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范文1
关键词:金融危机；非常态经济；财务管理理论体系；财务管理
一、金融危机对财务管理理论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财务管理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分别是对基础性假设的冲击和可持续发展假设的冲击。一方面，基础性假设当中最为重要的是经济人假设，主要是通过个体的投资行为对集团乃至整个经济市场产生的重要影响，而个体投资人会因个人的情感变化而产生一定的不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这种不理进一步得到强化，最终将颠覆财务管理理论中的“理性”经济行为模型；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假设以经济稳定发展为前提，但是在金融危机时期可持续发展假设理论则实用性和针对性有待提高，以此为基础的相关理论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主要有财务管理目标理论、财务要素顺序理论、融资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
二、金融危机时期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
(一)完善基础性财务假设理论
在金融危机时期，要逐步完善基础性财务假设理论，充分挖掘市场的发展潜力，为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性内容。基础性财务假设理论以经济人为基础，但是这其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非理性成分，并且将人的非经济性也纳入其中，这将影响基础性财务假设理论的科学性。市场是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和运作之中，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具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因此，要在人本非理性的思想基础上，实现理性假设到有限理性假设的有机转变，以此为前提构建相应的财务管理理论，推动新古典财务管理的稳步发展。
(二)制定科学的财务管理目标
在金融危机时期，要制定科学化的财务管理目标，设置有针对性和可行性较强的未来发展计划，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经济稳定下的财务管目标以提高经济的稳定性为前提，具体可细化到提高企业的经济利益，实现自身经济理论的最大化，但是在金融危机时期，绝大多数企业濒临倒闭破产，此时的财务管理目标应以规避企业风险，缩减企业负债成本为基础，从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入手，及时调整企业的投资计划，并对自身的发展资产进行重新的评估，实现企业负债最小化。
(三)优化配置财务决策的排序
在金融危机时期，要优化配置财务决策的排序，重组财务要素的顺序理论，为企业营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一般情况下，财务管理理论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经济为主要前提，因而其财务决策依据则是投资、融资到股利分配，但是在金融危机时期，这一决策方式会加重企业的经济负担，加大企业的负债压力。因此，金融危机时期财务管理理论要优化配置财务决策顺序，以提高偿债能力为中心进行相关活动的有效扩展，实现企业的经济复苏。
(四)健全金融投资的相关理论
在金融危机时期，要健全金融投资的相关理论，对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进行综合性考虑，考虑到多种投资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并顾及其投资成本，提高经济的稳定性。在金融危机时期，个体投资者的非理性投资较为强烈，因此，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宏观调控职能，提高投资者的信心，实现先股后债。在实际的经济发展之中，不同股利结构的企业其支付方式也不尽相同，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方式制定相应的股利结构管理理论，并完善法规对其进行一定的约束。
(五)确立套利定价理论的地位
在金融危机时期，要确立套利定价理论的地位，进一步完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为金融危机时期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可行性发展思路。在金融危机时期，由于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投资者的目标则是实现了由经济利益的提高到规避风险最大化的有效转变，因此，在在金融危机这一特殊时期当中，要以投资者的投资目标为基础，并以此为理论构建的方向，确立套利定价理论的地位，更好的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服务。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形式构建相应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不断完善我国财务管理理论，更好的为我国乃至世界经济服务。在金融危机时期，制定出一套非常态经济下的有效的财务管理体系，是时代迫切需要，与时俱进，才能在较差的经济大环境中，脱颖而出，更好的推动我国经济理论的可持续发展。金融危机会使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而有效的财务管理能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以及帮助企业度过危机，进而维持经济的稳定。因此，在金融危机时期内，要通过完善基础性财务假设理论、制定科学的财务管理目标、优化配置财务决策的排序等方面来构建相应的财务管理体系，使其对企业进而对整个经济产生正向作用。
参考文献：
[1]曾爱民.金融危机冲击与企业投资行为[J].管理世界,2015,04:107-120
[2]高汉祥.应对金融危机发展财务理论促进经济繁荣[J].会计研究,2015,06:88-90
[3]姜霖.论金融危机背景下外贸企业的财务管理[J].商场现代化,2014,12:139-141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范文2
【关键词】新农村 经济建设 生态农业 实现途径
引言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意识形态领域重要的思想理论，其在指导革命、批判资本主义思想、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方面的研究比较多。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研究视角投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指导经济建设方面的作用。笔者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视角解读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对于明确农民群众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体性，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关农村经济建设的概述
在马克思主义诸多理论和思想中，关于农村经济建设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在马克思系列理论著作中，无不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这也是其以“实践”检验真理为基础的具体体现。马克思认为人的主体性是人的自主、选择、自为以及创造性的高度统一，人是参与实践的主体，在对客体进行改造的过程中体现出其所固有的“自觉能动性”。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原则的论述是其在继承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形成的，是辩证继承了传统的唯物主义；融入了西方有关主体性的传统学说，又批判了这些学说的唯心主义内容。马克思所倡导的人的主体性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作为主体性的人具有能动地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意识、倾向”，但是，人的主体性是必然要受到客观世界的制约的。马克思提出的人类的实践活动应该重点着眼于“改变客观世界”，这是其哲学思想与以往的传统的哲学思想、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本质区别所在。马克思对人类的主体性、人是实践的主体进行肯定，但并不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主体就是必然等同的，只有具备自我、对象意识后，并能够积极、主动地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够成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其才具有了真正的“主体性”。①
马克思主义的和谐观。马克思和谐观的主要内容是强调人与社会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以及人类自身与人的统一，这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主张自然界与人之间互相为对象的辩证关系，人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过程中，自然界也同时以人作为对象，对人产生反作用。由于自然界的发展有其固定的规律，必然会对人类的实践活动产生客观的制约性。因此，人类改造世界必须要遵循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人与社会的统一的辩证关系论述了社会与人之间是彼此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人是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具体的人，如果离开了社会具体的人就不存在，而离开了人的社会也是不能存在的。个人的发展、个人价值的实现不能脱离人与自我关系的辩证统一而存在。由此可见，马克思和谐观所蕴含的思想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一个整体性范畴，具有四层互相联系的涵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世界历史指的是人类的总体历史。这种历史发展的共同基础和统一性是世界历史观的基本含义，由此可见，世界历史和民族历史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第二，世界近现代历史主要是18、19世纪以来各个国家之间相互制约、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世界历史就是交往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世界历史和民族历史是整体和局部、系统和要素的关系。第三，世界历史指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阶段之后产生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结果，从这个观点出发，共产主义运动所产生的世界历史属于更高阶段，属于彻底解放人类的阶段，是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的阶段。第四，世界历史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方法和视野。马克思关于世界观与历史观的论述，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②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
从马克思主义和谐观、历史观、世界观以及主体性理论等视角解读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有助于明确马克思理论对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有力地促进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的尽快实现。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相对于城市的建设、经济发展，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居住环境、配套设施以及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受到了其它国家的巨大冲击，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出进一步拉大的趋势，甚至在部分地区，二元城乡经济结构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还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态势。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而且农村居民经济收入的相对减少也导致他们的购买力出现下降，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农村经济乃至于宏观经济的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要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差别。③
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果不能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那么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新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首要任务，也是在实践中履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要取得成功必须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要发展特色农业、集约型农业。农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是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关键。因此，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要切实抓好农业生产。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力度，推广种植新型、高产的农产品，提高农村居民农业种植的技术水平，发展集约型农业，以实现全面提升农业产出效益的目标。同时，要重点发展特色农业，挖掘农业的潜力。由于我国土地资源十分匮乏，尤其是耕地资源更是十分有限，通过深度挖掘农村耕地的潜力，可以提高单位面积土地上产物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
另一方面，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以及其它工业，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工业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在镇驻地，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可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将加工这一增值环节所带来的经济收益留在“农村”。而工业的发展又可以积累大量资金，使广大农村地区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农业中去，如此，技术型农业、科技型农业以及生态农业的发展就有了充足的资金保障。简言之，农村经济建设就是要注重效益、生态并重，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可行性。④
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理论的论述、强调的人的“实践”价值，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农村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首先，必须肯定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体性。农民是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而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实现、维护以及发展好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这就决定了农民必定是新农村经济建设的直接受益者、最终受益主体。因此，新农村经济建设固然离不开政府的指导、引导，但是绝对不能忽视农民参与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决定性作用，要从思想上、工作中把农民放在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地位，创造有利的环境，调动农民发展农村经济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以促进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的尽快实现。如果广大的农民群众被动地参与到经济建设，农村经济建设的效率就会比较低，新农村经济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也会需要更长的时间。
其次，激发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农民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必须激发农民的能动性、创造性。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的实现，首先必须要农民了解新农村建设内涵、最终目标以及最终利益获得群体，让农民知晓经济建设是与农民的切实利益密切相关的。只有激发、调动农民群众参与新农村经济建设的热情，我们的新农村经济建设才具有了更可靠的基础性保障。当然，新农村经济建设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农民的选择性，只有农民明确了想要什么、如何实现目标，经济建设才具有了必备的“人力资源”。相比能动性、选择性而言，创造性是农民主体性的最高阶段的表现，发挥农民的创造性作用，农民的创造性精神、创业意识能够推动新农村经济建设的进程。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能否实现，关键是取决于能否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只有让广大的农民群众称为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他们才能够更好地享受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成果。⑤
最后，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载体，尊重农民的自利，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经济建设过程中，农民主体性的发挥与其全面发展是分不开的。事实上，人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新农村经济建设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保障，而人的全面发展又为新农村经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智力支持，以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为载体，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自利，使他们能够主动、自主地参与到农村经济发展中去。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发挥农村群众的主体性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的体现，只有广大的人民群众真正地意识到自己才是新农村经济建设、实践活动的主体，才能够承担起新农村经济建设的重任，然后通过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实践，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劳动技能水平，从而促进农民群众自身实践能力的全面提高。
因此，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并将其作为人的全面发展、人性发展的主要标志，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政治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
