证研究结果同时显示,渤海湾海岸带Bhw、长三角海岸带Csj和珠三角海岸带Zsj这三个地区虚拟变量均不显着,而且为负,这就和我们本文观察到的现象相符,也就是说即使在总体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上述3个地区,均出现流通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总水平的现象,流通瓶颈成为这些地区经济集聚水平和经济质量提升的重要障碍。
五、结论与启发
本文以海岸带城市群为例,利用1990-2008年间的数据,用流通密度、流通规模、流通结构三个指标表示流通产业的溢出效应,对流通产业促进经济集聚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流通密度对海岸带城市群经济集聚具有正向溢出效应。随着流通密度的逐步提高,海岸带城市群经济集聚程度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单位流通密度的变化会引起经济集聚同方向变动0.6375个单位。(2)在当前情形下,流通规模并没有显示出对海岸带城市群经济集聚的积极促进作用,这制约了海岸带城市群经济集聚程度的提高。(3)流通结构对海岸带城市群经济集聚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其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根据以上结论,我们有如下启示:
1.继续稳步提高海岸带城市群的流通密度,进一步发挥流通密度对海岸带城市群经济集聚的溢出效应。海岸带城市群流通密度的提高,第一,有利于当地工业密度的提高。袁平红、王永培(2010)的研究已经指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业密度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带动工业密度增长8.4个百分点。因此,要充分发挥流通产业在促进工业集聚上的重要作用,进而为经济集聚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15]第二,有利于密切产业之间的联系,在产业与产业之间构建和谐的投入—产出联系。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数据获取困难,本文构建的流通密度并没有对本土和外来流通产业的流通密度进行区分。尽管如此,本文认为,在提高海岸带城市群的流通密度问题上,应该将提高本土流通产业的流通密度作为重点。
口岸经济论文范文6
关键词：中蒙俄；口岸；物流；进出口
中图分类号：F259.27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ere are 16 open ports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mount of port logistics， transport goods types， and detailed analysis of key ports infrastructures， transport goods， over the volume， etc.， we have come to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rt logistics that western is stronger and east is weak in the port of China and Mongolia， China and Russia Manzhouli port is a dominant， each import and export functions assume is different. These questions need to be solved that the lack of resources carrying capacity required in the port development， the relevant energy transport routes not officially opened， port development and opening lag， lack of policy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other issues.
