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作用范文1
关键词 《商鞅》 英雄气概 人性内涵 现代意识
古往今来，商鞅以锐意革新、变法强秦的形象存留在人们的脑海中。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排演的话剧《商鞅》格调不凡，以现代人的思维重新解读那段血与火的历史，用倒叙和铺展相结合的手法再现了商鞅悲剧性的一生。
一、英雄气概
《商鞅》全剧由始至终回荡着一股热烈的英雄气概，而这源头便是灵魂人物商鞅蓬勃饱满的生命力。
话剧以商鞅之魂与祝欢之魂的对话开篇，恢弘的马阵中，面对祝欢“天命难违”的诘问，商鞅以三句反问“这便如何”、“这又如何”、“那又如何呢”作答，一开场便激情澎湃地亮明态度――我商鞅从不惧怕天命！我商鞅绝不屈服于任何人！
这样一种不屈张扬的生命力，从商鞅性格的每个侧面展示出来，贯穿故事的始终。少年时在西河岸边高声问天：“畜牲！畜牲！畜牲！祖祖辈辈，你们就甘愿当畜牲！你们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出的是苦力――你们除了哀号就不会反抗。如今，这浑噩的苍天还要我跟你们一样，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青年时为实践变法理想舌战一众大臣，大展宏图的愿望、奋力追求理想的热情，成为商鞅压倒全场的青春朝气最精彩的注脚。
在推行新法的道路上，商鞅步履艰辛，甚至不得不踩着爱人和挚友的尸骨前进。即便如此，他仍高昂着头颅，不向任何势力低头，用所有的爱化作烈火浇铸秦国这只大鼎，如此的大仁大义非英雄而不能当。故事接近终了，将死的商鞅立在马车上看起来是那样的高大：“太阳落山了，太岁星又将升起来，黑夜又将这天地笼罩。而我，将在这腾腾的烈焰中化为灰烬！你是想照亮别人的，可是你就得先烧毁你自己；你不过是想将人间变得温暖，可是你就得烧毁你自己！你被你自己点燃的火焰吞噬了！火光，照亮了别人；温暖，捐给了大地。而你呢？你在哪里？你只是一片灰烬而已；风可以卷走你，水，可以冲走你，然后，这里就再也没有你的踪迹。姬娘，我就是这无情的烈火！”至此，激荡全剧的生命力张扬到极致，商鞅身上不羁的英雄气概连同他激情四溢的话语在人们心中久久回荡。
不同的段落塑造出商鞅性格的不同侧面，同时不断加强商鞅最突出的性格特点――反叛。商鞅终其一生都在逆天改命，变法一是为了强秦以证明自己的价值，挣得权利功名，二是为给天下的奴隶庶民们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将“翻天覆地，倒转乾坤”落到实处。
反叛是生命力的强大体现，当反叛超越一般意义上升到对抗社会黑暗势力甚至人物自身命运的时候，生命力也上升为英雄气。商鞅俨然一个古希腊悲剧式的顶天立地的英雄。
二、刻薄寡恩
司马迁对商君的断言“刻薄寡恩”四个字，用来形容商鞅对待周遭人的态度再恰当不过。一个为家奴从马鞅下抢回的生命，商鞅从出生那刻起就注定要孤独终生。
姬娘和韩女是商鞅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是他一生中仅有的温暖与爱的来源。姬娘为了助少年商鞅改变命运自剜双目，又因儿子的改革大业母子不相认，甘为秦国的隶民。韩女念叨着“我若苦桃，俱入苦汤，共受苦熬”与商鞅分离，最终为成全商鞅而牺牲自己。这两个人都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心世界，面对生与死的取舍，她们内心激荡着强烈的矛盾冲突，却因为深爱着商鞅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为爱牺牲。
面对如此伟大的母亲和爱人，商鞅是如何做的呢？第一次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少年商鞅无力反抗，纵然是以自身性命求得了母亲生存的机会，却仍眼睁睁看着姬娘为他自剜双目，母子分离一十八年。十八年后母子重逢，姬娘为保新法推行无虞，拒绝商鞅为自己夺爵赎身，尽管内心波涛汹涌，商鞅只是拜了一拜：“等到那一天到来之日，孩儿定报答姬娘的大恩大德。”可是“那一天是哪一天”呢？
姬娘给了商鞅生命，韩女则在商鞅最艰难的日子里陪伴他。“中庶子，你的心里很苦吧？”“不苦，有韩女就不苦了。”这一段温馨的对话过后接着就是商鞅的一句“韩女，我就要割舍下你了”，为了“翻天覆地，倒转乾坤”，商鞅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舍弃了韩女奔赴秦国。多年后的再见，被抛弃的韩女仍旧为了他牺牲如花生命，商鞅又为这个可怜的女人做了什么呢？
