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量工作方案范例6篇

丈量工作方案

丈量工作方案范文1

现在开会。

为深入贯彻某某委、某某政府提出的“东西结合，突破**”的战略部署，加快**煤田开发建设步伐，根据某某、某要求，经某地委、某地政府研究，决定召开这次**煤田**＊压煤村庄清点丈量动员大会，主要任务是对赵楼煤矿**＊压煤村清点丈量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某煤炭管理局局长同志，副局长同志及**某压煤村庄搬迁办的有关负责同志，**煤田**＊压煤村庄清点丈量指挥部全体成员，各业务组工作人员，**＊镇压煤村清点丈量领导小组成员及有关工作人员，兖煤**能化公司压煤村工作组全体成员。

今天会议有四项议程：一是请**某地煤炭管理局局长张庆玺同志宣读《**煤田**＊压煤村庄清点丈量实施方案》。二是请矿集团州煤业公司副总经理同志讲话。三是请**某煤炭管理局局长同志讲话。四是请**某地委常委、某地政府常务副某地长**同志讲话。

下面，首先请**某地煤炭管理局局长同志宣读《**煤田**＊压煤村庄清点丈量实施方案》。

下面，请兖矿集团州煤业公司副总经理同志讲话。

下面，请**某煤炭管理局局长同志作重要讲话。

下面，请**某地委常委、某地政府常务副某地长**＊同志讲话。

丈量工作方案范文2

检察机关指控:陈伯羽及其妻子李惠受贿总计500多万元，其中包括美金20.5万元、欧元8.5万元、价值11.5万元的金条一根，用于在上海购房、个人消费或转存占为己有。同时陈伯羽夫妻还有300多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出乎意料：丈夫电话无法接通

拜过佛，许了愿，走出布达拉宫，李惠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她掏出手机，习惯性地给丈夫陈伯羽打电话，报告她此刻的感受，让丈夫同她一起分享那种“宁静淡泊”的心情。

出乎意料的是，丈夫的电话无法接通。李惠拿过同伴的手机继续拨打，结果依然是无法接通。“他去哪儿了?不会这么快就出事吧?”李惠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

正在这时，几个陌生男子向她迎面走来，快速将她打量后，亮出了工作证。“检察院反贪局的!”李惠大惊失色，叫出声来。之前那种不祥的预感得到验证，“丈夫真的出事了!”她无力地垂下头，泪水长流。

李惠的丈夫是陈伯羽，落马前系京广铁路客运专线河南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正厅级干部。刚过知天命年纪的他，正是仕途顺利，人生得意的时候，怎么就“出事”了呢?

事情还得从他的朋友说起。

陈伯羽有位朋友叫梁志刚(部队转业干部)，二人相识于2001年。由于和李惠有同乡关系，梁经常找时任郑州铁路局总工程师、已是副厅级干部的陈伯羽办事。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多，二人慢慢由普通朋友成了莫逆之交。

2005年，梁志刚成了个体户老板。为了搞到计划内的低价煤及外运火车皮，他一次次找到陈伯羽，在陈的帮助下如愿签到合同，并在实际运行中，得到陈周全细致的安排关照，轻而易举地挣了大把钞票。

深谙“知恩图报”之道的梁志刚，决定重金回报陈伯羽。但是顾虑到陈伯羽不会裸地接受自己的重金，梁志刚想了一个相对来说较为隐蔽的办法。

2005年4月的一天，他来到陈伯羽家中，将一张价值40万元的国债存单送到李惠手中。陈伯羽不在家，李惠本想和丈夫说一声再作决断，但转念一想，国债存单又不是现金，况且又是好朋友送的，于是就收下了。

这是她第一次收受巨额贿赂，心里免不了忐忑。等丈夫回家后，她就把事情如实告诉了他。“以前，老陈遇见这事儿，肯定会让我把钱退回去。但是这次他没有吭声。”事后回忆，李惠将原因归结为在上海购房和儿子在国外上学需要钱。

“那时，找我办事的人可多了，但我都不为所动，一律按规矩来。”身陷囹圄的陈伯羽很为自己当年的清廉自豪。面对记者的采访，他坦言自己是个讲义气的人，更是个重感情的人，尤其是对朋友，能帮就尽量帮。正因为如此，他的廉洁防线轻而易举地被友情打开缺口，一发而不可收。

