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行下效范文1
【关键词】教师 师德 道德修养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6.03.188
近读《世说新语》，看到一则“谢安教子”的故事：“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哪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谢安的夫人教育儿子，同时问谢安：“怎么从来没见到你来教育儿子？”谢安回答说：“我一直以‘身教’来教育儿子。”谢安身为一国之相，日理万机，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管教儿子，夫人当然不免责怪。谢安没有找客观理由为自己辩解，而是说自己的行为就可以让儿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这个故事表现了谢安对自己道德品行的充分自信，也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身教”重于“言传”。
韩愈说过：“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概括了教师工作的特点和作用，其实也要求教师在思想品德、知识技能、工作作风等各个方面，都必须是学生的表率，楷模。
一、信赖教师，模仿教师，是学生的一个重要心理特点
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做到“学高为师”，更要做到“身正为范”。教师每天都要以愉快、积极的心态去上课，这无形当中会感染学生，让他们和教师一样，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去学习，自然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平时对学生的要求，自己都要先于学生做到，学生看到了，他们也就会慢慢的严格要求自己了，这样就在不知不觉中让学生养成了良好的习惯。
当今经济腾飞的时代，学生大都是在高楼里的空调室中成长，因此，在学生的心目中，教师是智慧的代表，是高尚人格的化身。教师的言行就是道德标准。小学生又具有像师性强、可塑性大的特点，他们往往把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作为自己学习的内容、仿效的对象。教师从思想到作风、从言行到举止，处处都应带头做到最好，成为学生的表率。
二、教育孩子要严于律己，勤奋钻研，提高专业知识水平。
为人师者不能教育学生时是一套，自己行动时又是一套。试问，一个满嘴脏话的老师，又怎能说服学生要言语文明？一个经常说谎的老师，又怎敢奢望学生诚实？一个不懂得尊重学生的老师，又如何教导学生学会尊重？品德是感染来的，不是说教来的。因此，教师要从每一个细节上去以身作则。例如，教师如果上课迟到了，就要如实的向学生解释迟到的原因，并向同学们道歉。只有这样，老师才能赢得学生真正的尊重与信任。
教师要勤奋钻研，刻苦学习，不断增加新知识，来充实自己，只有知识渊博的老师才最能得到学生的尊敬。真心实意是教师的立教之本，教师只有奉献自己的真心，才能得到真诚的回报。教师要真心实意，发自内心的热爱自己的学生，去无私奉献自己的心血感情，才能培养良好的个性品质，来影响学生，使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未来的职业，为社会，为祖国，为人民无私的奉献。
走上三尺讲台，教书育人;走下三尺讲台为人师表。教师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者，更是莘莘学子们的道德基因的转接者。
三、教师崇高的道德修养对学生具有强大的征服力
要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教师首先必须具有崇高的道德修养，唯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受到学生的尊重。品德高尚的人，在学生面前如一座高山、一颗大树、如一座丰碑，使人敬仰，令人折服。一个教师要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以德服人是最有效的教育方式，否则一切苦口婆心都会因失去事实依据而缺少说服力。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曾有言：“君子耻于言，而过其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如果一个教师教育学生不要迟到早退，而自己却经常迟到早退;要求学生不要乱扔垃圾，可自己却随地乱扔垃圾，你说学生能听你的吗？想要学生怎么样，自己就要先作出表率，身体力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说服学生，用自己的涵养去熏陶学生，让学生在你崇高的道德修养面前感觉到如果自己做了什么不合理的事是一种错误和耻辱，挺不起腰抬不起头，从而有意识地去约束自己的行为，提高自己的认识。教师的威望，对学生是一种无形的约束，任何一个人，在德高望重的长者面前都会心存敬畏。作为教师，要时刻谨记：自己就是学生的学习的典范，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教师在学生面前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以崇高的道德修养去征服学生。
四、言行一致，为人师表，是教师获得威信的重要条件之一
古代兵家有句名言：“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未有不能正身而能正人者也。”说的也是“身教”重于“言传”的道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重“言传”、轻“身教”的现象却不鲜见。毕竟“言传”的嘴上功夫来得容易，而“身教”的作风品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养成的。更有的人会上说得好，会下做得差;白天说得好，晚上做得差;明里说得好，暗里做得差;人前说得好，人后做得差。自身不正，何以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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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巴塞尔协议Ⅲ 我国上市银行 监管
一、《巴塞尔协议Ⅲ》的核心内容研究
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为了减少危机对于该国经济的破坏，要求对金融危机发生进行反省，对于金融体系的监管框架与层级进行改进，保证金融体系能够安全稳定的运行。在2010年的9月巴塞尔委员会在分析与研究银行监管改革的新方案，也就是巴塞尔协议Ⅲ，这一文件与其他补充文件受到了各国金融监管机构的重视。
《巴塞尔协议Ⅲ》的核心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资本充足率要求、资本留存缓冲、逆周期资本、杠杆率、附加资本监管。
资本充足率要求是指由商业银行普通股构成的核心的一级资本充足率由之前的百分之二提高到百分之四点五，一级资本充足率的标准由之前的百分之四提高到百分之六。并要求从二零零三年的一月一日开始实施，在二零一五年的一月一日之前要得到实现，但是资本充足率的百分之八的监管标准并没有发生变化。
资本留存缓冲主要是为了确保银行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能够有能力弥补出现的巨大损失，要求银行设立百分之二点五的资本留存缓冲。这个资本留存缓冲主要是由扣除递延税项以及其他的项目后的普通股权收益构成。如果银行不能达到这一标准，将会影响到银行的股份回购与红利的方法。通过这一举措希望能够限制银行资本恶化时候随意发放高福利的情况，这一规定要求在二零一六年一月实施，并在二零一九年一月之前开始正式实行。
逆周期资本是根据当前的经济形式以及对于银行运营状况的评估，银行需要设立0到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其中要求逆周期资本缓冲将通过核心一级资本形式进行持有。要求从二零一六年一月实施，并在二零一九年一月之前开始正式实行。
协议明确了杠杆率的计算方式和要求。杠杆率的计算方式如下：
杠杆率=（一级资本/银行表内外总资产）×100%
巴塞尔协议旨在通过对杠杆率的控制，来避免银行资本因过度杠杆操作带来的风险，规避银行产生风险和危机时对实体宏观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巴塞尔协议III中杠杆率的指标最低限定在百分之三的水平。这一政策要求在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七年间作为过渡期间进行各方面的测试，希望在二零一八年一月成为进入新协议的第一支柱的部分。
流动性监管是指在以往监管政策的基础上，引入两个新的流动性监管的指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流动性覆盖比率（LCR）与净稳定融资比例（NSFR），其中LCR用于测算30天内银行在强流动性压力下的流动性状态；NSFR则是关注长期时间范围内银行对流动性压力的承受能力。巴塞尔协议III通过以上两个新引入的指标来加强对于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监管。对于流动性覆盖比率（LCR）与净稳定融资比例（NSFR）的要求是相同的，要求不低于百分之百的监管要求。
附加资本监管是为了减小“大而不倒”所引发的道德风险，巴塞尔委员旨在加强对于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所提出的附加资本要求。目前为止，所设定的标准为百分之一。
二、对于在《巴塞尔协议Ⅲ》下我国上市银行有效监管的建议
第一，通过多渠道补充资本。为了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的发展，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于银行信贷资金的要求，并且在银行长期运行的过程中保持持续的监管。以上要求我国上市银行要积极的拓展资本的补充渠道，通过多渠道的资本补充，建立长期、高效的资本补充机制。
第二，加强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资本规划建设。根据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与上市商业银行自我战略发展的需求，本文认为应该结合市场资金是否充裕，上市银行要加强资本规划的建设。在资本规划中注意加强前瞻性的研究，根据实时的经济情况调整资本的规模，要尽可能的在资本市场发展良好的状况下，获取较好的发行条件，并有效的减低发行的难度与成本。并且实时的注意强化银行业务的短期与长期的资本管理。通过提升银行资本管理的效率，能够对上市银行特备是其中的规模较小的银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三，转变我国上市银行的经营发展模式。目前，我国上市银行在其经营中往往将以信贷业务的净息差作为其主要盈利的外延式经营发展模式。这一模式需要在业务多元化、精细化、特色化的要求的情况下，改变过去不可持续发展的资本消耗型、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我国上市银行应该努力想全能型银行的发现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实时关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与相关产业的政策。通过积极发展新兴市场，并对已有市场进行深度与广度的开发的基础上，积极调整信贷结构并调高信贷的质量，是我国上市引得能够有效地提升其金融服务水平。
第四，提升全面的风险管理能力。面对巴塞尔协议III的，我国商业银行面对的挑战压力，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充分认知新的监管制度和指标将会更有利于提升自身的全面风险管理能力，从而提升效率和竞争力。首先，商业银行应该完善管理制度和管理文化，树立正确的风险管理理念。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完善组织机构和监管流程，形成主动的资本监管和风险管理的意识。其次，全面提升风险管理的能力，对已经成熟化有效地监管指标、技术，应加以引入和吸收。通过使用先进的IT技术等支撑手段，建立准确可靠的数据采集、统计标准，开发科学的测算模型，为精确计量风险指标提供有力的技术保证。进而为商业银行快速、准确地识别、预警风险提供科学、有效的决策依据。
参考文献：
[1]尹继志.《巴塞尔协议》：银行业监管重点的变化与影响[J].金融发展研究，2011年第1期.
