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哲学基本问题范文1
关键词：波普尔；语言哲学；语言存在；世界3；语言功能
中图分类号：HO-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4-0038-05
卡尔·波普尔（1902-1994），是二十世纪一位在科学哲学和社会哲学领域都有着重要影响的哲学家。身处英美哲学圈中的他似乎是一个异类，这不仅表现为他与诸多主流英美哲学家有着直接的思想论争，更在于他对语言分析方法的自觉抵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波普尔忽略了语言的重要性。通过细致的阅读，我们会发现，语言其实是波普尔哲学的一个重要论题，其文本中对语言的论述随处可见。然而直到目前，其语言观尚未受到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波普尔的语言观内容丰富却从未得到过系统研究，论者往往是在研究波普尔的某一哲学见解时，捎带指出他关于语言某一方面的主张，而这无疑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认为，对波普尔的语言观应给予足够重视，而它将成我们理解波普尔哲学的一个新视角。本文拟就波普尔的语言哲学思想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就内容来看，波普尔的语言哲学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日常语言论、语言存在论、语言功能论。
一、捍卫日常语言
波普尔对语言的论述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的语言观是一种基于日常语言的语言观（如波普尔自己所说：“我始终是一个常识哲学家。”。对日常语言的不同态度，最能反映出波普尔和他常与之论辩的分析哲学家在语言观上的不同旨趣。
分析哲学家，尤其是早期维特根斯坦及与维氏有密切思想关系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对日常语言是极度不信任的。在他们看来，日常语言中的词语，其意义缺乏精确性，极度混乱，而这恰恰是由它所负载的哲学常常陷入两难悖谬的根源。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视词语缺乏精确意义为哲学的“语言病”，认为哲学的功用就在于治愈这种语言病。逻辑实证主义者也认定，日常语言中充斥着许多既不真也不假的无意义陈述，这些陈述表达了许多伪装深邃而实际上没有任何内容的伪问题。于是，他们设想能撇开混乱不堪的日常语言，建立起一种理想化的人工语言：这种语言准确知道自己所使用的词语的意义，因此能够倚靠它来展开哲学讨论。
为什么日常语言的词语会缺乏意义，而人工语言的词语却能富有意义？分析哲学家们指出，症结在于：日常语言的词语多数是未经定义的，一个词语只要是未经定义的，就意味着该词语缺乏精确意义，不能被合理使用。于是，分析哲学家们希望能够对人工语言所有词语进行尝试性的界定，以此消除语言中的模糊不清之处。他们相信，语言的精确性是最重要的，语言的精确性又决定于词语意义的精确性，而为了获得词语的精确意义，就需求助于定义方法。定义决定了词语的意义，通过定义的使用，可以使语言变得更加精确。分析哲学家们这种“定义决定词语意义”的主张被波普尔称为“语言上的本质主义”。基于捍卫日常语言的立场，波普尔对这种本质主义语言观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
首先，定义的目标不可取，语言的简洁清晰比精确更重要，简洁才是语言的最高要求。在波普尔看来，哲学的起点只能是日常语言。日常语言的确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但是，词语的意义用不着定义来决定，它可以在使用过程中将自身理性化，并始终保持清晰标准以达到合理交流的目的，我们无需另行构造一种理想化的语言。波普尔矢志不渝力行简洁清晰的语言风格主张，他的著作给阅读者的观感即是：表达清晰，论证简洁，结论明确（这大概是其被译介到中国后很快就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之一）。波普尔甚至视此标准为学者的一项道义责任：“力求简洁清晰是一切理论工作者在道义上的职责，矫揉造作与缺乏明晰性则是一种罪过，把事情说得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才算称职。”在另一处他也说到：“知识分子有责任尽可能简单、清楚、谦虚地描述他的研究成果。”波普尔哲学思想的清晰性是一直为人称许的，以至于有人说他的清晰性甚至“掩盖了他的深度”。
其次，追求语言的精确性容易导致忽视问题。在波普尔看来，精确性总是相对于问题而言，是由要解决的问题所要求的，不应该试图做到比问题境况所要求的更精确，或者预先使词语或表述更精确，否则，为了精确性而增加精确性，要么会以丧失明晰性为代价，要么将在无用的枝节上浪费时间和精力，从而忽略掉真正的问题。逻辑实证主义者通过将语言的表达划分为真陈述、假陈述和无意义的陈述，取消了大部分的哲学问题。维特根斯坦更极端，认为根本就没有所谓哲学问题。波普尔针锋相对，指责逻辑实证主义最终瓦解的原因即是对重大问题（这些问题被他们认为是伪问题）的兴趣的衰退，埋头于细节，尤其是词的意义。至于维特根斯坦，波普尔则不惜与其当面争执“有无哲学问题”（这就是哲学思想界津津乐道、1946年10月26号发生在剑桥道德科学俱乐部的“拨火棍事件”）。波普尔认为，的确不存在“纯”哲学问题，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根植于哲学之外，例如宇宙论问题、逻辑问题，哲学家应试图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借语言消除问题。波普尔不无自负地说：“我主张有哲学问题，并且甚至我已解决了一些。”总之，波普尔认为，如果离开一个明确的问题，而想通过分析“本质意义”来改进词语，获得更丰富的内容，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称这种做法为“未达到大桥之前，就试图通过大桥”。
此外，波普尔进一步从技术层面上论证了定义的不可能——定义的先决条件的不可能，我们可以将其论证概括为“定义的无穷后退困境”。波普尔向我们指出，定义项并不能够确认一个被定义词语的意义，而只会将意义的问题向后转移，转回给定义项，而定义项中的词语依然都像是以其作为起点的词语一样含糊和混乱。无论如何，定义者都必须继续循环地定义它们，而这些词语又会引发出新的也必须予以定义的词语，如此反复不已，直至无穷。波普尔向我们表明，追求界定所有词语，是不能实现的。而要摆脱“无穷后退困境”，必须承认有所谓“原始的词语”，即未界定的词语。定义链都必须是从未定义词语开始，其意义只能够被举例说明，而不能够被定义。因此，使用非定义词语就不可避免：“如果我们不能定义一个词语没有什么东西会防碍我们把它们当作非定义词语来使用，……任何定义了的词语最后还是要借助于一些非定义词语来定义。”波普尔认为，对于一个词语，妥善的做法是：首先直觉地使用它（而非直觉地定义它，它的意义可由习惯用法确定，或者已经知道其它概念与它的逻辑关系，其意义在使用中足够确切），然后才可尝试对它进行定义。未定义的词语可能被定义的词语取代，之所以要用到定义法，是因为定义过的词语能够更简洁而非更有意义地完成未被定义词语所拥有的意图。
最后，波普尔还指出了“定义语言”的恶果：定义往往不会使境况得到改善、使词语获得精确性，而是常常事与愿违，比定义前变得更糟，以致出现许多冗言赘句、贫乏的烦琐哲学。烦琐哲学之所以出现，在波普尔看来，是因为：其一，每个定义，都意味着用一个长的叙述代替一个短的叙述，而这将导致许多无益而又貌似精妙的分析；其二，对意义的偏执，对定义是否正确、是否真实的争吵，只会导致一种咬文嚼字的空洞争论。分析与争论并不关心理论的真理性问题，只关心词语的意义性问题。波普尔认为，试图通过定义，用词语问题来代替事实问题，所成就的无非是一些蛊惑人心和善于制造混乱的形而上学体系，在他眼中，黑格尔哲学即是此类典型。波普尔拿科学与哲学作对比，来说明定义倾向对哲学的伤害有多大。与本质主义的定义方法不同，科学奉行的是方法论上的语言唯名论，波普尔称之为“操作主义”：科学中作出的陈述不依赖于词语的意义，不是为了决定词语的意义而使用定义，也不试图从定义推演出任何信息，词语只是为了方便而引进的简单标签，虽然有点含糊不清，然而研究者已经从操作上懂得其意义，并通过学习使用它们，来调整、简化，直至获得精确性。波普尔认为，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摆脱了词语及其意义的烦恼，避开了定义，只关心事实，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精确性。
二、“三个世界”中的语言
“三个世界理论”是波普尔为解决“身心二元论”或者说“物质与精神关系问题”所作的哲学努力。在“三个世界理论”框架内，世界1是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世界2是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这些都与传统的区分相似。“三个世界理论”中最富特色的部分是有关语言的世界3。波普尔的世界3是一个以语言（无疑，此处的“语言”也是日常语言）为载体的客观实在的知识世界。对于这样一个世界的存在，波普尔用了两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加以论证：在实验一中，波普尔设想所有的机器、工具连同使用它们的主观知识都遭到毁坏，然而书本和人类的学习能力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会很快再次运转起来；在实验二中，波普尔设想所有的机器、工具连同使用它们的主观知识都遭到毁坏，而且，书本和人类的学习能力也被毁坏，这一次，波普尔悲观预期：人类文明在几千年内都不会重新出现。
“语言”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里具有非常广泛的内涵和外延。实际上，语言不单单属于世界3，同样也属于世界1和世界2。对此，波普尔有着清楚的表述：“就语言由物理作用或物理符号组成这一点来说，它属于世界1；就它表示一种主观的或心理的状态而言，或者就把握或理解语言能在我们主观状态中引起变化这一点而言，它属于世界2；就语言包括信息而言，它又属于世界3，理论或命题或陈述是重要的世界3的语言实体。”世界1中的语言是作为书写与声音符号而存在的语言；世界2中的语言是作为表征思想的内在形式而存在的语言；世界3的语言是作为知识与信息载体而存在的语言。大多数情形下，这三种语言是重合的，当然，最值得关注的是世界3的语言或者说语言的世界3。
世界3由语言造成，又大体上是一个语言的世界。波普尔没有对世界3作出一个前后一致的界定（也许这跟他反对定义有关），多少显得有些含混不清，有时他直接说世界3是一个语言的世界，有时又似乎表示世界3包含着几个子世界，语言世界只是其中的一个，并且是最富特色的一个（“用语言简洁陈述的人类的知识的世界最具有世界3的特色”。但波普尔明确地告诉我们，作为世界3最重要的客体（无论是就全部还是部分而言）的语言，不是有计划的结果，就像鸟巢一样，其本身是针对其他目的而活动（最初是表达与发送信号）的预料之外的副产品，随着语言功能的渐次进化，在这个副产品上又产生出副产品——世界3。所以，世界3是语言活动无计划的产物，是随着语言的描述功能而出现的，在语言的描述功能阶段，世界3最终得到承认。它在出现后，基本上成为一个自主发展的世界。
语言中介作用的无计划结果，使主观性知识变成了客观性知识，也开辟了通往“世界3”（语言世界）的道路。在此基础上，波普尔确定了世界3的实在性、语言的实在性。语言的实在性跟语言的描述与论辩功能有关：只有在功能不断丰富的语言内部，客观意义上的论据与知识才有可能，才可能出现由语言系统阐释的客观理论，它们才可能变成人类本身之外的对象，变成向研究与批判开放的对象，而语言的实在性反过来又是语言功能得以发挥的前提：没有一种类似于工具的语言在身体外部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批判讨论的对象，不把语言构造物看成世界3的实在客体，就不可能有语言的描述与论辩功能。只有在语言的世界3中，理性批判的问题和标准才能够发展。由此，波普尔又将我们引入到对语言功能的分析当中。
三、语言的功能
有关语言功能的思想是波普尔从他在维也纳教育学院的老师卡尔·比勒那里学来的。比勒从生理机能的观点来认识语言，在比勒看来，语言不仅是狭义上的人的语言，而且包括了生物体同环境、生物体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名义之下的各种语言。比勒还第一个提出语言功能的思想，并且最先讨论了语言低级功能和高级功能之间的差别。他将语言的功能分析为三种：表达、发送、描述。这三种功能具有像金字塔那样上下层次的关系，第一、第二种为低级功能，是人类和动物共同具有的功能，第三种功能则是人类所特有的高级功能。对这种语言观做出修正（描述功能）和补充（论辩功能），在波普尔的哲学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对语言低级功能的认识，波普尔完全继承了其老师的看法。第一种，表达功能。波普尔认为，语言的表达功能是突出的，且不说动物与人，即使是无生命的植物，甚至一种简单的工具，例如一只温度计或者一盏交通灯，只要能够通过它们的行为来表达它们的内部机体状态，在另一有机体中释放出一种反应，就可以将此种征象称为语言。第二种，发送功能。发送功能以表达功能为前提。温度计借表达向人发送信号：天气非常寒冷；交通灯借表达发送通行与等待信号；植物与动物都能发送信号。在波普尔看来，人类语言的发送信号功能也是明显的，人的自我表达在其他人中导致一种反应时，都可以说它同时发挥了发送功能，发出了一种信号。
在由语言的低级功能过渡到高级功能时，波普尔提醒我们，当语言的高级功能存在时，总是同时出现上述两种低级功能，总是可以用低级功能的词语，来解释每一种语言现象，因此就容易得出一种“物理主义”的错误看法：“物理主义”只看到语言的低级功能，把语言解释为说话者状态的表达，或者看作是说话者对另一位说话者的语言行为做出的反应，而忽略人类语言和动物语言截然不同的特征，忽视人类语言制造真实和虚假陈述的能力（就语言的描述功能而言），以及从事有效和无效论辩的能力（就语言的论辩功能而言）。波普尔认为，仅从所有的语言现象都具有这两种低级功能来看，即可以断定，“集中在表达和交流上的人类语言的所有理论都是无益的”，与高级功能相比，人类语言的低级功能不具有重要性。人类语言的最重要功能，是其他所有语言都不具有的描述和论辩功能。这两种高级功能，是在对语言的低级功能和环境的适应进行更好的控制下发展而来的。
语言的描述功能以表达和发送两种低级功能为前提，如上文所述，在波普尔看来，它使得客观实在的世界3成为可能。然而使其特征化的东西，或者说突现了描述功能对人类的重大意义之处，则是伴随着这种功能，人类语言第一次具有了制造真实和虚假陈述的能力，产生了有关真理的调节观念，同时也需要进行真假的判别。陈述也许与事实相符，也许不相符，既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为判别描述是否合乎事实，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了实证主义标准：符合要由语言的陈述和事实之问的对应关系来解释，且这种对应关系具有唯一性。逻辑实证主义所说的假陈述和无意义陈述，意指它未能与事实取得一一对应，在事实上得到证实。而波普尔认为，实证主义是不能接受的观点，为此，他反驳道：有许多含糊和模棱两可的陈述可能符合于现实，反之亦然，然而它们与事实并没有一一对应关系。
在否定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实证主义标准后，波普尔借用塔尔斯基的真理符合论，发展出一种语义学元语言的陈述判别标准。波普尔认为，没有一种语言会包含定义自身语义学的方法，所以，要谈论一个陈述对于一个事实的符合，谈论有关陈述所述及的事实和有关陈述本身，必须借助于这种语义学元语言。元语言，简言之，就是用来谈论语言的语言，是用来谈论某一待研究语言的表述句的语言。例如，可以将用英语写的德语文法作为元语言，借以谈论德语。除了一般的逻辑用语（谓词）外，元语言有三种语句可供使用：描述对象语言所讨论的事实的陈述，对象语言的语言学表述句、陈述的名称。元语言断言的一般形式是：（对象语言）陈述S是正确的，当且仅当S与相应的真值条件相符。在此种元语言与对象语言的相对关系上，就可以判定陈述是否有意义，进而谈论可调节性真理观念、真理的内容和逼真性了。
语言的论辩功能又以描述功能为前提。语言的论辩功能所要求的是一种理性的批判性论辩，它能给前三个功能增添论据，使它们都拥有有效和无效的涵义。论辩所用到的论据，基本上是有关描述的论据，论辩的形式通常是从调节性真理观念、真理的内容和逼真性上对描述表示赞成或反对，这是论辩功能一定要在描述功能之后出现的原因所在。描述性语言的出现使进一步的步骤——“批判”成为可能。波普尔认为，语言以争论的方式进行的相互间的“批判”，是语言描述功能和论辩功能之间的决定性区别。论辩功能所以能够和描述功能清楚地区别开来，是因为可以描述而无须论辩。批判是语言论辩功能的主要工具和最高形式，是科学增长的不可缺少的手段。批判是有意识的挑选，即不再是对理论的自然选择而是对理论的有意识的选择，因而导致了选择一个新阶段，它允许我们有意识地批评地寻求和消除我们的错误，能有意识地判断一种理论不如另一种理论。只有人类采取通过批判性论辩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因此，波普尔认为，发挥语言的论辩功能，使我们可以用语言之争来代替武器之争，通过理论问的竞争来淘汰不可用的理论，在采用一种不适合我们生存的理论之前，除去这种适应性很差的理论，通过批判我们的理论可以让我们的理论死亡，而不是我们死亡。
四、简短的评价
