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文化论文范文1
现在迅速发展的信息社会里，知识经济更加迅猛地发展，信息传递异常快疾一切生活、工作、学习的节奏都在加快。我们生活再这个不断深入的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工作需要效率，都讲求速效，赢得了时间就赢得了胜利。时代需要我们控制最优化时量快速作文。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7－9年级的阶段目标中也要求"45分钟完成不少于500字的习作"。原来《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学语文大纲》要求作文要有"一定的速度"。然而，长期以来作文教学的现状困扰着广大语文教师，对学生作文指导与能力培养缺乏完整体系，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更处于疲软状态，学生常常"谈作色变"。而快速作文具体落实了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提高了学生写作兴趣与能力。
快速作文与学生的思维息息相关，那种混乱的、拖沓的思维已不能适应社会、紧张、快节奏的严峻现实要求必须清晰、流畅地表达。而快速作文开发了学生地内在潜能，优化了学生的思维。
作文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因此为适应学习、工作、生活、社交，需要提高学生的作文质量。提高作文质量，除了要加强语文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培养外，还要控制最优化时量，培养学生最优作文方法。
二、第四学段（7--9年级）快速作文目标
针对《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和中学生的年龄特征、行为志趣，要求学生在四十分钟内完成六百到八百左右的作文。做到感情真挚，力求表达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和真切体验，力求有创意的表达，根据表达的中心，选择适当的表达方式。合理安排内容的先后和详略，条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运用联想和想像，丰富表达的内容。写记叙文，做到内容具体；写简单说明文，做到明白清楚；写简单的议论文，努力做到有理有据。
三、作文过程最优化的时量控制--六环节
快速作文要求对作文过程有时间观念，必须严密控制时量，要做到"胸中有丘壑"。下面时量控制表是教改老师和学生的实验经验。具体操作时因人而宜，灵活掌握。大致安排如下：
形式
字数总时量
作文过程
命题作文
600
800字左右
40分钟
审题
（拟题）
构思
行文
修改
半命题作文
3--5
分钟
左右
5
分钟
左右
起笔
重点
结尾
3
5
分钟
3
分钟25
分钟2
分钟
材料作文
30分钟左右
话题作文
最优写作程序：
快速作文实行了最优化时量控制，要在短短的四十分钟之内写出高质量的作文，还要有最优的写作程序。根据写作的程序，将作文全过程确定为六个环节：1、细审题（快拟题）；2、速运思；3、妙起笔；4、攻重点；5、巧结尾；6、快修改。
学生快速理清思路，立定格局后，立即行文。在行文过程中要求按三个环节一挥而就，中途不停、不改、不念。文学大师鲁迅在《给叶紫》中曾说："先前那样十步九回头的作文法是很不对的，这就是在不断地不相信自己--结果一定做不成。应该定格局之后，一直写下去，不管修辞，也不要回头看。"成文后，再集中精力，手脑并用，对文章做准确、有效地增、删、改，完成整个作文过程。
四、作文课堂教学：最优化时量控制--七步双课时
在课堂操作中，加快节奏，增大作文教学密度，实行最优化时量控制，缩短训练周期，减轻师生负担，提高学生写作兴趣。
课堂教学过程大体这样控制：
总时量口头作文理论指导出示题目组织教学写作过程教师浏览下座讨论
分组研讨学生评改教师指导学生范读师生评议总结
90
分钟4分钟1分钟40分钟5--10
分钟15-20分钟10分钟5分钟
快速作文课堂教学七步骤：
1、口头作文，理论指导
此步骤主要进行快速作文的准备工作。上课学生起立后进行2分钟左右的命题作文。所命题目要精心确定，尽可能与本次作文相关相连，然后针对学生的作文，有的放失地进行写作方法指导。
2、出示题目，组织教学
即命题，所命题目要从学生生活实际出发，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作文训练计划。
3、写作过程，教师浏览
出示题目后，学生写作，技术巡视、检查，当堂备课（亦可下水作文），交卷后，迅速对试卷浏览，做到胸中有数。
4、下座讨论，分组研讨
交卷后，要求学生谈自己的作文过程，然后讨论，教师做一定的"终判"，使学生明确该写些什么和怎样写。
5、学生评改，教师指导
《课程标准》指出"养成修改自己作文的习惯，修改时能借助语感合语法修辞常识，做到文从字顺，能与他人交流写作心得，互相评改作文，以分享感受，沟通见解。"
这一步骤由学生互改或自批，要求学生按评改的方法和层次不同的量化标准分项评估（附快速作文评改反馈卡），最后对所评改的作文做150字左右的总评语。这样就把讨论研讨时获得的理论和自己写作中的体验反馈出来，培养学生自己修改作文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写作技巧和鉴赏能力。
6、学生范读，师生评议
选出较为典型的作文，由学生自读，师生进行评议。
7、师生总结
由教师或学生分析本次作文的优劣点与得失，教师可对文章各个环节的处理在方法上作翔实的指导，指示指导学生尚未挖掘到的方面，解答学生作文、讨论、评议、修改中发现的问题，教给学生正确的快速作文法。
当然，这种"七步双课时"的教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课型，亦可据此上成指导课、评改课、讲评课等。根据计划和实际情况，具体操作。以上具体讲的是写作实践课型，常用的还有理论指导课型，其基本结构是：一、实例导向；二、方法指导；三、写作实践；四、检查小结。这种课型理论联系实际，讲理论不空洞说教，讲实例不就事论事，把典型范例、理论指导和写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讲授快速写作方法技巧及训练适应用这种课型，
五、培养最优作文法
快速作文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神奇之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无米之炊"是不可能进行快速作文的。要逐步对学生进行写作技巧的训练，培养学生最优作文法。
（一）培养写作兴趣，建立材料库
"情动而辞法"（刘勰《文心雕龙》）。提高写作兴趣，首先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这样才能有感而作，有情而发。
"快速作文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课程标准》中指出学生"有独立完成写作的意识，注重写作过程中搜集素材。"我们要指导学生通过体验、观察、调查、访问等途径从生活中直接获取材料，建立起丰富的直接材料库；通过上网，阅读书籍、报刊等，积累典型、新颖、准确的间接材料库；语言是写作的媒体，所以必须学习群众语言，积累丰富词汇，掌握语法、修辞技能、丰富写作语言，建立语言材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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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Q与王府井携手 传承钟表文化
