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化论文范文1
一、西藏农牧产业化和龙头企业基本情况 我区农牧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农牧户为基础，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系列化服务为手段，通过实施种加养、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将农牧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形成农牧生产的有效转化。根据西藏农牧区实际，为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已开始鼓励形成多成份、多层次、多形式的农业产业化体系，并使之持续健康地发展。主要形式有：“基地+农户”一体化经营型（如林芝藏猪藏鸡繁育基地）；“公司＋农牧户”一体化经营型（如白朗县嘎东镇贵热村半糌粑加工厂）；“公司＋农牧户＋基地”产业化经营型（如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专业批发市场连农收户型（如江孜大蒜出口基地）；农牧民个体经济组织帮助农收户型（如那曲尼玛县牧业股份合作制）。 龙头企业是农牧业产业化经营的载体和关键，起到开拓市场、技术创新、引导和组织基地生产与农牧户经营的重要作用。我区除七家自治区和1家部级龙头企业外，几乎7个地（市、区）的龙头企业还处在萌芽阶段。各地（市、区）培育的龙头企业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标准，有的图有虚名。如那曲牧工商总公司负债率已超出的100％，企业正面临着破产；山南雅砻绿色畜禽发展有限公司为农发项目性企业，企业运作极不规范，产品竞争优势差，带动农户能力不强。等等。 根据“建设一批规模适度、起点高、科技含量较高、与主导产业和基础产业相适应的龙头企业”要求，我区农牧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的发展目标是：近斯自治区重点扶持5—8家有优势、有特色、有基础、有前景，带动农牧户能力强，能带动区域特色经济发展的骨干龙头企业；各地（币、区）重点扶持1—3家龙头企业。2010年，自治区级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力争发展至15家，农牧产业化初具规模。 二、西藏农牧产业化和龙头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小、没有特色产品支撑、附加值低 西藏农畜产品加工业远远落后于生产发展和市场的需求，拳头产品、精品少，深加工产品更是缺乏，农牧业生产链条长的优势和潜力尚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开发。我区农畜加工企业产值占农牧业总产值比重十分微小，而加工的大部分产品限于初级加工水平，精深加工很少。以肉类加工为例，发达国家经过深加工的冈类占总肉类的30％以上。而我区绝大多数肉类末经任何加工直接上市。农畜产品原料质量缺乏科学的分类和级别标准，产品无档次，形成不了特色产品。 2、龙头企业运转资金困难，带动农牧户能力不足 目前，西藏涉农企业大多为小型、微型和家庭作坊式企业，利润薄，自身积累缓慢，投资风险顾虑多。而已建立起的一些龙头企业因受债务沉重、机制不完善及市场波动等问题的困扰，在农牧产业经营中举步维艰，有的已濒临倒闭的边缘，因而龙头带动作十分有限。由于一部份企业信贷资严质量差，不良货款比例高，经营管理混乱等因素，造成了目前企业金融风险大，银行信用度不高，借贷能力差等致命问题。 3、地区间农牧产业缺少合作、没有专业市场相适应 除自治区规定外，各地区基本没有较为显著的优惠政策，各地（市、区）缺乏带动性的专业批发市场，形不成规模营销优势，难以承受市场风浪的冲击。我区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处在摸索阶段，培育龙头企业优惠政策不配套。 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管理是一项系统工作，我区部门间协调和管理力度不够。可以借鉴山南等地任务分解功能，更好地界定地区农牧区、农发办、乡企局、林业局、经贸部门、外贸部门、计委、财税金融部门、科技部门、工商等职能单位具体牵头、协作的工作。 各地（市、区）间合作基本没有开展，地区与地区之间的龙头企业、农收户仅是一种简单松散的买卖关系，地方政府、企业、农牧户三者间没有形成利益共同体，也没有形成产加销一体化经营，更谈不上西藏特色资源共享。 4、龙头企业经营和管理体制不顺 宏观来看，我区没有统一的龙头企业管理机构，多头管理，目行其事，也没有形成较统一的规划，使得企业的发展出现无序运作现象。 微观来讲，多数农畜产品加工体制较为落后，虽然在拉萨、山南、那曲等地少数企业先后或正向股份制企业迈进，但多数企业改制条件并不成熟。也有如日喀则等地区没有一家企业进行改制。 5、营销手段落后，市场份额小、市场占有率水平低 西藏企业营销队伍规模太小、基不没有营销倍训（包括上岗前的初级培训和轮训）、营销的职能管理几乎是空 白、营销的基础工作薄弱。相当数目企业除在当地外，没有在区内其他城镇外设立营销场所或机构。农畜产品加工企业普遍对严品品牌意识谈漠，商标注册和产品包装装璜、广告宣传工作严重滞后。今后，完善营销管理，搞好高原绿色食品统一标识、统一包装、形成具有西藏地方特色食品生产加工体系，增强创汇能力工作迫的眉睫。 6、人力资源发展水平低 西藏农畜产品加工企业员工主体是先前集体制企业职工和合同制工人，劳动者的素质较差，文化程度峰值是小学或半文盲水平，高中及或职业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员极少，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同时，西藏农牧民整体素质低下，大大影响了先进农牧业生产技术应用和科技水平的发挥，限制着农业产业化进程推进。 7、农收民生产经营观念有待提高 长期以来，我区农牧民惜售思想较重，高地意识不强，市场农业起步艰难。 三、建立西藏农牧产业化制度保障机制 1、建立政府的利益调节机制 利益调节是政府对农牧产业化过程的行政干预和宏观调控。政府通过政策措施，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维护各个利益主体的合法利益，使农外各个环节的利润向农牧民有计划地部分返还，把不同产业部门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同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结合起采，把保证农畜产品有效供给与增加农牧民收入统一起来。健全利益调节机制，主要通过政府行为、企业行为来实现。 2、农较产业化经营制度保障机制措施 ①保护价格制度 保护价格制度（即最低限价制度）：政府规定对某特定产品的最认低价格约定或高于市场均衡价格的最低限价。如“农产品支持价格。建议可以采纳在有关农牧产业化经营合同中作出如下制度性规定：当市场价格高于合同保护价格时，“龙头”单位就得按市场价格收购农尸的签约产品，当市场价格低于合同保护价格时，“龙头”单位就得按合同价格收购农牧户的签约产品。 ②建立产业风险基金制度 我区农牧产业化经营风险性大，自身抵御风险能力弱，建立产业风险基金制度已迫在。建议政府采取“龙头”企业从利润中挤一点、农牧户从收入中拿一点、地方财政从农收产业化项目投资中划拨一点的办法，提取风险基金，专帐储存，逐年滚动，以备发生大的自然、市场风险时使用。 ③资金扶持制度 “龙头”企业、“基地’单位对农牧户的资金扶持不是固定的，视发展需要而定。一般农牧户资金微薄，又不容易货到款。为适应市场需要必须进行某种资源开发、产品开发、品牌开发和技术产品，但农牧户因缺乏资金而不能启动，这时就需要“龙头”单位对参与开发的农牧户给予资金扶持。这是“龙头”单位对其自身发展需要而垫付资金与无息贷款相类似，不应理解为是“龙头”单位对农牧户恩赐。 ④低价供应或赊销生产资料给农牧户的制度 农牧户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进行初级产品生产，需要某种或几种生产资料而又出现资金不足或没有现金支付时，“龙头”企业、“基地”单位往往以低价供应农牧户所需要生产资料，或者将生产资料赊销给农牧户，待农牧户交售农畜产品进行结算时再扣除所用费用。这种制度安排可以避免市场机制引致行为的盲目性，保证产业化经营系统内资金配置及时到位和经营效益的稳步提升。 ⑤无偿提供技术资料和服务 西藏地方政府、“龙头’企业、“基地”单位、专业协会、科研机构等组织无偿向农牧民提供各类生产技术服务。比如，藏药材种植技术指导、合同或契约或订单内容解释、科普资料提供等。 ⑥建立奖励基金 为了调动农牧户的参与产业化生产积极性，地（市）、县级农业产业化办公室投入一定数额的奖励基金，对完成生产交售任务的农牧户、乡村干部、技术服务单位、“龙头”企业、“基地”单位年终给予一次性奖励。 ⑦法律规范 主要是加强有关经济立法，建立和健全法律保障体系，并加大执法力度，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可以考虑制订《农业产业化地方法规》。 四、深化西藏龙头企业的扶持和动态管理 1、深化国家、自治区级龙头重点企业的扶持 依据《农业部等九部委关于扶持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的意见》要求，部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条件第一，规模较大。西部地区固定资产规模在2000万元以上；近三年处销售额在5000万元以上；产地批发市场年交易额在5亿元以上。第二，经济效益好。企业资产负债率小于60％；产品转化增值能力强，银行信用等级在A级以上（含A级），有抵御市场风险的能 力。第三、带动能力强。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利益联机机制健全，能带动较多农户；较稳定、较大规模的原料生产基地。第四，产品具有市场竞争优势。主营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对区域经济带动作用大；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有较健全的市场营销网络，市场份额在同类产品中居前列，并且比较稳定。 自治区扶持龙头企业基本标准：第一，从事农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以多种方式辐射带动1000户以上农收户，并与之有较密切的利益关系，有相对稳定的销售体系和生产基地，依法设立具有立法人资格的企业。通过产品加工、流通获得的增加值占企业增加值的70％以上。第二，企业规模大，经济效益好。原则上企业固定资产规模达到800万元以上，总资产报酬率连续3年高于同欺银行贷款利率，净资产收益攻大于10％。企业资产负债率一般应低于60％（含60％）：银行信用等级在A级以上（含A级）。第三，产品具有市场竞争优势。在区内同行业中产品质量、科技含量、新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能力居领先水平，主营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和质量管理标准，产销率达90％以上。企业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投入占年销售收入比重的1％以上。同时，规定了企业规模、标准虽达不到上述要求，但对农牧民增收的带动作用突出，主营产品特色优势明显，经营战略符合结构调整新形势要求，能形成较大带动面的，也可纳入重点龙头企业予以扶持。 为此，自治区人民政府认定了西藏高原之宝耗牛股份有限公司、西藏银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西藏林芝奇正藏药厂、西藏藏药股份有限公司、聂拉木藏药厂、山南雅砻饲料有限责任公司等七家企业作为第一批自治区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而目高原耗牛之宝股份有限公司还被认定为国家第二批全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之一。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批龙头企业对农牧户带动和辐射能力十分有限。如调研中发现山南雅砻料有限责任公司目前仅为“龙头”企业萌芽阶段，几乎对农牧户没有辐射作用。藏药生产企业，除个别已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一体化经营模式外，农户回报率较高。但多数为订单收购合同或“公司＋农户”契约式漠式，显然农农户参与产业化生产积极性不高，农收民增收慢。 2、深化各地（市、区）龙头企业的扶持 各地（币、区）重点扶持的龙头企业基去要求较自治区标准有明显下调，如那曲地区辐射带动农牧户数200户以上；原则上企业资产规模达300万元以上；批发市场年交易规模在500万元以上；林芝地区规定（送审稿）辐射带动农牧户数50户以上；原则上企业固定资产规模在100万元以上；批发市场年交易规模在300万元以上；农牧业种、养企业，要达到一定规模，年20产值万元以上等。而我区一般县（区）级龙头企业的认定标准和管理办法，由县（区）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为此，地方政府应更好地支持这些加工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引进，加快往农畜产品深加工、保鲜、储运等环节的技术创新步伐，促进企业重质量，创名牌，提高产品和档次。 3、实施龙头企业的动态管理 按照“育龙头、建基地、兴产业、带农户”的模式，不受地区、行业和所有制限制，着力培育和扶持市场开拓能力强、发展潜力大、服务农牧民、带动农牧户发展商品生产的“龙头”企业。但是，也要深化对现有龙头企业动态管理，建立能进能出机制，完善对龙企业的定期考核，对于不符合龙头企业的基本要求，对农牧民没有带动能力的企业，对经营业绩不理想或亏损的企业取消龙头企业的资格
西藏文化论文范文2
西藏从和平解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重视藏语文教学工作，为保障藏族人民学习和使用藏语权利，先后制定了有关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法规政策，为促进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后再一次掀起来了学习藏语文的新高潮。
1984 年中央召开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要求学校使用藏语文授课，不同时期的条例和法规都有效地保障了藏族人民语言文字的使用权利，极大传承和弘扬了藏文化。当前西藏共有九百多所小学和一百五十多所中学开办了藏语文教学，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小学课程设置的科目主要有藏语文、汉语文、数学等学科; 中学主要设置的科目有藏语文、汉语文、数学、英语和政治等，一般中学每周4-5 节藏语文课时。自治区组织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科研成果突出、资历深厚的骨干教师编写符合藏区实际情况的中小学藏语文教材，并编写配套的教学参考书和复习提纲，完全满足了当地师生的需求，有效促进了藏区中小学藏语文的教学与发展。尤其西藏大学藏语文专业毕业的本科生成为中小学藏语文教学的主要师资力量。一些中小学通过组织部分教师脱产学习和函授等学习形式，大大提高藏语文教师的教学水平。作为西藏自治区的仅有的三所本科院校和三所专科高等院校，为培养藏语文专业教师做出了很大贡献。这六所高校已逐步实现了使用藏语文授课为主的教学模式，西藏大学的文学院下设的藏语文文学、藏语言文学、藏语新闻、藏汉翻译、文秘与藏文信息处理等专业为培养中小学藏语文师资力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西藏自治区的藏语文教学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如藏语文规范标准滞后;西藏各地区受教育的条件和程度差异还比较大;藏语文文字信息化发展比较缓慢;有关藏语文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总之由于存在着上述诸多的问题，严重影响了藏语文的教学进程、教学内容、教学范围和深度。因此我们要加大教学环境和教学条件的改善，加大藏语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改革，才能真正提高中小学藏语文教学水平， 促进藏语文教学的发展。