波普尔的许多思想，如证伪标准、三个世界理论、猜想与反驳方法、反历史主义与零星工程等等，都流传深远，广为人知。论者常以“批判理性主义”来总括波普尔的哲学，但对于“批判理性主义”名目如何能涵盖这些不同的观点，似从未加以深究。通过以上对波普尔语言观内容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波普尔语言观在其批判理性主义整个环节中所占据的位置，发现其与波普尔几乎所有其它重要思想都有着密切联系，语言观是贯通波普尔整个哲学的一条思想脉络。无论波普尔是否有此自觉，事实上，基于其特有的语言观，基于其对语言性质与功能的特有理解，才使得前述哲学思想能够得到前后一致、相互印证的解释。
简述哲学基本问题范文2
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的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哲学性研究。只要看一下学界那些影响较大的论文，就可以知道。学者们先是分别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基本概念，然后又逐步建构了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范畴的体系。这就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进一步构建提供了一种基础条件。当然，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的体系，并不等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体系。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范畴体系对于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究竟具有何种作用和意义，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确证。
观点的概括和提炼离不开哲学思维的运用。原理的体系总是由一系列观点或定理构成，而提炼和概括这诸多的观点，使之具有规范的表达形式，这是原理体系建构的另一项基础性工作。在这方面，同样离不开哲学思维的运用，离不开哲学思维强大的抽象概括能力。在这个抽象概括过程中，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又从复杂到简单的过程。对于表面看起来是十分简单的事情，哲学的眼光就可以透过这种简单的外观而看到内部的复杂性，看到该事物与他事物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复杂网络。从这方面说，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同样，哲学也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及其相互作用的网络，尖锐地找出其中最关键的东西，把握住事物的实质。而当抓住了事物的根本时，事物看来就变得简单了，就能达到以简驭繁的效果。应该说，观点的提炼包括这两个思维的过程，而特别是突出地表现为第二个过程，即从复杂的关系中概括出简单的结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的每一个基本观点，每一条结论和每一个定理等，都可以用哲学的眼光加以审视，使之进一步提纯。当然，这不只是哲学思维的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能力，比如驾驭文字的素养等。
体系的构建和论证离不开哲学思维的运用。将既有的概念和定理变成理论的大厦，需要有整体性思维和总揽全局的眼光，需要有谋篇布局的战略性学术能力。在这方面，哲学有其独到之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不是仅仅考究琐细事物的哲学派派，而是具有宏大的眼光和战略性思维的世界观。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战略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是讲政治的，这个政治不是政客的小算盘小手腕，而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大战略。这样，政治家学一些哲学，正如哲学家学一些政治一样，都能起到扩展心胸，开阔视野的作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懂得教育，还要懂得一些政治和哲学，这对于全面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特点，特别是对于建构得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是很必要的。同时，体系的建构不仅需要大眼光，而且需要严密的逻辑思维。如果原理之间以及概念的使用上，缺乏严密的持续的逻辑性，那么原理的体系就还没有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绝对的完善当然是没有的，但在相对的程度上，就一定时期所能达到的程度而言，它应该是尽可能在逻辑上是严密而自洽的。在这方面，当然离不开哲学的推理和逻辑的探究。
对体系的反思与调整需要运用哲学思维。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具有开放性。任何体系都是不完全的，也都会随着内容的变化而出现相应的调整和改变。研究者应该时时地对原理的体系进行反观和反思，检查和发现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适时作出调整。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现实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会出现新的重大变化，这些会对原理以及原理的理解产生影响。在现有原理及其理解不能合情合理地解释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趋势时，就有必要对原理及其理解作出相应的调整或修改。基本原理虽然是稳定的，但不是绝对稳定，更不是一成不变。认识到这一点，就要明白，与其被动地变，不如主动地变。在这方面，哲学的优势在于其“反思”传统，它总是一再回过头来对原有的基础和前提性问题进行新的思考，以求正本清源，强基固本。进一步构建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体系，也特别需要这种反思的态度和能力。
把握好运用哲学思维特别是哲学概念的度
经过2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在今天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形态。这个成绩的取得，是与哲学思维的运用，特别是恰当地运用分不开的。但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和教材编写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在哲学思维的运用上的不足或过度的情况，这两种情况都带来了相应的不良后果。从哲学思维运用不足的方面看，有下列一些情况和现象：比如，对思想政治教育学领域中存在的诸多相近概念，在学理的界定和辨析方面有所不足。比如标志这门学科的主概念“思想政治教育”就有一系列相近概念，思想教育、思想理论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德育、思想政治工作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它们各自究竟有何含义，边界哪里，各自的理论定位和出场语境等，不够清晰。再比如，原理体系中有时把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搅在一起。
这往往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广义与狭义搅在一起有关。在原理教材中，广义狭义同时并存，而且甚至还有更广义、更狭义等多种层次。它们在原理中的同时并存有时会是不可避免，但是它们之间应该有规范的逻辑和语言上的过渡和转换，而不能在不同层次间随意转换。比如在给“思想政治教育”下定义时，言之凿凿地称为这是“一定的阶级和社会集团”所具有的东西，可以包括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显而易见是广义的定义。可接下来论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时，不加任何过渡地直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而不顾及其他阶级和社会集团是否同意把这作为他们的培养目标。
诚然，在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过程中没有哲学思维是不行的，但哲学思维的运用也应该有其原则性要求和必要的度。还有一种不好的倾向是，不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从历史与现实的大量现象中去提炼重要的论题，而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体系中直接地把问题套过来，带上个“思想政治教育”帽子，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的基本论题。诸如，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等等，其出现都具有一定的先验性。这些问题不能说是“假问题”，但它是直接从哲学原理中套过来的，而不是从实践中提升出来的，因而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很容易从概念出发，从概念到概念，在哲学原理中兜圈子。表面看来是出现了学术繁荣，但事实上许多无谓的争论脱离了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实践和需要，成了其种新的经院哲学。不仅没有为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建构澄清问题，提供帮助，反而为原理构建以及教材编写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和烦恼。
比如，近年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有些重要看法颇不一致甚至难以调和，俨然成了一个难以啃开的硬核桃。这些讨论和争论从其背景来说，是易于理解的，因为它正好是反映了这个时代对人的重视，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上的一个人本化的转向。所有这些讨论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只有一个，就是确认一个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理念，即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受教育者）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其实对于这个理念，现在没有任何人会不同意，也都主张把这一理念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中。但是，当这样一个人人都同意的观点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上时，却引起了理论上极为复杂的讨论和尖锐的对立。这无论如何是有些奇怪的。
也许，如果不涉及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这一对概念，那么在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中，确认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积极性主动性，反对把受教育者当作消极被动的硬性灌输的对象，那是十分容易做到的，大概也不会引起这样多的歧义和不同看法。有了这对概念，反而把事情弄复杂了。这体现了这对来自哲学的概念在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中的尴尬处境。再如，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现在争议很大，事实上许多是无谓之争，字眼字面之争，抽象议论之争。不论理论争议多大，透过这些争论可以看到，大家对于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基本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比如，大家都承认思想政治教育在性质上是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但上升到哲学高度，就引起了极大争论。在教材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义基本相同，大体上都是说它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和集团，为实现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对人们进行有意识有计划的思想政治道德教育的实践活动。其实，这样的定义即是本质主义的定义，它已经体现了大家彼此争论中大多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看法。在下了这样的本质主义的定义之后，再去另找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其实是骑驴找驴、徒增烦恼而已。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也有类似问题。本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作用，不论是对个人的还是对社会的，大家基本上没有不同意见，学生也很容易理解。但是，只要把这个问题变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那么问题突然就复杂起来了。甚至不用看学术上的讨论文章，只看一下本来应该十分简明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教科书的这一章，就可以看出，它把一个简单明白的问题弄得高度复杂化了。先从什么是“价值”讲起，接着是一系列连绵不断的哲学思辨，诸如价值的一般和特殊，价值的主体和客体，价值意识和价值实现等等，当叙述终于转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上，又是一系列的推演和规定。
至于思想政治教育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学生已入五里云雾，不知所云了。不仅不应直接从哲学原理中套取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论题，而且对哲学概念的运用，也要遵循“少即是好”的原则。哲学思维不等于哲学概念。哲学思维的运用可以通过哲学概念来进行，但也可以尽可能少用哲学概念来进行，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看问题的眼光和视野，表现为一种分析问题的能力，一种理论思考和推理的方式等。如果说在专业的哲学研究本身中，大量的哲学概念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哲学运用于其他领域的时候，比如在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时候，就不能完全依赖大量哲学的概念了。而且，过多的哲学概念，表明了哲学思维的笨拙。真正高明的哲学思维，是运用于无形的，是在阐述真正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时体现出来的，它是尽可能避免哲学概念的。特别是那些新出现的生涩难懂的哲学概念，更不应随处运用。
必要的分支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哲学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其中包含了若干门学科。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群中应该包括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即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这门分支学科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虽然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学科，但应该有所区别。不能把这两个学科混同起来，而目前原理领域中出现的许多理论混乱，也是与此有关的。不言而喻，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具有一定的哲学属性，可以说是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具有更高的理论抽象层次，它某种意义上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理论”，它将集中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哲学问题，特别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以及前提性质的问题。比如，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依据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是否可能和合法性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道与术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自由原则的关系问题，等等。这里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内容，而且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为此还要借鉴西方和其他国家的教育哲学。西方教育哲学特别是道德教育哲学等，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和看法，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借鉴。
