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学研究范文1
【摘 要 题】信息专业教育
【关 键 词】情报学/研究生教育/中外比较研究
【正 文】
1 中外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总体趋势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图书情报学领域都在极大地关注情报学研究生教育。虽然各个地域各个学校的实际情况有着诸多不同，但它的发展趋势却有着共同性。
1.1 信息技术的主导性
信息技术在情报学课程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主要是由于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命脉，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逐步渗透，作为情报学研究主体的信息成为信息业发展的基础。情报学以信息为研究对象，而信息管理本身就需要信息技术的依托。社会上需要信息管理的高级人才，便于对信息管理学科进行更为深入更为全面的研究。
1.2 知识管理的倾向性
世界图书情报界的专业人士都在孜孜不倦地探寻知识管理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这方面的论著相当多。这表明图书情报领域逐步认识到知识管理与知识导航是情报学教育发展的基础和使命。国外很多研究生课程都新增了知识管理方面的内容，美国伊利诺多明尼哥大学还设置了知识管理研究中心，这些都反映了目前社会对情报学学科的一种需求。
1.3 实际应用的社会性
情报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发展的反映，情报学课程的社会适应性和应用性在网络时代更加明显。现代的图书情报学院都是更多地从信息管理角度来进行学科构建和课程设置。
1.4 研究发展的综合性
信息是一个涵盖广泛的概念，有自然科学信息、社会科学信息、经济信息、医学信息等不胜枚举的类型，对于信息管理，设计技术处理问题和内容处理问题，其研究综合性趋势非常明显。从情报学课程建设可以发现，有的学校侧重于信息技术、信息经济与管理，如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和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等；有的侧重于宏观调控、咨询决策，如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美国匹兹堡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等。
2 国外情报学专业人才培养情况
2.1 美国
美国在图书情报学领域发展起步较早，其发展模式也更趋于成熟，一直是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对象。鉴于此，笔者对美国7所图书情报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进行分析，发现为了使学生在毕业后能够更好地适应图书情报行业中的工作，在制定教学计划时重点强调了以下几种能力的培养。
（1）总体能力：掌握关于图书情报行业的机构、规划及其社会历史情况的知识；理解图书情报专业的性质，包括图书馆的类型、媒体中心、情报中心及其它们的相似之处和不同点，它们在社会中的不同作用；理解行业规范、发展趋势、专职人员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各种职业要求；了解专职机构的作用和功能，以及工作人员的职责。
（2）情报组织能力：理解主题分析及表示法的经典理论和体系，理解信息组织、存储和检索；能够使用主题分析的各种工具、标准和方法，具有信息组织、存储和检索的技能。
（3）信息服务能力：理解服务于大众的专职人员的任务和职责，能够在各种机构和环境中以恰当合理的方式承担这一工作；能够了解各种用户群体的需求，提供有效信息；既要了解适用于各种信息环境的标准参考来源信息又要熟悉具体用户群或专业领域来源信息；具有为特定领域或用户群查找、评估和选择适当信息源和资料的能力；有能力为特定用户群提供计划、设计、提交、评估以及作出相应决策的信息服务。
（4）管理能力：了解有关图书情报科学的基本管理哲学、方法和技术；认识管理的功能，例如：计划编制、人员配置、预算和监督等；有效地进行群体参与和领导。
（5）研究分析能力：理解研究步骤和方法；在图书情报学领域进行分析和精确评估研究，即智能用户研究；对图书情报学专业问题进行严密思考和分析。
（6）信息技术能力：理解各种有关信息主题分析、信息组织、存储、检索的技术；了解将技术应用于信息管理的知识和实践经验；熟悉现有信息系统，具有选择信息系统的能力；具有实施设计和评估信息系统的能力；了解当前信息技术发展状况。
仔细研究不难发现，美国大学的图书情报学院其课程设置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即除去很少几门核心课程之外，其余全为选修课。课程覆盖面广，实用性强，课程具有明显的模块化和体系化特点，为培养实用型、高能力人才奠定了基础。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在导师的指导下为自己量身制定出修业计划，相当灵活。有些学校的课程设置中每门课程均附有说明，要求学生在修这门课之前应具有哪些基础知识或已经修完某门课程。例如：学生若想选修《高等情报源与情报服务》这门课，其前提是修完《情报检索》、《参考文献和情报服务》这两门课。这种形式有效避免了学生选课时的盲目性，而且有益于学生知识体系的形成。
2.2 英国
开展模块化教育是英国图书情报专业教育课程体系的基本思想。模块化教学是依一定的标准划定几个教学单元，每一个单元由不同的小专题和课题组成，一个单元即一个模块，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的模块组合。这种模块化教学可以根据具体学生的基础知识的储备来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它可以使学校因材施教和从学生的爱好出发，选择不同教学模块组成各种教学大纲。
但是由于模块课程都是根据具体需要而设定的，更新速度快，所以模块课程每年都有所不同，这给学校带来了一定困难。为改变这种状况，英国很多学院采用核心模块+选修模块的方式，在核心模块保持不变的同时，根据专业的发展需要以及专业发展趋势，不断变化选修模块的设计，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维持了模块化教学的稳定。
英国政府、教育部对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政策倾向于工商管理，注意与经济、管理、技术、信息类的联系，从而脱离了以前片面拘泥于图书馆馆员教育，向多层次、多目标发展。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教学内容也逐步实现基础与专业的结合、技术应用与研究的协调、专业研究与方向课程的兼顾。
2.3 日本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开设的情报学研究生学院有5所，庆应义塾大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爱知淑德大学和图书情报大学，前4所大学都设有博士课程，有从教育到研究一整套完备的教育体制。课程设置方面依据大学基准协会指定的基准设置教学内容。如图书情报大学，它的专业设置可分5大类：（1）图书馆情报学的基础理论；（2）情报与社会的关系；（3）情报的内容、形态论；（4）情报组织、处理技术；（5）情报系统的理论与技术。一般来说，日本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的相关科目很广，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到各种各样的应用科学，学生有从中选择兴趣科目的自由。
由于网络时代的到来，情报教育呈高度普及和多样化趋势，日本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的革新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创新。特别是关于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将会在一些公司企业任职，因此，日本的情报学教育在课程设置上特别注重加强经济商业情报知识和技术教育，这也逐步成为许多国家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
3 我国情报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现状
我国的情报学研究生教育起步晚，博士学位授予点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建立，高级专业人才的缺乏使得该学科师资力量薄弱。另外，我国研究生的生源状况不理想，研究生管理规范性差，研究生教育质量监督保障尚不尽如人意，研究生教育激励机制不够完善。在研究生培养上，过分重视传授知识为核心的知识型教育而忽视创造能力的培养；过分强调专业对口，忽视了人文综合素质培养等等。虽然如此，现代环境和技术环境的突飞猛进又使得我国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具有较高的发展点，因而在发展中可以避免图书情报学专业与经济信息管理等相关专业长期脱离的局面，也正因为如此，我国的情报学研究生教育比较容易实现高层次上的有效整合。
4 我国尚存在的差距
对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生专业设置情况与发展趋势和国外知名院校图书情报学专业设置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我们在这一领域还存在一定差距：
