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范文1
[关键词]中国棉花生产;布局与波动;书评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20.102
[中图分类号]F32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20-0-02
1 研究背景
如何将产生、发展、成熟并盛行于西欧、北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是社会实践提出的亟待解决的课题。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我国农户逐渐获得了生产经营自，成为了“经济人”，为应用经济学理论研究农民的行为提供了基础。近年来，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研究，涌现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对这些研究进行学习以吸收其中的优秀成分是很重要的。下面，笔者结合自身的学习就《中国棉花生产：布局与波动――基于棉农视角的实证研究》一书进行分析研究。
2 选题意义
棉花是我国仅次于粮食的第二大农作物，它涉及农业与纺织工业这两大产业，全国有2亿多棉农、2 000万纺织业产业工人（其中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的就业与收入与棉花密切相关。
棉花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此，我国政府对棉花控制的时间最长，直到1999年才彻底放开棉花市场。自1999年9月1日棉花市场放开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纺织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带动了对棉花需求的强劲增长。反观我国的棉花生产自20世纪末出现大滑坡后，近几年虽有恢复，维持了一定的增长趋势，并没有出现相应的增长，而且波动频繁，增长不稳，远未能满足纺织业的发展需求，棉花进口剧增。我国的市场出现了产量与价格的“双重”大幅、频繁波动，不但没有实现棉农与棉纺织企业的双赢，反而频频陷入“棉贱伤农、棉贵伤工”的恶性循环。在这样价格频繁、大幅波动的条件背景下，审视我国三大棉区棉农的植棉行为及其变化，对于把握和调控我国国内棉花供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3 研究的逻辑与内容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棉花生产主要集中在长江棉区，此后开始由南向北转移，黄河流域迅速成长为重要的棉花产区，20世纪90年代之后新疆棉区迅速崛起，我国的棉花生产形成了黄河棉区、长江棉区和新疆棉区三分天下的大格局。与此同时，我国纺织业的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纺织业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2005年全球纺织品配额的取消使我国棉纺织业的增长潜力进一步释放，由此带动了对棉花需求的强劲增长。我国的棉花生产虽维持了一定的增长趋势，但波动频繁，增长不稳，我国的棉花生产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自80年代中期发生“卖棉难”以来，我国棉花经济陷入了“短缺”与“过剩”的循环波动之中。即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国的棉花生产区位发生了由南向北，由东向西迁移的现象;另一方面，我国的棉花生产波动起伏较大，尤其是1999年棉花市场放开以来，我国的棉花生产频繁、大幅波动。理论上说，我国棉花生产空间布局变迁及其波动都是是棉花生产微观主体――众多小规模棉农对各自棉花生产的比较优势、成本收益等因素综合考量而进行的植棉决策的综合与表现，必然有其内在的经济规律。各微观棉花生产主体棉花播种面积增减变化，汇合加总形成了我国棉花生产区域格局的变动，由此可见，影响微观主体播种面积决策的各种因素都会对棉花区域布局产生影响。因此，此次研究以我国棉花供给的微观主体――棉农追求其个人或家庭收入的效用极大化为研究的出发点，从棉花生产比较优势的变化分析我国棉花生产布局的变动，并进一步分析我国棉花生产布局变动的影响因素;从横向和纵向上对全国、三大棉区、棉花主产省区三个层面上对我国棉花生产的波动进行比较分析;分析影响棉农棉花播种面积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和棉农对棉花播种面积的调整决策。各棉花主产省棉农植棉决策的汇总形成了当前我国棉花生产布局。
该著作的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我国棉花生产布局的探讨，二是对我国棉花生产波动的分析，三是对我国棉农棉花播种面积决策的探讨，这三部分都是基于棉农视角的研究。棉农是理性经济人。作为理性经济人，无论种植什么作物，棉农都会在分析比较不同作物生产成本的基础上，权衡不同作物生产的比较优势，追求个人或家庭收入的极大化。各区域棉农根据植棉相对收益的增减变化趋势调整棉花播种面积占本区域总播种面积的比重;而各区域棉花播种面积的大幅度调整在全国层面上就呈现出生产布局的变迁。因此影响微观主体播种面积决策的各种因素都会对棉花区域布局产生影响。比较优势、相对价格、相对单产、生产成本是影响棉农植棉的微观因素，非农就业机会、自然灾害、政府的棉花科研投入、地区基础设施状况等都是影响棉农植棉的宏观因素。各棉区的棉农面临的无论是微观因素还是宏观因素或大或小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棉农的植棉收入，影响棉农的植棉面积，进而引起棉花生产的区域变动以及棉花生产的波动。
同时，该专著基于我国目前条件，提出：我国国内棉花播种面积主要由棉农对棉花生产的相对预期收益决定，而预期的相对收益取决于预期相对价格和预期相对单产的事实，主张政府应该从两方面入手要调控国内棉花供给的话：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调整科技投资在不同作物间的分配来影响作物之间的相对单产，影响农民种植不同作物的相对收益，影响农民的种植选择，进而影响不同农产品的国内供给状况;另一方面，考虑到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我国分散的、小规模经营的农民的价格预期很难与市场需求相吻合。这种预期价格与实际市场价格之间的背离可能会导致供求失调和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对于棉花这样一种产业链较长的农作物来说，生产者价格预期的结果不仅直接影响生产者的收入和消费者的福利，也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与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稳定程度。政府基于其信息优势尽可能准确的指导价格，使其成为农民价格预期的重要影响因素，可以减少其价格预期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错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4 结 语
该书对问题的研究寓意深远，不仅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我国特定国情下研究我国农户的决策建立了分析框架，更有助于各级政府决策部门把握与调控各类农作物的种植与供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增长。
棉花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范文2
［关键词］棉花；栽培技术；农业生产；农村经济
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棉花在带动国民经济增长与农业经济产出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农业生产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棉花栽培技术的改良与优化对提高其产量与质量也有着重要意义。当前情况下，要进一步提高棉花的产量，使其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群体日益增长的需求，就必须从技术层面上进行创新，及时发现种植环节中存在的问题，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找出推动棉花生产的关键环节所在。
1新形势下棉花栽培技术存在的问题
1.1专业人才严重不足
在科技型农业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种植方式不断发生改变，靠天吃饭的现状正逐渐被技术改造生产所取代。简单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行业变化，而新技术的应用则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这种情况下，棉花栽培工作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也需要更多专业技术型人才参与到日常生产过程中。然而，国内高校在这类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专业设置上尚未涉及棉花栽培技术培训，这使得棉花栽培工作很难获得高素质知识型人才。另外，由于很多人对农业生产的认识还停留在以前，认为应该通过学习来脱离农业，只有进入城市发展才能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情况下，长期专门从事棉花栽培的人员数量较低，无法满足生产需要与市场要求。
1.2科技资金投入不足
科技农业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在棉花种植领域，想进一步提高棉花的品质与产量，除了需要专业人才的指导，还需要资金与基础设施方面的扶持。当前情况下，地方政府对棉花企业及私人棉农的重视程度不够，较少将资金投入栽培和种植环节，导致该产业始终处于资金缺乏状态，无法扩大生产范围。在资金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棉花种植者很难通过单纯的棉花种植来获得稳定的资金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他们的种植热情，甚至导致了棉花种植面积的减少。
1.3棉花市场波动性较大
作为世界最大的棉花种植与生产国，我国每年都会对外进行棉花出口，因此，国际棉花市场的消费行情将对国内棉花栽培种植产生直接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中存在一定限制。鉴于人民币的贬值与物价水平的整体上涨，国内的棉花市场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另外，作为原材料出口的棉花所蕴含的经济附加值较小，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较大，这使得棉花的出口价格及市场对棉花的需求量都很不稳定。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棉农的生产积极性，也削弱了农民创新棉花栽培技术的欲望。
2新形势下棉花栽培技术创新发展的意义
首先，棉花产量与整体质量的提高对促进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创新对行业发展有着极大地促进作用。重视技术创新，能够促进棉花栽培行业的良性发展，保证行业的发展速度与发展规模。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家质检的经济联系与贸易出口变得更加频繁，此时，为了保护本国出口产业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国产品倾销给当地市场造成的影响，应通过创新技术和行业竞争力的整体提升来实现对国内相关行业的保护。创新棉花栽培技术，提高棉花产量与质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棉花作物的产量，使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处于市场领先地位。另外，大力发展棉花栽培技术还能够促进我国棉花产业的产业升级，带动农业的技术化发展。其次，栽培技术创新是我国棉花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随着新技术农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很多从事棉花生产的企业都开始了内部管理方法的改革与栽植技术的提升。落后的棉花栽培技术会对行业发展起到遏制作用，并影响这一行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化。在棉花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各国从事相关生产加工及贸易销售的企业都开始改革自身管理机制，通过优化企业内部管理及种植技术来提高其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力。
3新形势下棉花栽培技术发展的创新建议
3.1推广无土栽培
棉花栽培技术无土化发展不仅是棉花种植水平的直观体现，同时也是技术创新的一个缩影。由于该技术对人员的专业能力及操作水平都提出了较高层次的要求，所以在操作过程中，必须不断深化对无土栽培技术的研究，以提高棉花的整体产量与质量为目标，逐渐提高我国高质量棉花的产量。另外，还需要培养一批专业知识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的农业技术型人才，由他们指导农民开展无土栽培，从而规避栽培环节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不断改良无土栽培中所使用的营养液成分，进一步提高棉花种植的水平。
3.2选取优良品种
适宜的温度、土壤与气候条件能提高棉花的产量，保证棉花的产出质量。在实际种植过程中，由于棉花对种植环境、光照及温度条件有着较高的要求，且容易发生病虫害等现象，对农民的种植活动与经济收入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在栽培前选择优良的棉花品种，选择比较优质的品种进行培育，进而从根源上提高棉花的抗病能力，使其对多数病虫害产生免疫力。在棉花栽培技术的培养和提升过程中，可以选择一些优良品种进行选中杂交，从培育品种中选择一些优质的品种进行二次培育，以此来优化棉花的纤维品质，保证棉花综合质量的提升。
3.3创新地膜栽培技术
地膜栽培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节约棉花种植的成本，为棉花生产创造更好生长的条件。受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都能进行棉花种植，但自然条件的限制会导致不同地区的种植成本存在较大差异，种植难度也有所不同。在棉花苗的培育过程中，地膜技术的应用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幼苗成活率过低的问题，提高其成活率与种植品质，提高棉花产业的经济效益。
4小结
新形势下，应继续努力提高棉花栽培技术，大力促进行业发展，实现农业生产技术与农村经济的进步，提高棉花种植者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陈刚.新形势下棉花栽培技术发展探讨［J］.山西农经，2014(05)：111-112.