[2]杨桂苓.《巴塞尔协议III》框架下我国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分析[J].浙江金融，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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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消化道出血；胃镜下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术后护理
食管静脉曲张是引起上消化道出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急性上消化道出血中，如患者突然出现休克者，临床上往往多见于门静脉高压所致的食管静脉曲张出血；临床上对该病的治疗方式多以胃镜下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手术为主，在做好常规的术中术前护理的同时做好术后护理可以协助治疗，改善治疗效果[1]。本研究通过对患者进行常规的术前术中护理，再配合积极、有效的术后护理措施，观察患者治疗的良好效果，取得满意效果，临床研究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抽取我院2013年5月～2015年5月收治的100例行胃镜下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治疗的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男性43例，女性57例，年龄37～79岁，平均年龄（43.5±3.9）岁，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50例，观察组有男性23例，女性27例，年龄37～78岁，平均年龄（42.8±4.1）岁；对照组有男性320例，女性30例，年龄36～79岁，平均年龄（44.2±3.2）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的术前术中护理：术前护理：人员要积极的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解释手术的安全性及优点，是患者及家属心情保持平静，术前30 min给患者注射地西伴、阿托品等药物，以减少其分泌物的产生，减慢胃肠蠕动，并做好手术药物器械的准备；术中护理：术中护理人员将患者摆正，及时清除口腔分泌物，配合医生安装套扎器，做好止血步骤，观察患者血压、脉搏等情况[2]。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增加术后护理：术后护理具体包括：①心理护理：护理人员有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缓解压力，对患者进行个性化心理护理，帮助其树立康复的信心；②饮食护理：术后1～2 d不吃任何事物，2 d之后可进适量食流质食物和软食，1 w后可逐渐过渡为半流质食物；③用药护理：用药尽量使用静脉注射，或者将药物研细进行口服，并进行护肝、抑酸及补液等治疗；④严密监测：对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监测并做好详细记录，针对患者出现的各种情况给予相应的治疗措施；⑤出院指导：患者出院时要嘱其按时服药，定期来院复诊，术后3个月复查胃镜1次，之后6～12个月复查1次；注意多休息，要保持良好的心态，禁烟酒等[3]。
1.3疗效评价方法 痊愈：患者不再出血，各项生命体征正常；显效：患者出血得到良好改善；有效：出血症状稍微缓解，其他症状有不同程度存在；无效：出血症状未得到改善，其他症状也未消失（总有效率=（痊愈+显效+有效）/总例数×100%）。满意度采集方法：采用调查问卷调查患者度医护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的满意度，级别分为非常满意、较满意、不满 意[4]。[满意度=（非常满意+较满意）×100%/所有调查人数]。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结果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观察组治疗效果很好，痊愈21例，显效15例，有效12例，总有效率为96.0%；对照组治疗效果一般，痊愈15例，显效10例，有效9例，总有效率为68.0%。观察组满意度高达92%，对照组满意度为66%，观察组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且两组比较有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上消化道出血是是常见的急症，病死率高达8%～13.7%，其包括食管、胃、十二指肠或胰胆等指屈氏韧带以上的消化道病变引起的出血以及胃空肠吻合术后的空肠病变出血，其临床主要表现为呕血和（或）黑粪，往往伴有血容量减少引起的急性周围循环衰竭；食管静脉曲张是引起上消化道出血的重要原因之一，治疗该病最常采用的手段是胃镜下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它具有紧急止血、并发症少、预后良好等优点[4]。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行胃镜下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治疗的患者进行术后护理，可以提高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因此，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行胃镜下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治疗的术后护理值得在临床上大力推广。
参考文献：
[1]孙燕.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行胃镜下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治疗的术后护理效果观察[J].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2014，22（08）：162-163.
