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经济的意义范文1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意义 现状 贵州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5-0159-02
纵观全国，凡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前列、人民生活相对富裕的地区，几乎都是非公有制经济比较活跃、非公有制经济在当地生产总值占比较高的地区。
一、非公有制经济及其发展意义
非公有制经济（以下简称“非公经济”）是相对公有制经济而言的经济形式，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港澳台经济和外商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非公经济也经历了其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从当初被割的“资本主义尾巴”发展成为促进社会经济繁荣、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
以浙江为例：1978年，浙江出现第一批农民企业主和民营企业，当时全省个体工商户仅2 000多家，私营企业几乎为零，非公经济增加值仅占全省总量的5.7%。到2002年，全省个体、私营企业178.9万户，非公经济增加值4 065亿元占全省的53%；全省GDP从1978年的124亿元增加到7 670亿元，在全国的位次从第十二位跃升到第四位。到2008年上半年，浙江非公经济已实现为全省创造70%的生产总值、60%的税收、76%的出口和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显而易见，非公经济是促进浙江经济腾飞的重要推动力量。实践证明，没有非公经济的大发展，就没有地方经济的大发展；大力发展非公经济，对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积极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贵州非公经济的发展及现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贵州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非公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1978年，贵州个体经济仅有1 644人，私营经济为零；到1990年，全省个体工商户发展到26.98万户，私营企业1 597户，乡及乡以上非公有制工业企业总产值达2.38亿元（1980年不变价）；2008年初，全省个体工商户已达50.77万户，私营企业54 812户。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非公经济创造的GDP占全省的比重由1%左右上升到30%以上，非公有制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省的比重由不足4%上升到40%以上，非公有制商业企业创造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省的比重由7%左右上升到60%以上，非公经济提供的财政收入和上缴税收均占全省总量的1/3还多。
贵州非公经济的变化是巨大的、成绩是显著的，但是与全国大多省区横向比较，差距较大。总体现状是经营规模偏小、发展层次低、整体实力不强。
首先，贵州非公经济大多集中在商贸流通、餐饮、娱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医药、食品、采矿等优势资源的初级产品生产方面。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型企业数量少，产品技术含量低下，抗风险能力弱，经济效益差，发展层次低。2007年，全省965户规模以上内资私营工业企业研发费用仅为1 841万元，户均研发费用只有1.91万元；96户规模以上外商工业企业研发费用1 620.8万元，户均研发费用也只有16.88万元。其次，贵州虽然也有像神奇、益佰、老干妈等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非公企业，但是这样的骨干龙头企业毕竟为数太少，贵州非公经济规模仍然偏小、整体实力较弱。2007年，贵州省规模以上内资私营工业企业增加值128.4亿元，户均1 330.57万元，比全国水平低168.28万元；资产总值248.81亿元，户均2 578.34万元，比全国水平低431.88万元；固定资产原值119.11亿元，户均1 234.3万元，比全国水平低29.7万元。规模以上外商工业企业增加值22.89亿元，户均2 384.38万元，仅为全国水平的50%左右；资产总值101.46亿元，户均1.06亿元，比全国水平低3 685.91万元；固定资产原值47.28亿元，户均4 25万元，比全国水平低2 419.58万元。
造成贵州非公经济整体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身制度不完善、经营理念陈旧、管理水平低等内在因素，也有对非公经济发展重视不够、投资环境不佳、服务体系不完善等外在因素。但是，不论是什么因素，贵州作为“欠发达、欠开发”的西部内陆省，要实现跨越发展目标，就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大力发展非公经济，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加快全省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农业产业化的进程。
三、贵州加大发展非公经济的举措
1.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把大力发展非公经济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发展的差距源于思想观念的差距。当前，在非公经济及发展的认识问题上虽已形成共识，但对于大力发展非公经济的重要现实意义、对于如何更好地发展非公经济在贵州不能说已全部认识到位，一些与时展不相符的思想观念依然存在。所以，贵州要发展、要跨越，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认识非公经济同样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同样肩负着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农业产业化的历史任务；充分认识非公经济对贵州实现跨越的重要现实意义。把大力发展非公经济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切入点，从战略的高度加大非公经济发展力度。
2.完善管理体制，提高经营管理者素质。一方面，贵州非公经济经营理念陈旧，企业治理结构落后；另一方面，各类非公经济人才匮乏，目前全省非公经济拥有的各类人才占全省人才总量不足10%。这就导致了企业管理体制不科学，治理结构不完善。陈旧的经营理念使企业注重短期效益和眼前利益，企业缺乏做大做强的长远规划，制假售假、欺行霸市、偷漏税款、逃废债务等不良行为时有发生，严重制约了非公经济的稳健发展。当前，各级政府职能部门要加快落实相关扶持政策和管理制度，积极引导非公经济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建立专门的人才培训机构，积极引进适用的经营管理人才，把对非公经济人才的引进与培训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提高经营管理者素质。
3.改善融资环境，化解资金困境。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非公经济普遍存在融资不畅的难题。特别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与国家紧缩货币政策双重压力下，资金短缺使非公经济的生存发展更加艰难。政府要迅速采取措施，多渠道帮助它们走出资金困境。一是要进一步完善信用评价体系，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改善金融服务，解决贷款难的问题；二是要采取资本投入、贷款贴息、无偿资助、设立创新基金、银企合作、发企业债等多种融资方式，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三是要构建多层次信用担保体系，增强信用担保能力，解决担保难的问题；四是由政府投资公司向一些经营管理好、市场前景好的非公企业进行财务投资，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发展壮大。
4.搞好引导与服务，加大扶持力度。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重点搞好引导与服务。在税收、土地、户籍、经营范围、社保等方面取消不利于非公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积极引导非公经济顺应国家产业政策公平竞争、有序发展；从制度细微处入手，积极引导非公经济照章纳税、诚实经营、公平竞争，维护良好的发展环境；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指导、科研单位和高校参与、市场化运作的，覆盖全省的技术咨询服务体系。要用足、用活、用好优惠政策，加大非公经济扶持力度。把握好国家产业规划、西部大开发、区域经济建设、生态保护等重大战略的实施所带来的机遇，争取更多的财政拨款、贴息贷款等资金用于非公经济的扶持和发展；依托全省各类经济园区建设，用好、用活园区专项资金；围绕传统优势产业和新兴战略产业，重点扶持发展一批名牌产品、龙头企业、特色产业，引导非公经济向产业集群化发展，提高整体实力。
5.拓宽非公经济发展领域，优化产业结构。除明令禁止的行业和商品外，只要有市场、有效益，就允许非公经济广泛参与，拓宽非公经济发展领域，不断提高非公经济在GDP的比重。鼓励非公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制，引导非公经济进入文体卫及中介服务领域以及新材料、新能源、精细加工、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领域。充分给予优惠，大力支持非公企业从事外经贸业务、到境外投资办厂，与国外大公司、大财团开展合资合作，开拓国际市场。围绕工业强省战略，积极调整、优化非公经济产业结构。引导非公经济从矿山开采和商贸流通等传统行业中解放出来，参与到基础设施、生态保护、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优势原材料、能源、装备制造以及民族制药、旅游和战略型新兴产业领域上来；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技术改造，加速非公企业专业分工和协作，延长产业链，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配合品牌战略的实施，培育更多有较高知名度、较强竞争力的产品和企业。切实改变贵州非公经济规模小、效益低、整体实力弱的局面。
6.大力推进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可以说贵州落后的现状很大程度是因为交通闭塞造成的。尽管贵州交通建设近年来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客观上讲仍然很落后。“十五”期间，贵州公路、水路建设累计投资480亿元，是过去五十一年投资总额的2.53倍；全省公路通车里程近5万公里，87%的行政村通机动车；内河通航里程达3 322公里，打通了北上长江和南下出海的水运通道。但与毗邻省区相比，贵州交通落后明显。单从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一项看：截至2005年底，云南是1 421公里、广西是1 411公里、四川是1 758公里、湖南是1 403公里，贵州到2010年才达1 300公里，五年大发展后仍不及五年前的周边四省区。交通落后严重制约了贵州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因此，贵州应举全省之力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加快推进以快速铁路和高速公路为重点、航空和水运建设跟上互补的现代综合交通网络建设；结合综合交通网络建设，统筹重大产业项目布局，加快中心城市建设和园区建设建设。通过加大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发挥贵州区位优势，吸引非公经济前来投资兴业，促进贵州与泛珠三角经济圈及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合作，打开更加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强力推进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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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经济的意义范文2
【关键词】个体和私营经济 补充论 所有制 经济体制改革 历史地位和意义
“个体和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以下简称为“补充论”），提出于改革开放初期，它开启了所有制结构理论改革的大门，于1997年党的十五大被升华为“重要组成部分论”，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近20年时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其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做总结。
一、“补充论”的提出及其奠基意义