马克思主义和谐观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马克思关于和谐观的论述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实现的途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首先，和谐观明确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可行性。马克思主义和谐观所提出的人的自然、社会以及精神属性的辩证统一，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以人为本”的重要的理论来源，能够激发广大的农村居民参与到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浪潮中去，为农民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提供了理论支撑。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统一的论述，包含了人要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对当前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其关于人与社会辩证的统一关系的阐述对于营造和谐的邻里关系、增强农村居民的凝聚力向心力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离不开农村的参与，建立和谐社会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水平、思想认识水平以及综合素质，使他们能够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作用，从而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活动的顺利开展。当然，尊重自然规律并不意味着不能改造客观世界，在新农村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广大的农村居民要积极地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通过认识各种自然现象、客观规律，逐渐掌控这些规律的变化，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农村居民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来实现人与客观实践之间“信息”、“能量”以及其它物质的交换，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进步发展的同时，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稳定以及健康地发展。⑥
其次，和谐观对新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实现途径具有指导价值。从马克思主义和谐观所倡导的内涵来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是以农村产业结构优化为根本出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是基础保障，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不可否认，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升、生活质量得到了质的改善、人均收入大幅增加，但是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以粗放型发展为主的，过度的索取致使农村的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要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引导农村居民发展生态农业、集约型农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畜牧养殖业，提高农业的综合经济效益。二是转变基层政府职能，为新农村经济建设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以镇、乡为主的基层政府的决策直接与农户的经济利益相关，决策正确将会有助于发现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促进和谐农村建设目标的顺利实施；政府职能的转变要紧紧围绕“服务农民、以农民为本”的理念为核心，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新思路。三是以塑造新型农民为关键，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新型农民的培育必须要提高农民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技术水平，使农民成为“技术水平较高、经营水平较高”的新型农民，进而为农村经济建设发展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
小结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要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差别。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一个长期、复杂、系统的工程。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成败、和谐社会建设能否成功、城乡二元经济差距能否消除、城乡经济一体化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等都离不开农民的参与。政府必须进行科学的规划，激发农村参与新农村经济建设积极性、主动性，使他们成为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注释】
①唐学文：“新农村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人民论坛》，2011年第7期，第46～47页。
②左然：“构建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人民论坛》，2006年第7期，第56～58页。
③付钰：“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思考”，《现代商业》，2011年第24期，第173～174页。
④黄剑：“新农村经济建设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发展探讨”，《商业时代》，2010年第9期，第121～122页。
⑤戚中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新农村建设的实证分析与策略研究”，华东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第9～15页。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范文3
关注理论体系建设，就是为学科发展服务。高等教育经济学作为教育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理论体系依然处于构建之中，一系列体系构建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发展至今本学科理论体系构成现状如何？每个研究领域在整个学科体系结构中的地位如何？如何建构一个合理的理论体系？这些都是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从教育经济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后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断探索，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己经初具规模，并继续不断丰富和深化，为本文对其进行统计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还不够成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现状进行审视与分柝有利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二、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现状分析
我国教育经济学与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的比较，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和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不尽相同。教育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应该涵盖更为一般、广泛的问题它的研究对象应该存在于教育的一般领域不仅包括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普通教育、成人教育、民办教育都脱离不开它的疆域。而高等教育经济学是教育经济学科的一个特殊领域或分支领域使教育经济学的支流主要研究高等教育活动中存在的经济问题。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笔者对目前国内外较有代表性的32部着作(国外9部我国23部)中的各基本内容进行统计分柝计算它们在教育经济学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得出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框架，并对其中5部以“高等教育经济学”为名的着作所反映的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进行统计分柝与教育经济学的体系结构进行对比，希望发现目前教育经济学与高等教育经济学在理论体系结构上的异同点，以教育经济学体系结构为鉴，寻找高等教育经学体系中有待完善的地方。
1.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
从他们的理论框架中我们可以发现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既与教育经济学有重合的领域又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范畴。将上表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按比例大小排列：投资理论、概述、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供求关系及其调节、成本一收益理论、筹资收费问题、产业理论、后勤管理研究、学生就业问题研究及产学研研究。我们进行对比发现，教育经济学将关系到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元研究”放到了重要位置(该内容在所有着作中占到了81.5%，在我国着作中占到947%)而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对这部分内容却关注甚少，这也反映出我国教育经济学在学科体系建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学科指向性，而高等教育经济学却以问题研究的思路来构建理论体系缺乏对“元研究’的思考其理论体系还不成熟和不完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将教育投资问题不约而同地放在了重要位置，而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供求关系理论、成本一收益理论、筹资等问题也引起了足够的重视，这些在教育经济学范畴内也是重要内容。
高等教育经济学不同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产业研究、后勤管理研究、学生就业问题探讨以及产学研研究等充分体现出高等教育经济学不同于教育经济学的独特研究领域，显示了高等教育的特点。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主要以问题研究为主各着作的理论体系也主要从问题研究出发进行构建，即使其中遵循了学科构建的规范，其要素也不完整，由此可见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还不够规范与完善。
2.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与国外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
我们发现数据所体现出两大特征。一方面，我国与国际研究相接轨的内容主要为高等教育经济学概述、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及其调节、成本——收益理论、投资理论和经费问题而这些内容恰恰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教育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由此可知，无论是前苏联的高等教育经济学还是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学都把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核心理论来构建本国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经济学概述、后勤管理研究、学生就业问题研究、高等教育产业理论以及产学研研究是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独特的研究内容可以说明，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纳入了诸多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内容体现了中国特色
(二)理论体系结构的分类
纵观我国20年学科发展从宏观上来说，我国目前着作中所反映出的学科理论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1.经典型或传统型.
经典性或传统型的体系主要是指在学科发展一开始在借鉴前苏联学科体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这种体系由学科最基本的一些研究领域构成能够较为全面的学科研究的各个方面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读者通过对它的学习可以对该领域的基本范围和基本问题有一个全面了觯但是这种体系结构下一般不会对问题研究的太过深入常常是一些概述性或常识性的探讨，研究方法也较为传统和规范。我国大部分着作都属于这种类型。
2个性型或专着型.
这种类型的体系的主要特点是体系完全不或不完全按照传统型体系进行构建而是作者根据自身的研究兴趣或研究优势对学科某一(些)领域或某一(些)方面以独特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来对问题进行细致和深入地研究，得出一些有创新性的结论形成富有个性化的体系结构。这种结构的作品常以专着的形式出版，其体系结构的个性化特征极为明显。如张万朋的《高等教育经济学》，主要对高等教育产权、经济规制、产业融资、后勤社会化和高等教育投资问题进行探讨。
(三)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特点
1以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强调中国特色
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学起步较晚，这便有了借鉴国际先进理论的机会。在学科理论体系构建之初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就吸收了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合理内核，探讨我国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及其调节、高等教育成本——收益问题、教育投资和经费等问题。同时，在理论构建上并非生搬硬套，而是运用人力资本理论来解决我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高等教育乘市场浪潮参与市场运行机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现实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经济研究以理论为本，放眼实际对许多高等教育领域中显现的重大问题进行探索，如高等教育的产业问题、高等教育产品的属性问题、产学研研究、产权制度研究、后勤管理研究、学生就业问题等等。这些内容既丰富了理论体系扩展了研究内容，又显示了中国的特色。
2以问题研究为主注重解决现实问题^
由于西方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以问题研究为思路的。我国在借鉴西方理论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以问题研究为主的特点。总结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主要研究领域我们可以发现其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不够严密，缺乏一个贯穿整个理论体系的主线，即逻辑起点，理论体系的结构总体上是问题式的。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以高等教育经济学概述、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及其调节、高等教育成本——收益理论和高等教育投资理论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传统理论部分；一部分是以后勤管理理论、产学研研究、学生就业研究、筹资收费问题研究甚至包括产权制度研究、高等教育产业理论研究等问题理论部分。问题研究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头戏也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现实指向性。
3强调与社会的外部联系，突出社会服务功能^
高等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社会服务功能。高等教育经济学作为研究高等教育领域的经济现象和规律的学科，必然会将高等教育的这一功能作为研究的重点。如高等教育资金筹措、学生就业问题、产学研研究、后勤社会化、高等教育的规模效益和区域经济问题都是高等教育经济学特有的研究内容，体现了高等教育经济学的“高等’性注重从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科研功能的角度来探索高等教育经济理论。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是直接为高等教育和社会服务的，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经济学具有明确的社会指向使得研究获得的所有结论和成果可以直接为社会服务，为高等教育的运行服务。
4研究方法注重实证兼用规范分析。
注重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明显特点。高等教育经济学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验证问题，明确事实。从大的范围来说主要有：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甩高等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问题(包括高等教育规模效益现象研究、资源合理配置问题等）高等教育经费筹资多渠道的可能性、教育投资的合理比例、负担与补偿、成本与效益。在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中，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主要采取调查统计、量化研究、数理模型、经济学模型等多种方式。高等教育经济学的另一部分属于规范研究的范畴他们涉及道德规范、价值判断等问题。主要有：高等教育的性质、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财政资助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等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在各自适合的领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二者的融合所获得的结论优于单独使用其中的一种。我们应该走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彼此补充，互为支撑，更加有利于学科理论建设。
三、主要存在问题及展望
(一)理论体系亟待逻辑化
1.逻辑起点的确定。
每一门科学都有特定的理论体系而每一种体系都应该有各自的逻辑起点，它在学科体系的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认为构建学科理论体系首先应当确定逻辑起点借助逻辑推导，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构成严谨的逻辑系统。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倾向于问题研究其理论体系不严密也不完善，并且缺乏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笔者认为，高等教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应该是教育服务。无论是从逻辑学中队逻辑起点的规定性还是从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思路来看，将教育服务作为高等教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都具有科学性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2概念体系的重构。
可以说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成熟与否，其核心是概念体系的建构是否科学，概念体系是理论体系的核心。总结高等教育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发现，现有的基本概念体系存在不完整、逻辑层次不明显的特点。因此应该从对概念体系的现状研究出发剖析目前概念体系存在的问题。笔者观点从“高等教育服务”这一逻辑起点出发明确高等教育服务存在的环境及运行机制理顺基本概念之间的逻辑性和层次性，构建科学的概念体系.