棉花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范文3
在此期间，为“把进口棉顶出去”，同时也将棉花作为战略物资及当地农民主要收入来源，中央政府对新疆棉坚持“不收购不行”态度。即使国内棉产量已能满足需求，为保证新疆棉农利益，对其棉花仍一度敞开收购，甚至为此严控其他省区产量，乃至限制加工贸易、停止棉花进口。
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上政策倾斜，新疆从名不见经传，变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棉花产地之一。它的棉花质量好、等级高，且便于集中统一管理。
时过境迁，随着国内需求、生产成本大环境的改变，下游产业链自主经营的放开，和几乎中国所有的农产品一样，新疆棉受制于一系列因素，在规模、质量、收益乃至全球产业链地位各个方面，都陷入难以提升的困境。
因比较收益下降，在过去几年中，新疆地方层面“将鸡蛋放到多个篮子里”的自发产业调整及优化，一直未曾间断。
但出于产业安全、其他棉区难以维持、作为全国唯一长绒棉产地、稳定当地农民等因素，在中央政策层面，虽然多年来不见实质性举措，但维持新疆国产棉权重不变甚至继续提升其地位的立场，未曾改变。
因形势倒逼，对于中国来说，目前有三重难题必须解答：其一，新疆棉区内棉花与其他作物关系；其二，新疆棉区与国内其他棉区关系；其三，国产棉和进口棉关系。
针对上述形势，在近日棉花行业内部的一次论坛上，一位产业人士发问：“中国如果能完全依靠国际市场满足需求，自产的棉花是否要减少？而如果我们这么大的棉纺产业还要维持一定的自给率，又要采取什么措施？” 新疆棉史
据新疆发改委及中国农业统计资料的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新疆棉花种植面积为1700多万亩，主要分布在南北疆60多个县（市）和110多个团场；产量约为470万吨（新疆发改委2014年测产数据），约占全国产量的60%以上。
作为现今全国最大棉产地，棉花堪称新疆经济“半边天”：产值占种植业产值的55%，加工产值占工业产值的50%，加工、销售提供的利税占县财政收入的47%左右。
在南疆，90%以上的地区种植棉花，全疆约50%的农户（约160万户，其中70%以上是少数民族）从事棉花生产。因为新疆民族地区受语言等因素影响，外出务工农民较少，棉花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人均纯收入的35%左右来自种棉。在主产区，这一数字更占到50%-70%。
因地理位置等原因制约，新疆并非棉花历史产区。到上世纪80年代初时，中国的棉花面积、产量约在7000万亩和300万吨。主要产区还集中在黄河及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在全国总量的80%左右。
随着这些地区生产下滑，新疆则以南疆北缘及北疆南缘为核心异军突起。除自身自然条件优越外，政治及经济因素，均不可忽视：
其一，粮食自给是基础。在以粮为纲时代，新疆农业种植结构长期以粮为主，这一局面最终被粮食自给打破。再加上灌溉、地膜等科技进步及耗水量小等因素，新疆开始主动扩大种棉。
其二，与内地棉区不同，除南疆少数地区外，新疆粮食复种指数低，而棉花的平均单产在全国名列第一，在考虑运输费用后，经济系数仍较高。经济效益，是新疆棉花面积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
第三，1985年至1995年，中国棉花短缺，国家对新疆棉花需求始终有增无减，在给与大量基础建设投资、定价及调运优惠的同时，一再要求“新疆尽最大努力，多生产和收购一些棉花，缓解口内纺织企业用棉困难”。
1997年时，受满足国内需求及稳定边疆地区安定双重因素助推，新疆获得的政策倾斜达到顶峰：国家一方面要求“冀鲁豫三省多种一点粮食和其他作物，少种一点棉花”，另一方面，又做了“安排贴息贷款”，“对因市场供过于求销不出去的部分，由国家收购转入储备”、“鼓励使用新疆棉顶替进口棉”等安排。
事后来看，这些安排仍属“权宜之计”。就影响新疆棉花生产的根本性因素来说，国家同期开始的两项政策，效用更为持久：
其一，为保证棉花供应稳定及发挥地区优势，国务院调整全国棉花生产布局，实施棉花西移战略，启动新疆优质棉基地建设。从“九五”起连续三个五年计划，共完成投资103.3亿元，建成大量优质棉田。
其二，“十五”期间，棉花又被列入新疆“一黑一白”战略，在进行农作物种植面积选择方面获得大量扶持。从2003年起到2012年，新疆棉花产量增幅近一倍。
其三，通过非传统投入数量增长和质量提升实现科技兴农效应及以工哺农效应。化肥等耕地替代型现入品的利用，对中国棉花及其他农产品生产率具有关键意义。
单纯就自然条件来说，新疆植棉仍有巨大潜力：其位于亚欧大陆中部，属大陆型干旱半干旱气候区，光热资源丰富，空气干燥，棉花烂铃较少，虫害少。此外，按自然条件，新疆棉区分为东疆、北疆和南疆三大地区，各个生产单位相对独立，自然风险小，有利高产稳产。
据生态区域法预测，新疆棉花的极限单产可达287公斤/亩。除此之外，新疆还拥有宜棉荒地5000多万亩。随着水土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在未来15年-20年里可为棉花生产新增3000万亩调整空间。 疆棉摇摆
从1995年算起，新疆棉花发展的“黄金时代”，在内外双重原因制约下，延续了不足20年。
就外因来说，是随着国家对于粮食安全的重视程度被逐步提高，棉花在整个农业扶持中的地位，开始相对下滑。
在蜜月期内，国家给予新疆的扶持，除了生产基地建设投资外，还包括良种、保险保费、出疆棉花及棉纱等制品运费等财政补贴政策。
随时间推移，这些补贴的标准已显得日益拮据。国家发改委的一位相关官员曾坦言，“国家2000年后对棉花生产性投入确实不足，100多个产棉大县基本上没有生产性投入，这也造成了地方政府抓棉花生产积极性不高。”
以农资综合补贴为例：现行农资综合补贴资金以粮食生产指标为主要依据，并没有充分考虑新疆棉花主产区的特殊性。
对于冀鲁豫苏皖鄂等既是棉花又是粮食主产省的地区来说，农资综合补贴资金基本可以覆盖省内大部分地区；而新疆作为最大棉区，粮食仅仅维持平衡，大部分地区没有农资综合补贴。
标准同样不高的，还有为新疆棉花外运给予的补贴。受赋税高、产业配套能力差、远离主要市场等原因，新疆棉花加工能力较弱。近七八成棉花及棉纱需出疆。因车皮紧张且成本高，国家对此给予补贴。但据农业部门测算，目前的补贴仅适用于运输到天津，到广州则相差不少。
为解决上述问题，2007年时，国家发改委在针对全国棉花生产基地发展时提出过相关规划。但由于资金问题，规划最终被搁置。
就内因来说，新疆也遇到了和国内其他农产品类似的多重问题：
其一，目前新疆绝大多数棉田还属于小农户经营体制，规模有限。随着物化成本及拾花人工成本不断提升，到2012年时，新疆棉花的平均成本已经超过2000元/亩，南疆手摘棉的成本更高达2300元/亩。
如此一来，新疆多年来一直维持的棉花成本一直与美国、澳大利亚接近，比印度、巴基斯坦价格高10%-20%的优势，不断被削弱。
新疆阿克苏阿瓦提县农经局一位官员告诉《财经》记者，即使按照当地每亩地产量为450公斤左右，必须达到这个数字，才能不赔不赚。往年即使按照20400元/吨的价格计算，一亩地也就赚500块钱左右。
按照这一标准计算，虽新疆地广人稀，一家人耕种二三十亩棉田，但一年的收入也只大约在2万元左右，跟外出打工收入相若。此外，由于棉花用工比种粮多50%，且劳动强度大，扣除用工和土地成本后，收益几乎与小麦相当。就棉农来说，缩减棉花的意识正在不断变得清晰起来。
为解决上述问题，多年来国家及新疆层面均在推动机采棉。希望以此减少生产环节，降低物化及人工成本。
但据《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新疆棉花生产人士称，截至目前，除了在生产建设兵团内部部分推广了机采棉之外（仍存在可纺性较差、强度低且杂质高等问题，优势并不明显），地方上才刚刚起步，且难度较大：
一是机采棉的产量损失和等级降低部分抵消了节省；二是推广不仅需要地势平整、地块大，还需要适合的品种，种植模式等农机农艺的配套；三是加工需要配套清花机、运棉机等，投资大，地方棉农对技改缺乏积极性。
数字能够佐证推广难度。新疆农业厅种植业处处长李德明告诉《财经》记者，据农业部门统计：2013年时，新疆推广机采棉386万亩，较上年增加182万亩，实际机收面积只有85万亩；今年全区推广机采棉种植模式456万亩，最终实际机收面积可能不足四分之一。
就在成本提升之际，新疆棉花的内在品质，却因过去三年的临时收储等原因不断下降。棉农单纯追求皮棉衣分高（出棉率）的品种，导致纤维质量并不理想。对一般棉农而言，优质不能优价，利益存在隐性流失。
对于新疆地方政府来说，因棉花市场风险较大，对于扶持棉花生产的积极性，也在不断降低：
“‘一黑一白’，现在不怎么提了，过去‘一黑’指的是煤炭，现在石油工业也起来了，到底哪个是黑，分不清楚。就‘一白’棉花来说，现在地方的态度是什么盈利推进什么。有些地方还提出了‘一红’战略，有的是种辣椒，有的是种番茄。”李德明说，“鸡蛋不能放到一个篮子里。腾出地和水资源发展其他，能让农业产业结构更加合理。”