二、关于西藏地区中小学藏语文教学改革与发展策略
新世纪西藏中小学的藏语文教学关系到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关系到西藏自治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关系到藏族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弘扬，藏语文教学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直接影响到西藏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西藏地区中小学藏语文教学的改革与发展离不开藏语文教师队伍建设，教师作为藏语文教学工作的主体，要身担教学改革的重任，积极探索教学方法，总结教学经验， 积极参与教学改革，大力推进藏语文教学工作和藏语文教学事业的发展，为此笔者提出了一下几点建议和措施，供同仁以参考。
1. 使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促
进藏语文教学。首先中小学教师要大胆创新藏语文的教学内容，实现藏语文教学内容的兴趣性、和谐性。作为一门藏语语言的学习是比较单一枯燥的，教学内容的趣味性是学生学习的动力，教学只有进行教学内容上的不断创新，让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才会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要对课程进行延伸，在教材内容的选择上要选取和教学课程相关的、又具有实际意义的材料进行课程补充，也可以与学生进行座谈、讨论， 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选取学生感兴趣的内容，积极开发校本课程进行补充教材内容。作为第一线藏语文教学的教师， 要重视本土文化的教学内容， 开拓本土文化课程教学内容，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让学生了解到更多的藏民族文化。其次打破僵化的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理论教学，要把教学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传统的教学模式就是单纯地讲授理论知识，完全忽视了现实生活体验。作为农村和城市的中小学学生， 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环境，城市孩子对于农村生活和自然风光不了解，农村孩子对于大都市的生活和繁华景象不了解，为此教学时就要考虑到这个现实因素，教师多收集一些与课文内容相关的资料、图片等，让学生有一个更为直观的形象体验，从而更为形象生动地了解所学习的课程内容。第三善于创设探究问题的情境，实现中小学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藏语文教学也要学会师生互动，在中小学藏语文教学过程中要善于提出问题供学生积极思考， 提出假设，让学生参与讨论，经过一定的探讨得出想要的结论。例如在《黄河是怎样变化的》一文教学中，教师根据课程设置可以提出这样的黄河变化的主要原因什么?黄河怎么治理?等一些相关问题，让学生进行思考，然后提出如果黄河继续破坏人类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这样的假设供学生进行讨论，最后通过师生交流和讨论得到结论，通过这样三个环节的藏语文教学，可以培养学生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
2. 藏语文要运用多媒体技术更加形象直观地进行教学。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特点，通过教学设计合理选择和运用多媒体技术，结合传统教学手段形成一个合理的教学过程结构。运用多媒体教学是教育信息化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现代化教学手段，实现藏语文教学模式的最优化。多媒体教学具有拓展课堂教学容量，提高教学效率的作用; 还能创设新颖的教学情境，激发中小学学生的求知欲，创造学习的原动力;能够再现课程中描绘的情节，更加形象直观呈现教学内容;还能渗透思想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与进步，由此可见多媒体教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于藏语文教学具有着积极的意义。这就要求教师要善于制作PPT 教学课件，不仅方便了教学，节约了时间，更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尤其音频、视频等文件的插入更加丰富了教学内容，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多样化促进了藏语文教学的大发展。当然目前藏语文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还有一定的困难， 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本书育一代人的传统教学模式依然广泛使用着、延续着，藏语文教学领域未能大量引入多媒体教学模式的主要原因：主观方面主要是部分藏语文教师对多媒体教学的认识不足，教学观念还比较落后;多数藏语文教师自身多媒体教学技术能力不足，懒于学习新技术手段。客观方面主要是藏语文多媒体教学资源的紧缺;相关机制尚未建立健全。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落实好双语教学政策，促进藏语文教学事业的全面发展。作为自然条件艰苦的西藏牧区，虽然藏语文师资队伍在数量和质量上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还是不能满足实际需要，藏语文的普及教育仍然受到限制，运用藏语母语进行自然科学授课依然过不了关，特别一些人烟稀少的牧区师资力量还依然缺乏，初级教育机构设立比较完善一些，但是中级教育机构很少甚至没有。因此为了促进西藏全区的藏语文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必须加强藏语文教师队伍建设，培养双语师资队伍迫在眉睫，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工作，逐步扭转各地、市学校和有关部门领导对藏语文教学工作不重视的局面。在教学管理上要逐步使其制度化、科学化和正常化。进一步落实好双语教学，也能更好地促进藏语文教学的改革，双语教学可以提供健康的学习环境，藏语教学使藏区学生接受新鲜事物和知识，而汉语教学又能使得藏区学生走出去依然能够接受汉语言教学能力，在接受高等教育时不会发生脱节现象。所以加强双语教学能够增强学生以后考试升学本领，也能够为他们创造平等的就业机会和竞争条件。同时进一步拓宽藏语文的使用范围，改变以往藏语文单纯地服务于民族精神文化层面， 拓展藏语文的授课和使用范围，进而促进藏语文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
西藏文化论文范文3
（一）藏学研究之路
1、中国是藏学的故乡
2、中国的藏学研究源远流长。辽阔的藏族聚居区和浩瀚的藏学文献与论著，使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藏学的故乡。
3、藏学发展的三个阶段：藏学的渊源－－－古代藏学；藏学的形成－－－近代藏学；藏学的繁荣－－－现代藏学
（二）马克思主义藏学在中国形成
1、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藏学的形成
传统藏学的思想支柱是神学史观；现代藏学的理论支柱是人文史观；当代藏学的指导思想是唯物史观。
2、中国成为国际藏学研究中心
（三）藏学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增强
1、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的鲜明特点
2、藏学研究为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学术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国外藏学研究的进展
（一）藏学在国外的兴起和发展
1、藏学在国外的兴起和发展
2、藏学成为国际“显学”
（二）国外藏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1、竭力为辩解
2、积极为解决“问题”出谋划策
三、藏学研究者的神圣使命
（一）充分发挥藏学研究在对外宣传中的作用
（二）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现中国藏学的现代化
一、中国藏学研究的进展
（一）藏学研究之路
藏学的故乡在中国。中国是的最主要的藏族聚集区，400多万藏族在青藏高原上生息和繁衍，中国具有辉煌灿烂的藏族文明，藏族研究源远流长，辽阔的藏族聚居区和浩瀚的藏学文献与论著，使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藏学的故乡。
中国藏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从远古到20世纪末，中国藏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古代藏学（远古至18世纪），是藏学的萌芽时期；近代藏学（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是藏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现代藏学（20世纪50年代至今），是藏学的兴盛时期。古代藏学具有神学史观与人文史观并存的特点；近代藏学本质上可以称为人文主义藏学；现代藏学则以马克思主义为特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
（藏族传统藏学与现代藏学的区别。藏族传统藏学以大小“五明”为研究对象；以叙述、阐释、注疏为主要研究方法，缺乏探索规律的方法；以佛学理论为指导思想；文史哲不分家；撰著者为高僧大德。佛教神学史观和阐释注疏的方法是传统藏学的两大特征。传统藏学主要体现的是民族特色和宗教特色。藏族现代藏学在内容（研究领域和范围）、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与藏族传统藏学都有很大的区别。一般认为，现代科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记述阶段、分类阶段和说明阶段。说明阶段即是原理、理论指导和科学预测阶段。可以说，现代藏学已经从记述、分类的科学，走向说明的科学。现代藏学的主要功能是分析说明和反思批判。人文史观和科学方法是现代藏学区别于传统藏学的两大标志。
需要指出的是，藏族现代藏学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藏学。传统藏学的思想支柱是神学史观；现代藏学的理论支柱是人文史观；当代藏学的指导思想是唯物史观。与藏族传统藏学相对应的藏族现代藏学以人文史观为指导思想和基本特征；而马克思主义藏学的特点是唯物史观、无神论、政治性与革命性和人民性。）
（二）马克思主义藏学在中国形成
中国藏学发展的三个阶段。20世纪的中国藏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民族史阶段（1900－1949）；2、藏族史阶段（1949－1977年）；3、学－藏学阶段（1978年至今）。前一个阶段属近代藏学，后两个阶段属现代藏学。而在现代藏学阶段中，“藏族史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马克思主义藏学的初步建立；“藏学阶段”的主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藏学的正式确立，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正式形成。
中国藏学事业走向繁荣。80年代以来的20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藏学事业进入了黄金时代，表现在：地方和中央级的藏学机构相继建立，藏学刊物纷纷创办，藏学人才茁壮成长，藏学研究、出版和翻译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特色的藏学体系基本形成，中国已成为国际藏学研究中心。
至2000年，、四川、甘肃、青海、云南5个主要藏族聚集的省区都建立了省级藏学研究所。后来，这5省区相继成立了藏学研究会。这5个省区的民族学院以及中央民族学院都设立了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这些民族学院的学报和5省社会科学院的机关刊物。其中，社会科学院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建立，《研究》、《中国藏学》和《中国》的创办，形成了较为合理的藏学研究机构和刊物格局，标志着中国藏学事业进入了兴盛时期。
1998年，大学第一次招收硕士研究生，填补了硕士点的空白。1978－2000年，22年中，培养了一大批藏学人才，其中硕士近200名，博士10余名，藏学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形成了老、中、青结合，藏汉学者团结协作，以青年科研人员为骨干的藏学研究队伍的新格局，显示出中国藏学的勃勃生机。
20多年来，藏学工作者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在藏学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科研、翻译和出版3个方面：
科研方面。专题研究、断代史研究、通史研究和区域研究都逐渐由广度向深度发展，发表了数千篇藏学论文，出版了数百部藏学专著。这些论著的特点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几乎涉及藏学的各个领域；微观考证与宏观论述相结合；站在藏学的前沿，把握藏学的动态；某些领域的研究成果代表国际水平。把中国的藏学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翻译方面。主要是藏文典籍汉译，外文藏学论著汉译和汉藏文藏学作品英译。其中，藏文和外文藏学作品的汉译成就显著，所出版的藏学翻译作品近百种。这不仅促进了藏学的发展，而且对于增进世人对藏族历史文化的了解、开展中外藏学交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出版方面。20年来，出版了数百种藏学著作，向国际学术界展示了中国藏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尤为突出的出版成就是，整理出版了近千种藏文典籍，以大小“五明”藏文古籍和具有藏族文化“百科全书”之称的藏文《大藏经》对勘本的出版为代表。为弘扬藏族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严密的科学体系是学科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没有一种发展成熟的学科内容不具有一贯性的和严密的理论体系。到20世纪末，藏学的母系统和子系统均基本发育健全，藏学的学科体系已基本形成。藏学研究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剖析藏族社会，研究藏族历史，使中国藏学研究独树一帜。
