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的诗歌范文1
关键词：敦煌文献；七夕；民俗
英藏S.2014{1}的内容主要有：《道清》《大般罗（若）波罗蜜（密）》《神沙乡百姓贾憨等状》等杂写；七言、五言《七夕诗》并《家乡万里序》；七言《七夕诗》并《懒重抄序》{2}，另外还有其它杂写若干。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该卷存诗并序皆不能称为经典，但却未加雕琢地保留了敦煌官僧民众“七夕”赋诗作序系列手稿原貌。校释该卷内容以及对写卷创作情境进行合理还原，对研究敦煌僧众文化生活、俗文学创作、抄经写经的意义以及敦煌七夕民风习俗等皆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与意义。
一、《道清》《大般罗（若）③波罗蜜（密）》《神沙乡百姓贾憨等状》等杂写
S.2014v/1的首题有“道清 大般罗（若）波罗蜜（密）”，其后稀稀疏疏题有“大公主降礼……自从面别道路长……外道果尔堕于地”诸文。S.2014v/2又言及有“徒三昧”“空空、太空、胜义”等习字文若干，内容杂乱。这些仿佛习字的杂写在S.2014v/3反向书《神沙乡百姓贾憨等状》、S.2014v/6/7“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等文中皆有呈。S.2014v/2《神沙乡百姓贾憨等状》前题有“灵图寺僧道林律师，金光明寺僧道清二人，同师同学，同见同行者；空空、太空、胜义空、有为空、毕竟空、无智空，灵道，张僧和尚法”诸语。结合《懒重抄序》“张和尚”，《七夕词序》“清师”，此处称谓颇值得斟酌。
二、《七夕诗》二首并《家乡万里序》
S.2014v/5《家乡万里序》曰：“窃{4}以某{5}家乡万里，涉歧路而长赊⑥，羡爱龙沙，收心住足。初，每听苦吟于谐砌，乍闻蝉噪于高梧。是日千门求富之辰，乃巧女七夕之夜。辄奉诸贤，宁无谁思，遂述七言，请清师勿令怀笑。”{1}
诗序明确创作者“我（厶乙）”的形象：其一，寓居敦煌者――远离家乡，爱慕偏远边塞，驻足敦煌；其二，精神生活已受敦煌文化的影响――爱慕龙沙地，收其散漫心，驻足于敦煌；其三，本非文人墨客――宴赋苦吟，“我（厶乙）”初以为是蝉噪之举；但如今远离故土，七夕贤聚捧盏，因时因地而有感，不觉亦述七言；其四，“我”与“诸贤”汇聚，但作序时常对字形举措不定，又有“请清师勿令怀笑”之句，诗“七月佳人喜夜情”又颇专注于民风，故考虑“我（厶乙）”在敦煌世俗社会有一定地位，与清师很熟，但文采一般，是不经常动笔的人物。
S.2014v/5-6“我（厶乙）”述七言云：“七月佳人喜夜情，各将花果到中庭。为求织女专心座（坐），乞巧楼前直至明。”{2}述诗并非新创，但也反映了七夕民俗对敦煌文化的影响。又述五言：“乞巧望天河，双双并绮罗，不忧（嫌③）针眼小，只要（道{4}）月明多。”通览两诗并序，可明确：其一，七夕属喜庆之夜，有望星、拜星、求富、乞巧、穿针等习俗；其二，“各将花果到中庭”“乞巧楼前直至明”等，留下七夕守夜的民俗记录；其三，七夕不仅是女子乞巧之夜，亦是寓居他乡者乡情愈浓之时；其四，《懒重抄序》“七月佳人喜路逢”与《七夕诗》“七月佳人喜夜情”仅两字之差，或前文为草稿。其五，“乞巧望天河”{5}诗后“乞巧台前有天河”，盖又一“七夕”诗篇手稿，但纸尽语涩，原卷仅有“乞巧台前有天河，双双……秋风天河”“伏是今当月登北阁楼”字样，并无成诗出现；至于其后上下反向倒书“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等，则为杂写，考虑抄写时间可能在作诗之前，与七夕创作无关。
三、“七月佳人喜路逢”“令公传闻播西美”及《七夕（自到敦煌）》并《兄爻序》
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云英藏S.2014v：“诗共三首，第一首无题⑥，姑名‘身到敦煌诗’，第二、三首七夕乞巧诗，各有序，惟前序缺首。”{7}刘氏所言“身到敦煌”原卷作“自到敦煌”，本无题。按该诗的创作与七夕聚会赋诗有关，故可拟为《七夕（自到敦煌）》；诗前有较多散乱之文，包括“懒重抄”“虽归尘俗”“寂寥思乡”“忝叨仁眷”等杂抄，间有“忽捧荣盏又，七月佳人喜路逢”，“令公传闻播西美”等七言片段。出于校释方便，姑名之《懒重抄序》，整理其内容如下：
（一）S.2014v/4“懒重抄，可怜撞……打破雕梁双莺……”字样。
吟诗作序，时有联系创作缘起的方法。S.2014v/4“懒重抄”等字样盖属于此类。
疑此句为“厶乙”述诗缘起之草稿。由于卷页残损，“撞”“莺”之后有若干字已残失，仅留部分；但因其对敦煌抄经的意义研究颇有价值，故校出备用。序文明确，因过失打破“雕梁”“双莺”，“我（厶乙）”曾经拟抄经赎过，虽然懒于重抄，但是又不得不为之。
（二）S.2014v/4“厶乙虽归尘俗，常晓政……非身归有相归依，……以师……不堪……缘住世……”字样。
残卷若干字不甚清晰，读后略可知创作者“厶乙”的身份及其与和尚交往的密切程度。其一，“厶乙”归于尘俗，非出家人；其二，“厶乙”“常晓政”，概为寓居敦煌多时的官员，与下文“耐（奈）得清师频管领”对应，大概曾多次得受和尚清师管照，故与和尚交往颇为亲近。
（三）S.2014v/4/5“牵牛……，紊乱达，雕梁莺……管领寂寥，必有思乡之[情]”等字样。
在创作的最初阶段，主题设置与情感设定常常会决定作品最终的价值与意义。如《文心雕龙》云“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1}S.2014v/4/5“序”所明确的正是“设情以位体”这一阶段“神思方运，万涂竞萌”{2}的情景。该序稿错句杂出，涂改频繁，加之原卷残损，难窥全貌，遗憾是必然的；但就是这样一份文献，最终还是为我们描述了“我（厶乙）”在创作过程中情感设定的过程以及草拟诗序手稿的原貌：一、此时正值七夕，“我（厶乙）”远离乡井，难免对七夕双星会聚传说动情，应“织女”而涉“牵牛”；二、或缘于“打破雕梁双莺”，而“双莺”又恰可以与七夕双星鹊桥相会传说构成双关联想；三、或缘于“我（厶乙）”与“师”的交往且受管照较多，故以寂寥反衬管领之盛情。由此，草稿不仅留下了“牵牛”以及“雕梁双莺”字样；也留下对“管领寂寥，必有思乡之[情]”的设定。
按《七夕（自到敦煌）》，寓居他乡，本来“寂寞如今不清说”，更何况在“七夕”这样一个天上人间喜庆会聚之日。天上牵牛会织女，人间寓客亦思乡，如孟浩然《他乡七夕》③便是抒发那种孤居他乡的男子在七夕时浓浓的羁愁眷念。法藏P.3375《十二月相辩文》曾云：“花颜一别，怨结气于二星，[星]前玉面堑之兮，悲伤于梦梭，……灵武砂碛，地归书。（疆）部风尘，绝游家信。他乡抱恨，转切弥深，朔塞相思，悬心更远。日有百克（刻），无一克（刻）而不思；夜有五更，无一更而不忆。缘襟之泪，每日常流，欢（怀）念之情，何时可忘？”{4}可以说，寓居他乡者的羁愁眷念之情往往从六月季夏就已经酝酿了，这样一直延续到七月，所以才会在七夕时候情感骤发，难以抑制；“别离还有经年客，怅望不如河鼓星。”{5}或许这就是寓居他乡者七夕时节的真实心境了，故S.2014v/5云“管领寂寥，必有思乡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
（四）S.2014v/5“喜庆万户求巧之晨（辰）。忽捧荣盏又[]，〈程绣翰勿为填河，是他不是他是他。〉七月佳人喜路逢。”
卷中“捧”字原不清晰，有反复描写痕迹，后面补有“荣盏又”三字，疑文后漏两字；左又书两行：“程绣翰勿为填河，是他不是他是他”“七月佳人喜路逢”。“程绣翰”或为人名，“是他不是他是他”也不像正文之句，推测此两句为衍文，“又[]”接书“七月”，即“忽捧荣盏又[]，七月佳人喜路逢。”此字段杂乱无章，但却印证了我们对敦煌七夕文化的记忆，诸如：填河之夜、求巧之辰、捧盏之乐、七夕之庆、相逢之喜等等；“七月佳人喜路逢”句在《懒重抄序》中孑然独立，似为七言七夕诗歌创作的草稿，而《七夕诗（七月佳人）》恰亦有“七月佳人喜夜情”，或与此有关。
（五）S.2014v/5又有“伏以厶乙忝叨⑥仁眷，每无周旋住敦煌，经及，，有前路，虽则厶乙，准合朝朝。”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云：“‘厶乙’，是一种‘寓名’，可用于自称，也可用于他称，而且贵贱男女通用。”{7}在此，“厶乙”指序创作者“我”。“每无周旋住敦煌，经及，，有前路，虽则厶乙，准合朝朝。”此句由于增补涂删之故，难以辨认其内容，能辨识者亦费解，推测这是“我（厶乙）”推敲不定的杂乱草稿。而另有书“肩素好花，领以圆项，大信张和尚。”以及“悬煦陪觉悚惭”等文，亦甚费解。前又插入“令元手、令公贵位”；“令公”与后诗文“令公传闻播西美，{1}”照应，值得注意。推测“我（厶乙）”曾欲以“张和尚”“令公”为咏诗作序的对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2}，故而留下如此混乱之貌；所幸的是通^如此杂乱零星诗文书稿，我们可明确：
其一，创作缘起：打破雕梁双莺、懒重抄③，七夕聚会。“懒重抄序”对这一点甚为明确而不含蓄。
其二，创作主题与民俗传达：包括七夕思乡主题，喜庆求巧习俗以及喜鹊填河、牵牛会织女传说。
其三，创作过程：写卷留下各种修改涂画痕迹，可窥“我（厶乙）”在诗歌创作中，选择主题、情感以及草拟诗文的整个推敲过程；虽然“忽捧荣盏又[]，七月佳人喜路逢”句不甚完整，但序文之后所书的《七夕（自到敦煌）》诗，则不仅颇为成型，而且又含有概括《懒重抄序》杂写诸文之面貌，如：“自到敦煌有多时”与“每无周旋住敦煌”对应，明确“我（厶乙）”为流于敦煌的外地人士。“每无管领接括希”，“寂寞如今不请说”，与“管领寂寥，必有思乡之[情]”对应，明确寓居他乡寂寥之境，并含对清师感激之情；“耐得清师频管领”又与“喜庆万户求巧之辰”对应，明确“七夕”之聚会的民俗意义。
其四，诗并序出现的人物有僧有俗，诸如“清师”“张和尚”“令公”“我（厶乙）”，可能皆为“七夕”聚会捧盏赋诗之人。“清师”，或为道清和尚，清法师。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云：“又所以知其为赠道清和尚诗者，因乞巧诗序有：遂述七言，请清师勿令怪笑等语。而于清师，又得推知其为和尚者，则更因此文舆神沙乡百姓状之间，有‘灵图寺僧道林律师，金光明寺僧道清二人，同师同学，同见同行。’之文以为证。”笔者以为妥，从之。“张和尚”，即“张僧”，由俗姓称之。S.2014v/2《神沙乡百姓贾憨等状》前题有“灵图寺僧道林律师，金光明寺僧道清二人，同师同学，同见同行者；空空、太空、胜义空、有为空、毕竟空、无智空，灵道张僧和尚法”诸语；“张和尚”或即“张僧”。“令公”，则为聚会者对某公缘职而来的称谓；“令公贵位”“令公传闻播西美”，一称其位尊贵，二言其事迹流传，故此人非寻常俗众。“令公传闻播西美”是“我（厶乙）”对令公所行所为的夸誉，与《七夕（自到敦煌）》诗中“我（厶乙）”对“清师频管领”的感激之情不甚相同。
至于“我（厶乙）”的身份，为长期寓居敦煌的外地人，虽归尘俗却又崇仰佛教，远离亲人朋友，却又能受到高僧“清师”管照。又按：写卷中“厶乙”对有一些字往往拿不定其写法，如卷子上有多处字形推敲，如“双”字的写法，“打破雕梁双莺”卷写为“霜”，又改为“雨双”，其实皆有误；又在卷题后写“双”；文中还出现有“是”“前”等。比较本卷其他人书写，虽亦有字形推敲处，但往往不是字本身复杂，而是出于书法美观的需要，如“之”“元”“南”“无”等；故以为“我（厶乙）”文采一般，吟诗作赋包括书法恐亦非其长处。既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4}故“厶乙”之诗的校释，亦不必拘泥于辞句用韵，而更应注重其情意的阐发。
（六）S.2014v/5《七夕》诗云“自到敦煌有多时，每无管领接括希。寂寞如今不请说，苦乐如斯各自知。思量乡井我心悲，未曾一日展开眉。耐得清师频管领，似逢亲识是人知。”
此诗与前序相比，俨然已成稿。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校录曰：“身到敦煌有多时，每无管领接括希。寂寞如今不清说，苦乐如斯各自知。思良（量）乡井我心悲，未曾一日展开眉。奈得清师频管领，似逢亲识是人。”{5}项先生《敦煌诗歌导论》云“第一句‘身’字原卷实是‘自’字。第二句‘括’字应是‘话’字，‘接话希’是说连搭讪说话的人也没有。第三句‘清’字应作‘请’字，‘不请’乃是唐人口语，不必、请勿的意思。第二首第四句所缺“未”字原卷实为‘知’，‘是人知’即尽人皆知之意。据第一首‘自到敦煌’及第二首‘思量乡井’之语，可知作者是流寓敦煌的外地人士。”{1}笔者以为该诗的创作与七夕聚会赋诗有关，故拟为《七夕（自到敦煌）》；《导论》所云“作者是流寓敦煌的外地人士”，甚是；关于“自”“不请”“是人知”校释，亦可从《导论》；只是“耐得”“管领”“接括”诸辞或者仍需进一步明确。