从2008年起，新疆种植结构调整的步伐就开始明显加快。它明确提出：除了那些不得不种的地区之外，十年内减少棉花1000万亩。“新疆一直提达到300万吨以上的生产能力。现在已经超过了。棉花价格低的话，不能强迫农民种。农民收入是前提条件。”李德明说。 国棉萎缩
新疆棉区的发展窘境，在中国其他传统棉区，表现得更为严重。
长江中下游棉区、黄淮海棉区、西北内陆棉区、北部特早熟棉区和华南棉区，曾是中国传统的五大棉区。改革开放以来，后两地退出了棉花生产。
据山东财经大学副教授朱启荣研究，20年来，前三大棉区内部较大的变迁共有两次。先是从长江流域的湖北、湖南等地迁到黄河流域，接着是从这两个地域迁到西北内陆。
变迁的原因，除气候导致严重病虫害频发外，共有两个：
和新疆一样，核心问题一直是粮棉争地。按中国农业生产布局，粮棉主产区往往重叠。长江中下游是中国最大的水稻主产区和第二小麦主产区，黄淮海则是中国第一小麦主产区和第二玉米主产区，两大棉区的粮食总产量接近中国三分之二。
历史上，粮棉争地矛盾一直存在。随着国家对粮食生产实施“三补一免”政策后，粮食的比较效益明显高于棉花。
以山东德州为例：按照国家临时收储价格每吨20400元，籽棉合每斤4.2元计算，每亩收入在1800元左右，去掉人工成本，以及种子、化肥、农药，每亩棉花，相对于种植小麦和玉米，毛收入要少300元。
除此之外，随着长江、黄河两大棉区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其他兼业机会增加，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外转移，已无法满足棉花生产对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需求。
同样以德州为例：其棉花种植最高峰时1984年有340万亩，到2008年还有290万亩，此后每年以10%以上速度下降，到了2013年只有110万亩。
据当地棉协一位负责人称，2014年德州的棉花种植面积将历史上第一次下降到100万亩以下，大概有80万亩，明年可能还会更低，预计只有60万亩。“最后除了那些只能种植棉花的地方之外，都会改种。”这位人士称。
和新疆一样，地方层面的自发调整纷纷出现。湖北省农业厅下发的《棉花产区种植结构调整指导意见》称，要进行棉花种植结构调整，此一做法在其他棉区亦有效仿。
从全国层面来看，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中国棉花播种面积6525万亩，比上年减少510万亩，已降至10年来最低水平。而在1992年时，全国棉花种植面积1.02亿亩，20多年时间内，中国棉花种植面积已减少接近一半。
2014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的试点，不包括上述传统棉区在内，更是让其棉农感到意兴阑珊。
“试点政策的漏洞在于，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行，使其地区内的植棉成本下降、棉农收益提高，但却会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棉花价格‘多轨制’，对内地棉农交售籽棉产生冲击，势必造成内地棉农‘种棉难’，‘改种也难’的问题。”在此前进行的棉花高峰论坛上，一位业内人士如此评论。
由于今年目标价格政策公布相对较晚，4月上旬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棉区育苗已经开始，部分地区已经开始移栽，种植结构无法再多做调整，面积不会因此再出现明显下调。
但业内人士担心，如果今秋新棉上市后价格下跌明显、植棉收益大幅下滑，2015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棉区的棉花面积缩减速度可能还会加快。
针对于此，棉花业内均猜测认为国家会参照目标价格，对其他棉区的生产进行补贴。使其能够安心生产。
对于这一猜测，此前发改委的一位相关官员曾经表示：除了新疆试点的区域之外，还有长江、黄河流域主产区，国家也会适当地给予补贴，“怎么补，补多少将由财政部”。
中国棉花协会也有相关人士表示：国家将对黄河、长江流域主产棉区的棉农给予定额补贴。补贴对象限定为实际种植棉花的农民，确保种棉农民得到实惠。可能是内地棉区补贴2000元/吨。
对于这些消息，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总经理丁好武在年内进行的一次行业论坛上表示：内地的政策并不是简单地把钱给分掉的事情。到底怎么补，有两个问题：
首先，是按产量补，还是按面积补给农民。
其次，是各个省里定政策，还是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相对比较统一的政策。“如果各省自己操作，恐怕会带来整个棉花行业的一片混乱，包括植棉市场的一片混乱。” 国产棉岔口
因收益下降，中国三大棉区自发缩减棉区面积，具备经济理性。但从全国供需角度看，会有何种影响？
先看国内供给：按照农业部“十二五”初期的棉花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即使不考虑出口因素，仅为满足13亿国内城乡居民的衣着和生活用棉需求，中国棉花生产就需要基本稳定在7500万亩、650万吨。
据中国棉花经济信息系统监测，2014年预计棉花全国总产将为622万吨，较2013年减少80万吨，减幅为11%。
中国棉花协会的调查数字则更为严峻：预计今年中国棉花产量600万吨左右，减少100万吨，减幅14.2%。
再就国内需求来看，过去三年，受国内棉价高企影响，纺织行业整体发展并不景气。不少企业被迫放弃订单，或者将其生产链条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国家。
对于这些趋势，中纺集团的一位分析师告诉《财经》记者：“中国毕竟是一个纺织业大国，这几年的确有一些低端的纺织业务在向东南亚及南亚转移。但是高端纺织业，中国仍然牢牢抓在手中，这不是短时间内其他国家能够赶超上来的。”
如此供需形势，按照2014年情况来看，中国为满足国内及出口需求的棉花总量，预计为850万吨左右，缺口将超过200万吨。
这一数字意味着，中国国产棉花已无法满足国内需求。而这原本是各方认定的国内棉花产量的底线。短期来说，因国内仍有大量国储库存，可在一段时间内满足国内需求。
但从长远来看，根据农业部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系统”的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未来十年我国粮食作物和棉花都将大幅增加。其中，棉花到2020年时的需求将增长到900万吨，需进口300万吨，自给率降至67%。
如完全考虑经济因素，国内棉花生产成本较高之下，进口棉增加具有合理性。“国内现在把目标价格定在19800元/吨，如果这个价格新疆都没有成本优势，那就不要继续种棉花了。国外不到一万就能搞出来。不可能因为你成本两万，就卖两万。”生产建设兵团棉麻公司总经理梁东亚说。
但因棉花的产业链很长，关系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中国从来不把棉花当做单纯的农产品，一向对于棉花进口增加颇为警惕。虽然近年来为了满足出口需求对棉花进口的容忍度提高，但国内棉满足国内需求，避免成为另外一个大豆，仍是各方的基本底线。
“棉花产能还是要的，学者说不要了，中央层面谁敢说不要？”中国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李国祥说。
“国内棉花生产必须保证国内自用棉消费。至于说纺织、进口大出大进两头在外则另当别论。一定要加大国家对棉花的扶持，要充分挖掘潜力，努力提高棉花生产水平，不足的部分通过国际市场调剂。”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副司长方言说。
她认为，从区域布局来说，还是要巩固发展新疆棉区，总体来讲新疆棉花不能低于2200万亩，产量应该在270万吨以上。
与此同时，她还曾提出要恢复冀鲁豫棉区，冀鲁豫还是我们国家最大的棉区，而且交通条件非常便利，对于平衡国内棉花价格作用非常强。
在这些地区，要增产，方言认为有三条路线：一是培育推广优良品种，二是开放高产栽培技术，三是改善生产条件。
还有进行棉花交易的相关人士认为，假如国产棉花要继续生产下去，作为政府部门以及行业自身都需要去认真思考的，是中国的棉花生产集约化、规模化到底怎么走。
这位人士的建议是：其一，对于棉区内已经形成规模种植的大户，应该在政策上体现扶持其加速机械化种植的过程。
其次，下一步的重点是在现有基础上建立区域性专业化生产基地，全力推进不同生态类型区的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和商品化生产。例如，为凸显特点，新疆棉花将突出多类棉生产的优势，大力发展优质中绒陆地棉，积极发展中长绒陆地棉，尽快建立优质长绒棉生产体系，积极培育专用棉生产，全面提高新疆棉花生产的应变能力，保证中国棉纺工业对多类型棉的需求。