中国已成为国际藏学中心。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藏学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这不仅深化了藏学研究，而且扩大了藏学的影响。藏学的学术交流体现在国内国际两个方面：
国内学术交流。主要渠道为：全国性的藏学研讨会和工作会；区域性（省区）的藏学讨论会；与港、台地区的藏学交流；跨学科的学术研讨会；学术界与党政部门的交流等。国际学术交流。主要方式是：中国主办的国际性藏学研讨会，至1998年，已主办了两届国际性的藏学讨论会，即1991年北京藏学讨论会和1997年北京藏学讨论会，同时还在拉萨召开了首届《格萨尔》国际研讨会；中国藏学家出席第
六、
七、八届国际藏学讨论会；单位和民间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国藏学论著的外译，国外藏学论著的汉译，这通过《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和《国外藏学动态》两种刊物和出版汉译国外藏学名著体现出来。
中国藏学家通过到国外讲学、出席国际藏学讨论会，并在国外发表和出版藏学论著，第一次走上国际藏学讲坛和论坛。外国学者到中国藏区考察和研究。中外藏学界的合作研究。
总之，藏族的故乡在中国，中国是最大的藏族聚居区，拥有浩如烟海的藏学文献和大量珍贵的藏族文物，历代藏、汉学者的藏学论著车载斗量，中国是藏学的故乡；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中央对藏学事业十分关怀和重视，中国藏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在藏学园地里辛勤耕耘，发表和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藏学论著，扩大了中国藏学的影响，提高了中国藏学的国际地位，这表明，中国的国际藏学中心的地位已确立起来。
（三）藏学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增强
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具有鲜明的特点。藏学是一门独特的新兴学科，它具有民族性、政治性、国际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不同的学科理论、指导思想、方法论、学术研究宗旨、学术传统、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念，决定了社会主义中国藏学具有与西方藏学迥然不同的特点：
藏学的理论－－以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继承和发展思想的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藏学研究的方法－－第
一、藏学研究与现实紧密结合，注重实地调查和“参与”研究，为藏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第
二、藏汉学者密切协作，形成推动藏学发展的最大合力；第
三、地方研究与中央研究紧密配合，优势互补，五省区突出地方优势，北京展开全方位研究；第
四、文献、档案与口碑、实地调查材料结合；第
五、藏学研究得到各级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党政部门结成特殊的关系。第
六、藏学研究在坚持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和借鉴其他人文学科的方法。藏学研究的重点－－藏学研究以研究为重心，以历史和政治研究为重点。藏学研究的宗旨－－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祖国藏学事业，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
藏学研究为的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国家的统一和学术文化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坚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的方向，强调经世致用，即学术研究必须为国家的现实政治服务，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服务。藏学研究为国家现实服务，是由以下三个因素决定的：第
一、是由藏学的学科特点决定的，藏学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为现实服务是藏学发展的内在要求；第
二、是由中国的发展形势决定的，国家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藏学研究为承担起为现实服务的使命；第
三、是由国际政治形势决定的，为现实服务，是国家参与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
20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藏学界为祖国的政治、经济和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政治上，为党中央制订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依据，为中国的国际政治斗争服务；巩固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祖国统一和社会安宁。阐明的社会特点和发展演变的规律，为治理提供历史借鉴；揭示藏汉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和友好情谊，增强藏民族的内聚力和向心力；论证地方与历代中央王朝的关系，阐明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经济上，“参与”研究，促进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工作者通过对青藏高原的大规模科学考察，撰写出一批高水平的科学考察报告和论著，揭开了藏区自然之谜，把握了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特点和规律，为开发藏区、发展藏区经济提供了科学依据；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藏区的城镇、乡村和牧场，进行艰苦细致的实地调查，分析藏区社会现状，探讨发展藏区经济的优势和不利因素，规划藏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为开发藏区、振兴藏区献计献策，对藏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学术文化上，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振兴祖国藏学事业，促进国内外学术文化交流。使藏学成为国际“显学”。藏学工作者通过著述立说、翻译介绍和出版发行，极大的推动了中国藏学的发展，其丰硕的成果对揭开神秘的面纱，增进了国内外人士对藏区的了解，让国外了解和其他藏区，了解藏族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中华学术的繁荣，对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
二、国外藏学研究的进展
（一）藏学在国外的兴起和发展
国外藏学的萌芽。早在公元1世纪，古希腊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其8卷本的《地球形状概述》中论述了西部的克什米尔地区，并首次提到了“博塔”即吐蕃人。后来，阿拉伯地理学者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等有关于吐蕃的记述，但都是一些传闻。国外对藏区和藏族的直接了解和认识，始于17世纪。17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40年代，有几批欧洲传教士从喜马拉雅山外或从中国内地进入青藏高原，并在阿里、前藏和后藏等地进行长期的传教活动，随后欧洲的探险家也进入青藏高原，这些传教士和探险家对于藏区和藏族的介绍和描述，成为国外藏学研究的开端。
国外藏学的诞生。19世纪，适应西方殖民势力向东扩张，西方东方学（汉学、佛学等）形成国际性学科，藏文和藏传佛教研究也受到重视。欧洲研究藏文的工具书陆续出版，为国外认识和研究藏区和藏族奠定了基础。后来，随着西方官员和学者大肆掠夺我国的文化遗产，导致藏文文献的流失，客观上对国外的藏学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欧洲学者对的系统研究，始于19世纪30年代，匈牙利人乔玛终身致力于藏族历史、语言和宗教研究，并出版了《藏英词典》和《藏文文法》等，开国际藏学的先河，被誉为西方藏学的鼻祖，成为西方藏学诞生的标志。
国外藏学的形成。20世纪以前，国外藏学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外藏学的大发展是从20世纪开始的。进入20世纪，欧洲殖民主义者从军事、文化和政治方面发起了对中国藏区的侵略。1904年，英国殖民主义军官荣赫鹏率军侵入拉萨，用枪炮打开了的大门，为西方探险家、旅行家和学者进入扫除了障碍；1906－1908年，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从敦煌千佛洞盗走了大批珍贵的古藏文手稿和写本，为西方学者的藏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从而掀起了国外藏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1913年，在英国的策划和操纵下，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会议，签订所谓《西姆拉条约》，划出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将藏区分为“内藏”和“外藏”，这一干涉中国内政的政治侵略行为，对外国殖民主义学者的藏学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时期，研究藏区和藏族在西方逐渐成为专门之学，到20世纪中叶，以法国巴考等人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和意大利图齐的《画卷》为代表的藏学名著的问世，标志着西方藏学的形成。
国外藏学的发展。20世纪下半叶，国外藏学的发展，以1959年和1978年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1959年后，大批藏人流亡国外，并带走了大量藏文文献、档案和文物。一方面，达赖喇嘛在印度建立的流亡政府建立机构、创办刊物、整理和翻译出版藏文典籍；另一方面，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西方财团的资助下，英、美、法、意、德、日等国用钱购买藏人的智力和流失海外的藏文文献，各大学和研究部门相继成立藏学研究机构，并聘请流亡藏人进行协作研究，各国学者充分利用这些珍贵的藏学资料开展研究，并到锡金、尼泊尔、印度等国外藏人聚居区进行实地考察、搜集藏文文献和藏族文物，藏学研究领域扩大，从60年代前的历史、语言和宗教，拓展到了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天文历算等领域，涌现出一批国际知名的藏学家，如意大利的图齐、伯戴克，法国的戴密微、巴考、石泰安、拉露，英国的托玛斯、斯勒格诺夫、西门华德、兰姆，德国的海西希、弗兰克、霍夫曼，匈牙利的乌瑞、李盖提、罗纳塔斯，苏联的库兹列佐夫，捷克的高马士，荷兰的戴琼，日本的佐藤长、多田等观、山口瑞风，印度的罗开什·钱德拉、辛哈，美国的威利、鲁埃格、米勒等，撰写出版了一大批藏学论著，掀起了国外藏学的第二个高潮。
1978年，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其他藏区的大门也向外国学者敞开，各国藏学研究者进入藏区进行实地考察，中国藏学家到国外讲学、开会和进行合作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国外藏学研究；藏学与国际政治斗争的关系日益密切，“问题”和“人权问题”与国外藏学纠缠在一起，使国外藏学出现了第三次高潮。
（应当看到，旅居国外的藏族藏学家对国外藏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的国际知名者有：意大利的南喀诺布教授；被小罗贝兹称为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藏学大师的格西旺杰；法国的桑丹·噶尔梅博士；德国的邦龙活佛（博士）和察雅活佛。）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藏学走向繁荣和国外藏学第三次高潮的到来，藏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国际“显学”。藏学发展成为国际“显学”，是由历史因素和时代背景促成的：第
一、文化和宗教因素――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吸引力和神秘感。第
二、学术动力――中国大陆藏学的大力推动，台港藏学家的积极参与，国外藏学家掀起的三次藏学研究高潮。国外的学者在藏学领域的辛勤耕耘，推动了藏学的发展，扩大了藏学的影响。从近20年的西文出版物和第1－8届国际藏学会议提交的论文可以看出，国外藏学的特点是厚古薄今，其研究重点是藏传佛教，脱离政治搞纯学术的学者占多数，这在欧洲藏学界尤为突出。第
三、政治原因――在国际上，由于达赖喇嘛为首的分裂势力和西方的活动，致使西方藏学与“问题”和“人权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国外藏学与国家现实的关系日益密切
近年来，研究近现代和当代的学者逐渐增多，国外藏学与现实的联系日益密切，美国国务院年度人权报告和国际自由报告部分以及伦敦“信息网”（TibetInformationNetwork，简称TIN），促进了国外藏学与“问题”的联系，使国外藏学的政治色彩更加浓厚，“经世致用”、“参与研究”，成为一些外国藏学家研究的宗旨，这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国外藏学为国家现实服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竭力为辩解
由社会历史环境、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学术传统所决定，外国藏学家中，不少人都将视为独立国家，因而他们的论著几乎都贯穿着一个主题――是一个独立国家，中国共产党解放是对这个国家的占领，是一种侵略行为。这在贝尔的《今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荣赫鹏的《印度与》（汉译书名为《英国侵略史》），黎吉生的《简史》，范·普拉赫的《的法律地位》等书中有充分的论述。同时，部分流亡国外的藏族学者，在其论着中大肆鼓吹是一个独立国家，为造舆论，以夏格巴的《政治史》为代表。由于这些出版物的作者都被西方人视为“通”，因而他们的作品在国外影响很大，成为的理论支柱。
2、积极为解决“问题”出谋划策
西方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强调“参与研究”，这包括经济参与――推动当地发展，政治参与――为有关当局出谋划策。在“问题”上，这种“参与研究”的特点十分鲜明。在这方面，美国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戈尔斯坦是一个典型人物，他在《美国、中国、与问题》、《雪山狮子与龙――美国、中国、与达赖喇嘛》以及他和卡普斯坦主编的《当代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中，带着一种“使命感”，积极为中国、美国、达赖喇嘛解决“问题”献计献策。