[2]王连桂，朱峰波.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行胃镜下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治疗的术后护理观察[J].中国实用医药，2015，10（15）：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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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营运资金管理绩效 要素 渠道
在2010年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的背景下，作为国家枢纽型产业的交通运输、仓储业也逐渐恢复。2009年《物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出台以及2010年行业相关政策的密集为交通运输、仓储业创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加之世博会和亚运会等对地区客运、货运的拉动作用，2010年该行业整体经营状况有明显提升。在这种情况下，营运资金管理绩效是否也有所提升？为此本文针对该行业上市公司从要素和渠道两个角度分析其营运资金管理绩效。
一、2010年交通运输、仓储业上市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绩效总体分析
尽管全年经济形势向好、《物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出台以及行业相关政策的密集使得交通运输、仓储业整体处于回升状态，但是无论从按渠道还是从按要素的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周转期来看见表（1），该行业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均处于急剧下降状态，2010年较2009年的变化幅度达到30%以上。在满足市场旺盛需求的情况下，行业营运资金管理却变得薄弱。从地区细分来看，无论是按渠道还是按要素分析，2010年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均是西部较差，中部较好，东部居中。从2008年至2010年的变化趋势来看，东部地区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严重下降 ；中部地区2010年比2009年缩短一天，但是从渠道角度来看，其管理绩效却是持续恶化的；西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较差，但其周转期逐年缩短，绩效持续改善，这与我国加大西部扶持力度有关。从行业细分来看，按要素分析和按渠道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果。从要素角度分析，2010年公路运输业管理绩效较好，交通运输辅助业管理绩效较差。从渠道角度分析，铁路运输业管理绩效较好，仓储业管理绩效较差。虽然2010年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的召开、高铁建设序幕拉开以及国家出台的仓储行业的利好政策促进了三个子行业的发展，但从2008年至2010年的变动趋势看，仓储业、铁路运输业的管理绩效持续恶化，航空运输业的管理绩效严重下降，公路运输业经营活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向好的方向发展，主要得益于国家和地区不断推进的高速公路网络建设以及对高速公路投资开发、经营和权益转让等方面的规范。交通运输辅助业、水上运输业从要素角度看，其管理绩效得到了改善，但是从整个渠道来看，其管理绩效下降了，这说明这两个子行业只有部分营运资金项目管理较好，而整个营运资金的管理存在问题，这也与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国际航运的集装箱运输、干散货运输、油轮运输市场反弹缓慢有一定关系。从企业分析来看，在2010年75家上市公司中，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周转期（按要素）短于行业均值的企业有31家，占41.33%；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周转期（按渠道）短于行业均值的企业共有33家，占44%，这说明过半数企业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从2008年至2010年的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周转期（按要素）变化趋势来看，持续恶化和持续改善的企业数量相对较多，约占19.23%和17.31%，企业绩效变化趋势分布呈现V字型，绩效管理呈现两极分化的局面。从2008年至2010年的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周转期（按渠道）变化趋势来看，管理绩效持续恶化的企业数量最多，为14家，占26.92%，基本稳定的企业数量最少，为3家，占5.77%；经营活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略有下降、严重下降和持续恶化的企业数量总计超过可比企业数量的50%，企业绩效变化趋势分布整体呈现近似W型。
二、2010年交通运输、仓储业上市公司要素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该行业存货周转期呈现逐年延长的趋势，管理绩效下降明显；应收账款周转期波动较大，2010年应收账款管理绩效得到一定程度改善；应付账款周转期总体是延长的，管理绩效呈改善趋势，但2010年应付账款管理绩效略有下降。由于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周转期（按要素）是由存货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和应付账款周转期决定的，所以从要素角度来看，2010年经营活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下降主要是受存货和应付账款管理绩效下降所影响，其中应付账款周转期的大幅缩短是主要影响因素。
从地区细分来看：（1）2010年存货周转期东部和中部相同，其管理绩效大大优于西部地区，但是从近三年变化趋势看，东部、中部地区存货管理绩效持续恶化，而西部地区存货管理绩效持续改善。（2）2010年应收账款管理绩效西部最差而东部最好，从近三年变化趋势看，东部地区管理绩效略有回升，中部地区管理绩效持续恶化，西部地区管理绩效持续改善。（3）2010年应付账款管理绩效中部地区最好而西部地区最差，从近三年变化趋势看东部地区管理绩效略有下降，中部地区管理绩效持续改善，西部地区管理绩效2010年和2009年持平，但与2008年相比显著下降。（4）2010年东部地区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周转期延长主要受存货周转期延长和应付账款周转期缩短所致；中部地区经营活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改善，主要得益于其应付账款管理绩效的提高弥补了存货和应收账款管理绩效的下降；西部地区经营活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改善，主要得益于存货和应收账款管理绩效的改善。因此东部地区应该重点加强存货和应付账款的管理；中部地区应该加强存货和应收账款的管理；虽然西部地区的绩效得到改善，但是应该逐步缩短同东部和中部的差距。从行业细分来看：（1）2010年存货管理绩效交通运输辅助业较差而航空运输业较好，从近三年变化趋势看，仓储业快速回升， 航空运输业和水上运输业略有回升，公路运输业略有下降， 交通运输辅助业与铁路运输业持续恶化。（2）2010年应收账款管理绩效交通运输辅助业较差而航空运输业较好，从近三年变化趋势看， 公路运输业基本稳定，航空运输业持续改善，其余四个子行业略有回升，2010年较2009年应收账款周转期缩短得益于所有子行业绩效的改善。（3）2010年应付账款管理绩效铁路运输业较差而公路运输业较好，从近三年变化趋势看， 公路运输业和交通运输辅助业应付账款管理绩效呈现快速回升趋势，仓储业、航空运输业严重下降，水上运输业、铁路运输业略有下降。（4）2010年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周转期（按要素）下降主要是受仓储业、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下降影响。进一步分析，三个子行业绩效下降均是受应付账款周转期缩短的影响，因此三个子行业需要加强应付账款的管理。此外，公路运输业、交通运输辅助业与铁路运输业应该加强存货管理，其中交通运输辅助业尤其应该重点加强存货的管理。从企业分析来看，2010年该行业有53家企业存货周转期短于行业均值，占70.67%；有38家企业的应收账款周转期短于行业均值，占50.67%；有26家企业的应付账款周转期长于行业均值，占34.67%，这说明过半数企业的存货和应收账款管理绩效优于行业均值，而大部分企业的应付账款管理绩效低于行业均值。从2008年至2010年的变化趋势来看，存货管理绩效持续恶化的企业数量最多，占可比企业总数的26.92%，持续改善、快速回升和略有回升的企业数量大于持续恶化、严重下降和略有下降的企业数量，50%的企业绩效有改善趋势。应收账款管理绩效略有回升和持续恶化的企业数量最多，各占可比企业总数的26.92%，持续改善、略有回升和快速回升的企业数量显著大于持续恶化、略有下和严重下降的企业数量，大部分企业的应收账款管理绩效向好发展。应付账款管理绩效持续恶化、严重下降和略有下降的企业数量较多，高于持续改善企业数量总和，大部分企业管理绩效呈恶化趋势。
三、2010年交通运输、仓储业上市公司分渠道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分析
从各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来看见表（3）：（1）2010年采购渠道单位上市公司营运资金占用额为-9.12亿元，比2009年减少5.47%。2010年材料存货、预付账款、应付账款、应付票据资金占用额较2009年增长幅度分别为49.64%、43.42%、6.27%、58.37%。其中材料存货和预付账款增幅较大，均高于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应付账款增幅不大，而应付票据却大幅增加，总的应付项增加15.71%，增幅不是较大。2010年该行业采购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为-38天。从近三年的变化趋势来看，采购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有较为明显的波动，且2010年在经济形势好转的情况下管理绩效仍有下降，这主要源于材料存货的大幅上升。（2）2010年生产渠道单位上市公司营运资金占用额为-2.79亿元，比2009年增加29.22%，增长幅度较大。2010年在产品存货、其他应收款、应付职工薪酬、其他应付款资金占用额较2009年增长幅度分别为62.69%、20.78%、12.60%、-2.46%。其中，在产品存货增幅最大；其他应收款略有增加，但增幅较小，说明在管理生产过程中的应收款项方面行业水平基本稳定；应付职工薪酬也有小幅增加，在全社会人工成本普遍增加的影响下也属正常。 2010年该行业生产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为-12天。从近三年的变化趋势来看，生产渠道营运资金周转绩效持续恶化。交通运输、仓储业作为枢纽型产业逐渐复苏，市场需求不断加大，此过程中行业规模和生产规模随之扩大，尤其是在产品存货2010年比2009年的增幅达到62.69%。（3）2010年营销渠道单位上市公司营运资金占用额为3.05亿，比2009年增加13.97%。2010年成品存货、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收账款、应缴税费资金占用额较2009年增长幅度分别为76.22%、14.28%、90.96%、35.09%、34.75%。成品存货和应收票据的金额增幅较大。在存货方面，与上文两渠道情况相同，从数值上可以认为其管理绩效明显下降，尤其是营销渠道的存货管理，下降程度更为明显。应收票据的大幅增加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营业收入，但若其占用金额过大则不利于企业资金周转。应收账款的增幅较小，综合考虑整个应收款项的增长幅度不是太大，应收账款的管理较好。预收账款和应交税费的增幅与行业营业收入增幅基本相当，说明在预收款和税收方面的管理手段和相关政策没有发生大的波动，只是随行业复苏规模有所增大。2010年该行业营销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为13天。从近三年的变化趋势来看，营销渠道营运资金周转绩效略有回升。在资金占用额增加的情况下，周转绩效略有回升，说明行业在营销渠道上的管理能力有所提升。