简述哲学基本问题范文3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教学，是在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的大前提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下进行的。然而，在中国哲学史的实际研究和教学中，把本来底蕴丰富、内涵精深、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简朴化、机械化、教条化，然后再用简朴化、机械化、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来诊释中国哲学史则是常见的现象。其结果不仅庸俗化和肤浅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还扭曲了中国哲学史固有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深刻的内涵，是发展着的学说，决不能在把它庸俗化了之后再简朴地套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和教学，把中国哲学史肢解为能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一直接对应的碎片;而是应该在精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认真吸收中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哲学史研究和教学，深化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认识中国哲学的智慧，揭示中国哲学的魅力。
中国哲学史博大丰盈，特色鲜明，所以不能再拘泥于一种或几种研究方法，而应该走向多方法、多视角，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的同时，适当地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比较研究、结构分析、解释学、中国传统的汉学与宋学等方法。最终通过研究方法多元化，发掘中国哲学史的深刻内涵，拓宽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教学空间。
二、中国哲学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中国哲学史不仅涉及到中国古代、近现代乃至外来的哲学思想，而且内蕴深刻、丰富，是拓宽学生知识视野，培养学生能力，提升学生的专业素质的重要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中国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西方哲学史、美学、逻辑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课程联系密切，与其他课程形成了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国哲学史凝聚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学习中国哲学史不仅能够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而且还能切实地领悟到中国人民的智慧与聪睿，在更深的层面上理解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重建民族精神的家园。因此，中国哲学史是弘扬民族精神，培养爱国主义情感的重要课程。
遗憾的是，中国哲学史的教学改革发展缓慢，课程体系结构老化，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单一是不可否认的现实。中国哲学史教学这种不理想的现状制约着专业建造的发展，也不利于学生专业素养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所以，改革中国哲学史教学，进行新的课程建造，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优化学生知识结构，开展素质教导的需要。
三、强化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教学力度
在中国的传统学术中本来没有“哲学”门类。1783年，日本学者首先用“哲学”两个汉字来翻译“Philoso户y”一词，然后中国学者引进了“哲学”这个词和相应的研究方法，逐渐建立了独立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教学过程中，由于总是看到与西方哲学绝然不同的概念、范畴、话语、理论，所以常常引起人们对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独立于欧洲之外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等质疑。但是，在常用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中和中国哲学史的实际教学中，几乎没有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深人而系统的论述，致使学生学习了中国哲学史，却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产生了疑问。
哲学是什么?有着不同的回答。但是，不论怎样界定哲学的最本质内涵，不论怎样划定哲学的外延，都无法否认中国哲学存在的事实。
最通常的说法是，哲学是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既然哲学是对客观世界以及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那么至于从哪个角度、用什么方法去认识，由于民族的不同，生存环境的差异，文化背景区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来就没有过一个统一的固定模式。实际上，生活在远古时期中国先民就已经开始了对世界本原、万物运行规律的探索，从开天地、女蜗拎土造人、夸父追日、后男射日，到阴阳五行、儒家的仁、老庄的道，无不是这种探索的体现。
假如按照古希腊的说法，哲学就是“爱智慧”。人是思维能力非凡发达的社会动物，总是在不停的的实践、认识。这里的“爱”是一个动词，表示着人类永无休止追问，意味着人类的智慧不断地丰富发展。中国哲学史中的“弘道”、“究理”、老庄对“道”的探求、屈原的“天问”、宋明理学的“格物致知”等，都是理性的思索和追间，这是与古希腊不同的中国式的“爱智慧”。
事实上，地球上所有的人类，不管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地区、哪一个时期、哪一种文化，都有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根本问题的关注和思索，并且都会把这种关注和思索表达为一种或深刻或浅显、或简洁或复杂的话语与理论。中国哲学是中国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一般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中国智慧的积淀。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有它非凡的角度和非凡的致思途径，假如用西方哲学的眼光来打量中国哲学，很难发现中国有哲学，然而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认真审视，就会发现中国没有西方的哲学，却有迥然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中国哲学。因此，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教学中，首必须抓住哲学的这门学科本质，而不是通过一般概念、话语的比附对接，从根本上确认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四、避免简朴地用西方哲学来框套中国哲学，充分展现中国哲学的非凡内涵
在中国传统的学术中只有经学、诸子学、玄学、理学等学术形态。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早期奠基者胡适、冯友兰等先生采用的基本方法是以西方哲学的基本理念、框架为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以西方哲学的命题、范畴、概念为详细参照内容，然后从中国传统的学术中寻找相同、相近或类似的思想资料，并对这些资料作出合乎西方哲学范式、观念的解释。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广泛传播，又有学者简朴的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来划分中国哲学派别，套用本体论、认识论或其他哲学原理解释中国哲学的问题、形态、范畴和要害概念。
这两种研究范式开辟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纪元，但是也存在着一些缺憾。这两种研究范式最大问题是忽略了中国哲学的非凡性，不仅不能充分展示中国哲学独特风格，反而肢解了研究对象，妨碍了对中国哲学史的正确解读。近年来，人们已经注重到了中国哲学的独特风格和它的非凡意义，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运用多种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可是这些研究并不充分。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了对中国哲学非凡性的充分认识，制约着中国哲学非凡风格与气魄展现。
中国哲学是中国大地上生长出的思想花朵，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集结了数千年中国文化的精华。起源于夏、商、周三代的“王官之学”，集结于社会剧烈转型的春秋战国，运行发展于日益完善的中国古代社会，并在其中生成了中国哲学的话语系统，阴阳、五行、道、理、天人合一、心性等西方哲学中从没有过的命题蕴涵着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价值去取向和理论体系。所以，认识中国哲学的非凡内蕴，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与教学的主要任务，也是一项需要从多方面努力的艰巨任务。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和教学中，注重中国哲学的历史渊源和生存的现实环境探索，并力争发现隐含于其中的生成机制。在传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和教学中，一般都是侧重于哲学思想的叙述，而忽视哲学思想产生的文化背景，这种忽视无形中掩盖了中国哲学的生成机制与发展进路，蕴涵于其中的那些具有独创性质思想也因此而无法得到充分的揭示。注重中国哲学的历史渊源和运行的现实环境，只有把中国哲学史放在产生和运行的背景中才能有更深刻理解。
由于中国哲学生长的非凡土壤和运行的非凡环境，使中国哲学形成了独有的话语系统。因此，解读中国哲学的非凡话语是展现中国哲学非凡内涵的首要任务，而解读中国哲学的非凡话语基础性工作则是对历史文献、地下出土文献的正确理解。历史文献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资料，然而许多问题都因为对文献理解的不同或认识不透彻而产生歧义，影响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入度。
近年地下出土的资料逐渐增多，有学者运用这些资料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某一片段，但大多属于这些资料的专题研究，而没有把它们有机地纳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体系，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出现了资料方面的真空，从而影响到学生对中国哲学史学习的全面认识。
历史文献和地下出土文献也是学生学习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难点。在保证教学质量和教学进度的前提下，为使学生能够切实把握中国哲学史的内涵，授课教师常常处于两难的境地，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在提高学生对历史文献和地下出土文献阅读能力的同时，通过注释重要资料的形式帮助他们学习，也可以通过编写专门的配套资料供学生参考。五、进行中外比较，凸现中国哲学的特色，注，中国哲学的历史贡献
中国哲学的特色是本身固有的，但只有通过中外哲学的比较研究才能使其凸显出来.这种中外比较在目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和教学领域体现的都很不充分。为了凸显中国哲学的特色，从根本上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必须运用比较的方法，进行中外哲学的比较。这种比较不是简朴的对比，更不是中国哲学一定要与外国哲学全部相反，而是要从产生环境、研究对象、认识视角、思维方式、表述形式、最终目的、发展理路等具有根本性质的问题着手，进行实事求是的比较。不可否认，进行中外哲学比较是一件有难度的工作，它不仅需要中外哲学兼通，而且还需要正确的研究方法和恰当的表述方式。
与希腊、罗马、印度等哲学相比较，中国哲学特色鲜明，它不仅是世界哲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世界哲学中的瑰宝，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世界哲学的发展，但是在中国哲学史教学中却很少言及它对世界哲学的贡献。
因此，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和教学中，通过中外哲学比较、对话，凸显中国哲学的特色，彰显中国哲学的世界贡献，是中国哲学史教学改革发展不可忽视内容。
六、更新教材，创新体例
中国哲学史是一个内涵丰富思想宝库，但对其教学内容改革与课程建造几乎无人问津，流行的教材也都比较陈旧。常见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主要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肖笼父的《中国哲学史)、丁祯彦的《中国哲学史教程)、周桂锢的《中国传统哲学》。这些教材水平高，流行时间长，具有较大的权威性，一直主导着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容与课程建造;但是，由于这些教材写作出版的时间都比较早，其体例与内容分别在不同的程度显示出局限性。在体例方面，它是以时间为顺序，以人物为主线，阐述每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这种体例的长处是内容详尽，便于讲授和学生理解，其缺点是详略不分，支离破碎。在内容方面，以西方哲学来比附中国哲学，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为主线，以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和社会发展观为主要研究对象。这种体例和内容不仅与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新进展有差距，而且忽视了中国哲学特质，扭曲了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在方法与内容方面有可能对学生产生误导，使中国哲学史教学从多方面显示出与时代需求和素质教导的不适应。因此，编订新的教材是中国哲学史教学发展的重要工作。
编订新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一定要在继承传统体例长处的同时，创制新的体例，注重每一个重要时期哲学思潮的总结概括，非凡是这一时期哲学思潮特色的概括，克服以人物为单元而带来的详略不分，支离破碎;要突出中国哲学的特色，突破以西释中的教学模式，体现中国哲学的风貌;要充分肯定中国哲学的历史价值和对世界哲学的贡献。