案发后，据陈伯羽交代，从2005年至2009年几年间，除收受梁志刚120余万元贿赂外，还收受“石家庄――武汉铁路客运专线”施工单位贿赂500余万元。

侦查谋略：查找行贿人

2009年初，陈伯羽因收受巨额贿赂，被群众举报至河南省检察院。该线索引起了主管反贪工作的副检察长兼反贪局长李晋华的高度重视，他迅速组织人员展开调查。很快，涉嫌行贿的主要人物梁志刚就浮出了水面。

然而，如何处置对待梁志刚，却是摆在李晋华面前的一道颇费思量的难题:“不对他采取强制措施，就不能防止案件出现串供的可能;而先对行贿人员进行立案，如果接下来陈伯羽案件遇到阻力，梁志刚案件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然而，战机不容犹豫。在经过短暂而慎重的权衡之后，李晋华果断决定对梁志刚涉嫌行贿问题立案侦查，并随即对其采取了强制措施。梁志刚到案后，向检察机关如实交代了向陈伯羽行贿的犯罪事实。

在陈伯羽涉嫌受贿犯罪的问题中，大部分涉及的都是“石家庄――武汉铁路客运专线”中标的一些施工单位和个人。这些涉案人员出于各种思想顾虑和侥幸心理，或躲避调查，或到案后不愿如实作证，给案件侦查工作带来障碍。

据办案人员掌握的情况，某国有大型企业副总刘某对陈伯羽行贿7万美元。侦查人员调查核实时，刘某始终怀有侥幸心理对抗调查。在此情况下，办案人员依法对其采取了强制措施，最终刘某在大量事实证据面前不得不如实交代。

刘某案件的办理对其他涉案单位是有力的法律震慑，一直处于观望、躲避的单位和人员从中看到检察机关办理案件的决心和力度。

不期而遇：陈伯羽撞上“枪口”

在对进行调查时，办案人员发现，陈伯羽与一个名叫刘某某的单身女人关系甚为密切，且陈伯羽利用职务便利为其承揽了大量工程。于是，办案人员决定对其进行调查。

2009年5月8日早上，办案人员敲开了刘某某的家门。

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和刘某某在一起的，还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根据掌握的情况判断，该男子应该就是陈伯羽。

接触他吧，证据还不扎实，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突破不了，这个案子可能就要黄。不控制他吧，反贪局的侦查目的已暴露，已惊动了他，怕他潜逃或别的意外发生。“不期而遇”让办案人员一时有些为难。

由于事发突然，李晋华在获得情况报告后，立刻安排办案组组长潘军和反贪局主管侦查工作的副局长马维克赶到现场。

紧急分析案情后，二人决定趁陈伯羽的心理防御体系还未完全建立，在现场预审中将其拿下。

而在刘家，眼见情形不对，陈伯羽站起身，整衣理容，没事人似的就要离去。

“你叫什么名字?”潘军问道。

“我叫陈伯羽，是铁道部京广客运专线河南有限公司总经理，有事吗?”陈伯羽的表现极为“镇定自若”，回坐到沙发上跷着二郎腿，态度傲慢。

“我们是河南省检察院反贪局的，现在我是以检察官的身份和你谈话，希望你端正态度。”潘军严正地说。

陈伯羽一愣，随即放下跷着的二郎腿，端正坐姿，态度也有所缓和。

抓住转机，潘军对其进行了2个小时的预审，最终成功突破了陈伯羽的心理防线，使其交代了收受梁志刚等人160万元的事实。

而此时，李惠已被办案人员在控制。她向有关人员打听丈夫的情况，竭力替丈夫遮掩，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我丈夫是好人，那些钱都是我收的，他都不知道!”