在市场回暖环境下，一方面需求增多，另一方面回款速度加快，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促进了营销渠道营运资金周转绩效的提高。从地区细分来看：（1）2010年西部地区三个渠道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均较差，东部地区采购渠道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较好，而中部地区生产渠道和营销渠道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较好。（2）从管理绩效近三年的变动趋势看，西部地区在持续改善；中部地区均在持续恶化；东部地区除营销渠道略有回升外，其他两个渠道均在下降。（3）2010年东部地区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周转期（按渠道）管理绩效下降主要受其采购渠道和生产渠道影响，中部地区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周转期（按渠道）管理绩效下降主要由其生产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大幅度上升所致，西部地区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周转期（按渠道）管理绩效上升主要受益于三个渠道周转期大幅度的缩短。从行业细分来看：（1）2010年航空运输业在各个渠道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均处于较高水平；铁路运输业除在采购渠道表现较差外，在其他渠道的绩效也较高；交通运输辅助业在生产和营销渠道表现最差，仓储业在采购渠道绩效较差。（2）从近三年变化趋势看，仓储业营销渠道管理绩效快速回升，采购渠道严重下降，生产渠道持续恶化；公路运输业发展趋势向好，生产渠道和营销渠道均略有回升，而采购渠道持续改善；航空运输业除营销渠道管理绩效持续改善外，采购渠道严重下降，生产渠道持续恶化；交通运输辅助业生产渠道和营销渠道持续恶化，而采购渠道管理绩效快速回升；水上运输业采购渠道略有下降，生产渠道持续恶化，营销渠道快速回升；铁路运输业营销渠道略有回升，采购渠道略有下降，而生产渠道持续恶化。（3）2010年只有公路运输业的经营活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向好发展，这和前面提到的国家和地区不断推进的高速公路网络建设以及对高速公路投资开发、经营和权益转让等方面的规范有关；铁路运输业营运资金管理绩效下降幅度最大，主要受其生产渠道营运资金管理绩效恶化的影响；航空运输业管理绩效整体下降，主要由其采购渠道营运资金管理绩效下降所致，这与原油价格上涨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企业分析来看，在2010年该行业75家上市公司中，采购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比行业平均值长的有51家，占68%；生产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比行业平均值长的有37家，占49.33%；营销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比行业平均值长的有39家，占52.00%。从2008年至2010年绩效变动趋势看，近三年大部分上市公司绩效波动较大，在采购和营销渠道均没有上市公司的管理绩效处于稳定状态。采购渠道中略有下降的上市公司数量最多，接近三分之一，其次持续改善和持续恶化公司数量相同，均占可比上市公司总量的21.15%，说明近三年交通运输、仓储业上市公司采购渠道营运资金管理绩效整体恶化，且大部分公司情况波动很大；生产渠道近三年绩效持续恶化的上市公司数量最多高达22家，占总量的42.31%，整体情况与采购渠道相似，大部分上市公司近三年绩效处于恶化状态且波动较大；营销渠道情况略好，绩效回升与改善的上市公司较多，但从波动情况来看，绩效稳定的上市公司仍不多，持续恶化的上市公司占28.85%，持续改善的占9.62%，快速回升的占26.92%，总体分布仍呈两头多中间少的情形。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营运资金管理绩效总体下降。在外部经济环境和经营环境总体向好的情况下，无论从按要素还是按渠道分析来看，2010年交通运输、仓储业上市公司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均处于下降状态。该行业在满足市场旺盛需求的情况下，营运资金管理却变得薄弱。（2）存货和应付账款管理绩效下降。从要素分析来看，2010年该行业绩效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存货管理绩效和应付账款管理绩效的下降，尤其是因为应付账款周转期缩短天数较大。从渠道分析来看，采购渠道和生产渠道管理绩效下降均与存货占用资金过多有关。因此存货和应付账款管理绩效下降是影响该行业经营活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下降的重要因素。（3）营销渠道营运资金管理绩效提升，采购和生产渠道营运资金管理绩效下降。2010年除营销渠道周转期为正外，其他渠道均为负。绩效整体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采购渠道和生产渠道。2010年国内宏观经济复苏，交通运输、仓储业的下游行业经营情况有所好转，销售款回款速度加快，有利于本行业营销渠道营运资金的管理。上游由于成品油等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以及偏紧的信用政策，使得本行业采购渠道营运资金管理绩效略有下降。生产渠道的持续恶化应该引起行业的密切关注，如果不加强对业务流程的优化和营运资金的管理，很容易使流动资金沉积于生产环节中，造成生产渠道营运资金周转绩效下降。（4）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之间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差距较大。无论是按渠道还是按要素分析该行业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均是西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较差，中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较好，东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居中，地区之间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差距较大。（5）各子行业间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变动趋势不同。除公路运输业绩效改善非常明显外，其余5个子行业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呈下降趋势。（6）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绩效整体处于不稳定状态。近三年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周转期变化趋势呈现近似V型，即基本稳定的企业数量较少，而持续恶化和持续改善的企业数量较多，整个行业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波动较大。
（二）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加强存货管理，优化业务流程。2010年该行业采购渠道和生产渠道营运资金管理绩效下降，究其原因是采购渠道存货资金占用量增多以及生产渠道存货增长幅度较大，造成绩效持续恶化。因此，对于整个行业而言，加强采购渠道和生产渠道存货的管理应成为该行业上市公司内部管理的重点。在行业经营环境好转的情况下，企业业务量增加，规模扩大，上市公司若想求得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优化企业内部管理，理顺业务流程，实现内部产业链的无缝衔接。流程是进行资金管理的基础，只有先进高效的流程才会有良好的资金管理效率，因此该行业上市公司需要进一步进行业务流程再造，一方面同上游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减少燃料、材料和备品配件的储存数量，降低采购渠道的存货资金占用；另一方面，企业优化内部流程，对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进行标准化管理，减少生产渠道存货的积压以及资金的占用，将企业的存货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2）各地区发挥优势，缩小地区间差异。纵观三渠道，西部地区各渠道营运资金周转绩效均不如中部和东部，但近三年有所改善。说明西部地区上市公司虽然在市场环境、交通便利程度和内部管理水平等各方面均不如中东部上市公司，但其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尤其是西部地区应该抓住国家战略西移的契机，提高营运资金管理水平，缩小同中部、东部地区的差异。相反东部地区上市公司表现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在生产和营销渠道。因此建议东部地区上市公司在扩大规模的同时加强内部管理，并且应当积极利用大型上市公司的优势，在销售政策的制定和客户的选择上主动出击，减少客户资金占用量，加快生产和营销渠道的资金周转速度。（3）进一步提高整个供应链的信息化管理。交通运输、仓储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性产业，大力推进其信息化，对于实现该行业新的跨越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信息化是实现交通运输、仓储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十一五”期间由于国家对该行业信息化的积极引导该行业在信息化管理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在“十二五”期间，交通运输、仓储业应该进一步提高整个供应链的信息化管理，优化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使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更加畅通，减少由于业务量大而信息混乱造成的货物和资金的积压。完善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互信合作及信息共享机制，通过整个供应链上企业间信息的共享进一步提升营运资金管理绩效。
上行下效范文5
关键词：行政效率；古典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政府创新；行政文化
abstract：regarding th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research，the western classical administrative science has passed through a logical process in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has laid down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research. in 1970s the new public administrative science presented three new trends in th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research. in terms of western theories，we can discover the problems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and its dilemma. to enhance the government efficiency，we should make efforts in the following levels：the government system and the mechanism innovation，the public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the positive administrativ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classical administrative science；new public administrative science；government innovation；administrative culture