“补充论”是学术界和理论界对我们党关于个体和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表述的概括和简称。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了建国以来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入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制定了加强农业的措施。” 会后，中央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讨论和试行，最后于1979年9月28日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地做出了“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决不允许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来批判和取缔”的表述。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也予以了意思相同的表述，即“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由此，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伴随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的关键抉择，伴随着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补充论”作为党的改革开放战略中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经济政策破土而出；标志着我们党对个体、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达到了新的自觉。
“补充论”提出后，虽然在党的文件和以《宪法》为核心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对于个体和私营经济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有过多次不尽相同的表述，而且常常前置以“必要的、有益的、不可缺少的”等强调性的定语，但都是以“补充”作为核心表述而始终没有过改变。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7年十五大，是以“补充论”为核心而展开的理论探索和认识深化的20年，是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的逐步形成和发展的20年，“补充论”的提出具有奠基意义。
二、“补充论”的提出具有在所有制理论上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个体和私营经济都曾经包括于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之中，并在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中具有法律上的合法地位。不过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当时我们党对于个体劳动者采取的是“指导、帮助”的政策，落脚点是放在“鼓励他们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上，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则采取的是“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目标是要通过赎买的方式将其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一时期，对于个体和私营经济实行“指导、帮助、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表明，我们党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对于个体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并不鼓励他们发展，而是十分明确地要通过对他们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最终建立以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尽管如此，纵观建国初期的个体和私营经济，其社会地位虽然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是处于被日渐削弱的境况，但在宪法层面则还是具有法律地位的。与这段历史联系起来考察，改革之初“补充论”的提出，重新恢复了个体和私营经济曾经享有过的社会、政治地位，因此具有在所有制结构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历史意义。
三、“补充论”的提出是党对于个体和私营经济认识上取得重大历史性突破的标志
1956年到1978年，我们党对私营经济采取了消灭的政策。这一时期，由于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国情认识的局限性，导致发生了影响国家发展全局的“左”的错误，我们党错误地将私营经济视为是与公有制经济水火不容的、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异己力量，而片面地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尤其在“”中，即使是个体经济也劫数难逃，被视为“小生产自发势力”和“资本主义的尾巴”，而在城乡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都遭到围追堵截，几近被扫荡无遗。对于私营经济则更是不予丝毫的存留余地。分别于1975年和1978年修订的《宪法》真实地反映出了当时个体经济被严重削弱和私营经济被彻底消灭的情况。在这两部《宪法》中，对于我国所有制结构的阐述，已经只余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对于个体劳动者，严格地限定为只能在街道或生产队的“统一安排下，从事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而私营经济此时已经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对立面被毫无保留地排斥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之外，其曾经具有的法律地位也随之荡然无存。
长达20年否定私营经济存在的合理性的认识和实践，不仅使我们痛失了可以充分利用包括个体和私营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以强国富民的宝贵时间，更为深刻也是最为消极的影响是，历经20年“左”的“熏陶”，“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单一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观念，已经非常地“深入人心”，成为传统经济理论中最为敏感的一根“神经”，以其的不容置疑性，严重地阻碍着人们把个体和私营经济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联系起来，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联系起来。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反衬出“补充论”的提出不仅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突破传统所有制结构理论羁绊的破冰意义，成为党对于个体和私营经济认识上取得重大历史性突破的标志。“补充论”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获得的、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
四、“补充论”是当代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
所有制的结构问题是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问题。“补充论”的提出，使个体和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由“水火不容”到“共同发展”，打破了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所有制格局，促进了单一所有制结构向多元化所有制结构的历史性转变，并且在实践上开启了个体和私营经济融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新阶段，使我们找到了一条大力发展初级阶段生产力的现实道路。虽然个体和私营经济在党的十五大以前都还只是处于公有制经济“补充”（从属）的地位，但是它松动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所有制结构基础，进而促进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不仅如此，个体和私营经济因其与市场的天然联系，而为新的市场体制因素的成长奠定了新型的所有制结构基础，使得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逐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新经济体制的基础和重要特征。对于改革经济体制，形成个体和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格局，具有极为重要的体制转型意义。也正是由于“补充论”提出于改革初期，因而具有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的历史意义。
五、“补充论”奠定了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的基础
我们党以“补充论”为核心的有关个体经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集中地反映在1981年10月17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中。主要内容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采取积极扶持的方针”，“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国营经济在各种经济形式中起着主导作用，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以及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还必须同时发挥集体、个体等多种经济形式的积极作用……实行各种经济形式和各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是我党的一项战略决策，决不是一种权宜之计”，“各种不同的体制可以并存，不要互相排斥，而应当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对于发展生产、搞活经济、满足需要、扩大就业” 具有重要作用，“个体劳动者，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同国营、集体企业职工一样，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都是光荣的。对于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应与国营、集体企业职工一视同仁”，“要采取积极态度，坚决地迅速地改变那种歧视、限制、打击、并吞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政策措施，代之以引导、鼓励、促进、扶持的政策措施”，“集体企业和个体劳动者的财产所有权，正常的经营活动和正当的收入，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文件所阐述的这些方针政策，虽然在起初只是针对个体经济的，但却包含了我们党后来关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主要认识，从而在实际上奠定了我们党非公有制经济理论的基础。此后我们党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一系列理论创新都是以此为发端，在此基础上拓展、深化和完善的结果。
尤其难得的是，由于这些方针政策形成于改革伊始，从而在时间上尽可能早地激发出了个体和私营经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活力，促进了个体和私营经济对于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经济发展、活跃城乡市场、方便民生民需、稳定社会秩序作用的发挥，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添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六、正确认识和评价“补充论”的历史局限性
同今天我们党已经达到的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高度和深刻程度相比，从属于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论”无疑是很不彻底的。但是，在当时人们还是将公有制视为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唯一形式，并奉为不可触犯的“天条”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补充论”所具有的不彻底的局限性在实际上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对于个体和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否全面和正确，不仅取决于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桎梏的突破程度，还取决于对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判断的是否准确科学，更取决于以是否正确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为重要前提。而这些重要的前提在刚刚起步，一切都还处于探索之始并且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初期，还远远没有具备。由此决定了，党对于个体和私营经济的认识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突破长期“左”的思想禁锢，认真反思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不断予以深化，逐步形成正确的理论。
公有制经济的意义范文3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引领；挑战；路径