在《雪山狮子与龙》一书中，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一条“中间道路”。戈尔斯坦说：“我们不能指望在对现在正处于其十字路口的这种民族主义的冲突没有清楚的了解的情况下，求得问题的解决。”他希望该书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以使美国能够进行一次解决这个冲突的对话。
戈尔斯坦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央同达赖喇嘛进行的几次会谈进行了分析，不仅揭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且证明，“问题”之所以悬而未决，达赖喇嘛之所以不能回归，关键是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因错误估计自己的实力和中央政府的政策而导致的战略和策略的失误造成的。他写道：“北京当局在1978－1979年就希望抛开问题，寻求与达赖喇嘛达成和解。他们自视为实行了改善环境的政策的改革者，并且正确地考虑到与达赖喇嘛关系的正常化将是他们的长远利益。”“达赖喇嘛和达兰萨拉的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些会谈中怎样对汉人作出反应。”“他们应当采取一种更为调和的姿态，确信这对他们来说，是求得自己能够保持一个种族意义上的‘人的’的最佳待遇的唯一机会。”然而，流亡政府受到重建“大”－－即重建一个包括传统的“政治的”和“种族的”的的严重束缚，这是从流亡政府所面临的实际状况来考虑的，不这样做，就会失去流亡政府中以外的其他藏区的官员和信徒的支持。因而在同中共会谈时，他们“只谈一般的条件，例如展示有关和汉藏关系的历史文献。所以，这些磋商就没有认真考虑和对待关于达赖喇嘛回归的实质性问题。藏人只对他们的政治地位发表了一个评论，‘附带’陈述，假如中国愿意向台湾提供‘一国两制’的选择，就应当得到远远高于‘一国两制’的地位。汉人对藏人所持的这种态度和立场感到失望。他们希望流亡者以友好和愿意合作的方式来商谈关于他们回归的细节，当他们表明，要以不准备接受在中共‘统一领导’下的的方式，坚持要谈判一般问题和过去的历史时，便使会谈受挫。北京希望和解，但不希望在自治区的政治统治中的变化的问题上同流亡者进行一种真正的与和取（讲价钱）。结果，这次历史性的会谈不仅没有使‘问题’的解决产生新的进展，而且还在北京关于与达赖喇嘛和解的可行性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后来于1982年举行的会谈中，流亡当局以不对会谈发表评论的方式表示出某种善意，可是同时又继续攻击汉人的政策和在践踏人权，……甚至还指控汉人进行种族灭绝。达兰萨拉仍然感到寻求一种敌对的互动模式，比强调和注重友谊与和谐融洽更加称心如意。”
戈尔斯坦在《达赖喇嘛的困境》一文中指出：美国对和中国的政策一直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美国一直指责中国的人权记录和的待遇，最初将它们与是否决定批准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联系在一起。尽管有这种担心，但是为了争取经济利益，美国还是批准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然而，美国又继续表示对的忧虑。
戈尔斯坦指出：“对藏族来说，民族主义是新事物。几个世纪以来，影响社会的不是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而是藏区内部各亚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他说：“在50年代以前，民族主义思想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是一种西方的观念。因此，达赖喇嘛现在清楚地向许多藏人阐述民族主义。……他是能够为他们的事业鼓吹的人物。他扮演了一种非常为难的角色。他作为宗教领袖的身份和地位并没有改变。所发生的变化是，他已经成为全体藏族的民族主义的象征。”“在西方，我们有一种坏习惯，这就是设法找到问题并把它们公之于众，可是政府却有一套不同的兴趣，通常，需要帮助的人们，只能获得一种象征性的帮助，并且当利益需要时，他们就不理会他们。那正是危险之所在。的许多民众都非常期望我们站在他们一边并支持达赖喇嘛。”“我常常感到作为一名美国人确实很尴尬。我确实对我没有想到所发生的变化感到非常糟糕。当然，应当比历史所给予它的更好。对它所要做的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对我来说，只是口头说‘自由的’是十分容易的。我确实感到某种责任，可是我能呈献什么呢？我所能呈献的只是思想。”
三、藏学研究者的神圣使命
进入21世纪，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藏学研究工作者任重而道远。一方面，国际形势朝着全球化和多极化两个方向发展，全球化强调一致性，多极化强调差异性；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攻坚阶段，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矛盾将日益尖锐，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将增大，的发展和稳定依然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在这种形势下，以流亡政府为首的分裂集团和西方加紧活动，他们以“自由”与“人权”为幌子，打出民族自决和民族主义的旗帜，鼓吹，企图使“问题”国际化，可以预料，在21世纪，“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复杂。
（一）充分发挥藏学研究在对外宣传中的作用
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和“问题”的复杂性，提出新的课题，在新的形势下，中国藏学工作者在促进发展、反对分裂、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中的任务更加艰巨，藏学工作者应当振奋精神，努力工作，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家解决“问题”献计献策，充分发挥在对外宣传和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作用，承担起为国家现实政治服务的神圣使命。
藏学的国际性特点，决定了它在中央对外宣传工作中具有特殊的作用，藏学工作者承担着重要双重使命：政治使命－－反对分裂和独立，回击西方，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为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富强贡献才智；学术使命－－弘扬藏族优秀文化传统，繁荣祖国的学术事业，促进国际学术交流。
进入21世纪，藏学的国际学术交流日趋频繁，这种国际交流可以比喻为“进口”与“出口”的关系。一方面，中国的藏学研究应当放眼世界，与国际学术文化接轨，这就需要“进口”，积极引进国外有代表性的藏学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研究和鉴别，借鉴其研究方法，批判地吸收其研究成果，以丰富中国的藏学宝库；另一方面，中国的藏学研究应当面向世界，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出口”，在学术上，扩大中国藏学的影响，促进国际藏学交流，在政治上，驳斥“论”，对国外流传和盛行的藏学谬论加以纠正和澄清，为国家的国际政治斗争和对外宣传工作服务。这需要客观、以理服人，如果以教训人的口吻，其结果将适得其反。
（二）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现中国藏学的现代化
藏学研究与国家的现实需要还存在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藏学工作者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坚持“二为”方向，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促进藏区的两个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世纪之交，“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面对新的挑战，藏学工作者“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一步把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发展结合起来，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不断开拓我们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使藏学研究更好地为祖国的强盛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力量。
藏学的国际和国内学术交流需要增强。当今时代是信息化时代，地区界限日益缩小，知识日新月异，藏学已经超越国界，成为国际“显学”。在学术文化突飞猛进的形势下，传统的藏学学术交流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坚持“实事求是”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实现中国藏学的现代化。邓小平有两句名言：一是老祖宗不能丢；一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即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反对教条主义。邓小平指出：“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说：“一切从实际出发，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藏学研究不但要从中国藏学、中国学术文化的实际出发，而且要从藏区实际和中国的国情出发，使邓小平理论与藏学和藏区的实际相结合，“必须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勇于开拓前进；……必须不断认识和统一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特点，……必须坚持把大胆探索的勇气同科学求实的精神统一起来，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使理论随着实践的进展和时代的前进而发展”。遵循“关键是看怎样对人民有利，怎样才能是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的方针，坚持藏学研究为藏区和藏族的现实服务的方向。这是实现中国藏学的现代化的根本。
西藏文化论文范文4
“收藏寻城记”之“潮流与传统——中国收藏地理文化论坛·西安站”由北京匡时、雅昌艺术网联合主办，看历史、第一财经、腾讯网、搜狐网、和讯网、凤凰卫视、西安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西安大唐西市古玩城、《收藏》杂志社共同协办。陕西省文联副主席赵振川、山水画家崔振宽，花鸟画家江文湛三位前辈，省美协副主席、省美术博物馆馆长罗宁，西安美院艺术研究所所长彭德，西安美院教授、省文史书画研究会副会长戴希斌，西安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建中，收藏家路增远等嘉宾莅临现场，并就西安收藏传统、收藏文化、收藏地域特征等话题进行了积极热烈的交流。
陕西收藏市场的历史与现状
目前陕西本土画家较少受到市场的关注，而优秀的艺术家则更多地被北京、上海等艺术机构所挖掘，陕西本土拍卖行面临着精品与藏家外流两个问题。对此北京匡时董事长董国强认为：造成这种现象首先是历史原因，使长安画派的影响力远逊于海派、岭南画派等；其次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比较早，他们有更多的资金、条件来进行艺术品的收藏；再次，长安画派作品目前市场流转量太少，而目前陕家对于本土艺术家的作品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市场上长安画派的作品基本由陕家购买，这必然会导致需求的紧张。
而对于西安的当代艺术市场，彭德认为“它缺乏足够的宣传、评论、展览和相应的收藏。西安有很多年轻画家，尽管大部分市场情况很好，但是都没有走出陕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历史文化、自然环境以及社会背景来看，当代西安画家的作品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风格完全不同，所以彭德认为：“西安的当代艺术和中国的历史文化联系得比较密切，同时又是生长在当代的一种艺术形态，很可惜这样的艺术家在西安不是太多，主要集中在西安美术学院，而且他们作品的价位都比较低，和它们的艺术价值和艺术地位都不相衬。”
长安画派和黄土画派的论争
赵振川说：长安画派和黄土画派都是中国现代绘画重要的流派之一，且都发源于陕西。崔振宽认为两个都能代表陕西：长安画派几位画家的主体特点是以山水画为重点，黄土画派刘文西先生是以人物画为重点。江文湛认为：“长安画派是本地非常有影响的画派，但苦于没有展出的场所，不得不把老爷子的画拿到外地去，这是不对的。”
董国强认为长安画派更能代表陕西，当然“我觉得画派这个东西是后人评的，是后人根据他们的创作风格、创作的出发点归纳出他们的共同点，而且他们构成一个很有实力的群体”。他认为长安画派不仅代表陕西，而且可以代表中国北方的山水画创作。
彭德也谈到：“画派是古典艺术的一个缩语，更像师傅带徒弟形式，但长安画派不是这样的。以往我们对石鲁的评价比较到位、充分，但是对赵望云的评价一直不太到位。”
路增远则认为，画派的形成是很自然的，所以这两个画派是没有可比性的：“一个画派的形成首先有他的历史背景，要有水到渠成的自然条件，要有代表的人物，要有主张，要有一批水平基本相当、功力差不多的画家来撑起一个画派。画派好像只是自然形成，不能兴办。所以这两个画派没有可比性。”
长安画派的收藏
长安画派是西安很重要的画派，但中国没有专门针对长安画派的美术馆，罗宁表示：“其实美术馆的藏品时代和建设时代还是有区别的，陕西美术博物馆的收藏方向就建立在长安画派基础上，还要考虑方向性、地域性，目前长安画派创始人的作品在陕西省各大博物馆都有。”
董国强认为：“西安还需要加大对长安画派的推广。比如像岭南画派，在广东有岭南美术馆等。在拍卖场上，陕西收藏艺术品的企业家给予长安画派非常大的关注，可以说这些年的市场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陕西收藏历史与传统
戴希斌介绍说：陕西是一个文化积淀很深的城市，不仅文化遗产丰厚，人也不喜欢张扬，所以陕家深藏不露，可谓卧虎藏龙。很多人说陕西人保守，其实是误解：20世纪60年代长安画派的赵望云是河北人，石鲁也不是长安人，崔振宽、江文湛、赵振川等先生都是在长安画派前辈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也是海纳百川，所以这就形成了西安的藏家基本上是以本地为主。
西藏文化论文范文5