其一，诗《七夕（自到敦煌）》的创作主题，一是七夕，二则是为了表达远离乡井寂寞难耐的“我”对“清师频管领”的感激。理解“耐”作“奈”{2}，“奈得”含有“禁住”“忍受”意，这与诗赞誉“清师频管领”似乎不妥；故以为“耐”应作他解，或为“能”，其后“得”与“逢”词性相同，为动词。“能”“耐”本音同可通用，只是后碛斜浠。《康熙字典》辑曰“（耐）又《集韵》《正韵》并奴登切，音能。能或作耐。《礼・礼运》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注：耐，古能字。”③“能得”，在唐诗中常用，如阎德隐《三月歌》“洛阳城路九春衢，洛阳城外柳千株。能得来时作眼觅，天津桥侧锦屠苏。”{4}
其二，“管领”常用意主要有三。一作“赏弄”“领略”意。如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扫眉才子于今少，管领春风总不如。”{5}白居易《早春晚归》“金谷风光依旧在，无人管领石家春。”⑥二作“管辖”“统领”意，又可用为名词，为管事人或辖区官员称谓。如英藏S.4453《宋淳化二年（991）十一月八日归义军节度使帖》“又报诸家车牛等，吾有廉子茨萁，仰汝等每车搭载一两束将来，仰都知安永成管领者，都知安永成管领者。”{7}三作“招待”“管照”意。如英藏S.2144《韩擒虎话本》“且赐酒管领，且在一边。”{8}法藏P.2968《沙州归义军致甘州状稿》“其当道进奉一行，切望偏垂管领。”{9}很明显，“每无管领接括希”，“耐得清师频管领”，其中的“管领”皆为动词，适合取第三意。
其三，“接括”，恐非“接话”。“接”，交也。“《说文》交也。《广韵》合也，会也。《易・蒙卦》子克家，刚柔接也。《疏》阳居卦内，接待群阴。又《晋卦》昼日三接。《礼・表记》君子之接如水。”“括”，结也，会也。如“《广韵》结也。……又与Q通。《释名》矢末曰括。谓与弦相会也。……又《集韵》、《韵会》、《正韵》并蹊榍校音活。会也。与逋。《诗・小雅》德音来括。《笺》会合离散之人。”{10}故考虑“接括”为“结交聚会”之属，明写“我”离井背乡聚会交游甚少，实写七夕诸贤“捧盏”赋诗，感激“清师”管照；与《家乡万里序》“辄奉诸贤，宁无谁思，遂述七言”的诸贤会聚赋诗可形成互证。故原卷“接括”不宜更动，但今尚无寻到唐诗中“接括”例，俟校。
最后，根据原卷书写墨迹以及用笔方法的差异，明确该卷非一时一人书写。且S.2014v/1-6均可见粘合痕迹，第1、2处粘合杂写，第3、4则书写较为完整的两篇序和三首诗歌以及三首不知名诗歌片段，第五则又属于杂写，或可推测S.2014是由不同书手在卷裂前后书写了不同的内容，如S.2014v/1，S.2014v/2，S.2014v/7的内容和S.2014v/6开端“如是我闻”等杂写为卷原书，而由左至右上下反向书写的三诗两序以及未命名诗歌片段，则极有可能写在裂卷之后。因三首诗以及未命名诗段皆与七夕聚会赋诗相关，诗序又有“诸贤”“述七言”“述五言”“管领”“接括”等明确聚会述诗字样，故亦可推测此卷诗皆为七夕宴会赋诗稿，其时赋宴者依次赋诗并拟序，涂改吟述不一。因黏合，遂成今貌。
① 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等合编：《英藏敦煌文献》第四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2} 英藏S.2014卷前有“懒重抄”等杂写序，后又有“家乡万里，涉歧路而长赊”等诗歌序；方便区别故，权称有“家乡万里”句者为《家里万里序》，有“懒重抄”等杂写者为《懒重抄序》。
{3} 通假或推测拟用字用（）表示，抄写或有遗漏、残损而据上下文拟补字用[]表示，字迹不清或残损用表示，多余或者衍入的字用〈〉表示。
{4} “窃以（为）”，是一种谦虚地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窃”，谦辞。原卷写作“切”，别字。
{5} “以”后有字似“某”，疑为“某乙”合写。
{6} “赊”，“一曰远也。”（《康熙字典》酉中贝字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5页。）有“赊远，地方偏僻，时间长久”等意。如王绩《策杖寻隐士》：“策杖寻隐士，行行路渐赊。”（陈贻{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卷24-19，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陈子昂《卧病家园》：“世上无名子，人间岁月赊。”（《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卷73-42，第602页。）又如《新唐书・姚崇传》：“崇第赊僻，因近舍客庐。”（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二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85页。）故“涉歧路而长赊”用在此形容“我（厶乙）”长途跋涉，来到敦煌，甚妥。
① 《英藏敦煌文献》第四册，第5页。
{2} 《英藏敦煌文献》第四册，第5页。
{3} 原卷写作“犹”，盖“忧”；施肩吾《乞巧词》本写作“嫌”。（施肩吾《乞巧词》，《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三册，卷483-25，第944页。）
{4} “要”，施肩吾《乞巧词》本写作“道”。（施肩吾《乞巧词》，《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三册，卷483-25，第944页。）
{5} 该诗与施肩吾《乞巧词》仅两字之差。如《敦煌诗歌导论》所言，源于施肩吾《乞巧词》。项楚《敦煌诗歌导论》，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270页。
{6} 《敦煌诗歌导论》云“按此八句（即“自到敦煌”诗）实为七绝二首，《劫经录》误抄作一首。” （《敦煌诗歌导论》，第270页。）
{7} 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敦煌诗歌导论》，第270页。
① 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熔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5页。
{2} 《文心雕龙・神思》，《文心雕龙注释》，第295页。
{3} “他乡逢七夕，旅馆益羁愁。不见穿针妇，空怀故国楼。”孟浩然《他乡七夕》，《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卷149-114，第1256页。
{4}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册，第23页。
{5} 徐凝《七夕》，《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三册，卷463-37，第771页。
{6} “忝叨仁眷”旁又复书“忝叨”字样与“双莺”旁复书“双”等盖皆缘于书手对文字的拿捏不定。
{7} 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① 原卷此处本有三字，难以辨认。
{2} 《文心雕龙・熔裁》，《文心雕龙注释》，第355页。
{3} 有前题曰：“懒重抄，可怜撞……打破雕梁双莺……。”
{4} 《文心雕龙・体性》，《文心雕龙注释》，第308页。
{5} 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敦煌诗歌导论》，第270页。
① 《敦煌诗歌导论》，第270页。
{2} 《敦煌诗歌导论》，第270页。
{3} 《康熙字典》未集中而字部，第927页。
{4} 阎德隐：《三月歌》，《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五册，卷767-9，第156页。
{5} 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卷291-97，第1050页。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注释⑤“管领：统领，统管”，待商榷。
{6} 白居易：《早春晚归》，《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三册，卷436-80，第499页。
{7}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306页。
{8} 《韩擒虎话本》，窦怀永、张涌泉汇辑校注《敦煌小说合集》，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473页。
{9} 赵和平辑校：《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99页。
七夕的诗歌范文2
循此基点我们检视发现，有学者通过梳理《诗经》、《楚辞》、《史记》等古文献的文化脉络，已经把乞巧的缘起和秦早期传说联系在一起探讨。赵逵夫先生撰《汉水与西、礼两县的乞巧风俗》等一系列文章对此作了极其深刻的阐述，发前人所未发：织女的故事传说是同秦民族的始祖女修有关的，乞巧风俗的源头在今天水、陇南毗邻连接的西汉水流域，辐射地域在晚清、民国时期的陇南（中心在天水）十四县。我以为该研究解决了唐以前乞巧风俗在陇南发源和流行的主要问题。因之，我们有必要观照唐宋七夕诗文所反映（包括间接反映）的乞巧风俗在陇南的流传情况。
丰富的唐宋七夕诗文，为我们考察乞巧在陇南的流传提供了全新视角：唐宋诗文亦秉持乞巧为秦人风俗的观点。唐陈鸿《长恨歌传》说：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陈饮食，树瓜花，焚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从此文字看，唐人就已经认定了乞巧为秦人风俗之说，并且由秦民间传至宫廷，并且风行起来以为时尚。白居易《长恨歌》诗云：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描述的是唐明皇时期李杨恋情的文学母题，如何包涵关于七夕夜祈祷苍天私语心话等更隐秘的乞巧风俗情结。北宋张君房辑纂的《丽情集》在宋代小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述及乞巧风俗时说三拜毕，楼针于月，衽线于裳，特别相似于今天陇南西汉水流域乞巧风俗的有关环节。李商隐《七夕偶题》诗：灵归天上匹，巧遗世间人。花果香千户，笙竽滥四邻，反映的就是民间普及乞巧风俗的盛况。
唐末五代秦州长道县人、时有诗窖美誉的王仁裕在笔记小说《开元天宝遗事》天宝卷下有笔记文《蛛丝卜巧》：
帝（唐明皇）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于小合（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
此记载虽在记述传说唐代宫廷的乞巧、得巧风尚，也反映了当时宫廷和民间乞巧风俗的互动情况，历史上由于陇南（含今天水一带，约相当于陇右）对长安和朝廷的重要关系，也可间接感知此乞巧、得巧风俗流布于西汉水流域、陇南一带之时况。该书《乞巧楼》篇记载了乞巧民俗之置办高楼的盛况：
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丈，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
此记载虽在记述传说唐代宫廷的乞巧、得巧风尚，也反映了当时宫廷和民间乞巧风俗的互动情况，历史上由于陇南（含今天水一带，约相当于陇右）对长安和朝廷的重要关系，也可间接感知此乞巧、得巧风俗流布于西汉水流域、陇南一带之时况。该书 《乞巧楼》篇记载了乞巧民俗之置办高楼的盛况：
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丈，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
到底是民间效仿皇家，还是皇家得乞巧民俗于民间？王仁裕对此未加详考。我以为二者互为影响，就形式而言，如修建乞巧楼、陈瓜果酒炙、动清商之曲，民间或许要效仿这种气派和风度，但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一定是来自民间的朴 素乞巧形式。无论是宫娥还是民女，七夕是女儿们向织女乞巧的日子，她们都渴望有织女那样一双灵巧的手，这一点是共同的，是内涵共质的。