一、古典行政学关于行政效率理论的发展
19世纪下半叶，在企业管理运动的鼓励与影响下，学者们试图借助于科学管理来增进政府的行政效率。Www.133229.cOM“这个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之一伍德罗·威尔逊早在1885年，以后又在许多场合，发出了争取提高政府效率的口号。”[1]1887年，威尔逊在其著名的《行政学研究》一文中，将提高行政效率作为行政学的根本任务。他说：“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显然更需要得到启示，只有认真进行研究才能提供这种启示。”[2]1自此以后，行政学便围绕着“行政效率问题”展开了不懈的研究。
几乎同时，在西方管理学史上兴起了以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不仅开辟了关于效率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促成了西方行政管理学对行政效率问题研究的深入。因此，“正是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起，才促成西方行政学的形成和兴盛，而对于这场科学管理运动的形成起着决定性影响的，乃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3]泰勒认为，高效率取决于形成一个健全的组织，因此，科学管理的本质在于设计合理的职能组织。正是在科学管理运动兴起之后，一些行政学家便开始重视通过科学管理来寻求政府行政的有效性。曾经担任美国全国办公室管理协会会长的威廉·享·莱芬韦尔是第一个把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运用于机关办公室管理工作中并取得成功的人；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纳德·d·怀特则进一步用科学管理理论研究政府行政管理，促进了政府工作的改进，提高了行政效率。他认为，“科学管理运动在促进改良处理公共事务方法上，已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从弗雷德里克·泰勒倡导这一开创性工作开始，这一运动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兴趣，并终于建立了完整的社会改良哲学的原则。”“由科学管理在一些工业企业中所造成的巨大进步，已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政府中是否可以同样实行这种改进方法?对这个问题无论有什么样的解答，无疑的是：科学管理的成就，已引起了对许多公共机关所习惯的旧法的大量不满。”[2]53随着公共行政管理实践的发展与行政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人们对行政效率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入。在行政学发展的早期，思想家对行政管理的理解主要视为对行政组织内部的管理，因此，管理效率的获得主要取决于对行政组织内部各要素的高度利用。而行政组织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究竟应该发挥哪个要素以及如何发挥这个要素的管理效率，各个理论学派持有不同的观点。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则把提高行政效率的着眼点放在行政组织内各部门、各成员的协力与合作上，而要处理好组织内的合作问题，其关键在于明确各机构与成员之间的权责关系。以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则认为，行政管理是由一系列相互衔接和相互联系的活动环节组成的，只有当每个环节都承担了特定的职责，实现了相应的功能时，效率才能得到保证。可以说，西方古典行政学理论在思考提高行政效率的问题时，着眼点是放在行政组织中非人要素的管理效率上，明显忽略了行政活动中人的要素，而稍后的行为主义理论对此进行了全面的纠正。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奥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著名的霍桑试验中，发现了人员的心理对于工作效率提高的重要意义，由此拉开了行为主义革命的新序幕。
总之，西方行政学家在思考行政管理实践时，尽管其理论思路大相径庭，但最终的宗旨却都落在如何提高行政效率上，特别是在借鉴管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上，行政学虽然异彩纷呈，但最终的旨趣却是同一的。比如：以法约尔和孔茨为代表的过程学派；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以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派；以巴纳德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以卡斯特罗和森茨韦克为代表的系统管理学派；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以伍德沃德为代表的权变理论学派，等等。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尽管各学派所强调的重点与方法不尽相同，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管理效率，思想家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组织效率”和“高度的生产率”。因此，管理理论中的许多原理包括计划原理、组织原理、领导原理、系统原理、优选原理、控制原理、激励原理、弹性原理、反馈原理等，贯穿其中的一个根本原理乃是效率原理；管理思想中提出的许多观念包括如全局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服务观念、创新观念、战略观念、效益观念等，联结这些不同观念的一个核心观念乃是效率观念。
二、新公共行政学研究政府效率的动向
到了20世纪70年代左右，随着新公共行政学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替代，行政学家对行政效率的研究出现了以下三个趋势。
1.研究视界由行政系统内部转向行政子系统与社会母系统的关系
行政学发展的前期，思想家们提高政府效率的着眼点在行政系统内部各因素的利用上，他们认为行政管理就是对政府组织系统内各要素的管理，如果组织系统内各要素获得了充分利用，那么，行政效率就自然而然提高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浪潮的带动下，政界与学界对“政府到底应当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的疑惑进行了重新思考，即威尔逊所言的“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的问题凸现了出来。因为公共行政效率体现了公共行政活动的意义与功能，它总是指向符合社会价值目标，并给社会带来有益成果前提下的行政管理活动的效率。如果政府的管理是不“适当”的，尽管政府的效率很高，但对于社会而言却无疑是一种浪费与无效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行政效率就是着眼于行政子系统与社会母系统的关系，给政府的职能进行合理的定位。
2.研究内容由重效率向效率与效益并重转化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为基础，行政学把效率摆在突出的地位，认为效率是行政管理尺度的头号公理。效率标准在被过分推崇的同时却忽略了公平与效益等社会价值的因素，政府计划很少关注所服务的人的实际效果。从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以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为理论基础，行政学一反过去注重效率的取向，将社会公平等价值的因素重新注入经济目标与效率目标中。尽管公平与效益的价值取向有所突显，但仍未动摇效率取向在行政学中的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公共管理学为理论基础，行政学由重视工作过程与投入转向注重结果与产出，强调“顾客”至上，倾听“顾客”意见，建立明确的服务标准，向“顾客”作出承诺，为之提供优质服务，社会效益的价值取向受到空前关注，呈现出效率与效益并驾齐驱的势头[4]。
3.研究模式由一般性的原则研究向具体特定的问题研究转化
一般来说，科学研究与科学理论的形成有两个基本的研究模式，即原则研究和问题研究。结合行政效率的研究来看，行政学发展的早期对行政效率的研究大多从原则出发，关注的焦点是提高行政效率的一般原则与途径，由于这些原则和途径涉及到组织、领导、决策、人事等管理的各个方面，效率研究实际上成为管理的综合研究。像西方行政学家对效率原则的概括就属于这种原则研究方法。但是随着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和行政学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这种原则研究模式渐渐显得不合时宜。一方面，从实践来看，这种原则研究模式所提供的一般原则和途径有变成“常识”的可能，特别是在公共行政职能多样化和目标多样化的趋势下，这些原则与途径往往由于缺乏较强的针对性和相关性而难以付诸实施，所以往往成为“绝对正确的废话”。另一方面，行政学理论的深化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原则研究，必须面对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展开，这样行政效率的研究就会选择特定的角度和特定的内容，比如：针对不同行政部门具有个性特点的效率研究以及效率测定与提高措施等。因此，原则研究关注的是行政效率的共性，而问题研究关注的是行政效率的个性，而个性研究恰恰是共性研究的深化[5]。
三、当代中国政府行政效率问题与困境
对于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不管是从理论文章的内容来看，还是从各种对行政效率的社会评价来看，都一致地认定“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低下的”，尽管这种认定到目前为止尚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这是由行政效率认定和研究的困难决定的。不论是学者的结论，还是一般人的结论都还只限于直觉与感性认识的层次上，但是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人们所形成的这种信念。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行政效率的认定，实际上是依据一定的判断标准而得出来的结论，尽管这个判断是直觉和感性的，这个判断标准有两个：
1.以西方公共行政的实际效率作为判据
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个判断标准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只有极少数人有这种比较的机会。改革开放之后，处在同一时间维度中的中国行政效率与西方政府的行政效率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学者甚至是一般老百姓(一开始是投资商人)的视野中。由于西方近性精神的影响，西方的行政组织体系设置也呈现出高度理性化的特征，加之西方一直未断的行政改革都把高效率作为政府的基本追求目标之一，因此，效率精神与效率原则是西方政府行政管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此相比较，中国行政效率的低下是显而易见的，于是，追求高效率也一直是我国政府历次行政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
2.以我国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的实际效率作为判据