（1）我国将研究生教育定位在培养教学与研究的高层次人才，而国外则侧重培养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应用型人才。这样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不仅具有理论修养，而且具有很强的实际工作能力。而我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弊端，难以学以致用。
（2）我们的专业课程设置过于僵化，从学生入学基本就确定了要修的课程，而国外院校的课程设置非常灵活且模块化，学生的自主选择程度很大。变革不停留在学院名称或者院系名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课程的设置上，进行实质性的调整，停开过时科目，新增时效科目。只有崭新的教学内容才能赋予学科新的生命，才能达到最终的调整目的。
（3）我国院校在这一学科上的专业设置过杂，从而看出图书情报学在我国的发展还有很大距离。国外院校专业设置的概念并不是很强，学生偏重于哪一方面的研究完全可以从其修课情况反映出来。
（4）我国与国外院校相比师资力量也是非常悬殊的。例如在计算机应用技术方面，由于我们师资力量有限而在某种程度上难以满足课程设置的需要。
5 我国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深化与体系拓展的设想
不同的国家由于社会、文化、经济状况不同，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发展过程及教育体制、内容也有所不同。因此建立、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学研究生教育，进行课程更新，适应社会大环境需求是我国从事情报学教育及研究的所有人员的共同职责和任务。
由于受到信息化环境的影响，现在我国情报学研究生教育正逐步从面向情报业务部门和专业结构的模式向社会开发模式转化，原有的按照专业方向设置的学位课程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信息化对人才的需求。从国外借鉴的经验也表明，只有形成既重视基础教育又适应社会多样化需求的情报学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才能实现基础教育与专业的结合、技术应用与研究的协调、专业方向与课程方向的兼顾，这也是培养创新型应用研究人才的关键所在，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研究生课程内容的深化与拓展。课程体系的变化，要求将“工作环节”为基础的课程设置，转变为情报学基础、信息管理技术和管理研究为轴心的学科课程结构体系，唯有如此，才能深化学科基础、应用技术和管理研究方面的核心课程内容，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结构拓展。
由上述原则，对我国图书情报专业学位课程作出如下设想：（1）基础理论与背景知识模块：情报学原理、经济学原理、运筹学等；（2）信息技术模块：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多媒体技术、网络资源开发、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3）信息管理、组织、方法模块：信息存贮与检索、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信息政策与法规等；（4）实践模块：为学生提供在图书情报机构进行实际工作的机会，或者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4个模块的课程学分比例约为1∶2∶2∶5。各学校根据本专业的特色具体设置这4个模块的课程，允许学生从每个模块中选择一至两门课，形成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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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昌平.情报学研究生学位课程内容的深化与体系的拓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1（7，8）
3 张德.美国图书情报学研究生的培养.中国信息导报，2002（11）
情报学研究范文2
关键词：图书馆； 情报学；哲学
中图分类号：G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4-0184-01
1 引言
我国著名情报学家严怡民教授认为：“情报学是研究情报运动的四个基本环节――情报的产生、情报的组织、情报的传递以及情报的吸收和利用特点和规律的科学。”情报学产生于情报工作的具体实践，必然会随着情报工作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通讯技术在情报工作中的应用，极大地拓宽了情报工作的范围，丰富了情报学理论研究的内容。这一时期，是情报学技术发展的高潮时期。在情报采集、加工、处理方面，数字化技术取得较大进展；在检索技术方面，数据库技术、导航与搜索引擎技术、自然语言理解技术、全文检索技术、多媒体查询技术、跨语言检索技术、人机交互技术、数据挖掘、知识挖掘、知识发现技术、智能接口技术及元数据技术等取得了一定突破；在知识处理与表达技术方面，文本内容的自动处理、自动分词、自动标引、自动分类、自动文摘及专家系统等取得了一定进展。此外，信息网络安全技术与知识产权保护技术都得到了重视和相应的发展。
随着学科的发展和人们对社会情报现象认识的深化，情报学在国内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重要例证之一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于1996年在讨论调整博士学位教育专业目录时，经过认真研究，一致同意将“图书馆、情报、档案管理”列为一级学科，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三者分别列为二级学科。今后有关情报的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名称统一称“情报学”，而不再称“科技情报”了。同时，继武汉大学之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相继建立了情报学博士点。这个重要的变化，标志着我国情报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 图书情报学的形成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情报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诞生了一批新的分支学科，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信息经济学的完善。信息经济学是情报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产物，表明情报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十年来，我国学者在广义信息经济学和狭义信息经济学两个分支领域都开展了研究，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不少文献从经济学角度，运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信息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比例；对信息商品、信息市场、信息资源、信息服务业、信息产业、信息政策等现代社会的信息经济活动与规律进行研究；对新兴的电子商务及电子商务中的信息流、网络经济等问题进行研究。同时，对图书情报系统在改革中提出的新观念、新问题进行广泛的探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维迎教授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是我国学者首次对非对称信息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进行的开拓性研究。
知识组织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近十年来，知识组织的研究活动有了较大的发展，1989年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了国际性学术机构“国际知识组织协会”（ISKO）；1996年，ISKO华盛顿会议决定将ISKO秘书处迁至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学院。此外，自1993年1月1日起，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国际性学术刊物《国际分类法》（IC）更名为《知识组织》（KO），由ISKO主办。虽然基于网络的超文本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布鲁克斯“知识地图”的设想，然而，目前还没有找到恰当的知识表达和计量方法。因此，我国学者马费成教授1996年在《情报学的进展与深化》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目前知识组织是情报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围绕这一问题，情报学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元数据、知识结构、知识发现、知识挖掘、知识仓库、知识库管理系统等等。