至唐宋，乞巧作为乞求做针线纺织技艺传授风俗，已由来已久。东晋葛洪笔记小说《西京杂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入俱习之，汉高祖刘邦戚夫人的侍儿贾佩兰，出宫后嫁扶风段儒为妻，说在宫内时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后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唐代徐坚撰《初学记》载：汉文帝窦后少时秃顶，七月七日家人都去看织女，独不准她去。（《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七夕部》引）都说明乞巧风俗在汉代宫廷和民间是互为影响的，这个影响的覆盖面肯定包含在天水郡、武都郡的范围，即今陇南境内。唐崔颐《七夕》诗云：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是这种互动影响宏观视角的文学表达，而唐代神童林杰六岁时的《即赋乞巧诗》：七夕今宵看营霄，牛郎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百条（《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七夕部》引），以一个孩童的视角描述民间的乞巧节如何盛况空前，陇南当然是不能排除在外的。我们可以把南北朝梁朝宗懔《荆楚岁时记》所载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合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看成是乞巧风俗由北向南扩展的一种历史事实或者是一种文化传播的民俗学推进。实际上，从唐朝到明清，陇南民间尤其是西汉水流域的西、礼地区农家妇女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进行着不同形式的乞巧活动，最能对抗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部分乞巧民俗被保存甚至流传了下来。
和六朝七夕诗文相比，唐宋诗文反映陇南（陇右）乞巧的面不够大，但唐人从六朝的代意模式中走出来，展示了自身的情感与思想。唐代诗文中，乞巧的民俗故事演化成了对现世人生的奇变。唐代冯翊《桂苑丛谈史遗》载采娘乞巧事：
郑代，肃宗时为润州刺史。兄侃，嫂张氏，女年十六，名采娘，淑贞其仪，七夕夜陈香筵祈于织女。是夕，梦云舆雨盖蔽空。驻车命采娘曰：吾织女，祈何福曰：愿丐巧耳。乃遗一金针，长寸余，缀于纸上，置裙带中，令：三日勿语。汝当奇巧。不尔，化成男子。经二日，以告其母，母异而视之，则空纸矣。其针迹犹在，张数女皆卒。至母娠，病而不言。张氏有恨言曰：男女五人皆卒，复怀何为将复服药以损之，药至将服，采娘昏奄之内，忽称杀人。母惊而问之，曰：某之身终当为男子，母之所怀是也。闻药至情急，是以呼之。母异之，乃不服药。采娘寻卒。既葬，母悲念，乃收常所戏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子，人有动所匿之物，儿即啼哭。张氏哭，女孩儿即啼哭；罢，即愈。及能言，常戏弄之物，乃采娘后身也。因名曰叔子。后及位至柱史。
此故事带有浓厚的传奇荒诞色彩，但乞巧深意涉及生儿育女且男子胜过女子的文化内涵，得到了世俗社会的认同。此种观念在今陇南西汉水流域极其牢固，在这里，乞巧民俗渗透到了比民间故事更深厚的意义能指层面，令人深思。杜甫《牵牛织女》诗从反民俗的视角，善意地告诫待嫁女子，在娘家要加强修养、勤学女红，可以给这个故事作为另一个折射面的注脚。
陇南乞巧民俗中的女子对未来殷切的期望，是寄托于冥冥之中的天女。西、礼两县七夕乞巧特别重视祈求的真诚，这是乞巧活动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敦煌曲子词中《五更转七夕相望》说明乞巧民俗中乞婚姻事象，表明了女子们希望在七夕时能得到织 女的赐福，能够爱情长久，将来有所依托。一些唐诗作品对此作了委婉的注解：
闺女求天女，更阑意未阑。玉庭开粉席，罗袖捧金盘。向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
今日云 輧渡鹊桥，应非脉脉与迢迢。家人竞喜开妆镜，月下穿针拜九霄。
这些作品表现了女子在乞巧时的殷殷之情，表达了不同的心理愿望，但都可归结到祈求家庭生活幸福的层面上。这些，在我们对陇南乞巧民俗的展演活动中可以找到答案，而且通过观察她们在乞巧民俗事象中的奔放、喧闹中展示个性，同时也从她们祈求婚姻幸福的层面，看出她们拘谨的心理意识。柳宗元《乞巧文》对此略有说明：
柳子夜归自外庭。有设祠者，饘 饵馨香，蔬果交罗，插竹垂绥，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问焉。女隶进曰：今兹秋孟七夕，天女之孙将嫔于河鼓。邀而祠者，幸而与之巧，驱去蹇拙，手目开利，组纴 缝制，将无滞于心焉。为是祷也。
此文借女隶之口说出，这种灵巧的具体表现是精于女红，然而精于女红也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意义即在于女儿们最切身的利益婚姻和家庭生活。作者通过对一系列形象信息的感受和加工，创设出了七夕乞巧的浪漫氛围，呈现思维主体和思维客体的贯通和混匀效果，并将其流布于现实生活。陇南现存乞巧风俗，正是对唐代这种情滞于心乞巧文化的存储和再现。
宋记载乞巧习俗有文称：七月七日，谓之七夕节。其日傍晚时，倾城儿童女子，不论富贵，皆着新衣。富贵之家，于高楼危树，安排筵会，以赏节序。又于广庭中设香案及酒果，遂令女郎望月瞻头列拜，乞巧于牛、女。或取小蜘蛛，以金银小盒盛之，次早观其网丝圆正，名曰得巧。
宋人这种无论富贵，都穿新衣的盛况，在今陇南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得巧方式发生了变化。陇南西、礼县的得巧已经转化为对生活的巧为、现世的巧思方面。《西和乞巧歌》道：擀杖一滚月儿圆，提起一口吹上天。提银刀，切细面，一攒一攒像丝线。是赞誉巧女的厨房做饭手艺；大姐力猛虎生风，二姐高起龙翻身。三姐轻飘鹰点水，四姐长裙龙摆尾是用夸张的描述表现姑娘们乞巧的歌舞水平。背后官个个像凶犯，害了陇南十四县；当年乞巧的全散了，眼泪流成长线了。反映了官民之间尖锐的矛盾和乞巧民俗流传的种种艰难，这与唐宋文人笔下的一般描述有相承之处但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诗文的思想情感在士气激扬的唐代，显露了诗人对乞巧民俗的关注；而宋人沉著于坚持，将唐代七夕诗描述陇右（陇南）乞巧的理念和事件踵事增华，对今天陇南乞巧民俗流传影响直接。陇南乞巧民俗的流传，沿袭唐宋就有的游戏娱乐功用，不论是祭拜仪式，还是穿针引线、丢巧针、丢巧芽等，其实都是一种游戏性质的妇女自我确认形态。这可以从以下唐人诗歌中窥见一斑：
络角星河菡萏天，一家欢笑设红筵。应倾谢女珠玑箧，尽写檀郎锦绣篇。香帐簇成排窈窕，金针穿罢拜蝉娟。铜壶漏报天将晓，惆帐佳期又一年。
七夕今霄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唐宋民间乞巧的妇女自我确认，社会性特征比较明显，群姝同乐，家家乞巧，但闺阁之中的仕宦女子，似乎表现得要复杂很多，自我角色认同和心境、情绪关系密切。李清照《行香子》词云：
草际鸣蛩，惊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云阶月地，关锁千重。纵浮槎来，浮槎去，不相逢。
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女，莫是离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
当民间万家乞巧，人神同乐之际，词中抒情主人公感受的是人间天上愁浓，乞巧兴致全无不说，就是她所处的环境，也幽清得有些凄凉，两者形成强烈反差。再如朱淑真《七夕》诗：
拜月亭前梧叶稀，穿针楼上觉秋迟。天孙正好贪欢笑，哪得功夫赐巧丝。
当民间万家乞巧，众女祭拜之时，作者渲染织女（巧娘）忙于贪欢笑而忘记给凡间女儿们赐巧，一扫牛女悲欢离合，以冷语嘲天孙，戏谑世人，虽娇嗔不失温婉，但冷清氛围还是漫于纸背。朱淑真《鹊桥仙》词：
巧云妆晚，西风罢暑，小雨翻空月坠。牵牛织女几经秋，尚多少离肠恨泪。微凉入袂，幽欢生座，天上人间满意。何如暮暮与朝朝，更改却，年年岁岁。
相较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她在叹惋牛女离多聚少之际，也在品味着自身的情感纠结，炼句未用婉语媚语，却在真率直接中倡言朝暮相守，少有分离，并不赞同秦观所指。
陇南乞巧把民间这一种女儿角色的自我认同继承了下来。《西和乞巧歌》有这样的内容：
豆芽芽，麦芽芽，把愿许给巧娘娘。根根豆芽根根线，大红绸子缠一转。金芽芽，银芽芽，今儿个献给巧娘娘。今儿个桌上献一献，黑了掐着想心愿。一碗凉水大家喝，扎花的丝线各扽各。提上笼子才下坡，迎面碰着个学生哥。
这些巧俗歌语，表现了乞巧女儿们对自身的角色认同和确指，由此可以窥见以唐宋时期为代表的农耕社会通过不断认同身份和角色，使男女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而各安其位，以便维持男耕女织的正常社会生产秩序，陇南西和、礼县长期处于黄土文明之农耕文化的浸淫之中（至今许多村户大门门楼的楣额还是第、读、耕的三字箴言），传统耕读思想还较深入人心。从上述歌词可以看出，陇南乞巧民俗文化是女儿们在乞巧活动中反复认同自己身份和角色的同时，把自己内塑（内化）成文化的人，适应农耕文明社会的文化人。需要我们明确的是，唐宋沿至元代士大夫阶层脱离了农耕文化的主旨，反而贬抑乞巧的这种男耕女织分工的女性角色认同，如梅尧臣《乞巧赋》、杨维祯《乞巧赋》等，明显就是贬巧扬拙的载道之文。吾学圣人之仁义，尚恐没而无知，肯乞世间之轻巧，以泪吾道而夺吾之所持。
所以，陇南西和礼县保留的厚重农耕文化是乞巧民俗事相得以自唐宋以来留存的精神基础，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妇女解放和她们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达到男女平等，当代工商业文明对农耕文化的冲击和渐次湮没，还有社会分工和男女社会角色的多样化，那种传统农耕文明下的女性单一织作角色已无可挽回地失落，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乞巧民俗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土壤，作为非物质文化保存的乞巧只是以文化民俗的标本或化石形式幸存了下来，这里显现了历史规律的必然和不可挽回的无奈。
对于陇南西和、礼县农村的妇女来说，她们在乞巧活动期间的朦胧星月，从针线、日影、清水等琐细的事象中，还似乎可以直接感受到对未来吉祥的向往，对幸福与美好生活的期盼。今天她们从乞巧活动的民俗事象来评判巧拙，预测未来，已经没有对过去那种凄苦生活的倾诉和交流，代之而来就是在嬉戏娱乐之中，释放憧憬生活的心理能量，获得对新时代环境的内心认知，实际上这种流传已经发生着方向性的改变，只不过是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不去关注这一点罢了。
总之，唐宋诗文反映陇右（陇南）乞巧的面不够大，但唐人从六朝的代意模式中走出来，展示了自身的情感与思想；宋人沉著于坚持，在唐代七夕诗描述陇右（陇南）乞巧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加之宋金对峙时期陇南（陇右）成为前线和要地，民俗活跃起来，乞巧也因之发扬光大，以足够的规模和独到的品质，终于在今天陇南的西和、礼县文化孑遗般地保留了下来，堪称一个奇迹，陇南留存了大量的乞巧唱词、曲谱、舞蹈形式以及与农耕文明相关的崇拜仪式，有待于我们继续探索其中的奥秘。
参考文献：
[1]罗文筠.中国文化概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七夕的诗歌范文3
[关键词] 《梧桐雨》；民俗事象；故事情节；俗化倾向
[中图分类号] I23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2）04-0057-06
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白朴的杂剧代表作《梧桐雨》，全名《唐明皇秋夜梧桐雨》{1}，取材于唐人陈鸿《长恨歌传》，取自白居易《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诗句，写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故事。全剧结构层次井然，诗意浓厚，以致后世学者对该剧的风格倾向于俗化还是诗化产生很多讨论。张石川在《白朴的俗化倾向》一文中，提到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在《元曲的由来与白仁甫的梧桐雨》[1]中论到元杂剧的俗的倾向，狩野先生认为其原因在于《梧桐雨》取材于颇具通俗情调的《长恨歌》。张石川在此基础上指出，《梧桐雨》不仅取材于《长恨歌》，而且取材于宋小说、金院本、元代诸宫调等多种通俗文学。但是接下来，文章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笔锋一转，提出：“《梧桐雨》是一部‘诗化’的杂剧。无论从语言还是从意境的营造上，都体现出与传统的诗词文学更为接近的特色，而所谓俗的倾向则应更多地体现在白朴的《墙头马上》这样的作品上。”[2]这一观点颇让人存疑。笔者认为，《梧桐雨》“诗化”的曲辞并不能掩盖其作为杂剧的俗化本质，《梧桐雨》的俗化来自于白朴高超的情节组材艺术。