这夜，在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上演了一场仿佛时空穿越的钟表饕餮盛宴，城楼美景，夜色醉人。由《北京青年》周刊主办的“第三届北京王府井国际品牌节之 2012 BQ钟表文化贡献大奖颁奖盛典”于此完美落幕。活动当晚，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副主席乔世怀，北京青年报社社长、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延平，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李淼，伦敦奥运会男子花剑冠军雷声，电视剧《北京青年》著名演员张俪、任重等政界、体育界、文化界人士，以及众多国际钟表品牌代表，与三百余位贵宾共同出席了颁奖盛典，并见证了钟表文化贡献大奖的揭晓。
2012 BQ钟表文化贡献大奖是《北京青年》周刊与王府井国际品牌节的第二次携手合作。2011年，BQ与“世界名片”王府井倾力合作，将 BQ钟表文化贡献大奖打造为第二届王府井国际品牌节的重要一环，联手奉献了一场表坛最辉煌的盛事。今年，作为第三届王府井国际品牌节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 BQ钟表文化贡献大奖致力于全方位展示钟表文化的时间之美与钟表品牌的传承之美，不仅能全方位展示钟表文化魅力，也能进一步展现王府井的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
作为中国钟表行业极具影响力的周刊媒体，《北京青年》周刊自 2007年起，已成功举办了多届“BQ钟表文化贡献大奖”以及多项钟表文化活动。今年，第五届“BQ钟表文化贡献大奖颁奖盛典”，BQ延续以“钟表文化贡献大奖”的形式，表彰为钟表文化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秉承“中国第一品牌周刊”的办刊理念，做好“高品质生活方式全媒体提供者”。BQ期望这项活动能展现最具代表性的钟表文化人物和事件，不但可以给钟表业界、媒体及腕表爱好收藏者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也向大众提供一个了解钟表文化的平台。
钟表大奖花落名家 荣誉实至名归
在活动当晚的颁奖环节中，文物钟表修复技术第三代传人——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副研究馆员王津先生以其在钟表修复方面的精湛技艺赢得了2012 BQ钟表文化贡献大奖之工艺大奖；享誉世界的资深钟表学专家——英国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钟表部门高级负责人乔纳森·贝茨先生（Jonathan Betts）以其在钟表领域的深入研究荣获传承大奖；深圳市钟表行业协会以其在推动中国钟表行业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被授予传播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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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钱钟书《林纾的翻译》 翻译 化境
一、引言
当代一位资深翻译家在谈论翻译时指出:“翻译中的理论争论始终没完没了。因为任何语言中的任何一词,都不可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完全同义的一个词;而且,每一种语言都以一种特殊的语法表达一种视界。翻译就是选择,而选择时,各人又有各人的标准。”《林纾的翻译》是钱钟书先生在20 世纪60 年就的著名论作,是体现钱钟书先生翻译理论的代表性作品,对学术界和翻译界产生过极大的启发作用。
二、“化境”论在《林纾的翻译》中的体现
在《林纾的翻译》中,钱钟书通篇就是围绕“诱”、“媒”、“讹”、“化”展开对林纾译作的分析和评价的。在文中,钱先生对翻译的作用,使用了“诱”、“媒”两字,非常生动形象:一是具体地说明读者可能会因为翻译的原因而对原作品产生更浓厚的兴趣,从而勾起想读原著的冲动;另外这个“诱”和“媒”字就是从广义上翻译对于文化交流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译文中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和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就是讹”。由于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化”,而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故“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毛病。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先生列举了在林译作品中存在的“讹”,并作出标定,如某些“讹”是译者的不细心造成,如“排印之误不会没有,但有时一定由于原稿的字迹潦草”。某些“讹”则是译者主观为之,其原因有对原作的理解不彻底而产生误解,也有的是为了能理顺译文,使之更顺应译语文化和阅读习惯强而改之的。如文中说到“他(林纾) 一定觉得狄更斯的描写不够淋漓尽致,所以要浓浓地渲染一下,增添了人物和情景的可笑”,这显然是林纾结合自己的体会对原著的“讹”化的处理。
三、“化境”论的渊源与释义
“钱氏说的“化”,指出了翻译艺术的极致;然而,似乎不能将此“化”字作为翻译的标准或原则(钱氏本意也非如此)。钱先生的“化”,是从《说文解字》的一段训诂文字中引申出来的。在《林纾的翻译》的开头,他写道,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化’”,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化’,读若‘言为’。”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诱”,“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infold meaning ) ,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 、难以避免的毛病(“讹”) ,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 ,仿佛一一透视出来了。
“诱”即翻译的作用。“诱”有正负之分。正“诱”体现在“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负“诱”在“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连原作也不想看了”。