知识管理研究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网络化、信息化而来的知识管理热潮方兴未艾。情报学界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文献管理的基础上，探讨一般意义上的信息管理、知识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知识在组织中的生产、组织、管理、创新、增值等规律；同时也对企业信息管理、企业知识管理进行研究。近年来，知识管理新的动向和趋势主要表现在：①1999年11月召开的美国情报学会（ASIS）'99年会的主题为“知识的创新、组织和利用”，它对世界范围的图书情报学研究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ASIS（后改为ASIST）还专门成立了“知识管理”专业委员会；②国际图联（IFLA）召开了主题为“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知识时代的变革”的2001年年会，其目的是增强图书馆员在知识时代的地位、作用和责任感；③2001年6月在泰国曼谷召开的联机信息和教育2001年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图书馆如何管理知识”；④国际文献信息联合会（FID）在其网站中专门开设了“知识论坛”栏目，旨在促进全球图书情报人员就知识管理的学术与经验进行交流；⑤国外出现了一批相关研究著作与论文；⑥知识管理已成为国外许多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课程，并出现了以此为主要内容的各层次的专业教育。从1998年开始，国内对知识管理的研究不断升温。据报道，已发表了知识管理及其相关论文350余篇，分别从知识管理的基础理论研究、技术研究、措施研究和应用研究等方面论述了知识管理研究进展。国内对知识管理的定义，比较赞同邱均平教授引用Yogesh Malhotra的定义，认为“知识管理是当企业面对日益增长着的非连续环境变化时，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和竞争能力等重要方面的一种迎合性措施。
3 情报学发展的哲学思考
技术是情报学发展的推进器。近十年来，网络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情报工作的模式，推动了情报学的发展，使情报学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及基础理论在网络环境下得以丰富和发展。可以说，没有因特网和网络技术，就没有网络信息计量学与网络信息检索。
社会信息需求是情报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情报学作为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它的发展是人类日益增长的文献信息需求和情报学自身发展中的矛盾运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随着计算机、通讯技术的发展，社会提出了向数字化和网络化发展的需求，从而推动情报活动从传统情报活动发展为现代社会情报活动，情报学理论从传统情报学理论发展为现代情报学理论。
分化与综合的交替运动是现代情报学的发展规律。20世纪90年代，现代情报学发展呈现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新态势。一方面，表现为主体对象――情报范畴的迅速扩展，即由“部分对象发展为全对象的对象趋全性”，即情报的概念由科技情报向人类社会的全情报――社会信息延伸；另一方面，表现在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的广泛而全面的交叉、分化与整合的相互作用过程。近十年来，情报学与其他基础学科之间不断地交叉、分化和融合，产生出许多新思想、新概念、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理论，孕育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分支学科。
时代观是情报学发展的显著特征。情报学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这是符合科学的“运动观”和“发展观”的。从科技情报观（小情报观）到大情报观（信息观），再到知识观的演变，在每个时期都具有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重点，突出地反映了情报学研究与时俱进的时代特点。
参考文献
［1］王伟军，付立宏.面向21世纪的现代情报观［J］.情报理论与实践，1999（5）.
情报学研究范文3
看，更显现出其片面性和局限性。现代的情报研究在朝着自动化、集成化、流程化和智能化的方面发展，这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逐渐走向理解的过程，这就好像是人类对于事物的认识过程一样，首先搜集关于事物的各方面的信息，然后进行处理，简单的事物仅仅需要一些经验就可以处理了，而复杂的事物可能需要借助于工具或技术手段来处理，最后综合后得到的结果，而在大脑中得到一定认识，最终达到理解。
2.2 从情报学的研究方法来看 在这个社会信息化程度正在逐步提高的时代，情报研究方法的创新刻不容缓。信息化程度提高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信息总量的激增和新旧信息更迭的加快。为适应这一挑战，情报研究在以下3个方面有所发展[4]：一方面，面对社会信息量的激增，必须通过提高搜集、分析、处理、加工和存储信息的能力，增加信息“吞吐量”，以提高情报研究成果的“产量”和“质量”；另一方面，面对新旧信息更迭加快，必须提高情报研究工作的节奏，缩短从搜集情报到产生和情报研究成果的周期，以提高情报研究的时效性；最后为进一步提高情报研究成果的精度和可信度以满足信息社会情报用户的需求，情报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定性分析的水平上，必须逐步提高定量分析的比重。
目前情报学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5]：a.社会调查法。通过现场调查，针对社会现象搜集数据，进行分析，是搜索、跟踪、获取和开发利用情报资源的一种基本的、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又可分为直接方法与间接方法两大类，前者主要是用现场观察法，后者又分为访问调查与调查表调查。b.引文分析法。研究文献的被使用和被引用，也就是研究质量问题。自20世纪60 年代初以来， 由于“科学引文索引”（sci）的创办，引文分析法已成为一个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情报学分支。 对引文这一线索进行研究，可以了解某项发明或技术的应用范围、现状、著作水平、学科发展趋势等。c.文献计量统计方法。文献计量是情报学与数学、统计学等相互交叉和结合而产生的研究方法。对以记录形式进行交流的各个方面进行计量统计，从中找出变化规律，建立相应数学模型，从定性与定量分析中达到掌握过去与现在的变化脉络，进而预测未来可能的变化。d.数学分析法。现代数学的许多分支在情报学的研究中都在应用，如在情报检索理论、情报传递的机制、情报采集方案的确定中，概率论、集合论、模糊数学、微分方程、运筹学等均在应用，甚至数论、图论、泛函分析、变分法等，也可以应用。e.系统分析与评价方法。对于情报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最优设计等各个侧面与总体，可通过引进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方法，进行分析与评价、规划与设计，解决科技情报系统的最佳运行、实现最优服务等问题。由于系统论的研究方法众多，对某一具体研究对象来说，就需要比较不同的方法，从中选择最佳方法，以期获得最优的结果。f.历史的研究方法。进行历史的研究一般先鉴别一个历史问题，搜集有关史料，形成假说；然后进一步严格搜集与组织史料，认真加以核实，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情报学是如何形成的，促使我们了解过去的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与方式。g.其他方法。包括德尔斐法、内容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哲学研究法等，这些方法多综合加以运用，近来又出现空白点分析法、聚类映像法等。
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对许多新兴方法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如科学计量法、信息计量法、网络计量法、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法、知识挖掘法和信息融合法等。这些方法及时地满足了情报研究现时展的需要，增加了观察事物的维数，丰富了认识事物的手段，更深刻地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从而在进行信息分析的过程中逐步达到理解的层次。
情报学研究范文4
梁战平先生指出：“英语的Information是一个连续体的概念，由事实(Fact)，数据(Data)，信息(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情报、智能(Intelligence)五个要素构成‘信息链’(InformationChain)，信息的上游面向物理属性，信息的下游面向认知属性。”[1]我们认为，信息链中的数据、信息、知识、智能、情报，构成了信息科学群的研究基础，因此，对这些基本概念的界定和理解十分重要。
数据：是载荷或记录信息的按照一定规则排列组合的物理符号。它可以是数字、文字、图像，也可以是声音或计算机代码[2]。数据本身不具有语义内涵，只有通过对数据背景和规则的解读才能获取信息。