Key words： China Mongolia and Russia； port； logistics； import and export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是在打造区域大合作的新格局背景下提出的，是古丝绸之路概念的升华，已经引起了相关国家以及我国相关地区政府和人民的极大关注，2014年9月11日，国家主席会晤俄蒙总统时指出，要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进行对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内蒙古依托地域优势，与蒙古国和俄罗斯有着漫长的边境线，是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是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和我国向北开放的国际物流大通道的重点。
1 内蒙古中蒙俄口岸物流现状
截至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共有对外开放口岸16个，空运口岸3个，分别是呼和浩特、海拉尔、满洲里；陆路（铁路）口岸2个，分别是二连浩特、满洲里；陆路（公路口岸）11个，分别是满洲里、二连浩特、策克、甘其毛都、珠恩嘎达布其、满都拉、额布都格、阿日哈沙特、黑山头、室韦、阿尔山。其中对俄罗斯边境口岸有4个，对蒙古国边境口岸有9个。
1.1 口岸进出口货运量
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口岸进出口货运量6 798.9万吨，同比增长1%，其中进口货运量4 621万吨，同比增长3.9%；出口货运量1 291万吨，同比增长10.4%；转口886万吨，同比增长17.9%。其中铁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3 899.6万吨，同比增长6.7%；公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2 425.3万吨，同比下降8.7%；对俄口岸进出口货运量3 031.7万吨，同比增长6.9%；对蒙口岸进出口货运量3 293.2万吨，同比下降5.2%；陆港国际集装箱中转货运量474万吨（如表1所示）。
从各口岸情况看，满洲里、二连浩特、甘其毛都3个口岸货运量超过千万吨大关，分别为满洲里口岸3 006.1万吨，通过比增长6.7%，二连浩特口岸1 305.7万吨，同比增长12.5%，甘其毛都口岸1 081.3万吨，同比下降12.7%。
1.2 口岸进出口货物类型
从品类方面，进口货物排前3位的商品为原煤2 344万吨，同比增长12.2%；各种矿石和矿石粉1 022.6万吨，同比下降7.3%；木材809.3万吨，同比增长6.1%。其次是化肥、原油、化工产品等。出口排前3位的商品为矿产品及建材127.2万吨，同比增长54.6%；轻工品及家电84.3万吨，同比增长7.4%；苹果41.5万吨，同比增长34.3%。其次还有机电产品、日用百货。
受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2014年进出境货运量较2013年同比增幅收窄，受市场需求和价格因素影响，木材和铁矿砂两大主要品类进口乏力，化肥进口保持稳定，矿产品及建材出口保持稳定增长。从各口岸来看，除满洲里、二连浩特、黑山头、室韦和珠恩噶达布其口岸外，其他口岸较2013年同期相比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二连口岸主要以铁矿石进口为主，其次是木材和铜矿，全年进出口总体呈稳步增长态势。甘其毛都口岸受国内市场需求和蒙古国限制外籍劳务政策影响导致煤炭进口量同2013年相比下降。策克口岸因受蒙方坑口价格和劳务费的上涨及国内煤炭价格下滑影响出现运量下降。
2 内蒙古中蒙俄重点口岸发展现状
2.1 二连浩特口岸
二连口岸建于1956年，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正北部锡林郭勒草原，口岸对应蒙古国的扎门乌德口岸，是中国对蒙古国开放的最大公路、铁路口岸，边境线长68.29公里。二连是距首都北京最近的陆路口岸，也是我国中西部和环渤海地区陆路连接欧亚最近的口岸。二连面对蒙古、俄罗斯及欧洲国际市场，背靠京津塘环渤海经济圈和呼包鄂经济带，是中国向北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国重要的商品进出口集散地。
阿尔山有可能是未来连接内蒙古东部和蒙古国的重要铁路枢纽。目前，蒙古国与内蒙古东部地区没有直接的铁路线连接，蒙古国境内东侧的铁路需要从乔巴山经俄罗斯境内再通向满洲里。蒙古国本身没有出海口，较为经济的选择就是通过中国达到出海的目的。为此，蒙古国的出海方案中最为重要的措施就是从“三山”建设铁路和公路到中国的阿尔山，然后通向大连港和俄罗斯远东沿海边疆港口，其中最为核心的举措是修建中蒙“两山”（中国阿尔山、蒙古国乔巴山）铁路。而乔巴山（蒙古）、阿尔山口岸（内蒙古）、乌兰浩特、白城（吉林省）、长春、珲春是具体线路。但打通蒙古铁路牵涉到多国的利益博弈，蒙古国自身也有多重考虑，导致其进度缓慢，至今尚未实质性推进。