3理论体系的重建。
理论体系应该具有严密的逻辑范畴，它是通过作者的认识逻辑而展开。概念是基于人们对现实事物的理性认识而产生的抽象要素，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层次递进关系构成了概念体系的逻辑，沿着这种逻辑对理论内容的展开就构成了理论体系的逻辑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行程对现有的理论体系进行重构以凸显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和逻辑性.
(二)研究视角多样化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经济学、教育学的范畴当中，具有一定的局限丨性科学、成熟的理论体系应该以系统性和逻辑性为其重要标志，因此，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有系统论的观点和逻辑性的视角。将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系统探讨高等教育与社会系统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发生联系时产生的现象问题和理论问题，对该学科研究传统所累积的庞大理论知识进行合理的重建，运用系统化的方法把己经获得的各种理论知识——现象、概念和原理构成一个科学的理论系统.
科学的理论体系都应有严密的逻辑性。它们都应当是采用一定的逻辑方法，按照逻辑的必然联系组成的严密系统。爱因斯坦曾对理论体系的概念逻辑进行论述。他说“在发展的第一阶段，科学并不包含别的任何东西。我们的日常思维大致是适合这个水平的。但这种情况不能满足真正有科学头脑的人因为这样得到的全部概念和关系完全没有逻辑的统一性。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人们创造出一个包含数目较少的概念和关系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第一层’的原始概念和原始关系作为逻辑上的导出概念和到处关系而保留下来，这个新的'第二级体系’由于具有自己的基本概念(第二层的概念）而有了较高的逻辑统一性。对逻辑统一性的进一步追求使我们到达了'第三级体系这种过程如此继续下去，一直到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体系：它具有可想象的最大的统一性和最少的逻辑基础概念，而这个体系同那些由我们的感官所作的观察仍然是相容的。
(三）研究领域丰富化
1.加强微观领域研究。高等教育经济学从研究层次来看，应该从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进行构建，并结合实际问题完善理论体系；但从分析结果来看，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主要以宏观和中观领域的教育经济问题研究为主，而对教育经济学的微观领域仍然缺乏研究兴趣，特别是教育内部的经济问题如学校、班级教育中显现的一系列经济现象关注较少。
2重视主体研究。从上文分析我们还可以明显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发展至今，主要集中在对教育的客体研究上，而对教育主体即人所引发的经济问题的研究力度不够。一些教育经济学着作己经注意了对教育者即教师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但受教育者即学生在参与教育活动中所产生的经济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即使有学者关注也是势单力薄，没有形成一股整体力量来推动其发展。论文也会从人的角度提出这一现实问题，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范文4
【关键词】 国家治理； 国家经济安全； 政府审计； 理论体系
一、提出论题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是一项被反复提出但始终没有真正完成的任务。过去十多年，理论界对政府审计研究成果较多，而对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不多；对审计理论体系探讨的较多，而径直对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不多。当然，前者对政府审计理论的设计与构造不乏借鉴参考作用。
关于审计理论体系的架构，有的学者认为包括审计基础理论、审计应用理论和审计管理理论（冯均科，2002），有的学者认为审计理论体系包括审计基础理论、审计应用理论和审计发展理论（王会金，2004），还有的学者认为包括审计基本理论和审计应用理论（王晓霞，2008）等；这些理论体系架构将审计本质、审计职能、审计作用、审计任务、审计假设、审计目标、审计对象、审计依据、审计准则、审计组织、审计模式、审计方法、审计程序、审计环境等诸多概念或元素在各个理论模块中进行编组，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理论框架设计，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审计概念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审计运行的基本规律，丰富了审计理论成果宝库，开阔了学术视野，垫高了理论研究平台。但是既有的研究大多是针对一般审计而论，主要考虑了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体现了审计发展特定时期人们的认知水平。
审计理论发展如同审计实践一样，有一个成长成熟过程，由于我国政府审计起步较晚，一定程度上仍然处于探讨摸索阶段，审计实践的土壤尚不肥沃，不足滋养理论这样的参天大树；另一方面，政府审计不同于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它受国情、政体、政策法规等审计环境的影响较大，国外政府审计理论对我国的借鉴参考价值受到较多限制，理论研究不能从国外政府审计中直接复制；同时，由于理论研究方法之偏差，理论集中于构造审计理论体系的方法、理论体系研究的逻辑起点、理论体系构造的基本原则等方面的研究，较多在理论体系的“运动”，而没有进入理论体系内容研究之核心。而今，我国政府审计经过近30年的发展，构建理论体系的时机和条件已趋成熟：既具理论开发与研究基础，又具理论和实务工作者的持续努力；政府审计实践的土壤逐渐肥沃，审计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得以总结和凝练；国外审计理论和实务得以借鉴与参考；政府审计有关法律法规的逐步建立、健全，有关审计业务规范的出台，审计事业自身的发展以及与相关职能的社会分工也趋于明晰，特别是政府审计、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之间的界分日渐清晰。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工具（李金华，2004）、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刘家义，2010）、政府审计具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免疫系统”功能（刘家义，2008）等理论观点的提出与创新，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良好前提和必要引领。由此可见，政府理论体系的构建业已成为现代政府审计理论进一步发展并走向成熟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
如何构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有的学者提出审计目标导向的审计理论演绎，提出了一种源于审计职业实践的观点和新的审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冯均科，2002）。笔者采用这一研究思路（因为篇幅限制不作证明和说明）。那么，政府审计的目标是什么？刘家义（2008）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机关的重要职责；潘博（2010）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审计工作的最高战略目标；张庆龙、谢志华等（2009）认为，政府审计应关注国家治理，构筑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审计平台。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发展黄金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政府审计如何担当历史重任，参与国家治理、有效发挥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免疫系统”功能，筑起稳固的安全屏障，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的巩固与持久，关系到传统审计的改造与现代政府审计的定位与发展。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目标，这是关键性、引导性的理论命题，学术价值殊然；同时，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也是政府审计龙头性、系统性的实践问题，对于政府审计有效履责、发挥作用、产生效益，提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现实意义显著。因此实施国家治理、维护经济安全在政府审计理论体系设计中起目标牵引、导向作用。
二、实施治理、维护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设计
以国家经济安全为目标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应定位于国家治理，服务于国家安全利益，立足现实，回顾历史，总结过去，借鉴国外，放眼未来，指导实践，具有全面性、开放性、融合性、动态性和创新性等基本特征。它的主要内容包括：
1.绪论。即综合百家之说，立政府审计之论。绪论主要解决政府审计学术研究的成果归纳、整合的问题。任何理论以及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建立在前人探索研究的基础之上的，都是借鉴、参考与运用、融合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之结果，对于审计这一应用性、复合性极强的学科更是如此。因此，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理应涵盖理论研究，借鉴与参考前人研究的有益成果和经验，融会贯通、优化整合并有所提高；另一方面，理论建设规律表明，任何理论体系的建设与完善都是一个动态、递进的连续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充分借鉴与参考现有成果，提高理论研究起点，少走弯路，避免重复劳动，节约研究成本，提高理论研究水平，是绪论的先行命题。所以，全面归纳总结现有理论成果，总结实验经验，是构建中国特色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出发点，这既包括围绕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与政府审计，系统归纳国内外理论研究成果，也包括及时总结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实践，将成功经验和成熟做法上升为理论，这样才能使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立足于坚实的实践基础和较高学术平台之上。
2.史论。主要解决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史料、史鉴的问题。明显区别是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政府审计产生与演进史长达数千年之久，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积垫。2004年李金华主编的《中国审计史》是至今我国最完整的审计史作，其主要叙述的是政府审计发展历史。利用政府审计，优化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在人类进步的文明史上已具充分记载，亦不乏成功案例和经典事例，对于如今政府审计理论构建和实践推进无不具有参考价值；充分挖掘这一历史宝藏，以史为鉴，解剖历史重要事件，分析政府审计兴衰与国家兴衰历史经验与教训，研判政府审计发挥经济社会免疫系统功能的环境与条件，发掘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的途径与方式，这不仅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理论建设的重要任务。
纵观审计发展历史，审计诞生的原始动因萌生于安全忧患和治理需要，政府审计与国家同生，且成为重要的治理手段，旨在强化国家政治、经济功能，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史料证明：国家安全是政府审计治理的重要目标和首要驱动；政府审计内置于国家政权体系之中，依照统治者意志发生作用；政府审计与国家安全具有天然联系，审计的兴衰与国家安全的命运是一致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经济安全寓于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之中，经济服务政治，政治受制于经济，政治（权）安全与经济安全紧密相联。为了追求国家政权安全，历史上有的统治者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牺牲经济安全，而缺乏经济安全保障的治理安排，其维护力和可持续力是极其有限和相当脆弱的，如秦始皇兴建万里长城、明朝大规模的“屯田戍边”、“固卫疆域”，清朝“清海空域”以防海寇入侵等安稳之举等，系劳民伤财，耗尽国力，防外患则生内乱，终难维系。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这样的正反史例也是不胜枚数的，如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夺军事制高点，保障国家安全、确立国防优势，倾其国力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结果经济安全遭严重破坏，引发政治（权）安全的破坏，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这些事例正是当今研究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借鉴与参考，为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丰富的历史养料与必要的前车之鉴，对于理论建设和实践开拓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学术界涉猎较少，一定程度上说仍是未开发的处女地。缺乏历史的厚度和深邃的眼力，是目前理论研究表浅、经不住时间检验的原因之一。
3.法论。解决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法律支持及互应的问题。现代审计的重要理念是依法审计、规范行政。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行为是法律许可且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时政府审计行为也受到法律法规的约束，政府审计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从事审计监督与评价活动。因此，审计理论须涉足法律法规研究，“法论”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主体内容之一。政府审计理论研究须系统地研读宪法、国家安全法及其实施细则、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法规依据，明确政府审计的活动领域和行为边界，明确审计行为的执行程序与操作方式，同时及时发现与有效解决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存在的法律法规障碍，为政府审计更好地实施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支持和行为保障，为政府审计改革、创新与发展做好审计法制建设预研和相关方面立法或修法的理论准备。
4.立论。即政府审计基础理论，它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基石，也是政府审计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或理论体系的核心，故称之为“立”。这里所说的理论是狭义的，属基本范畴；广义的理论则包括理论体系的全部内容，所有理论和实践内容均可以落入“理论”范畴。本部分主要解决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原则、机理与运行规律的问题。它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中最基础、最重要、最复杂，也是建设任务最重的组成内容，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也大多集中于此。理论部分的主要内容包涵：
政府审计基础理论的概念和元素，包括审计本质、审计目的、审计假设、审计原则、审计特征、审计主体、审计对象、审计程序、审计方法、审计环境等。这些理论概念或元素，一部分政府审计与一般审计理论（或者说与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具有通用性，如审计假设、审计原则、审计方法等，政府审计可以借用而不必与其他主体审计严格区分，但与此同时政府审计亦有其特殊性，需要研究且形成自身的理论表述，部分概念或元素，如政府审计的审计本质、审计目标、审计主体与客体、审计程序、审计环境等，与内部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存在较大差异，不得不“自立门户”。
就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特殊性方面，笔者认为须着力研究：
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国家治理、经济安全与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安全、国防安全、民生安全的关系及互动性理论；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遵循理论和原则依据：系统论、受托经济责任论、国家治理论、“免疫系统”论和审计规制论等；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与其他国家治理手段、形式的联系与区别；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客观必要性、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行；
现行体制框架下政府审计的职能与作用，以及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与能效；
政府审计治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对策与措施；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路径选择与实现方式；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程序与方法；
