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的名言范文1
【关键词】茨威格；自传；隐身；自由；羞惭
《昨日的世界》写于1939至1940年，是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传记家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1944次出版，其时离茨威格在巴西自杀已有两年的时间。虽然茨威格在当年给朋友的信中说：“出于绝望我正在写我一生的历史。”但《昨日的世界》还有一个副标题：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从副标题以及此书的内容看，《昨日的世界》又是一部回忆录，是茨威格回忆自己六十年的人生经历和见闻的作品。实际上，“回忆录同自传有时很难区分，一般说来回忆录是一种非正式的自传。”，这样看来，我们还可以把《昨日的世界》当作茨威格的自传来阅读。作为自传，《昨日的世界》是茨威格在生命最后阶段发表的对人类社会的回忆和思考，在他的这部驰名遐尔的自传中，世界大历史的风云变幻得到了真实生动的再现，他笔下的形形的人物也都活灵活现，精神纷呈，所有这一切都盖过了自传作者茨威格本人，他在他的这部自传中似乎更多的担当的是引路人和解说员的作用，把我们读者引向一个个历史画面，为我们解释这些画面，并与书中的那些举世闻名的或默默无闻的人物相识，惟独茨威格本人反而显得模糊不清，隐隐约约地闪现在那些睿智隽永的文字之间。他的第一位妻子弗里德里克的名字根本没有提及，只是写到在佛罗伦萨与画家朋友的偶遇中提到“和我在一起而不认识他的妻子”，在作品的最后写了他“打算第二次结婚”，但对自己两次婚姻的来龙去脉一字未提，守口如瓶，他自己的个人感情生活一片空白，我们都知道婚恋问题在作家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在卢梭的《忏悔录》里还是在海涅的《回忆录》中，恋爱都占有相当可观的篇幅，至于歌德、普希金生活中爱情所起的作用，更是尽人皆知，可是茨威格在自传中却讳莫如深。以至于他的朋友曾这样评价茨威格：“这位弗洛伊德的景仰者、学生和病人过于贞洁，未能写出一本真正的自传来，他过于羞怯，害怕赤身露体。”的确，我们在读《昨日的世界》的时候，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作为自传主人公的茨威格似乎化作了“隐身博士”，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他的“隐身术”，即便如此，他的这部“名不副实”的自传还是让我们爱不释手，流连忘返，原因何在？
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
在《昨日的世界》的序言里，茨威格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开诚布公地写道：“我从未把我个人看得如此重要，以至醉心于非把自己的生平历史向旁人讲述不可。只是因为我鼓起勇气开始写这本以我为主角——或者确切地说以我为中心的书以前，所曾发生过的许许多多事，远远超过以往一代人所经历过的事件、灾难和考验”。茨威格所说的许许多多的事中最惊心动魄的，莫过于两次世界大战。因为二十世纪“以战争为标志。即使当枪炮声不再鸣响之时，这个世纪也是生活、思考在世界大战之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共同信奉上帝的一大批欧洲国家十三亿人口的同室操戈，战争造成了千万人的死伤，在欧洲，这等于一代风华正茂的青年被无情地从他们仅有一次的生存中抹掉了。人们惊魂未定，接着又目睹了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经济大萧条直接导致法西斯上台，这一后果最后是把欧洲推向新一轮更疯狂、更可怕的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见证人，茨威格写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众的疯狂，那就是弗洛伊德称之为“对文化的厌恶”，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造成了一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辞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霎时间为那个时代最大的犯罪行为起了推波助澜、如虎添翼的作用，在1914年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星期，要想和某个人进行一次理智的谈话，渐渐地成为不可能了。最爱好和平、心地最善良的人，也像喝了酒似的两眼杀气腾腾，莎士比亚被赶出德国舞台，莫扎特和瓦格纳被赶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的教授们声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们声称，贝多芬曾是比利时人，那些国家成千上万的公民每天在前线互相残杀，这还不够，他们还互相在后方辱骂、中伤敌国已经死去的伟人，这种精神失常越来越荒唐。在那个极端的年代，一个鸡蛋在奥在利的价钱相当于过去一辆豪华的轿车，而后来在德国竟高达四十亿马克——几乎相当于以前大柏林市全部房屋的地皮价。一战终于过去了，但是通货膨胀、失业、各种政治危机，使德意志民族人心浮动，于是希特勒出现了，是当时对现状不满的怒涛把他匆匆抬出来的。他完全知道，怎样用许诺来欺骗各方面的人，从而使他在掌权的那一天，即使在最对立的营垒里也竟然会爆发出一片欢呼声。接着，国会纵火案发生了，国会消失了，德国所有的法律都化为乌有，茨威格的书被焚烧，剧作不能上演，茨威格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持续不断地到另一个星空下、到另一个世界去居住，但这样并不等于摆脱了他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每天都有从祖国传来的尖叫的呼救声，他知道每天都有他最亲近的朋友被非法拖走、被拷打、被侮辱，他为每一个他所爱的人担惊受怕却又无能为力。当他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他没有悲哀——时代已把人们的心变得如此反常，而是相反，他感到一种宽慰，因为他知道母亲已经不会再遭受各种痛苦和危险了。他当然清楚，一个新的时代总会开始，但他不清楚，要达到那个时代，还要经过多少地狱和炼狱。茨威格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历史的见证人，用《昨日的世界》提供了历史文献的作用，展示出一个时代波谲云诡的历史画卷。
二、栩栩如生的文化名人