“讹”即翻译中难以避免的毛病。钱钟书指出,“译文总有失真或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很不贴合原文即是讹”。他结合自身的翻译实践指出“讹”源于三种“距离”:“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译者的体会和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因此“ 讹”在所难免。显然,钱钟书肯定“化”之“讹”,认为这是译者对原作的创造性改造,具有审美意义。
“化”,翻译的理想境界“化境”的核心是“化”。第一,“化”可认作是“背出分训”,是一种得失兼备、得意忘言的量变过程,是没有改变原作“质”的渐化过程。第二,“化”与“讹”的对立统一。钱钟书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化”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概念,当译者迫不得已做出某些改变时,其译作仍然可以达到“化”的境地,而“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 换言之,有“化”必有“讹”,“讹”包含在“化”中,而某些创造性的“讹”是更高境界之“化”,二者统一于具体的翻译实践过程。第三,“ 化”≠“信”。郑海凌尝言:“‘求美’的翻译概念,生发于以‘信’为本的翻译传统,渐渐游离于主流之外,正在形成一股引人瞩目的诗学潮流。而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则在这种诗学潮流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化境”论的意义
钱钟书的“化境说”在翻译界如雷贯耳,无人不知,并且在提及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时,每每会被人引述。此外,钱钟书作为翻译界所推崇的老一辈,为《中国翻译词典》进行题词,还作为翻译家被收入于《中国翻译家词典》中,这些事实不能不说明钱钟书在翻译中所做的真正贡献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与传统的“信、达、雅”说相比,“化境”论更为严谨、含义更为深远,“化境”论辞微而旨远,更切中要领。“神韵”、“神似”给人以莫测高深之感,非得神笔妙手不可,不是凡夫俗子力所能及的。而“化境”论并无高下之分,无非是为译者指明了译作的努力方向。
五、结束语
行文至此,笔者不得不打住,然而又感到意犹未尽,因为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并不能穷尽“化境”理论的全部内涵,钱钟书的翻译理论思想是一座有待开采的宝山,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深入研究。我们深知,研究钱钟书并非易事,他的思想博大精深,行文风格又独具一格,语言表达言在此而意在彼,很容易产生误解。因此,要想全面把握钱钟书,就不能断章取义,要运用“阐释循环”的方法,深入阅读钱钟书的相关著作,做到钱钟书所说的“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者是也。”
参考文献:
钟表文化论文范文4
[论文摘要]在新潮散文作家中，钟鸣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实验意识。这种实验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具有清醒的文体意识。他主张随笔从散文的母体中分离出来，并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二，较为鲜明的文化批判色彩;三，想象力的驰骋和语言狂欢色彩。
在新潮散文作家中，钟鸣的创作是最具实验意识的。迄今为止，他已经出版了《城堡的寓言》《畜界·人界》《徒步者随录》《旁观者》《秋天的戏剧》等多部散文集，并引起较大反响。北京大学的佘树森、陈旭光在《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中就曾给予高度评价:“钟鸣的随笔体散文异军突起，融贯中西散文随笔传统而又有 自己独特的发挥与创造。他为随笔作为独立文体所作的理论思考和努力实践，在散文史上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川但也有的评论者认为这样的评价过高，并认为其作品无异于“天马行空的语言自恋”。这种各持己见而又相去甚远的评价，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钟鸣散文的某种意义和价值。本文拟就钟鸣散文的特点做出简要分析。
一、清醒的文体意识
所谓文体意识，是指一个人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中形成的对于文体特征的或明确或朦胧的心理把握。钟鸣的散文创作一开始就具有清醒的文体意识。他极力主张将“随笔”当作一种独立的文体，从散文中分离出来，并且认为“随笔已由于它传统的使命感和在现实中逐渐成为‘一种非语言的反论符号’而成熟起来，以至于成为知识分子的文体或知识分子的写作风格”川。这种清醒的文体意识使得钟鸣的散文创作一开始就不同于那些处于僧懂或自在状态的写作活动。
作为一切文章的母体，散文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分崩离析:通讯、报告文学、自传、回忆录等等陆续分解了出去，而随笔，作为一种亚文体，目前正处于即将走向成熟并脱离母体的状态。而“知识分子写作”是上世纪80年代末由一群年轻诗人提出的与“民间写作”相对立的创作口号。他们认为诗歌的创作首先是一种对艺术负责的写作态度，在创作过程中通过对诗歌语言的精密处理，充分发挥各种写作技术的艺术效果，从而准确地表达诗歌的主题。作为诗人的钟鸣，将诗歌界出现的“知识分子写作”这一概念平移到散文界，主张以知识分子的姿态进行散文创作，并进一步以自己的散文—或随笔创作实践这一主张。
对于自己的随笔创作，钟鸣曾经明确地指出其创作意图:即使做不成“由英雄们的不同心性和冥想构成的、既是英雄的向往所在，也是英雄挞伐旧秩序和宿弊所在的……英雄城堡”，也要“给那鹊立在陡峭山岩上的城堡，送去自己的一丝呼吸，几块惨痛、但却灼人的石头”——这也就是说，从文体的角度看，钟鸣认为自己写作的是与抒情、叙事散文有所不同的随笔;从思想内容的角度看，其随笔创作又担负有某种不无艰难的社会责任，或者说具有某种启蒙性或文化批判倾向。
钟鸣散文—随笔的创作就是在如此清醒的文体意识指导下进行的。
二、文化批判
钟鸣20世纪70年代服过兵役，并曾到越南参加过战争，改革高考制度后又进人大学读书。丰富的人生经历使钟鸣较早获得了个体和文化意识的觉醒。在他的随笔创作中，我们可以看见他不无深刻的文化批判。《关于曼德尔斯塔姆的黑太阳》一文，大致记叙了作者对俄国诗人曼德尔斯塔姆及其诗作的理解与评价。
曼德尔斯塔姆是表达“对世界文化的眷念”的阿克梅诗派的重要成员，他“透过历史文化的比较和联想，对各个文化历史时代、对现代及其前景进行思索”。“曼德尔斯塔姆虽然理智上理解革命到来的必然性，却不能接受其破坏性的方面。”因而“不为新的现实所需要，为新的现实所抛弃。”在《关于曼德尔斯塔姆的黑太阳》中，钟鸣对诗人曼德尔斯塔姆和其诗作历史价值的理解是深刻而令人回味的:“当一个时代，借助社会的本能和权利的惯性，放肆营造文化平面气氛时，诗人便会处于非常危险的边缘，他的死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证明了诗的有效性。