政府审计与财政金融安全、资源和环境安全、信息安全、社会和民生安全、国防安全、权力运行安全等理论。
5.实论。解答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际效能的问题，即通过对政府审计实际运行过程与结果数据的分析，进行实证检验与评价，证明政府审计实施前后国家治理及国家经济安全性实际发生的变化（分析审计与不审计的结果差异），分析政府审计绩效指标与国家治理及国家经济安全指标的关联性（分析审计绩效与治理绩效和安全绩效的相关性与结果差异），以发现政府审计运行实迹与理论轨迹的偏差，提供校正参数与实践指导依据，进而提出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可行性以及效果影响因子。通过抽象的理论推演，仅仅能证明政府审计应当在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但究竟是否能发挥这些作用，实际发挥了什么作用，其作用程度如何，以及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只能通过实证分析才能明判。由于部分政府审计项目资料的保密性，以及现行审计结果公告所公布数据的有限性和滞后性，其公告的程序与手续的复杂性和谨慎性，使得有关政府审计方面的实证研究一直较为薄弱，这方面的成果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不及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的研究；加之政府审计的运行受制于诸多政治、政策因素，其运行曲线难以准确绘制，难以在一个较短时期找到其基本规律，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实证分析在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没有实际数据和数量定义的定性理论，不能说是科学的理论学说，更不是完整的理论体系。从政府理论发展看，实证分析的缺位，客观上制约了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影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因此，实证分析与检验是构筑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引导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有待加强与突破的重要领域。
6.例论。解决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实战案例积累及经验总结与提升的问题。国外政府审计机关非常重视经典案例解析，案例库（分为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两类）是其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并编成审计人员案头书，作为审计实践开拓和理论研发的首要依据。目前，在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政府审计实践尚未全面、普遍、规则地开展，审计数据未形成一定规模且足以支持实证分析的时候，审计案例的研究与积累就显得尤其重要，只有案例个体的“点”足够之多，才能连成“面”，形成实证分析需要的数据库与案例群。再之，案例一直是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的重要素材，反映了审计主体对审计规律的认识水平与把握程度；案例解剖能够发现与评价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际发挥的作用，发现审计机关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分工协作情况以及审计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局限。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审计案例的分析研究与总结提升不够，经常将审计例子与审计案例混为一谈，不注意对审计案例，特别是大案要案的深入剖析，出于保密等诸多原因，很多成功经验得不到总结推广，一些经验教训不能引以为戒，更不能及时上升为审计的理性认识和对审计规律的认知，成为审计理论体系的组成内容，因而使审计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常常低层次重复，甚至发生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是构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下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必须特别关注的问题。
7.综论。解答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视角下政府审计的制度优化、技术支撑和系统保障的问题。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不仅需要内部职能转变和资源优化整合，而且需要营造良好的体制基础和社会环境，需要更有力的技术支持和更全面的能力保障。现行的政府审计体制、机制和审计制度与管理安排，要根据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要求进行调整、改革与完善，需要进行持续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审计方法手段需要更多地注入现代审计元素，更多地融入现代科技，更多地配置现代化装备。具体说：
现行政府审计体制改革研究。针对中央与地方审计机关的设置、政府审计机关双重角色（隶属政府与监督政府）、双重领导制、“两个报告”制及审计公告制度等方面存在的不足，着力研究解决目前审计机关，主要是地方审计机关的独立性问题、审计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双重领导制可能出现的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问题、审计经费的落实保障问题、审计查处难处罚难和落实更难的问题等。
审计队伍建设与审计机关人力资源科学管理研究。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对审计人员素质及人力资源管理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构建高层次、复合型、创新型审计队伍，建立健全审计人员职业生涯规划机制和制度，完善人力资源配置，建立审计人员培训及终身教育体系与多元化激励机制，这些都亟待政府审计理论开拓与实践探索。
审计规范化建设研究。加速审计工作与审计管理的规范化建设进程，包括审计主体资格的规范、审计业务类别与工作目标的规范、审计计划的规范、审计业务执行过程的规范、审计成果的规范、审计质量控制与责任的规范、信息技术环境下审计的规范和对审计管理的规范等，实施科学性、开放性的规划与建设，以提高政府审计“三化”（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降低审计风险，减少审计成本，提升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效率与能效，是政府审计理论需要持续研究的内容。
审计信息化、科技化建设研究。为审计信息化、科技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保障，着力开展包括推行科技强审策略，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提升审计工作技术含量；增强审计主体驾驭信息系统的能力，提高审计信息处理能力，提升其开展计算机审计、信息系统审计、网络审计的整体胜任能力；提高审计主体在复杂审计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和大案要案的审计攻坚能力等方面内容的开拓探索。
审计文化建设研究。审计文化是伴随着审计事业的产生、发展而不断演进、积淀起来的，是审计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审计文化内容广泛、内涵丰富，包涵着目标使命、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职业习性等元素，具有引导、聚向、激励、约束、感化、宣传等多重功能，在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完善先进审计文化的建设体制与机制，以先进的审计文化引领和推进审计事业科学发展，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必须回答的现实命题。
8.兼论。解答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下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兼融并举，即与其他学科理论和其他领域实践、与国（境）外政府审计理论与实践的交叉融合、互动互鉴之命题。理论建设是开放式，学术研究的合理延伸、广引博证、拾遗补缺，能够有效避免学术研究的死角和盲区，有利于拓展理论研究领域、丰富与完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如中国政府审计体制与西方立法型、司法型和独立型审计体制的比较分析，在不同审计体制下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角色定位和环境依赖，不同的职责界定和路径选择，不同的审计对象和审计效能等方面的比较分析等，对政府审计理论构建提供了借鉴与启迪作用；又如政府审计与其他国家治理方式的联系与区别，政府审计如何与其他国家治理方式配备、契合，形成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合力，最大限度发挥审计与其他国家治理方式的系统功能，也是政府审计理论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再如应用经济学、理财学的基本理论，对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目标下政府审计规制与其他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法律规制和行政规制的执行成本和效能的对比分析，对其政治成本、社会成本、经济成本的统合评判，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执行成本与能效的综合评估等，无疑能够优化政府审计策略与措施，改善国家治理，提高治理对策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等等。因此，兼论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构建的重点、难点及需要关注的若干问题
构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重点，一是政府审计基础理论的构筑，这是理论大厦之桩基，是其他部分依托的基础，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所有论述均应从基础理论中找到依据，并以此为引导进行延伸与细化；这一基础越宽厚、越牢靠，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就越稳固、越丰富；可以说基础理论的成熟是政府审计从经验走向科学的重要标志，故须着力加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下政府审计基础理论的创新研究。二是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效与实现路径的论证，这是政府审计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对政府审计功能深化、提升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效具有直接作用，也是各国审计界竞相研究开发的课题。因此在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中地位独特。
构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难点，一是“实论”，因为实证检验中衡量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改善程度的指标及其指标值的确定、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际结果中政府审计实际贡献度的确定等，均无现成范式可循，可供借鉴与参考的资料不多，现行统计体系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完整数据，国外的做法虽有独到之处，但由于他国与中国国情存有较大差异，不能照抄照搬，因此“实论”研究存在较大的技术难度，理论建设颇具摸索性。二是“综论”和“廉论”，其范围广泛，定义域不甚清晰，理论容量很大，许多理论和实践课题都是创新性的，如国家经济安全策略与绩效的审计评估属全新课题，它与现行审计机关开展绩效审计与经济效益审计不尽相同，但却是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欲完成基础性研究和相应的应用性研究颇具挑战性；又如，在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和监督机关的分工合作，政府审计如何利用现有社会资源，动用既有经济监管力量，加强外部管理与内部控制，共同完善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利益，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如此等等。
需要特别表明的是，构建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不是一切从零开始，进行理论重新研发与重新构造，而是充分利用现有的理论成果和学术资源，在既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调整、组合和完善，并且根据我国政府审计的实践平台，作理论的再加工和再创新。现有理论研究成果许多内容和观点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可以直接植入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之中。笔者认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构建中应强调以下几个比较重要的观点：
1.以实施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为目标，对于政府审计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导向作用，但是国家经济安全是相对的概念，安全不等于消除风险，追求绝对安全的成本扩张、超越社会承受，反而会损害国家经济安全利益。国家经济安全是多维的、立体化的概念，即是“下海冲浪”而非“立岸”或“浅水区”的安全，是完善市场正向机制而非损伤效率与公平的安全，是投入产出正效益而非净投入、负效益的安全。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应持综合安全观，追求实质性、长久的安全利益，而不是追求一时的、片面的和局部的安全。目前政府审计在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时，应特别注意防范与纠正防范形象工程掩盖下的经济泡沫，以及牺牲长远利益而谋取一时安全利益的做法。近年审计署对地方政府债务专项调查已触及到这一敏感话题，体现了对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的深度关注，理论研究应反映这一特征。
2.依据审计本质及其职能定位，政府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作为经济社会的“免疫系统”，作为防范与治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规制手段，应当具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抵御防范、监控检测、识别预警、自滤除疾、校正调适、升级优化等能效，这是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功能定位，是政府审计重要的基本理论点，或者说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须以国家审计（此处笔者认为与政府审计同义，与同）与国家治理、国家审计具有经济社会免疫系统的学说为指导，这是近年政府审计理论研究的成果，应继续深入研究并创造性地丰富与发展这一理论学说。
3.根据国家经济安全要求，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和有益做法，在现行法律和体制框架下，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着力点和实现路径是信息保障、国家治理内部控制制度维护、权力监督、经济运行监测、管理问责、政策评估和风险预警干预等，这是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与监督机关的比较优势所在，且以此为基础，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与监督机关进行分工与合作，共同形成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合力，即对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的系统研究甚为重要。
4.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是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巨额投入，其成本是可折分、可解析和可监控的；成本与能效的审计评估能够完善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提升经济安全策略的兑现力和持续力；审计监督侧重于社会经济的价值运动（这也是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和监督部门的分工），政府审计具有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执行成本与能效评估的资格与胜任性；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执行成本与能效审计评估是现行政府绩效审计的功能延伸和深度发展，是政府审计理论的新增长点。
综上所述，按照“绪论铺垫――史论借鉴――法论支撑――理论构筑――实论检验――例论剖析――综论统合――兼论补充”的逻辑思路，构建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是一种摸索性的理论尝试，其结果正待理论进一步证明和实践的深入检验。对政府审计理论与实践“八论”的划分也具有相对性，各部分内容肯定存在一定的交集，有的内容置于哪一部分并无严格的划分标准。“八论”仅仅是提供了认识政府审计理论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完成了展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层次结构和逻辑线索的功能而已。当然，这一设计不具有排他性，其他设计，也许就是更优的方案。政府理论体系的构建本身就是一个持续渐进的开放的过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笔者乐见各位同仁的商榷与指教。
【主要参考文献】
［1］ 冯均科，等.审计理论体系研究［J］.陕西审计，2002（增刊）.