棉花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范文4
[摘要]郑州地处平汉、陇海铁路的结点,交通区位优势得以彰显,铁路遂成为其近代棉业发展的容媒和助力器。近代铁路的筑成,促进了沿线地区棉花生产的区域化与商品化。交通网络和贸易网络的互动,使得近代郑州的棉花贸易体系初步形成,棉花转运、堆栈、打包诸业迅速兴起,郑州亦发展成为近代中国三大原棉转运市场之一。在影响近代郑州棉业发展的诸多因素中,铁路的作用最为显着,这也是铁路交通功能型城市近代工商业发展的普遍特征。
Abstract: Zhengzhou lies upon the railway joint of the Ping-Han and the Long-Hai lines, which has fully embodied its regional predominance on transportation. Thus railway has been the medium and propellant of the modern cotton industry of Zhengzhou. The building of modern railway system has promoted the regionalization and commercial trend of cotton production along the line. Moreover, the interpenetration between the traffic and the commerce networks has made it possible that the commercial system of the cotton commerce of modern Zhengzhou come into being, the industries of cotton transporting, stacking and packing rapidly gave to rise,and Zhengzhou has also become one of the three biggest markets of cotton transporting in modern China. Among a good many factors which have been work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cotton industry of Zhengzhou, the function of railway was the most remarkable, and it is also the prevalent characteristic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of modern city which puts demands on the booming of railway networks.
Keywords: railway lines of Beijing-Hankou; railway lines of Longhai; transporting and marketing of cotton; Zhengzhou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工业化的增长及贸易需求,推动了以铁路为中心的近代交通体系的建立,与之相伴,近代铁路网络的构建,亦深深影响到工业化的进程,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最为重要的推动力。[1]铁路沿线区域成为继沿海、沿江地区之外的重要的经济成长区,铁路交会处一批交通枢纽型商业贸易城市迅速崛起,郑州即为其典型代表。1905和1909年,京汉铁路、汴洛铁路(陇海铁路的前身)相继筑成并交会于郑州。铁路的修建推动了沿线植棉业的发展,棉花贸易的需求使郑州的交通区位优势得以彰显。郑州棉业①从无到有,由弱到强,成为近代工商业的重心,并逐步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原棉转运市场。在以往的研究中,对此专题的论述尚不多见,一些学者在探讨近代铁路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或是在近代河南棉业发展的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参见张瑞德:《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1905~1937)》,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第67~88页;袁中金:《河南近代铁路建设与经济发展》,《史学月刊》,1993年第4期;江沛:《华北における近代交通システムの初步的形成と都市化の进展》,青柳伸子译,[日]《现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18期;等)。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前人的成果多侧重于宏观层面,微观的透视极少,对于郑州作为交通网络的结点,是如何凭借近代铁路的助力推动城市工商业发展的,以及铁路与近代郑州棉业之间互动关系的剖析涉及不多,本文则以此为重点展开探讨。
①本文所论述的棉业,不是专指狭义的棉花种植业,而是泛指棉花贸易、转运、仓储、打包等广义层面上的棉业概念。
一 铁路:近代河南植棉业和郑州棉业发展的助力器
未有铁路之前,中国内地的植棉事业极不发达,基本上是种植传统中棉,显示出小农社会自给自足的特征。虽然有些产棉地区市场良好,中间人以低价自粮食过剩地区运来粮食,使得这些地区逐渐变为依赖售棉现金购买粮食,但大部分内地农民仍仅以自给为耕种目的,如能敷一家之用,即不愿多种,[2](p79)以规避饥荒的侵袭。灵宝、陕州(即陕县)、新乡等地盛产棉花,是全国有名的产棉区,但由于交通不便,这里的棉花很难运出。[3](p43)安阳县境西北及西南为产棉区,在平汉路未通时,棉多半由小车、马车运销卫辉、怀庆一带,远及黄河以南,直达开封、许昌等处,[4](p4)[2](p80),其流通范围是相当有限的。河南棉业的发展,主要限于水运便利之地。“河南水道,北部以河(黄河)为大”,“以北诸水不入黄河者,率由卫河至天津出海,南部以淮(淮河)为最大,中部及东南、东北部水多入之,其西南诸水则入于汉”[5](p127),这三个水域便成为河南原棉的主要产地,亦是商品贸易的中心地区,诞生了周家口、朱仙镇、道口等着名的沿河商业城镇。尽管河南水运网络不太发达,并受季节性制约,但在传统运输时代,水运在河南商品运输体系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
20世纪初起,铁路的敷设为河南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要素,有力地推动了植棉区的形成。从水运到铁路运输的转变产生了足以使河南省经济面貌完全改观的经济力量,[6]而且由于河南省“河运相对的不发达,铁路在棉花生产区域之推广与运销之促进上所占地位益形重要”[2](p83)。如表1所示(笔者据资料编制,有所改动),河南的主要产棉县多邻近铁路,尽管我们无法估算棉产增加部分有多少是铁路通车带来的,但依照日本学者小岛精一所着《北支经济<言壳>本》(千仓书房1937年版)一书中,收有一张华北农作物分布图和地理分布图可以发现,许多无水路交通之便的产棉县份,由于铁路的便利而广泛种植棉花,其对棉作区域分布与推广的贡献不言而喻。
河南近代铁路交通网络初步形成后,西北、东部、西南的水域运输网地区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而趋于衰落,①蜕变为不发展的地带。沿着陇海、平汉路形成的“带状”经济走廊却呈现出发展迅速的景象,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铁路的兴建把农村引向市场,市场经济通过铁路又给农业生产以影响,它影响到农民种植作物品种的选择,[8](p640)促进了棉花生产的商品化与区域化趋向,在铁路沿线形成了诸多棉花集中种植区。市场需求及利润的驱动,使得农民面向市场生产,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成为可能。20世纪初,长纤维的美棉传入河南,豫西陇海线两侧的农民开始由中棉改种美棉。陕县、阌乡、偃师3县植棉面积分别占耕地面积的18%、29%、35%,成为植棉集中区,逐渐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的全省植棉区,年产量50万担以上。[9]据华商纱厂联合会的统计,1922年至1926年,河南植棉面积年均为2856822亩,占全国(10个产棉省)植棉总面积的9.7%,年均产棉579350担,约占总产量的7.82%。[10](p1~3)[11](p221)1930年前后,河南植棉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全省108县,植棉者已占90县之多”[12](p8),商品率亦高达70%左右。[13]从全省范围来看,棉花种植主要分布在豫北、豫东和豫西的铁路沿线地区,产棉量的大部分要通过陇海、平汉铁路运抵郑州,再转运至通商口岸城市或国外。