七、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中国哲学史教学有它的特定研究对象、讲授内容和学科规范，并必须保持它的科学性与前沿性。由于中国哲学史教学受传统教学模式和传统教材的影响，许多内容不仅观点陈旧，而且远离当代哲学研究的热点。因此，必须突破传统教学体系，淘汰陈旧而且毫无意义的内容，精简不必要的内容，强化与当代哲学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内容。
中国哲学史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的、体现着中国智慧特色的课程。中国哲学是与西方哲学迥然不同的哲学，中国哲学的特色无疑是鲜明的。但是，如何理解、体现中国哲学的特色却有一定的困难，这是因为在学习中国哲学史以前，学生已有的哲学知识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西方哲学，他们会不自觉地形成以“西”释“中”的思维定势，直接影响到对中国哲学特色的理解。因此，更新教学内容，体现中国特色是中国哲学史教学改革发展重要任务。更新中国哲学史教学内容，体现中国特色，一定要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努力避免以西方哲学的框架来简朴地套释中国哲学，更不能简朴地用西方哲学的命题、形态、范畴、概念来诊释中国哲学，而是应该认真地从中国哲学产生的历史根源、运行的现实环境、所关注的对象、要解决的问题、思维方式等方面探究中国哲学的丰富内涵和独特性质，克服简朴、机械地用西方哲学来套释中国哲学史，避免将中国哲学思想的独特内涵淡化和肤浅化。
中国哲学史是一门时代性很强的课程，它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特色，同时对中国哲学史重要命题的认识也与当代的社会发展和世界哲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只有增加时代内容，接纳新的研究方法，吸收新的成果，才能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保持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恒久的生命力。
改革教学方法，探索以素质为重心的考试制度，是中国哲学史教学发展不可缺失的内容。中国哲学史教学的发展，应该继承优秀传统教学方法，发挥现代化教学手段优势，改变满堂灌的单向讲授，强调师生交流对话，注重启迪学生思维，提升学生专业素质，改变考试方法，探索以检验学生知识、能力、素质为重心的考试制度，多渠道发展素质教导。
简述哲学基本问题范文4
关键词：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无意义性评价
现代分析主义或分析哲学，是对兴起并盛行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由几种哲学流派和哲学理论所共同构成的一种哲学思潮的称呼。这些思想流派和理论的共同之点就在于，都非常重视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语言分析不仅是进行哲学研究所必须的方法，而且也是哲学活动的全部内容和目的本身。另一方面，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拒斥，也是贯穿在整个分析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根本的主题和宗旨，分析主义思潮从兴起到发展都同这个主题或宗旨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将围绕着分析哲学把形而上学看成是“无意义的虚假陈述”这一基本观点，着重探讨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维也纳学派以及蒯因哲学的反形而上学思想，旨在清理线索、考察实质，并力求从哲学自身反思的高度上对其局限和意义有所把握。
1．哲学的问题和命题都是无意义的
维特根斯坦是现代分析哲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分析主义反形而上学传统的第一位肇始者。其前期的哲学代表作《逻辑哲学论》对作为逻辑实证主义[1]中坚力量的维也纳学派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以至于这个学派中的许多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把维特根斯坦视为他们的同路人，并把《逻辑哲学论》一书奉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宣言书和“圣经”。在这部著作中，维特根斯坦首次表达了他的反形而上学思想，认为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企图“说不可说的东西”，其结果却是提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和命题”。维特根斯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这一批判，又是建立在他的语言图像理论的基础上的，在这个理论中，他首次提出了语言的界限问题并由此而表明传统哲学的错误之所在，因此，“语言图像论”就是维氏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起点和依据。
语言图像论的核心观点是：每一个基本命题，都是一个基本事实的图像。由此又可以引伸出，由所有的命题构成的整个语言系统就是由所有的事实构成的整个现实世界的图像，简言之，语言是现实世界的图像。把语言看作是现实世界的图像，这是维特根斯坦在语言、思想与实在的关系问题上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问题是，通常当我们谈到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图像时，总是意味着它们之间有某些相似的地方，那么语言与现实之间究竟有什么相似之处呢？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说应如何理解才是恰当的？
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图像”这个概念意味着一种具有可感性质的东西，说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图像，就是说一个东西再现了另一个东西的某些可感的经验特质，或者说，作为图像的东西与作为原型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某些经验性质上的相似之处。比如一幅山水画，就是对它的原型——现实中的山水的再现，被再现的就是山水的形状、色彩、方位和大小比例等经验特质。然而，当维特根斯坦说“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命题是我们所想象的实在的模型”（4.01）[2]时，并不是在这种“相同的可感性质”意义上来来使用“图像”这个概念的。因为命题是由各个语词构成的，这些语词同现实中的事物之间没有任何经验性质上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一个由语词组合而成的命题也不可能与一个由事物构成的事实之间有任何相同的可感性质。所以，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图像，实质上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而非经验意义上的“图像”，它仅仅指的是一种逻辑结构图。命题虽然不可能与事实有任何相同的经验内容，但命题的逻辑结构却与构成事实的逻辑结构是一致的。说命题或语言是事实的图像，就是说命题以自身的逻辑结构再现或描绘了现实世界的逻辑结构。可见，命题仍然是一种“图像”，但它不是以可感的经验性质为内容的图像，而是以抽象的逻辑结构为内容的图像。
维特根斯坦始终没有讲得很清楚的是，命题与事实共有的逻辑结构，究竟是经验事实自身所具有的呢，还是我们在运用语言描述它们时才赋予它们的。他有时似乎倾向于认为经验事实自身并无逻辑，事物之间的组合纯粹是偶然的；有时又倾向于认为事实本身是有逻辑结构的。如他说，“在图像和被图示者中必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因此前者才能是后者的图像”，（2.161）又说：“任何图像，无论具有什么形式，一般说来要正确地或错误地图示实在，就必须与实在具有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逻辑形式，即实在的形式。”（2.18）联系其上下文来看，认为实在世界本身就有逻辑结构显然更能与维特根斯坦的整个思想观点相协调。他进一步指出，在命题与事实的逻辑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首先，命题中包含的名称要素与所描绘的事实中包含的对象要素是相对应的，“在图像中图像的要素代表对象”（2·131）；其次，命题中包含的名称以某种方式组合在一起，构成一定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与事实中包含的对象之间的组合方式或逻辑结构也是相对应的。只有处于这样的一一对应关系中，命题才可能成为描绘事实的逻辑图像。
根据命题与事实的这种一一对应关系，维特根斯坦又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语言的运用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经验世界的界限。语言与经验世界具有共同的逻辑空间，这就表明了，语言是与经验世界相对应的语言，它是用来描述经验世界的，而一旦超出了这个经验世界的范围，则没有语言可以与之相对，即不可能用语言来加以描述。如果我们一定要将语言运用到经验世界之外，去陈述诸如“世界整体”这样的非经验的对象时，我们的语言（包括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就会陷入逻辑混乱之中。有鉴于此，维特根斯坦就提出了为语言划界的问题，并声明他写作《逻辑哲学论》的根本意图正是“想要为思想划定一个界限，或者毋宁说，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一个界限”。[3]所谓“为思想的表达划界”，就是要在能够由命题（语言）表达的东西和不能由命题表达而只能显现的东西之间划一条界限：在界限的这边就是实在的经验世界，它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对象；在界限的另一边则是非实在或非经验的领域，它
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7）。
需要指出的是，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中，超出经验之外的东西虽然是不可言说的，但确实是存在的，他称之为“神秘的东西”。他说：“确实有某些不能言说的东西。这些东西显现出自己，它们是神秘的东西。”（6.522）在他后来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甚至认为，不能言说的东西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他写道：“当时我要写的是，我的著作（指《逻辑哲学论》一书－－笔者注）由两部分组成：写在这里的再加上所有我没写的。正是这第二部分是重要的部分。”[4]可见，在承认非经验事物的存在这一点上，维特根斯坦与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区别或分歧仅仅在于：传统哲学家认为超感性的世界不仅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可以对之进行思考和表述的；维特根斯坦却认为，超越的东西虽然存在着，但我们却不能对之进行思考和表述，而只能保持沉默。然而，传统哲学家经常加以探讨的对象，却恰恰正是这些本来应当对之保持沉默的东西：如作为整体的世界问题、语言的问题、逻辑问题、自我问题、伦理学问题及人生的意义问题等等。据此，维特根斯坦就得出了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以往的全部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总是企图去思考和言说不可说的东西、神秘的东西，其结果却只能是得到一些既不能被验证同时又不合逻辑的无意义言说。这些言说无所谓真假，因此也就没有意义，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关于哲学问题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错误的，而是没有意义的”（4.003）。
对于无意义的哲学命题，就必须把它们从我们的语言系统中清除出去，而这首先是要为语言划定一个界限。当把哲学命题从语言中清除出去之后，剩下的就只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了。维特根斯坦说，除了自然科学的命题之外，我们不要说任何其它的事情，因为“一切真命题的总和就是整个自然科学”（4.11）。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当哲学不再去陈述超经验的对象时，它又不能归在经验科学之内，那么哲学还能做什么呢？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哲学应当是一种旨在澄清思想或命题的活动。“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哲学的工作主要在于解释。哲学的结果不是一定数量的‘哲学命题’，而是命题的澄清。哲学应该使思想清晰，并且为思想划定明确的界限”（4.112）。这就是说，哲学仅仅是一种为语言划界并进行语言分析的活动而不再是一个命题体系，它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澄清并纠正我们思想和语言中的逻辑错误。然而颇有意思的是，《逻辑哲学论》全书中所提出的七个基本命题，却恰恰是一个命题的体系；它们所探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属于“不可说的”的超经验领域的。就是说，维特根斯坦一方面极力反对提出任何超经验的哲学命题，但另一方面他自己却又提出了这样的一些命题。对于这种矛盾的状况，维特根斯坦就申明道：“任何了解我的人终究要认识到我的命题是无意义的。这些命题只是他用来攀登的阶梯，当他超越了这些阶梯之后，他必须抛弃这个梯子。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后才能正确地看这个世界”（6.54）。然而，对于想要表明他的哲学命题的无意义性而言，这个申明显然并不是很有说服力的，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正是被他称之为“无意义的”的许多哲学命题，构成了我们进行其它科学研究活动所必须的前提即“梯子”。
2．拒斥形而上学
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是分析主义思潮中反对形而上学态度最坚决、言辞也最激烈的一个流派，正是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断然地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维也纳学派受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经验主义、逻辑主义的影响很大，并直接继承了他的“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陈述”这一反形而上学的基本观点。但在具体论证这个观点时，他们的理论依据又有所不同。《逻辑哲学论》是从语言图像理论出发来说明形而上学命题的无意义性的，而维也纳学派则主要是根据可证实性原则提出了他们的“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
所谓可证实性原则，它是判定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的原则或标准。在维也纳学派的成员看来，一个命题的首要问题不是它的内容是否真实，而是它是否有意义，因为命题必须首先是有意义的，其次才谈得上它的真假问题。判断一个分析命题是否有意义是依据逻辑，而要判断一个综合命题是否有意义，在根本上就必须看它是否有被经验证实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否可以指出通过经验来证实它的方法。如果这样一种经验证实的方法是存在的，那么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反之，则是无意义的。这种诉诸经验证实方法来判断命题是否有意义的原则，就是维也纳学派所主张的经验证实原则或可证实性原则。正如维也纳学派的领袖人物石里克所说：“理解一个句子的意义，就等于陈述使用这个句子的规则，也就是陈述证实（或否证）这个句子的方式，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而最基本的命题总是与一定的经验相关，因此“没有一种理解意义的办法不需要最终涉及实指定义，这就是说，显然是全都要涉及‘经验’或‘证实的可能性’。”[5]维也纳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更明确地指出：只有当一个命题或语句是一个表示观察或知觉的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时，或者说，只有当一个命题或语句可以还原为一个表示观察或知觉的基本命题时，这个命题或语句才具有意义。这就是说，命题的意义要取决是否可以还原为一种经验观察的方法。