［2］ 王会金.现代审计理论体系框架结构之研究［J］.审计研究，2004（3）.
［3］ 王晓霞.审计理论体系的探析［J］.商场现代化，2008（12）.
［4］ 冯均科.目标导向审计理论体系刍议［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5］ 李金华.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工具［J］.财经，2005（1）.
［6］ 刘家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审计工作全面发展［J］.审计研究，2008（3）.
［7］ 潘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审计工作的最高战略目标［N］.中国审计报，2010-03-31.
［8］ 张庆龙，谢志华.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J］.审计研究，2009（4）.
［9］ 杨树滋.中国审计理论体系探讨［J］.山东审计，2002（4）.
［10］ 王德河，刘力云.对我国政府审计研究的反思［J］.审计研究，2003（6）.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范文5
关键词:凯恩斯经济学;后凯恩斯学派;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913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8000309
一、后凯恩斯学派以往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
后凯恩斯学派是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凯恩斯主义者力图通过复兴古典经济学传统来推进“凯恩斯革命”,进而掀起反对新古典经济思想回潮的“反边际主义革命”(AntiMarginalist Revolution)理论运动中形成的。这一学派从一开始就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系列不同于新古典主流派的鲜明特征。
第一,他们拒绝抽象的、原子式的经济人假设,代之以具有特定社会内涵的组合行为主体。经济学如何刻画和设定“人”这一行为主体,始终是一个争议未决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将人视为脱离外部社会、历史环境的简单、抽象、均质的行为人,这遭到后凯恩斯学派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人并非是一种抽象物,现实中的人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结构背景之下,这种社会结构包含了制度、惯例、阶级和国家等等因素,而处于不同社会结构背景下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将是不同的。如果抽象掉这些因素,将难以揭示人的行为方式的本质特征。不仅如此,人还是一种社会动物,社会经济活动总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在这种相互关联的行为当中,才能准确地把握个体的行为规律与特征。所以,对于行为主体不能采用个人主义方法论,也不能采用简单的集体主义方法论,而应当坚持“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思想原则。
第二,他们摈弃理假设,代之以“惯例”、“经验”等行为规则。理是主流派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假设,其分析体系往往从理性假设出发,推导出人们在各种经济环境下的基本行为规则,诸如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等等,进而运用数学优化方法论证实现这种最大化或最小化的均衡条件。可以说,理性假设是贯穿主流派经济思想体系中的一条“红线”。然而,后凯恩斯学派对此却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这一假说高估或理想化了人的行为能力,人们不可能总是经过谨慎的分析、明智的判断、准确的预期和精确的计算,做出最佳的经济决策。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经济是一种处于历史时间中的过程,其未来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无法为人们所完全认识和把握。所以理性规则没有用,现实中人们往往依据经验规则(rules of thumb)、惯例(convention)、常规习俗(habits or routines)、甚至血气冲动(animal spirits)等等来行事。这些程序看似与新古典的理格格不入,实际上恰是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明智选择,它反映了一种“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因此,要想恢复经济学的现实性品格,就必须用“惯例”、“经验”的行为规则或者程序理性假说来取代完全理假说。
第三,他们坚持以生产、供给为重心,反对市场供求均衡分析方法。所谓以生产和供给为重心,就是不再把经济学视为以研究市场交换和资源配置为中心的科学,不再采用供求分析的均衡方法和边际分析的优化方法来确定价格决定、收入分配等问题,不再把供求分析方法简单地推广到宏观层面,而是着重从生产和供给方面来研究这些问题。正是基于这种不同的分析视角,使凯恩斯经济学家对于现代经济的运行描绘出了与新古典模式不同的另一番景象。例如:资本主义不是单纯的交换经济,而是一种以货币为媒介的生产经济(monetary production),这一经济不可能有静态的资源最优配置,它总是动态、单向地向前发展的,并且这种特点乃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一切不确定性的根源。再如:经济主体的角色主要表现为生产当事人,或者是工资劳动者,或者是资产所有者和投资者,他们之间在生产领域的关系决定了收入分配。这种分配关系既通过加成机制决定了微观相对价格,也通过工资谈判机制影响一般价格水平,而生产的部门结构关系会同时决定实际总产出及其分配格局。这样,无论是传统的马歇尔剪刀式的定价模型,还是流行的总供求模型,就都无立足之地了。
第四,他们坚持从现实出发的方法论原则。尽管没有哪一派学者公开否认经济研究应该紧密联系现实这一原则,但是在实际的经济研究工作中并不是每一个经济学家都能够始终一贯地坚持现实主义的方法论。罗宾逊夫人曾指出,主流经济学传统中产生了“一些坏习惯”,“总是习惯于建立模拟的代表现实的模型”,而不考虑这些模型在多大程度上同现实相符合,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完全竞争模型。与此不同,后凯恩斯学派坚持从现实出发,不回避现实中的矛盾和难题,不屑于为了追求理论模型的完美性、对称性而牺牲其现实性。当然,他们并不反对理论抽象。“经济研究需要抽象分析和建立模型,而建模就意味着简化”,1∶1的地图对于旅客是没用的。问题在于抽象要有科学限度,即必须保留现实的本质特征,像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关系,就不能被抽象掉。而新古典理论之所以缺乏现实性,恰恰就在于它完全回避了这些特征,为了追求理论模型的完美性而牺牲了太多的现实因素,从而犯了抽象过度的毛病。
第五,他们反对将数学式的演绎建模(mathematicaldeductive modeling)方法普遍地应用于经济分析。应该说,后凯恩斯学派一般地并不反对在经济研究中使用数学方法,他们在自己的理论建构中也常常采用他们认为是适当的数学方法,无论是早期的卡莱斯基、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还是后来的许多学者,都是如此。他们这样运用数学方法实际上是把它作为对复杂现实进行适当抽象分析的一种工具。所以,只要肯定科学的抽象分析的必要性,就不会否认适当运用数学工具的必要性。那么,他们所反对的是什么呢?他们反对的是滥用数学,即把数学作为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普遍化的、甚至是惟一的工具。他们认为,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便是主流派无历史、无时间、无货币的所谓一般竞争均衡模型,它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数学游戏,没有包含任何有价值的思想。
上述共同特征是后凯恩斯学派在反边际主义的旗帜下所形成的基本倾向,它们构成了这一学派研究方法的重要基础。当然,其内部不同学者由于思想背景与研究视角不尽相同,也存在着具体研究方法上的若干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的区别。虽然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分析中一般都包含有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两方面的内容,但是他们在时间视角方面的着重点却不一样。美国的后凯恩斯学派,即所谓凯恩斯学派中的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 Keynesians),以及由卡莱斯基罗宾逊等人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属于短期分析,而斯拉法等人为复兴古典传统所从事的理论建构则主要属于长期分析。前者更注重对于经济运行的波动性、不稳定性、非均衡性等等状态的分析,后者主要是沿袭古典学派的“引力中心”(centre of gravitation)分析传统,注重探讨经济在恒常的稳定状态下所可能有的各种性质与特征。其二,关于货币的经济作用评价不同。注重短期分析的学者十分强调货币的重要性,认为货币是现代社会中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制度工具,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注重长期分析的学者则不大重视货币的作用与职能分析。在他们看来,在引力中心的状态下,货币对于商品自然价格的决定是不起作用的。其三,对于预期因素的关注程度不同。注重短期分析的学者必然要重视预期因素的作用,因为在这里经济主体的决策离不开预期。这就需要研究预期的形成机制、经验、惯例、未来不确定性与预期的相互影响,血气冲动与创造性等等因素对预期的影响。而在长期分析的体系中,经济具有自动趋向“引力中心”位置的特性,故而预期因素的作用空间基本上消失了。
二、近年来方法论思想的主要发展与演进
总体来说,直到最近一二十年以前,后凯恩斯学者尚缺乏对于方法论的系统探讨。由此使得他们尽管已形成若干不同于主流派的鲜明特征,却难以将其提升至方法论的高度,而其内部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也难以实现统一。这就导致后凯恩斯学派始终难以形成统一完备的理论体系来与主流经济学相抗衡。
近年来,第二三代后凯恩斯学者开始重视关于统一的方法论的探讨。他们认为,新古典主流派学者拥有统一的方法论,即实证主义的均衡研究方法,而后凯恩斯学派还缺乏自己的一套统一明确的方法论原则。所以,要真正实现经济学变革,后凯恩斯学派就必须要阐明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原则是什么,它与新古典的方法论原则有何不同,它又对观察经济世界提供了哪些更新、更好的视角。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后凯恩斯学派的方法论研究在近年来便有了长足的进步。
(一)提出了非遍历的经济世界观
这是后凯恩斯学派在统一方法论探讨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由PDavidson系统阐述。Davidson认为,如果将后凯恩斯学派不同学者关于现实的观点加以概括提炼,形成一种基本的经济世界观,那么就应当引入“非遍历”(nonergodicity)的概念,把经济世界视为一种非遍历体系,以此作为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所谓非遍历是与遍历(ergodicity)相对而言的。遍历的概念本身源自统计力学,而遍历理论则是随着随机过程理论而发展起来的。遍历指的是这样一种性质:对于一个无限次的观测系列而言,得自任何数据收集过程的时空平均数都是同一的。这意味着,由过去的结果得出的平均数所反映出来的客观概率分布支配着当前和未来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过去显示了未来,时间的流动并未影响支配现实过程的联合概率法则,历史绝对是无关紧要的。换言之,在这里历史时间被等同于逻辑时间。而非遍历概念的含义正好与上述相反,它指的是过去不能准确显示未来,从而过去的平均数不能准确显示未来的概率分布这样一种场景。这时,现实过程将是不可逆的,历史时间也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它将导致结构的变化。