信息：信息有多个层次的定义，从信息哲学的角度，有本体论层次的信息定义和认识论层次的信息定义。某事物的本体论层次信息，就是该事物运动的状态和状态变化方式的自我显示[3]。认识论层次的信息，是指主体所感知或表述的关于该事物的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形式、含义和效用，其中形式因素的信息部分称为“语法信息”，含义因素的信息部分称为“语义信息”，效用因素的信息部分称为“语用信息”，把同时包含语法、语义、语用信息的认识论信息称为“全信息”[4]。在信息链中，信息＝数据＋背景[5]，即信息是数据被赋予现实意义后在信息媒介上的映射。
知识：从认知哲学的层面看，知识是事物运动状态和状态变化的规律[6]。从信息链角度看，知识是对信息加工、吸收、提取、评价的结果[7]。信息转换成知识的条件是信息和实践结合，并经过人类大脑的思维、整理、评价和实践检验，可用“信息＋经验＝知识”[8]来表达。由于知识是与实践经验相联系的信息，因此，知识有显性和隐性知识之分。
智能：信息链中的智能和情报被视为同一概念，我们认为情报和智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在此我们首先解释智能概念：智能是解决问题的一种能力和方略，是在一定的环境下针对特定的问题和目的而有效地获得信息、处理信息形成知识和策略、利用策略来解决问题，从而成功地达到目的的能力[9]。智能是被目的所激活的知识，是知识在一定条件下的运动方式。
从以上数据、信息、知识、智能的基本概念出发，可以认为数据是信息的原材料，其外延涵盖范围最广；信息是知识的上位概念，信息的外延大于知识；知识来源于信息，知识是智能策略的上位概念，知识的趋向是要成为人们决策的智能方法。数据、信息、知识、智能之间存在包含关系，如图1所示：
数据、信息、知识、智能概念关系示意图
在信息链中，数据、信息、知识、智能策略之间还存在一种层递关系，表现为数据在一定的背景和规则下，通过解读，转换为可接受的信息；信息只有结合人的实践经验，通过学习、评价、筛选才能上升为知识；而知识被目的激活后才能成为智能策略，如图2所示：
数据、信息、知识、智能层递关系示意图
2情报术语及其与信息链的关系
学科术语的成熟与稳定，反映了该学科发展的完善程度。在情报学领域，情报是最基本的术语，同时也是争议最大的术语，其争议不仅反映在术语的词语表达上，同时也反映在其概念界定上。情报学的这种术语不稳定表现，说明了该学科的发展还不够完善。
2.1情报的概念诠释
关于情报的概念，国内外学者们主要是从数据、信息、知识、智能等角度来定义的。
(1)从数据角度定义的情报概念。如美国乔治亚工业学院的斯拉麦卡教授认为“情报就是有用的数据或被认为有用的数据”[10]；情报决策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约维茨提出“情报是对决策来说具有价值的数据资料”[11]；学者罗爵认为“情报是消除不确定性保证高效行为的数据”[12]。
(2)从信息角度定义的情报概念。如维克利认为“情报是有意发出的改变接受者知识结构的信息内容”[13]；刘植惠提出“情报是能解决问题的社会信息”[14]。
(3)从知识角度定义的情报概念。如英国著名的情报学家布鲁克斯认为：“情报是使人原有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的那部分知识”[15]；国内情报学家严怡民教授提出：“情报是作为交流传递对象的知识”[16]。
(4)从信息角度定义的情报概念。如勃拉特、霍肖夫斯基等人认为“情报是发生在人脑中的智能过程的表现”[17]；其它类似的观点还有：“情报就是逻辑的、推理的表达本领；情报就是形成、修改和使用的智力模型”[18]，等等。
上述四类定义情报的角度，都只侧重了情报的某一方面的特性，但从这四个角度的情报定义可以看出，情报与数据、信息、知识、智能有密切联系。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情报是针对一定的主体对象被激活了的有用的信息或知识。
2.2情报与信息链的关系
在我们的定义中，情报与信息链存在密切的联系。首先，它确定了情报与知识和信息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有两种：一是概念和外延上的包含、交叉关系，如图3所示；二是实践应用中的动态关系。
这种动态关系有两层含义，一是转化关系，即三者之间的相互转化，比如从信息转化、提升为知识和情报、从知识转化为情报以及情报转化为信息等。二是认知相对性和时效性，也就是说对于某一行为和决策的情报，对于
另一行为和决策可能只是一种静态知识或一般信息；此时的情报，彼时可能是信息，反之亦然。
其次，该定义强调“被激活”和“有用性”，从而使情报的外延具有可伸缩性。这里有用性是一个含义广泛的用语，可以是对人的决策有用，也可以是对改变人的知识结构有用，还可以是对消除人们认知过程的不确定性有用等等。而人们在判断有用性时，需要依靠大脑的思考和甄别，思考和甄别的过程就是一个运用智能激活知识和信息，形成对特定主体对象有用的情报的过程，因此，情报和智能又形成密切联系。
最后，该定义强调针对一定的主体，从而限定了情报是属于信息链的上游认知属性。
根据我们对情报定义的解释，可以确定情报在信息链中的位置和作用，从而得到一条扩展了的信息链。
2.3基于信息链的情报词语英语表达
现阶段，导致我国情报概念混淆的不是其内涵，而是它形式上的英语表达。情报界一种观点认为情报对应的英语表达词是Information，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Intelligence。这两个英语表达词的统一，将有利于进一步研究，扫清概念上的障碍。
(1)Information及其汉译。英语中的Information是一个概念团，是多个概念的表现形式，其语言形式和概念为1:N[19]。梁战平先生也指出：“英语的Information是一个连续体的概念，由事实(Fact)，数据(Data)，信息(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智能(Intelligence)五个要素构成‘信息链’(InformationChain)。”[20]正因为如此，在汉译的过程中，Information有多重含义，在我国情报学领域主要汉译意思有“信息、情报”，如果继续用Information作为汉语情报的英语对应词，将不能解决中文英译时信息与情报混淆的局面，不利于我国情报学研究在国际上的交流。
(2)Intelligence及其汉译。相比Information,Intelligence的汉意比较固定，表示智力、聪明、智能的意思。这与信息学科群中的人工智能、机器智能中的智能英译没有冲突。我国情报界用Intelligence表达情报的现象，根据缪其浩的观点[21]，有可能是受日本的影响。的确，情报与智能有密切的关系，但若用Intelligence表示情报，势必与信息科学群中的智能概念混淆。我国情报学的研究有自己的特色，它在日渐明朗的信息学科群中，应有合理的定位，用Intelligence表示汉语的情报也不合适。
(3)基于信息链的情报词语表达。根据我们定义的情报概念，基于信息链中情报与信息、知识、智能的关系，参阅霍忠文[22]和柯平[23]的观点，可设想以Infoknowlligence作为情报术语的英语表达。尽管在国外的文献中，未曾出现这一词语表达，但我们认为这一词语可以消除我国在信息与情报英译时的混淆状况，同时也体现了我国特色的情报研究内容。同时还可以进一步以InfoknowlligenceScience表达我国的情报学，从而与具有族性特点的信息科学(InformationScience)概念加以区分。
3基于信息链的情报学研究路径
回顾情报学的发展历程，展望情报学的未来趋势，以信息链为出发点，我们认为情报学的研究大致在信息——情报、知识——情报、智能——情报三条路径上深化前进。
3.1以知识为导向的情报学研究路径
追根溯源，情报学源自文献学，而文献是知识的载体，因此，情报学自其诞生之初便与知识具有天然联系，知识属性自然被认为是情报的天然属性。围绕情报的知识属性，展开了情报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
3.1.1理论研究
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产生了以布鲁克斯为代表的情报认知理论流派，其实质是“知识基础论”。该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为情报学的知识研究维度，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持，尤其是布氏提出的“知识地图”和“体外大脑”，指明了情报学知识研究的发展方向。这一理论被引进我国后，围绕“知识地图”和“体外大脑”的发展目标，我国情报学界在情报的知识维度方面，展开了多层次、多方面的理论研究。
首先，关于科技情报的研究。情报学的研究以科技情报为开端，以科技文献为主要情报源，利用文献分散规律——布拉德福定律、文献的增长与老化规律——指数增长律与逐渐老化律、文献引用规律、洛特卡定律——平方反比分布、齐夫定律——省力法则等，研究科技情报的运动规律，从而形成了极具“知识特色”的科技情报学。
其次，知识管理理论的研究。情报的知识属性以及情报和知识的转化关系，使得情报学在当今知识经济的环境下，自然而然地研究知识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情报学界关于知识管理的研究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关于情报和知识的转化层面，围绕该层面，探讨知识的组织、知识单元的提取、获得知识性情报的智能方法、情报和知识相互转化的条件和环境等，注重显性知识的开发利用；二是关于知识管理的环境研究，主要研究影响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转化的人文因素、企业知识管理的技术条件，并涉及了企业知识管理的组织行为问题。今后，情报学还应加强对知识的计量研究与评价、企业内部知识与外部情报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定量研究。3.1.2实践应用