河南植棉业的发展为近代郑州棉业的起步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近代交通体系的形成迅速联结了河南的地方市场,棉花的广泛种植与交易的频繁,刺激了区域商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些商业活跃区。它们一般具备两个条件,要么集中种植棉花,要么邻近便利交通线。[14]河南棉花的“主要产地市场,有灵宝、陕州、洛阳、新乡、许昌、商丘、确山、信阳等处;中级市场,则有郑州、安阳、汲县、武陟四处”[15](p95),较大的产棉市场和中级市场几乎全部居于铁路沿线或站点,中级市场以郑州最为重要。郑州居于十字交通枢纽,其区位优势带动了城市商业贸易的繁荣。
郑州原本是一个街道狭窄、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小县城,并没有棉花这个行业,植棉亦很少。据统计,1923年“植棉仅6145亩,产棉1598担”,相对于河南省“2693068亩棉田、667512担的总产额”[16](p36,39,1,2)而言,所占份额实属很低。但是郑州植棉的不足并未妨碍其交通优势所带来的棉花贸易的繁荣。铁路通车初期,西路棉商和少数棉农,只是随时携带絮棉和籽棉,在郑州火车站附近出售。后棉商渐多,棉花的交易场所——花行诞生,形成了郑州最初的棉花市场。1913年,陇海(汴洛)铁路开始向东西展筑。1915年向东延伸到徐州,与津浦铁路相接,继又延伸到海州大埔,与海路相连,打通了郑州棉运的出海口。随着棉花业的初兴,1916年郑州花行同业公会成立,棉业得以快速发展。1920年,棉花外运量由每年7万包增长为17万包(此时为虚包,每包重100公斤)。从1923年起,郑州棉市的交易量大幅增加,贸易日盛,可谓是“棉商云集,举凡省境各棉产市场,多有产品运往集中,而陕晋两省棉产亦多经此销售转运,每年棉花交易,常达百余万担,实为我国中部主要棉市”[15](p95)。陇海铁路在1931年向西展筑到潼关,扩大了郑州棉业市场圈的影响范围,其市场结构、设施亦随着棉花贸易的繁荣而日趋完善。货栈、仓库、打包厂等棉花转运配套设施以及银行、银号等金融机构纷纷设立,郑州的棉花贸易体系初步形成。
在近代华北区域经济与贸易体系从传统自给自足向外向型发展的进程中,近代交通体系的根本意义,在于以低廉的价格,使大量商品和人员在短期内进行长距离的交流,大大拓宽了人与物的活动空间。在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近代交通体系拓展了交通枢纽城市工商业的幅射能力,原本在市场贸易网络中并无突出地位的郑州,日益扩张并上升为区域内地区中心城市。[1]棉业是近代郑州工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铁路推动了郑州棉花集散市场的形成,可谓是近代郑州棉业发展的引擎。
①这里所谓的衰落是个相对的概念,铁路网络的构建确与水路运输产生市场竞争,这在仅仅依靠水运的地区表现尤为明显。但在同时拥有水路和铁路条件的地区,却是另一番景象,两者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
二 铁路与近代郑州棉花转运、堆栈、打包业的兴起
近代交通网络的构建、对外贸易的增长以及国内棉纺织业的发展,共同促进了植棉区的形成。当原棉产出以后,除一部分满足自用外,其余则要通过流通途径即近代交通网络(以铁路为主,辅之以水路和陆路)到达原棉消费市场,其流通市场或者说是中级转运市场随之兴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陇海、平汉两路交会处的郑州,与平汉、长江接运处的汉口以及胶济、津浦交叉处的济南,成为中国最大的三个原棉转运市场。[17](p283)
就历史层面的考察,并非是铁路一通,郑州棉业遂兴,其影响力是逐渐体现出来的。铁路建成之初,郑州棉市并未迅速形成,直至“民国八、九年间,逐渐成市,在十一年至十四年间,交易极为兴盛”[18]。据估计,每年通过铁路运抵郑州的棉花量,1919年为35万担,1923年约30万余包(人力打包每包约重180斤),1924年为50万余包,1927年约20万余包,1929年10万余包,1930年约5万余包。[19](p127)[20]另据郑州棉花征税所的统计,1929、1930年郑州棉市交易量分别为83549包和33982包。[20]1930年以后,中原战乱的不利影响逐渐消弭,郑州市场的棉花转运遂大幅增加。
郑州转运销售的棉花,主要通过陇海、平汉铁路运达,分别来自河南、陕西、山西三省。若按类别来分,郑州棉市计有四类棉花:一是灵宝棉,又日德棉,系美种,产自陕州、灵宝、阌乡等处,花绒最长,居我国长绒花之首,每年产额约20万担。这些棉花分别由阌乡、灵宝、陕州、洛阳、巩县等处集中,然后通过陇海铁路运抵郑州,再由郑州分运沪、汉等处。阌乡、灵宝的棉花,也有由黄河转运郑州的,但河运不靖时,多由船运到陕州,再由陕州装火车运往郑州;二是洛花,产自洛阳平乐、象庄、李村、石桥等处,每年约10万担,通过陇海铁路运到郑州;三是陕棉,为陕西省之桥川、云阳、赤水、渭南、新洲、朝邑等处所产,每年来郑销售计30万担。陕西泾河、渭河流域产棉,先集中于咸阳、渭南、泾阳、三原等处,洛河下游产棉集中于朝邑,除一少部分沿渭水人黄河至郑外,大部分由陇海路运往郑州;四是晋棉,产自山西省平陆、荣河、韩城、绛州、翼城等处,年约5万担以上,主要由观音堂运抵郑州。若按普通计算,每年值价3000余万元,遇丰收之年,即可加倍。[17](p285)[21]此外,豫北棉产,集中于安阳、新乡等处,多销往天津,部分通过平汉铁路运至郑州转销他处。
郑州汇聚的棉花,大部分运销上海等各通商口岸,约占总量的3/4,而销售在本地或北方各纱厂的仅占1/4。根据时人对郑州棉市的调查,1927年至1930年由郑州运销各地的棉花数量如下(表2~4):
从上述三个年度棉花运销情况来看,前两年收成正常,棉市稳定,基本保持40余万担的运销量。而在1929~1930年度,因陕西旱灾,收成寥寥,故与往年相比陕棉来量大为减少。加之中原大战爆发,交通中断,给铁路货运带来不利影响,运销上海的棉花甚至不及此前年度的1/20。从1927~1930年郑州棉花运输的流向(表5)来看,除部分为本地或他处纱厂使用外,半数左右由陇海铁路运至大埔,然后改装小火轮运往上海,其余则部分由陇海铁路转销青岛及日本,部分通过平汉铁路南运汉口或北运天津。1922~1932年10年间,郑州市场上的棉花约有70%流向上海,其次是汉口,约占20%,天津约为5%。[22](p92)1932年以后,青岛方向的贩运急剧增加,汉口方向则大为减少,而天津方向的棉运几乎绝迹,这是由于国内纺织业开始衰落所致。
棉花交易,一般要通过花行来进行,其在棉花市场中发挥着桥梁作用。郑州的花行在诞生之初,本身业务并不买进卖出,仅作为交易的中介,从买卖双方索取佣金。到了后期,花行开始从事实质性的经营,往往用“买期花”的手段牟利,趁青黄不接时,把没有成熟的棉花以极低的价格预购下来,待成熟后卖出,即可获得较高利润。先后设立的花行有玉庆长、立兴长、德记、德昌、慎昌、复信、仁记、谦益和等十余家,[23](p17)其中德昌和立兴长的规模较大。
随着来郑销售的棉花日益增多,花行已无法满足棉花存储需要,郑州货栈业应运而生。设栈收租,在当时颇为盛行,主要的货栈有通成、惠元、豫安、公济、信丰、公兴、永丰、古宏、豫茂、豫西等十余家,其中以通成的规模为最大,系金城银行创办。货栈可代棉商通过花行达成交易,有些还可以凭栈单到银行为棉商办理押汇手续。郑州棉市上的货栈一般比较简陋,最大容量为4万包,平均每栈只能容2万余包。[20]1934年时,郑州货栈业共有会员单位13家,计有店员161名。[24]
棉花长途运销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打包。铁路棉运促进了打包业的发展,“陕州、灵宝以及关中、泾阳、渭南、朝邑等棉花悉运郑州集中,成交后打成机包再行输出”[25](p160)。在铁道部颁布特种轻笨货物装运办法以前,平汉、陇海两路用整车装运棉花,不论实际运量,均以车辆的载重吨数核收运费,实际运输量往往会低于车载吨数。车身宽长的几款20吨车,虽能勉强多装,但每车最多仅能装15~16吨棉花,棉商需要多付余下4~5吨的运费。其他车栏较高、车身狭短的车型更是不适合运载棉花。在棉花上市之际,适合运输棉花的车皮往往供不应求,棉商迫不及待,改装大车,由旱道起运,铁路收入,亦受到连带影响。[26]当然,对于华北地区而言,选择陆路或是水路运棉,仅限于短途,长距离大批量的棉运,唯一的选择是铁路。在此情况下,棉商多通过打包厂或自备打包机,进行机器压包再行运出,以增加密度,缩减体积,减少运输成本。