作为世界主义者的茨威格一生喜爱旅行，他到过印度、苏联、东南亚和非洲，两次踏上美洲，常来常往于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士、英国、意大利，最后寄居巴西，茨威格待人彬彬有礼，热情好客，加上他的文学成就，使他的朋友遍及世界，几乎认识他那个时代欧洲所有的各界名流，不仅有文学家，还有画家、音乐家、演员、医生等，而对这些人物或详或略的描写，也成了《昨日的世界》中的精彩篇章。
我们看茨威格是怎样描写他们的：莱纳·马利亚·里尔克（1875-1962）奥地利著名诗人，在艺术上的探索和创新对西方现代文学有很大影响。在茨威格笔下，里尔克是一位规避一切喧哗嘈杂，甚至规避对他的赞扬的诗人，因为里尔克认为，那种赞扬是围绕着一个人的名字积聚起来的全部误会的总和，并且在现实生活中要找到里尔克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没有住宅，没有能找到他的地址，没有家，没有固定的寓所，没有办公室，他总是在世界上漫游，没有人能事先知道他会转到哪里去，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样一位来无影、去无踪的诗人，尽管境遇不宽裕，但对衣着却是非常讲究，打扮得干净、入时，他的衣着就是一件不惹人注意但又经过精心设计的艺术品，茨威格认为这是因为他的要求完美和对称的美感一直渗透到他的内心深入和个人生活之中，艺术上里尔克更是不让不完全满意的作品出手。
奥古斯特·罗丹（1840-1917），法国雕刻家，以其对人类的理解和对精神世界的表现驰名于世，茨威格到他家做客，发现这位艺术大师所吃的饭菜竟是如此的简单，就像一家中等水平的农民的伙食：一块厚厚实实的肉、几颗橄榄和一道丰足的水果，外加本地产的原汁葡萄酒。罗丹的眼神，在吃饭的时候显得和蔼可亲，但一到他的创作室，他的眼神就闪烁着奇异的光芒，他仿佛变得更高大、更年轻了。他用全部热情和魁梧身躯的全部力量工作着，完全把茨威格忘了，对罗丹来说，只存在他的雕塑以及他精益求精的构思，即便是电闪雷鸣，也不会把他惊醒。因此，当他结束工作准备离开创作室时发现了茨威格后， 他几乎惊愕、恼怒地望着这个陌生人。在凝视时，他终于记起来了，并为自己的失礼感到不好意思和惊惶。茨威格把我们带进了艺术大师的创作现场，让我们见识了艺术大师是如何创作艺术精品的。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小说家、戏剧家，1915年获诺内尔文学奖，他收到奖金后，毫不犹豫地把全部奖金赠送给国际红十字会。茨威格称自己是在一个纯属偶然的情况下“发现” 罗曼·罗兰。一天，一位俄罗斯女雕塑家邀请茨威格到她家里喝茶，他随手翻开一本不起眼的杂志，上面刊登有罗曼·罗兰的《黎明》（《黎明》是《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第一卷）。刚开始是漫不经心地浏览，随后则被深深地吸引住了。越读越有兴趣，越读越感到惊讶。这位如此了解德国的法国人是谁？后来他迫不及待地找到《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其余各卷，如饥似渴地阅读，并为自己的发现而欢欣鼓舞：终于有了一部不是为了一个欧洲国家而是为一切欧洲国家服务的书，一部为增进欧洲国家团结的书。茨威格终于和罗曼·罗兰见面了，罗曼·罗兰有着茨威格有生以来在一个人身上看到的最清澈、最和善的眼睛，他长得又高又瘦，说话的声音非常轻，他几乎从不散步，吃得也非常少，不抽烟，不喝酒，但茨威格发现，在他苦行主义的躯体内蕴藏着非常巨大的耐力，他一工作就是几个小时，每天只有四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他允许自己松弛一下的唯一事情，就是音乐。他钢琴弹得非常出色，柔和的指法抚摸着琴键，好像他不是要从中弹出声音，而仅仅是要引出声音。他们谈论起《约翰·克里斯朵夫》，罗曼·罗兰向茨威格解释说，他写这部书是想尽到三层责任：第一，向音乐表示他的感谢；第二，表白他对欧洲统一的信念；第三，唤起各民族的思考。他们从此建立了真诚的友谊，茨威格后来总结道：我和罗曼·罗兰的友谊是我一生中收益最多、在某些时候甚至是决定我的道路的友谊。
另外，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还写了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奥地利犹太籍精神病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0）以及前苏联文学的创始人高尔基（1868-1936），意识流文学大师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等，他还写了他与当时意大利最重要的人物——墨索里尼交往的故事，实际上，墨索里尼是茨威格在意大利的第一批和最热心的读者之一，茨威格为帮助一位意大利妇女的丈夫免遭迫害，用尽各种方法都不生效，最后只好写了一封真正坦诚的信给墨索里尼，结果墨索里尼用他的大笔一挥，亲自实现了茨威格的请求，茨威格写道：“在我一生当中，还没有一封信有像这封信似的使我感到高兴和满足，如果说有一件文字工作曾产生过作用，那么，我就会怀着特别感激的心情想起这封信”。通过茨威格的描写，使我们看到了墨索里尼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也让我们意识到文学艺术的魔力，总之，茨威格不管是采用铺叙还是白描，正面写还是侧面写，都给我们展示了历史有血有肉的丰富的细节，这是我们读历史教科书所读不到的，他的这部自传也就成了其他似乎比他更有趣、更有知名度或与他本人一样知名的人物的传记，这样，茨威格成功转移了我们注视他的焦点，我们也不觉得自传中的其他人物喧宾夺主，而是津津有味地读下去，读完还意犹未尽。
三、隐身的原因
传记的范畴广大，无论是自传还是他传都包含着众多的分支，具有各不相同的形式，其构成也有很大的差异。除某些特定的类型，一般来说，“传主的生平、个性和对传主的解释是传记构成的三个要素，生平是最基本的，任何传记文本都必不可少，其余依次为个性和解释。这三者构成传记的主要内容，它们的统一表述成为传记的主题”。特别是弗洛伊德《梦的解释》1900年问世以后，因为其中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被视为鼓吹而一度遭到谴责，但到了1920年以后开始被思想界和学术界接受。精神分析同传记写作，表面看来不属于同一领域，但两者包含了一个共同点：即对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及其人格的研究，精神分析提供了一种解释人和人性的新方法，这得受到传记家的欢迎。20世纪西方一批著名的传记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精神分析的理论，并把精神分析的方法运用到传记写作中，比如英国著名传记作家斯特拉奇的《伊丽莎白与埃塞克斯》，就运用了精神分析方法对伊丽莎白女王童年时代的一些生活细节做了地道的分析，并得到弗洛伊德本人的肯定，弗洛伊德还曾写信给斯特拉奇，称赞他“大胆而谨慎”。