在《侏儒野史》中，钟鸣用真真假假的叙述表达了对中国数千年以来的封建集权制度及其衍生物的反讽:“他们从不承认自己是矮子。确实，当你周围尽是和自己一样高的人时，你又怎么能知道自己就是那闻名的侏儒呢。所以哲学家尼采说，有种侏濡就踩在我们的肩上，它是一个精灵，但却像一个侦察兵，随时都可能跳下来。当他跳下来，蹲伏在你面前时，它会告诉你，所有的真理都是弯曲的。当然，也并非全部是。”
需要指出的是，钟鸣的文化批判并不是用传统的方式、从正面直接进行的，而是夹杂在大量类似寓言加想象的“奇文”之中，人们常常会在貌似荒诞不经的行文中突然感觉到思想的光芒，明亮耀眼，但随即又尘埃落定，仿佛什么也不曾有过。或者说这种批判带有比较明显的诗性特征，它曲折含蓄，同时又尖刻犀利，隐含着的锋芒既令人捉摸不定，又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两者所形成的巨大张力，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而且给人以某种意味深长的启示。
应该说，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是继承并发展了鲁迅杂文的某些特点，在思想上也与五四时期的反封建主题和“国民性批判”有着承续关系。由于市场经济及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些新潮散文作家片面追求后现代主义的所谓“削平深度”，有意无意地放弃了作家应该勇敢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启蒙意识，使散文的整体思想品质有所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钟鸣的写作表现了对人类现实生存状况和精神生活的深刻批判。钟鸣的视野是广阔的，立足于此的思考也是严肃而认真的。他用艺术形式上的种种尝试，成功地打破了某种话语空间的密闭性，使自己的随笔创作向着更为广阔的意义空间敞开、向着更白由的精神境界冲刺。
三、想象力的驰骋和语言狂欢色彩
钟鸣的随笔最突出的特点是想象力的驰骋和语言狂欢色彩。林贤治认为:“钟鸣的随笔也有着自己的叙述语言，典雅、跳宕，不乏想象力和幽默感;其中最突出的，也最为人看重的是‘引书以助文’。
所谓“引书助文”，就是频率很高地引用古今中外的各种文献资料，或讲述事件，或印证自己的观点，并由此形成一种独特的文风，颇有点当年周作人“文抄公”式的文体特征。但是，与周作人引用大量古书有所不同的是，钟鸣的引用常常以想象为桥梁，语意由此及彼，跳跃而曲折多变，就此形成一种使人真假难辨的艺术效果。他似乎是充分地沉浸于古旧的书本和自己的想象中，由此构筑起令人耳目一新确有将信将疑的文本。《鼠王》是钟鸣散文中的“名篇”，其中引经据典地记叙了唐鼠、香鼠、隐鼠、红飞鼠、土拨鼠等，简直就是一个老鼠的文字世界。然而，他并未涉及任何一种老鼠的生物特性，而是仅仅是梳理它们在文字世界里作为符号的意义，其中有许多种老鼠也许只是在文字记载里才存在过的。如他写鼠王:“大地有乌合之众，土里有乌合老鼠，统称‘鼠王’。这是加斯卡尔对‘鼠王’性质形而上学的限定”。这样，“鼠王”似乎就成了和人类社会有着某种对应意义的符号，但是人们又无法像对号人座那样丝丝人扣地将两者联系起来。—因为，这个文本世界说到底是作者钟鸣驰骋个人想象力的即兴之作，就在这种若有若无、若即若离之间，读者所得到的根本不是关于老鼠的认知，而是一种极为新奇的艺术感受。或者可以说，《鼠王》是钟鸣以各种支离破碎、或者干脆就是杜撰的所谓“经典”为材料，以自己的想象为蓝本搭建起的一座文学迷宫，其中某个局部可能具有某种象征和隐喻意义，但说到底，象征和隐喻并非文本的主要目的，而建筑(对于作者而言)或走过(对于读者而言)迷宫本身才是其基本意义和价值所在。
应该说，这样的随笔作品和上世纪90年代的先锋小说一样，都是在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具有某种实验意义的文学作品。相对于80年代盛行的带有“伤痕”色彩和乡土色彩的两类主流散文，90年代的新潮散文特别是钟鸣的随笔具有明显的超越意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其价值首先并不在于建构了什么，而在于继巴金和贾平凹之后，再度解构了某些早已成为束缚的陈规戒律，为散文随笔的创作清理出一片曾经人所不知的空间。
语言狂欢色彩。巴赫金在谈到狂欢理论时曾说:“如果文学直接地或通过一些中介环节间接地接受这种或那种狂欢节民间文学(古希腊罗马时期或中世纪的民间文学)的影响，那么这种文学我们拟成为狂欢化文学。”“狂欢节上形成了整整一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从大型复杂的群众性戏剧到个别的狂欢节表演。……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同它相近的(也具有具体感性的性质)艺术形象的语言，也就是转化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散文相对于小说而言，“没有较多的技巧可以凭借，因此在艺术表现的形式上，主要就得依靠语言本身的光泽了。”
钟表文化论文范文5
摘 要：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钟鼓楼》是刘心武的代表作，小说以老北京小市民一家的结婚故事为主要叙事对象，衍生出四合院里发生的社会底层人民的故事。《钟鼓楼》反映了刘心武对社会历史与人生的思考，体现了时代背景下的历史与人生关怀，《钟鼓楼》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进行审视，力图把握时展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同时通过一系列有代表性的小人物形象衬托民族的历史，透过人们的生活状态观照社会现实。
关键词 ：钟鼓楼 历史 人生 观照
刘心武的小说从来就不缺乏文化意识，当然，他所要表达的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化，他要表现的是与时代、社会、人生相关的种种关怀，这从《班主任》中也可以窥见。《钟鼓楼》是以传统的老北京四合院作为背景来衬托的，四合院本身就有一种历史寄托的哲学思考，再加上钟鼓楼脚下代代生活的老北京居民的底层社会生活，这就有了现世的考虑。小说对于钟鼓楼的描写微乎其微，只是注重描写薛大娘这一家人及其邻居围绕婚礼所展开的生活纠结和繁杂关系网络，通过这些复杂的生活状态表现历史的变迁和市井生活的悲欢。所以，小说并不是简单的生活描绘，作者试图站在新的历史哲学的高度审视现实之下的深刻内涵。但是，“不难看出，在这部小说里，作家虽仍钟情于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和揭示，但却更注重于从文化的角度对社会和人的研究，以至很难说作家究竟在小说里提出了多少社会问题，而只能说它起码涉及了社会和人的哪些方面。”[1]
一、历史观照
历史意味着事实，而在对历史进行重新定位和审视的同时，历史本身即成为一个被分析的对象，但这并无碍于历史的真实性。《钟鼓楼》对于历史的定位停留在了1982年12月12日，所描绘的也不过是上午5时至下午5时之间的事，但就在这短短的一天之内，刘心武试图用错综的社会历史变化展现深刻的历史思考，反映老北京四合院内的历史变迁，再以人的悲欢离合表现民族心理的形成和几代人的命运纠葛。小说贯穿当代历史意识的努力非常明显，一切的故事虚构都是围绕历史的变化展开，将历史上升到哲学的高度，通过对小人物的平常描述来反映社会历史的巨大变化，但这种变化又和钟鼓楼的永恒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从而使钟鼓楼又有了新的意蕴。