藏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古代文明的民族之一。早在远古时期，藏族先民就在开发青藏高原的过程中与周边各民族，特别是黄河流域远古文明的开发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交往。要考察这种联系和交往，就必须对西藏远古文明做必要的了解。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人种形成及氏族部落萌芽的重要时期。目前为止，西藏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有8处，分布在申扎、双湖、日土、普兰、吉隆等县境内，相对集中于西藏的北部和西部。上述发现，以定日县的苏热和申扎县的珠洛勒两处较具代表性。在苏热共采集石片、石器40件，其年代初步推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大约距今5万年。从中反映出制造和使用这种石器的藏族先民有了比较丰富的劳动经验和较熟练的劳动技能，主要从事狩猎和采撷。珠洛勒共采集石片、石器14件，与苏热石器属同一类型，但年代稍晚，且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性。西藏地区旧石器在器型和工艺等方面明显具有我国华北旧石器常见的特征，即石片石器占绝大多数，均用锤击法打片，多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并保留砾石面，组合形式以砍器、边刮器、尖状器三种器型最为普通。西藏发现的旧石器几乎全是此类石片石器，如在藏北申扎县珠洛勒等地点发现的旧石器，安志敏先生认为其主要器形“均与宁夏水洞沟遗址出土的遗物相近似或基本一致，同时相似的器形也见于河北阳原虎头梁和山西沁水下川遗址，类似的椭圆形长刮器还见于云南宜良板桥遗址”。①张森水先生对定日县苏热地点旧石器的分析认为：“如将定日的标本与云南宜良的旧石器和宁夏水洞的旧石器以及巴基斯坦的索安文化晚期的旧石器加以比较，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②发现于吉隆县哈东淌等地点的旧石器在工具类型和以砾石为加工原料等方面“都显示出与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相似性”。③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亚洲旧石器文化与西藏旧石器文化可能发生过交流的应主要是中国华北和西南地区以及印度河上游流域地区的同期文化。从地理分布上看，西藏的旧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高原西部、北部及南部地区，而高原北邻的新疆和南邻的印度恒河平原地区均未发现有与西藏旧石器文化相似的同期文化遗存，因此可以推断西藏旧石器文化与中国华北地区、西南地区旧石器文化发生交流的主要通道应是高原西部的外流河流域、东部的三江河谷以及东北部黄河、长江源头的高原地区。这三个地区都具有海拔高差相对较小、水源丰富、河谷畅通等易于人类迁徒和文化传播的地理条件，因此在生产力水平和通行能力相对低下的旧石器时代，可以成为西藏高原与相邻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上述三个地区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成为西藏与相邻地区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并且在其后的新石器时代经由这三条主要信道的文化交流，也一直比较频繁且规模亦有所扩大。代表藏东的新石器文化类型，正好分布于易于南北向交往通行的三江深峡河谷地区，在其北部与之时代大体相当的是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卡若类型中的盘状敲砸器、有肩石斧、长条形石锛（斧）、安装石叶的骨质刀梗、典型的细石器、陶器中的器形及纹饰等、圆形或方形的半地穴式居址、粟类农作物等因素均可在马家窑、齐家文化中见到同类遗存。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还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西藏地区的原始居民就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早期人类有密切的文化联系，和祖国境内其它地区的原始居民存在着共同的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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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载《考古》1979年第6期。
② 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载《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第四纪地质》，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
③ 索朗旺堆《西藏考古新发现综述》，载《南方民族考古》第四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
二、新石器时代的联系
1、新石器时的卡若文化与中原的联系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藏族先民的原始文化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迄今为止，西藏地区已发现的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多达50多处。按照不同地域及各自文化特征，大约分为三大类：以藏东河谷区昌都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以雅鲁藏布江流域拉萨曲贡村遗址为代表的曲贡文化；以藏北高原细小石器为特征的细石器文化。
卡若文化遗址分早、晚两期。早期距今4,955土100年～4,280土100年，晚期距今3,930土80年。共发掘房屋遗址28座，打制石器6,000余件，磨制石器511件，细石器629件，骨器366件，陶片20,000余件以及大量粟米、谷灰和动物骨骼。①卡若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古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卡若文化的打制石器有肩石斧、盘状敲砸器、磨制条形石斧、凹背直刃石刀等，这些在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中都有发现。卡若文化的陶器特点和器型也与马家窑系统类似。彩陶被认为是黄河流域原始文化（属氐羌系统）的主要特征，而在卡若遗址中出土了类似的彩陶、其制作风格与马家文化的类型相似。卡若的半地穴式房屋建筑式样以及陶瓷上的刻符，花纹呈现出与同时代黄河中上游以半坡仰韶原始文化相似的面貌。卡若文化出现这些地方特点，说明它是承袭本土旧石器时代文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土著文化。但同时，卡若文化又大量吸收了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文化的因素，使其无论在石器的类型、制作技术、陶器风格、房屋建筑式样等方面均呈现出与同一时代黄河上游原始文化相似的面貌。
2、粟及卡若居民与黄河流域的关系
卡若遗址发现的人工栽培作物粟，是一种典型的来自黄河流域的文化因素。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粟的国家。粟性耐干旱，是黄河流域的传统作物。我国现已发现有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25处，这些遗址大多分布在黄河流域，其中包括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如甘肃永靖大何庄、马家湾，青海乐都柳湾等地都有发现。①但最早的粟则发现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二者皆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距今约7,000～8,000年。其中磁山遗址出土的粟距今7,300年，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粟。有学者认为：“新石器时代，中国粟就已由东向西传播，经阿拉伯、小亚细亚、俄国、奥地利，以至传遍整个欧洲。”②很明显，这条粟的传播路线是从中原地区沿黄河而上，经甘青地区，一支向西由新疆而进入阿拉伯、小亚细亚；另一支则向南沿岷江而下，进入西藏高原东端的横断山脉河谷区，并从这里向南传往东南亚各国。在东南亚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也发现了粟。③卡若遗址中的粟应是由马家窑系统文化向南传播而来的。由此可知，卡若文化在当时通过甘青地区的原始文化，已经同中原地区的原始文化发生了某种联系。
从卡若文化的内涵看，它既不是纯粹的土著文化，也不是纯粹的外来文化，而应是两者的结合体。卡若居民群体，其主体应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与从黄河上游地区南下的氐羌系统的居民融合而成。《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江水”、“若水”分别是岷江和雅砻江的古称。从这段记载看，早在原始社会后期黄河流域氐羌系统的居民就不断从甘、青地区南下，向西藏高原东端的雅砻江、岷江流域迁徒。如马家窑系统文化的彩陶和打制有肩石斧，不仅在卡若遗址中有发现，在沿青藏高原东端南下直达云南境内的广阔区域内也均有发现，学者们把这两者当作以马家窑文化为代表的氐羌系统原始居民从黄河上游地区南下，进入横断山脉区域的直接证据。④他们进入横断山区以后，一部分沿澜沧江和怒江而上，进入藏东河谷区，并逐渐与当地从事狩猎和原始农耕的土著居民融合，形成卡若居民群体。其余的大部分则散居于横断山脉区域，逐渐成为当地占主体地位的原始居民。卡若文化与横断山脉区域诸原始文化所具有的相似性，当是这种共同族系在文化上的反映。此外，卡若文化与横断山脉地区乃至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也存在一定联系。
曲贡遗址出土石器大多为打制石器，有石刀、石梳、石磨等农业生产工具，并有少量骨质工具和一件青铜器。陶器有单、双耳罐，大肚高颈罐和工艺水平极高的棱形纹黑陶罐。另外还发现墓葬坑和四具完整的人骨架。从文化面貌看，曲贡文化比卡若文化时间晚，距今约3,500—4,000年间，水平高，已开始跨入青铜器时代的门槛。⑤
3、细石器文化的相互联系
如果说，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含有土著成份的土著文化系统，只是因为各自所处地域及发展阶段不同以及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不同而在文化面貌上出现了差异，那么广泛分布于藏北高原的细石器文化，则有可能是一支从北方草原地区进入西藏高原的游牧文化。
细石器文化在整个西藏分布极为广泛，以藏北高原为中心，均属同一文化系统。细石器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有两大系统，即几何形细石器文化和石叶形细石器文化。前者分布于欧洲、北非、中亚、南亚等地，其特点是利用从圆体石头上打下的窄长石叶，截断加工成规整的三角形、长方形、梯形等石刀；后者分布于中、东亚和美洲西北部，其特点是从扁体或圆体的细石刻上剥下窄长的细石叶，用以加工各类石叶细石器。石叶细石器最早起源于我国华北地区，因为华北旧石器从初期到晚期存在石器从大到小的发展序列，与后来形成的石叶细石器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西藏出土的细石器无论类型或工艺都与我国东北、内蒙、华北北部至新疆一带分布的细石器属同一文化系统，即“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
首先，藏北细石器文化与本土的旧石器文化之间无任何联系。目前发现细石器的地区虽然同样发现了旧石器，但二者并不共存。以同时发现细石器和旧石器的藏北申扎、双湖一带为例，该地细石器多分布在河流古岸的第二级台地上，而旧石器则分布于地势稍高的山麓洪积扇前沿表面，分布地点完全不同。此外西藏细石器与旧石器无论在石器原料、制作工艺和类型等方面都截然不同，二者不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说明西藏细石器文化不是从本土旧石器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反，西藏高原细石器无论在特征、类型或技术传统上都属于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从西藏高原细石器出现较晚，缺乏原始的器形，同时又与本地旧石器没有继承关系等迹象看，它显然属于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极有可能是华北细石器传统经过北方草原地区向南传播进入西藏高原的一支。此外，卡若遗址曾发现用作装饰品的海贝（cowrie shell），而以海贝作为装饰品，在新石器时代主要是黄河上游及中游地区原始文化的习俗①。西藏高原远离出产此类海贝的南海，说明这类装饰品应是卡若文化与其北方黄河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文化之间交流的产物。就卡若遗存的诸多特征而言，可以认为“卡若文化是一种吸收了西北氐羌系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土著文化”②。另一方面，在卡若类型文化分布区以南的金沙江、澜沧江中游及其支流流域的川西、滇北地区则发现了多处文化特征与卡若类型相近的史前遗址，包括云县芒怀③、元谋大墩子④、宾川白羊村⑤、西昌礼州⑥、汉源狮子山⑦、丹巴罕格依⑧等遗址。这类遗存中的有孔石刀、长条形石锛（斧、凿）、典型细石器、平底绳纹陶器和彩陶器、骨器、以石为主的建筑遗迹等文化因素，都与卡若文化类型相似，其时代亦晚于卡若文化类型，这可以说明川西、滇北该类原始文化可能受到卡若类型文化向南传播的影响。因此，以藏东三江流域为主线的南北通道，在新石器时代（含细石器）对于我国西北、西南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的大规模交流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地理上形成了黄河上游河段的甘青地区藏东三江深峡河谷地区川西滇北高原地区这样一条文化交流的大走廊。卡若类型所体现的文化源流上的特征说明，藏东三江地区正是这条“大走廊”中的一段。而在高原旧石器时代文化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藏西北文化类型”，也在此时与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的腹心地区史前文化有了一定的交流，在拉萨曲贡、贡嘎昌果乃至昌都卡若等遗址发现的典型且成熟的细石器，均可能是这种高原狩猎、农耕文化之间交流的标志。同时，也不排除高原西北部地区的原始文化，由于经济形态的相似而通过黄河上游甘青地区与北方广泛分布的狩猎文化之间发生了一定的交流。此外，还需要提到的是，在南亚大陆北部克什米尔地区发现的大约距今4，000多年前的布鲁扎霍姆文化中，亦存在如长方形、圆形的半地穴式居住遗迹、埋葬中的涂朱现象、长条形磨制石斧（锛）和有孔石刀、骨锥骨针、磨盘磨棒以及平底黑、灰色陶器等“与中国北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内容非常接近的因素”。①
综上所述，西藏远古文明并不是封闭孤立的，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与东部黄河流域文明发生了某种联系，到新石器时代，这种联系进一步加强，并形成一种文化上的深刻渊源关系。
4、墓葬习俗的相互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石丘墓、大石遗迹及动物形纹饰三者都同样是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继细石器之后而出现的文化因素。石丘墓和大石遗迹大体分布于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带，尤其集中分布于东北和西南两大地区②，基本上属北方细石器文化的分布范围。