茨威格是现代德语传记的旗手，他同弗洛伊德一样，都是出生在维也纳的犹太人。20世纪20年代末，茨威格同弗洛伊德有了直接的交往，在茨威格心中，弗洛伊德是那个时代头脑最清楚的天才，一个敢于离经叛道、执著追求真理的科学家，并在《昨日的世界》中对弗洛伊德的人品、学说及其影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只有深谙弗洛伊德学说精髓的人，才能对他的生平、学说及思想做出如此简明精当的概括。茨威格对弗洛伊德十分尊敬和钦佩，他的思想和创作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特别是他的传记作品，匠心独运，不拘泥于史实，而是突出心理分析，着重刻画人物的精神、心态和性格。这样的传记创作特色赋予他的传记作品以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把读者带进了一个既深邃又博大的历史时空。所以，罗曼·罗兰称赞茨威格：“他运用着弗洛伊德的犀利的锁钥，成了灵魂的猎者”。而这位“灵魂的猎者”为何在写自己的传记中就声东击西，“名不符实”呢？
茨威格生性含蓄内敛，不喜欢抛头露面，他是一位紧闭心扉，从来不愿自我暴露的作家。他的第一位妻子弗里德里克曾这样评价他：即使是少数人，你也不让他们接近你，你把自己包得很严。对此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也做了深入剖析。他说他为他的书籍所取得的成就和他在文学上的名声而感到高兴，但是如果好奇心一旦转移到他本人身上，那么他所取得的成就只会引起他的反感。因为按照茨威格自己的说法：“从少年时代起，在我心中最强烈的本能愿望是：永远保持自由和独立。而且我觉得任何一个酷爱个人自由的人，一旦到处刊登照片，他身上许多最美好的东西就会遭到破坏和歪曲……所以越是要我去大学讲课，去出席各种庆典，我就越深居简出。我不该用抛头露面来宣扬自己的名声。我从未能够克服那种几乎是病态的畏缩。直到今天，我还有这种完全出于本能的习惯：在大厅里、在音乐会上、在观剧时坐在最不显眼的最后一排；没有比在台上或者在一个抛头露面的位置让大家盯着我的脸看，更使我难以忍受的了。对我来说以各种形式隐姓匿名是一种本能的需要”。实际上，当茨威格还是一个孩子时，他就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老一辈的作家和艺术家，以与众不同的胡须式样和奇装异服在大街上招摇过市。他深信任何想以抛头露面来使自己遐迩闻名的人，无意之中会使自己生活得像一个“镜中人”——各种姿态都要按照某种风度。而一般说来，随着那种外表上的变化，内在的诚恳、自由和无忧无虑也就失去了。鉴于此种情况，茨威格有一个遗憾或者说有一个梦想，用他的话说：“如果我今天还能从头开始，那么我一定会用另外一个名字，一个杜撰的名字，用一个笔名来发表自己的作品，这样我也就能一箭双雕，既能享受文学成就所带来的喜悦，又能享受隐姓匿名所带来的愉快生活，因为像这样一种两全其美的生活，本身就已充满魅力和无穷的乐趣！”如此说来，茨威格在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他的自传《昨日的世界》中就与读者玩起了躲猫猫，捉迷藏，享受“隐姓匿名”所带来的乐趣。
另外，从自传这种写作形式而言，茨威格对它有精辟透彻的体悟。从表面上看，自我描述肯定是每个艺术家最轻而易举的工作。这是因为创作者对谁的生平还能比对自己的生平更熟悉更了解呢？对于他来说，这种生存中的一切重大事件都是料想到的，最秘密的事情也是已知的，最隐蔽的东西在他心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要讲述他现在生存和过去生存的这种真实，除了打开记忆库，写出来生平事实以外，他无需做任何其他努力。但事实却告诉我们，成功地把精神形态的自我雕像写成文字的人是屈指可数的，艺术家真切地塑造当代及历朝历代的任何人的困难都没有真切地塑造他本人的自我的困难大。究其原因，“这是因为人本身最虚荣的，（而且正好是他）总是希望自己能卓尔不群，完美无缺地出现于别人面前，而不是与此相反。因此，他所追求的是，让他的那些丑恶的秘密，他的缺陷以及他的浅薄狭隘，都随他一起死亡。与此同时他还想让他的形象活在人间。由此可见，羞惭是一切真实自传的永久敌手，因为羞惭谄媚地诱使我们不照我们本来的面目进行描述，而是照我们希望被看到的样子进行描述……羞惭无意识地教导塑像的手舍弃或者欺骗性地美化有损于形象的琐碎事情（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些却是最本质的东西！）……但是谁要是软弱地屈从于羞惭的谄媚催促，那么他所做到的准定是自封为神或者为自己辩护，而不是自我描述。”诚实的自我描述是如此难得一见，因为这时除了自我——见证人和法官，原告和被告都集于一身的自我以外，没有别的人能够对真实性进行监督和对质。如此说来，诚实的自我描述就成了一个无法验证的命题。另外，茨威格外表谦和，一副绅士风度，可实际上他的内心深处却暗藏着高耸的危崖，阴暗的幽谷，湍急的河流，崇拜他的女性人数甚多，插曲式的艳遇不胜枚举。许多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但说无妨，在自己身上就难以启齿，难以下笔。茨威格意识到完全诚实的自我描述缥缈虚无的一面，他也不去假装自己解决了别人不可能解决的难题，于是在他的自传写作中转向更多地描述他人，描述事件，在通常最难以隐身的时候绝妙地使用了“隐身术”。
参考文献
[1] 杨正润.现代传记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 张玉书.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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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的名言范文2
“我从小就在作坊看制表，还学会了拆表”
“我很幸运。”贝茨先生反复说道。
从小，贝茨就知道自己要在钟表行业工作，他也从来就没有经历过如今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就业选择的困惑。
贝茨出身于制表世家，父亲和祖父都是做钟表生意的。所以，贝茨从小就喜欢在作坊里看工匠们制表。“我是老板的儿子。”贝茨笑着说道，“所以大家都对我很照顾。还会教我怎么拆表”。那时候，大的怀表构造其实很简单。小贝茨也拆坏过几块，“只有几块”，贝茨强调道。
“手感稍觉得有问题，就不要强扭或者强按。”贝茨满脸认真地说着幼时学来的拆表修表的经验。那时候，除了看制表匠们制表，小贝茨还是店铺和作坊之间的快递员，拿着一袋袋表穿梭来穿梭去，还挣了些零花钱。
别的孩子踢足球、制作飞机模型的时候，贝茨就已经迷上了钟表。13岁的时候，贝茨还恳求妈妈允许他在卧室里做了个迷你钟表作坊。