（一）反映以四合院为中心的历史变迁
《钟鼓楼》所描绘的景象都在社会历史的进程当中，小说中无数次提到了历史的变化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可以说，这种厚重的历史观本身就是历史，重视历史也是民族特征的表现。“北面高踞的鼓楼和南面屹立的景山，仿佛都在薄明中凝望着这里，它们也许在沉思：为什么这里的生活既有惊人的变迁，也有似乎是单调的重复？”[2]刘心武自己也有意识地表现出他的这种思路，钟鼓楼脚下的四合院里人们的生活既有翻天覆地的惊人变化，同时也是有永恒不变的东西的。
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的生活变化无疑非常自然，“单调的重复”则给这种自然加上了更浓厚的哲学性。变化是不可预测的，永恒也是不可预测的，虽然生活有重复的部分，但没有人会预测到生活还是会像以前一样重复。小说中对于市井生活变化的描述不在少数，比如对路喜纯进行介绍时提到：“要是在旧社会，路喜纯还不得穿着破衣烂衫，到垃圾堆拾煤核儿去吗？”[3]由此可见，历史的变化在小人物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变化着的生活状态驱使人们如何与旧时代残留的东西进行抗争，抗争会起到一定效果，但旧事物的惯性是很强的，所以，旧事物、旧习惯对于现实世界的影响还是很深的，在对历史变迁的描绘中，刘心武还是十分注重社会永恒的一面。
与其说历史的变化要求人们有历史眼光，不如说历史的不变性要求人们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所谓“历史的眼光”并不只是指要用变化的思维去思考问题，而且还是指对于变化和不变的事物，都要用冷静、沉着的态度去应对。在变与不变之间寻找平衡点，没有完全变化的，也不存在完全不变的，这就是刘心武所要传达给我们的深刻的历史哲学思维。在薛大娘给张秀藻喜糖的时候，薛大娘对她说：“唉，过几年你还我们的时候，不得更高级呀！咱们先说在头里——到时候你就给这么点儿，我们还不干呢！”[4]这其中也蕴含着变与不变的道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喜糖总是要给的，但给的多少、质量好坏取决于时展与否。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对近四十个人物的描述中都有体现，比如慕樱对于爱情的理解，她大胆地突破传统封建礼教的思维束缚，认为婚外爱情是完全合理的，爱情的内涵应该随着世界的丰富多彩而不断变化甚至扩大，这就显然是对历史的合情合理的反思和重新审读，她的文章发表之后被大部分读者认为是值得表扬的，这也正说明了刘心武的初衷和用意。其实，刘心武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审视八十年代初的现实，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改革开放的潮流。
在对人物的历史变迁描绘的同时，刘心武不忘对四合院的前世今生做一番表述，这就更彰显了京味儿小说的特色。小说对于四合院的描述是翔实的，从明清时期的四合院样式一直讲到现代四合院的形制，这无不透露出作者的精神寄托与其独到的社会问题反思能力。可以说，《钟鼓楼》是极具社会价值的一部小说，“刘心武在书中对四合院的这番描绘，似乎并不完全与传统的典型环境相吻合，而是处处凸现出一种力图扩大其作用的态势，以至当小说的时间表进入了未时，作家甚至完全脱离书中人物的活动，使用整整一节的篇幅去追述四合院的历史沿革、社会生态和文化景观来。”[5]四合院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文化景观，而是蕴含着它所孕育的家庭结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等等。
（二）描绘的民族心理的形成
小说通过人物的言行举止来表现文化熏陶下的民族心理的形成，这点令人尤为关注。民族心理必定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之下形成的。虽然刘心武没有直接道出影响民族心理形成的原因，我们也还是可以通过一些典型人物来分析出其中的因素。刘心武将现代人作为主要载体，以传统心理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心理现代化的独到阐释。
首先是薛大娘。薛大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老人，她对于关系到吉利与否的事物十分看重。在她看来，儿子的结婚比任何事情都来得重要，不得有半点马虎。根据文化传统习惯，她忌讳在日历上看到单数，她忌惮看到单数之后会出现不吉利的现象，“这当然是一种最原始不过的迷信心理：怕逢上单数会生出不吉利的丧偶的后果”[6]，这是薛大娘所担心的，也是时代变迁中不变的东西，至少在她的世界里是不变的。薛大娘脑子里的传统非常固执，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在处理家庭矛盾时，薛大娘的传统意识也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了。当然，薛大娘是一个典型，小说极力渲染钟鼓楼所带来的文化背景的真实性和永恒性，以至于薛大娘的意识中始终保留着旧时代的思维惯性。
詹丽颖也是落后时代的典型代表，但真善美在她以及所有的钟鼓楼的市民们身上都很明显。不同的是，詹丽颖太过直白的语言表达和大大咧咧的行为方式是小说着重描写的方向，她的这种性格与薛大娘的期待格格不入，甚至大有冲突的意味。詹丽颖的行为与薛大娘的冲突正是反映时代变迁中民族性格的本质特征的关键。我们民族的性格及心理是长期的磨合而形成的，这种性格一旦定型就很难改变，无论詹丽颖经历了怎样的生活遭遇都改不了她的这种性格，就好像钟鼓楼历经沧桑，还是和人类社会永恒地存在一样难以改变。詹丽颖就是如此，历经“反右”运动，她的性格还是如此，尽管在此期间“老实”了不少。刘心武对于这一点的刻画揭示了民族心理的历史感和沉淀性，同时也透露了一位作家的忧患意识。
慕樱便是开放心理的代表。与上述两位都不同，她的思想中充斥着自由、开放，离婚之后的慕樱“获得了解放，赢得了自由”[7]，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颇为人们所接受的。可以说，刘心武站在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把握住自由、解放、开放的时代变革潮流，塑造出敢于打破封建礼教、追赶时代潮流的女性形象，应该是相当进步的。与此同时，慕樱的这种行为与薛大娘的眼光又有冲突，如果仅仅依靠陈旧、落后的观念，那么中华民族的前途就很渺茫了，正如小说中讲的：“包括詹丽颖在内的中华民族啊，你将怎样追赶上去？”[8]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在小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刘心武赋予小说中人物时代感和责任感，以新的历史思路扩大了小说的内蕴。
二、人生观照