(1)以文献为单元的检索与服务。情报学从本质上讲是一门应用学科，而情报检索则最能体现其应用学科性质。在美国，情报检索(informationretrieval)曾被作为情报科学(informationscience)的代名词而影响整整一代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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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情报检索始于文献检索，其发展也有一个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有关科技文献的检索与服务。科技情报检索，也就是对科技知识的检索。检索需要借助检索工具来完成，而检索工具的先进与否，受检索技术的支配。如果以V.Bush的《诚如所思》为情报学的起源，则情报学中的检索工具主要是电子计算机，而计算机在当时也属于新的技术工具，其应用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科技文献检索阶段，情报界的检索实践主要表现为以文献尤其是科技文献为组织和检索单元，向需求者提供以科技文献为单元的科技情报检索服务。
第二阶段主要是有关科技信息的检索与服务。文献在信息链中，对应于数据层，从数据到信息是一个飞跃。同样，随着计算机性能和功能的改进，以计算机为工具的情报检索，也发生了从文献单元组织检索到信息单元组织检索的飞跃，主要表现为可以从文献中寻求需要的信息。比如，我们现在从全文数据库中查找所需文献，又从所需文献全文中查找所需的观点、段落等信息。因此，科技信息检索阶段，情报检索实践通过对文献内容的深度开发和标引，已实现了信息单元的组织和利用。
(2)以知识为单元的检索与服务。从信息链上看，知识属于高层认知范畴，因此以知识为单元的情报检索属于检索的高级阶段，它的高级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知识单元的结构更为复杂、抽象，具有人脑的思维特征。与信息单元相比，知识单元的提炼，要同时搞清信息的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层次逻辑关系及其应用环境，必须涉及人类大脑的思维过程和机理，而大脑的思维机理对人类来说，仍是一个探索中的课题。纵观情报检索的实践进程，知识检索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智能搜索引擎的运用、智能导航理念的提出就是例证。这些探索为知识单元的抽象提取和组织利用提供了可能。
另一方面，实现知识单元的检索和利用，需要机器智能技术的支撑，创造智能检索工具。具体地说，机器智能就是人所赋予机器的一种职能，即机器在一定的环境下针对一定的问题、为了一定的目的成功地获得、处理和利用信息和知识来解决问题，实现目标的能力[25]。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基于语法、语义、语用全信息智能技术尚未完全实现，这将会直接影响知识的利用效果。我们认为，将来基于全信息概念的机器智能技术的成熟和应用，必然完全实现知识单元的智能检索。
3.2以信息为导向的情报学研究路径
情报学在沿着“知识——情报”这条路径展开研究时，也同时在“信息——情报”这条路径上展开信息与情报关系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竞争情报、信息资源管理、信息技术在情报学中应用三个领域。
3.2.1竞争情报研究
竞争情报的产生过程就是通过搜集企业内部和竞争对手的各种信息，如生产部门信息、财务信息、技术信息、销售信息、管理信息等，搜集宏观环境方面的政治、军事、金融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相关信息，并对这些信息加工、转化、分析得出竞争情报，从而明确企业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寻找市场机会，发现存在的威胁，进而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提供支持，帮助企业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因此竞争情报来自于信息，又高于原有的信息，而竞争情报的分析结果还可以积淀为企业的知识，丰富企业的知识管理内容。
情报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实质上是以信息链中论述的情报与信息关系理论为指导，研究竞争情报的来源、竞争情报的提取、竞争情报对企业组织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的贡献、信息技术在企业竞争情报分析中的应用，开发出多种竞争情报应用软件。
3.2.2信息资源管理研究
信息是情报的原材料，要从原材料中提炼情报，就必须对这些原材料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信息资源管理是信息管理的一个层面和阶段，它是把信息作为一种资源，从而确定自己的研究的逻辑起点。因此，它研究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研究信息资源的经济效益及其评价；并以不同类型的信息资源，如企业信息资源、政府信息资源、网络信息资源等等为研究对象；以信息系统为技术工具；采用经济的、人文的、技术的管理模式，全面探索信息资源的管理。
由于情报学是研究情报客体的运动规律，而情报又来自于信息和知识，因此对信息资源管理的探索，有助于情报学从新的视角发现情报的运动规律。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们认为信息资源管理是情报学在信息——情报这条路径上的研究内容。
3.2.3信息技术应用研究
信息技术是涉及到信息的产生、获取、检测、识别、变换、传递、处理、存储、显示、控制、利用和反馈等与信息活动有关的，以增强人类信息功能为目的的技术，主要包括电子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信息存储技术等。
情报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信息技术结下不解之缘，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首先在情报领域得到应用。情报学界曾一度认为信息技术是情报学的全部内容。而随着情报学研究的逐步深入和深化，情报学界认识到，信息技术是情报研究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因此，情报界开始注重利用信息技术的成果为情报研究服务，密切关注与情报处理有关的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情报处理软件的应用和改进；注重与情报获取有关的信息过滤技术、智能搜索引擎、数据挖掘、多媒体可视化技术，与情报存储有关的数据仓库技术等等在情报学中的应用。
情报界对信息技术的探讨，为深入认识情报的运动规律提供了技术支撑。
3.3以智能为导向的情报学研究路径
智能化是情报运动的终极目标，可概括为“情报的智能终结”。由于“智能是解决问题的一种能力和方略，智能是有等级层次的，人脑具有最高等级的智能度”，因此，情报——智能路径上的情报学研究，就是要利用机器智能技术，实现情报向高级智能的转化，提供“纯情报”给需求主体。
情报学对情报智能化的研究可谓与生俱来。情报学诞生之初，V.Bush提出用Memex的机器实现情报检索，解决信息爆炸的设想，其实质就是利用机器智能技术和工具，实现情报的智能化检索[26]。
V.Bush的设想，激励着情报学界的智者孜孜不倦地探索情报智能的理论与技术。比如姬鹏飞认为[27]，情报学的真正面目就是“智能情报学”，并从理论上探讨了“智能情报学”的定位与发展。
情报界对智能技术的探究，是伴随着计算机的发展而发展，从单机智能技术的探讨，到网络分布式智能技术的探讨，智能专家包括情报界的专家们一直在不懈地努力，比如，张玉峰[28]就从智能技术的角度，全面探讨了智能情报系统的基本理论、方法、技术和应用。
同知识单元的智能检索一样，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智能技术在语法和语义信息层面上已取得重大进展，基于语用信息层的技术实现，还在探索中。这将会直接影响情报的提取和利用效果。我们认为，将来基于全信息概念的机器智能技术的成熟和应用，必然引起情报学的范式变革。
情报学研究范文5
首先，知识管理是产生新知识的高智力创造性活动。知识管理它是一种创新的劳动，它反映了现在知识经济的发展的要求，体现了目前社会发展对知识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要求，并且还可以体现知识发展的新特点。相关人员进行仔细挑选和识别的显性知识，除此之外，这还对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具有很大的要求，这要求工作者具有完整、严谨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还要求工作人员拥有丰富的相关的工作经验；还要求工作人员的工作素养要较高，对一件事情的认真态度足够好。然而，信息管理的特点和知识管理的特点存在很大的区别，在这个过程中并不需要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信息管理较为需要的是对物的管理，并不需要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投入。其次，知识管理是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知识经济的原动力。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知识经济的不断进步和深化，我国对知识管理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的提高。