17岁的时候，贝茨去Hackney技术学校学习制表，正式开始了他的钟表职业生涯。对钟表的浓厚兴趣让他在20岁的时候就获得了英国钟表协会颁发的全国大奖。
“那时候，特别志得意满。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但现在，研究得越多越觉得自己还有很多是不懂的。”对于贝茨而言，钟表学习是永无止境的。
“我给女王陛下、普京总统、卡特总统还有汤姆.汉克斯做过讲解员。”
1980年，贝茨开始了他在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工作。如今，已经是第32个年头了，从馆员到高级专家。
“要成为一个好的研究者，你必须有好的动手能力。至少在伦敦是这样。”贝茨说道。贝茨有好几个职务。除了做研究、写书、写钟表说明、做演讲，偶尔贝茨还会亲自给一些专业的钟表人士或者贵宾们担任讲解员。
“女王陛下和菲利普亲王都来过，我是陪同讲解人员之一；我也给俄罗斯总统普京当过讲解，他似乎对每件藏品都同样感兴趣。比较专业的应该是美国前总统卡特，他大概是五年前来的。别人都在展厅参观，但他一直坚持要看我的工作室。影星汤姆.汉克斯对钟表技术很感兴趣，对约翰.哈里逊（John Harrison，英国制表匠钟表匠与精密计时器制作师、科学家）的故事也很有兴趣。而让我最激动的一次经历是中国前国家主席。当时有人给他介绍我，他非常友好，居然认真地重复我的名字。我当时特别激动，心想：“这可是中国的主席啊！他居然亲口念了我的名字。”
当然，担任讲解只是贝茨工作中的很小一部分，大多数的时间，贝茨都在研究钟表的历史和文化。
“嘿，你听过约翰.哈里逊的故事吗？”
约翰.哈里逊是钟表行业的先驱者，也是贝茨最崇拜的偶像。采访中，贝茨不时激动地说道，我得跟你讲讲他的故事！
“哈里逊最有名的五块航海计时器是H1、H2、H3、 H4、 H5。在哈里逊生活的18世纪初，航海时的经度问题是那个年代的难题。纬度很好确定，但是经度却很难确定。而哈里逊的H1做成的时候几乎没人相信它能管用。1730年，哈里逊制作出了第一个航海计时器H1。最神奇的是它的轴承是旋转的，而不是滑动的。所以不需要任何油，这也意味着它甚至不需要任何护理。而系统是惟一容易造成钟表出现故障的。但是做这种旋转的表工艺非常复杂。”哈里逊的故事，贝茨应该和不同的人说过很多很多遍，但每讲一次，他依然难以掩饰兴奋和赞赏。
1961年，H1接受了一次全面检修，从那以后，50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坏过。
贝茨说，和很多上一次发条就能走一个星期的钟表不一样，H1每天都需要上发条。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贝茨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给H1上发条。“这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贝茨又说道，“我非常幸运。我的爱好正好就是我的工作”。
但最终获得“经度大奖” （Longitude Prize）的却是H4。贝茨翻出他特意从伦敦带来的H4的照片，继续讲道，“它的尺寸很小，直径只有13厘米，重量为1.45千克。1759年制作完，此前，他做了十多年研究。之前都是做一些大型的钟表，但他意识到应该有小型的表，当时所有制表匠们都不相信甚至嘲笑他，但哈里逊做到了。1761年，H4在海洋试验中进行首次测试，1764年又再次进行测试，其精确性超出自16世纪晚期以来众多所谓悬赏解决‘经度问题’比赛的要求。毫不谦虚地说，约翰.哈里逊的航海时钟H4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块表，它是随后所有精密计时器的奠基石”。
对钟表历史颇有研究的贝茨把那些复杂的人名和制表年份都记得一清二楚，不光是约翰.哈里逊，就连和他相关的人物的故事，他都熟稔于心。他又滔滔不绝地说起了拉科姆.肯德尔。“1772年，拉科姆.肯德尔仿照哈里逊的H4制作出了K1，并被赫赫有名的詹姆斯.库克船长拿去做航海测试，结果证明没问题。这或许是最早的名人认可的例子了。”
说到这，贝茨有关他的偶像约翰·哈里逊的讲述才意犹未尽地告一段落。
“问我对时间的理解？我要告诉你：钟表专家们往往容易迟到！”
32年来，贝茨都从山底下的家步行到山上的格林威治公园里的天文台上班。天气好的时候，能远眺到三四十英里外的风景。
每一天，因为工作关系，贝茨都在本初子午线的两侧来来回回好几遍。“这是种奇妙的感觉。我真的很幸运。”贝茨又说道。
“你要问我对时间的理解？这其实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但恐怕我得让你失望了。或许你对时间的理解比我要深刻。你可能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去测量时间，但并不知道时间是什么。这听起来似乎很奇怪。但确实如此。那些齿轮、机芯等结合在一起的玩意居然能测量出时间，真的很神奇。你不觉得很浪漫吗？很多钟表专家把精力都花在了对历史的研究，对机械的研究上，他们因此可能对时间更没有概念。我要告诉你的是，他们还往往更容易迟到。我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贝茨说，他的人生其实一直在冒险前进，他沿着一条自己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路往前走。幸好，一路上都没遇上什么“爆炸”，而且一路顺畅，误打误撞着有了今天的成就。“我的父母也都因此而骄傲。”
“很多人会觉得做研究很枯燥，但其实那种追踪的乐趣是无穷的。就像人们获得了一件东西以后又想要下一件一样，或者更直白地说，像男人追女人一样。”
贝茨是个爱表的人，也爱收藏。他特坦诚地说道，“在格林威治天文台工作收入并不太高，所以我也买不起太贵的表。我手上戴的就是我从一位法国钟表专家那儿买来的二手欧米茄同轴擒纵系统腕表De Ville。它是英国钟表匠乔治.丹尼尔斯和欧米茄合作的。不过这块表对于我而言，还是有点太炫了，而且还有点重”。 贝茨腼腆地笑了起来。
茨威格的名言范文3
弗朗西斯·司各特·基·菲茨杰拉德，美国20世纪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出生于明尼苏达州的商人家庭，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征召入伍，退伍后在工作之余致力于文学创作。此后20年间，菲茨杰拉德发表了《此岸天堂》《姑娘们与哲学家们》《爵士时代的故事》《夜色温柔》《最后的大亨》等各类长短篇小说。他创作了一系列迷惘、热情、如诗如梦的“爵士时代”人物群像，表现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年轻人个体梦想与时代梦想的幻灭，是美国“浮躁的20年代”的代言人、今天“已成为和海明威、福克纳比肩齐名的本文由收集整理小说家”[1]。