然而，在事实面前，她所做的这一切，显得既可笑又可悲。她也许能预感到丈夫和她一样会“出事”，但她绝对想不到，丈夫会在其情妇家里，与办案人员不期而遇，撞到“枪口”上了。

藏匿现金：从消防壁橱到炮弹筒

到案之初，陈伯羽并不愿意积极配合。潘军和其他干警就利用前期查询中获取的陈家在上海购置房产的信息，追根求源讯问购房款的来源。

陈伯羽难以自圆其说，不得不承认购房款有部分属于他人行贿。在此情况下，潘军迅速调整策略，适时将调查时掌握的信息资料抛出，陈伯羽一下乱了方寸，如实供述了所有问题。

收受贿赂后，有一个问题让陈伯羽夫妇备感苦恼，那就是收受的那么多钱该如何妥善保管。存银行，那么大一笔钱，很容易引起别人怀疑;放家里，保险柜的地方也不大。思来想去，陈伯羽夫妇想出一个绝妙办法，把保险柜放不下的大量现金，分别藏在楼梯旁的消防壁橱和一个一米来高的炮弹筒(装饰品)里。

这一招果然奏效。办案人员第一次到陈家搜查，只搜出了保险柜里的100多万元。后来，办案人员再次对陈家依法搜查，才发现了消防壁橱和炮弹筒的“玄机”，并分别从消防壁橱和炮弹筒里查获现金人民币100多万元、80万元。

“其实，我这一路走来还是很幸运的。”提起曾经的辉煌，陈伯羽掩饰不住内心的感慨。

1958年10月，陈伯羽出生在河南省民权县。下乡当过知青，自学考上中专。19岁又考上大学，以自身的努力和才干改变着自己的命运。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郑州铁路局。1982年，陈伯羽被任命为郑州北站总工程师，兼副站长。1994年，陈伯羽被调整到北站调度所当主任。2003年7月，调安康铁路分局任局长、党委副书记。2005年4月，被提拔为郑州铁路局总工程师，一跃成为厅级干部。两年后，再进一步，被任命为京广铁路客运专线河南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随着手中权力的增大，找陈伯羽办事的人越来越多。起初，他还能保持着低调廉洁的本色。无数次，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提着烟酒，拿着钱物找到家里，陈伯羽都毫不客气地将他们拒之门外。他还对家人严格要求，有人来家送礼，不管是谁，一律不准开门。

采访中，李惠对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

“2007年，陈伯羽始任‘高铁’总经理。有一次，单位一位处长来家找他。我按以往习惯将该处长挡在门外。但是，对方苦苦请求，不停地说让我进门吧。我看他头发都白了，平时也认识，心一软，就开了门。”进屋后，该处长放下一沓钱快速离去。李惠等丈夫回家，就把这事说了。陈伯羽大怒，让李惠将钱退回。当时，天已黑了，刮着风，但为了让丈夫息怒，李惠还是拿起钱走了出去，颇费周折地找到送钱人家中，将钱如数退回。

案件侦查中，检察官还在一个笔记本中发现陈伯羽退回二十几位行贿人钱物的记录。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清廉的干部，却在所谓的友情之下，放松了警惕，放任了贪欲。

各种卡片：“卡”断幸福生活

看守所里，李惠以泪洗面，悔不当初。她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不缺吃、不缺穿、不缺钱，啥都不缺。我为啥要收他们的钱?是我把丈夫给毁了，他那么好的一个人，这一摔，可把我们都摔死了。”

虽然李惠的话有些偏激，但在其夫陈伯羽的嬗变过程中，她的确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曾经，李惠也是一个生活俭朴，低调本分的人。采访中，记者不止一次听到李惠勤俭持家，简省节约的事例。

在陈家附近，有条街叫幸福路。那里有个马路市场，李惠勤俭持家，买鸡蛋时选购一些有裂缝的蛋，因为其价格便宜，回家做菜要不了几天就吃完了。李惠的很多衣服也都是在那个马路市场购买。“一件衣服几十块，最贵不过百八十块钱，现在穿的这条裤子就是在幸福路买的。”在看守所，李惠指着身上的裤子告诉记者。

然而，低廉的衣物并没妨碍她贪欲的膨胀。随着孩子的长大，李惠无时无刻不想着让儿子出国上学，给儿子在上海买套房子，帮孩子结婚成家。但她仍然对钱不感“兴趣”。她怕钱咬手。所以，当行贿者揣测其心理，为她奉上一张张银行卡、消费卡、购物卡时，她几乎没有犹豫就收下了。

从此，她的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用她的话说:“卡里的钱是有时效性的，过期作废，得赶紧把它花掉。”卡里的钱被花掉了，李惠的幸福生活也随之被“卡”断了。