小说除了对于历史给予观照之外，还通过对人物的生活描绘表现作家的人生观照和审视。这部小说的特点之一就是立足人生转角对各类人的命运遭遇给予同情。在小说的献辞部分，刘心武毫不吝啬地指出，此作品是呈现给：在流逝的时间中，已经和即将产生历史感的人们。这句话主要是教给人们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但同时又是对人们的生活给予关注，正是人们的生活转变才使这个时代产生历史感。所以说，刘心武所说的历史感是基于人类生活的。我们是可以将《钟鼓楼》作为一部文化小说来解读的。“作家独特的世俗化笔法，使文化小说表现出题材的世俗性与人物的平民性特点。”[9]作者一方面把生、老、病、死，把结婚、吃、喝、玩、乐作为故事情节的中心环节加以表现，这里面没有政治小说中暴风骤雨般的情节，也没有改革文学中大刀阔斧的革新，只是在悠闲、平淡的四合院故事中表现时代及社会的文化精神。
（一）对人的命运的关注
人物的塑造是小说的要素之一，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可以说基本上决定了作品的好坏。小说对于近四十个人物的命运描写可谓穷尽笔墨，这些人的命运和性格迥然不同，结合四合院文化，这不得不让我们想到《红楼梦》，甚至与之相对应起来。
小说对于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作了描述，在那个时代，人生的坎坷与不测时常会发生。比如路喜纯的母亲，作者用了极少的笔墨写他们的死亡，“母亲是1972年冬天查出来有肝癌的，1973年春天便去世了。”[10]这样的描述终究有些凄凉，这当然是时代背景下的这一批人的代表。路喜纯的命运算不得好，也算不得坏，虽然在做“红案”的道路上不是非常顺利，但“红案”的何师傅偏偏看上了路喜纯并收他为徒，这才使得薛大娘家的喜事由他操刀。而在婚宴的高潮时，卢宝桑当众羞辱路喜纯的父亲，这就给路喜纯的命运增添了一丝曲折。曲折的人生经历是作者故意安排的，加剧故事矛盾冲突可以使人物的命运感更加凸显。
小说对于澹台智珠的描写也相当多，重点要关注的是因为剧团的事而让澹台智珠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也使两口子的命运产生动荡。再比如詹丽颖的命运，她的命运相当曲折，因为她口无遮拦和大大咧咧的行为，没少吃苦，但她的生命力十分顽强，从1957年开始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开始，二十多年的艰苦生活没有使詹丽颖屈服。另外，一位女大学生对一个年轻翻译心生爱慕，而这位翻译和他对象却又受到一位农村姑娘的干扰；一位离过两次婚的开放女性，大胆地追求一位副部长；一位思想传统的老编辑被一位所谓的“文坛新秀”气得发抖。作者对这些人物命运的关注不得不引起我们重视，小说对于人物的描绘重在展现他们过去命运与现在命运的时差，以及市井小人物命运与时代命运的重叠与交织。
（二）对人的生活层次给予观照
不同人物有不同的生活层次，生活层次的粗鄙与否都是这个时代的烙印，也是上个时代的记忆。大抵来看，这部小说无疑是对一般市民的生活给予描绘和观照，但对其中一些人物的描写时，并不是以小人物的姿态显现出来的。比如张奇林一家的生活状态虽然不可与一般小市民相提并论，但大的社会背景是不会改变的，张奇林只能作为小市民中的一个特殊化对象而存在，正如张奇林说的： “我说的接触群众、接触社会，主要不是指接触本单位的群众，处理本单位的事情，而是说接触像咱们院里的这些邻居，接触咱们钟鼓楼这一带的社会。”[11]由此可见，刘心武确实是把张奇林当作一个特殊对象来处理的，而张奇林本身就处在四合院这个范围之内。所以说，张奇林的生活层次虽然高于一般市井民众，但总的社会趋向还是与底层人物相通的。
虽然底层人物对于生活的大致追求是一致的，但细细看来，这其中又有许多奥秘。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生活，所以从他们的生活追求来看，又有一些差别。薛大娘的愿望基本定型在婚礼的顺利与家庭的安宁；慕樱的生活层次则定位在打破传统，寻求新型爱情的努力；澹台智珠的生活层次则存在于演戏当中；路喜纯则立志当一个大厨师；中学生姚向东不学好，学会了偷东西等等。这些人物的不同追求表现了不同人物生活的层次不同，也表达了刘心武对他们各自的生活观照和同情。同时，小说将这些人置于同一个四合院当中，以人物命运的高低不同和四合院及钟鼓楼的唯一性进行比对，突出显示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而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年轻人的思维方式必然和长者不同，所以，刘心武这样安排人物命运也是和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
三、《钟鼓楼》评述
有学者指出，《钟鼓楼》应当作为一部具有当代社会意义的小说进行定位，也有学者认为《钟鼓楼》的艺术价值仍有待考察，写作成就也尚需讨论。正如林为进所说：“《钟鼓楼》无疑是一部一般层面的创作，除了比较早就切入普通市民生活的表现而不乏一定的新意外，作品从人物到内容都没能给人们提供更多阅读上的艺术享受。至于命运感和历史感，更是与主观愿望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从作品本身是不大容易看到的。”[12]
笔者以为，《钟鼓楼》所透露出来的沉重历史感和人生命运感是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在对《钟鼓楼》以及刘心武本身作出评价的同时，需要注意到深厚历史和作家观念在文本中的体现。邹平对这部小说的历史感也做了充分的肯定，他对《钟鼓楼》的定位为：“一部具有社会学价值的当代小说。”[13]至于林为进所说的“侧重扫描社会现象而不重视深入人的灵魂之创作习惯，仍然制约着他”。[14]这是十分中肯的。不过，文学的评论并没有标准参照，对于这部小说的价值讨论也只是各抒己见。
注释：
[1][5][13]邹平：《一部具有社会学价值的当代小说——读刘心武的小说〈钟鼓楼〉》，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2期，第116页，第110页。
[2][3][4][6][7][8][10][11]刘心武：《钟鼓楼》，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6页，第35页，第10页，第225页，第309-310页，第38页。
[9]斐人：《新时期文化小说略论》，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期，第40-43页。
钟表文化论文范文6
关键词：钟信明教授；从艺60周年；从教55周年；作曲学科建设研讨会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3-7721（2012）02-0191-04