[中图分类号]F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6 — 0052 — 02
一、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构成和思想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同时造就了一批经济上富有的新兴阶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不仅对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在政治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大多数人原先是农民，下岗职工，国有企业的技术人员，党政部门、事业单位的机关干部，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复员退伍军人等，他们与传统的社会阶层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在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中产生的新的社会群体，他们有着独特的阶层特征，在市场经济中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在政治参与和思想上也表现出其显著特征。
1.有强烈的竞争和自我意识。市场经济时代是一个充满激烈竞争又允许充分展示个性的时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在竞争中不断挑战自我、展现自我而取得成功的，所以这个群体思维活跃、思想解放、积极上进、拼搏创新，同时又有很强的自我意识。
2.拥护党的领导、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普遍表示满意，认为自己取得的成功与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密不可分，坚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国富民强，对个人前途和企业发展的预期充满信心。
3.关心自己的社会地位，有参与社会活动、回报社会的愿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首先富起来的，这批人经济上富足的同时，有更多的政治诉求，很重视自己的政治地位，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并通过人大、政协等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党的政策的受益者，不忘党、不忘人民、不忘社会，回馈社会意识较强，并通过募捐等各种渠道实现社会责任。
4.政治参与的多元性和复杂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动机较为复杂，既有出于自身、本阶层的利益考虑，又出于全社会利益考虑，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目的。
总体上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状况是健康的，积极的，但消极思想也存在于一些人的意识之中。
构建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不倦追求的社会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社会理想和现代化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就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社会矛盾。因而，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社会各阶层为之共同努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既是参与者又是受益者，只有做好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引领工作，正确引导、鼓励他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付出更多的努力，发挥更大的作用，社会各阶层才能齐心协力，实现社会和谐，共建美好家园。
二、当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引领面临的主要挑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引领面临着来自市场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化等方面的挑战。
（一）市场经济的物质主义的挑战
市场经济是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过度追求物质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人的精神生活。然而，人除了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物外，同时还是一种精神性、意义性的存在物，所以，在尊重人的物质需要的前提下，强调人的精神需要的重要性，突出精神自由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可忽略。市场经济的这种工具理性主义、物质主义使得人的存在方式呈现出一种单向性，成为“单向度的人”。市场经济的物质主义对当今中国价值引领的挑战，其实质是物质对精神的挑战。
（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强势经济带来强势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经济交往愈来愈密切的同时，文化之间也相互渗透、影响、融和。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会受到外来意识形态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冲击，特别是一些经济强势国家会强行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给别国，使得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交往中陷入被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思想、观念、文化等自然也离不开这种影响和冲击。
（三）文化多样化的挑战
全球化的一个结果就是文化多样化，文化多样化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引领的挑战主要表现在文化多样化对引领对象在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理想信念等方面的影响。在文化多样化的影响下，社会主导价值观消解，价值标准多样化，在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出现一定的困惑和迷茫；在道德认知，道德情感方面出现模糊、冷漠，道德实践较差；一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模糊，政治观念淡薄，个人理想信念世俗化。
文化多元化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影响其实质则是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元化的挑战，是对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一种消解，从根本上说是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的不认可。
（四）被引领对象主体性的增强对思想政治工作规范性的挑战
实现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引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做好其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世界观教育、政治观教育、人生观教育、法制观教育及道德观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具有很强的规范性。但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全球化及文化多元化的影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主体意识不断的增强，对理论和价值自我选择的意识也不断的增强，这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传导的价值观念及规范性受到挑战。
（五）社会生活的易变性对理论的稳定性的挑战
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因而，思想政治工作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任何一个理论体系形成后具有相对稳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不例外，然而现实特别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教育对象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与思维方式的飞速变化，使得理论未能及时应对教育对象的思想困惑和价值迷惘。
三、引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取向的有效途径
（一）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实现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引领的前提。
价值引领过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个体化的过程，它强调的是其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强调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个体的人格的完善及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需要具有“天然必然性”。①“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②“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③而“人们奋斗所争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④”“‘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⑤因此，要使得主流价值得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认可，就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要关注和尊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首先要尊重和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尊重其个体多样性、差异性和主体性，满足其多方面的合理需求，促进他们和谐、自由、全面发展而不是简单化地强调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服从组织。
（二）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涵的深刻理解，进一步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首先，要创新教育理念，以激活教育对象自我体验和感悟为价值引领的主要动力，从而实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被动认同变主动认同。
其次，要不断更新教育内容，与时俱进，立足现实，着眼未来。教育内容要基于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既是一种物质的存在物，同时也是精神的存在物，因此，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论学习内容的选择，应坚持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现实与理想相统一的原则，既重视现实的合理性，又应该有引领现实的前瞻性，应该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有机结合。
最后，要创新理论学习方法，提高时效性和针对性。调查研究，深入到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与思维方式，了解他们的现实需要和理论需要，价值追求和内心呼唤。在认真研究、准确把握其需要之后，精心选择和设计理论学习的内容体系，做到有的放矢。
（三）结合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工作、生活实际引导其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开辟更多的就业渠道，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吸纳更多劳动者就业、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总之，处于经济全球化和全面开放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下的中国，多元化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人的精神生活需要呈现出更多个性需求。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价值引领必须适应这种形势，不断解放思想、创新观念，使价值引领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自我扬弃，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参 考 文 献〕
〔1〕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状况研究〔EB/OL〕.根在中原，2011-09-14.