3 中蒙俄口岸物流的特点
根据上述有关中蒙中俄口岸物流发展现状来看，中蒙俄口岸物流存在以下特点。
3.1 中蒙口岸西强东弱，中俄口岸满洲里一家独大
中蒙口岸西部地区发展速度较快，口岸过货量明显高于东部区，这与蒙方对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中俄口岸满洲里无论运输通道完备性、口岸过货品类、口岸过货能力、口岸通关能力及双边口岸物流服务综合能力的匹配度上都远远高于其他口岸，满洲里口岸担负着中俄贸易陆路通道的排头兵作用。
3.2 各口岸担负进出口功能不同
满洲里和二连口岸是中俄、中蒙进出口综合性口岸，其中二连口岸是中蒙唯一铁路口岸，运输通道包括铁路通道、公路通道，新修建的二连浩特机场未来也将承担航空客运和货运功能；运输品类涵盖能源产品、矿产品、机电产品、食品、生活用品等各大品类，运输方式包括散堆装货物、集装箱、袋装货物、危险品货物等各类包装货物，运输流向包括进出口、过境运输、邮政运输等；运输数量基本做到双向均衡。
其他策克、甘其毛都、满都拉、珠儿嘎达布其等口岸均为资源进口单一型口岸，口岸依托蒙方大型煤矿或其他矿山，以进口大宗资源型产品为主。
3.3 双边口岸基础设施规模和能力不对称
目前中蒙二连口岸和中俄满洲里口岸的基础设施和过货能力相对均衡，但也存在外方对自身口岸投资不足的问题。其中二连口岸的换装能力目前已达到千万吨以上，满洲里口岸经过扩能改造年过货能力达到7 000万吨。但是相对综合性口岸，其对应的外方口岸投资和建设速度明显不足。目前策克口岸、甘其毛都口岸、满都拉口岸中方铁路和公路已直达边境口岸，并且与国内公路和铁路网联通，运输和辐射能力完备，而外方口岸基础设施落后，公路等级严重滞后，致使双边过货能力不足。
4 中蒙俄口岸物流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4.1 口岸发展经济所需的资源承载力不足
口岸的形成和发展都是起源于双边贸易对货物运输的需求，由此产生延伸的换装、运输、口岸通关、包装、加工、综合服务等业态。随着口岸过货量的提高，口岸逐渐形成了以交通运输、物流服务为核心的产业特点。目前内蒙古各口岸均在规划建设各大工业园区，但由于内蒙古各口岸的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经济发展、技术水平、人力资源等有所不同，在口岸经济发展中均遇到了支撑口岸工业和其他产业发展的资源承载力不足的问题。
因此在口岸经济发展中应摒弃各口岸各自为政，由自治区政府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度进行整体规划，口岸与内陆经济发达地区互相借力，联动发展，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资源，进行系统规划部署，全区域共同发展。
4.2 相关能源运输线路未正式开通
多年来内蒙古就开通至蒙方相关矿区货运线路与蒙方进行积极沟通。但蒙方为了维护其国内利益，并且争得更大的中蒙国际道路运输市场份额，一直不同意开通我方至蒙方煤矿、铜矿区货运路线。为维护企业自身利益和国家战略的长远利益，运输企业只能按照蒙方要求在蒙古国注册运输企业，将车辆出口至蒙古国，在蒙方办理相关手续后，让运输车辆挂蒙古国牌照。历史上策克、甘其毛都口岸最高约有6 500辆类似中方企业投资挂蒙方牌照车辆从事煤炭运输。2012年以来受国际煤炭价格下降，国内宏观调控以及蒙方劳务签证法律实施的影响，对蒙煤炭运输运力过剩开始逐步显现。情况最严重时，甘其毛都口岸仅有约1 000辆在运营，5 000余量车辆闲置。由于这些车辆大都是采取“民间融资”方式购置，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也较突出。
4.3 口岸开发开放滞后，政策创新能力不足
尽管二连口岸和满洲里口岸已列入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但在执行过程中的开放程度，政策的先试先行深度和广度缺乏整体规划和策划，与东南沿海省份海运口岸的开放水平相比还相对滞后，在政策创新能力上不足。目前蒙古国已对口岸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规划和设计，但由于经济危机，本国经济发展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搁浅。因此在未来双边经贸合作方面可以加大国际金融合作，采用多种融资合作手段，从交通入手，带动经贸和其他产业开发合作。
参考文献：
[1] 杨志军. 发挥口岸优势推进向北开放[N]. 国际商报，2015-01-21（B04）.
[2] 田子欣. 内蒙古“乘风”发展口岸经济[N]. 中国信息报，2015-05-11（5）.
[3] 王悦喑. 内蒙古自治区对蒙古国口岸建设研究[D].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