同样，这个标准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不存在的，那时，我国整个社会都处在低效运转中。改革开放之后，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作为标志，“效率”成为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生存的关键因素。现在，我们很难想像一个没有效率的企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政府组织由于缺少外在竞争环境的压力、由于没有竞争对手和危机感，再加之“帕金森定律”所揭示的行政管理负效应的存在，即行政管理效率增长的消极与对抗力量的存在，最终导致行政机关机构臃肿、人员膨胀、官僚主义与效率低下等。因此，政府管理效率与企业管理效率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在世界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政府效率的低下不仅会影响政府的竞争力，而且还会影响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因此，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对此，行政学界应深入对行政效率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效率的问题一直受到我国行政学界的关注，到目前为止，此类研究公开发表的文章数目不下百篇，一般都涉及到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成因及其解决对策这三个方面。但仔细研究会发现从理论上很难将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与“成因”分割开来。因为效率低下的“表现”实际上也是效率低下的“原因”，比如有很多学者把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之一概括为“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这种概括是没错的。但是又有一些学者会将“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概括为行政效率低下的成因，这同样也是正确的。从严格的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必须解决这种概念和命题的不确定性，以免引起混乱。因此，从理论上把这一问题说清楚，笔者认为这是行政效率研究的基础。
在本文中，笔者就试图对“表现”与“原因”这对概念作出界定以示区别。第一，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旨在探讨与效率低下具有某种直接联系、甚至可以为一般人所感觉到的影响行政效率的诸因素，它们往往是政府行为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与政府行为本身具有密切的联系。第二，行政效率低下的“深层原因”，这实际上是在更进一步寻求“具体表现”后面的原因，这些因素往往不是政府行为本身所能解决的，解决它们常常需要寻求政治与社会力量的支持。比如，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可以是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而形成“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的深层原因可能是：理论上对政府职能研究的不足与制度上对政府职能供给的不足。这样，既可以把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与“原因”区别开来，又可以拓展解决行政效率问题的思路。
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在我国政府行为中的表现错综复杂，恐怕政府行为过程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与其有联系。对此，不同学者概括的思路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可以将政府过程或政府行为进行适当的分解，然后再选择合适的角度加以概括。首先，任何政府的存在是社会管理的客观需要，即政府职能的问题；其次，政府的职能必须由一定的组织机构来承担，这就牵涉到政府机构的设置；再次，行政机构是由人来运作的，政府官员是行政机构的主体，这就涉及行政人员；最后，行政主体必须借助于相应的手段和方式来达到社会管理的目的。这样，政府过程就被分解为：政府职能、政府机构、行政人员与行政手段这四个方面，从理想的状态看，一个高效的政府，应该是科学的职能定位、合适的机构设置、精干的人员配备和合理的行政手段这四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任何一个环节的不适都会影响其整体效率的提高。而我国政府效率的低下，恐怕在这四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理论研究可以按照这一思路深化下去。另外，就影响我国政府效率的深层原因来看，应该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述。
四、提高我国政府行政效率的宏观思路
1.制度保障：政府体制与机制
在行政学史上，行政学专家发现了三条破坏行政效率的定律，知名度首屈一指的当是帕金森定律。中国人民大学齐明山教授则从“熵定律”的角度探讨了行政管理效率递减的规律[6]。不管是帕金森定律还是熵值效应都共同反映了行政效率提高的负效应，体现了行政管理效率增长的消极与对抗力量的存在，这种负效应会最终导致行政行为的低效。因此，要想跨越帕金森定律，避免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只有“通过改革与创新，不断减少组织内产生的正熵，增加负熵，使组织高效运转。只有这样，才不会产生面对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无能为力的情况，才会认识到行政改革和各种组织变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6]。
因此，提高我国政府效率，必须从政府体制与运行机制这一层面着手，以寻求提高行政效率的制度保障。①从我国行政改革的实践来看，政府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调整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以及理顺与建立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权力机制。笔者认为，我国政府体制改革遵循的基本价值取向应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取向，即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造政府的行政管理模式以促进政府效率的提高。二是政府组织的扁平化取向，即借鉴企业的组织再造理论来改造行政组织的结构以提高政府效率。②自1988年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已基本确定，行政改革对行政效率的追求进入到通过政府机制创新来确保行政体制改革成效的阶段，也就是说，我国政府改革将由宏观体制性改革转变为宏观体制改革与微观机制创新并重的新阶段，在继续加大宏观体制改革的同时，微观层面的运行机制创新正日益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2.担当主体：政府人力资源开发
当今，我国公共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已成为困扰政府竞争力与政府效率的症结之一。这种低效率从行政个体来看，表现为行政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缺乏自律性；从政府组织来看，表现为组织创新意识不强，缺乏活力，信息流通渠道不畅，反馈机制弱化，行政人员不能很好地贯彻落实上级的决策和计划等。
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组织的管理者从强调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管理，是管理领域中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告别传统的人事管理，大力发展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为适应这一管理潮流，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在我国，首要的是在政府人事管理中树立“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意识与观念，确立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把人看作“第一资源”，他们有理想、有情绪、有需要、有性格，期望得到他人的关心、理解和尊重，实现自身价值。
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价值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它不但可以提高行政人员的素质、改变行政人员的能力与引导行政人员的期望，而且还能满足行政个体适应社会发展、获取职业技能以及自我发展、自身修养等方面的需求。事实上，我国行政管理人力资源总量是世界第一，因此，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也是最大的。一旦通过开发，提高了行政管理人才的整体素质与职业技能，发挥其潜力与创造力，对于提升我国政府的竞争力及行政效率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3.软件支持：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
当代美国公共管理学的著名学者威尔逊在其著作《美国官僚政治》中列举并分析了大量的有意识培养组织文化且将其用于加强管理美国政府的情况，他认为，组织文化将使组织在内部管理方面变得更加容易和富有成效[7]。鉴此，德鲁克就说：“企业文化：利用它，不要失去它”[8]。可以说，利用组织文化以提升组织的竞争力与效率是现代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思路，政府组织也应如此。
行政文化是指以一定的社会文化为背景，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决定或影响行政主体行为的一整套成形或不成形的内外规则的综合体，它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因素，对行政效率有着特殊的作用。从其性质来看，行政文化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只有积极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组织的发展才具有支持、维护与激励的功能，才有利于政府组织效率的提高；而消极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组织的发展具有阻碍、延缓与离心的作用，是提高行政效率的负面因素。
目前，我国行政文化正处在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交替与融合时期，行政人员的现代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惯性，传统的行政文化仍然显现出很大的惰性与张力，它所表现出来的行政原则、行政习惯与行政传统仍然是制约行政效率提高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因此，从提高行政效率着眼，需要在建构行政文化上有所创新，也就是说，需要通过文化的创新与整合来改变在传统行政范式下所形成的不利于效率提高的行政习惯与行政传统。笔者认为，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可以考虑三条基本路径：①营造具有压力感的行政组织气候；②培育珍惜时间的行政组织氛围；③建立讲究人际合作的行政组织关系，以这样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就可以有效地规避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等消极的行政文化。
参考文献：
[1]哈罗德·孔茨，西里尔·奥唐奈.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58.
[2]彭和平，竹立家.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3]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45.
[4]但洪敏.西方公共行政效率研究的新趋势[j].地方政府管理，2001(9)：15-17.
[5]周志忍.行政效率研究的三个发展趋势[j].中国行政管理，2000(1)：37-40.
[6]齐明山.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管理效率递减规律初探[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3)：11-14.