〔2〕关松荫.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调查与思考〔EB/OL〕.上海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3〕改革开放30年.所有制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回顾〔EB/OL〕.人民网，2008-09-08.
公有制经济的意义范文4
关键词：非公经济人士；价值追求现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
作者简介：李桂梅，中华道德文化协同创新中心、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党外人物工作研究（湖南）基地研究员（湖南 长沙 410081）
李润芝，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湖南 长沙 41008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两个都是”，即“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①肯定了非公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提升了非公经济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因此，不断壮大非公经济人士队伍，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是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非公经济人士的价值取向，分析其变化特点，引导非公经济人士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提高非公经济人士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和非公经济健康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非公经济人士的价值追求及影响因素
1. 非公经济人士的价值取向
非公经济人士是在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带头致富的号召下先富裕起来的社会群体。实践证明，这一社会群体积极拥护并实践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具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勇气，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有敏锐的洞察和一定的政治眼光。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走出了不同的致富道路，构成复杂，知识、素质呈多层次性，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和差异化的趋势，但“公平”、“正义”、“以义为先”等仍旧是非公经济人士的主流价值观，较少有反主流价值观出现。
具体而言，新形势下非公经济人士价值取向的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非公经济人士整体价值体系上，普遍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和领导地位，法律维权意识较强。现阶段我国非公经济人士总体上呈现出年轻化、知识化的特点，中年成熟人士日渐壮大。近些年由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等分流出来的管理能手、技术专才、高级知识分子逐渐取代农民、城镇下岗工人及待业青年成为非公经济人士的构成主体。他们绝大多数在党的培育与政府政策支持下成长发展起来，是改革开放政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因而对党有着真实朴素的感情，普遍衷心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在历次相关调研中，非公经济人士普遍认同，没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与英明决策，就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繁荣兴盛，也就没有非公经济今天的发展与成就；多数人认同，国家利益应该放第一位。同时，非公经济人士由于其成功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普遍具有较强的法律维权意识。如全国第八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表明，82.7%的私营企业主希望通过工商联及下属行业组织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半数以上企业希望健全行规、行约。②
第二，在政治价值取向上，参政意识增强，但政治参与功利性较强，无党派色彩较为浓厚。作为先富群体，非公经济人士具有经济优势，表现出强烈的参政意识。大多数非公经济人士主要希望通过参政、议政，表达自己的经济要求与政治诉求，获得政治地位与政治保护。据相关调查数据，多数私营企业主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参与政治安排，但亦官亦商现象比较普遍，其行为具有较强的功利性。③另一方面，多数非公经济人士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中下层管理技术人员多为党外人士，入党意愿不强，不愿受组织约束。
第三，在社会价值取向上，多崇尚个人奋斗，社会责任感有差异。非公经济人士是在改革开放政策引导之下，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了成功。这使得他们自我意识开始崛起，在社会主导价值取向上多以个体为中心。对于社会责任，非公经济人士也有较大差异。一方面，由于自由择业者本身的特性，多数非公经济人士，尤其是私企与外企的中下层管理人士以及个体经营者的社会责任意识较低。多数人虽然认同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但更强调自我成就，将如何达成个人发展目标排在首要位置；一些非公企业仍将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作为企业发展的首要目的，无故欠薪等现象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持有不正确财富观、缺乏社会责任感与奉献精神的非公经济人士还有一定的比例。另一方面，多数私营企业主，因其发展时间较长且成熟，经济基础日渐巩固，业已实现个人奋斗目标，民主意识强烈，故而对社会公益的关心与奉献不断增加，具有比较强的社会责任感。据2007年全国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有捐赠行为的私营企业主占到84.1%，99.5%的私营企业主认同“合法经营、依法纳税、诚实守信、关爱员工、保护环境、热心公益事业就是尽企业的社会责任”④。
最后，在个人信仰上，多以为主，呈现复杂化、多样化的特点。根据数据统计，非公经济人士，尤其是一部分个体经营者与小型私营企业主有迷信思想。比如，有的人会在公司或家中摆放关公或财神，希望财神保佑自己发财；有的人则表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也有的人，对此不置可否，保持缄默。其中也有一小部分人笃信佛教、道教或基督教，从中获得心灵的慰藉。
如前所述，非公经济人士成长不过三十年，都脱胎于原有的社会组织，或多或少带有原有组织文化与生活背景的烙印，文化素养、世界观以及价值取向参差不齐，复杂多样。总体上看，这一群体的主流思想呈现出正面积极的态势。但在以重利、竞争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与西方自由思潮交互作用下，有些人过分崇拜物质，产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有些人由于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单纯以物质财富的多少作为个人价值实现的指标；有些人把经济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缺乏社会责任感。
2. 非公经济人员价值选择的影响因素
第一，影响非公经济人员价值选择的制度因素。非公经济人士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革发展起来的。首先，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是我国非公经济人士产生及其思想意识变化的制度前提。他们中有些职业群体从无到有，逐渐成长壮大，价值取向在由“单位人”到“自由人”的角色转变中发生变化。其次，经济体制的转变与纵深发展，为我国非公经济人士的出现与壮大提供了从业条件，价值观念也发生相应的变化。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劳动分工日益精细化，使他们可以进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各个环节，不仅从事生产，还承担提供咨询、促进沟通与协调、进行监督等服务性中介活动。体制的变化带来工作方式、服务观念的变化，引起其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最后，分配制度的变化，是促成非公经济人士价值观念转变的物质保证。按劳分配制度使他们率先进入先富行列。丰沛的物质财富以及不断提升的社会政治地位，必然会引发其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
第二，影响非公经济人员价值选择的文化因素。非公经济人士作为伴随改革开放与所有制结构调整成长起来的新兴社会阶层，其价值观念有一个发生发展过程。一方面，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关键阶段，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各种思潮交杂繁衍，多种价值观相互矛盾、冲突与对立。这些必然也会对非公经济人士的价值取向产生深刻影响。同时，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背景之下，各种文化现象甚至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层出不穷，以目不暇接之势袭卷当代快节奏生活的人们。在快餐文化的影响下，人们尚未拥有充分的思考时间就必须加以接受吸纳，用于处理当前的工作、生活事务，这使得人们尤其是存在着较大知识文化差异的非公经济人士，其价值取向出现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经济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知识文化程度的提高，也造就了非公经济人士不断提升的文化素养。许多人士逐渐认识到文化的作用和力量，开始进行文化追求活动，注重文化熏陶，文化修养和文化品位在不断提高，这对他们的价值取向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三，影响非公经济人员价值选择的个人因素。非公经济人士的价值取向状况与个人成长变化的经历也有密切关联。信息化时代使一部分非公经济人士瞬间“暴富”，甚至一夜成龙，成为腰缠万贯的“大款”。经济条件上巨大反差极大冲击了其原有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政治地位的变化，也影响了非公经济人士的价值取向。随着统战工作的开展，经过政治安排，一部分非公经济代表人士不断参与政治生活、社会管理。政府、社会不断给予非公经济人士相应的尊重与信任，引发其自我认同感和自我价值观念的变化，价值取向进而发生深刻变化。另外，生活方式的转换，对非公经济人士的价值取向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要求实现资源自由流转、优化配置，打破了原来的政治束缚、思想束缚、单位制度束缚，原有的以城乡差别与城市单位制为主要特点的社会生活方式为以社区为单元开展社会生活所取代，社会角色由过去的“单位人”转变为“社区人”、“自由人”、“经济技术人”。在这一社会角色转变的过程中，使人们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变化。