Davidson借鉴自然科学中关于遍历过程与非遍历过程的技术区分的思想,提出非遍历的经济系统的重要观点,旨在与主流派的经济世界观相抗衡。他指出,主流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及其整个理论体系,实际上隐含着遍历的世界观,不论是凯恩斯主义主流派,还是推行理性预期革命的新古典主流派,都是如此。而后凯恩斯学派的各种经济理念如果归结到一点,则都属于非遍历的经济世界观,他们都是以此为基点来展开理论演绎的。虽然现实中的某些经济关系也许是遍历的,但是经济社会的基本运行过程肯定是非遍历的。至于导致非遍历的基本原因,Davidson将其归于创造性的关键决策制定(creative, crucial decision making)。这一概念源自奥地利学者Shackle,指的是在历史时间中发生的非常规决策,它通常包括大规模交易和沉淀成本,具有不可逆性。这实质是表明经济世界的非遍历性质乃来源于人类创造性活动本身。后来,围绕着有关复杂性理论和混沌理论的发展,Davidson又重新阐述了非遍历经济观。他将经济过程区分为永恒不变的(immutable)过程与可以嬗变的(transmutable)过程两类。前者包含了遍历和排序的公理,在这里历史是前定的,并无真正意义上的选择。后者则涉及到历史的创造性和突发性,在这种环境中选择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选择。他强调,关于经济过程可嬗变性的概念从基本方法论的角度凸显了后凯恩斯学派在有关经济过程的理论与模型建构方面与其他经济学流派之间的根本区别。
在Davidson看来,这种非遍历的经济观可以在方法论层面对主流经济学提出挑战,它提出了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与众不同的新观点。在非遍历的环境中,以均衡分析为特征的新古典的三个传统重要命题都被否定了:一是理性及理性预期;二是中性货币;三是总替代定理。因为这时,从过去抽样将毫无意义,即使行为人有能力组合与占有关于先前结果的所有相关信息,未来的事件也不会自动地显示出来。而货币作为人们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工具,不但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而且其影响之大简直不可估量。此外,这时不仅跨时的替代或理性选择不可能,而且现时的替代也大大受限。取而代之的将是非理性、货币非中性、总互补定理三个新命题。
(二)系统阐述了批判实在论的方法论原则
如果说非遍历观主要是针对主流派盛行的均衡分析方法论而进行的一种新的方法论建构,那么明确地将批判实在论作为其方法论原则将意味着要根本颠覆主流派所奉行的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故而其挑战意义更为重大。
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是指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而在最近一二十年发展成熟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实在论(realism)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学说,本体论(ontology)哲学是探讨世界的本源或存在(being)的本质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它与认识论、实践论分属于哲学研究的不同层面。作为本体论学说的一个分支,实在论强调存在的本质乃在于其客观真实性。实在论又有经验实在论(empirical realism)与超验实在论(transcendental realism)之分:前者属于传统的实在论,强调经验层面的存在的意义,认为现实世界是由原子式的事件以及人们对于事件的感觉经验所组成;后者则是由英国哲学家RBhskar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提出的理论,它试图超越经验主义的浅层次,去探讨潜藏于事物表象之下的深层实在。根据超验实在论,实在不只是由原子式的事件以及对事件的经验感觉所构成,而是有结构、分层次(stratified)的复杂实体。从本体论的视角看,可将实在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经验域,包括经验与印象;二是实际域,包括经验、事件及事态;三是真实域,它除了经验、事件以外还要包括结构、机制、趋势等。经验域属于最浅层次,它是凭感官可以觉察到的。实际域是较深的层次,这里的事件不一定能被感觉到。真实域则是最深层次,这里的机制是完全感觉不到的。传统的经验实在论完全以经验来界定实在,仅仅承认前两个层次,而忽略了最深层的真实域中的机制,这是错误的。因为认识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揭示这种隐藏于深层结构之内的机制的作用,仅仅拘泥于表象或依赖经验主义的评价,将使科学丧失其存在的价值。
Bhskar将这种超验实在论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便产生了一种新的名为“批判自然主义”(critical naturalism)的社会科学哲学,也就是“批判实在论”。所谓自然主义是指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研究社会这样一种传统的实证主义观念。批判自然主义虽然不否认自然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强调由于社会对象与自然对象的不同,必须采取不同于传统自然主义的形式与方法。Bhskar指出,每种社会结构与当事者都是突现的分层(emergent strata),它们相互之间不能归约(irreducible)。社会结构的这种突现特性使它不同于自然世界的结构:一方面,社会结构与人类活动相互影响、互为依赖;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对这一系统的研究不能采用传统认识论中要么个体论、要么整体论的单一视角,而应当采取个体与整体相融合的分析视角。特别地,由于在这里基本上不能够进行控制性实验,社会科学家就只能从社会实践以及社会结构中获取先入之见(preconception)来作为替补,再以这些先入之见为前提去对那些产生这些先入之见的“深层”社会结构进行理论假说的建构。这种从先入之见到深层社会结构的思维过程,被称为“溯因推理”(retroduction),它主要是借助于类比和隐喻,从表象回溯到深层结构并揭示其作用机制,因而不同于实证主义的演绎方法和归纳方法。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以TLawson为首的一批剑桥大学经济学家,进一步系统阐述了批判实在论的基本思想及其对于经济学的意义。Lawson指出,批判实在论的根本要义就在于通过强调客观实在的结构性与纵深性,揭示出社会过程不同于自然过程的复杂性。社会经济结构是一个不可控实验的开放系统,在这里人类思想、社会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互动,正是这种互动才使社会结构得以形成并存续,并呈现出动态、开放的特征。面对这样的过程,那种基于休谟的传统经验实在论的演绎主义方法,即按照“只要X(类型)事件发生,就会有Y(类型)事件发生”的方式进行推理的模式将不再有效[1]。而批判实在论则开辟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思路。批判实在论强调科学的使命不是局限于找出事件的恒常联系,而是去分辨与解析那些左右或促发经验事件的深层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为此必须采取不同于传统实证主义的思维方法,诸如溯因推理或者“外展推理”(abduction)一类的“仿佛是”推理的方法。具体来说,人们关于结构和机制的认识只能通过前述所谓“先入之见”的知识来获得,这些知识对象包括事实、观察、理论、假设、猜想、预感、直觉、沉思等等,它们促进了社会科学实践,同时通过社会科学实践也在不断地被改变。这种方法反映的是从表面现象到深层因果联系的认识运动。
Lawson进一步论述了批判实在论这种方法论思想对于经济学研究所具有的启示意义。首先,经济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决不是预测事件,而是认识和理解支配并控制事件的结构与机制及其所产生的趋势。如果说承认预测存在的必要性,那也只是预测事件的趋势,而决不是事件的恒常联系。其次,为了认识这种隐藏在事件背后的结构与机制,需要发现某些粗略的经验事实或不完全的经验规律。广泛的事件恒常联系在社会领域中极少见,但这并不妨碍在某些有限的时空区域存在着局部或“半规则”(demiregs)式的事件联系,它们可以帮助经济学家将注意力指向基本的社会结构和机制所在。再次,考虑到经济系统的变化特性,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必定是受到时空条件限制或具有时空依赖性的,这表明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地理的特征,从而经济学的所有分析都将是不完整的,需要根据新出现的问题、研究兴趣以及其他因素不断地加以深究。最后,关于经济学的政策含义及其社会使命,如果说传统的实证主义经济分析将控制以及改善事件及事件状态作为重要目标的话,那么批判实在论的方法论则强调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人类解放,其含义是要不断改变社会结构以拓宽人类潜力得以实现的范围和机会。
显然,这些启示的直接含义是,主流经济学所长期奉行的从自然科学研究中借用来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特别是它的演绎主义,以及热衷于确定性分析、均衡分析、静态分析等等的所谓科学主义原则,应当从经济学领域中被清除出去。取而代之的,将是非实证主义的、非演绎的、非均衡的溯因推理式的思维法则。据此,Lawson等人认为批判实在论开创了一种新的本体论研究思路,同时又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并回答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使命与方法论原则等重大问题。它从根本上动摇了正统派的方法论基础,因而可以被视为 20世纪末期社会科学哲学的重要变革。正因为如此,它也可以成为一直以来坚持同主流派相抗衡的后凯恩斯经济学统一的方法论基础。尽管后凯恩斯学派内部不同学者之间在分析视角等方面存在着较多差异,但是在本体论以及认识论层面上,他们是可以统一于批判实在论的。因此他倡导,应当将后凯恩斯经济学在实质上作为一种批判实在论的研究计划,以此来实现其内部的统一连贯性。
当然,也有后凯恩斯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批判实在论尚不足以完全涵盖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因为后凯恩斯学派内部也有侧重采取演绎主义方法的分支,比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如此,这样做还可能使后凯恩斯经济学与其他非主流学派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故而,他们对于将批判实在论作为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仍持有异议或保留的态度。尽管存在着诸多争论,且批判实在论自身也包含着许多有待于深入细化的问题,但是这一新的社会科学哲学显然在近年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对于修补后凯恩斯学派在方法论研究上的空缺,以及促进后凯恩斯经济学严谨一致的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关于巴比伦思想模式的探讨
所谓巴比伦思想模式,指的是这样一种知识建构原则:将复杂的现实整体分解为各个片断来分别加以研究,以便完成对于复杂现实给出完整解释的理论建构。“巴比伦式”这个术语曾经为凯恩斯所使用,他曾指出牛顿并非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相反倒是最后一位巴比伦式的人物。物理学家Feynman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谈到了巴比伦思想方法,其含义是从多个出发点进行论证,形成对于物理规律的多重推导。他认为,与将所有论证都维系于一套公理的欧几里得式的方法相比,巴比伦式的方法对于物理学更合适。经济学家MStohs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将巴比伦思想方式引入经济学当中,他指出,根据巴比伦的研究方法,不存在单一的从公理到定理的逻辑链条,所有的只是若干个相互平行、相互纠缠又相互加强的逻辑链条的集合,从而没有哪一个具体的公理能够作为逻辑上的基本公理。后凯恩斯学者SDow 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一步明确阐释了巴比伦思想方法的性质与含义,以便使人们加深理解后凯恩斯学派与主流派之间在方法论上的差异[2]。