棉花打包的样式、大小、重量以及所用材料,并无统一标准,大致可分为铁机包、木机包和人力包(松包)三类。1925年以前,郑州仅有人力和木机打包厂,所打棉包为虚包,体积庞大,不便铁路运输。1925年,郑州第一个机器打包厂——豫中打包厂建立,占地50余亩,资本35万元,[15](p103)[20]设备较为完善。其打包机器系英国制造,用蒸汽发动机迅速成包,每小时能打30~40包,每包重量约450~500磅,棉包体积大为缩小,运输成本降低,颇受棉商欢迎。豫中打包厂每年能打8个月,平均每季可打6万包,每包(计500市斤)收费8元,一般毛利为10%,经营状况良好,获利颇丰。[3](p43)[20]“此后数年,虽政局紊乱,交通阻碍,犹营业不衰。”[15](p103)据工商部劳工司的统计,[27](p59)1928年豫中打包厂工会会员数达2500人。①1934年和1935年,郑州大中打包厂、协和打包厂相继建立。此外,郑州日信、慎昌等洋行亦备有自用打包机器;加之陕州、灵宝、安阳等地机器打包公司先后设立,全省计有7家机器打包厂,郑州打包业带动河南步入了所谓的“机力打包业极盛时代”[15](p103)。
棉花打包完毕,即由卖方委托转运公司储栈保管,按期运至目的地。郑州棉市上的转运公司,主要有公兴、捷运、汇通、东方、悦来、元顺、成丰等数家,[19](p133)多与上海、汉口等通商口岸保持同业关系,运输便捷。
1930年前后,郑州约有大商户2000家,其中棉商居多,棉花交易中心位于饮马池。每年春季1至5月,秋后10至12月,这8个月为棉花交易最盛时期,买卖客商云集。[21]上海、天津、青岛、济南等地的纺织厂,均派人来郑州坐地收购。上海的申新纱厂,日本的三井、日信、吉田等大洋行,都是当时的购棉大户。[3](p44)1934年3月,郑县客商棉业同业公会成立,计有会员445人。次年12月,郑县棉业同业公会成立。[28][29]郑州棉业的组织化有利于规范市场交易行为,有效整合棉花行业,从而推动了郑州棉花运销的良性运行。
作为交通枢纽型城市,郑州依托铁路逐渐成长为区域经贸网络的中级市场,铁路交通与贸易网络的互动促进了棉花转运、堆栈、打包诸业的兴起。郑州棉业所涉及的各个部门,包括花行、货栈、打包厂、转运公司等,基本上都集中在火车站附近的大同路、福寿街、苑陵街、二马路一带,或设在铁路沿线,形成了功能鲜明的新商业区,这对近代郑州工商业的发展乃至城市的空间布局与结构变迁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 铁路交通与多重因素的耦合:近代郑州棉业的实践结构及运输制度分析
铁路交通网络的构建,打破了郑州对外封闭隔绝的状态,使之与外部世界发生了规模空前的交往、联系,由此推动了棉花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区域工业化的兴起。尽管近代郑州棉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由铁路带来的,但铁路运输的功用并不是单独的体现,往往是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如利益驱动下棉农的选择、金融机构的介入、国内新式纺织工业的兴起及国际棉花市场需求的影响等等。此外,铁路自身运输制度与章程的变更成为郑州棉业发展的抑制因素。
近代郑州棉业的兴起,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存在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刺激原棉的大量产出,并通过现代交通方式进入流通和消费领域。19世纪末之前,由于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河南农民所生产的经济作物大都仅流通于农村附近的集镇市场圈,在性质上仍属于小农业生产者彼此间的互通有无。[30](p340)平汉、陇海两大交通干线建成并交会于郑州,其交通运输状况大为改观,专业化的植棉区逐步形成。植棉区能专业于种植棉花,必须有便利的交通,以便棉作物输出和粮食输入。[31](p173)由于植棉可以获取一般农作物2倍的收益,相对于中棉来说,美棉的收益比率更高,[32]棉农棉花生产的目的指向亦发生了变化,经济利益驱使棉农为市场而进行生产。
郑州的金融机构除了开展自身的信贷业务外,还介入到从棉花生产到销售的整个过程,对棉业发挥着独特影响。1930年代,郑州计有中国、金城、上海、商业、河南、农工、中央、交通、中南等银行10余家,另有银号10余家,其中同和裕、信昌、厚生、福宏昌、自立泰等银号资本充裕,信用良好。这些金融机构多兼营行外生意,从事棉花经营。银行家以农业仓库为基础经营农业产销合作,代表着这一时期棉花运销的新趋势。银行家的活动还从运销过程延伸到生产过程,他们一方面将涣散的棉农变成产销合作社成员,以便接受播种他们所希求的美棉棉种,一方面又以轧花机、打包机、仓库等设备来加工储存棉产,再通过铁路集中运销到各地市场。在郑州等地,中国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均置有轧花机、打包厂、仓库等设备,这对于河南乃至陕西的棉产运销,无疑具有很大作用,[33](p157,160)大大激发了郑州棉花市场的活力。
_________________
①豫中打包厂的雇工,除工机匠为公司长工外,余为包工制。打包厂生意有旺季和淡季之分,旺季时雇工大增,多为临时招募,工人较为涣散,来往不定,上述工会会员数系约数。
国内新式纺织工业的勃兴以及国际棉花市场需求,与近代郑州棉业的发展息息相关。自1920年代初开始,河南相继兴建豫丰、华新等大纱厂,原棉的消费量激增。特别是1920年郑州豫丰纱厂建成,拥有50000枚纱锭,每年消费皮棉达10万担,刺激了郑州、新乡、孟县等地植棉区域的扩张。[30](p343)[34](p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之初,国际棉花需求量增加,给区域植棉业、纺织业乃至郑州棉花贸易提供了发展机遇。从国际市场的情况来看,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并没有立即波及中国,但是在1931年各国放弃金本位制后,对中国外贸出口产生不利影响。原材料出口价格的降低和外来工业制成品的倾销,使中国的市场购买力降低,棉花贸易的内外环境恶化。在这种情势下,以郑州为中心的河南植棉区,依托铁路交通网络的便利,改良棉种,广植棉田,开展棉业合作,促进棉花流通,以应对危机。铁路运输与诸多因素的互动维持了棉花市场的繁荣,但这种态势并未能持久,市场需求决定了郑州棉业只能在颓势中持以为继。
1935年以后,郑州棉市趋于衰落,打包业亦逐渐萧条。从制度层面来看,铁路运输章程的变化和联运制度的推行,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给郑州棉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其一,铁路运输章程的修改,使得郑州棉市的辐射范围有所缩小,各机器打包厂的业务量逐渐减少。铁道部于1933年通令实行特种轻笨货物收费办法,规定无论使用何种类型的车辆,概按所用车辆载重量的1/2核收基本运费,超过部分按实际载运量核收运费。木机棉被归入特种轻笨货物之列,在折算重量时,特种轻笨货物4立方公寸折合1公斤,而普通轻笨货物是3立方公寸折合1公斤,[26]两相比较,对棉商有利,铁路棉运趋于活跃。根据新的铁路运输章程,哪怕是选择就地木机打包,亦“亏吨情形不多,各处棉商,遂多就近打成木机包出境,机力打包较前锐减,各厂营业,远不如前”[15](p103)。1931年陕州设立机器打包厂,棉商购棉就地打包,再通过铁路直接运销上海等地,相对于运往郑州再行转运,费用则有所降低,“致上海方面,棉行自然而然向陕州进出,于是引起各地棉行均注意陕州棉花市场”[35],金融机关等亦随之进驻,使得“郑州棉市稍形减色”[25](p160)。随后数年,灵宝等地也相继设立棉花打包厂,导致棉花交易市场发生转移,“交易中心移至豫西陕州、灵宝等处”[36](p506)。尽管郑州因其交通地位所系,在中国中部地区“仍不失为一金融及贸易之中心地”[35],但其棉市趋于相对衰落,这一点毋庸讳言。
其二,全国铁路实行货物联运、水陆联运,弱化了郑州的棉花转运功能。所谓全国铁路货物联运,即凡铁路负责运输的货物,在互通铁路的范围内,以整车货物由一条路线起运到另一条路线,可直运至到达站,无须在各路联络站换车,[37](p86)这为棉商提供了便利。1933年9月,中华民国铁道部颁布了《负责货物联运暂行办法》,规定是年11月1日起恢复实行铁路的全国联运。随后,铁路与轮船负责联运办法出台。这样,包括陕西及山西在内的西路棉花多就近轧包外运,无须来郑州中途转运。全国货物联运尽然并未一步到位,但是对于主要依托来货加工、贸易、转运的郑州棉市来说,运输路线选择的多样化,使之在棉花市场交易中的地位有所降低。
在近代郑州棉业发展的诸多影响因素中,铁路无疑占有最显着的地位,铁路运输与诸因素的复合作用,是近代郑州棉业发展的持久动力。铁路因素的彰显,使得近代郑州的棉业表现出以转运贸易为主的特征,商业贸易成为城市的重要标识,郑州城市发展的这种历史特点至今依然清晰可见。
参考文献:
[1]江沛.华北における近代交通システムの初步的形成と都市化の进展[J].青柳伸子译.[日]现代中国研究,2006(18).