第四，影响非公经济人员价值选择的环境因素。非公经济人士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存在着双重性。一方面，非公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截至2012年5月，民营经济从业人员已有近2亿人，增加值占GDP的60%以上，创造了近90%的新增就业岗位。⑤但非公经济人士在国家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仍未发生根本的转变，突然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社会对此类人群的态度来看，仍然有较多人持所谓的“冷眼”（即对非公经济人士有怀疑因而持冷漠态度的人）、“白眼”（指投以鄙视的眼光、表现一种歧视态度的人）或者“红眼”（指对先富起来的非公经济人士持“羡慕嫉妒恨”心态的人）的态度。二是，从非公经济人士所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来看，仍然存在着诸多的歧视，包括非公经济的法律地位不稳固、行政干预过多和随意性大、非公经济在很多的产业准入方面受到限制、企业融资难问题仍没有根本改善等。这些因素均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非公经济人士的价值取向，也是对其进行价值观引导培育的重要抓手。
二、新形势下非公经济人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具体要求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非公经济人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而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有效建设非公经济人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保障，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是非公经济人士作为群体存在以及个体存在在价值观念上应具备的基本内容。
1. 树立理想信念，顺应时代，同心协力――非公经济人士核心价值观在时代特征上的根本要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依据我国在21世纪的新情况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是新形势下对未来社会主义中国在经济、政治、精神文化与社会的总体特征的概括。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利益分化日益加剧，社会结构呈现多种层级，中国进入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矛盾凸显期。有一部分人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迷失于逐利行为当中，出现了信仰迷茫甚至缺失，对中国未来发展及其方向缺乏足够的信心与动力。一部分非公经济人士在一夜暴富与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下，缺乏国家理想，对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认识与信心也出现了模糊与动摇。因此，树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想信念，是历史与时代对非公经济人士提出的根本要求。只有树立起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才能切实从当前的中国实际出发，跳脱出利益冲突，齐心协力，顺应时展的脉博，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促进中国的繁荣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形势，以及改革过程中尚存的各种利益冲突，非公经济人士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当前提出树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高瞻远瞩和良苦用心，要坚定跟着共产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2. 振兴民族，服务至上，回报社会――非公经济人士核心价值观在民族特色上的具体体现
振兴民族，服务至上，回报社会是非公经济人士树立与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主要途径，也是非公经济人士爱国、友善的重要体现。非公经济人士以爱国之心行振兴民族企业之抱负，是实现民富国强的重要手段。要真正做到与时俱进，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非公经济同心协力，还需要非公经济人士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民族责任心。这就要求非公经济人士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与个人经营相结合，将之体现为非公经济组织的奋斗目标，以振兴民族企业为己任，做大做强民族企业，立足于世界企业之林，实现民族自强。
首先，树立服务大众的意识，以优质的产品与服务来发展自己与满足社会需求。不断提高技术水平，从而提高非公经济组织的创新竞争力与文化竞争力，这是非公经济做大做强、推动自身发展的关键，也是实业救国进而促进民族发展繁荣的重要途径。其次，致富思源，培养感恩意识与行为。非公经济人士要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必须要认识到个人的成功不仅仅是自身努力拼搏的结果，也离不开社会对个体工作态度与成果的认可与支持，因为“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⑥。在个人取得一定成就、实现自我价值的时候，要培养感恩意识与行为，感恩党、感恩社会、感恩国家，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如积极参与国家救灾捐助活动，将参加“光彩事业”常态化等。
3. 敬业乐群，守法诚信，开拓创新――非公经济人士核心价值观在群体特点上的总体要求
敬业乐群，守法诚信，开拓创新是非公经济走向实现振兴民族，民富国强所应具备的高尚群体品质。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非公经济人士社会责任与社会影响力不断加大。一部分非公经济代表人士通过政治安排，担任一定行政职务或是非政府组织的重要职务，已经发展成为具有较高社会关注的群体。因此，培养其鲜明的群体意识以及良好的诚信意识和法律意识，促其遵守市场行为规范，成为非公经济群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内容。
敬业乐群是社会主义社会每个公民的核心价值取向，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个人品质，是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可靠保障。提倡非公经济人士树立社会责任心与民族责任感，具体体现为要爱岗敬业乐群，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投入到本职工作当中。
守法诚信，是公民基本的道德准则，是市场的秩序要求与行为准则，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市场交易如果没有诚信作为基础，不仅增加了市场交易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使消费者丧失信心，更糟糕的是造成行业混乱，直接威胁到市场秩序和国家经济安全。同时，不仅市场经济需要诚信守法，在社会交往中也需要守法遵法，讲求诚信。非公经济人士是否遵守法律，讲求信用，不仅关系到个人的信用，也关系到非公经济体的生存与发展。因此非公经济人士要遵纪守法、诚实经营，促进国家经济、社会良性发展，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需要把维护公众权益、建立良好的诚信秩序、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作为准线，提高各行各业道德意识和行为素质，为非公经济良性发展营造有序环境。
开拓创新不仅是企业保持竞争力、引领科技潮流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民族经久不衰的源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民营企业如华为等之所以能走向世界，不仅是以其象征敬业乐群、集体合作的狼文化取胜，还有的就是不断探索新技能，开发新技术的开拓创新意识。因此，培养大胆开拓、不断创新的精神，不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就需要非公经济能打破对现有技术的保护与对新技术的排斥，以开放式的头脑不断进行自我挑战，突破自我，从而提高非公经济体的创新竞争力与技术竞争力，这是非公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助推器。
4. 俭以养德，明礼谦让，守义创利――非公经济人士核心价值观在个体道德层面的全面规定
总体上看，大部分非公经济人士能克勤克俭，保持成功前的本质。但也有一部分人在成功之后，欲望膨胀，滋生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以及骄傲情绪。目前部分非公经济人士存在着奢侈消费、炫耀财富、偷税漏税、忽视弱势群体、缺少公益心等不良思想与行为。这种财富观和消费行为难以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可与尊重，反而因此成为“仇富”对象，并对社会产生恶劣影响。中国文化历来有倡导节俭的传统，视节俭为个人的美德，倡俭戒奢是社会的价值导向。我们应教育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树立正确的财富观，提倡富者取之有道，用之有度。强调俭以养德是主张以不浪费资源为前提，适度消费，以促进消费者个体和社会生存发展为原则。明礼谦让，要求尊重其他劳动人民以及不同职业者，是搞好非公经济人士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保持良好社会风气、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有效途径。
非公经济人士要真正做到俭以养德，明礼谦让，就必须做到树立正确的财富观、义利观与责任观，不要将个人价值放在物质条件的满足与虚荣上，而是将之集中于如何在自由、平等、公正的前提下，开拓进取，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非公经济人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之路径
经过多年的发展，非公经济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如私营企业主高学历化、专业化和精英化的趋势明显；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善待员工，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实现员工和企业的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大多数私营企业主的共识；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有所提高；等等。但作为我国社会中刚刚形成的非公经济人士，还是一个尚不成熟的、正处于 “青春成长期”的群体。如何做好非公经济人士价值观培育工作，培养一支能够与我们党同心同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非公经济人士队伍，是一项重要任务。
1. 健全协同作用机制
非公经济人士具有流动性与分散化，因此，价值观培育工作要切实有效地开展，需要协调、调动各级组织和各部门、各团体多重力量，紧密联系、相互协作，形成思想统一、步调一致的联动整体，发挥整体效应，确保价值观培育目标的实现。具体而言：