《梧桐雨》之前，关涉李、杨故事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故事情节也异彩纷呈，仅《杨太真外传》中就出现了二十五个情节元素{2}。白朴在创作《梧桐雨》时择取“洗儿会”、“七夕乞巧”、“爱情盟誓”、“信物定情”、“通奸”等五个民俗事象，将李、杨、安三个主人公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推动剧情发展。白朴之所以选择这五个民俗事象，是因为他深谙于杂剧的情节艺术本质，他按照平民百姓所熟知的、喜闻乐见的民俗事象去设置情节，从而展示出《梧桐雨》作为杂剧的通俗之美。
王国维先生对戏曲的定义为：“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3]“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的意义始全。”[4]可见，戏曲艺术的内核是一个故事，怎样表现这个故事，让故事触动人心才是戏曲所追求的，其它因素如言语、动作、歌唱、舞蹈等只是为“演一个故事”而服务的。而故事的核心元素是情节，因此，情节艺术才是戏曲之根本。《梧桐雨》的俗化恰在于情节设置上对民俗的倚重。这种倚重突出地表现于它借助于五个民俗事象，完成了整个情节的建构。
一、洗儿会、七夕乞巧
《梧桐雨》剧中洗儿会和七夕乞巧，这两个节日的择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将杨贵妃与安禄山、杨贵妃与唐玄宗之间的感情纠葛提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激化了剧中人物之间的冲突。从受众角度而言，洗儿会与七夕乞巧的习俗已是当时平民百姓所熟知乐见的。
（一）以传奇目的再现洗儿会
洗儿之风开始盛行于唐代宫廷，并且上行下效。而最有传奇色彩也最具特殊性质的洗儿礼是杨贵妃给安禄山所办的“洗儿会”，后人对其多持征信态度。《资治通鉴》载曰：“甲辰，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赐衣服、宝器、酒撰甚厚。后三日，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褪袱，裹禄山，使宫人以彩舆异之。上闻后宫欢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儿对。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尽欢而罢。”[5]这一故事在文人中影响较大，宋代出现了一些有关杨贵妃洗儿的诗句，如舒邦佐的《读》：“锦绷儿啼妃子笑，鸡头肉念禄山来。”[6]刘克庄的《明皇按乐图》：“惜哉傍有锦绷儿，蹴破咸秦跳河陇。”[7]《唐二妃相》：“原来玉环子，别有锦绷儿。”[8]姚勉的《题杨妃出浴图》：“谁知迎洗锦绷儿，已在华清赐浴时。”[9]可见，许多文人对贵妃洗儿这一故事颇熟。
宋时，民间“洗儿会”已经作为一种习俗，为千家万户所接纳和遵守。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育子”条记载北宋都城东京一带民间盛行满月洗儿，此时洗儿程序复杂而有规范，有“围盆”、“搅盆”、“添盆”，还有“落胎发”等程序[10]。甚至当时一些著名文人也按习俗操办“洗儿会”，梅尧臣五十七岁时喜得贵子，当时一些著名文人和朝中大臣参加了其洗儿会，留下贺诗有欧阳修的《洗儿歌》[11]、范仲淹的《次韵永叔贺圣俞洗儿》[12]、富弼的《次韵永叔贺圣俞洗儿诗》[13]等。梅尧臣为答谢诸友的洗儿贺诗，作《依韵答永叔洗儿歌》诗以答[14]。
金元时期，洗儿会也颇受重视。《金史》卷八本纪第八载：“辛未秋猎。十月癸巳，还都。庚戍，幸东宫，赐皇孙吾都补洗儿礼。”[15]记载金世宗因出宫秋猎，回宫后还特意为皇孙补洗儿礼。《金史》卷七十五列传第十三载：“（泰和）二年，元妃李氏生皇子，满三月，章宗以玑（卢玑）老而康强，命以所策杖为洗儿礼物。”[16]可见金朝是“满三月”洗儿，大概为“百日洗儿会”。金章宗为了祈愿皇子能够平安长寿，用老臣卢玑的拐杖作为洗儿之礼，可见洗儿的时间和洗儿的礼物因时代的演变和个人的想法而有所变化。到了同样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元代，洗儿会风俗依然盛行。宋末元初诗人方回《庆陆仁重举男四首》（其三）有：“升平重见上元天，箫鼓声中璧月圆。惟有高门更多喜，金盘分送洗儿钱。”[17]元末明初学者谢应芳《过金陵明道书院访友人高孟立山长适遇秩满且有侧室洗儿之喜作诗贺之六韵》[18]。由此可见，“洗儿会”自唐始而盛，经两宋，至少数民族统治的金元两朝，发展成为宫廷和民间的重要习俗。
白朴作为由金入元文人，对“洗儿会”习俗应该非常了解。杨贵妃给安禄山作“洗儿会”的故事在李、杨故事中是一件堪称引人注目的新奇事。因此，白朴既考虑到金元时期洗儿会盛行的风俗，又考虑到杂剧的民众性，选择杨贵妃为安禄山作“洗儿会”剧情，是有意识地以传奇之目的叙写这段传奇故事。
（二）以嫁接手法演绎七夕乞巧
七夕，因牛郎织女相会的传说而广受人关注。七夕乞巧，这一习俗也因牛郎织女故事的流传而逐渐发展成民间的普遍节日。后世文人为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著名篇章，也因其而流传下来许多动人心魄的传奇故事。
魏晋南北朝以来，因七夕乞巧的习俗，产生了大量的诗篇。民间也有《乞巧歌》流传：“乞手巧，乞容貌，乞心能，乞颜容，乞我爹娘千百岁，乞我姊妹千万年。”[19]这一习俗发展到北宋，则显得繁华无比，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七夕”条[20]和罗烨《醉翁谈录》卷四“京城风俗记”“七月”条[21]中关于七夕的记述都非常详细，从中可以看出宋时七夕节的隆重，因七夕节所带来的市场繁荣场面与市民的购物狂潮丝毫不逊于中国传统的春节和中秋节。
元代七夕节的隆盛场面也令人叹为观止。生活于金元之际的杜仁杰有套曲《商调·集贤宾北·七夕》：
暑才消大火即渐西，斗柄往坎宫移。一叶梧桐飘坠，万方秋意皆知。暮云闲聒聒蝉鸣，晚风轻点点萤飞。天阶夜凉清似水，鹊桥图高挂偏宜。金盆内种五生，琼楼上设筵席。【集贤宾南】今宵两星相会期，正乞巧投机。沉李浮瓜肴馔美，把几个摩诃罗儿摆起。齐拜礼，端的是塑得来可嬉。【凤鸾吟北】月色辉，夜将阑银汉低，斗穿针逞艳质。喜蛛儿奇，一丝丝往下垂，结罗成巧样势。酒斟着绿蚁，香焚着麝脐，引杯觞大家沉醉。樱桃妒水底红，葱指剖冰瓜脆，更胜似爱月夜眠迟。【斗双鸡南】金钗坠、金钗坠玳瑁整齐，蟠桃宴、蟠桃宴众仙聚会。彩衣、彩衣轻纱织翠，禁步摇绣带垂，但愿得同欢宴团圆到底。【节节高北】玉葱纤细，粉腮娇腻。争妍斗巧，笑声举，欢天喜地。我则见管弦齐动，商音夷则。遥天外斗渐移，喜阴晴今宵七夕。【耍鲍老南】团圈笑令心尽喜，食品愈稀奇。新摘的葡萄紫，旋剥的鸡头美，珍珠般嫩实。欢坐间夜凉人静已，笑声接青霄内。风淅淅，雨霏霏，露湿了弓鞋底。纱笼罩仕女随，灯影下人扶起，尚留恋懒心回。【四门子北】画堂深寂寂重门闭，照金荷红蜡辉。斗柄又横，月色又西，醉乡中不知更漏迟。士庶每安，烽燧又息，愿吾皇万岁。【尾】人生愿得同欢会，把四季良辰须记，乞巧年年庆七夕[22]。
此套曲既对元代七夕节繁荣场面做了充分描绘，又展示了元代七夕节的特殊风俗，如挂鹊桥图等。元代文人对七夕节也情有独钟，产生了许多与七夕节相关的诗词。在这些作品中，有七夕怀友的，如萨都剌的《登乐陵台倚梧桐望月有怀南台李御史艺，七夕》[23]；有感伤悼亡的，如华幼武的《七夕薄阴悼亡有感》[24]；有寄信问候的，如陆文圭的《回俞亲家七夕问信》[25]；有七夕宴乐的，如刘仁本的《七夕宴会分韵得人字》[26]；有文人因七夕节而向亲友征集诗歌的，如宋褧《张仲容七夕来征诗就次韵以答》[27]；还有借七夕贺新亲的，如谢应芳《新亲贺七夕札子二首》[28]。而且从元代诗人七夕题材诗歌中也可见元代七夕之习俗，如祈雨、曝书等。
宋元时期，作为俗文学之大宗，小说戏曲中有关七夕的记载也繁荣起来，有些甚至是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元素，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民间七夕节的热闹繁荣为人间男女欢会提供了一些有利条件，以此为背景，产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如《新编醉翁谈录》乙集卷一有《静女私通陈彦和》的故事[29]，《绿窗新话》卷上有《杨生私通孙玉娘》的故事等[30]。
白朴则另辟蹊径，《梧桐雨》中关于杨贵妃七夕乞巧的叙写采取了张冠李戴的表现手法，将元代的七夕节习俗嫁接到了唐宫中，使得杨贵妃七夕乞巧情节具有了元代的民俗风情，从而大大加强了其作为戏剧的现实性和通俗化特质。因为随着时代的流变，七夕节中的诸多习俗虽然大致相同，但是某些具体习俗却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宋代开始七夕节流行买卖“魔合罗”。而元代七夕节最为典型的时代特征就是悬挂鹊桥图。元人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岁纪》中云：“宫庭宰辅、士庶之家咸作大棚，张挂七夕牵牛织女图，盛陈瓜、果、酒、饼、蔬菜、肉脯，邀请亲眷、小姐、女流，作巧节会，称女孩儿节。”[31]《梧桐雨》中关于杨贵妃七夕乞巧的内容，就有典型的元代七夕节特征，剧中唐明皇唱词：“小小金盆种五生，供养着鹊桥会丹青帧，把一个米来大蜘蛛儿抱定。”这里提到了悬挂鹊桥图，而文献记载显示，唐宫中七夕乞巧并没有悬挂鹊桥图的习俗，可见白朴所描绘的七夕乞巧其实是元代民俗生活中的节日活动，而非唐代宫中的七夕乞巧。
其实，在元杂剧中七夕节也是一个非常通俗化、大众化的男女情感表达的媒介。如白朴《墙头马上》剧中嬷嬷问李千金：“你看上这穷酸饿醋甚么好？”李千金唱道：“却待要宴瑶池七夕会，便银汉水两分开！委实这乌鹊桥边女，舍不的斗牛星畔客。”[32]武昌龄《张天师》中陈世英云：“既蒙仙子相许，小生怎敢负了此心？但仙子虽同织女，小生非比牵牛，怎么也要一年一会？做这般老远的期约也。”桂花仙子唱曰：“那七夕，会牛女佳期，你可也休卖弄。”[33]
二、爱情盟誓、信物定情
《梧桐雨》中择取唐明皇与杨贵妃于七夕之夜为爱情盟誓，寄钗钿信物以定情的情节，不仅为了表达李、杨二人之真情，也充分说明了白朴在创作《梧桐雨》时的市民化取向。
（一）以真情遇挫打动人心——爱情盟誓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关爱情盟誓的记载非常丰富而动人。《诗经·王风·大车》有：“榖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34]汉乐府民歌中的《上邪》通篇以咒为诗，动人心魄：“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35]《敦煌曲子词集》中一首【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非斗回南面。 休即未熊休，且待三更见日头。”[36]在主人公的眼中，爱情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共存，都是将宇宙之不可能以衬托主人公对爱情的真挚，对真情的坚守。
《梧桐雨》中设置李、杨二人在七夕之夜为爱情盟誓的情节也是非常打动人心的，通过爱情盟誓以表主人公情坚意长。而且，以皇帝与贵妃身份而情盟誓，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将二人的角色下移，更接近普通百姓的心理，即尽管他们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和贵妃，但是在爱情面前，他们也像市井男女一样，会为了爱情的忠贞而盟誓，这自然拉近了受众与剧情的心理距离。
在元杂剧中，为爱情盟誓，甚至赌咒发誓的作品非常多，如关汉卿《救风尘》第三折周舍对赵盼儿的婚约产生了怀疑，赵盼儿赌咒发誓曰：“你若休了媳妇，我不嫁你呵，我着塘子里马踏杀，灯草打折臁儿骨。你逼我的赌这般重咒哩！”周舍听完赵盼儿的誓词之后就回家休了妻[37]。杨显之《潇湘雨》第一折张翠鸾怕“崔秀才此一去，久后负了人也”，崔甸士赌咒发誓以表决心曰：“小生若负了你呵，天不盖，地不载，日月不照临。”[38]