在卡若遗址、曲贡遗址中骨笄出土于河北磁山遗址，作为簪发、着冠用具，笄在黄河中游一带的大量发现，体现着当时中原华夏民族普遍采用的结发形式，即束发盘髻或辫发盘髻之类③在藏东的卡若文化和西藏腹心地带的拉萨曲贡文化遗址中，都发掘出骨笄，由此可以推知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先民中“至少男女两性之一是有梳发髻的习惯的”。
在今青海、甘肃等省的黄河中上游地区，是我国历史上氐羌系统的古代先民活动的核心地区之一，也是后来藏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近大半个世纪以来，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艰辛努力，发现和发掘的许多古代氐羌系统先民的文化遗址，其中，与藏族建筑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卡约文化遗址。有许多建筑和古城堡都与藏族建筑相似，且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在“卡约墓葬中发掘了坟丘墓。”按照卡约的墓丘来推断，其时的阴宅使用夯筑技术筑成的坟丘，那幺阳宅亦是相对应的夯土建筑。从这点上认识，这种早期的夯土建筑与后来这里的藏族的夯土建筑无疑有着直接的关联，而与其它藏区的夯土建筑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应当说，这是早期氐羌文化和西藏本土文化在建筑上的一种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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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童恩正、冷健《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有关问题》，载《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① 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112页。
② 吴梓材《古粟考》，载《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③ 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载《文物》1983年9期。
④ 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载《考古学报》1980年4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载《考古》1991年第10期。
① 李永宪、霍巍《我国史前时期的人体装饰品》，载《考古》1990年3期。
②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页。
③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云县芒怀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载《考古》1977第3期。
④ 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学报》1977年1期。
⑤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⑥ 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学报》1980年4期。
⑦ 马继贤《汉源县狮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
⑧ 阿祖君《丹巴县罕格依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
① 徐朝龙《喜玛拉雅山南麓所见的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因素》，载《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
②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考古与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2页。
③ 参见《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9—10页。
三、金属时代的联系
1、石丘墓
西藏的石丘墓发现于霍尔（hor）、南茹（nam-ru）和那仓（nag tshang）等地，其特点是用石板或石块在墓上环绕成一个椭圆形，称“用石头环绕的坟墓”。④在藏北阿里附近拉达克（ladak）地方也有类似的墓发现，被称为“牧民坟”。⑤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7～5世纪。而动物形纹饰在我国辽宁西北、冀北、内蒙、宁夏等沿长城一带的细石器文化区同样有广泛的分布，被学术界公认为继细石器之后北方游牧民族的遗留。乌恩同志在《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一文中认为，动物纹装饰艺术虽然在整个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非常流行，但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流行的动物纹饰大都有自身的特点，尤其是春秋战国以后盛行的丰富多彩的多种题材的动物纹，基本上是我国北方草原本土的文化因素。①西藏发现的带动物形纹饰的青铜制品主要是带钩、扣饰、小铃等饰物或小件生活用品，纹饰内容有鹿、马、熊、鸟、猴等②，具有一定的地区性。
总之，从西藏发现的石丘墓、大石遗迹及动物形纹饰与藏北细石器文化具有大体相同的分布地域，相同的游牧文化性质以及与北方草原文化在演变上的一致性，我们可以认为，它们很大程度上是由藏北高原的细石器文化发展演变而来，它们既是与本土细石器一脉相承的一种文化遗留，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承袭了藏北细石器文化与北方草原细石器文化之间的渊源联系，从而使西藏的石丘墓、大石遗迹及动物形纹饰无论在演变上还是内容上与北方草原都具有一致性。因此，我们显然不能排除西藏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形纹饰中许多因素从东北方向传入的可能性。它反映了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藏北地区游牧居民与辽阔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居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
2、石棺葬
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及藏东峡谷区，继新石器时代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之后，则出现了一大批吐蕃石棺墓（又称为石棺葬）。所谓“吐蕃石棺墓”，其时代上限可追溯自吐蕃王朝以前，下限则延至吐蕃王朝时期，即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7～8世纪期间。这些石棺墓主要发现于藏东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及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的林芝、乃东、拉萨、朗县、加查等县，共计20余处，近两千余座墓葬③，这些墓葬的分布大致与新石器时代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的分布地带相重合。从这些石棺墓的出土器物看，它们与新石器时代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吐蕃石棺墓中出土的器物有磨制石器、陶器、骨器、铜器和铁器等，其中，吐蕃石棺墓中常见的一种大口鼓腹罐，与曲贡村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球形腹罐极为相似。”④另外，吐蕃石棺墓中所出的陶器均为手制，器形也以罐类为主，这些特点都与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相一致。在陶质方面，吐蕃石棺墓中出现了夹砂、泥质两种，陶器既有圜底，也有平底，说明吐蕃时期的制陶工艺已综合继承了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两者的工艺传统。整个吐蕃时期的墓葬中未发现捕鱼工具，这无疑是继承了卡若文化的特点。⑤从吐蕃石棺墓与新石器时代的卡若文化与曲贡文化之间既有大致相同的地域分布，又存在文化内涵上的密切联系来看，吐蕃石棺墓很大程度上应是在卡若文化与曲贡文化相互融合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也就是说，吐蕃石棺墓的主人基本上应是新石器时代卡若与曲贡两大居民群体相互融合的后裔。同时它也表明，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的文化与藏东峡谷区的文化已经大体上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以吐蕃石棺墓为代表的文化。
必须指出的是，石棺墓是进入铜器时代以后，我国北部和西部边疆民族普遍采用的一种葬式，它在东北、华北北部、甘青地区和横断山脉地区均有着广泛分布。①但石棺墓又有显着的地区差别，每一局部地区的石棺墓均与不同的考古文化、不同的民族集团相联系。甘青地区和横断山脉地区是石棺墓的集中分布区，这一带的石棺墓虽然分属于许许多多大小不同的部落和部族，但就族系而言，他们大体都属于氐羌系统的居民。西藏发现的吐蕃石棺墓与横断山脉地区的石棺墓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首先，二者在文化特征上具有较大的相似之处，吐蕃时期的石棺墓，形状有梯形、长方形、圆形等，材料为石板和石块等；而横断山区的石棺墓形状为长方形，材料为长方形石板，但二者均无棺底，又都存在一定的二次葬。其次，西藏石棺墓在年代上晚于横断山区。西藏石棺墓的年代其上限大约为公元前2世纪，下限则延续到吐蕃王朝时期；②横断山区石棺墓的年代为“春秋战国一直到两汉晚期”③即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初叶。因此，藏东峡谷地区和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吐蕃石棺墓葬式，有很大可能是由横断山脉地区的氐羌文化因素是相一致的。这意味着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自新石器时代业已形成的横断山脉地区氐羌文化因素不断通过藏东河谷区向西藏高原东部和藏南河谷区向西藏高原东部和藏南河谷地带渗透的这一趋势，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由上可见，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西藏高原的考古文化大致形成了南北两大系统。其一，是以藏北高原为中心包括部分西藏中部地区的以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形纹饰为特征的游牧性质文化；其二，是分布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和藏东峡谷区的以石棺墓为特征的带有农耕性质的文化。这南北两大系统文化的主体，显然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分布于各自区域内的文化发展、演变而来。但是，无论是藏北以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形纹饰为特征的文化，还是藏南和藏东以石棺墓为特征的文化，二者均与同一时代东部和东北部的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和很大的一致性。这反映了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西藏高原的考古文化具有相当开放的特点，并与外部地区的文化，尤其是与东部方向的文化保持着密切交流与联系（当然不能排除这一时期西藏高原的文化也同时与西部和南部地区的文化存在着联系）。如果说，在新石器时代西藏的文化与其东北部北方草原文化及东部黄河上游的的氐羌文化已形成了某种密切渊源联系，那么，很显然，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这种渊源联系仍然得以延续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3、汉文文献的资料佐证
关于此述结论，我们从汉文史籍的记载中可得到充分的印证。对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后到吐蕃王朝兴起前这一历史时期中，古代氐羌族系的部落向西藏高原的迁徒活动，汉文史籍方面已有相当明确的记载。《后汉书·西羌传》记载：
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公元前384—362年）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獂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
爰剑是史书记载中最早居今青海境内的羌人领袖。赐支河即析支河，系指黄河发源处。“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其地应在今青海西部至西藏东北部一带。这支于公元前4世纪前半叶因“畏秦之威”而南迁进入西藏高原的羌人部落，在后来的汉文史籍中被称为“发（音bod）羌”。
及东汉时，“迷唐（羌人的一支）遂弱，其众不满千人，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①这支羌人部落显然也进入了西藏高原。
《后汉书·西羌传》又载：
“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存蜀、汉缴北，前史不载口数。……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
可见当时迁入西藏高原的古羌部落已经不是一支，而是有若干支。
《新唐书·吐蕃传》也称：
“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悉勃野”之误），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
“鹘提悉勃野”从来就是藏族自称的祖先名号，这里《新唐书》作者把它说成是发羌、唐旄等羌人部落的祖先名号，显然系张冠李戴之误。但这一记载也说明，吐蕃祖先鹘提悉勃野的发祥地与西迁进入西藏高原的发羌、唐旄等羌人部落的所居地非常接近。
此外，另一种传说则记载了藏族的祖先是由北方南下的“氐人”。“其氐人者，本出葱岭……嗣后南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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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页。