上行下效范文6
关键词：行政效率；古典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政府创新；行政文化
abstract：regarding th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research，the western classical administrative science has passed through a logical process in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has laid down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research. in 1970s the new public administrative science presented three new trends in th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research. in terms of western theories，we can discover the problems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and its dilemma. to enhance the government efficiency，we should make efforts in the following levels：the government system and the mechanism innovation，the public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the positive administrativ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classical administrative science；new public administrative science；government innovation；administrative culture
一、古典行政学关于行政效率理论的发展
19世纪下半叶，在企业管理运动的鼓励与影响下，学者们试图借助于科学管理来增进政府的行政效率。“这个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之一伍德罗·威尔逊早在1885年，以后又在许多场合，发出了争取提高政府效率的口号。”[1]1887年，威尔逊在其著名的《行政学研究》一文中，将提高行政效率作为行政学的根本任务。他说：“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显然更需要得到启示，只有认真进行研究才能提供这种启示。”[2]1自此以后，行政学便围绕着“行政效率问题”展开了不懈的研究。
几乎同时，在西方管理学史上兴起了以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不仅开辟了关于效率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促成了西方行政管理学对行政效率问题研究的深入。因此，“正是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起，才促成西方行政学的形成和兴盛，而对于这场科学管理运动的形成起着决定性影响的，乃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3]泰勒认为，高效率取决于形成一个健全的组织，因此，科学管理的本质在于设计合理的职能组织。正是在科学管理运动兴起之后，一些行政学家便开始重视通过科学管理来寻求政府行政的有效性。曾经担任美国全国办公室管理协会会长的威廉·享·莱芬韦尔是第一个把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运用于机关办公室管理工作中并取得成功的人；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纳德·d·怀特则进一步用科学管理理论研究政府行政管理，促进了政府工作的改进，提高了行政效率。他认为，“科学管理运动在促进改良处理公共事务方法上，已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从弗雷德里克·泰勒倡导这一开创性工作开始，这一运动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兴趣，并终于建立了完整的社会改良哲学的原则。”“由科学管理在一些工业企业中所造成的巨大进步，已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政府中是否可以同样实行这种改进方法?对这个问题无论有什么样的解答，无疑的是：科学管理的成就，已引起了对许多公共机关所习惯的旧法的大量不满。”[2]53随着公共行政管理实践的发展与行政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人们对行政效率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入。在行政学发展的早期，思想家对行政管理的理解主要视为对行政组织内部的管理，因此，管理效率的获得主要取决于对行政组织内部各要素的高度利用。而行政组织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究竟应该发挥哪个要素以及如何发挥这个要素的管理效率，各个理论学派持有不同的观点。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则把提高行政效率的着眼点放在行政组织内各部门、各成员的协力与合作上，而要处理好组织内的合作问题，其关键在于明确各机构与成员之间的权责关系。以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则认为，行政管理是由一系列相互衔接和相互联系的活动环节组成的，只有当每个环节都承担了特定的职责，实现了相应的功能时，效率才能得到保证。可以说，西方古典行政学理论在思考提高行政效率的问题时，着眼点是放在行政组织中非人要素的管理效率上，明显忽略了行政活动中人的要素，而稍后的行为主义理论对此进行了全面的纠正。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奥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著名的霍桑试验中，发现了人员的心理对于工作效率提高的重要意义，由此拉开了行为主义革命的新序幕。
总之，西方行政学家在思考行政管理实践时，尽管其理论思路大相径庭，但最终的宗旨却都落在如何提高行政效率上，特别是在借鉴管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上，行政学虽然异彩纷呈，但最终的旨趣却是同一的。比如：以法约尔和孔茨为代表的过程学派；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以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派；以巴纳德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以卡斯特罗和森茨韦克为代表的系统管理学派；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以伍德沃德为代表的权变理论学派，等等。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尽管各学派所强调的重点与方法不尽相同，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管理效率，思想家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组织效率”和“高度的生产率”。因此，管理理论中的许多原理包括计划原理、组织原理、领导原理、系统原理、优选原理、控制原理、激励原理、弹性原理、反馈原理等，贯穿其中的一个根本原理乃是效率原理；管理思想中提出的许多观念包括如全局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服务观念、创新观念、战略观念、效益观念等，联结这些不同观念的一个核心观念乃是效率观念。
二、新公共行政学研究政府效率的动向
到了20世纪70年代左右，随着新公共行政学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替代，行政学家对行政效率的研究出现了以下三个趋势。
1.研究视界由行政系统内部转向行政子系统与社会母系统的关系
行政学发展的前期，思想家们提高政府效率的着眼点在行政系统内部各因素的利用上，他们认为行政管理就是对政府组织系统内各要素的管理，如果组织系统内各要素获得了充分利用，那么，行政效率就自然而然提高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浪潮的带动下，政界与学界对“政府到底应当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的疑惑进行了重新思考，即威尔逊所言的“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的问题凸现了出来。因为公共行政效率体现了公共行政活动的意义与功能，它总是指向符合社会价值目标，并给社会带来有益成果前提下的行政管理活动的效率。如果政府的管理是不“适当”的，尽管政府的效率很高，但对于社会而言却无疑是一种浪费与无效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行政效率就是着眼于行政子系统与社会母系统的关系，给政府的职能进行合理的定位。
2.研究内容由重效率向效率与效益并重转化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为基础，行政学把效率摆在突出的地位，认为效率是行政管理尺度的头号公理。效率标准在被过分推崇的同时却忽略了公平与效益等社会价值的因素，政府计划很少关注所服务的人的实际效果。从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以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为理论基础，行政学一反过去注重效率的取向，将社会公平等价值的因素重新注入经济目标与效率目标中。尽管公平与效益的价值取向有所突显，但仍未动摇效率取向在行政学中的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公共管理学为理论基础，行政学由重视工作过程与投入转向注重结果与产出，强调“顾客”至上，倾听“顾客”意见，建立明确的服务标准，向“顾客”作出承诺，为之提供优质服务，社会效益的价值取向受到空前关注，呈现出效率与效益并驾齐驱的势头[4]。
3.研究模式由一般性的原则研究向具体特定的问题研究转化
一般来说，科学研究与科学理论的形成有两个基本的研究模式，即原则研究和问题研究。结合行政效率的研究来看，行政学发展的早期对行政效率的研究大多从原则出发，关注的焦点是提高行政效率的一般原则与途径，由于这些原则和途径涉及到组织、领导、决策、人事等管理的各个方面，效率研究实际上成为管理的综合研究。像西方行政学家对效率原则的概括就属于这种原则研究方法。但是随着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和行政学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这种原则研究模式渐渐显得不合时宜。一方面，从实践来看，这种原则研究模式所提供的一般原则和途径有变成“常识”的可能，特别是在公共行政职能多样化和目标多样化的趋势下，这些原则与途径往往由于缺乏较强的针对性和相关性而难以付诸实施，所以往往成为“绝对正确的废话”。另一方面，行政学理论的深化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原则研究，必须面对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展开，这样行政效率的研究就会选择特定的角度和特定的内容，比如：针对不同行政部门具有个性特点的效率研究以及效率测定与提高措施等。因此，原则研究关注的是行政效率的共性，而问题研究关注的是行政效率的个性，而个性研究恰恰是共性研究的深化[5]。
三、当代中国政府行政效率问题与困境
对于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不管是从理论文章的内容来看，还是从各种对行政效率的社会评价来看，都一致地认定“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低下的”，尽管这种认定到目前为止尚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这是由行政效率认定和研究的困难决定的。不论是学者的结论，还是一般人的结论都还只限于直觉与感性认识的层次上，但是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人们所形成的这种信念。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行政效率的认定，实际上是依据一定的判断标准而得出来的结论，尽管这个判断是直觉和感性的，这个判断标准有两个：
1.以西方公共行政的实际效率作为判据
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个判断标准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只有极少数人有这种比较的机会。改革开放之后，处在同一时间维度中的中国行政效率与西方政府的行政效率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学者甚至是一般老百姓(一开始是投资商人)的视野中。由于西方近性精神的影响，西方的行政组织体系设置也呈现出高度理性化的特征，加之西方一直未断的行政改革都把高效率作为政府的基本追求目标之一，因此，效率精神与效率原则是西方政府行政管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此相比较，中国行政效率的低下是显而易见的，于是，追求高效率也一直是我国政府历次行政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