掩案沉思，记者想起“夫贵妻荣”这句老话。对贪官及其家人来说，因贪官掌了权、有了位，便往往“夫贵妻荣”。查看贪官档案，许多贪官背后都站着一个“贪内助”，她们不仅对丈夫的腐败行为视而不见，而且还同流合污，裸地帮助丈夫受贿、索贿、转赃。但是，众多贪官的落马也充分表明，“夫贵妻荣”注定只能是一场悲剧。

丈量工作方案范文3

【案情】袁平与李莉1999年结婚，婚后生一子。经过夫妻俩8年的辛苦打拼，二人渐渐积累了逾百万的财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二人之间的感情日渐淡漠。2007年，袁平与生意场上认识的一周姓女子关系暧昧，被李莉发现，夫妻俩大闹了一场，袁平为息事宁人，向李莉出具了一份“如我提出离婚，北京东路二间店面房归妻子李莉所有”的保证书。事后，二人的感情并没有得到恢复，且袁平也一直无法割舍和周姓女子的联系。袁平多次想提出离婚，但又担心依据其出具的保证书会失去北京东路的房产。

2008年4月，袁平终于想到了规避该保证书的办法。他找到好友吴清，为其出具了一张52万元的借条，同时，要求吴清出具了一张已收到还款52万元的收据。同时还协议约定袁平所有的两间店面房暂时转让在吴清的名下，以后吴清转让或出租该房屋时，房屋产权仍属袁平所有。同年8月，在袁平的指使下，吴清凭借伪造的欠条要求袁平还款。该案经审判、强制执行、拍卖等程序，吴清取得了两间店面房的所有权和相应的土地使用权。2009年3月，袁平见房产已到吴清名下，遂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后来，吴清一次醉酒后对他人吐露了此事，李莉得知后，马上报案。袁平随即被抓获归案，次日，吴清也被抓获归案。法院审理后认为，袁平以妨害作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吴清以帮助伪造证据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评析]妨害作证罪是指在各种诉讼活动中，以暴力、威胁、贿赂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歪曲事实真相，妨碍诉讼活动的行为。根据《刑法》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中袁平向吴清出具虚假借条，伪造欠条，并指使吴清持伪造的欠条进行虚假的、恶意的民事诉讼，妨害了诉讼活动，已构成了妨害作证罪。帮助伪造证据罪指以各种方法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行为。本案中，吴清的行为无疑构成了帮助伪造证据罪。法院的判决是恰当的，一些常人不以为意的伎俩。其实质已经触犯了法律，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

人工授女的法律地位如何判定

丈量工作方案范文4

4月18日，此案在扬中开庭时，引起很大震动。许多人将此案称为“特大婚内盗窃案”。记者旁听了此案，并对此案扑朔迷离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调查。

离婚在即，妻子打开丈夫保险柜拿走巨额财物

4月18日上午8点半，庭审开始，年轻漂亮的被告人杜庆芳被带到被告人坐位。手铐被取下后，一场决定她命运的审判开始了。据了解，杜庆芳1995年初怀疑常驻天津的丈夫在当地有了“第三者”。2000年下半年，沙家友正式提出与杜庆芳离婚。

杜庆芳在法庭上说：“在即将离婚的情况下，为了保护我和儿子的合法权益，防止丈夫将我们的夫妻财产转移，我于2000年10月15日，来到公婆在乡下的家，借口支走公婆后，由保险柜生产厂家技术员用钥匙打开公婆床后的保险柜，取走里面的钱物。随后，我又回到扬中市自己家中，再打开家中丈夫的保险柜，同样取走柜内钱物。”

在法庭上，扬中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杜庆芳涉嫌盗窃罪，从公婆家中保险柜中，窃取了户名为高刚、陈永发、王永、田玉华、陶丹平等的人民币、美元存单多份，窃取钱物折合人民币489.27万多元。而且，杜庆芳于案发当日下午和次日，从上述存单中提取人民币103万多元及美元38万多元。

记者了解到，杜庆芳，33岁，被捕前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扬中市分公司办公室主任。1992年，她与沙家友结婚，沙家友系江苏某大型企业的骨干销售人员。婚后夫妻恩爱，生有一子，现已8岁。据检察工作人员调查，杜庆芳在单位工作优秀，深受同事赞扬，对公婆也很孝顺。

丈夫的哥哥报警：巨额财物的主人是自己

杜庆芳在法庭上对从保险柜中取走折合人民币400多万元的事实并不否认，但她又说，在此后的1年半中，由于丈夫保证好好过日子，不再离婚，所以她已将钱物陆续归还给丈夫沙家友。但是，她也称没有证人证明这一点，因为这是夫妻之间的事情。