一要发挥工商联对非公经济人士进行价值观培育的核心作用。工商联是党领导下的具有统战性质，兼有参政议政功能与多种服务职能的民间商会，是党委政府管理与服务非公经济的重要助手。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非公经济组织的桥梁与纽带，发挥其对非公经济人士思想政治方面的引导作用，是工商联的职能之一。因此，要不断加强工商联的执行力，加强对工商联的领导，培养高素质的工商联干部队伍，畅通沟通渠道，切实发挥工商联的桥梁、纽带作用与对非经济人士的服务功能，引导非公经济人士爱国、敬业、守法、诚信，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践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要发挥党、团组织、工会对非公经济人士进行价值观培育的教育职能。建立于非公经济组织内部的党委、工会、团组织是对非公经济人士从事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中坚骨干，党委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负有领导职责，负责规划非公经济人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的近期及中长期目标，并根据不同的非公经济体内部的具体情况，制订出相应的教育计划。团组织、工会是青年及职工群众合法利益的维护者，也负有对青年和职工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要切实履行帮助广大青年与职工群众不断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与思想道德素质的职责。三要发挥社区组织在非公经济人士价值观培育中的载体作用。由于非公经济组织的成员流动性相对较强，个体择业自由度大，改变了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以单位为活动单元的生活方式。社区业已成为城市人口在工作单位、学校之外最为稳定的交往、活动领域。因此必须积极探索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与途径，通过优化社区文化环境，提供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对广大非公经济人士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陶铸。
2. 培育自觉的内化机制
加强对非公经济人士价值观培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价值理念、精神追求根植于非公经济人士思想深处，使非公经济人士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认同感，从而知行合一，以达到良好的政治社会效果，一直是非公经济人士价值观培育的重要课题，也是非公经济人士价值观培育的难点问题。
针对不同层次的非公经济人士，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要提高非公经济人士思想政治素质与文化素质，通过鼓励其多参加高水平的文化与教育活动，培养其正确的财富观、义利观、责任观以及权利意识、法制意识和民主意识。大部分非公经济人士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与道德情操，但也有一部分非公经济人士自身形象与其社会政治地位很不相称，他们的整体素质尤其是人文素质较低，主要表现在缺乏理想信念、不重视人格修养、不讲职业道德，甚至有非法的逐利行为等。这种状态是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和非公经济自身的发展的要求的。因此，帮助非公经济人士提高自身人文素质，是促使他们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二是要帮助非公经济人士培育和重塑企业文化，将其作为非公经济人士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企业文化在帮助和促进非公经济人士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企业文化不仅是一个企业立足于品牌之林，保持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动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价值观及企业哲学，本质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共融性，这就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企业文化，影响企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了良好的载体，有助于产生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因此，各级党组织要加大引导非公经济组织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同时具有自身独特特色的企业文化，使价值引导工作化被动为主动，能够有效地融入到企业日常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实现价值引导工作同生产经营活动的有机结合。
三是要利用多种媒体，注重典型示范的多样性，加强宣传引导的针对性。网络宣传地域的全球化不仅为企业提供了对外宣传的更大空间，而且为非公经济人士价值观培育方式方法的创新提供了条件。因此，除了运用传统媒体进行价值引导之外，还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同时，要通过组织、引导或鼓励非公经济人士参加到一些有益的活动中去，通过这些活动的体验来树立和强化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针对不同层次的非公经济人士，树立不同的榜样模范，鼓励其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以典型引路，表彰先进、揭示落后、鞭策后进，引导非公经济人士自觉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好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促进非公经济人士健康发展。
3. 完善社会公平保障机制
十提出要建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体现在非公经济人士的价值观培育方面，就是要建立健全非公经济人士价值观培育的保障机制，即要完善社会法律制度，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净化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公正的社会制度是实现社会平等公正与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首先，要在立法上，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保障非公经济人士的合法权益。其次，保证依法行政，促进司法公正。行政、司法部门应为非公经济人士提供规范的服务、引导与监督，保障各种所有制主体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改变非公经济长期受限制与歧视的弱势地位，实现公平待遇，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再次，在政策上，逐步建立健全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机制。扫除不同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障碍，打破对非公经济人士的社会偏见，放宽非公经济的市场准入制度，促进非公资本与公有制企业资本的融合发展，建立开放、统一的全国大市场。最后，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正确处理效益与公平的矛盾。做到既要注重效益优先，鼓励和支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建立社会调节机制，以公平、公正、正义为原则，妥善协调处理社会各阶层不同利益关系，促进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和谐共生，共同发展。
4. 建设诉求表达机制和政治参与机制
完善的诉求表达机制与政治参与机制，既是提高非公经济人士社会政治地位，表达合理要求，满足参政议政需求，促进社会关系和谐的重要方式，也有助于调动其转变思想观念的积极性，提高非公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培养社会主义全局观。
社会转型时期因利益多元化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恰恰反映了利益表达与沟通渠道的运转失灵，其问题的关键环节就在于建立畅通、科学规范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建立健全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可帮助非公经济人士解决劳动纠纷问题，协调劳动关系，促成非公经济人士在思想上朝有利于价值观培育的方向转变，提高他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主人翁感，培养社会责任意识。相关主管部门应丰富上情下达的对话形式，增进沟通信任，促进非公经济组织反映其相关群体成员的意见建议。
同时，建设政治参与机制，做好政治安排是做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价值观培育工作的又一重要载体，也是建立和完善非公经济人士利益诉求机制的重要手段。非公经济资本的日益“社会化”，使相当一部分的非公经济人士增强了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意识，已经形成较强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他们要求更高的政治地位与影响，以期实现参与社会事务的决策与管理、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健全政治参与机制，做好政治安排工作，不仅可满足他们参政议政、参与社会高层次文化生活的需求，而且有利于各级党政领导及时听取他们的意见，更好地引导他们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5. 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
建立科学的非公经济人士评价体系，旨在为非公经济人士提供科学明确的价值和行为导向。通过对非公经济人士价值观培育效果的评价，对现有价值观培育过程的考察，即时调整价值观培育的手段与渠道，达到对非公经济人士价值观培育的目的。
首先，成立多维立体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综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思想、企业经营管理、履行社会责任和个人社会形象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其次，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非公经济人士现状，根据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制定出更为科学和全面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形成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全方位、渐进性、多层级的科学考核评价指标内容。逐步地、有区分性地引导各类非公经济人士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他们“爱国、敬业、诚信、守法、贡献”，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和履行社会责任，做优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再次，确定具体可行的评价标准，确保评价结果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将主管部门评价与非公经济人士自我评价结合起来，将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注意评价过程中的沟通与反馈。最后，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网络论坛的舆论评价监督作用，加强对非公经济人士价值观的规范与引导。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content/2013-11/15/c_118164288.htm.