1925年菲茨杰拉德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出版，确立了他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这部中篇小说以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市及长岛为背景，通过尼克·卡罗维的叙述，以杰伊·盖茨比为主人公，展开一幅工业化进程中的美国中上阶层的剪影画卷，描述了当时上流阶层的虚伪自私和专横混乱，同时为读者展现出一个纸醉金迷而又浮躁虚幻的大时代图景，将追求自由、理想、个人奋斗的梦想失败与主人公爱情美梦的幻灭结合在一起，深刻表达了“美国梦”的覆灭主题。小说的笔调既热烈又冷静，类似绘画“印象派”的表达手法，风靡一时。
由于小说充满张力的故事性与带有强烈特色的时代感，自作品面世以来就一直受到电影人的青睐，小说出版的第二年就被转拍成了电影，由奥斯卡影帝沃纳·巴克斯特代言。此外，1949年、1974年与2000年，这部作品也先后被搬上了大银幕。根据最新报道，预计2013年由好莱坞巴茨·鲁赫曼导演、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电影版本也即将上映，该作品一直受到电影人的关注与青睐。在这一系列电影作品中，1974年版本和2000年版本都是目前可见的较为写实之作，其中1974年由马卡尔维茨导演、著名演员罗伯特·雷德福担纲主角的版本，更以丰富的写实细节、精确的演员表达、巧妙的编剧构思成为翻拍系列中的经典。
一、影视艺术语言的表达特色
影像是最直观、最能表现事件与情节的艺术手段，如果要将文学作品成功地搬上电影银幕，就需要舍去很多原著中理想性的空间，并在有限的时间长度中为观众带来一整套艺术体验，将故事情节与人物个性更快更直接地展示给观众，并完全不会给观众带来接受障碍。正如卡罗尔在《电影的力量》中所说，“画面表现与文字表现不同，只需要简单的学习，就可以完全欣赏其中的美感。”[2]德国戏剧家莱辛把艺术分为两类：诗和绘画，前者为时间艺术，后者为空间艺术，“混淆诗与画的界限将会导致诗与画迷失各自的本性”[3]。
进入20世纪，电影的出现使艺术形式能够在时间与空间上都充分展开，解决了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之间的界限问题，并兼具语言艺术和造型艺术的双重表现力，克服了文学在空间方面和绘画在时间方面的表达缺陷。而影视语言的表达也由此成为文学语言和造型语言的有机结合体，作为所有影视作品的叙说工具，为现代艺术手段开辟了一个新篇章。现代电影3d技术的产生，更是达到了影视艺术表达的极致，可以突破想象极致，将观众完全安置于一个分外逼真、凭空创造的“真实”世界。
与文学语言不同，影视语言表达的优势在于能够将故事情节与人物个性更直接、更全面地展示给观众。相比文学语言，人类心理的描绘是影视表达的一大难题，文学艺术可以将人物深层次的心理活动进行剖白，但影视语言就很难表现虚实相间的人物感受，它的优点在于可以用更直观的画面表现人物外在的个性特色、从而制造更简洁的戏剧效果，从侧面彰显出人物的心理个性。美国教授博德威斯特尔曾对人物对话中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进行研究，其中，目光、表情、姿势、身体距离等都可以被归为人物的非言语行为，这类语言“在人类交际行为中占据约70%的分量”[4]。在影视艺术中，旁白、定格、特写、放慢等手段，都能够部分或完全还原文字的表面内容，不过相较文学语言，影视语言的风格显得更为紧凑、简洁，也有更多对话、更多画面造型，能够强烈凸显人类间的非言语行为，达到表演效果和音像效果的非凡呈现。虽然很难在电影镜头上直接进行人物心理的描述，但观众可以更直观地领会到特定场景下的人物表现。
小说向电影的改编也是将文学语言转化为电影语言的过程，改编者既要注重与原著的外在风格和内在灵魂的契合，也要对原著故事内容和场景进行取舍，以取得符合电影语言特点的更好的表达效果，这一点在1974年版本和2000年版本翻拍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都可以略见一斑。相较而言，1974年派拉蒙公司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公认最接近原著、细节改动最少的版本；2000年英美合拍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对原著文本有了较大的删减，但在感情处理上使用了更为细腻的手法。《了不起的盖茨比》一波三折、充满戏剧性，并蕴涵强烈的时代批判性，在英语文坛中深入人心，其作品结构为影视创作提供了天然的改编空间，两者互为影响，交相辉映，都表现出了这部作品在不同艺术形式下的独特魅力。
二、《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电影语言表达特色
在文本作品向电影作品改编的过程中，场景与背景的还原是必不可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东部社会的真实写照，电影改编中的对原著的取材则需要精心设计，时代气氛、服装、音乐都需要进行还原。1974年版本的电影，剧本改编来自著名导演兼编剧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全片达到2小时17分，极其追求视觉效果，场面豪华张扬，影片对当时歌舞升平的浮华场景的呈现，渲染到位、细节逼真，几乎可以作为20年代的美国史参考。各种道具、音乐、场景、服装等细节的应用以及电影对原作中大量原文的保留，精确还原了书中的各种细节与场景及20年代那种空虚、浮躁的社会现实，主角的表演也可圈可点，从影片一开场就将原著韵味渲染给观众。
片中开场，便是盖茨比豪宅的特写：香车、泳池、金饰、银器……随处可见的“jg”缩写，四处散落的奢侈饰品，都尽显主人公一派新贵的上流社会富贵作风。随着镜头的推移，在盖茨比家汇聚一时名流的盛大派对中，片中更是处处都打印着“爵士时代”的烙印：派对女士们的低腰线闪裙、短发红唇的造型风尚、麻制西装的优雅男伴、方兴未艾的charleston社交舞……纵观全片，人物造型无不精致到位，场景塑造无不纸醉金迷，对小说中的背景叙述进行了十足的影视化具象表达。这种对20世纪20年代美国时代风尚的直观重现，更给观众带来了直接、鲜明的时代印象，达到了文学语言无法抵达的表达界限。也唯有结合音画系统和文本系统双重优势的影视语言，才能将文本中灰尘幻化的城市进行这样的还原，赋予文本中情节与情境的多重具象化魔力。
此外，电影改编对盖茨比登场亮相的处理表达，给予了观众更直接的神秘感与期待感。书中，盖茨比的出场是在作者的叙述中缓缓道来的，读者随着阅读时间点的展开，渐次了解盖茨比的形象、性格和经历。而在1974年电影版本中，满怀理想的叙述者尼克初来纽约，几乎他接触的每个人都会描述着盖茨比的富有、神秘和流言，而尼克正好又是盖茨比的邻居，他简单的小屋旁就是盖茨比气派辉煌的豪宅，而邻居家中永不止歇、夜夜笙歌的聚会更是让观众与尼克一起对这个传说中的神秘富豪充满了揣测与好奇，直到有一天他被荣幸邀请到盖茨比的派对中。