杜庆芳从保险柜中取钱后的1年半过得很平静，然而2002年2月份，沙家友再次提出与杜庆芳离婚，夫妻的财产分割再次成为现实问题。2002年2月28日，杜庆芳突然被扬中市警方刑事拘留，原因是沙家友的哥哥沙家驹报了案，称杜庆芳打开的乡下保险柜不是沙家友的，而是他即沙家驹的，杜的行为是盗窃。

杜庆芳及其辩护人：这是“夫妻共同财产纠纷”

在法庭上，杜庆芳本人对检方的指控矢口否认。她说，乡下的保险柜也是她丈夫沙家友的，她拿的是“夫妻共同财产”。杜庆芳的辩护律师也在法庭上出示了多份证据，其中一份是沙家友本人的“财产清单”，且经笔迹鉴定此清单为沙家友亲笔所写，而检方指控的多数财产均列于此“清单”上，所以，杜庆芳拿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律师认为，此案充其量“夫妻共同财产纠纷”的民事案件，不构成盗窃。但这些证据最终没有被一审法庭采纳。

公诉机关：被告人的行为是盗窃

2002年3月12日，扬中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杜庆芳，扬中市公安局对此案展开侦察，案件于2002年6月12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此案由于媒体的报道，在扬中及省内引起极大反响。

此案从公安机关立案到法院一审开庭，经历了长达14个月的时间，期间，检察机关两次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察。法院审理期间，又先后延期审理两次。经历一波三折之后，终于于今年的4月18日正式开庭审理，而杜庆芳也已被逮捕14个月。

在法庭上，公诉人扬中市检察院出示了30多位证人的40多份各种证据，检方认为：“被告人杜庆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民（沙家驹，而不是其丈夫沙家友）合法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杜庆芳命运悬于罪与非罪之间

此案的庭审，由于控辩双方观点迥异，庭审从预计的半天最终延长为14个小时，直到接近次日凌晨才休庭，法院未作当庭宣判。庭后，记者采访了各方人士，人们当时普遍认为，杜庆芳的命运悬于罪与非罪之间。

东南大学一位刑法学专家认为，杜的动机是在日后离婚中争取自己的权益，她作为妻子有理由认为丈夫保险柜中的财物系家庭共同财产，所以，她的所谓盗窃行为是没有主观故意的，且其行为没有多少社会危害性，如定盗窃罪有些牵强。

江苏省内的一位妇女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当今社会一旦出现婚变，夫妻双方中妻子多数处于弱势，所以杜出于维护自身权益，而作出的过激行为是情有可原的。

有社会学家认为，此案值得思索的地方有很多，比如情与理，比如爱与法，还有就是罪与非罪。据悉，此类事件在国内部分城市中也曾出现过，但当地检察机关多数未予追诉。快报记者宫靖

丈量工作方案范文5

受助者：张先法

受助情况：打工者。工伤后在法律帮助下最终获得62万元经济补偿。

受助年代：2005年―2008年

救助者：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黄乐平

刘忠琴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丈夫张先法在外地打工，虽然聚少离多，但有了这个经济支柱，加上自己的勤劳，日子过得还可以，三个孩子都能够读书。

但2005年3月16日，她的生活彻底毁了。这一天，刚到江苏一建发包的北京世纪建业公司干活的丈夫，因为工地保护设施不力，脑部被严重摔伤。19日，当她匆匆赶到北京时，丈夫已经生命垂危，因为工地为逃避高额治疗费，竟然擅自把丈夫从医院拉了回来。她向安监部门申诉，又向江苏一建苦苦哀求，但工地与江苏一建付了少量医疗费就再无踪影。耽误了医治，张先法病情加重，昏迷两个多月后才苏醒。因为没有医疗费，6月29日，张先法被迫第二次出院。他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神智也严重毁损，还患上癫痫，天天躺在床上傻笑！

刘忠琴变卖家产、四处举债，一个家庭顷刻陷入绝境，连吃饭都要靠好心人接济。

不幸中的万幸，经好心人指点，刘忠琴找到了有“中国民间工伤维权第一人”之称的黄乐平律师。他和他的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专门为弱势群体打官司。