然而，当可证实性原则一旦被运用到实际中，立刻就会暴露出它的局限性来。因为按照这个标准，许多涉及到自然科学基础的命题，都会因为不能诉诸于经验观察而要被排除在有意义的命题范围之外了，这显然是不能允许的。因此，为了克服可证实性原则对命题意义作了过分狭窄的限制这一缺陷，卡尔纳普后来就对这个原则进行了修正，提出以“可验证性原则”来取代可证实性原则。在他看来，只要能够对某个语句提出任何可以设想的观察结果来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证明，那末这个语句就是具有认识意义的。换言之，只要从一个命题能够引伸出一些可以诉诸于经验观察的真实命题，那么这个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并且，“可验证性”并不是一种完全的证实，而只是一个逐渐增强确证的过程。他说：“如果证实指的是对真理做出一种决定性的和最终的确定，那么，我们就会看出，任何（综合的）语句都是不能证实的。我们只
能对语句做出愈来愈多的验证。因此，我们以后谈论验证的问题，而不谈论证实的问题。”[6]他又说，“在许多情况下，有了数量不多的肯定的例子，我们就达到了实际上足够的确实性，于是我们便停止实验。但理论上永远存在着把检验观察的序列继续下去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任何完全的证实都是不可能的，却只是一个逐渐增强确证的过程。”[7]
无论是根据可证实性原则还是可验证性原则，形而上学命题都被视为是没有意义的言说。形而上学命题表面上看具有综合命题的语法形式，但它们实际上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经验的证实或验证的，换言之，它们表面上好像是在陈述一些事实，但实际上并无事实与之相对应，因此它们并不是有意义的综合命题而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说法而已。跟维特根斯坦一样，逻辑实证主义者也认为，形而上学试图把握诸如世界的本原、本质这样一些“纯粹性质的内容”，是一切错误的根源，是造成其无意义性的根本要害所在。但是，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不可说的东西总还是存在的，而在逻辑实证主义者那里，不可说的东西根本也是不存在的，而只是一些主观的体验。如石里克就认为：“形而上学者的努力一向集中在这一荒谬的目标上，要用知识来表达纯粹性质的内容（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要说那不可说的东西。性质是不能说的，只能显示在体验中，而认识是与体验毫无关系的。因此形而上学的没落并不是因为解决它的问题是人的理性所不能胜任的事（像康德所想的那样），而是根本就没有这种问题。”[8]不可说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关于它的问题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卡尔纳普更极端地认为，形而上学哲学家们是用科学语言来做本应该是文学艺术做的事情，即在概念思维中来表达他们对世界的主观体验。这样的结果就只能是，一方面形而上学对科学没有任何贡献，另一方面又不能像真正的艺术品那样充分、恰当地表达人的生活感情，因此，形而上学只是一些空洞的、毫无意义的言辞。
对于这种无意义的形而上学言说，卡尔纳普又将它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构成命题的语词没有意义，如“神”、“始基”、“自在之物”、“理念”、“无限”、“绝对”、“自我”等哲学术语，完全没有经验对象与之对应，因此它们只是一些无意义的词；另一种情况是把有意义的词用违反逻辑法则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看起来像是句子，其实没有逻辑结构，当然也不可能有经验事实与之相对应。上述这两种情况，就属于应被拒斥的形而上学之列；所谓“拒斥形而上学”，就是要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把形而上学的命题统统从人类的知识系统中清除出去。卡尔纳普这种激进的态度自然就要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反对，后来他本人也意识到，他的上述看法是过于简单化了，作为对批评的一种回应，于是又提出了一种修正的说法。他指出，语言可以划分为对象句和逻辑句两类，前者陈述对象，后者陈述句法，说话方式相应地有“内容的”和“形式的”两种。哲学命题实际上是用内容的说话方式来表达形式的说话方式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就是说，它表面上陈述的是事实，实际上是对语言句法规则的表达。但在形而上学中，内容的说话方式往往掩盖了形式的说话方式，以致人们以为这些命题是描述某种实在对象的。因此，以往的哲学命题并不一定就是无意义的，只要我们把被内容的说说话方式掩盖了的形式的说话方式揭示出来，正确地认识到命题中所表达的句法内容，那么哲学命题仍然是可以有意义的。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是把陈述存在的哲学命题转换成了表达语言规则的句法命题，哲学对存在（对象）的研究也就变成了对语言句法规则的研究了。
3．本体论承诺是科学理论的必要前提
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不断地修正他们的理论，对他们的可证实性原则和反形而上学口号提出越来越宽泛的解释，这恰好表明了在他们的理论中，存在着许多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和矛盾。为了克服这些缺陷和矛盾，继逻辑实证主义之后，分析哲学内部又发展出来了一些新的流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将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结合起来的逻辑实用主义，蒯因就是这个学派最主要的一位代表人物。蒯因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和本体论承诺的观点，这可以看作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一种批判性的继承。虽然他不象逻辑实证主义者那样断然声称要拒斥形而上学，相反，在一定意义上他承认形而上学命题存在的意义和合法性。但他又把形而上学命题的意义仅仅限定在理论体系所必须的假设前提上，从而在根本上并未超出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的基本看法，这就是：形而上学命题并未陈述任何经验事实。换言之，蒯因实际上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继续将形而上学－哲学置于一种与陈述任何实在对象都无关的境地。
蒯因的“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是其全部思想的出发点，它的基本思想是这样的：经验的检验始终只是针对命题的整个体系的，而不是针对孤立的命题；不论提出什么样的经验检验，都不能单独地证明某个命题是假的或真的，因为对命题体系中的其它命题作些调整，总是能够抵消这种反证。比如“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命题，属于我们关于鸟类所有知识的一部分。当有人发现了一只黑天鹅时，他可以根据他关于鸟类的其它知识而说这只黑色的鸟不属于天鹅类，由此就能保证原先命题不被否证。实际上，当一个理论体系与经验发生冲突而需要对体系的有关部分加以调整时，科学家们总是根据保守主义原则－－尽量用已经熟悉的原理来说明新的现象，和简单性的原则－－尽可能用较少的定则来解释较多的现象，来进行这种调整。因此，一个假说是否要被科学家接受或否定，不仅取决于有关的观察或实验的结果，而且还取决于科学家要求保守性和简单性这两个主观条件。这样一来，蒯因就把逻辑实证主义关于每一个有意义的命题都可以用经验加以证实这个基本原则，重新解释为具有经验意义的是我们的整个知识体系，因此应当把知识的体系而不是孤立的个别命题当作经验检验的单位。
在这种“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的基础上，蒯因就提出了“本体论的承诺”这个概念。在他看来，本体论承诺是必要的，当一个人谈论某种事物或接受一种理论时，他就有义务接受某种本体论的论断。也就是说，我们只有预先设定某物是存在的，才能来讨论某物是怎样的。我们接受一种本体论，同我们接受一个最简单的、可以把原始经验的零乱材
料置于其中并加以整理的概念框架是等同的。他声称：“一旦我们择定了要容纳最广义的科学的全面的概念结构，我们的本体论就决定了。”[9]然而，这种本体论承诺又具有约定的性质，就是说，当我们断言某某事物存在时，其实是在约定某某事物是存在的，也就是做出一种本体论的承诺。至于该事物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重要的，至少是在制定一种理论体系前问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做出某种本体论承诺的目的是要据此而建构某种有效的理论体系，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本体论承诺和它所属的理论体系是否是恰当的、有效的。依据“整体论”的经验检验原则，检验理论体系有效性的方法是从中推导出一些观察陈述来，看它们是否跟感觉经验相协调。如果它们跟感觉经验相协调，那就说明这个理论体系是有效的，可接受的，同时也就表明了该理论体系中的概念所指事物的存在，反之，则不承认它们的存在。这就是说，一个理论体系被经验检验为有效的、可接受的，那么它所包含的某物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就是有效的、可接受的，而不管该事物究竟是否是实际存在的。
蒯因的上述这番论证表明，他实际上是把本体论问题完全归结为了一个语言的问题。在他看来，我们之所以有义务承认某种对象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中有关于该对象的词语在起作用。他承认物理对象和抽象实体的存在，但这只是一种在理论中或语言中的承认，目的是为了保证指示该对象的词语在语言使用中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他把哲学包括科学中的所有基本概念都看成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而做出的理论假设，它们与宗教神话没有本质的区别。他说：“物理对象是作为方便的中介物被概念地引入这局面的－－不是用根据经验的定义，而只是作为在认识上可同荷马史诗中的诸神相比的一些不可简约的设定物。……从认识论的观点看，物理对象和诸神只是程度上、而非种类上的不同。这两种东西只是作为文化的设定物进入我们的概念的。”[10]至于在说明世界的本质时出现的多种不同的本体论，只是一些不同的概念框架而已，它们在不同的场合下有不同的作用。我们选择一种本体论或一种概念框架的标准，不是看其是否与客观实在相符合，而应当以怎样建立起更有效、更具解释力的理论体系为标准。本体论问题就是为科学理论选择一种方便的语言形式、一个方便的概念体系或概念框架的问题。至此，蒯因就把以陈述存在为目的的哲学本体论，完全转化成了为科学选择恰当的概念框架的实用主义的本体论；他虽然也承认本体论概念及其命题是有意义的，但只是作为构成一个理论体系的概念前提而有意义。在否定本体论概念和命题具有实在的内容这一点上，他同逻辑实证主义者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4．分析哲学的局限及其启示
在我看来，上述分析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尽管在现代哲学史上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但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来看是不成功的，其原因就在于：
第一，分析哲学依据经验主义（科学主义）的意义标准来反对形而上学是站不住脚的，不得要领的。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只能适用于经验科学，然而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除了有经验科学外，还有非经验的学问，哲学就是一种非经验科学的认识活动，它就不适宜用经验标准来对之加以检验。将经验证实或经验验证原则作为理论话语唯一的意义标准或尺度，以此来衡量人类的一切认识活动，这本身就是经验主义的一个教条。实际上，人类的相当一部分知识既不是主要从视觉或听觉这样的感官经验获得的，也不是通过感官经验就可以验证其真假的。比如我们由“内知觉”所获得的对我们自身的意识结构、先天概念框架的把握，我们关于世界的存在、人的存在以及人的某一方面活动的认识和把握等，甚至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自身所提出的那些基本命题，如经验证实原则，显然都不是能够诉诸于经验的检验的。这些认识领域恰恰就是哲学的领域，也是经验科学所达不到才由哲学来承担其认识任务的领域。如果把这些认识内容都作为形而上学的无意义言说从知识系统中通通清除出去了，其结果只能是造成我们人类知识范围的缩小而不是扩大。
第二，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把哲学的未来发展走向局限在对语言的分析工作上。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当形而上学被解构之后，给哲学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哲学的唯一工作就是通过语义分析来澄清命题的意义。如石里克所主张的那样：“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哲学就是那种确定和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11]但是，我们也看到，语言问题并不是人类生存活动中的唯一问题，甚至不是真正最始源和最根本的问题，人类生活的领域是如此之广泛，而语言活动只是其中的一种活动，语言问题也只是其中的一类问题。如果把哲学仅仅限定在对语言问题的研究上，这实际上是缩小了哲学思考的范围，从而也是弱化了哲学关照和影响人类现实生活的能力。因此，分析哲学为哲学所指出的未来出路是并不可取的，哲学必须超出单纯的语言分析工作才会有真正的发展和突破。
第三，分析哲学并没有认识到传统形而上学的真正错误之所在，因此它自身实际上一直都陷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之中。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根本错误或要害之所在，就是它在现实世界之外又虚构了一个超感性的“本体”世界，并把它作为哲学运思和把握的对象，而这正是造成哲学与现实生活错位与背离的根源。分析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的这一错误并未有很清楚的认识，因此他们在传统形而上学的那种实体性的本体论世界时，又不自觉地在建构着一个新的语言化的本体论世界。不管是写作《逻辑哲学论》时的维特根斯坦还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他们都把建构一种理想语言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这种理想语言就具有“本体”的意味：语言的本质（逻辑本质）是世界的本质，语言的界限是我们世界的界限，我们的整个世界在本质上就是语言（逻各斯）的世界，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来解决。这种将世界还原为单纯的语言世界，又将其抽象化为一种逻辑架构的做法，正是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典型表现。可见，分析哲学虽然以反形而上学标榜自己，但它实际上却不自觉地成了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一位现代传人。
尽管存在着上述的这些缺陷和问题－－它们使得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并不成功，
但我们也要看到，现代分析哲学确实也取得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理论成果，无愧为为现代哲学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哲学流派。