[2]张瑞德.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1905~1937)[M].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3]张学厚.郑州棉花业的兴衰[A].政协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南文史资料:第37辑[Z].郑州:政协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1.
[4]方策.续安阳县志:第7卷[Z].民国铅印本,1933.
[5]河南通志·舆地志[M].南开大学图书馆馆藏,清光绪补刻本,1902.
[6]吴应銧.发展、经济落后与衰退的现象——河南铁路运输业的引进[J].郭孟良译.殷都学刊,1992(2).
[7]胡竟良.河南の棉花[M].大塚令三译.上海:中支建设资料整备事务所编译部,1940.
[8]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9]李占才.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J].铁道师院学报.1997(5).
[10]华商纱厂联合会棉产统计部.中国棉产统计(全国棉产统计之各省棉田面积部分)[Z].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1929.
[1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Z].北京:三联书店,1957.
[12]周志骅.中国重要商品[M].上海:华通书局,1931.
[13]袁中金.河南近代铁路建设与经济发展[J].史学月刊,1993(4).
[14]徐有礼,程淑英.河南植棉业发展考略[J].中州古今,2001(3).
[15]全国棉业统制委员会河南省棉产改进所.河南棉业[M].开封:河南省棉产改进所,1936.
[16]华商纱厂联合会棉产统计部.中国棉产统计[Z].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1923.
[17]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M].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18]狄福豫.郑州棉业之调查[J].国际贸易导报,1931,2(12).
[19]冯次行.中国棉业论[M].上海:北新书局,1929.
[20]陈隽人.郑州棉花市场概况[J].中行月刊,1931,2(10).
[21]鲁行.调查郑州出产及商业金融状况报告书[J].中行月刊,1931,2(10).
[22]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河南湖北安徽江西四省棉产运销[M].铁村大二译.东京:生活社,1940.
[23]张炎卿.郑州花行旧闻[A].政协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南文史资料:第44辑[M].郑州:政协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
[2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南省郑县货栈业同业公会卷[Z].卷宗号:422—4—8584.
[25]陇海铁路管理局车务处.陇海铁路全线调查[Z].陇海铁路管理局,1933.
[26]林午.平汉铁路沿线棉花产运之研究[J].铁路杂志,1936,1(10).
[27]中华民国工商部劳工司.工商丛刊·十七年度各地工会调查报告(各省县市工会概况部分)[Z].北京:京华印书馆,1930.
[2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南省郑县客商棉业同业公会卷[Z].卷宗号:422—4—8570.
[2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南郑县棉业同业公会卷[Z].卷宗号:422—4—8576.
[30]沈松侨.经济作物与近代河南农村经济,1906~1937——以棉花与烟草为中心[A],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论文集[C].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31]何汉威.京汉铁路初期史略[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
[32]陈庚荪.华北棉花栽培问题[J].国际贸易导报,1936,8(2).
[33]骆耕漠.中国农产运销底新趋势[A].中国经济情报社编.中国经济论文集:第2集[C].上海:生活书店,1936.
[34]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河南省农村调查[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35]郑州棉花中心市场之今昔观[J].中行月刊,1934,8(5).
棉花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范文5
南方“棉花王国”的形成
从17世纪初，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建立，到1776年《独立宣言》的发表，殖民地经济在一个半世纪中得到了迅速发展，并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形成了南北中三种经济模式。以新英格兰为主的北部地区多山，土地贫瘠，气候寒冷，不适合耕作。丰富的森林和水力资源，以及天然港口，使这里的木材工业、造船业、渔业和贸易都逐渐发展起来。北美中部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比较适合自给自足的家庭农场，主要生产粮食，并通过纽约的港口，销往英国或其他殖民地。新英格兰和中部各殖民地的企业主时常企图将农业经济扩展到工业企业。
南部炎热的气候和沃土适合大面积种植，早在1612年，烟草、水稻就成为这里的主要农作物。这两种作物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而殖民地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劳力匮乏。从英国来的契约奴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因此几乎从欧洲人殖民美洲的第一天起，人们就需要黑人奴隶来弥补南方劳力供应的不足。1619年，第一艘荷兰贩奴船将第一批20名非洲黑人运到弗吉尼亚后，黑人便被源源不断地运进北美。17世纪末，北美的非洲奴隶占人口总数的10%，约2.5万人。到1760年，北美的非洲人口增加了十倍，达到250万。白人自由劳工已停止向南方流动，非洲人成为南方劳力坚实稳固的基础。
18世纪末期，轧棉机的发明进一步加强了南方这种独特的经济模式。英国纺织业的发展导致对棉花的大量需求，美国南方种植园根本无法满足。其最主要原因是皮棉加工费时费力。容易加工的长纤维棉，仅限于在大西洋沿岸地带或佐治亚及南卡罗来纳沿海岛屿成功种植。而能够在南方内地大面积种植的短纤维棉，其棉核极难剔除。一个熟练劳工手工剔除一天，只能清理出几磅棉花。轧棉机的发明顷刻解决了这一难题，一个操作者几小时出产的棉花比从前一群人一整天出产的还多。这使南方许多未开垦的土地迅速变为棉花种植园，十年间总产量增长了八倍。在烟草生产衰落后出现萎缩的蓄奴制因此重新获得生机，并更紧密地和南方经济捆绑在一起。
从19世纪20年代初开始，棉花生产迅速普及，从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西部，一步步西进，扩展到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然后进入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和阿肯色北部。虽然棉花的价格因生产过剩出现滑落，但棉花经济本身一直在持续增长。到内战开始时，棉花占美国贸易出口总量近三分之二，每年带来近两亿美元的利润，南方诸州被称为“棉花王国”。
棉花生产成为新建地区的主导经济，与此同时，奴隶人口也大规模向这些地区迁移。比如1820年至1860年间，亚拉巴马州的奴隶人口从4.1万一跃升至43.5万。
工业革命进一步孤立南方
在北方，美国的制造业也已取得重大的发展，并开始挑战欧洲工业国的霸主地位。东北地区及新的经济同盟西北地区迅速形成复杂而现代的社会经济体制：以人口众多的城市、举足轻重的制造业以及利润丰厚的商业农场为主。这里尚不是一个平等社会，但却是一个自由度很高、极力遵循自由劳力原则的社会。