然而即使当他来到派对，在这极尽歌舞、热闹喧天的狂欢中，兴奋的宾客在长桌前喧嚣闲谈的话题焦点仍然是盖茨比，每一个人都钦羡着盖茨比的财富，每一个人都揣测着盖茨比的履历。盖茨比尚未出场，影片就将一个崇尚物质、成功与荣耀的热烈图景展现在观众面前，大家都围绕盖茨比，都以各种传闻表达着一些微妙的眼馋与不甘。总之，这是一个“美国梦”洋溢的时代，人人都想成为盖茨比，作为主人公，盖茨比先生在出场前宛若神人。在这样步步焦灼的言说下，观众在紧迫而期待的气氛中终于迎来了盖茨比繁华之中稍显寂寞的亮相。1974年的电影版本，首先将当时的社会风貌依照小说中的描述还原出来，再通过各种场景传达出虚荣、浮华的时代气息，最后一步步设置盖茨比迟迟未出场的悬念，让观众对情节的推进一直保持在一种良性的焦灼中。
影视语言的表达可以在故事情节的推进上更为简洁直接，也不可避免地会牺牲原著中文学语言的铺垫叙事。1974年电影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相当忠于原著，整个故事的开场上也像书中一样引用了主人公的独白：“在我年纪还轻、世故不深的时候……”[5]原著就是以这段独白引出了讲述者尼克的个人经历与气质特点，尼克不妄加褒贬的特点让他与故事中的人物都能产生深度交往，从而参与并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但经过电影改编之后，由于影视叙述空间的限制只能对书中的这一段大加删减，将片中情节直接切换到尼克与表妹黛西的相遇，这也是文学向电影的改编过程中，不可避免所受到的空间长度表达手法的限制。
三、《了不起的盖茨比》文学语言与电影语言对比
基于原著，将1974年版本和2000年版本进行对比，我们更能发现基于相同文本所进行的不同影视处理，为受众所带来的微妙艺术兴味的差别。首先，从叙事手法上，两大版本的电影改编，都将原著版本的插叙、倒叙叙事，改编成为顺叙、倒叙叙事。原著中，菲茨杰拉德的倒叙手法使盖茨比“带着一种强烈的印象出现”[6]，这种手法更利于作者迷惘而梦幻的表达需要，但并无法在电影语言中取得同样的效果。同样，从叙述视角上，小说中的叙述者尼克是以全知视角参与了故事几乎所有情节，但车祸事件中面对修车行的主人威尔森与妻子时，又是以目击人的旁观者角度来进行叙述，这种视角上的突然转折，更凸显出这一事件对各个人物未来命运发展的重要性。而在电影表达中，由于影视艺术的特定叙事特点，故事的讲述自始至终都使用了全知视角，让观众一目了然，在确保情节流畅性的同时，更保证了故事的节奏剪裁与原著的统一性。
与原著相比，电影作品与文学作品表达主题的侧重点也有了显著差异。书中结合时代背景从多个角度反映了“美国梦”的破碎之感，从战争层面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怀抱赤子之心的青年一代在面对浮华无度、价值崩溃的社会时，所笼罩的无力感与虚无感不断起伏在书中的字里行间。但在电影改编中，战后赤子之心的粉碎很难从背景去诠释，由于戏剧着力点的需要，电影的主题表达全部集中于最容易表现人性的感情纠葛上，作为人性纯俗交锋最频繁的地方，感情的幻灭也是主人公盖茨比最残酷的梦碎之处。电影中，黛西对汤姆和情妇关系的任其发展、盖茨比出现后与黛西往今时的感情纠葛、小人物威尔森对妻子外遇的隐忍，这一切都被导演用缓慢的节奏和平静的影像控制着，微妙地表达出小说中平静之下又暗流涌动的情境。
在情节处理上，原著中对车祸事故进行虚写，通过各个人物出事后心中的痕迹，影影绰绰点明了那场决定各人命运的事故经过，而两个版本的电影作品中都对那场事故的前因后果进行了直接描述。小说中对各个角色的性格表达，一直在暗流涌动之下伏线千里，这种笔法不但给读者带来一种情味怅然、雾里看花的兴味，而且更对车祸事件进行了铺垫。当车祸事故突然爆发，终于将各人身上那层朦胧的外罩猛然揭下时，汤姆和黛西自私而虚伪的丑态顿时立显。在影视作品的表达中，事故前各个角色的性格特点和事故发生时的经过详情，都无法完全做到文字叙述上的暗设伏笔、隐而不发。这种不得不将事件和人物做实的具象化表达特点，也难免让电影表达缺失了原作中那种由于突如其来的变故而带来的梦碎感和凄凉感。
文学语言和电影语言表达的契合度还决定于电影再创作的基调。原著中，女主角黛西的出场亮相，跟随着尼克的讲述与情节的发展一步步渐次展露，2000年的电影版本中，这一点的交代手法并无差异。但1974年的电影中，随着片头轻柔的爵士乐，镜头扫过新贵富豪盖茨比别墅中的各种家具摆设，然后慢慢聚焦于社交名媛黛西的各类剪报，最后定格在主人公书桌上黛西面容照片的特写。这串镜头从片头一开始，就让观众不得不聚焦于主人公和这名年轻女子的关系上，为片中后续情节、盖茨比的一系列举动埋下了伏笔。
在盖茨比与黛西第一次重逢时，不同版本也采取了不同的处理。原著中两人在尼克家里相见时是大雨滂沱，眺望远处的一盏绿灯，更让这一场景如幻似梦。不过1974年的电影中，这一天却阳光灿烂，但场景含蓄保守，更加贴近原著。而2000年的电影中，又还原了原著的情境，大雨滂沱中，黛自驾车来尼克家中做客，盖茨比敲门而入，这一场景的刻画更为细腻饱满，黛西的脸上被朦胧的灯光笼罩、两人表情的特写、镜头在三人间的来回交替、盖茨比极度兴奋下的恐惧与压抑、狭小空间中两人的感情在紧张迫力下的爆发蔓延，演员的表演、场景的构造、剪接的运用，都让原著中丰沛的情感诉求在银幕上得到了充分表达。
相同的文本，不同电影版本的处理，反映出不同艺术手法的再创造个性。总体来说，1974年电影版本拍出了原著的风味和气势，最高程度地还原了原著的情节。而2000年版本更加重视对主人公之间感情关系的处理，对盖茨比爱情理想的描绘更为丰满，也更为梦幻。两个电影版本的表达手法与原著的文学表达手段相比，同样的情节、同样的场景，甚至同样的语言和对白，由于场景安排、演员表演、镜头运用、摄影效果的些许差异，就可能形成截然不同的电影韵味，体现出不同艺术家的不同表达诉求。而能够把握观众心理，通过影视艺术独具的艺术手法，将原著的精神意境展现并延伸出来，这就从客观上完成了从文学语言到影视语言的转化乃至升华。
四、结语
茨威格的名言范文4
关键词：茨威格；成长心理；儿童世界；成人世界
一、力图展现爱的情感
茨威格笔下的童心世界纯净清澈，倒映出成人社会的虚伪。作者在写作时被这股纯真的力量推动着，理解并且珍视人类的善良品性，挖掘出人性中不可埋没的爱的情感，始终相信爱是构成美好人性的永恒成分，也赋予小说本身爱的精神。
茨威格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曾说：“自从我们的世界外表上变得越来越单调，生活变得越来越机械的时候起，我们就应当在灵魂深处发掘截然相反的东西，做一个勇敢而又正直的人。”[1]（p160）小姐妹和埃德加便是如此，他们在经历心灵冲击时遭受到巨大的心灵之痛，然而勇气和正义感却始终未曾泯灭，展现出人正直善良天性的强大力量，凸显了儿童自身可贵的纯真，进一步显示这个成人社会容易被忽略的一面，寻找到揭示人性之悲的方式和解决人类自身困惑的突破口。