一般来说，知识管理主要包含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方面是，人是社会发展的核心，所以，在知识管理的过程总知识管理的核心也是人；第二方面是，知识管理的具体内容和具体的形式是不断的变化和发展的，因为社会的经济和文化是不断的发展的，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知识管理的相关内容也会随之发生改变；第三方面是，我国的知识管理具有时代性和创新性，因为社会在进步，经济在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并且由于我国的知识管理又是受到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以，知识管理具有时代性和创新性。总之，根据现在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对知识管理的重视是必不可少的，我国必须要从多方面来对其进行研究，并且要更多的根据其发展趋势，结合实际作出相关的调整，实现更好地促进其发展的目的。最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决定了我国知识管理的进步和发展。通常来说，经济、政治决定文化，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知识经济的不断深化，这已经促使我国的知识管理有了很大的转变。知识管理的发展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并且，从更为微观的角度来说，知识的管理可以更好地促进社会相关文化和信息的搜集、分类、整理和总结，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可以更好的丰富我国的文化信息的，甚至，我们也可以从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这一角度来说，企业更好的运用知识管理可以为其发展积累经验和促使其不断地创新、改进。总之，知识管理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重要意义。
2.图书情报学的发展状态和趋势
第一，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深化，图书情报学的研究不断向知识方面深化发展。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慢慢的向“信息”以及“知识”这两方面不断的深入和发展，现在已经逐渐演变成对知识资源的组织、建设和开发，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管理。也就是说，现在的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注重对知识管理的研究。
第二，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下，知识管理在图书情报学的研究中作用越来越重要。在信息网络的发展下，图书情报学当中所说的知识管理更加注重的是怎样更加构建合理的知识体系，不断的推动我国的知识管理体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要促使我国的知识管理与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相符合。这样是为了可以实现我国图书情报学不断进步和发展，实现其价值，从而可以更好的为社会发展服务。
3.图书情报学的变革研究
第一，图书情报学更加注重知识管理的变化和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的知识体系也在不断地扩充和完善，并且由于新社会的新情况出现，我国对图书知识管理方面也有了新的认识和整理，为了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我国的知识管理已经有了新的结构和体系，还必须要更加的适合社会的发展。也正是由于我国知识管理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所以我国的图书情报学也应该更加与时俱进，综合利用知识管理的相关知识，积极引用新的观念和看法，不断地推动图书情报学的进步和改革。从而可以更好的推动我国图书情报学的不断革新，从而可以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进而可以更好的推进社会的进步。图书情报学只有在更好的应用相关知识，才可以最终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推动自身的发展。新的观念以及思想会不断涌现。所以，图书情报学的发展也是不断的、持续的、进步的。在对图书情报学进行研究时要更加注重对知识的创新，从而实现图书情报管理的与时俱进。
第二，要加强对知识的管理和创新，促进各国之间的信息交流。在我们对知识进行管理时，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在对知识进行搜集、管理、和对相关信息进行处理时，要注重这个过程的完整性以及其针对性、相关性。不断对相关的内容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和处理。在对知识进行管理时，相关人员在这个过程中也应该要知道这些知识的产生、来源和发展，以及这些知识具有哪些特定的含义，它产生的背景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对知识进行管理时，这些知识价值的实现主要体现对知识的评价上。
第三，图书情报学要不断地引进新的知识和加强对自身的革新，不断地将其与社会相结合，促使其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图书情报学的变革已经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和重视，并且因为图书情报学的变革是和知识管理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在对图书情报学的体系和结构进行创新和发展的时候，我们不但要关注社会发展的最新变化、最新情况，还要积极引进国外的相关知识和技术，从而可以更好地推动我国图书情报学的相关体系和内容的革新，进步与发展。图书情报学的发展状况对于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当前我国应该据其发展的一般规律，再结合社会具体实际，以及相关知识管理的知识不断地推动其革新和发展。
4.结论
情报学研究范文6
【摘 要 题】理论探索
【关 键 词】情报学/经济学化/情报经济/情报经济学/信息经济/信息经济学
1 “经济学帝国主义”与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
近数十年来，经济学不断地向其他社会科学扩张与渗透，形成了许多以经济学方法作为分析方法或体现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学科。经济学界称这种现象为“经济学帝国主义”[1]。情报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界一直都存在着争议。文献[2]明确提出情报学就是一门社会科学；文献[3]则认为情报学是介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性边缘学科，这种观点在国内情报学界一度影响较大；而文献[4]则针对这种分歧，就国外的最新进展情况，对上述情报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作了综述研究，予以了有关问题以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指出国外情报学界目前依然有许多研究者把情报科学视作一门社会科学。尽管情报学的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定位至今在理论界仍未完全取得一致，但是不管怎样，情报学与社会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情报学本身就具有着社会科学的属性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学已经渗透、侵入到情报学领域已是不争的事实，情报经济学的产生如同法律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等学科一样已经成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又一具体表象。