首先，分析哲学在科学论方面的研究及其成果，对我们探索哲学的本质、特点、功能和未来可能性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们深入地探讨了科学的意义标准问题，科学语言的逻辑结构问题，科学理论的有效性问题，以及当一个理论体系在受到经验挑战时是如何由边沿向中心逐步修正的过程等。他们探究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拒斥形而上学，实际上拒斥的是哲学本身，这当然是不会成功的。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些研究却有助于我们理解经验科学的性质、特点、功能和边界等，理解科学语言和科学思维的特点，从而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哲学之为哲学的本质特性、思维特点、现实功能及其未来走向等问题。从更深层次上来看，哲学和科学实际上是人类自身把握和对待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也是人类自身生存活动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分析哲学对科学问题的探究，就可以启发我们进一步探究作为人类生存活动的两种基本方式的科学和哲学的区别与联系。
其次，分析哲学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他们创立和倡导的语言分析方法，它在现代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固然不会同意把语言分析作为一种独立的哲学研究活动，甚至是唯一的哲学研究活动，但语言分析作为理论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其意义却是不容低估的。语言分析是使我们的概念保持清晰，避免因逻辑混乱造成思想不清的有力保证。在经过了现代分析主义思潮的洗礼之后，任何一个哲学家在建构他的理论体系时，都不可能回避对其概念进行语义分析的问题，从分析基本概念着手，这几乎成了哲学研究中一种普遍采用的方法。实际上，不只是在哲学中，在其它理论领域，如基础科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及文学理论中，都广泛地运用到了语言分析的方法。正是这种广泛存在的影响，表明了语言分析方法的极端重要性。但不管分析方法怎么重要，都只能是一种研究的方法，而不应当也不能够代替哲学研究本身。
注释：
[1]逻辑实证主义是分析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又以维也纳学派为主体，并且是分析哲学中批判形而上学态度最鲜明、言辞也最激烈的一个。
[2]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42页，商务印书馆，1996。以下凡引该书正文内容，皆只在文中注明编节号。
[3]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23页，商务印书馆，1996。
[4]转引自M.K.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21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5]石里克：《意义和证实》，引自洪谦主编的《逻辑经验主义》，上卷，39、40页，商务印书馆，1982。
[6]卡尔纳普：《可检验性和意义》，载于《科学哲学》，420页，1936。
[7]《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册，499页。
[8]石里克：《哲学的转变》，引自《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欧洲大陆哲学卷），315－31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9]蒯因：《论何物存在》，引自《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哲学卷），27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简述哲学基本问题范文5
一、方法的孱弱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自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构成面。但是，从梁启超出版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到萧公权发表《中国政治思想史》，关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内容，就一直被糅合进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加以处理。到1949年前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这一提法的正当性还不为学界所承认。后来的泛政治化思维，就更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纳入封建主义的范畴了事，将之进行简单的否定，缺乏起码的理论分析逻辑和历史清理的严谨理性。
近20年，三重机缘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其一，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顺带地成为这一研究热潮中的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的相关反思中，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再一次成为"现代"政治体系的对照物，相应成为被批判和抛弃的对象。"走出中世纪"的呼号大体上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中国传统政治诸方面的历史积淀之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为后来理性的思考提供了条件。其二，在同一时期流行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及其研究活动，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性分析奠立了基础。相对于以往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言，对于新儒家思潮的关注，驱使人们重新检讨过去那种面对传统文化仅只是批判的不确当姿态。并在此基础上带着"同情"与"敬意"进行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现代解释。无疑，这推动人们去慎重检讨传统政治文化遗产及其现代价值问题。其三，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在上个世纪90年后期已经走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口。这驱动了政治理论的研究活动。也使得政治理论走到了理论活动的前沿舞台。其间，先起的西方现代政治哲学著作的出版热，以及后起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著作出版热，[2]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现实的推动与理论的筹备，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发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并不因为这些机缘本身就具备了自己研究的正当性保证。方法上的缺乏自觉，仍然是制约这类研究水平提升的最重要因素。研究者要么还是沿循梁启超以来的那种描述思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拉开为一条历史演进的线索。要不就是沿循萧公权的那种在中西简单的比较中刻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风貌的方法道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混合起来处理。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者还缺乏对于研究对象对应于"中国"的"空间"、对应于"传统"的"时间"、对应于"政治哲学"的"事件"的三维方法审度。以这种研究的"空间"感而言，人们在目前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中，很难认定自己把握住了"中国"的政治哲学。因为多数研究是在自觉或不自觉的西方框架中勾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同时，以这种研究的"时间"感来讲，人们也难以通过研究者提供的成果认知"传统"中国政治哲学的面貌。因为现代化的解读已经将传统几乎遮蔽了。最为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哲学"的学科界限，在这类研究中往往不具有学科的严格性。它与政治思想、政治学说、政治观念，乃至于政治制度设计、常识层次的政治生活规则等等的边际界限都比较含混。政治哲学与政治社会学、政治法学、政治制度研究、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或政治人类学等等现代学科的边际界限，也没有有效划定。方法的孱弱是显而易见的。
二、四种取向
当然，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具有的启发性。在笔者的可及视野中，近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成果，在方法上具有启发的著作，就有不少。根据这些研究成果的分析，目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取向，大致可以区分为四类，而这四类研究方法又引申出四种研究导向。
其一，知识构成的描述，与这种研究方法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政治思想史基本问题的概括。就这种研究的地位而言，可以说它目前居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主流。近期的代表作可以是周桂钿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3] 该书的具体内容基本上是对于传统中国思想的社会政治内容的归纳。论述的大致结构是--以天命论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精神支柱，以经学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以大一统论刻画中国传统政治的格局，以纲常论凸显中国传统政治的纽带，将民本论视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石，以德治论概括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以常变论为中国传统政治改革的理论依据。这些内容，可以说都是以前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反复论述过的问题。出于作者用心的是这样的编排方式所具有的理论意图。绪论是陈述作者研究方法的篇章。作者从"哲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出发进行讨论。以回答"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有什么样的哲学"这两个问题作为论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切入点。进而以"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为思想史内容结构的基本断定，引发出对于本书具有设论般意义的论断--"政治哲学是儒学的中心"。为了证得这一设论，作者一方面断定以往那种认为儒学是伦理学的意见之不能成立，另一方面指出从原儒、到宋儒、再到新儒，都是政治哲学。回答何以中国传统哲学是政治哲学时，作者认为，那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都以救世济民为目的，为政治服务的理论意图决定了这类理论活动的性质。而且，它恰好可以显现出与西方思辨哲学相区别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以政治哲学为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心，就是具有相当的现代价值的"民本论"。全书围绕这些设论，将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家与政治家关乎政治问题的论述集纳起来，并将这些论述统称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作者选择的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论述方法，具有它自己的优势：一是这样有利于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究竟涉及到一些什么问题，大致可以对之有一个简明扼要的把握。二是研究者可以从容地勾画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轮廓，并以历史的演进作为支持自己论述的有力理由。这对于普及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的常识，是有益的。
但是，这种研究方法支持下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限制：第一，从研究的出发点讲，一种致力于争辩中国有没有哲学（政治哲学）的方法，是无法保障研究者对于真实思想历史面目的刻画的。因为"你有我也有"在方法上具有一种比附的嫌疑。第二，由于这种方法立意于交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涉及的基本问题，因此陈述问题本身蕴涵的需求超过对于问题之间逻辑关系的清理，它无法帮助人们有机地通观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第三，它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内容的删削，还是单一的儒家中心的。诚然儒家思想是古典中国思想结构的中心，但是，在勾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时候，如果只是以儒家作为论述的轴心，就难以照顾到其他各家在传统政治哲学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必不可少的作用。第四，这类研究还是以对于西方哲学的割裂和简单归类为方法支持的。事实上，西方哲学具有自己分门别类发展的历史结构。我们绝对没有理由讲，西方哲学只是思辨哲学，那只是西方近代哲学一个组成部分的特点--尤其是站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视角看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古希腊罗马、还是欧陆英美，西方都有自己深厚的政治哲学传统。
其二，意识形态的勾画，与之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将古典历史与现代变迁中主导的意识形态作为论述政治哲学问题的中心。[4] 在这种研究方法的指引下，作者将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史视为意识形态的演变史，勾画出一条从古典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到现代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线索。作出这种勾画的政治哲学理论依托主要是认定政治哲学主题是"历史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指导理论"，以之为核心，作者将古典思想--不论是天人关系、人性问题，还是政治法律、经济管理和国民义务都归纳到政治哲学的主题之中加以审视。并在历史的推演之中将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儒学、宋明儒学、从儒学向马克思主义转折。这一研究进路的宏观描述是具有某种创新性的。但是，由于研究者只是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论边界进行了粗略的划定，因此，具体的论述几乎完全落入既往的思想史写作模式中，而没有将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的边界成功地划分出来，从而缺乏真正的创新性。而且，一部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能否用意识形态作为轴心来加以勾画，在理论上是值得商榷的，就思想历史的演进本身状况来看也是值得怀疑的。