②中华全国工商联：《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综合报告》，《中华工商时报》2009年3月26日。
③中华全国工商联：《第七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综合报告》，《中华工商时报》2008年9月16日。
④周伯华：《在全国工商系统推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工商报》2012年5月25日。
公有制经济的意义范文5
一、非公有制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经典社会主义
所有制及其结构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乃至于政治制度的基础，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根本性质。所以，马克思主义历来‘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冲突。其结果就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保证生产力的继续发展。这种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实行一切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亦即社会的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同时，由于生产资料的全社会所有，使得任何个人“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劳动也就成了衡量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唯一尺度。所以，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吸纳了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成就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是消灭了剥削的社会主义，是实行全社会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这是马恩在深刻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设想。严格说来，经典社会主义只是关于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至于未来社会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制度安扫^由于他们“不是设计未来的大厦”，则鲜少论及。可以肯定的是，由于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必然是政治更加文明、文化更加先进、社会更加和谐。
在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中，由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要求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所以，经典社会主义没有为非公有制经 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中预留空间。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具体的所有制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在特殊而不是一般的意义上来讨论所有制问题。他们重点研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所有制是这样，资本主义之前的所有制也是这样。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所有制结构究竟是什么样子，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都是仅仅揭示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而拒绝设计任何具体细节。这一点对于我们分析所有制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我们既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空洞地谈论所有制（比如撇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规定性认识其基本经济制度)，更不能想当然地设计所有制结构（比如所有制问题上时‘升级竞赛”）。
二、非公有制经济与传统社会主义
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自然会与马恩的设想有很大不同。然而，传统的社会主义照搬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结论而忽略了其立论的基础。为了建设“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而大加挞伐。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尽管也有列宁时期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退却，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但就其本意而言确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列宁去世后，对于如何对待新经济政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内争论的问题。斯大林在经过了对新经济政策的短暂肯定后，即于1929年底，终止了新经济政策的推行。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公有和私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所有制基础上，要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彻底清除私有制经济。从此，苏联开展了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国有化运动确立了国有经济的绝对统治地位，农业的全盘集体化把个体小农经济改造为农业集体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完成，前苏联逐渐形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所有制模式。
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在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认为前者是比后者更为高级、更为先进、距离共产主义更近的公有制形式。在经济体制上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在分配制度上实行低水平的按劳分配。脱离贫穷落后的本国国情、超越历史发展的阶段、照搬马克思主义条条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自然会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在此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文化教育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等当然也会营养不良。
在中国，对于私有经济在新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有过清醒和谨慎的认识，甚至在建国初提出了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重要思想。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就要不停顿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确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从而使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社会）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实现。与此相反，在紧接着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严重背离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国情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仅仅在不到一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原来准备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留下了“过急、过快、过粗”的后遗症。自此而后，为了建设“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就更是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必须不断地加以铲除。在实践上，漠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其客观要求，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大搞“穷过渡”和所有制形式的“升级竞赛”，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单一的公有制模式。这样的公有制一统天下、国有制占绝对优势、非公有制经济基本消失的所有制结构，不能不严重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非公有制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马恩的设想中，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失去了在社会主义下存在的理由；在传统的社会主义中，非公有制经济是异己因素必须要加以消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两者不同。
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大失误，在于对贫穷落后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所有制结构这个“基本问题”，亦即非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恰当的处理。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形成并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一关系的结果。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下，在消灭了私有制后又允许存在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逻辑起点。
就历史起点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历史起点的，而改革开放首先又是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揭开序幕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催生了一大批积极 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经营活动的专业户、重点户，他们在活跃城乡市场、方便人民生活、增加就业渠道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不断完善，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在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定位上，从改革开放初期主次分明的“有益补充论”演进到并肩而立的“共同发展论”;在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态度上，由“允许存在论”发展到两个“毫不动摇论”。正是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上的逐渐提高和政策上的不断完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互促进、竞相发展，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不过，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政治要求的多样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社会问题的复杂化等问题，伴随着对这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多领域中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我们逐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从逻辑起点看，正是非公有制经济这一根本特色或曰底色，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派生特色。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来说，由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现阶段仍然有着存在并继续发展的合理性，就有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它催生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于是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由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使得部分人可以获取财产收入，于是有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而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努力代表、维护和增进大多数人利益的同时，注意兼顾和尊重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利益，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在各种经济成分中的就业者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由于外资的大量引进，我们面临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更加复杂，这也要求我们党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在文化事业和意识形态领域，既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又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在社会建设上，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事实上走过了一条重资本、轻劳动，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发展道路，由此带来了劳资矛盾加剧、资源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于是，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任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