以上诸杂剧，均有为爱赌咒发誓的剧情，但是在海誓山盟之后，主人公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获得天长地久的大团圆式结局。这种真情遇挫的剧情更能扣人心弦、打动人心。剧作家择取这类剧情除了能够吸引受众的眼球和调动观众的期待视野和观剧情绪外，对剧作家而言，还有利于激化戏剧冲突，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使得剧情跌宕起伏、张弛有度。
（二）以诚信受阻推动剧情——信物定情
《梧桐雨》中李、杨二人通过“钗钿”信物定情这一情节，也是中国古代民俗事象中的一个典型。《说文》云：“信者，诚也。”[39]即我们今天所讲的诚信。可见，所谓信物，不在于物的贵贱，而在于赠物之人的诚信。信物的种类丰富多彩，在中国文学史上，信物是抒情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意象，但是，发展到元明清俗文学中，信物定情几乎成为关涉爱情的叙事文学中的固定情节模式，在一些小说戏剧中，它起到穿针引线、贯穿整个故事情节的作用。而在这类故事发展中，作为信物定情的主人公，大多遭遇种种阻碍和磨难，从而形成了三类结局：第一类是因主人公坚守诚信，并且不屈不挠地同现实阻碍抗争，最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第二类是主人公没有坚守，男人始乱终弃，或女人见异思迁；第三类是主人公虽然坚守诚信，但是由于外力阻碍所不可抗拒，最终相爱之人只能落得悲剧结局。《梧桐雨》就属于第三类情况。
在中国文学作品记载中，定情信物的样式也多种多样。《诗经·王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40]《诗经·郑风·丘中有麻》：“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治我佩玖。”[41]除了上述的瓜果、玉器作为定情信物，中国古代情人间的定情信物五花八门、各有特色，也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世说新语·惑弱》有“韩寿偷香”的故事[42]，唐传奇中也有许多情人间互赠定情信物的，如《柳氏传》、《李章武传》、《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莺莺传》等[43]，所赠信物各不相同，如相思枕、扬州青铜镜、扇子、交颈鸳鸯绮、同心结、香囊等等。这些信物大多是人间珍品，名贵异常。而到宋元明清小说戏剧中，主人公的汗衫、裹肚、袜儿之类也被当情信物，赠送给爱人。这些随带的贴身用品，不仅将赠送信物的范围普及化，而且也是社会风尚日趋俗化的表现。在宋元市井文化转型的浪潮中，普通人家男女之间为了表达爱情的真诚，以贴身俗物相赠，表达那种以“信”赠物，以真爱定情的寓意。元杂剧《金钱记》、《玉镜台》、《对玉梳》、《鸳鸯被》等，都是以信物作为杂剧之名，也是以信物贯穿全剧始终。
因此，《梧桐雨》里设置李、杨二人信物定情的故事情节，是通俗文学发展到元代的时代必然选择。在白朴《梧桐雨》中，信物定情在通俗意义上所预示的美满结局同现实中悲惨结局作对比所形成的剧情张力，也为剧本蒙上了浓重的不可抗拒命运的悲剧色彩，从而使剧情更具震撼力。
三、民众接受中对婚外情的想象与心理补偿——通奸
陶慕宁先生在《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中曾论到：“对男女两性关系的问题，民间的理解却并不认同于统治者所倡导的原则。如果说士大夫阶层是通过纳妾狎娼来弥补婚姻生活的缺陷的话，那么在下层社会则是用私通来解决同一问题。民间的男女所追求的是那种比较形而下的，侧重本能的两性之爱。”[44]这段话论述得颇为精到。从中国古代流行于下层社会的通俗文学中可以看出，私通、通奸等话题是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特殊调味剂，颇受，其实从民众心理视角而论，这种好奇心与民众接受中对婚外情的缺失性体验的想象与心理补偿有关。《梧桐雨》中也写到通奸的剧情，即杨贵妃与安禄山的通奸行为，这受到同题材宋小说的影响，但是白朴在作为面向大众的杂剧中设置这一通奸行为的剧情，无疑是充分考虑到民众的接受与期待的，这一选择本身就体现了白朴创作剧本时主观上的俗化倾向。
杨贵妃与安禄山是否有通奸行为，唐五代文人的记述颇为隐晦，只是提到杨贵妃自收安禄山为义子之后，安禄山经常出入宫廷而不受阻碍。但是随着宋代俗文学的发展，关于杨贵妃与安禄山之间的私情被文人逐渐夸张与放大，到了北宋后期秦醇的《骊山记》、《温泉记》中，其内容完全艳情化，色彩浓重。如《骊山记》中描绘杨贵妃与安禄山，甚至还有唐玄宗三人后宫的行为：“贵妃虑其丑声落民间，乃以禄山为子。一日，禄山醉戏，无礼尤甚。”“贵妃虑帝见胸乳痕，乃以金为诃子遮之，后宫中皆效之，迄今民间亦有之。”“一日，贵妃浴出，对镜匀面，裙腰褪，微露一乳。帝以指扪弄曰：‘吾有句，汝可对也。’乃指妃乳言曰：‘软温新剥鸡头肉。’妃未果对。禄山从旁曰：‘臣有对。’帝曰：‘可举之。’禄山曰：‘初来塞上酥。’妃子笑曰：‘信是胡奴，只识酥。’帝亦大笑。”[45]但是《骊山记》中还是维护了杨贵妃的尊贵形象，将杨贵妃与安禄山之间的通奸叙述成杨贵妃被迫而为之的行为：“禄山数失礼贵妃，贵妃私甚恨，第无计绝之耳。晚年尤不喜之。禄山之守渔阳，贵妃屡言于上曰：‘渔阳天下之精兵所聚，宜用—心腹臣，禄山阴贼，不可为帅。’上不答。”[46]从杨贵妃谏言唐玄宗的言语中可以看出，作者在极力丑化安禄山这一胡人叛将。这与宋代文人谨承“华夷之辨”之大防，对安禄山一片斥责之声相一致。
而《梧桐雨》中虽然也写到杨贵妃与安禄山的通奸行为，但是却与宋小说中大不相同。首先，《梧桐雨》将杨贵妃与安禄山通奸设置成自愿而为之，并且肯定了二人的真情。第一折中写到杨国忠发现其妹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他谏言唐明皇发配安禄山去镇守边疆，以免东窗事发，累及整个杨氏家族。安禄山走后，杨贵妃是“妾心中怀想，不能再见，好是烦恼人也”。其次，《梧桐雨》中的安禄山形象并非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十恶不赦和下流，而是一位了解政治形势的武将。第二折安禄山起兵时说：“如今明皇年已昏眊，杨国忠、李林甫播弄朝政。”再次，《梧桐雨》中的安禄山还是一位爱江山更爱美人的重情之人：“我今只以讨贼为名，起兵到长安，抢了贵妃，夺了唐朝天下，才是我平生愿足。”“单要抢贵妃一个，非专为锦绣江山。”《梧桐雨》中对杨贵妃与安禄山之间自愿通奸行为的叙述与安禄山爱江山更爱美人形象的树立，无疑极大调动了受众对故事情节的好奇和对剧中人物的复杂心理。受众既对剧中杨贵妃与安禄山的通奸行为大加谴责，同时也会对安禄山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举动唏嘘不已，而并非宋小说中仅仅给人以感官刺激和对小说中人物的可耻行为深恶痛绝这种单一的情感体验所能比拟的。
白朴并没有因为《梧桐雨》作为历史题材而刻意加强剧本的严肃感，其对杨、安二人通奸剧情的选择与元代其它杂剧一样，元到通奸主题的剧作也很普遍，郑传寅在《论元人杂剧中“贪淫破家”悲剧》一文中专门对元杂剧中关涉有妇之夫“贪淫破家”剧情的剧本做过统计：“现存150多部元杂剧中有12部以有夫之妇贪淫破家的故事为表现对象，其中有4部具有较强的悲剧性。”[47]这种通奸模式在明清小说中更是大量出现，有人曾统计明末涉及情节的小说，竟然有近四十余部[48]。元明清时期通俗文学中对主题的选择和大肆抒写，除了一部分是为了劝人遵守妇道，大多情况下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呈现出强烈的民间化叙事倾向。
四、结语
《梧桐雨》虽为简短的四折一楔子杂剧，但是其内容的涵盖量却非常丰富多彩。从《梧桐雨》中出现的五个民俗事象可以看出，虽然白朴采取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是都是为剧情的通俗易懂、引人注目、新颖可观服务的。以传奇目的再现洗儿会，首先考虑的就是剧本内容的吸引人；以嫁接手法演绎七夕乞巧，则充分考虑了剧情虚实相间的叙事原则。受众可以从爱情盟誓中体悟真情，但是真情遇挫、有情人终不能长相厮守，不得不令人感慨万千。受众也可以从信物定情行为中感受情坚与情贞，但是由于受到外力阻碍，爱情信物最终变成了爱情遗物，怎能不令人顿首喟叹。而剧中杨贵妃与安禄山的通奸行为不仅可以满足民众接受中对婚外情的想象与心理补偿，而且对于受众而言，还有种石破天惊的震撼效果。因此，从民俗事象来看，白朴创作《梧桐雨》充分考虑了杂剧的文本性质和演出需要，这些民俗事象既构成了《梧桐雨》的主体故事情节，也充分体现了《梧桐雨》的俗化倾向。而张石川《论中的意象——兼及杂剧意象的特征与功能》中认为：“如果我们从文体发展演变的角度来看，《梧桐雨》并不是一部成熟的元杂剧作品，它更多的体现出的是一种过渡的状态，一种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创作倾向。”[49]联系他在《白朴的俗化倾向》中的观点，可以看出，他认为《墙头马上》是一部成熟的元杂剧作品，而《梧桐雨》由于曲辞的“剧诗”化，因此只是诗词到杂剧的文体过渡形式。这一看法显然过分强调了杂剧曲辞对杂剧本质的决定性作用。从笔者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梧桐雨》的定位还是值得商榷和重新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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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的诗歌范文4
关键词：七夕文化；七夕节俗；牛女神话；牛女石像
Abstract：The names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occurred first in the Book of Songs.In the early West Han Dynasty，the legend of love between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was taking shape.The two statues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now kept in Doumen of Chang'an County were the oldest man-shape images of the two heavenly constellations.Thecharacters and plot of the legend had already taken shape in times of the Wei，the Jin，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the further evolution of which continued in the Tang，the Song and the following Dynasties.The custom of celebrating the July-7th Evening was also originated in Chang'an.In the early West Han Dynasty，people in Chang'an celebrated the July-7th Evening by keeping watch at night for wish realization or threading needles for sewing craftsmanship.This custom spread to southern China in the Six Dynasties an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n the Tang Dynasty with the grandest celebration in Chang'an.The fair of the Stone Lady Temple is a live carrier of the custom of the July-7th Evening celebration.The temple and the statues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are not only valuable relics but also treasurable cultural resources.