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时刻，在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同志为此于10月28日专程到武汉音乐学院进行专题调研并积极肯定了我院办学思路和办学成果之后不久，在我们的作曲系主任、也是钟信明教授的学生赵曦的钢琴协奏曲《南国》获得了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钢琴作品金奖”的喜庆时刻，我们在武汉音乐学院成功地举办了著名作曲家、指挥家、教育家钟信明教授“从艺60周年、从教55周年师生交响音乐会”，今天又在这里举行同样主题的座谈会暨作曲学科建设研讨会。这不仅是对钟信明教授从艺60周年和从教55周年的一次有意义的回顾、庆祝和总结，也是对武汉音乐学院作曲指挥学科在音乐创作和人才培养成果方面的一次积极展示，更是对全院响应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对湖北省委关于建设文化强省和把武汉建设成音乐之城号召的一次积极行动。在这里，我要代表武汉音乐学院和湖北省音乐家协会，并且以钟信明教授学生的身份，向钟信明教授多年来在专业上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钟信明教授师生交响音乐会的成功举行，表示衷心的祝福、由衷的钦佩和热烈的祝贺；向专程前来出席音乐会和研讨会的各地专家与校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为筹办这次活动而精心准备并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要向已经90高龄并身居外地、但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学院音乐创作、关心钟信明教授师生音乐会和研讨会的谢功成教授表示崇高的敬意！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把大力推进包括音乐在内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动力。为此，当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同志到学院进行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时我曾明确表示，武汉音乐学院在积极响应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号召、努力实现湖北省委关于建设文化强省和把武汉建设成音乐之城的战略目标过程中，不仅要当好排头兵，更要当好主力军！因此，今天我们在这里围绕着钟信明教授的创作、指挥和音乐人才培养举行研讨会，一方面要充分地总结钟信明教授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就、成绩、成果以及何以取得的经验和规律，真心地学习钟信明教授多年来在工作岗位上坚持立德树人、教书育人、以身示人、以乐服人的楷模典范；另方面，我们更要通过这样的学习和总结，结合我们的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尤其是结合我们的音乐创作，积极思考我们下一步的目标、思路和做法，以使以钟信明教授为杰出代表之一的武汉音乐学院创作之路通达向前，使武汉音乐学院的创作队伍更加壮大、创作思路更加开阔、创作热情更加高涨，使武汉音乐学院的音乐作品出得更多、站得更稳、留得更久、传得更开、人民大众的知晓度和热爱度更高！
下面我谈几点体会和看法，以和大家交流与共勉。
（一）要像钟信明教授那样，发自肺腑地热爱音乐，像他那样，才能催生作曲家产生渴望创作好作品的内生性动力
诗人艾青曾经说过：“为什么我的双眼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我爱这土地》）；如果模仿艾青这个名句则可以有：“为什么我们要热爱音乐，因为音乐反映我们真爱这片土地的一往深情”。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反映论认为，艺术是生活的反映；作为艺术之一的音乐则不仅也是生活的反映，还尤其是“诗意地生活在大地之上”的人们的内心情感反映。常言道“失败是成功之母”；由此我们便可认为“热爱乃成功之父”。根据上述三个判断，在此可以告诉我们的同学和同行的是：学音乐、尤其是学习和从事音乐创作的人如果不热爱音乐，这就像是学文学、尤其是学习和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不热爱文学一样不可思议而没有出息的。因为，爱音乐就是爱生活，爱音乐就是爱土地，爱音乐就是热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可亲、可敬和可爱的人民，只有爱音乐，才能获得像钟信明教授那样不断催生要创作好音乐作品的内生性动力和迸发式激情！“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摸鱼儿》）。试设想，如果我们把金人元好问的这个“情”字化作是对音乐热爱的真情、深情、痴情、激情，直至也为之“生死相许”，我们的音乐创作及其状态、过程和结果，定将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由此可见，“懒惰”和“无情”是音乐创作的大敌！此外，一个真正热爱音乐的作曲家，也一定要避免在创作中追求虚名、贪图盈利，对上邀功、对下媚俗，闭门悦己、空洞炫技。在这方面，勤奋创作、真情创作、为了音乐艺术的真善美而激情创作的钟信明教授——他的创作态度是充满激情的，他的作品音响是充满激情的，他的指挥语言是充满激情的，他的教书育人是充满激情的，以至他在任何时候只要谈到听到音乐、谈到音乐或涉及到音乐都必定是充满激情的——永远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模范和榜样！
（二）要像钟信明教授那样，锲而不舍地坚持创作，像他那样，才能在音乐创作的崎岖道路上扎实稳步地坚毅向前
可以说，钟信明教授是新中国交响音乐创作群体中有着重要地位的作曲家；是湖北交响音乐创作群体中成果最丰硕的作曲家；也是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中坚持交响音乐创作时间最长的作曲家。他创作的交响音乐作品题材突出，主题鲜明，技巧娴熟，效果独特而辉煌。从上世纪50年代的《水库随想曲》，到60年代的《交响组曲?长江画页》，到80年代的《第一交响曲?编钟》、《小提琴协奏曲?乡情》和《第二交响曲?开拓者》，到90年代的《庆典序曲》和《笛子协奏曲?巴楚行》，到21世纪的《小提琴协奏曲?龙船调》等，一系列有思想、有特色、有品质、有份量的交响音乐作品，奠定了钟信明教授在新中国交响音乐创作史上的重要地位，形成了新中国专业音乐创作领域里“力与美的交响”（这是钟信明教授1989年12月在北京举行了个人交响作品音乐会后，我们的校友王安国教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专题评论标题，文章还把音乐会中的《第二交响曲》，看作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交响音乐的“压轴之作”）。他的《长江画页》在中国第一届交响音乐作品比赛中就获得了重要奖项，他也是湖北第一位、并且是迄今为止是唯一一位在北京公开举行个人交响作品音乐会的作曲家。这对于一个要在音乐学院担任繁重作曲教学任务和繁重排练演出任务的人来说（因为钟信明教授还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家，我们学院的许多重要音乐会，以及他本人的许多重要音乐作品，都是由他担纲指挥的。对此，不由得使人想起法国的柏辽兹、德国的门德尔松、奥地利的和俄国的拉赫玛尼诺夫。结合当今中国音乐学院的情况来看，既是作曲家又是指挥家的人物确很少见），乃是非常不容易的；加上当时的物质、经济和诸多方面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历次运动和的干扰，试设想，如果没有对生活的热爱，没有对音乐的热爱，没有对交响音乐创作的热爱和锲而不舍的追求，要做到这样也是不可思议的。钟信明教授的这种锲而不舍坚持创作的精神，无论是对于今天学习作曲的同学来说，还是对于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青年教师来说，还是对于要致力于社会主义音乐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作曲家来说，都是一种值得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三）要像钟信明教授那样，毫不动摇地扎根生活，像他那样，才能使作曲家的音乐创作获得有本之木、有源之水那样的生命性保障