总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所有制结构又是处于经济基础中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层面，所以，改革开放后新出现的并快速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涂抹上了自己独有的亮丽色彩。
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色这一判断，可能会面临一个理论问题的诘问和三种不同观点的论争。
理论诘问是，如果说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色，那么，怎样理解“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这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论断？这不是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吗？
这一问题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解答。首先，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最为基本的原则就是彻头彻尾的、一以贯之的生产力标准观。经典马克思主义在评价任何一个阶级或利益集团、任何一种经济社会形态及其兴替过程的时候，都是从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要求着眼的。无论是对血腥奴隶制替代原始社会时对奴隶制度的热情讴歌，还是对‘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的充分肯定，无不是因为这个阶级或这种制度曾经在其进步时期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们所作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结论，绝不仅仅是因为资本的罪恶太过深重，也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更不是他们对所有制形式有什么个人偏好，而是生产力的革命性所要求的必然结果。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曾一语中的。他认为毛泽东的一个重大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其次，消灭私有制是一切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但这是一个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出现的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认为，私有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但发展仍不充分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不会是永恒的存在，它必定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自然历史过程。私有制的消亡，需要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一致的社会关系条件。只有当这样的条件出现的时候，共产党人才能顺势而为，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到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我们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在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尚不具备时，采用超经济手段一厢情愿地消灭私有经济，这样不仅不能达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初衷，也不可能实现巩固社会主义的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都已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的非公有制经济不仅没有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而且仍有容纳生产力进步的广大空间。所以，在经济文化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仍然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当然是和经典社会主义迥然不同的根本特色。再次，我们还应该看到，我国社会今天存在并蓬勃发展着的非公有制经济，和过渡时期的私有经济已经有了重要区别。后者作为旧社会的遗迹，在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尚未解决之时，是社会主义的对立力量。而前者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全面确立、完全巩固的条件下，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依靠党的政策发展壮大起来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主力方面军，其从业人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一个社会的基本性质与该社会存在的各种经济成分是相互规定的。社会主义社会规定了存在其中的非公有制经济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则规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独有特色。既如此，共产党人要消灭的私有制当然就不会是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中，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色的问题，有三种颇具代表性的不同观点。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三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应该说，这三种观点都在努力探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色”，三个理论也确实都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都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认识不清、处理失当的地方。但细究之，他们都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色。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是我们想事情、干事业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可以说，没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清醒的认识，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毕竟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借以凭恃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使我们能够客观冷静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它本身并没有回答这一问题。正如出发点并不意味着已经出发、立足点也不意味着已经迈步一样。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预留空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重大的理论和体制创新。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释放了蕴积在中国社会中的巨大经济能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后起着更为基础性的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天然地要求把市场经济作为它存在和发展的广阔天地，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理解了前者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后者。因此，非公有制经济比市场经济更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色。
公有制经济的意义范文6
中国目前公共产品问题凸显，并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逻辑延伸的结果，即它不是从市场失灵理论中推导出来的，而是现实民生问题的压力所致。民生问题压力的出现及不断加大，则导源于制度变迁和变迁力度的不断加大。因此必须将公共产品问题的探讨置于制度变迁的大背景之下。然而制度变迁的大背景同时又顺理成章地成为研究公共产品问题的理论约束。中国制度变迁的基本内涵是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并且这种变迁已经获得了理论的合法性，取得了理论上的主流地位。研究现实问题必须运用具有合法性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是理论界普遍认同的规则。公共产品问题也是如此，伴随着中国的制度变迁，居主流地位并且取得合法性的理论是市场经济理论，因此对公共产品问题的研究似乎只能运用这一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这确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与此同时，现实市场体制和市场经济理论也对公共产品的研究形成了理论约束或束缚，由此也就形成了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在理论上公共产品问题本身就不是市场经济的本体性问题，在实践中它是处于市场机制的失灵区或者边缘区。然而市场经济理论往往又成为基本的分析工具和操作依据。在实践中运用市场机制也往往成为基本思路。如将教育和医疗这样的准公共产品推向市场，甚至公共安全这样标准的公共产品在有些地区或领域也有市场化的现象和趋势(如执法部门的滥罚款等)。这种现象凸显了一个问题：理论的功能应当是为实践提供指导，而实际上却成了束缚。理论视野被局限在市场经济理论之中，市场经济理论被赋予了它力所不及的负担――为一个非本体性问题提供答案和解决方案。基于市场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常常为公共产品的理论设计和研讨所采用，而事实是，公共产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市场之外的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的对决。用市场经济理论的思路寻求解套方案，不但文不对题，而且往往使社会成本进一步加大，社会损益分布愈加不利于大量弱势阶层，从而容易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次，市场经济理论对公共产品议题的束缚还表现在它在一定程度屏蔽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应有的也是法定的制度性约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当然这在目前主流经济学中是有理论依据的，即现代经济学(实际就是指西方经济学)属实证科学，与政治意识形态无涉，社会主义属于政治意识形态，所以必须将其置于场外。以研究利益配置(资源配置本质上就是利益配置)为核心的所谓现代经济学是否真与意识形态无涉，主流学者也是心知肚明，因此对“无涉论”不必过于认真。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公共产品处于市场经济的场域之外，处于所谓市场失灵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学问题，在社会实际运行中，它又是很重要的政治性议题。政治性议题的设定和操控必然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导向，而政治意识形态无非是基于利益安排的价值认同。显然公共产品问题与政治意识形态是脱不了干系的。
政治意识形态在社会形态范畴是以社会制度的身份在场的，公共产品问题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联系也以它与社会制度的联系表征出来，或者更准确地说以对公共产品的制度性约束表现出来。这首先表现在典型公共产品――国防、治安等强制性力量对制度的依赖性和对制度的维护性上。此类公共产品的本质特性在于它的服务对象和服务领域是有选择性的。而这种选择性则是由基本制度决定的。例如当社会中事实上分为占有生产资料与不占有生产资料两大社会集团，并且此种配置结构具有合法性时，国家强制力量这种所谓的公共产品在生产资料产权保护排序中，其非排他性对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集团并无意义，其选择排序必然将生产资料占有集团放在首位。此外，公共产品的制度性约束还表现在社会基本制度直接决定或影响着公共产品提供主体提供公共产品的动机和提供意愿的强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公共产品问题的提出并非出于慈悲为怀的理念，而是出于维护制度稳定之需。国家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主体，它首先是基本制度的政治代表和维护者。因此起码在逻辑上不能排除提供公共产品的动机首先是维护制度的需要(当然历史实践也始终证实这一逻辑)。同时提供公共产品意愿的强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护制度稳定运行的最低需要，这在公益性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尤其如此。例如对教育和消除贫困计划的支付力度并不真正取决于受益者的实际需要程度，而是取决于维护基本制度稳定运行的最低需要和资本集团对人力资本的合意需要。近些年来，西方国家削弱此类公共产品的提供力度，主流的解释是为了提高效率。事实并非完全如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全球性瓦解，在公益性公共产品提供上颇有竞争力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复存在，由此导致维护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运行的成本大幅度降低，公共产品提供者提供公益性产品的意愿也随之大大降低。故而以提高效率为名大幅削减此类公共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