“经济学帝国主义”对情报学的这种侵入与扩散换一个角度而言实际上也就是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趋势。情报学具有跨学科领域的本质。国外有研究者将情报学研究划分为三大领域：管理问题（如工作表现测评、个人技能、个人隐私）、核心活动（如数字图书馆、智能、交互性、情报检索、知识管理）、应用性（如工作流、文献管理、互联网与内部网），情报学这三大领域的发展涉及并依赖于多个学科领域：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范畴的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5]。可见，情报学研究所呈现出的经济学化特征就是作为其来源与支柱的经济学范畴的工商管理领域对上述三大领域的情报学研究发展施以影响与作用的必然结果。情报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与情报学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出现正是这种影响与作用的具体表象，它的向前发展则表明情报学研究的经济学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情报学是为了解决情报需求与情报服务而产生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作为信息产业的组成部分，情报工作的开展、情报事业的发展必然要涉及到现实经济问题，必然要认真地考虑其经济效益。尤其当处在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这个大背景下，情报工作更加强化经济核算与管理，突出经济效率与效益这一目标；整个情报事业开始市场化；情报产品不再作为一种福利品而是成为一种商品；出现情报产业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与情报经济这种新的经济现象已成为必然。纵览情报事业的整个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情报事业的发展历程也就是一部情报事业的经济化演进历程，情报产业与情报经济现象的出现是其最终必然结果，我们可以将它的整个发展历程简约地归纳成以下演进路线：情报工作的诞生、情报机构的建立与情报事业、数据库事业的形成和发展、情报事业的产业化、情报产业[6]，直至情报经济的出现。当然有研究者为了突出情报检索在情报工作与事业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如下的演进路向：情报（的产生）、情报检索（的出现）、情报检索技术及系统（的出现）、数据库（的产生）、数据库服务产生（情报服务产业）的兴起[7]，直至情报经济的出现。与上述情报事业的经济化发展演进路向相对应的则是，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顺应形势发展针对实践需要而不断向前深入推进。
2 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历程回顾
最初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与情报检索的评价研究相联系的，即主要是评价情报检索服务的成本与效率。随后，情报商品化、情报的价值与价格、情报传递的成本与效益，以及情报工作的效率与情报事业的经济管理也成为了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主要议题，再接着是情报市场、情报（检索）产业、情报事业的经济发展及其宏观经济研究等领域，直至最后作为一门学科形式关注整个情报经济现象，使有关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成果得到了系统化了的“情报经济学”的产生。情报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标志是1979年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国际性的情报经济学年会。经过20多年的发展，情报经济学已初具雏形，与情报研究学、情报检索学、情报咨询学、情报管理学等一道成为了情报学众所周知的重要分支学科。理论界就认为包括情报经济学在内的共计11门具体的分支学科共同构成了情报学的整个分支学科体系[8]。对于情报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国外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情报产品和情报服务的成本分析、情报的价格、情报服务的效果与效率、情报传播的成本——收益分析、情报价值的实例分析、情报和生产力的宏观经济研究以及情报服务的增值过程、联机检索的经济问题、情报处理的经济问题等9个领域[9]，而国内的学者则将其归纳为情报价值的研究、情报商品属性的研究、情报产业的研究、情报市场的研究、情报资源分配与管理的研究、情报效益的研究、情报成本与价格的研究、情报经济管理的研究、情报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情报学与经济学关系的研究这10个方面[10]。但通常我们一般将情报经济学研究归纳为情报商品与情报市场研究、情报经济效益研究、情报经济管理研究、情报产业和信息化社会发展研究这4个方面，围绕上述4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国内阶段性的集大成著作中得到了一定的反映[11]。这些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进一步证实“经济学帝国主义”存在的同时，也更加明显地表明了情报学研究的经济化特征与趋势。
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面向新千年的20世纪的情报学“经济化”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情报经济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被纳入到“信息经济学”这样一个更大、更为宽阔的范围内加以研究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情报学的“经济学”研究从围绕某一主题零散地开展研究，如情报的经济问题[12][13]、情报市场[14][15]、情报产业[16]、情报商品[17]等等，发展到体系化地、系统地进行研究，如相应地正式出现了以“情报经济学”命名的理论著作[18]（以上举例均指国内的研究情况，不涉及国外的情况，以下举例与此相同），这是一次飞跃。现在又由情报经济学的系统化研究发展到站在信息这样一个新高度，在信息经济学这样一个更大的范围、更为宽阔的视野内系统化地研究情报经济学[19]，则又是一次飞跃。在实践工作中，“情报”与“信息”是难以绝对区分开的，而“情报”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知识信息，一种情报信息，因此将“情报经济学”纳入到“信息经济学”中进行研究，这表明了情报学“经济学化”研究的向前推进与发展。情报经济学在信息经济学中的定位是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分支学科，具体地讲，就是信息经济学是以一切有关信息转换的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和内容的，而情报经济学则仅仅只是其中的有关“知识与情报传输系统的经济研究”[20]，或者说，仅仅是其中的有关“知识信息服务的经济研究”[21]。当前情报经济学已经很少单独作为对象进行研究，而是更多地将它纳入或者说融入信息经济学中，以信息经济为对象予以研究。对于这一点，有人提出了这么一种观点，认为曾经流行于图书情报界的情报经济学之所以会销声匿迹，其原因就在于情报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不能成立的；情报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是同一门学科，二者具有同一性；这是由于两门学科共一个英文学名因而在学术界造成的学科分类混乱现象[22]。毫无疑问，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情报经济学作为信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而被纳入到信息经济学这样一个更大的范围之内进行研究，并不能否定情报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存在的事实，二者不是同一学科[23]。实际上，情报经济学的发展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作为其上位类学科的信息经济学的影响，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也同时促使情报经济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方面不断得以拓展和创新。对于由情报经济学拓展演化而来的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有研究者从经济行为中的信息活动、信息产品与信息服务、信息系统和信息市场、信息产业、社会信息化这5个方面对信息经济学所取得的进展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和归纳，描绘了经过20世纪的大发展，面向21世纪的信息经济学的新景观，指出“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信息经济学带有浓厚的信息学（情报学、文献学、图书馆学）色彩，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经济学则带有浓厚的经济学味道了”[24]。总的说来，20世纪情报学视野中的信息经济学研究其涉足领域主要围绕着信息与信息资源、信息商品、信息市场、信息营销、信息产业、信息经济效益、信息投资、信息工作经济管理、宏观信息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信息经纪人等主题而深入展开[25][26]。