假如埃德加知道了那个隐藏的秘密，看到了母亲和男爵的私情，他的弱小的身躯和心灵都将无法承受。童年将不复存在，对任何人甚至自己都不再相信，整个世界只剩下谎言，充满着欲望。但是，作者安排他坐上了开往温情和关爱的列车，历经了不同以往的生命体验，再度唤醒小男孩内心的善良和纯真，也使读者进一步反思和体会。埃德加感到自己从丑恶的事物中解脱了出来，学会去爱、去创造。他不再感到狂妄自大，生活中的一切存在都具有其意义和价值；自己不再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为自己在迈向人生的第一个台阶便摔倒而愧疚，初步领悟到人活着就必须与生活和命运不断搏斗。“人身上只有一种感情能满足人与世界结合的需要，同时还能使人获得完整感情，这样的感情就是爱。”[2]旅途的经历、母亲的忏悔、家人的关爱使他重新完善了自我身份感，小男孩重新审视了过去的经历，不再怀着仇恨，甚至感激男爵让他成长，带着他走进这个五彩斑斓的人生。对于母亲，他渐渐认识到她“默默的泪水含有一个不再年轻的女人的誓言。”[3]（P218）并用实际行动关怀她、体谅她。小男孩真正做到了“既能独立自处，又同所有有生命的东西融为一体，听从良心的召唤，不再沉溺于个人私仇之中而不能自拔。”[4]真正开始接受并热爱生命。“生命的目的就是展示人的爱和理性，获得认真而又热烈。”[5]（P177）
爱作为人的基本能力逐渐被现实中的各种诱惑所蒙蔽，人们关心的往往不再是给予别人爱，而是等待着别人来爱自己，渐渐忘记了爱的力量。在孩子们的身上，自我的意识还很淡薄。从对母亲的依赖和渐渐学会认识自我，开始有能力接受事物的本来面目，意识到被人爱的现实并探究其原因，最终学会去爱人，学会给予。童心作为不受玷污的纯洁象征，带有与生俱来的爱的天性，也是作者始终极力想要维护的。作者一再地将自己的爱融入作品中，表现出对人性的深切理解和关怀。
二、试图探索童心世界深层的困惑
作品细腻地把握了孩子式的心理和思考方式，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做出了艰难的解答。成长的各种经历不断完善着对自身、对社会的认识，唤醒潜在的能力和倾向。人道主义伦理学认为，当一些心理上的需要未能正常地予以满足，就会产生不正常的行为心理反应。姐妹俩和埃德加面临着同样的难题而产生成长的倾向，继而生发出渴望自由、叛逆、厌恶等其他心理。这些心理与探寻秘密的欲望共同引发种种内心波澜与冲突。纯真的世界与成人社会不断摩擦；无知单纯与虚伪精明相交织，显现了儿童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挣扎心理。作者将一种饱含痛苦、愤怒、同情和怜悯的激情深埋在作品中，细腻地捕捉人物稍纵即逝的表情动作，神经毕剥、颤抖哆嗦之类的词语在文中数不胜数。他通过描写人物内在的心理动机，揭示这些行为背后的道德和理性光芒，显示出高尚的人性，这也是作者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
从陌生女人在13岁时第一次见到R作家的惊异，观察对方所做所为的满足感，偷窥私生活的欲望，到与他共度良宵的心潮翻滚等无数心理画面均被作者细腻捕捉到，把她“原先散乱的全部激情，把那颗压迫在一起而一再急不可耐地喷涌出来的整颗心”一股脑儿倾吐出来，作者深切感受到现实社会对妇女的压制，通过描写这股力量的强大，显示出被压制程度的深。这种深同样出现在儿童的世界里。埃德加在面对母亲与男爵公开进行欺骗和说谎时，沉默继而奋起抗争，这些经历夺走了自己的单纯和无忧无虑的快乐，秘密越是被掩盖，小男孩越是愤怒，越想揭开。正如茨威格本人的经验一样，“有不给予的东西才会使人产生强烈的欲望，只有遭到禁止的东西才会使人如痴若狂地想得到它。”[6]（P40）直到微笑着折磨两个大人，不再给他们解释和喘息的机会将自己无形的铁链系在他们身上，才获得内心的满足。然而这种满足最终还是被理性束缚和驾驭，小男孩重新走上了健全的人格道路。
茨威格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他发自内心热爱维也纳，热爱和平、珍视人类文明。然而残忍、暴力和灭绝人性的战争严重打击了他所坚持的人道主义理想，战争社会中的人们丧失了理智，变得疯狂。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仇恨，思想言论、情感精神等都失去了自由。作为一名犹太人作家，茨威格流离失所，饱受屈辱。民族压抑以及民族遭迫害的事实不断使他感到痛苦和绝望。他不断地思索着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境遇，用自己的作品进行了艰苦的探索，通过众多的小人物的遭遇反映现实，试图挖掘人性的美好品质，以此净化人心、维护人类的良知，展现出这个人道主义作家对人类社会的深切关怀，也为读者提供了指向茨威格内心世界的通道。
参考文献
[1]高尔基，罗曼・罗兰，茨威格.《三人书简-高尔基、罗曼・罗兰、茨威格书信集》臧平安译[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7
[2]弗洛姆.《爱的艺术》李键鸣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4
[3]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张玉书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7
[4]弗洛姆.《爱的艺术》李键鸣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4
茨威格的名言范文5
在《教父》之后，弗朗西斯・科波拉一直念念不忘的电影就是《现代启示录》。早在拍摄《教父》之前，他就被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之心》深深吸引，但无奈拍摄自己梦想中的这部电影需要太多钱，科波拉只能等待更成熟的时机。两部《教父》和《对话》的成功，让科波拉拥有了更大的空间与自由，他第一时间找来了曾在《教父》中合作过的马龙・白兰度来饰演那个神秘的恶魔科茨上校。虽然白兰度此时臃肿的身材与天价的演出费（100万美元，这让他出场时间并不多的出演备受争议）令科波拉的举措显得有点冒险，但是最终成型的影片证明了科波拉的先见之明，白兰度成了这部电影升华的一个符号。
“我喜欢清晨燃烧弹的味道”
与一年前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猎鹿人》一样，《现代启示录》是最早批判越战的电影之一。但后者比前者走得远得多，从一开始，科波拉就将镜头对准了战场，战场上的各色人物，各种荒唐、恐怖的景象逐一上演。《猎鹿人》用尼克（克里斯托弗・沃肯饰，他在《猎鹿人》中上演了著名的俄罗斯赌，获当年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的癫狂彰显了人性如何被战争扭曲和摧残，而《现代启示录》中则通篇都是尼克这样的人，科茨上校则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科茨曾是美军里最好的战士，军功煊赫，但是却无故失踪，他在敌占区丛林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王国，在里面独断专行地进行残暴的统治。上尉威拉德奉命找到科茨――要么把他带回军队，要么把他杀死。威拉德带领一支小队沿湄公河而上，在寻找科茨的一路上，他穿过越南平民的村庄，穿过古老的法国殖民地，穿过激战的战场，穿过美军的营地......整个越南的疯狂与可怖都映入眼帘。