⑤ （意）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① 乌恩《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载《考古学报》第1981年1期。
② （意）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0页。
③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载《文物》1985年9期。
④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载《文物》1985年9期。
⑤ 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①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考古与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2页。
②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载《文物》1985年9期。
③ 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载《考古学报》1980年4期。
① 《后汉书·西羌传》。
② 刘赞庭《西藏历史择要》（手抄本），1960年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复制，第25页。
四、从“林芝人”看藏族先民与中原人的关系
1、“林芝人”属于蒙古人种
新石器时代的林芝人的遗骨是1975年9月，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西藏东部的林芝县城附近发现的③。人骨材料包括颅骨、下颌骨、枢椎、股骨等，这些属于同一个体。经分析鉴定林芝人骨属女性，30-40岁。科学测量的结果表明：
林芝人的头骨弦弧指数90.1，接近丽江人90.8，资阳人90.9,更接近现代人89.7；枕骨弦弧指数77.5，较接近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丽江人80.6；头骨颞线所在的位置比较接近现代华北人和资阳人；枕大孔在长、宽和指数三个方面，林芝人比较接近蒙古人。从下颌枝最小宽度的比较来看，“林芝人的族源关系接近于汉族和藏族”④。枢椎的测量结果表明：林芝人比较接近殷代中国人。
人的鼻颧角在三大人种中有明显的差别：黑种人（尼格罗人种或赤道人种）为1400-1420；白种人（欧罗巴人种或欧亚人种）为1350-1370；黄种人（蒙古人种或亚美人种）为1450-1490；而林芝人是1490，最接近黄种人。鼻根区高度：蒙古人2.8毫米，印第安人3.7毫米，欧洲人5.0毫米，半坡人2.4毫米，而林芝人是2.5毫米，最接近蒙古人种和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西安半坡人。鼻根区指数：蒙古人35.8，印第安人41.9，欧洲人50.9，半坡人29.7，而林芝人是35.7，最接近蒙古人，其次是半坡人。此外，林芝人的大人种属蒙古人种，小人种与西藏a组藏人关系密切。①
以上林芝人的材料雄辩地说明：几千年前的藏族先民在人种问题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1）林芝人的头骨弦弧指数、枕骨弦弧指数、头骨颞线所在位置等接近丽江人、资阳人，其中资阳人发现于四川。现在我国学者“一般把资阳人作为在我国华南发现的旧石器晚期的原始蒙古人种的代表之一”②。同时，资阳人在形态上与山顶洞人有某些相似的性质。如有明显的鼻前窝，有类似矢状嵴的突起。矢状缝两侧的顶骨比较平扁，鼻较高而窄。而“山顶洞人头骨都代表原始蒙古人种”③。因此，资阳人无疑是蒙古人种。西藏林芝人接近资阳人，说明他自身也是蒙古人种。资阳人和丽江人都是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他们既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也是西南地区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共同祖先。
（2）林芝人头骨颞线所在位置比较接近现代华北人，枢椎测量结果表明接近殷代中国人，鼻根区高度和指数比较接近西安半坡人。
（3）印度和伊朗人属于欧罗巴人种（白色人种）中的“印度一阿富汗种族”类型。而林芝人的鼻颧角与欧罗巴人种相差较大，与黄种人最接近。因此，藏族先民在种族上源于印度和伊朗之说是不可信的。
（4）林芝人下颌枝最小宽度的比较，证明他是藏族的先民，接近汉族。这就是说，藏族先民在种族来源上与中原地区各民族的先民基本一致。
从以上四个特点来看，藏族的种族族源从国外来的论调是没有根据的。
2、现代藏族与现代中国人的体征分析
上面已用古代林芝人的科学体质材料证明了古代西藏人是蒙古人种，是中国人，而不是印度人，也不是伊朗人。现在我们进一步用现代藏族体质资料（包括血型及遗传距离的研究材料）来说明这个问题。
1965年复旦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对咸阳西藏民族学院的1542个学员进行了体质测量。这些学员来自西藏各地，代表了西藏地区藏族的基本体质特点。经过这次测量分析表明，“藏族应属蒙古人种”。④其体质特征如下：身体中等；肤色较深，为黄褐色，发型多为直发；眼色一般呈褐色，眼裂较宽，眼裂倾斜度外角略高于内角；具有蒙古褶；额倾斜度多直立，男性略较倾斜；眉脊微显；面宽中等，属中面型，女性稍阔；鼻根高度介于低与中等之间，女性偏低；鼻梁直，而鼻尖鼻基略向上翘，鼻孔大多为卵圆型，鼻型属中鼻型；唇厚中等，但大多为凸唇；头型属中头型。根据以上体质特征来看，现代藏族的体质特征与蒙古人种中的东亚种族类型最为接近。中国、朝鲜和日本的绝大多数人口属于东亚种族类型。因此，藏族在种族上与我国绝大多数人口属于同一个种族类型。
据1980年对中央民族学院藏族干部训练班的145人体质调查的结果表明⑤：藏族人头发较黑，发形较直较硬；眼睛多为褐色，内皆褶出现率高，眼外角高于内角，眼裂开度中等趋窄；鼻梁较直，鼻孔卵圆形；中等唇厚，唇形稍凸；颧骨突出，面部宽而扁平；体毛稀少。这些体质特征属于我国大多数民族所具有的东亚种族类型的特征，与印度和伊朗等地的种族特征相差甚远。
再看藏族各项测量值与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之比较表来看（见表1）：藏族头面部主要测量项目的均值与现代包括不同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中国人相同项目均值及其变异范围相比，大部分均值都在现代中国人的变异范围之内，它证明藏族是中国人，藏族的体质特征从总体上讲与现代中国人的体征明显属于同一个种族类型——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
表1 藏族各项测量值与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之比较（单位：毫米）
众所周知，中国人现有近佰亿人，其中汉族就有11亿多人，占中国人的绝大多数，历史上中国文化也以汉族文化为主体而发展。汉文化最先发祥于黄河中游的黄土谷地，包括今天的陕西和河北等地。
现代体质人类学的比较研究成果表明①：藏族在体质上dij值和o2q值与我国陕西和河北的汉族最接近。见表2。
表2 藏族与各地汉族的体征距离
袁义达和杜若甫同志在《中国一个民族间的遗传距离的初步研究》①一文中指出：“研究结果表明，藏族与蒙古族的遗传距离最近（0.0104）”。这里的藏族是指西藏藏族和居住于印度、尼泊尔、挪威的藏族。
又据报道：现居住于印度北部的原我国西藏藏族136人的调查结果，基因di4频率平均为0.49，接近于华北汉族的频率（t=0.46）②。
以上藏族的体质、遗传距离、血型等调查资料和考古材料完全证明：藏族的种族来源与印度、伊朗等国没有什幺关系，与此相反，藏族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在，与我国其它各民族的体质特征基本接近，特别是与我国北方和西北部的民族（包括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非常接近。这就表明藏族和我国许多民族在种族上是从同一个共同的祖先发展而来，在体质特征上是同属于黄种人的东亚类型。那种认为藏族的种族南来说、西来说或者外国来说的观点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从体质人类学的科学的准确性来说，藏族包括西藏人毫无疑问是中国人。
在混血方面我们还未找到任何材料可以说明藏族与伊朗人的混血事实。相反，国内外学者的体质材料表明，藏族的体质特征以我国东亚种族类型特征为主，其次包括与我国南亚种族类型特征的混合因素，考古资料也证明了这种混合因素的存在。
3、小结
总之，中华大地上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存在着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这三大系统的民族文化向西流动的部分汇集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也就是说辽阔的青藏高原变成了中华民族三大考古文化和民族系统的西部延伸交接的区域，从而使青藏高原的古代文化和民族在本身固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复合的性质，并且在不同的地区由于所接受的外来文化和民族系统的主次不同，表现出的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的特点也迥然相异。大体说来，藏北高原因为与我国北方草原地域相连、环境相同，所以接受中华民族北方草原从事游牧狩猎的古代民族的文化多一些；藏东高山河谷地区地处我国黄河、长江两大巨流之间，横断山区的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等南北流向的江河把南北两大系统的民族文化沟通，使这个地区形成了一个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南北两大民族系统的荟萃之所。不过双方在接触和竞争过程中似乎黄河流域的氐羌系统的文化占了上风。其原因很明显，氐羌系统种植粟米和居住半地穴式房屋等文化特征比起濮越系统种植稻谷和居住干栏式房屋的文化特征，更适应于海拔二三千米以上的藏东高山河谷地区。藏南谷地作为藏族文化的中心地区和民族的发祥地，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存在一个独特的土著文化系统。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学的资料来看，这个土著文化系统与现代藏族的文化关系非常密切，因此，我们称它是土著民族系统。
藏族及其民族文化正是以藏南谷地区的土著文化和土著民族为基础，同时吸收和融合中华大地上北方草原地区的原始游牧文化和胡系统的游牧民族、中原地区的原始仰韶文化和氐羌系统的民族而形成的。所以，藏族的古代文化明显具有多重性的特点，即一方面具有藏族地区本土的土著性特点，亦可称为地区性特点，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文化特点和中原地区氐羌系统的原始文化特点。因而，藏族无论在血统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是单一的。它的血统具有混合型的特点，它的文化具有多重性的特点。从整体来看，藏族的文化毫无疑问是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③ 《林芝人及其文化遗物》，《西藏古生物》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④ 《林芝人及其文化遗物》，《西藏古生物》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① 《西藏林芝盘地新生代晚期的自然环境》，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年第1期。
② 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载《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③ 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载《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④ 《藏族体质形态的初步研究》，载中国人类学会编《中国八个民族体质调查报告》。
⑤ 《藏族的体质特征》，载《人类学报》1985年8月，第4卷第3期。
① 《藏族的体质特征》，载《人类学报》，1985年8月，第四卷第3期。
① 《遗传学报》10卷（5），第395—405页，1983年；9卷（5），第395—401页，1982年。
西藏文化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西藏作为民族自治区域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具有管理本地区的特殊行政权限，科学有效地行使这一特殊行政权限，对促进西藏社会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的全面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
西藏作为民族自治区域，既有着宪法赋予的一般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权限，又有着宪法赋予的一般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所不具有的特殊行政权限。这一特殊行政权限就是西藏行政机关所享有的自治权。它使西藏行政机关能在自己所辖的行政区域内，按照本区域行政环境的现实要求，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努力实现对本区域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实和体现，离不开这种特殊权限的行使。特殊
权限数量的多少，范围的大小，反映着自治地方自治程度的高低”。为了保证西藏行政机关充分、有效地行使行政管理特殊权限，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而快速地发展，我们在行使行政管理特殊权限时，应努力遵循下述原则。
一、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原则