20世纪的情报学“经济学化”研究所取得的新发展所体现出来的另外一方面特点，在于它随着所处社会经济这个大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它所运用、移植的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以及由此而来的它的实践取向随着经济学自身发展而得以发展。还是以国内研究为例。大致地说，国内经济在改革开放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初期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从1992年起至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内的情报学理论与实践工作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所处经济环境的烙印，而随着上述经济环境的发展而发展。这可以从诸如《论计划经济下的竞争情报》[27]、《市场经济与情报信息工作》[28]这一类学术论文的文题及其内容得以清楚地反映。又如，我们国家自1958年建立起科技情报事业，一直到改革开放，都与前苏联与东欧国家一样，由于实行的是单一的传统计划经济，对商品经济持否定态度，因而理论界严格遵循前苏联情报学家米哈依洛夫的观点：“科学情报不是商品”[29]，而不将情报当作商品，认为社会应无偿使用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产品，整个情报机构属于非经济性、非赢利性的社会公益性事业机构。但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取向经济改革的向前推进，情报开始商品化，情报理论界及其实践体现——情报机构与情报事业也相应发生转变，于是乎曾经作为计划经济棋盘中一个棋子的情报机构也开始相应地进行情报体制改革，使之转型为作为市场经济大家庭一员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性实体”[30]。再如，即使同样是探讨“情报经营”的论文，通过对其内容的分析，也会明显地发现有的烙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痕迹[31]，而有的则烙着“市场经济”的痕迹[32]。
3 情报学“经济学化”研究的发展及其未来展望
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在早期还仅仅只是引入经济学中的效用、效益等概念，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投入—产出分方法等这些基本方法，借鉴当时流行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合同制等经济实践模式，作为其研究基础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是劳动价值论，而研究所用的经济学范多也还是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阶段模式[33]。但是随着经济学自身理论研究的向前发展，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所运用的经济学概念、方法，以及基础原理，甚至是“范式”、整个的理论体系也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为了更加深刻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以情报（信息）商品价格的形成基础这一问题为例。信息商品的定价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情报理论界与实践界。总的来看，有关信息商品的定价基础，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垄断价格论[34]、效用价格论（使用价值决定论）[35][36]、价值决定论（价值价格论）[37]。前面的两种观点尽管很早就同价值决定论一道被提出，但是由于受所处外部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与束缚，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从整体上说国内情报学界对前两种观点持的是否定或批判的态度，而对价值决定论则持肯定或者说维护的态度。长期以来，国内经济学界奉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为“圣经”，不敢越雷池半步。受经济学界这种认识的影响，国内情报学界对于情报（信息）商品的定价基础问题也采取了与这一时期经济学界相一致的做法，即不容置疑的主流理论观点是“劳动价值论是信息商品价格的理论基础”[38]，而对其它观点横加批判，或者依然以劳动价值论为主，借鉴其它观点进行“折衷”，如有研究者就认为信息商品生产过程所具有的不同于物质商品生产的非重复性这一特殊性决定了信息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在事实上具有了同一性，二者在信息商品中是等价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信息商品价格的形成基础既是信息商品的价值，也是它的效用（或使用价值）[39]。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价值决定论与效用决定者进行“折衷”，其分析方法与研究框架依然还是属于价值决定论范畴，其实质是在价值决定论的范围内进行局部的修补与改良。随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1993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开始建立，一批充分体现上述精神与认识的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纷纷出版[40][41]。可以说，这些认识在改变国内经济学界原有的旧观念的同时，正在日益成为理论界新的主流观点。与此相对应，国内情报学界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也开始对长期以来处在主流地位的将劳动价值论作为信息商品价格基础的这一观点予以重新的审视，这一迹象早在国内经济学界开始争论要不要捍卫传统的劳动价值论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显露，如文献[42]就从价值决定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或者说价值规律出发，通过论证劳动价值论（价值规律）所面临的危机和价值决定论对信息市场的种种误导，明确地对长期处在“话语霸权”状态的信息商品价值决定论提出了置疑，指出在马克思提出劳动价值论的时代，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是微不足道的，而在其后的100多年时间里，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这些理论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补充和发展。因此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大力提倡信息商品的价格市场决定论，以此来取代长时期在情报学界处于主导地位，流行一时的信息商品价格价值决定论。
除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身发展会推动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向前发展之外，国内经济学界对于西方经济学的重新审视与评价也极大地促进了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目前，随着国内较以前更加注重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引进，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甚至是前沿理论被引入到情报学的研究中来，这也极大地推动了当前情报学研究的经济学化发展趋势。例如，运用从经济学的“母体”中脱胎而来的市场营销理论来竞争情报研究[43]；运用经济管理领域的供应链管理理论来从事竞争情报研究[44]和（情报）信息服务模式研究[45]；运用经济管理领域的另一热点理论——流程再造理论来审视网络环境下的情报工作[46]。又如，引入当前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委托－理论”对情报（信息）经纪业进行了深入探讨[47]。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情报学研究中对于博奕论理论的引进。自从1994年三位研究博弈论的经济学家荣获了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博奕论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学思想和方法，被经济学界广为运用，成为当前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有研究者敏锐地抓住这一前沿，将博弈论引入了竞争情报研究[48]。更有研究者指出“经济学中研究的信息其实质就是情报学意义上的‘竞争情报’”，“经济学（特别是引入博弈论后的经济学）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了竞争情报的作用方式”，通过介绍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市场结构理论里的“库诺特”（古诺）模型在引入博弈论后的几种演变模型，对竞争情报进行了深入探讨，强调了要充分利用博奕论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加强竞争情报研究中的情报分析手段[49]。此外，作为市场经济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竞争理论也与竞争情报研究联系了起来[50]，在竞争情报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环境相适应的竞争情报理论体系，从而为竞争情报实践提供高水准的理论与操作指导，已经成为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