其三，政治功能的凸显，与这种研究相伴随的研究导向乃是"五四"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采取的基本态度--一种不妥协的批判封建主义、王权主义的导向。这一研究的近期重要成果，是刘泽华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5] 刘泽华自80年代以来一直专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学术收获颇丰。他由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清理进入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进路上与其他研究者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与一般直接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者进入政治哲学研究时对于政治哲学理论问题掉以轻心不同的是，刘泽华注重政治哲学的理论预设。一方面，他认为从政治诸学科中的地位上讲，政治哲学"具有统领全局的意义"；另一方面，从与政治制度安排这类"硬件"相比较的角度讲，政治哲学是作用于人们思想与行为规范的"软件"。再一方面，他将政治哲学研究问题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确定政治哲学关注的主要是五个问题：政治思想与观念中最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与命题、有关政治"为什么是这样"的理论与命题、政治价值的理论依据、有关政治范式化的理论与观念、政治理论的结构与思维方式问题。而且，他特别指出"不梳理政治哲学就难以把握中国历史的总貌和特点"。基于这些预设，刘泽华着力对于天命信仰与王权认同、天序论与社会秩序及整合、道与社会规范、大一统与政治分合、王权至上观念与权力运动大势、人为贵与王政、崇圣与社会控制、崇公与抑私、改易更化论与改制变法、革命论与王朝更替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可以说，就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域而言，刘泽华的研究都已经涉及到了。而且论述的确当性是较高的。但是，因为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进行研究的理论划界的辨析还是较为粗放的，具体论述中间使得阅读者不太容易区分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与政治哲学的界限。同时，强烈的批判预设，使得研究者的分析中立性保持得不是太好，结论的效度与信度就有所下降。
其四，理论结构的提取，与这种研究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建立"中国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近期的代表作可以是刘晓的《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6] 相比于前述研究者来讲，刘晓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论边界保有较高的警觉。他划了20多个页码的篇幅讨论了政治哲学的概念、意义与范围问题。而这种讨论比较引人关注的是，作者给予了政治哲学学科的西方论述以学科坐标的地位。这似乎有以西方对于政治哲学的界定来范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危险。其实，这是我们使用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来整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某些深层次内蕴的一个必然方法"选择"：因为从概念到范围的基本规定性来讲，政治哲学都不是我们传统思想中具有形式化建构的东西。在某些方面，相近的思想内容也许具有类同性。然而，一旦我们试图对于这些类同的思想内容进行形式化、即按照现代学术划界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时，我们就不能不接受"逻各斯"意义系统的形式化分科话语。其实说起来，前述几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理论上的限度，就是因为对此的理论警觉不高导致的。
刘晓对此的警觉是值得认同的。他认真清理了现代西方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们关于政治哲学理论规定性问题的论述。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赞赏者（如斯特劳斯）到现代政治哲学的捍卫者（如伯林等）、从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的政治科学家（如达尔、伊斯顿）到规范取向的政治学家（如萨拜因），刘晓都对其进行了理论关注。从而将政治哲学的学科特征进行了较为可靠的归纳：政治哲学的对象是人类的观念与精神，在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框架中它关注的主要是价值评价。它具有较高的抽象性、价值性、规范性、凸显的是政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它还具有传统性、意识形态性。它注重政治的目标，在方法上有自己的真理性标准。这些归纳基本上把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学科特性给展现出来了。通过这些理论清理，刘晓将政治哲学规定为探讨政治价值尤其是合法性正当性及理想政治秩序、建构政治价值范畴及其关系的元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政治批判理论。并以之为方法指引，对于现代新儒家关涉政治哲学的心性论、历史叙事、政治论述、国家论道、与现代民主的关系问题、自由与平等、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本源进行了分析研究。
刘晓对于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研究，因为是个案研究，还不足以反映他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意见。而且因为他处理的是中国现代思想史问题，也许给他提供了论述问题的方便。因为现代中国思想学术的学科分化已经能够达到学科独立化的基本状态。但是，他在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问题时表现出的方法自觉，乃是最具有启发意义的。不在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中吸取足够的理论营养、不在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深入比较中，要想就中国传统思想本身进行论述就凸显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质、内涵和问题，是不可能的。
转贴于 三、方法进路
无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先天方法限制，即它是以西方现代的学科划分为学科存在的形式化条件的，制约了研究者在方法上的选择余地。研究者需要对于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进路有一种自觉。本来，研究方法可以是研究者个性化的东西，更可以是"无政府的"。[7]为什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者对于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路需要有如此审慎的态度呢？除开前述的学科形式化理由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如果没有自觉的方法论选择的话，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展开。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古典思想的陈述不是"逻各斯"式的，而是日常思索式的。我们研究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必须首先恰当地处理研究所凭借的原始资料问题。不在自觉的方法指引下，将关乎政治哲学主题的原始资料从古典的非学科化而是混一化表达的各种思想的思想史资料中离析出来，那政治哲学简直就不曾存在过。研究对象没有确立起来，我们研究什么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古典思想在近代遭遇到了西方思想，从晚明迄今，中西思想的交流使得"中国的"纯粹性受到了侵蚀，这种侵蚀简单地讲，可以形容为中国的思想内蕴需以西方的表述方式表达。我们如何研究自己民族的思想史，就此必须在小心翼翼的中西对比和特征分辨中进行。否则，我们就无法准确地把握到中国传统思想的脉搏。这一研究处境，逼使我们不得不对方法问题加以重视。再一方面，我们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为了什么的问题，也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研究方法问题。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尽管追求自己学术活动的社会政治效用，但是，他们的成功之处，多半限于个体心性安顿问题。对于社会政治制度的安排，多半出于玄想。这既使得中国传统思想的哲学性质得到了强化，又使得中国传统思想的社会效用没有保证。如果我们仅仅是在还原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点上研究它的话，那意义就极为有限了。这驱使我们转换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服务于个体心性需求的定位，将关涉社会政治生活的思想内容纳入到社会政治现实需要的范围之中。进而将其中的政治哲学内容离析出来，使之具有独立的现代学科价值。并在以其理解中国传统的整体历史面目的基础上，使之可以凸显其服务于现代社会政治生活需要的当下价值。
确认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便需要对这种思路之下的研究方法进路进行勾画。简单地讲，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以四重推进的研究进路来概述：首先是"历史--描述"，其次是"思想--提炼"，再次是"比较--界定"，最后是"理论--重构"。之所以说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是四重推进的关系，是因为它们既有一种不能倒置的逻辑递进关系，又有一种相互支撑与依赖的辨证联结关系。就前者而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历史研究。历史的叙事必须遵循一种尊重历史的描述原则。在此基础上才能将历史中的思想体系及其蕴涵的独特思想贡献提炼出来，并通过中西思想的比较凸显各自的思想特征，进而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结构烘托出来。假如倒置四者的关系，进行反推，就可能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作为现代研究者预设的某种理念的一个证明材料，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面目反而不可能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就后者来讲，没有历史叙事，就没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史基础，缺乏思想史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就可能堕入随意的比附，随意的比附结果就只能是反传统的。这势必把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弄得不伦不类，前述的空间感、时间感与学科独特性都得不到凸显。
首先看"历史--描述"的环节。历史是什么的问题是需要回答的。简单地讲，历史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总汇。而历史学就是忠实并详实地记录历史事件的学问。历史学遵循某种描述的方式就是顺理成章的。这中间当然有历史学家对于事实记录的个人选择，以至于卡尔强调"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8] 于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对于其历史基础就此应当怀抱两点信念：一是尊重历史事实，二是必须发挥研究者的能动性。前者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得以研究的基础，后者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据以凸显学术性的条件。在前者言，我们就没有理由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简单地归诸儒家政治哲学。在后者讲，我们就必须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流的学派、思潮（如儒家政治哲学）加以足够的重视。前者的宏观把握为后者的重点论述奠基，后者的重点论述显示前者的深度与特质。历史描述必须在思想史上的诸观念体系之间保持一种均衡态势。
其次看"思想--提炼"的环节。思想总是个体的，尽管它可能代表着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个体性的思想是活跃的，还不具有公共性的。它要融入思想史，就还得以其具有思想推进意义的贡献的凸显，才有可能，从思想史的一般进程来看，并不是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有进入思想史的价值和必要。在形似杂乱的个体思想中离析出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思想，就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显然是广义上的思想史研究。从思想史的时代划分上讲，从先秦、两汉、魏晋到唐宋、明清、再到近现代，有无数的思想家，但是他们未必都思考过中国意义上的政治哲学问题。从政治哲学的思想主题上看，天人关系、人性善恶，王权观念、官宦制度，也未必都是每一个思想家关注的对象。儒家的政治哲学主题确实具有某种主导性，但是儒家与道家的互补结构、儒家与法家的互补结构显然是不能忽视的。观念史形态的政治哲学固然值得高度重视，而生活形态的政治哲学未必就可以忽略。这中间又有一个思想提炼的学术工夫问题，也有一个寻找到诸思想流派与诸构成环节的平衡点问题。
再次看"比较--界定"的环节。比较可以在思想家之间进行，也可以在同一政治哲学、乃至文化体系中的不同历史时期之间进行。但是我们在方法检讨意义上的比较，专指中西政治哲学的比较。这种比较之所以必须进行，是由于前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处境决定了的。比较的进行，既需要对于西方的政治哲学理论与历史，尤其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的不同论述背景与理论指向，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又需要对中国的政治哲学之以古典的学科含混性存在的形态与以现代的自觉研究的学术活动，加以区分。在此基础上，对于中西方政治哲学的存在情形、问题轴心、架构方式、功能发挥、历史演变、现代转型等等加以全方位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具有对应性，即西方政治哲学家对于某个问题是怎么处理的，而中国思想家对于类似的政治哲学问题又是怎么处理的。但是，这种对应性不是比附性，即不是西方有什么中国就有什么，而且攀比西方政治哲学来重建中国政治哲学。同时，这种比较又具有不对称性，即西方的政治哲学从研究主题到问题架构方式，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与问题架构方式，几乎都是两样。前者是可比性的基础。但后者不是不可比性的依托。因为后者所体现的差异性，恰恰正是前者比较的价值体现。再者，这种比较是在西方政治哲学之作为强势话语的情景下展开的。西方政治哲学的强势之为强势，不是因为它借助西方的暴力逻辑，从而得以推广自己。而是因为它揭示的人类现代政治处境的价值底蕴。于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又不得不划分出现代转型前后的不同政治哲学问题域、与传统的理论形态不同的现论构成，以及依托的不同社会形态所驱使人们思考的政治哲学功用的界限。