但农民工工伤索赔异常艰难。黄律师计算过：在法定时效内走完工伤维权所有程序需要1286天（约3年半）；如果用人单位不配合，则长达1932天（5年多）。河北一个受害者申报工伤12年后还没被认定。

丈夫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刘忠琴在经济支柱倒下后，一边维持全家人的生计一边照顾丈夫，还要一遍遍往返于城乡，花着路费、食宿费和诉讼费去打旷日持久的官司，其艰苦简直难以想象！而丈夫的案子比一般工伤索赔案更复杂。他不仅与用工单位没有任何合同，而且工作第三天就出了意外，事后一起打工的几个人都奇怪地“人间蒸发”了，根本无法举证劳动关系的存在。结果，连立案都没了可能。

黄律师于是改为民事诉讼，变要求工伤赔偿为人身损害赔偿。通常情况下，法院都是一次立案一次审理就有了定论，但这个案子，居然先后立案三次，开庭审理多达13次！2007年春节，刘忠琴曾经这样对记者说：“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先后十多次从河南民权来到北京，找了多个部门，都是没有结果。现在连基本的诉讼费都交不起，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好多次我都想放弃算了。”

但刘忠琴最终没有放弃，因为她的坚强，更因为她有一个更坚强的后盾！为了这个案子，黄律师在北京城跑了上百趟，而所有的付出，不仅分文不取，还主动为她支付各种费用。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2008年4月，法院终于宣判两家责任单位赔偿张先法各项损失85万余元。

但是，让这一纸判决成为事实仍旧异常艰难！两个责任单位都想方设法逃避赔偿义务。黄律师只好一遍遍地去法院催，发动大家到各地寻找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最后终于找到了证据。

丈量工作方案范文6

1925年，五卅惨案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革命浪潮迅速向全国各地扩展。中共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建立各阶级各阶层反帝统一战线。消息传到内蒙古绥远地区，具有反帝爱国传统的蒙汉各族青年群情激愤。此时的绥远，又增设了绥远女子师范学校、绥远五族学院、西北职业学校等中等学校，计有学生两千余人。

在中共绥远工委的领导下，绥远学生联合会公开发动广大学生响应全国五卅运动，投身反帝斗争。6月上旬，由绥远学生联合会发起组织的绥远各族各界声援五卅惨案蒙难者群众大会，在归绥旧城席力图召举行，工、商、学各界人士约两千人参加。大会听取了绥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关于五卅惨案及全国五卅运动的情况介绍，并发出通电，慰问五卅惨案蒙难者家属，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会后，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接着，绥远学生联合会又组织各校学生罢课3天，深入大街小巷、商号店铺，张贴标语，发表演讲，广泛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动员群众捐助惨案受害者及其家属。学生们还冲击了归绥英商和记洋行，驱散了洋行的骆驼队，烧毁了部分汽车。罢课结束后，绥远学生联合会一方面组织宣传队，利用业余时间赴归绥近郊乌素图、坝口子、攸攸板、兵州亥、什报气等村庄，向农民宣传五卅爱国思想。

农民运动

1926年8月，直、奉、晋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不久，即控制了绥、察大部分地区，晋军接管了绥远政权，商震接任绥远特别区都统。商震治绥，国民军的革新措施尽遭废弃。商震开发财源的第一条途径是清丈地亩和放垦余荒夹荒。在此之前，绥远地区地籍管理混乱，地户所有土地一般多于地照记载，且仍有部分供放牧之需的余荒夹荒。商震于1926年冬成立了地亩清丈局，规定清丈地亩多于原照部分，仍以荒地征收“押荒银”和田赋，放垦余荒夹荒照收一切放垦费用。此举触犯了农村各民族各阶层的利益。商震开发财源的第二条途径是开放烟禁。国民军在绥远实行禁烟，商震却鼓励种植罂粟，成立善后局，设卡征收过境烟税和烟灯捐。此举引起公众的普遍不满。此外，国民军撤出绥远后，西北银行发行的钞票被废弃，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纸币又极其短缺，货币流通出现困难。商震应各界要求决定发行“绥远善后流通券”，未及实施，绥远总商会已获准财政厅发行“救济市面兑换券”40万元，故又决定停止发行，此举亦引起急切期望得到流通货币的农民激烈反对。