Key Words：civilization of the July-7th Evening；custom of the July-7th Evening Celebration；legend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stone statues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牛郎、织女的爱情神话是古代人民根据星象创造的，织女、牵牛星分处银河两岸，因而被看作隔河相望的男女，发生恋情并成为夫妇。这一美丽动人的爱情神话，向七月七日这一岁时性“良日”渗透，最终形成七夕节。牛女神话形成于何时，七夕节俗起源于何地，并非纠缠不清的问题。本文认为，牛郎、织女的爱情神话生成在西汉初，七夕节俗也起源于西汉的京城长安；长安是牛女传说的故乡，是七夕文化的发祥地。
一、牛女神话生成在西汉时代
茅盾在《读》中说，研究古代神话有两条路，要“从秦汉以前的旧籍中搜剔中国神话的‘原形’”[1]170，还要“从秦汉以后的书籍乃至现在的民间文学中考究中国神话的演变”[1]171。所谓“原形”，就是“中国民族原始的宇宙观、宗教思想、伦理观念、民族历史最初期的遗形，对于自然界之认识等等”[1]171。“为什么神话会‘演化’呢?‘文雅’的后代人不能满意于祖先的原始思想而又热爱此等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因而依着他们当时的流行信仰，剥落了原始的犷野的面目，给披上了绮丽的衣裳。”[2]270茅盾关于古代神话研究方法与演变原因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就牛女神话而言，《诗经·小雅·大东》已提供了神话的“原形”，但这一爱情神话在西汉初才开始生成；此后在诗赋或笔记中多有吟咏与记载，“把一件历史事实作为底本或骨架，然后披上了想象的衣服，吹入了热烈的情绪”[1]154，牛女爱情神话因而定型；唐宋以后，在民间口传中有所演进。据此，我们把牛女神话划为孕育、生成、定型、演进四个阶段。
先秦时期是牛女爱情神话的孕育期。牵牛、织女两星的称谓，最早见载于《诗经·小雅·大东》。其诗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3]148朱熹注曰：“汉，天河也。……织女，星名，在汉旁。……维天之有汉，则庶乎其有以监我；而织女之七襄，则庶乎其能成文章以报我矣。……牵牛，星名。服，驾也。箱，车箱也。……言彼织女而不能成报我之章，牵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启明、长庚、天毕者，亦无实用，但施之行列而已。”[3]148这首诗并举织女、牵牛、天毕、南箕、北斗等星名，责怪天上星宿空有名号却不切实用，名为织女而不能织成锦缎，名为牵牛而不能用来驾车，名为毕星而不能用来掩兔，名为箕星而不能用来簸糠，名为斗星而不能用来挹酒。此诗作于幽王之世，《毛序》曰：“刺乱也。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郑玄笺云：“谭国在东，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鲁庄公十年，齐师灭谭。”[4]727陈奂曰：“幽王之世，东国伤困，则西周之政乱也。谭国大夫作诗告病，本刺周乱，编诸小雅。”[5]可见，产生在周城镐京的织女、牵牛等星宿命名，已随着周代文化的传播而被当时的东国人民所接受了。镐京，即今之丰镐遗址，在长安。这一神话在孕育期就与长安关系密切。
在《诗经·小雅·大东》里，“织女”、“牵牛”只是两个星宿的名称。先民为何要把银河两岸的两颗大星分别命名为“牵牛”、“织女”呢?茅盾在《楚辞与中国神话》中说：“原始人民……以自己的生活状况、宇宙观、伦理思想、宗教思想等等，作为骨架，而以丰富的想象为衣，就创造了他们的神话和传说。”[1]158远古时代，日月星辰的运行引发先民的想象，他们把原始的农耕信仰投射在星象上，根据人间的生活来命名和识别星宿，赋予星宿神格和人格。毛氏传曰：“襄，反也。”郑玄笺曰：“从旦至莫(暮)七辰，辰一移，因谓之七襄。”[6]679织女之星象同于人间织作的女子，故而被唤作织女星。“牵牛”，是驾车之牛的形象。张衡《思玄赋》“服箱”句章怀注曰：“服，驾也。箱，车也。”[6]680又古诗“牵牛不负轭”，亦本此诗为说。[6]680可见，牵牛、织女两星宿，正是先民劳动生活在天上星象的投射。织女、牵牛与天汉，是构成牛女神话的三个基本要素。(注：撰者按：杜汉华在《牛郎织女流变考》中说，目前有河北鹿泉、江苏太仓、山东沂源等地为开发地方旅游资源，自鸣是牛郎织女传说的起源地。杜氏摒除众多怪谈，却提出“汉水襄阳、南阳说”这一新的假说。杨洪林在《汉水、天汉文化考》误以汉水为银汉，高唱汉水流域是“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文化土壤”。张君在《七夕探源》中以“汉之游女”攀附天河之织女，遽言“七夕节产生于楚国”。杜、杨、张三文均据《诗经·周南·汉广》立论，错把汉水流域作为牛女神话的起源地。(杜、杨、张三文分别载陶玮选编《名家谈牛郎织女》，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92-100页，第196-206页，第244-255页)这些说法是很不充分的。《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汉水东入长江，故诗中把汉水、长江并举。朱熹注曰：“江汉之俗，其女好游。”(见《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程俊英说：“这是一位男子爱慕女子不能如愿以偿的民间情歌。”(见《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可谓知音。然鲁诗、韩诗却训“汉之游女”为汉水女神。《韩诗》曰：“郑交甫过汉皋，遇二女，妖服佩两珠。交甫与之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解佩与交甫，而怀之去十步，探之则亡矣。回顾二女，亦不见。”(见《初学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页)韩诗、鲁诗以此解说诗旨，已失风人之心。杜汉华训“织女”为“汉之游女”，认为郑交甫会汉水女神这一神话传说演变成牛郎织女的传说，持论新奇，却难以自圆。杨洪林误以“又天河也”为“东流为汉”的补注，其言“地上有汉水，天上亦有汉水”，“地上汉水连天汉”，均失之浅陋。殊不知银汉、银河既可称“汉”，又可称“河”。如《康熙字典》“河”字下注“又银河、天河也”。如杨氏之法炮制，则地上有大河，天上也有天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则黄河流域当是这一神话的起源地了。张君以鲁诗、韩诗训“汉之游女”为“汉水女神”未足惬意，遂强解“汉水女神”为“织女”，徒添笑柄。综上，汉水流域为牛女神话的起源地，这只是一击即破的新的假说而已。) 茅盾说：“现所存最完整而且有趣味的星神话，是牵牛织女的故事。……但《大东》里……亦无恋爱的故事。”[1]83《诗经》虽把织女和牵牛并举，“织女”星已人格化，但“牵牛”星还是驾车之牛，牛女神话尚在孕育中。
两汉时代是牛女爱情神话的生成期。汉初，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宇宙天象观与谶纬之说对牛女神话的生成有很大的影响。织女、牵牛二星被奉为星神。《史记·天官书》曰：“织女，天女孙也。”[7]1311司马贞《索引》云：“织女，天孙也。”[7]1311织女获得在天界诸神中的地位和身份。《春秋元命苞》曰：“织女之为言，神女也。”[8]卷7 《春秋运斗枢》曰：“牵牛神，名略。”[8]卷9则在纬书中也有此二星神。织女、牵牛二星还具备了人的形体。元狩三年(120)，汉武帝在长安西南开凿昆明池，模仿牛女二宿隔着天河遥遥相望的情景，在昆明池的两侧各立一座牵牛、织女石像(注：撰者按：牛女石雕在两宋方志中仍有著录，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12：“今石人宛在，疑后人名石父石婆云”。南宋程大昌《雍录》卷9露台：“昆明池旁有石婆庙，盖牵牛讹为石翁，织女讹为石婆也。”(此两条文献引自李道和《岁时民俗与古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97-198页)牛女石雕，今在长安斗门，即北常家庄村西石婆庙的“石婆”和斗门镇上的“石爷”两石雕像。据汤池考证，这两尊石像具备了人间男女的性别与职业特征。(见汤池《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载《文物》1979年第2期，第87-88页)长安斗门的牛女二石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石刻，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1956年被列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 ，牵牛、织女二星开始具备人的形体。牛郎、织女石像成为昆明池的胜景，东汉班固、张衡均有吟咏，魏晋时犹存著录。《关辅古语》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9]95《文选》卷10潘岳《西征赋》云：“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仪景星于天汉，列牛女以双峙。”李善注引《宫阁疏》曰：“昆明池有二石，牵牛、织女象也。”[10]160牛女二石像，还被想象成隔河相望的恋人或夫妇。宋严有翼云：“汉武帝于昆明湖中作二石人，为牵牛织女象。盖欲神异其水，比方河汉。班固《赋》云：‘左牵牛兮右织女，似天汉之无涯。’虽不云七月七日聚会，其意以为夫妇之象，天道深远，所不敢言也。”[11]550牵牛与织女二石像隔昆明池相望，与牵牛星同织女星相隔银河之情状相仿佛，以具体生动的人体形象暗示了牛女二星的婚恋关系，标志着牛女二星爱情神话的生成。人形化的织女和牵牛出现在东汉文人的诗歌和民间的绘画里。《古诗十九首》云：“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织女进一步人形化，她有“素手”，还会“涕泣”，俨然一个美丽的女子，而织女与牵牛则是一对被天河阻隔的恋人。两汉绘画里，牛女神话也成为重要的题材(注：撰者按：汤池说：“牵牛织女这个美好的神话传说，在汉代的美术作品中得到广泛的表现。例如河南洛阳1957年发现的西汉晚期壁画墓，在前室顶脊上绘有牵牛、织女星。东汉画像石中，还刻画出牛郎、织女的具体形象。如南阳有一块画像石，画面右上方刻画河鼓三星，其下刻画着叉腿而立的牛郎，右手持鞭上举，左手握缰牵牛，形象栩栩如生，画面左上方……有一挽着高髻作跽坐状的妇女，当是织女形象。再如山东肥城孝堂山郭氏祠三角形石梁底面，……织女三星，其下刻画着坐在机杼前操机织锦的织女。”(见汤池《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载《文物》1979年第2期，第88页))，牵牛、织女二星从天上的星宿，变为人间的情侣，成为古代社会男耕女织劳动生活的具体呈现。
鹊桥相会说，是牛女神话生成于西汉初的又一重要佐证。在《诗经》里，牵牛、织女为天河阻隔，西汉初《淮南子》却有鹊桥相会的传说。《白孔六帖》卷9“乌鹊”注引《淮南子》“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12]156茅盾说：“白居易《六帖》引乌鹊填河事，云出《淮南子》(今本无之)，则在汉初此故事已经完备了。”[1]84《淮南子》的这条佚文是鹊桥相会说的最早记载。至东汉鹊桥相会说广为流传。唐韩鄂《岁华纪丽》卷3“鹊桥已成”注引东汉应劭《风俗通》云：“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因以梁渡织女故也。”[13]显然，从天河阻隔到役鹊为桥、鹊桥相会，这一爱情神话更加完美动人。