最后看"理论--重构"的环节。这里的理论是指足以范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诸学派、诸流派的问题兴趣、陈述方式、理论的所指与能指，进而刻画出"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的诸特征。这一理论，是传统本身没有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它是当下的研究者所必须提供给读者的。因此，它是一种重构的产物。这种重构当然不是研究者对于历史随意的铺排，而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之作为分散性论述、朝代式演进、含混性存在的一个分解。它是"中国的"，因此不与"西方的"政治哲学混同。它是"传统的"，因此不与"现代的"政治哲学一致。它是"政治哲学的"，因此不与一般"政治思想的"混淆。这些边际界限的清楚划分，是建立起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正当性基础的前提。否则，这种研究今天可以命名为政治哲学研究，明天也许称之为政治思想研究、甚至是政治制度研究，也无不可。因此，大致可以说，这一研究的学科形式要件是由西方政治哲学提供的，而内容构成要素则是由传统思想提供的，它是一门"现代"中国学术研究：逻辑的整理工夫是显然的，而进入传统的扎实理解能力是必须的。只有两种能力的相对具备，提供名之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才是可以期望的。那种简单地诉说一下哲学是什么，政治哲学又是什么，再比附到中国思想史上，诉说一下中国哲学是什么，再诉说一下儒家思想是什么，然后简单地以儒家思想深层主题来替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径，在方法上是值得再检讨的。
四、方法的功用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来讲，方法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问题。但是，方法反思不是本体性的，而是功用性的。之所以说这种反思不是本体性的，是因为，研究方法的存在与作用从来不能离开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只能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联接在一起才是有意义的。因此方法是不能独立自存的。它也就不可能是本体性的。离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自身演变，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就是不能存在的；离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诸问题的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就是纯粹玄想而没有针对性的。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为自己寻找合理的存在理由上来看，这是一个顺推的过程。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为自己确定理性的研究进路来讲，这是一个逆推的过程。不论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存在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还是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方法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自身演变，二者都构成相关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方法在其中都不具有独立自存的根据。
之所以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功用性的，是由于，它是绝对服务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活动需要的。在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它始终是第二性的、从属性的。在确认这种功用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之下，我们需要对其可能发生的功用有一个轮廓的刻画。其一，前述指出的方法进路尽管是功用性的，但是，沿循四者固有的逻辑演进关系支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必须守持的方法原则。其二，方法的四个环节，是具有功能差异的。前两者主要采取的是归纳的具体方法；后两者主要采取的是演绎的方法。前两者主要采取的是分析的方法；后两者主要采取的是综合的方法。前两者面向的是历史；后两者面向的则是理论。前两者负责的对象是理论理性；后两者负责的对象是实践理性。其三，方法与研究之间的关系连接点或契合点在哪里的问题是必须弄清楚的。显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是要与现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变革的精神需求相贯通。因此，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必须具有明确而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当然不是要将古典的政治哲学扭曲为现代的政治哲学，而是要将古典政治哲学中蕴涵的现代性因素激发出来，使之具有的活性因素能够服务于现代政治生活的深层精神需要。
简单地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问题反思的功用目的，就是要促进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作为一门具有现代独立学科意义的学问的诞生，就是要促进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健康发展，就是要推进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全精神走向。这是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最大功用的一种预期。
作为一门具有独立学科意义存在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学科定位上的三个要素是必须予以同时关注的。就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而言，其实不用过于停留在西方政治思想家关于何谓政治哲学的个性化争论上面，仅就西方关于政治哲学的辞典定义就可以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最基本的学科形式化理由。政治哲学研究的是政治、尤其是政治价值、政治现实的实质和政治分析的知识假定有关的观念的学科。作为规范理论，它力图阐明政治的价值，确定什么是希求的和道德的事物。当政治哲学关注现实怎么样的时候，关注的也是现实的实质和根本性质，而不关注特殊的经验事实。当政治哲学提供分析工具的时候，它注重词汇和概念的含义、论证的逻辑，发现真理的途径以及命题的根据。[9] 这中间当然需要对于政治哲学、政治理论、政治思想、政治科学之间的边际界限予以重视。[10]
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研究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要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建构服务的。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必须避免为传统辩护的传统主义走向。当然也需要避免以往那种以批判甚至诋毁传统为导向的研究取向。以理性来筹划既关注传统又展望未来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也许最有利于我们建构中国现代政治哲学。
作为服务于中国现代社会政治转型精神需要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首先应当确立其作为学术研究的特质，而不应当扭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来僵化地服务于现实政治的要求。那样势必因为蔑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尊严，而败坏研究的声誉，影响研究的前途。其次应当以提升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精神品质为鹄的，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问题。传统的与现代的，毕竟属于具有对峙性的二元假设。注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历史面目是这种研究的底线要求，而注重这种研究健康地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是这种研究的必然升华。
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实践来看，研究方法的陈述自身常常只是对于即将展开的研究的一个预期。而方法的力量只会显示于研究展开的具体进程之中。因此，作为一种方法的陈述，也许会陷入理想化的圈套之中。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究竟能否兑现上述方法预期，还是一个在研究实践中需要逐步检验的问题。就此而言，任何对于理想方法接近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又都是有其存在价值和意义体现的。毕竟，方法不是妨碍研究而是推进研究的工具。
转贴于 注释：
[1]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政治哲学研究"（课题编号A01014）子项目"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 前者如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起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宪政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后者如上海三联书店近期出版的有关斯特劳斯、施密特的著作。
[3] 周桂钿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 刘惠恕：《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5] 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此前，刘泽华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还曾出版《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以及近期带有总结性质的专著《中国的王权主义》等著作。这些著作的精神脉络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理性清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预设--封建王权主义。
[6] 刘晓：《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线装书局2001年版。
[7] 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法伊尔阿本德倡导"反对方法"。他认为论证最成功的的科学研究从来不是按照理性主义方法进行的，不应该要求科学家遵奉某一种方法论从事科学活动，而应该以知识论的无政府主义取性主义，充分发挥科学家的独创性，他就此提出一种"怎么都行"的方法论原则。参见氏著：《反对方法》导言，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8] 参见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第一章"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简述哲学基本问题范文6
孔子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哲学著作一般都从天命观、历史观、人生观、认识论等方面，论述孔子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不过笔者认为，这些论述所注重的是中国哲学的理论内容方面，而没有重视它的致思方向方面。实际上，孔子思想对于中国哲学致思方向所产生的影响，同样值得我们重视。中国哲学自其产生以来，在不同的时代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都能够发挥启迪、指导作用。这是由中国哲学高度关注社会政治和人生修养问题的致思方向决定的。而这种致思方向，是深受孔子思想影响的。
中国哲学之所以被人们视为“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人生哲学”，则是由它在与古希腊大致相同的时期——先秦时期所形成的致思方向决定的。对于这种致思方向的形成，孔子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仁”，基本宗旨是“天下归仁”。简言之，孔子思想关注的焦点是人们的社会生活，着重探讨的是正确的人生态度和合理的行为准则，立言宗旨是引导人们追求道德理想的实现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孔子哲学的重心在于“人”，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而不像古希腊哲学那样注重自然事物的研究。这种状况，对于当时正处于形成阶段的中国哲学的致思方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先秦是中国哲学的发端和开创时期。作为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必然地对于中国哲学致思方向的形成发生了重大影响。概括地说，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其一，导致了中国哲学对于社会政治和人生修养问题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导致了中国哲学不重视自然哲学问题的研究。借用“人伦物理”这个词来说，就是导致了中国哲学重“人伦”而轻“物理”。这是孔子思想对于中国哲学致思方向的最主要的影响。其二，时于中国哲学没有走上宗教化的道路产生了重要作用。
孔子虽然也具有“天命”思想，但他基于对社会人生问题的高度关注而“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对殷周以来的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中国哲学始终没有走上宗教化的道路，更没有像中世纪的西方哲学那样成为“神学的婢女”，可以说孔子对待鬼神迷信问题的立场产生了关键性的作用。
中国哲学的致思方向既有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根源，也有思想方面的原因。这后一方面的原因，主要就是孔子思想的巨大影响。尤其是自汉代开始，孔于思想被尊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就哲学而论，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哲学始终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这使得先秦时期在孔子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中国哲学致思方向，变得更加确定。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思想对于中国哲学致思方向的影响，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如何评价中国哲学致思方向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另外专门讨论的问题。简单地说，笔者认为这种影响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毋庸讳言，中国哲学重“人伦”、轻“物理”的致思方向，导致了“德性”在中国哲学中的过度发展，而“知性”发展不足，这对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近代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负面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一以贯之的致思方向，使得中国哲学在任何时代都能够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发挥启示、指导作用，都能够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智慧。以《论语》为例，人们在不同的时代都可以从中找到它与社会生活的结合点。这里的必要前提，当然是《论语》对于社会人生问题的高度关注。而这正是由中国哲学高度关注社会政治和人生修养问题的基本致思方向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