熟悉钟信明教授音乐创作过程的同志都知道，在此也要特别告诉我们的同学们：钟信明教授的每一部作品，都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也不是主观臆想的产物，更不是无病的产物；钟信明教授的每一部音乐作品，都是从火热的生活中来，都是从深入的采风中来，都是从工矿农村、名山大川和不断发展前进着的时代中来。据我所知，钟信明教授在创作一部作品的过程中，伏案写谱的时间并不多，通常都是到了心有沟壑、胸有成竹的时刻一挥而就；但其选择题材的时间长，酝酿构思的时间长，外出采风的时间长，要求自己“内心听觉”（钟信明教授本人的常用语）所达到的完整性时间长，初稿或初演之后的不断修改时间长。钟信明教授的身体不是很好，患有比较严重的哮喘病；但为了创作需要而外出采风，却能在任何时候都欣然前往、奋然前行，而且多数情况下都是只身以往！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克服了轻视生活、轻视采风、轻视深入实际的思想，如果不是克服了跑马观花、浮光掠影、蜻蜓点水、管中窥豹、盲人摸象、浅尝辄止的书生采风习惯，他不可能用交响音乐的笔触那样生动感人地表现出贡嘎雪山的巍峨、土家舞蹈的粗犷、巫山云雨的神秘、秭归端午的震撼！这种坚持采风、扎根生活、源于生活和高于生活的音乐创作态度和成果，正如同宋朝朱熹所说的那样：“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改革开放已经30余年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的生活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发达的互联网，为我们快速的信息获取造成了极大的方便；但与此同时，我们对生活的主流却把握不住了，深入生活的主动性极大地减少了，主动采风的积极性也大不如从前了。今天我们召开钟信明教授音乐创作研讨会，重温钟信明教授扎根生活、深入采风的创作过程和经验，我想，无论是推进社会主义音乐创作大发展大繁荣，还是把湖北建设成文化强省、把武汉建设成音乐之城，还是更加推动我们音乐学院的音乐创作进步和作曲人才培养，都是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指导意义和启发意义的。
（四）要像钟信明教授那样，主题鲜明地语出湖北，像他那样，才使他的音乐创作彰显出鲜明的地方特色、突出的个人特色，并由此获得了鲜活持久的生命力
虽然钟信明教授交响音乐创作的数量多、体裁多、风格多，但却表现出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他几乎所有的交响音乐作品都表现出统一的“湖北主题”，且分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品内容上的“湖北题材”，二是主题素材上的“湖北音调”。钟信明教授本是广西梧州人，但他却像湖南人的谢功成教授、广东人的王义平教授、福建人的杨匡民教授那样，把主要乃至全部的工作和艺术生涯都放在了湖北，用自己的全部热情和艺术才华，用交响音乐的语言手段和艺术手法，真情表现荆楚大地的厚重历史、山川大地、风土人情、民族风貌和人文精神。就湖北而言，西有大巴山，东有大别山，北有神农架，南有武陵山，中有沃野千里的江汉平原，更有绵延万里穿省而过的长江黄金水道以及包括洪湖在内的上千湖泊，而且是屈原的故乡和骚体的发源地、民族和亲使者的王昭君也诞生在这块土地上……这些无一不在钟信明教授的交响音乐作品中得以生动的体现。我觉得，湖北作为国家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已经确立了“两圈一带”和“一主两副”的发展格局，确立了要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四个转变”的战略目标，其中包括要实现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转变，我们音乐学院要在这种难得的机遇中当好排头兵和主力军，要使我们的音乐创作以自身的独特性参加行业的竞争并服务湖北和武汉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需要，同时以此唤醒我们的音乐自觉和文化自信，很有必要有更多作曲家的主动参与和使命参与，以更坚定明确的音乐创作意识，把包括谢功成教授交响大合唱《长江抒情诗》、王义平教授交响组曲《长江三峡素描》、钟信明教授交响组曲《长江画页》等在内的湖北主题交响音乐创作（加上方石、王原平的湖北主题歌曲创作）传统坚持下去、深入下去、传承下去、弘扬开去，在湖北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两型社会建设中部崛起的同时，也实现音乐文化的中部崛起。
（五）要像钟信明教授那样，自主创新地使用技法，像他那样，才能保证音乐效果的可听动人、保证形式技巧为内容服务
毫无疑问，钟信明教授作为院校出身的作曲家、同时又是指挥家的交响音乐作曲家，他的音乐语言是专业的，乐队技巧是丰富的，表现手段是多样的；钟信明老师作为前苏联专家班毕业的优秀学员、也作为武汉音乐学院的资深教授，他完全熟悉西方专业音乐中的各种作曲理论和技法体系，而且这些技法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恰当的运用和体现（如60年代《长江画页?巫山云雨》中那些印象主义风格的和声与配器处理，《第二交响曲》中基于萧斯塔科维奇风格的棱角性大跳旋律，《庆典序曲》中的泛调性和声，以及《笛子协奏曲》中独奏声部的明显带有新音乐风格的繁复节奏处理等）。但是，钟信明教授的音乐语言和技法运用，从不拘泥于哪一种具体的方法或理论，更不会为了时尚和猎奇而使用某种方法。就我看来，钟信明教授创作方法的原则是，一切为了内容表现，一切为了音乐效果，一切不脱离他基于湖北的主体风格，一切不脱离他日臻成熟的个人风格，在此原则上基础上自主借鉴、自主融合、自主运用、自主创新（如《长江画页?土家之舞》的主题及其初次呈示，就是一个来自来凤县土家族民歌的“大七和弦”分解的齐奏，相对于西方或专业作曲法的技术要求而言，大七和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需要慎用或少用的，何况是把它作为主题）。这对于我们如何面对20世纪以来形形的现代作曲技法，如何正确处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西方与东方的关系、民族与世界的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以及注重基础和自由运用的关系等，都是有着示范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