综上，牵牛、织女的爱情神话在西汉初开始生成。织女从人格化的星神，成为具有了人形化的普通劳动者；这一神话的结局从天河阻隔转为鹊桥相会。诚如茅盾所言，“在汉初此故事已经完备了”[1]84。
魏晋六朝时代是牛女爱情神话的定型期。由于神仙思想的盛行和神仙传说的推动，在文人诗赋和笔记小说中，牛女神话表现出更多的世俗化和情欲化倾向。首先，人物关系更加亲密，牛郎与织女从相恋到婚姻，由恋人而夫妇。《文选》卷19《洛神赋》“咏牵牛之独处”李善注引曹植《九咏》注云：“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10]271最早称牛女为夫妇。夫妇之说，至吴均《续齐谐记》成武丁故事乃确定。唐韩鄂《岁华纪丽》卷3“织女将渡”注引《续齐谐记》曰：“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吾向以被召。弟问织女何事渡河。答曰暂诣牵牛。世人至今云织女嫁牵牛是也。”[13]傅玄《拟天问》曰：“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14]76其次，情节结构更加完整。明冯应京《月令广义》引南朝殷芸《小说》云：“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使一年一度相会。”[14]784可见，牛女神话已有完整而曲折的情节。至此，织女的身份及牛、女二星的关系和性格从许嫁到隔绝再到相会的故事情节都已定型。换言之，到了魏晋南北朝，牛女神话已经演绎出完整而曲折的故事情节，刻画出生动而鲜明的人物性格。
隋唐以后是牛女爱情神话的演进期。牛女神话仍然通过文人创作与民间口传两个途径进行传播。白居易、杜牧至秦观都沿用西汉以来的神话传说，写出了美丽动人的诗篇。白居易《长恨歌》写明皇与贵妃在七夕守夜畅想鹊桥相会的神话，喊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生死相随的爱的誓言。北宋秦观《鹊桥仙》：“织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在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借牛女神话来讴歌坚贞不渝的爱的信念。不过，这些诗篇对牛女神话的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上并无发展。民间口传的牛女爱情则形态各异。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辞典》“牛郎织女”条里采集了一则普遍流传的牛女传说，其情节是：“织女为天帝孙女，王母娘娘外孙女，于织纴之暇，常与诸仙女于银河澡浴。牛郎则下方一贫苦孤儿也，常受兄嫂虐待，分与一老牛，令其自立门户。其时天地相去未远，银河与凡间相连。牛郎遵老牛嘱，去银河窃得织女天衣，织女不能去，遂为牛郎妻。经数年，产儿女各一，男耕女织，生活幸福。不意天帝查明此事，震怒非常，立遣天神往逮织女。王母娘娘虑天神疏虞，亦偕同去。织女被捕上天，牛郎不得上，与儿女仰天大哭。时老牛垂死，嘱牛郎于其死后剖皮衣之，便可登天。牛郎如其言，果偕儿女上天。差已追及织女，王母娘娘忽拔头上金簪，凭空划之，顿成波涛滚滚天河。牛郎织女隔河相望，无由得过，只有悲泣。后终感动天帝，许其一年一度于七月七日鹊桥相会。”[15]82这一民间口传文学，通过牛女之被阻隔，谴责封建礼教势力的代表天帝和王母娘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鲜明的阶级性。牛郎、织女的性格形象更加丰满，成为勤劳善良、忠于爱情的美好典型。许多学者认为，民间口传中的牛女神话是结合了天鹅处女型故事和兄弟分家型故事，在长期流传中加工改造而成的。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长安西南昆明池畔开始修建牛郎、织女庙，设案供奉牛女二石像。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12县二长安：“唐贞元十四年置石父庙。”“石婆神庙并在县西南三十五里昆明池右。”“今石人宛在，后人名石父石婆云。”[16]这是史载最早的牛郎、织女庙。“石父”、“石婆”是长安乡民对西汉牛郎、织女石像的俗称。此后，有许多地方也修建祠庙，祭祀牛女二星神。
综上，牛女爱情神话在周代的镐京孕育，在西汉初的长安生成，经过魏晋南北朝文士的修饰与定型，隋唐后在民间广为流传。无庸赘言，长安正是牛女传说的故乡。
二、七夕节俗起源于西京长安
七月七日，并非“七夕”。七月七日原是岁时性的节日，与牛女神话无涉。这一“良日”古已有之，其节俗包括曝衣、曝书等。“七夕”则依托牛郎、织女的爱情神话而产生，是一个纪念性节日，其节俗主要有守夜乞愿和穿针乞巧等。
《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夏秋之交，正是曝晒旧衣和制作新衣的时节。宋卜子《杨园苑疏》曰：“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阁，常至七月七日，宫女出后登楼曝衣。”[17]卷31据此，七月七日曝衣之俗，可溯至西汉武帝时。东汉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作曲合蓝丸及蜀漆丸，暴经书及衣裳。”[18]76则曝书、曝衣以免虫蠹，渐成习俗。此俗至魏晋尤盛。王隐《晋书》曰：“魏武帝辟高祖(司马懿)，以汉祚将终，不欲屈节于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遣亲信令史微服于高祖门下，……七月七日高祖方曝书，令史窃知，还具以告。”[17]卷31司马懿假病，仍不废曝书，可见七月七日此俗之盛。《世说新语》曰：“郝隆七月七日见邻人皆晒衣物，乃仰卧出腹，云晒书。”[19]76《竹林七贤论》曰：“阮咸，字仲容。七月七日，诸阮庭中灿然，莫非锦绨。咸时总角，乃竖长竿，标大布犊鼻裈于庭中，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18]76卧腹曝书、挂犊鼻裈，是魏晋名士七月七日的滑稽表演。可见，七月七日原有的节俗，“曝书策，晒衣裳”[13]，都是在白昼举行的。晋潘尼《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园诗》曰：“商风初授，辰火微流，朱明送夏，少昊迎秋。嘉木茂园，芳草被畴，于时我后，以豫以游。”[18]76这一“良日”里，达官显贵们还要宴游。这里，潘尼也未提及牛女神话。
从西汉初年开始，牵牛、织女的爱情神话逐渐渗透在七月七日这一“良日”，最终形成在七月七日晚上守夜乞愿、穿针乞巧等一些新的节俗。七月七日这一白昼的“良日”，渐渐变成了晚上的乞巧节；原本在白昼举行的曝衣、曝书等节俗淡化了，守夜乞愿、穿针乞巧成为七月七日晚上的民俗景观。(注：撰者按：《太平御览》卷31“七月七日”引晋周处《风土记》三则。《风土记》云：“七月初七日重此日，其夜洒扫中庭，然则中庭乞愿，其旧俗乎?”又云：“魏时人或问董勋云：七月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于古，何也?勋云：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故以糜为饵。今比人惟设汤饼，无复有麋矣。”又云：“七月初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尔雅》曰河鼓谓之牵牛)、织女。言此二星辰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咸云见天汉中有奕奕白气，有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颇有受其祚者。”在第一则中，周处指出，七月七日之成为“良日”，原因是“重其日”。就像古人重视正月一日“元日”、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或者九月九日“重阳”一样，七月七日受到重视，成为“良日”。明李诩曰：“古人之节，抑有义焉。如元旦、上巳、端午、七夕、重阳，皆以奇阳立节，偶月则否，此亦扶阳抑阴之义也。”(见李诩《戒斋老人漫言》卷7，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05-306页)但守夜乞愿，本是这一“良日”的旧俗么?周处提出疑问。在第二则里，“七月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于古”，显然，七月七日这一“良日”的饮食习俗与牛女神话并无关涉。从第三则看，七夕守夜乞愿之俗至晋代已流行。由此，七月七日转为“七夕”之痕迹，或可窥见(参阅《四部丛刊》子部三编《太平御览》第2册)。)《四民月令》和《西京杂记》里保留一些关于七夕节俗起源于西京长安的珍贵记载。
守夜乞愿之俗的最早记载，提及西汉文帝窦后。《初学记》卷7“七月七日”载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注引《五王传》曰：“窦后少小头秃，不为家人所齿。遇七月七日夜，人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有光照室，为后之瑞。”[18]76《岁华纪丽》卷3“瑞光”注云：“前汉窦皇后传云：后，观津人也。少小头秃，不为家人所齿。遇七夕夜，人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乃有神光照室，为后之瑞。”[13]则七夕守夜“看织女”之俗也要溯至西汉初。《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曝经书，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19]75在牛郎织女欢会之时，百姓向二位星神祈求幸福，守夜乞愿之俗正在形成。崔虽然提到七月七日“曝经书”的旧俗，不过，“守夜者咸怀私愿”已经成为这个节日的重头戏。晋苏彦《七月七日咏织女诗》曰：“欢宴未及究，晨晖照扶桑。怅怅一宵促，迟迟别日长。”[19]76苏彦最早把牛女七月七日晚上欢会作为诗歌的题材。自南朝宋孝武帝，遂不称“七月七日诗”，而多称“七夕诗”。七夕牛女欢会，百姓守夜乞愿，成为文人诗赋的重要题材，并出现大量的应制诗。据《艺文类聚》卷4“七月七日”载，宋孝武帝刘骏、南平王刘铄、谢惠连、王僧达、颜延之、谢灵运、谢庄等都有《七夕诗》。梁武帝萧衍《七夕诗》曰：“白露月下圆，秋风枝上鲜。瑶台含碧雾，罗幕生紫烟。妙会非绮节，佳期乃良年。玉壶承夜急，兰膏依晓煎。昔悲汉越难，今伤河易旋。怨咽双念断，凄悼两情悬。”[19]77一代帝王为诗，竟能情辞恳切，感人至深。隋江总《七夕诗》“此时机杼息，独向红妆羞”[19]79，隋张文恭《七夕诗》“含情向华幄，流态入重闱”[19]79，都是借牛女七夕相会写世俗的男欢女爱，十分露骨。大唐一统后，京师长安的七夕守夜之俗更加繁盛。白居易《长恨歌》记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回忆七夕夜半骊山避暑时的情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李商隐《马嵬》云：“此日六军同驻马，当年七夕笑牵牛。”可见，七夕此夜，帝王、贵妃也要守夜乞愿。杜牧《七夕》云：“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天阶，指唐代长安的宫廷。织女犹有相爱的牛郎，每年还可一度相会，这些宫女却身陷禁宫，虚度青春。此诗借牛女鹊桥相会的欢快，反衬宫女身世的凄凉。显然，从西汉的长安到唐代的长安，从民间到宫廷，已经盛行七夕守夜乞愿的节俗活动。伴随着唐帝国在军事和文化上的强盛，七夕守夜乞愿的节俗遍布全国，远播四海。