Dow 等人在与笛卡尔/欧几里得思想(Cartesian/Euclidean)的对比分析中进一步论述了巴比伦思想方法的特点及其经济学意义。Dow指出,笛卡尔/欧几里得思想方法的基本特点是依据单一一套普遍公理建构封闭的逻辑体系,它为了获得普遍解而抽象掉了实际问题。巴比伦式的思想方法与此不同,它看到的是一种开放的现实体系。在封闭的经济体系中,所有的交易都是预先规定好的,未知的东西则被假定为随机变量。而开放的经济体系则不然,这里既有稳定性,也存在着发生创造性移动的空间。封闭型的体系具有二元论和原子论两个重要特征。二元论体现在,所有要素都被分解为具有固定的典型特征的两大范畴:变量分为内生与外生,价值分为完全确知与完全未知,关系分为因果性的与随机性的,经济当事人则分为理性和非理性,等等。原子论则是指,在最小的单位基础上建立理论体系,这些单位既彼此相互独立,又与包含它们的整体相独立,它们在经济学中便是所谓理性经济人[3]。而巴比伦思想方法则没有这些特征。在这里,变量与范畴的划分是不确定的。在一个拥有多种多样相互无法通约的论证线索的思想体系中,在一种线索上是内生变量的东西到了另一种线索上却会成为外生变量。而知识一般来说总是被人们以某种不确定的程度持有的,因而分析必须指向不确定程度。此外,某些论证线索是与个人相关,而另一些线索则涉及团体层面,因为因果关系的作用力可以沿着不同的方向起作用。这表明个人不是独立的,他们的行为也将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制度与惯例的功能则在于,为处于不确定环境中的人们的决策提供一种稳定性条件。简言之,按照巴比伦思想方法,社会将被理解为一种有机体系。
Dow认为,上面所描述的巴比伦思想方法的概念原则,显然是与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研究方法以及理论风格相通的,因而也可以用这一方法论原则来概括后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方法论,而所谓笛卡尔/欧几里得主义则可以用来概括作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派批判对象的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这样,后凯恩斯经济学便可以在基本方法论上获得一种与主流派相抗衡的新的理论支撑。因而,引入巴比伦的方法论思想模式补充并丰富了后凯恩斯经济学的体系。不仅如此,巴比伦思想模式也为后凯恩斯经济学内部方法论的多元化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无论是基本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还是具体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都有其合理性。因为,如果现实世界被理解为有机结构,不受统一规律的支配,那么就必然会存在着一个方法论的集合。巴比伦思想模式特别强调,应该针对不同的推理链条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或方法组合。当然,为了保持可操作意义,这种方法论的多元化必然是适度的,它将与特定的开放思想体系相呼应。也就是说,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方式决定了特定的方法论选择,进而决定了具体采用的研究方法的范围。它并不是后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纯粹多元论,而是一种根据后凯恩斯经济学派的特定原理加以修正和重构的多元论。
(四)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其他研究进展
除了上面所述关于基本方法论的研究以外,近年来后凯恩斯学者还在较为具体的层面上对以往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学研究应当采取的一些具体操作方法、研究策略与实际步骤等问题。
第一,LPasinetti提出了“分离定理”(separation theorem)[4]。作为后凯恩斯学派第二代的最重要学者,Pasinetti曾经对后凯恩斯经济学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功颇感遗憾。究其原因,他认为主要是由于以往方法论策略的失当。Pasinetti指出,后凯恩斯经济学的使命就是要用一种新的生产范式(production paradigm)的经济学体系取代流行的交换范式(exchange paradigm)的经济学体系,这是一项艰巨的理论任务。过去后凯恩斯学者关于生产范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只是未能加以系统地整合。而要推进这种系统的理论整合就必须采取“两步走”的方法,即所谓“分离定理”。第一步是“纯理论”建构,即抽象层面分析,主要是以斯拉法理论为基础,提供一种基本的经济理论。它与阿罗―德布鲁体系属于同一层次,但实质却不相同,它是开放的体系,可以阐明基本的客观联系,但存在多个自由度,并不提供惟一解。第二步是具体层面分析,引入各种现实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最主要的是“制度分析”,个人或社会行为将被纳入分析。不过,与主流派范式不同,这里不仅不局限于“市场体制”一种制度,也不拘泥于“个人理性”一种行为,而是涉及到诸如货币、厂商、工会、工资安排等等多种制度安排。可以感觉到,Pasinetti提出的这种两阶段研究方法与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的创作中所使用的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在形式上颇有相似之处。而著名后凯恩斯学者Harcourt则高度评价这种研究计划,认为它可以为从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到凯恩斯、斯拉法以及卡尔多等后凯恩斯学者的著述提供一个综合的新理论框架。
第二,ESLee 论述了所谓“根基理论”(the grounded theory)[5]。Lee是美国的新一代重要后凯恩斯学者,他认为无论是批判实在论还是巴比伦模式,都还缺乏可操作性,而根基理论可以成为更富有实际意义的具体原则。根基理论是与所谓“整体主义”(holism)、“典范模型”(pattern model)、“结构焦点比较法”(method of structuredfocused comparison)以及“参与观察方法”(participationobserver approach)等等相似的研究方法,它具体是指经济学家直接从资料中发展理论和建构体系这样一种过程。在这里,资料收集、理论分析与理论建构同时进行。其操作的流程是:首先, 拥有前定的观点与概念等思想背景的研究者不断地收集、理解、评估与比较其感兴趣的资料。其次,汇集可比的经济事件资料,从中提炼出特定的范畴、概念、相关特性,进而识别其相互关系。最后,从这些范畴、概念中识别出核心的东西来,并以核心的概念为基础发展出一种具有复杂的分析性解释的理论,这一理论应该能够解释资料中所代表的各种经济事件的序列为什么以及是怎样发生的。研究者不能为了使理论简化而拒绝特定的资料,而是应抓住资料的复杂性,根据经验建立起许多不同的次级概念与关系,将它们与核心概念环绕在一起,纳入结构与因果机制当中。这将保证所建构的理论具有因果的解释力。筛选中心概念和发展理论的过程会使人们发现次级概念与关系,而它们需要进一步的经验支撑,此外,纯粹分析性的概念与关系若要纳入理论之中,也需要经验支撑。这样,便完成了有关社会经济过程的一种独立的实质性(substantive)理论的建构。这样的理论并不是对于资料的一般化推广,而仅仅是来源于资料,即它并不妄称所谓的普遍性。一种独立性的实质理论只解释一种中心因果机制,各个实质理论的组合所形成的正规(formal)理论则可以解释经济过程的多个方面、多种因果机制。正像独立的实质性理论必须植根于经验资料一样,正规化的理论也是历史性地状态依赖型的,其分析性解释绝不是经验外推。并且,由于经济世界是非静态的,一种正规的理论永远也达不到完成状态,总要经历不断的修正。不仅如此,这种根基理论还承认研究者事前的知识背景会对资料收集与筛选识别过程进而理论结果产生影响,以及理论结果的不可证伪性。不过它也强调,通过不断地发现新资料,总会在各种相竞争的理论中区别出优劣来。
第三,重新审视计量经济学的经济研究功能。
计量经济学自从诞生以来,就一直成为主流经济学验证理论假说的主要的、甚至是得心应手的工具。与此相反,后凯恩斯学派以往是基本上完全否定计量经济学的任何积极意义的。首先,是由于他们受到凯恩斯本人影响的缘故。凯恩斯当年曾经对丁伯根在宏观经济问题分析中使用统计计量分析技术提出怀疑,他指出计量经济学只能对已知的、已经定性的经济关系给出定量的描述,由于人类行为的变化无常性,它不可能对经济的未来走势提供精确预测。凯恩斯的基本思想是反对把经过良好定义的概率分布概念普遍地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其次,后凯恩斯学者排斥计量经济学,当然也是与他们反对主流派形式主义的正规化方法论倾向一脉相承的。
然而近年来,一些后凯恩斯学者对计量经济学作用的认识也出现了新变化,他们开始有限度地承认计量经济学的积极意义。这里只简要提及三个方面:其一,SPressman强调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技术的积极作用。他把统计分析区分为推理的统计学(inferential statistics)与描述的统计学(descriptive statistics)两大类,前者是主流派所惯常采用的那种,后者则不然,它不以揭示所谓经济内在机制或规律为目的,其功能只是描述,力图准确地提供世界在某一时点或几个时点的图景。采用描述性的统计学,首先要实际地收集数据,其次是需要描述数据的性质,进而来分析导致这些差别的可能原因。这种统计分析技术完全可以应用于经验研究之中,并且提供某种理论验证功能。
其二,PDownward等人从计量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了应该如何建设性地利用计量分析工具的问题[6]。Downward指出,主流派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是要提供对于阐释所谓事件规则的理论模型的证明,从而使它成为一种推理工具。但实际上,计量经济分析提供的证据往往起不到这种作用。以关于定价的经验分析为例,即使利用同样的数据,不同学者得出的有关价格决定影响因素的结论也不一致。这表明完全根据计量经济学结果来筛选和识别理论是行不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计量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理论就全无用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借鉴凯恩斯关于定性分析要先于形式化分析(即定量分析)的思想,在进行计量分析时应当将作为主观“先入之见”的理论与作为“客观因素”的事实证据结合起来,实现理论与证据的互动(interaction),通过对于计量经济学的结果不断地予以修正和精炼,达到对于深层机制的揭示[7]。Downward等人后来又指出,计量经济学将有助于“溯因推理”,能够提供“半规则”。这个见解与Pressman关于推理的统计学与描述的统计学划分的观点有所不同,他指出了计量分析技术在揭示深层经济机制方面的有限性,但并未完全否定它的推理作用,而是强调要将理论分析与计量分析以互动方式相互促进。
其三,BGerrard的论述[8],他与Downward观点有些相似,结合近年来计量经济学的若干新进展,主要是由伦敦经济学院所发展起来的LSE方法,论述了某些计量经济学方法可以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部分。所谓LSE方法是一种从一般到特殊的计量建模方法,它从形成一个极为一般的模型形式开始,然后通过同时施加理论方面与数据方面的限制条件,使一般模型逐步简化。LSE方法与主流派通常采用的平均经济回归方法(AER)具有很大差别:前者将建模过程视为设定问题的过程,后者则给定将要估计的问题使之保持不变;前者将诊断性质较差的情况归结为模型的规定可能有问题,后者则往往归之于不适当的估计程序。LSE方法的这种理念与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思想不同,它超越了人们以往将计量经济学或者视为理论驱动型、或者视为数据驱动型的简单二分法,允许理论与经验之间的互动,故而可以成为经济学家利用计量经济学工具的有效方法。
三、应当怎样看待后凯恩斯学派的方法论思想