2.以我国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的实际效率作为判据
同样，这个标准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不存在的，那时，我国整个社会都处在低效运转中。改革开放之后，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作为标志，“效率”成为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生存的关键因素。现在，我们很难想像一个没有效率的企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政府组织由于缺少外在竞争环境的压力、由于没有竞争对手和危机感，再加之“帕金森定律”所揭示的行政管理负效应的存在，即行政管理效率增长的消极与对抗力量的存在，最终导致行政机关机构臃肿、人员膨胀、与效率低下等。因此，政府管理效率与企业管理效率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在世界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政府效率的低下不仅会影响政府的竞争力，而且还会影响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因此，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对此，行政学界应深入对行政效率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效率的问题一直受到我国行政学界的关注，到目前为止，此类研究公开发表的文章数目不下百篇，一般都涉及到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成因及其解决对策这三个方面。但仔细研究会发现从理论上很难将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与“成因”分割开来。因为效率低下的“表现”实际上也是效率低下的“原因”，比如有很多学者把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之一概括为“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这种概括是没错的。但是又有一些学者会将“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概括为行政效率低下的成因，这同样也是正确的。从严格的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必须解决这种概念和命题的不确定性，以免引起混乱。因此，从理论上把这一问题说清楚，笔者认为这是行政效率研究的基础。
在本文中，笔者就试图对“表现”与“原因”这对概念作出界定以示区别。第一，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旨在探讨与效率低下具有某种直接联系、甚至可以为一般人所感觉到的影响行政效率的诸因素，它们往往是政府行为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与政府行为本身具有密切的联系。第二，行政效率低下的“深层原因”，这实际上是在更进一步寻求“具体表现”后面的原因，这些因素往往不是政府行为本身所能解决的，解决它们常常需要寻求政治与社会力量的支持。比如，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可以是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而形成“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的深层原因可能是：理论上对政府职能研究的不足与制度上对政府职能供给的不足。这样，既可以把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与“原因”区别开来，又可以拓展解决行政效率问题的思路。
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在我国政府行为中的表现错综复杂，恐怕政府行为过程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与其有联系。对此，不同学者概括的思路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可以将政府过程或政府行为进行适当的分解，然后再选择合适的角度加以概括。首先，任何政府的存在是社会管理的客观需要，即政府职能的问题；其次，政府的职能必须由一定的组织机构来承担，这就牵涉到政府机构的设置；再次，行政机构是由人来运作的，政府官员是行政机构的主体，这就涉及行政人员；最后，行政主体必须借助于相应的手段和方式来达到社会管理的目的。这样，政府过程就被分解为：政府职能、政府机构、行政人员与行政手段这四个方面，从理想的状态看，一个高效的政府，应该是科学的职能定位、合适的机构设置、精干的人员配备和合理的行政手段这四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任何一个环节的不适都会影响其整体效率的提高。而我国政府效率的低下，恐怕在这四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理论研究可以按照这一思路深化下去。另外，就影响我国政府效率的深层原因来看，应该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述。
四、提高我国政府行政效率的宏观思路
1.制度保障：政府体制与机制
在行政学史上，行政学专家发现了三条破坏行政效率的定律，知名度首屈一指的当是帕金森定律。中国人民大学齐明山教授则从“熵定律”的角度探讨了行政管理效率递减的规律?[6]。不管是帕金森定律还是熵值效应都共同反映了行政效率提高的负效应，体现了行政管理效率增长的消极与对抗力量的存在，这种负效应会最终导致行政行为的低效。因此，要想跨越帕金森定律，避免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只有“通过改革与创新，不断减少组织内产生的正熵，增加负熵，使组织高效运转。只有这样，才不会产生面对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无能为力的情况，才会认识到行政改革和各种组织变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6]。
因此，提高我国政府效率，必须从政府体制与运行机制这一层面着手，以寻求提高行政效率的制度保障。①从我国行政改革的实践来看，政府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调整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以及理顺与建立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权力机制。笔者认为，我国政府体制改革遵循的基本价值取向应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取向，即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造政府的行政管理模式以促进政府效率的提高。二是政府组织的扁平化取向，即借鉴企业的组织再造理论来改造行政组织的结构以提高政府效率。②自1988年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已基本确定，行政改革对行政效率的追求进入到通过政府机制创新来确保行政体制改革成效的阶段，也就是说，我国政府改革将由宏观体制性改革转变为宏观体制改革与微观机制创新并重的新阶段，在继续加大宏观体制改革的同时，微观层面的运行机制创新正日益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2.担当主体：政府人力资源开发
当今，我国公共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已成为困扰政府竞争力与政府效率的症结之一。这种低效率从行政个体来看，表现为行政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缺乏自律性；从政府组织来看，表现为组织创新意识不强，缺乏活力，信息流通渠道不畅，反馈机制弱化，行政人员不能很好地贯彻落实上级的决策和计划等。
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组织的管理者从强调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管理，是管理领域中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告别传统的人事管理，大力发展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为适应这一管理潮流，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在我国，首要的是在政府人事管理中树立“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意识与观念，确立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把人看作“第一资源”，他们有理想、有情绪、有需要、有性格，期望得到他人的关心、理解和尊重，实现自身价值。
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价值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它不但可以提高行政人员的素质、改变行政人员的能力与引导行政人员的期望，而且还能满足行政个体适应社会发展、获取职业技能以及自我发展、自身修养等方面的需求。事实上，我国行政管理人力资源总量是世界第一，因此，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也是最大的。一旦通过开发，提高了行政管理人才的整体素质与职业技能，发挥其潜力与创造力，对于提升我国政府的竞争力及行政效率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3.软件支持：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
当代美国公共管理学的著名学者威尔逊在其著作《美国官僚政治》中列举并分析了大量的有意识培养组织文化且将其用于加强管理美国政府的情况，他认为，组织文化将使组织在内部管理方面变得更加容易和富有成效[7]。鉴此，德鲁克就说：“企业文化：利用它，不要失去它”[8]。可以说，利用组织文化以提升组织的竞争力与效率是现代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思路，政府组织也应如此。
行政文化是指以一定的社会文化为背景，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决定或影响行政主体行为的一整套成形或不成形的内外规则的综合体，它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因素，对行政效率有着特殊的作用。从其性质来看，行政文化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只有积极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组织的发展才具有支持、维护与激励的功能，才有利于政府组织效率的提高；而消极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组织的发展具有阻碍、延缓与离心的作用，是提高行政效率的负面因素。
目前，我国行政文化正处在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交替与融合时期，行政人员的现代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惯性，传统的行政文化仍然显现出很大的惰性与张力，它所表现出来的行政原则、行政习惯与行政传统仍然是制约行政效率提高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因此，从提高行政效率着眼，需要在建构行政文化上有所创新，也就是说，需要通过文化的创新与整合来改变在传统行政范式下所形成的不利于效率提高的行政习惯与行政传统。笔者认为，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可以考虑三条基本路径：①营造具有压力感的行政组织气候；②培育珍惜时间的行政组织氛围；③建立讲究人际合作的行政组织关系，以这样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就可以有效地规避与形式主义等消极的行政文化。
参考文献：
[1]哈罗德·孔茨，西里尔·奥唐奈.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58.
[2]彭和平，竹立家.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3]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45.
[4]但洪敏.西方公共行政效率研究的新趋势[j].地方政府管理，2001(9)：15-17.
[5]周志忍.行政效率研究的三个发展趋势[j].中国行政管理，2000(1)：37-40.
[6]齐明山.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管理效率递减规律初探[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3)：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