穿针乞巧之俗也起源于西汉初的长安。《西京杂记》曰：“汉彩女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20]53又曰：“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20]57西汉初，七月七日长安宫中要穿针以显示针织技巧，这是现存最早的穿针乞巧之俗的记载。显然，汉彩女乞巧正是对织女星的崇拜。东晋偏安，文化南移，穿针乞巧之俗传播江南。梁顾野王《舆地志》曰：“齐武帝起层城观，七月七日宫人多登之穿针，世谓之穿针楼。”[17]卷31从开襟楼的汉彩女穿针，到穿针楼的齐宫人穿针，乞巧之俗由此承传。《荆楚岁时记》曰：“七夕，妇人结彩缕，穿七针线，或以金银玉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18]76穿针已定在晚上，且要在月下进行，这说明牛女神话完全渗透在七月七日这一“良日”。南朝宋孝武帝刘骏《七夕诗》曰：“迎风披彩缕，向月贯玄针。”[18]76这是最早以穿针为题材的诗歌。梁简文帝萧纲《七夕穿针诗》“针欹疑月暗，缕散恨风来”[19]77，则饶有情趣。其后又有穿针题材的应制诗的产生。梁刘孝威《七夕穿针诗》曰：“故穿双眼针，时缝合欢扇。”[19]78汉代的“七孔针”，发展为南朝的“双眼针”，用来缝制“合欢扇”，则七夕穿针之寓意，除乞巧外，尚有求爱的要求。崔颢《七夕》“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时持针线”，描绘唐代长安城郊穿针乞巧的风俗。显然，西汉长安形成的穿针之俗，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演进，唐初风靡全国，而京师长安尤其繁盛。唐德宗贞元十四年，长安修织女庙(俗称“石婆庙”)设案供奉。百年来，长安石婆庙香火一直很盛，至今仍保留着七夕祭祀牛郎、织女大规模的民俗活动，而石婆庙庙会(乞巧市的一种样式)，成为传统的七夕节俗的生动载体。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曰：“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21]50北宋汴京之节俗一仍唐城长安。《月令广义》卷14“乞巧市”注引《岁时杂记》：“东京七月一日置乞巧市。”[14]783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曰：“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妇女望月穿针。”[22]209举国上下千家万户在七夕纷纷乞巧，表达古代人民对织女星神的崇敬之情和妇女们提高技艺、追求幸福的迫切愿望。明清时期，穿针乞巧的仪式改在白天举行，花样更多翻新。古代女性崇尚灵巧的生活理想，在这一节日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综上，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以及七夕节俗最早产生在西汉初的长安，其后广泛流传。牛女神话和七夕节俗在长安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与广泛的群众基础。长安既是牛女神话的起源地，又是七夕文化的发祥地，而长安斗门附近的牛女二石雕以及石婆庙，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而且也是今天弘扬七夕文化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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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的诗歌范文5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句诗之所以能引起很多人追忆逝水年华般的怅惘之情，是因为它反映了我们共同的情感体会。回顾往事，不堪回首的不仅仅有李商隐，今天，我们通过《马嵬（其二）》一起走近另外一个惘然伤怀的灵魂。（板书：马嵬其二）
二、读诗
原诗（两人读，齐读一遍）；划分节奏后的诗（两人读，齐读一遍）。
三、解题
1.同学们，我们反复强调鉴赏诗歌首先应该看的是什么？
【明确】诗歌的题目。诗歌的题目往往包含很多有用的信息。（举例：《秋兴八首其一》、《琵琶行并序》）
2.这首诗的题目是《马嵬（其二）》，你从题目中发现了哪些信息？
【明确】（1）马嵬之变：马嵬在唐代是“西出都门百余里”的一个普通驿站，是秦川蜀道上一个平常乡野，可谓名不见经传。由于后来在这里发生了一场震惊朝野的兵变，致使“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葬身马嵬坡下，马嵬坡由此而驰名中外。马嵬贵妃墓大约修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位于一高坡小院。墓门口书写对联两幅，一幅是妃子魂消犹痛梨花春带雨，马嵬玉陨幸留古韵冢携香。另一幅为毕沅所题：谷风如诉旧愁来，蜀道秦川，过客重谈李杨事；墓粉还将秋色补，雨尘云梦，伤心何似汉唐陵。
（2）吟咏历史事件――咏史诗。
（3）诗文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有关。
四、白居易《长恨歌》
写贵妃容颜：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写两人爱情：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写赐死贵妃：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对两人的生离死别极为同情，下面，就让我们进入文本，看看李商隐是如何评价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的。
五、诗文解读
1.读翻译（一人模拟玄宗读前3联，一人模拟义山读尾联）
陡然听到传说，海外还有九州，来生未可预知，今生就此罢休。
空听到禁卫军，夜间击打刀斗，不再有宫中鸡人，报晓敲击更筹。
六军已经约定，全都驻马不前，遥想当年七夕，我们还嗤笑织女耕牛。
怎么你历经四纪，身份贵为天子，却不及卢家夫婿，朝朝夕夕陪伴莫愁？
“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
2.情感基调（学生读时其他人思考：感情基调？）
【明确】讽刺批判。
3.既然诗歌的题目是马嵬，那么诗中哪两联描写了马嵬之变？
【明确】颔联和颈联
颔联写声音，颈联写时间。
小组讨论：颔联写了哪些声音，颈联写了几个时间段？分析其内涵。
【明确】
详析：
（1）禁卫军夜间巡逻用的梆子声，宫中鸡人报晓的声音，这两种声音有什么不同点？
【明确】一个是警戒之声，紧张危急，一个是报晓之声，宁静安详。――昔安今危
一个是逃难生活的惶然无措，一个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纵情欢乐。――昔乐今苦
两种声音进行对比，将唐玄宗昔安今危，昔乐今苦的处境表现得淋漓尽致。
颔联中还有两个词是互相呼应的：空闻和无复。
【明确】无复――再也没有，表现玄宗对昔日美好生活的怀念，渴望重享昔日的欢乐。
空闻――虎旅传宵柝的目的本来是保护玄宗和贵妃的安全，但现在这一声声梆子声让玄宗心惊胆战，因为他们要发动兵变啊。
（2）此日和当时都指的是时间，此日指的是杨贵妃的死日，当时又怎样呢？
【明确】“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两人发誓要生生世世做夫妻，永不分离，而且嘲笑牵牛织女一年才能相见一次。
但遇上六军不发的时候，结果又怎样？玄宗信守了自己的诺言吗？
【明确】没有，杨被赐死。表现手法：对比。
没有当时七夕笑牵牛的荒淫无道，哪有六军同驻马的痛心疾首？所以杨贵妃的悲剧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明确】悲剧的承受者恰恰是悲剧的制造者。
4.那句话写出了玄宗之悲？（生答）
【明确】首联。结合注释一的典故。杨妃死后，玄宗派人招魂，方士回来说海外还有九州，杨妃生活在那里，信守生生世世为夫妻的诺言，这可信吗？徒闻、他生未卜此生休暗示玄宗在痴心妄想。
5.对此李商隐发出了什么感叹？（生答）
【明确】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从内容上看：对比手法。贵为天子却无力保护心对比寻常百姓能带给莫愁幸福。
语气上：反问。问得有力、深刻，讽刺之意愈明。
6.倒叙手法的使用。
回顾板书，从时间上看，应该是先有马嵬之变，再有玄宗之悲，最后有义山之叹。但诗歌在谋篇布局上并不是这样。想想《马嵬》在叙事结构上有何特点？
【明确】倒叙。作用：使诗歌在尺幅之间，一波三折。突出因果。
7.小结
李商隐用对比、倒叙、反问等多种手法，通过深刻的语言向我们表达了他们对杨李爱情悲剧的看法：玄宗迷恋女色、荒废政事，最终害人害己，还将盛唐引向衰败。
8.咏史诗（分析作者写作意图）
《马嵬（其二）》是一首咏史诗，诗人咏史所为何事？
七夕的诗歌范文6
七夕节女儿节资料七夕节是女儿节
宋代以后的七夕节还有了“乞子”的风俗。明人《岁时纪事》记载：“七夕，俗以蜡作婴儿，浮水中以为戏，为妇人生子之祥，谓之‘化生’。本出于西域，谓之‘摩睺罗’。”这一记载源自宋人七夕节俗。根据刘宗迪先生的研究，这些或用镂金、珠翠、象牙、龙涎佛手香，或用蜡制的小人偶“摩睺罗”源自西亚宗教的七月节俗，经过波斯、粟特等国家传入中原，在宋代时与中国的七夕节俗融合。
可见，以纪念牛郎、织女爱情悲剧为基础的七夕时节，在唐宋时期融合了乞巧、乞美甚至乞子等内涵，由“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拜祷变成了群体性的公众节庆活动。而无论是乞巧、乞美还是乞子，实际上也都与旧时女子希望婚姻生活幸福美满的愿望有关。董乃斌先生指出：“‘乞巧’和渴望婚姻幸福，对于未婚少女和一切已婚妇女，实际上可以说就是一回事。”由此看来，宋代以后的七夕节已经成了女子们乞求神灵护佑的“女儿节”。
七夕节故事由秦至汉的四百年间，人们昂首遥望银河两岸的牛、女二星，感叹一对爱人永远的分离，不禁伤悲，为之舞咏。东汉后期的《古诗十九首》中就有一首唱到：“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西晋覆灭后，原来北方的贵族逃亡江南，重新建立起新的政权，史称南方的宋、齐、梁、陈四朝为“南朝”。南朝人殷芸曾讲述过牛郎、织女的故事：“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
故事中这位“天帝”对于女儿的怜爱何其淡薄!他看到女儿不事妆容，独居可怜，便将她许配给河西牛郎。但他却又丝毫不像一位父亲那样希望女儿享受婚姻与生活。为了惩罚婚后荒废工作的织女，这位天帝竟又强行拆散了她与牛郎的家庭，仅仅允许二人一年一会。
而这一年一会之期，便定在七月初七这天。南朝已经有不少诗人开始歌颂七夕牛女之会，其中陈朝诗人江总的《七夕诗》描写了织女七夕渡河与夫君相见之前的心理活动：“横波翻泻泪，束素反缄愁。此时机杼息，独向红妆羞。”独居时的悲苦和团聚前的娇羞正是古代大多数文人墨客对织女的想象。
明清女性笔下的七夕节在《开元天宝遗事》、《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以及唐宋诗文等男性文人撰述的文献中，无论是织女还是古代的女性都是供其观看、臆想的对象，女性的声音长久以来都是缺席的。直到明清时期闺秀文学创作进入繁荣时期，我们才有机会一窥她们的想法和心境。
牛郎织女的爱情中本就带有浓浓的悲剧意味，因此对于古代女性而言，七夕在很多时候并不代表着节庆的欢乐，反而容易衬托出现实中闺阁女子的凄清孤寂，明清女诗人的诗作中常常有这种情绪的流露。
仪征女子孙采芙写道：“一逢佳节一沾裳，会到双星思更长。怪道个人真个巧，年年今夕在他乡。”孙采芙的丈夫没有一年七夕与妻子在一起，而无助的妻子只能泪下“沾裳”;道光二十一年状元龙启瑞的妻子，长沙人何慧生曾写有一首《浣溪沙·七夕》：“帘卷西风月似钩。数声征雁度妆楼。身如弱柳岂禁愁。 几片轻云犹带雨，半庭黄叶乍惊秋。画屏闲倚望牵牛。”词句中充满清冷的愁绪，女诗人几乎把自己等同于“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织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