我国是五十六个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宪法充分肯定了包括藏民族在内的各民族共同缔造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功绩，肯定了我国作为统一的单一制国家的客观事实，肯定了西藏与祖国的密切联系和不可分离的神圣性。全国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贯彻实行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为特征的民族政策。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的民族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已不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各民族出现了新型的、其本质特点是劳动人民之间关系的民族关系，实现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正是这一民族大团结使我们顶住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巨大成就，维护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人民共和国的统一和稳定。我区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管理特殊权限时，必须首先遵循这一原则。这是因为：第一、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是保证和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前提，任何破坏这一原则的企图和行为，损害的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利益，同时还将极大地损害广大藏族人民的利益。中华民族是一个同生死共患难的有机整体，只有紧紧依靠团结、统一、奋斗，才能获得共同繁荣。这已被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证明，因此，我们要珍惜民族团结，使各民族兄弟相互扶持，一同迈向小康。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一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我区各级行 政机关必须充分认识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对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深远意义，在行使行政管理特殊权限时，努力遵循和把握好这一原则。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没有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便没有整个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和祖国的统一，我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就无法进行。
第二、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是维护西藏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丢掉。”经济建设是西藏的中心工作，它关系着西藏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此，必须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然而近年来，“达赖集团鼓吹西藏独立，他们以宗教为精神武器，诱惑僧尼和广大群众跟随他们祸教乱藏。”他们“一方面加紧在国际社会上的招摇撞骗，一方面加强了对藏区的渗透，”还“准备铤而走险，时而要搞什么‘和平挺进’，时而鼓吹什么不合作运动，派遣特务携带武器，搞爆炸破坏。”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西藏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西藏人民思想上的混乱，极不利于西藏社会的稳定和祖国的统一。与此同时，“剥削阶级的狭隘民族主义仍然存在，仍有表现，或消极抵触其他民族人员，或盲目排外，影响民族团结，不利于各民族共建西藏，共同发展。”我们应当重视这些政治环境中的消极因素，通过有效地行使行政管理的特殊权限，消除它们的影响。
我们应当明确，民族越平等，团结才越巩固；各民族团结一心，相互间的隔阂才会逐步消除，信任才会建立并不断加深，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会被充分地调动起来，达赖集团祸教乱藏，分裂祖国的图谋才难以得逞，西藏的长治久安才能实现，祖国的统一才能更加巩固。因此，《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五条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区的遵守和执行。”我区的各级行政机关都应努力尽到维护国家统一的神圣义务，为西藏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创造一个安定、良好的政治环境。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各民族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但是这种平等本身不能解决整个民族问题。”因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之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要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归根结底离不开自治地方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西藏由于历史上形成的过大差距，使得它与其他兄弟省区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要使西藏加快发展，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尽快走上富裕文明的道路，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如果我不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不断缩小与兄弟省区的差距，民族平等就难以体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难以得到很好地贯彻，民族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西藏社会的长治久安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保证，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就无法加强和巩固。
正因为如此，西藏各级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管理特殊权限时，必须切实遵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充分发挥西藏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加快经济、社会的发展。按照《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要求，积极开发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加强横向经济交流，大力发展与兄弟省区的经济技术合作，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和资金，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展边境贸易，促进经济的繁荣。引导全区各族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实现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在中央和兄弟省区的大力支援下，不断缩小与兄弟省区的差距，使西藏的经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
三、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原则
精神文明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中，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发展的成果，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我们要建设的西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这就要求我们在西藏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使二者协同发展。
邓小平同志早在1983年就明确指出：“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而“在西藏，经济建设，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和精神文明，是三位一体，互为条件的，必须把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西藏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现状是：“缺乏高科技、高文化素质的人才，教育起步晚，质量低，成年人中文盲半文盲的比例很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全国处于后进的行列。”这种状况就很难为西藏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科学有效的行政管理提供良好的智力支持。同时，“宗教唯心主义依然影响广泛，宗教文化充斥于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之中，这不仅妨碍社会进步，影响经济发展，还阻碍人们文明程度的提高；落后的思想观念和陈规陋俗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广泛存在，阻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危害人们身心健康。”这便充分证明精神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要加快西藏的振兴，从内因上看，根本的途径就是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建设的强大动力，是物质文明建设能够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江泽民同志在国庆四十周年大会上讲道：“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不能设想，一个没有强大精神支柱的民族，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区的各级行政机关应积极承担起本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以使我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得到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此我们应该努力做到：
第一、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并通过加强基础教育，普及科技知识，广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通过各种宣传媒体认真做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引导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和宗教观，树立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新的道德风尚，不断摆脱旧思想、旧观念、旧习俗、旧传统的影响和束缚，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与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
第二、发挥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职能，努力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通过强化本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对宗教产生影响，引导宗教朝着有利于巩固统治和稳定社会秩序的方向发展。宗教只有在按照统治阶级规定的方向发展，有利于国家统治秩序的稳定的前提下，才会得到国家政权的扶植，才能够获得发展。这就是国家政权对宗教的制约。我区的各级行政机关应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通过对寺庙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广大僧尼热爱祖国，从事正常的宗教活动；使广大信教群众在不影响正常的生产劳动的前提下，从事符合他们宗教信仰的活动，使宗教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祖国的统一，逐渐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只有这样，西藏的精神文明建设才会取得应有的成效。
四、注重西藏特殊性的原则
由于西藏自然地理环境和政治、历史的特殊性，使其与兄弟省区相比，有着极为特殊的社会环境。诸如，西藏至今仍然相对贫困和落后，市场发育差，商品经济不发达，工业基础薄弱，设备陈旧落后，科学技术水平低，文盲半文盲比重大，劳动力素质差，技能不高，决策水平和管理水平还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基础设施比较落后等等。这些特殊情况还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因此，西藏的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决策者应当认真研究和对待这些特殊情况，找出其特殊本质，制定具体目标，采取相应的对策，使问题得到解决。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的：“如果不能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辩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这就要求西藏各级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管理特殊权限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和尊重西藏特殊性的原则和西藏行政环境的特点。在充分了解和掌握西藏社会公共事务特殊本质的前提下，制订体现西藏特殊性的法规、规章和特殊政策，按照权变理论的要求，采取灵活措施，以实现对西藏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只有这样，西藏的经济、社会、文化事业才能得到较快地发展，这已被西藏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祖国统一，建立和发展新型民族关系和发展经济文化事业的实践所证明。只要我们尊重西藏的民族特点，按照西藏行政环境的特殊要求管理西藏的行政事务，西藏的各项事业就会顺利发展，民族团结就会得到加强，西藏的长治久安就会实现。
五、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是我党思想路线的精髓。邓小平同志精辟地指出：“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的是否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西藏行政管理所面对的现实环境，要求各级行政机关在认真研究、了解西藏的民族特点和特殊性的基础上认真行使行政管理特殊权限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因地、因事、因人而制宜，决不可不切实际，不看对象地盲目照搬兄弟省区的经验和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