方法论研究是经济学的基础问题,不同学派在理论观点乃至政策主张方面的分歧往往源于其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差异。方法论研究同时也是经济学的难点问题,它常常涉及到哲学世界观与认识论等等思辨领域。能否真正形成统一明确的方法论原则,是一种思想流派或研究范式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后凯恩斯学派既往的独特研究方法(尽管尚不统一)曾经在一段时期内有力地支撑了它与主流经济学的论战。而其近年来关于方法论研究的若干新成果,则代表了其经济思想体系的重要新发展。
后凯恩斯学派方法论思想的新进展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后凯恩斯经济学者已经普遍重视方法论研究问题,将方法论建构视为自己独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建构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仅满足于对主流派经济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批判,而是开始系统地思考可以替代主流派方法论体系的东西是什么,以及如何将它们系统地阐述出来的问题。这种转变既是后凯恩斯经济学者对自身理论发展状况深入反思的结果,也标志着后凯恩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
第二,后凯恩斯学者在方法论研究中,更加注重统一基础与方法论原则的建构,包括哲学与认识论基础的探讨。他们逐渐认识到,要想与近乎完美的主流派思想体系相抗衡,必须从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或基本层面入手,形成一种新的系统一致的方法论基础,去替代主流派的方法论基础,进而取代整个主流经济学体系。局部的、具体的、浅层次的方法论研究既缺乏震撼力,也无关宏旨。因此,不少第二代、第三代的后凯恩斯学者便潜心于这种深层次的方法论探讨。不论是非遍历的基本经济观,还是批判实在论以及巴比伦思想模式,都体现了这种方法论研究的主导思路。这些新的方法论原理,有的是后凯恩斯经济学的独创性研究成果,有的则是他们从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中借鉴过来,然后再加以系统阐述而形成的新的理论再造。它们虽然在提法上及论证细节上不尽相同,但是都试图从最基本的层面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提供一种根本不同于主流派的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应当说,这种努力是有成效的,尽管目前在后凯恩斯学派内部关于究竟何谓自己统一的方法论基础仍然存有争议,但是就实质而言,非遍历观、批判实在论以及巴比伦思想模式三者所体现的世界观、认识论及方法论原则乃是基本相通的。所以,它们实际上代表了近年来后凯恩斯经济学统一方法论研究的最重要成果。
第三,后凯恩斯经济学近年来的方法论思想明显地具有反实证主义的倾向。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基本上是实证主义,在这里价值判断因素被视为科学研究的障碍物。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实证主义也往往被看做是客观主义的同义语。所以,尽管老一代后凯恩斯学者,像罗宾逊、卡尔多等人,也反对主流派的静态均衡等分析方法,认为其脱离了经济现实基础,同时主张采取动态非均衡等更加具有现实性的方法,但是他们一般却坚持实证主义。这表明,在早期后凯恩斯学者那里,现实主义与实证主义是不矛盾的。但是,近年来后凯恩斯学者关于方法论思想特别是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却显示出反实证主义的倾向,这最明显地体现在批判实在论的理论之中。这种对实证主义讨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客观实在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实在不再被视为简单的经验感知的封闭体,而是具有不可感知的深层复杂结构和内在机制的开放系统。于是,实证主义,不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经验实证主义,在这里都变得不可靠了。科学认识可能更多地仰赖于溯因推理一类的抽象、类比等方法。这样,新一代后凯恩斯学者就与老一代不同,他们从坚持现实主义出发,最后达到了基本否定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地步。这是他们对方法论的哲学基础进行深入探讨而得出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当然,这种反实证主义倾向主要是体现在基本的方法论层面上。就具体的研究方法而言,他们似乎也不反对采取实证主义的方法。,比如经验实证研究,再比如对于计量经济学方法的某种运用,乃至于对于数学模型的运用等等。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有什么矛盾,因为第一,具体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方法论不属于一个层次,担负着不同的职能,纵然是以溯因推理为主线,也需要以某些具体的实证方法相辅助。第二,就其倡导的巴比伦思想模式而言,也为具体的实证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提供了空间。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范文6
(一)经济学理论所占比重增大的趋势
随着社会经济体制和体育经济市场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体育性经济活动越发频繁而复杂，这就需要在体育经济学的学科研究中引进更多的经济基础原理和实际应用的经济经验。所以，体育经济学中经济学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呈上升趋势。
（二）研究方式向综合化转变的趋势
由于社会生活和体育经济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体育产业和体育领域内的一些经济问题受到了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和制约。要解决这类复杂型的体育经济问题，就要广泛涉猎多门学科，拓宽体育经济学的研究渠道，组织多种学科的研究者运用多门学科的知识共同进行学科研究。所以，体育经济学的研究方式会逐渐向综合化转变。
（三）国际性和环境性增强的趋势
现在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体育经济市场也就随之开始具有国际性。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体育经济学的国际化趋势是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也满足社会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基本需求。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自然也就担负起了与国际大国相应的责任。作为人类的社会活动之一的体育活动，对环境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体育经济学的发展必须要尊重自然环境，保证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有效维护中国的大国形象。所以，体育经济学的国际性和环境性也在稳步增强。
二、中国体育经济学发展的建议
(一)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基本的原理上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将抽象理论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而总结出的理论结晶和实践成果，这些思想共同指导着我国的一切工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建立在中国具体国情实践应用基础上的一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思想，是检验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是否正确的衡量标准。作为中国体育产业研究下属的一门学科，体育经济学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化建设中的体育发展理论和体育改革实践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只有在“三个代表”的根本指导之下，体育经济学才能稳定有序地健康发展，才能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掌握科学合理的建设方向和建设方式。
（二）加强经济学基础理论和体育产业的联系研究
随着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发展，体育和经济产生了基本的联系。通过体育锻炼，劳动者的身体素质能够得到有效提高，社会生产力也就随之提升。这样就带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拓宽了市场经济的增长点，促进了体育方面的产品消费和服务消费。而发展至今的体育经济学已经有了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可以独立运用经济学的知识原理来对体育产业领域的相关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进行研究。可见，经济学是体育经济学中指导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工具。只要掌握了扎实的经济学基础和充足的经济学理论，就能熟练运用体育经济学的原理来对体育产业进行专业的研究工作。然而，经济学是体育经济学的基础，但不是全部。在钻研经济学的同时也要注意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体育产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扩大经济学的知识领域和理论范围，关注学界对体育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
（三）强化体育经济学的实践应用
研究出来的理论成果是否能够实际应用于社会的生产生活，是衡量一个学科研究是否具有先进性和时代性、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要求的重要标尺。体育经济学要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体育产业发展事业中发挥出自身应有的职能和指导作用，就必须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这两个方面为体育实践提供服务。宏观方面，体育经济学主要是为体育工作的宏观决策提供理论基础。通过加强对体育产业改革和体育经济问题的研究，避免在进行宏观决策的过程中出现因盲目性依赖理论而造成的失误或是因与现实脱轨而导致的失实。借鉴国外优秀范例的经验来完善本国体育经济学的体系框架，可以促进中国体育产业相关决策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微观方面，指的是对体育产业中的各种体育机构和各类体育性经济活动进行的研究。除了研究这些体育机构、体育活动生产、管理、贸易的具体手段以外，还要研究整个贸易过程或活动过程中经济运行和经济操作的特征。
（四）完善体育经济学的学科建设
完善和健全体育经济学学科的建设，有利于推动体育经济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深化和系统化，有利于提升体育经济学学科理论体系的科学水平，有利于增强体育经济学学科的整体实用性和在社会市场经济中的适用性。完善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从体育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中提取出一些重要的专业词汇，比如体育经济、体育产业、体育市场、体育消费和体育经济效益等，给这些概念的内涵及其外延意义以正确的界定和规范的定义，使其既符合经济学的理论要求又能经得起社会实践的检验，建立起一个具有精确性和通用性的概念系统，用于准确、释意清晰、逻辑严明。完善的体育经济学学科必须要建设在这种具有真理性的概念系统之上。
（五）革新体育经济学的研究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