戴着一顶西部牛仔的帽子，一副墨镜的基尔格中校（罗伯特・杜瓦尔饰）是威拉德遇到的第一个疯子。酷爱冲浪的他，仅仅因为一片沙滩有较好的浪头就下令进攻越共控制下的那片沙滩，甚至在双方还在激战之时就自己下海跑去冲浪。而他的那句“我喜欢清晨燃烧弹的味道”已经成了经典台词，伴随着在扩音器中昂扬高歌的《女武神》，无数的燃烧弹密密麻麻地被扔下来，丛林在烈焰中燃烧，海面上升起巨大的水柱。这场戏具备战争史诗的一切元素，毫不夸张地说，它就是战争片的标杆。由基尔格中校指挥的直升机空对地大战中，直升机群盘旋轰鸣、战斗机轰透整个海滩的大场面气势恢宏，俯视全局的全景镜头伴随着美式英雄主义渐次登场。当时制作这样的大场面尚无数字技术可供仰赖，一切都需要实景中调度实拍。科波拉不但顺利完成了复杂的场面调度，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表现这场极具震撼力的残暴时，有意加入了诗意的美感成分。这宏大的场面，在基尔格一类人的眼中，才是一场战争应有的图景，是个人权力与欲望刺激下达到的最高潮。战场上的流血与牺牲全然不在其视界之内，一场盛大的屠杀更像一场周末的狂欢派对。科波拉正是用这样颠覆性的反差，来凸显战争的荒诞。
此后，这样的大场面不再现身，影片的主要故事线索转变为威拉德穿过越南腹地寻找科茨的奇异旅途。在这一过程中，疯子变成了威拉德自己。影片的一个段落中，威拉德和他的小队截住了一艘渔船和上面的一家人，有一个小女孩突然冲向了他们，结果神经质的机下意识地一阵扫射，便了结了这家人的性命。事后，他们发现小女孩只是试图保护她的小狗。女孩当时还没有死去，一息尚存，一个士兵试图带她去医院救治，但威拉德却一枪杀死了她，他认定在疯狂的战场上，这样的一丝仁慈毫无意义。 科茨上校曾是美军最出色的战士，却在越南腹地丛林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王国，在他的领地，一群脸上画着神秘图腾的士兵严整列队在河边两岸
深入到人性黑暗之地
最终，威拉德来到了他此行的目的地，进入科茨的领地时，看到一群在脸上画着神秘图腾的人严整列队在河边两岸，接着是祭坛和漂浮在水面的半裸尸体，黄色的烟雾缭绕四周，上面写着“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几个大字，四周散落着被处决者的头颅。这幅光怪陆离的蛮荒景象让人目瞪口呆，接着，由丹尼斯・霍珀饰演的摄影记者向威拉德一行道出了科茨上校在这里的地位――“我们都是他的孩子”。接下来，便是神秘的科茨惊艳无比的登场。在古铜色的逆光中，白兰度的脸始终处于阴暗下，只有他锃亮的光头被强光笼罩，科茨身后大片的黑暗阴影，成了他所代言的黑暗文明的象征，他的神秘与威严也在大片黑暗笼罩下披上了一层巫师般的魔性光彩。
随着与科茨的对话，威拉德逐渐了解到事情的真相。有一天科茨带领的部队给当地村落里的小孩都接种了小儿麻痹疫苗，但村民回头就把那些接种过疫苗的胳膊都给砍了下来，那些胳膊堆积成了一座小山。在科茨看来，越共比美军更有力量，正在于他们可以没有道德地进行杀戮。“与恐惧为友，否则你就只能与他为敌……利用原始的本能去杀戮，没有感觉、没有感情、没有判断……因为判断会打败你。”直到科茨断气之前，他一直都在喃喃自语着“恐惧、恐惧”。威拉德执行了他被指派的命令，或许也是遵照了他内心的本能，挥刀杀死了科茨。残暴的科茨毫无反抗，他像献祭一般迎来了这个自己期待已久的结局。但正如他对威拉德所说的一样，“你可以杀死我，但是不能评判我”，在整个战场上的人类都处于癫狂之时，科茨的所作所为如何以是非进行论断？ 为了请马龙・白兰度饰演科茨，科波拉花了一百万美元的天价，白兰度的出场时间并不多，其奉献的表演却绝对物超所值
摄影指导维托里奥・斯托拉罗的镜头就像一幅五彩斑斓的油画，它庄严却又迷离，将越南丛林表现得犹如真实的地狱。斯托拉罗谈到影片的光线设计时表示：“这是一部反映两种文明社会矛盾的影片， 表现了一种文明在另一种文明中的冲突和矛盾。”因此，在整体色彩设计上，他采用了两种不同的颜色――一种是自然界的天然本色，一种是人造色彩，来表达东南亚的农耕文化和西方的工业文明冲突。他还在黄昏的丛林戏中使用柔和的自然光，在夜戏中使用强烈的直射光，以此来制造视觉上的冲突。例如美军后勤部劳军演出时， 巨型舞台上们那一场戏， 便用强聚光灯把舞台照得通亮，使它跟隐约看得见的丛林背景造成强烈对比。而这种对比最经典的段落正是美军武装直升机用燃烧弹轰炸越共活动的丛林一幕，代表自然的丛林瞬间燃起巨大的赤红火球，形成强烈的色相对比和动静对比。
茨威格的名言范文6
――阿斯特子爵夫人
85岁的阿斯特子爵夫人气息奄奄地躺着，这位富有的社会党成员、英国下院第一位女性成员醒来时，发现全家人都围在她的床边。因与温斯顿・邱吉尔唇枪舌剑的辩论而名垂千古的她，以同样敏锐的才智想出了大家都聚集过来的可能的原因。作为一名充满热情的妇女权益提倡者，阿斯特代表所有女性讲话：“我们并非在要求得到某种特权，我们要求的仅仅是平等。”
“对我来说，与同一种语言的世界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洲亦已自我毁灭。但是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从头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因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
――斯坦芬・茨威格
茨威格是一位著名的诗人、戏剧家、小说家，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当纳粹主义在他的祖国奥地利兴起时，茨威格并未做好心理准备。他先后被流放到英国、巴西。茨威格担心希特勒会赢得战争，于是选择在1942年和妻子勒特在巴西自杀。
“我拒绝一切指控，除了一直承认的在解放黑奴方面所做的努力，我绝无企图谋杀、叛国、毁坏他人财产以及煽动奴隶谋反、挑拨奴隶起义的行为……这有目共睹，我也一直坦白承认我所做的。为了上帝的那些受轻视的子民的利益，我所做的是正确的……现在，如果牺牲我可以早日结束审判，可以早日让我的血和孩子们的血，和这个奴隶国家数以百万计的黑奴的血融合――在这个国家，黑奴们的权利被那些邪恶、残忍而又不公的法案漠视――那么，我愿意从容而去……” ――约翰・布朗
1859年，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领导大批黑人、白人，袭击了弗吉尼亚州哈普渡口的军械库，造成数人死亡。弗吉尼亚州判处他叛国罪，布朗由此成为美国建国以来第一个因叛国罪而被处以绞刑的人。在他行刑那天，美国北方的教堂鸣钟以示纪念。
“请相信我充分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但我仍然愿意去尝试。男人们能做的事情，女人也应该努力去做。即使失败，也会激励更多的人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