1927年初，在一片反对声中，各地开始清丈地亩，农民抗清丈斗争时有发生。中共绥远地委和绥远特别区党部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及时作出了以绥远特别区党部名义发动大规模农民运动的决定。3月26日，绥远特别区党部召开会议，作出决议：召开以农民为主的绥远难民大会，组织群众示威游行；要求废除清丈费，释放因抗拒交纳清丈费而被捕的农民；砸毁清丈局、县衙门。3月28日上午，归绥周围乡村的蒙汉各族群众汇聚到孤魂滩，约五六千人。大会由左派人士、绥远特别区农民协会会长李正乐担任主席，中共绥远地委派路作霖担任副主席。大会上，共青团绥远地委书记杨曙晓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大会结束后，在路作霖、杨曙晓的指挥下，示威群众以“绥远难民大会”的横幅为先导，浩浩荡荡直奔归绥县地亩清丈局，砸毁了清丈局的办公设施，烧毁了丈地文书档案。而后，直捣归绥县政府、财政厅、政务厅、教育厅。最后，游行队伍向新城进发，到绥远都统署请愿。都统商震早有准备，新城四门紧闭，军警荷枪实弹布防于城楼。双方相持至傍晚，示威群众才有组织地撤退。第二天清早，三四千群众再度集聚于新城，强烈要求进城请愿。迫于压力，商震不得不答应示威代表提出的要求。

绥远农民运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4月7日，北京《晨报》以“反对丈量余荒夹荒，反对开放烟禁，反对扣发流通券”为副标题，对这场斗争进行了详细报道，称之为“空前未有之绥远市民示威运动”。

牧民运动

这一时期的牧民运动，以反对封建王公专制为主要内容，是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务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影响下，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内蒙古的牧民运动实现了由自发分散的农牧民起义向有组织有纲领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转变。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各盟旗代表陆续回到家乡，宣传该党纲领、主张，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党务工作普遍开展起来。各盟旗工作均以建立基层组织、宣传民族民主革命、动员牧民群众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为重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发展党员六千有余，1928年，农牧民党员已达到八千余人。同时，各地因地制宜，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活动。乐景涛、白海风在喀喇沁旗、克什克腾旗一带创办了蒙旗民兵训练处，组建了蒙古骑兵,参与了国民军对奉作战；恩克巴雅尔、芒来巴特尔在乌拉特前旗开展工作，争取该旗武装参加革命，创办了新型学校；中共党员纪松龄在锡察地区开展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务工作的同时，发展中共党员建立了中共地下组织；土默特旗的吉雅泰、李裕智、奎璧、高布泽博等中共党员协调、农工兵大同盟组织，共同帮助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开展工作。1926年秋，该党随国民军西撤时，在包头为该党中央开展活动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伊克昭盟各旗的党务工作，与“独贵龙”运动紧密结合，群众基础广泛，斗争声势浩大。此外，大批蒙古族青年，如特木尔巴根、朋斯克、德勒格尔（宁春发）、乌勒吉敖其尔、白永伦、海文远、张福恩、陈青云、祁维翰等，被送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学习，为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增添了重要力量。

军事斗争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后，中共北方组织即与冯玉祥国民军、苏联共同帮助该党着手建立革命武装，组织起了内蒙古特别国民军第一、二、三纵队，乐景涛、陈镜湖、郑丕烈分别任第一、二、三纵队司令。1925年冬，乐景涛率第一纵队在昭乌达盟一带配合国民军作战，力克经棚、林西、乌丹，威名大震。所到之处，严惩了大批罪大恶极的奉系军官、地方官吏，深受当地群众欢迎。

1926 年夏，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务工作在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进展顺利之时，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的筹组工作在冯玉祥的支持下，由中共包头工委书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李裕智以及白云梯、旺丹尼玛共同主持，以包头为中心全面展开。中共包头、绥远工委和内蒙、绥远党部给予了大力支持。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由札萨克旗、乌审旗、乌拉特前旗、土默特旗、察哈尔等地的蒙古族农牧民、连同内蒙古特别国民军第一纵队余部组成，近两千人。旺丹尼玛任总司令，李裕智为副总指挥。与此同时，内蒙古军官学校亦在包头成立，中共党员、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王瑞符任校长。军官学校共培养了3期学员，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军输送了骨干。内蒙古人民革命军曾在李裕智指挥下，配合冯玉祥国民战甘陕，经受了锻炼与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