1860年全国约14万个制造基地中，7.4万个坐落在东北地区，其中包含多数大型企业。二十年前，美国制造业的总产值是4.83亿美元，到1860年，总产值已达到近20亿美元。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并驾齐驱的局面。
同时，铁路的兴建促进了东西方商业的发展，尤其是东北与西北地区的联系。1840年，全国共有2818英里的铁路线，到1850年，长度增加到9021英里。1835年，四条铁路干线已经跨越阿巴拉契亚山，将东北和西北连为一体，两条干线从纽约直入伊利湖各个港口。芝加哥成为西部铁路枢纽，日发车量百余列之多。铁路干线的建设缓解了伊利运河和密西西比河上的水路交通，也进一步疏远了西北地区与南方各地的联系。
西北将大部分产品销售给东北地区的居民，因而必须依赖东部地区的购买力。反过来，东部也在充满前景的西部找到了自己产品的重要市场。东西两大区域牢固的经济联系正在形成互利互惠，这便更进一步加重了南方在联邦中的孤立地位。
各州有权取消联邦法案？
不同的经济模式，也让两地对于关税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要求上，形成明显的差异。1815年美英战争之后，两国签订了商业协议，使美国得以和英格兰以及大不列颠帝国大多数地区自由贸易。英国商人决定重新占有曾经失去的商业市场，纷纷将商船驶向美国港口卸载成批工业品货物，许多商品价格低于成本。一位英国领袖向议会这样说：“首次出口遭受点损失是值得的，目的是以市场过剩的形式将因战争而生、非自然而存的美国新兴制造业扼杀在摇篮里。”
1816年，美国国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通过一项关税法案，有效限制一系列产品的国外竞争，从此，保护主义日渐高涨，保护主义立法不断，1828年关税法规定，进口商品的关税平均提高到商品价格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这激起了南方的激烈反对，因为这样高的关税，势必招致欧洲各国在进口关税上的报复，使得美国南方出口至欧洲的棉花价格水涨船高，美国南方的出口势必受到打击。
随着南卡罗来纳地区棉田的透耕，无法与西南地区新开发的土地竞争。棉花种植使本州经济出现下滑，但更多的南卡罗来纳人把问题归结于“可恶的关税”，一些南卡罗来纳人坚信税法是所有问题的症结，并准备考虑采取极端措施：脱离联邦。
时任副总统的卡尔霍恩出身南卡罗来纳的农场主家庭，他提出“取消立法”作为解决办法。他认为，既然联邦政府是由各州构成，各州就应该是联邦立法的最后仲裁者。如果一个州认为国会的法律不符合宪法，该州可以举行特别大会宣布法律无效并拒绝在本州执行。除非将法律作为宪法修正案并在四分之三的州通过，新法不能生效。
南卡罗来纳州议会1828年发表了卡尔霍恩理论的最初论述，指责“可恶的关税”违反宪法。1832年，国会关税法案决定不能减免1828年规定的关税。南卡罗来纳对此愤怒抵抗，州议会通过了一项“否定宣言”。称1828年和1832年的关税法违宪，因此被取消。他们宣布，南卡罗来纳州的居民不需要缴进口税，要是联邦试图动武的话，南卡罗来纳州就退出联邦。
棉花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范文6
关键词：棉花；淮北；经济效益；投入产出比
自2014年国家棉花临时收储政策取消以来，棉花收购价格随之出现波动，我国内地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减少。安徽省淮北生态区为安徽省粮食生产核心区[1]，大田生产上多为小麦-玉米或小麦-大豆一年两熟制，前茬小麦一般到5月底才能收获，普通春棉品种无法接茬种植；另外，传统棉花种植方式用工较多，经济效益不显著，农民种植棉花积极性不高[2]。因此，棉花种植面积出现较大幅度下滑。自2014年起，安徽省开展了短季棉品种试验，筛选的短季棉新品种生育期在115d以下，耐迟播、腾茬早，能够适应简化栽培模式，实现麦棉两熟。为分析种植短季棉的经济效益，对种植短季棉与种植玉米或大豆的投入及产出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旨在为短季棉推广应用、稳定棉花种植面积提供依据。
1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2014－2016年在宿州市农业科技示范园进行。棉花采用短季棉品种，其中2014年为安徽省短季棉品种比较试验参试种（品系）“皖棉1462S”，2015－2016年为安徽省短季棉品种区域试验参试种（品系）“皖棉1331S”；玉米品种为本地主推品种“郑单958”，大豆品种为“皖宿2156”，前茬均为小麦。试验采用大区对比方式，试验区面积3000m2，相邻种植，不设重复。试验区委托同一农户按照当地大田生产中等水平进行栽培管理。全程记载从播种到收获整个生产过程的物化投入、人工投入以及产量、产值等。农药、化肥等物化投入按照本地当年3月份农资市场零售价计算，籽棉、玉米、大豆等产品产值按照当地当年实际销售价格计算；大田生产上大多是农户自有劳动力从事田间管理，因此人工成本属于未付报酬的劳动力价值[3]，计算时根据劳动强度不同而有所差异。采用2014－2016年3年记载数据平均值进行物化投入、人工投入以及经济效益的比较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物化成本投入比较
短季棉生产全过程所需的生产资料投入比春棉有所减少，但与玉米及大豆等作物相比较，棉花种植的农资投入仍然较多。从表1可以看出，种植短季棉平均每公顷农资投入为7050元，比种植玉米多3000元，比种植大豆多4275元。棉花和玉米生产物化成本构成中，投入最多的均为肥料成本，分别占总物化成本的69.15%和66.67%，而大豆生产物化成本构成中，投入最多的为农药和种子费用，各占总物化成本的32.43%。
2.2人工成本投入比较
棉花种植田间管理环节多，生产用工也较多。从表2可以看出，3年平均每公顷棉花生产用工需要255工日，分别比玉米和大豆生产用工多127.5工日和157.5工日。棉花生产中用工最多的是收获环节，短季棉人工采收用工每公顷需要60工日；其次，短季棉直播种植前期需要间苗和定苗，后期需要整枝和打顶，每公顷用工增加30工日；再次，由于棉花需肥量较大、病虫发生较多，短季棉还需要多次化学调控，因此生产中施肥和打药等环节用工也有所增加。因此，棉花生产需要投入的劳动力价值较高。比较结果表明，棉花生产每公顷投入的人工价值为18900元，比玉米生产多9300元，比大豆生产多11700元（表2）。
2.3综合经济效益比较
2014－2016年棉花及玉米的收购价格有所波动，但大豆的收购价格相对平稳。种植棉花的单位面积总产出高于种植玉米或大豆等粮食作物，但种植棉花的物化成本和人工投入较高，其单位面积净收益低于种植玉米或大豆的单位面积净收益。以3年平均产量、产值及成本统计的综合经济效益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种植棉花每公顷总产出为18245元，分别比种植玉米和大豆的总产出高2495元和5345元；种植棉花的收益率最低，投入产出比为1︰0.68，而种植大豆的收益率最高，投入产出比为1︰1.19（表3）。在不计人工成本的情况下，种植玉米的物化利润最高，为每公顷10830元，种植大豆的物化利润最低，为每公顷9255元；但如果计算人工成本，种植棉花的纯利润为每公顷－8575元，即每公顷亏损8575元，种植大豆的纯利润最高，为每公顷2055元，比种植棉花每公顷利润高10630元。
3小结与讨论
作物生产的经济效益决定农民的种植意向，安徽省淮北生态区棉花种植面积快速大幅减少，其主要原因在于种植棉花的效益过低。本研究采用大区对比的方法，比较分析了种植短季棉与种植玉米或大豆的投入产出情况，结果表明：种植棉花的单位面积总产出高于种植玉米或大豆等粮食作物，说明棉花的土地利用经济效益较高[4]；但种植棉花的物化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均较高，因此单位面积净收益远低于种植玉米或大豆。尽管短季棉采取了省工节本的简化栽培模式，但是在计算人工成本的情况下，种植棉花的纯收益仍为负值，也就是说，种植棉花不赚钱甚至亏本。要改变这种局面，提高农民种棉积极性，需要从2个方面提高种棉的效益：一是降低棉花生产成本，重点是减少采收环节的用工，建议研发适合家庭农场或小面积种植户使用的、低造价的中小型棉花采收机械。二是提高种植棉花的总产出。在国内外棉花价格低位徘徊的背景下，主攻方向是提高棉花的单产，可通过推广种植优质、高产短季棉新品种，进一步优化栽培模式，提高种植棉花的收益，稳定棉花种植面积，促进棉花产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安徽省农业委员会．安徽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EB/OL].[2016-01-07].
[2]何团结，肖茂盛，苏香峰.安徽省棉花生产成本分析[J].中国棉花，2012，39(11)：1-2.
[3]范变娥，王宏玲.西安市棉花比较效益调查分析[J].陕西农业科学，1997(2)：37-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