“情同流水时时变，法如磐石不可移。”面对情与法的抉择，商鞅选择的永远是法。他对待亲人、爱人如是，对待挚友亦如是。孟兰皋在商鞅变法之初便由赵良举荐给商鞅，用生命实践了“如蒙不弃学生至死不渝”。几年的甘苦与共，最终的结局却是生死之交人头落地。
面对至亲好友已是这般，更遑论对待他所厌弃之人。在一步步走上事业顶峰的同时一点点滑进绝情寡爱的绝境，商鞅的人生悲剧是由他“刻薄寡恩”的性格一手造成的。而这一切的根源又来自于他抗争了一生的“天命”，是严苛的生存环境逼迫商鞅养成刻薄寡恩的性格：得不到爱便索要爱，自己都受不到尊重，何谈尊重对手？
作者给了商鞅一个“五月之子，冲克父母”的出身，商鞅拼却一生都在逆天改命，倒转乾坤。新法为广大奴隶提供了一扇改变命运的大门，却没能帮助商鞅自己逃脱命运设下的藩篱。纵使乘上五驾之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刻薄寡恩”四个字却困了商鞅一生一世。
三、现代意识
话剧《商鞅》的编导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具有现代思维的商鞅，拉近了观众与商鞅的心灵距离。尽管与人物隔了千年的时空，我们依然能清晰地体味到商鞅不得志时的愤懑悲苦、加官进爵时的畅快得意。
首先，商鞅身上浓重的反叛意识是现代思维、意识的鲜明体现。战国时期虽然“礼崩乐坏”，仍旧属于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时期。编导把商鞅塑造为一个旧时代、旧传统、旧制度的埋葬者，一个无畏不屈的叛逆英雄。他不仅无惧强权锐意革新，更从始至终带着对等级束缚、对自身命运的强烈抗争意识。他指天骂地，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呐喊不正是现代主流的独立自主的思想么？
其次，商鞅变法牵连甚广，宫廷斗争、政治风云间萦绕的是独特的文化，是古中国延续至今的为人处世、治国平天下之道。赵良的一句提点，“今天，你锋芒毕露了”，公子虔教导太子的“好坏，无非是因利害而分。利则用之，害则除之。奉天时，顺潮流，识时务，知善恶。善于因其势而利导，这才是君王御人之术”，到今天听来仍旧铿锵有力，令闻者心寒。简单的几句“提点”，编者不表达任何褒贬倾向，观众已对“处世之道”有了自己的领悟。
导演在陈述创作意图时就曾明确指出：“为了当代的目的，为了我所经历过的种种，我要在剧场里建造当代需要的历史精神和需要批判的腐朽传统。”舞台上新旧势力的一次次激烈交锋正是艺术家当代精神的最直接体现。
“商鞅身上体现了人性的真、善、美，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殉道者形象”。这是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物形象，商鞅的传奇经历无论何时都不会过时，拥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总而言之，《商鞅》回归本源，用最基本的人的角度来看历史，客观、立体地展现商鞅与环境以及他自身的矛盾冲突，表现出当代的，包涵现代思维的历史观望新姿态。
参考文献：
［1］陈薪伊：《游弋在激荡的历史中》，载《人民日报》2004年2月17日，第16版。
商鞅变法的作用范文2
“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句话在战国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只要你有真才卖学，今天可能还露宿街头，明天或许就能拜将封相，成为朝堂上一言九鼎的重臣。商鞅就是这样。商鞅原为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可惜到他这一代早已沦为庶民。商鞅年纪轻轻便怀揣救国治世之学.暂时窝在魏国国相公叔座帐下做中庶子，参知政事，但始终不得重用。
后来，秦孝公赢渠梁即位。那时的秦国，早巳干疮百孔，跟关东六国差距甚大。特别是魏国，经过变法图强，发展成了超级大国，把秦国逼得喘不过气来。秦孝公志向远大，准备改变秦国的落后面貌，甚至统一华夏。他发出了著名的《求贤令》，明确指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于是商鞅登上了政治舞台，以法家名士的身份在秦国进行变法图强，改变了秦国的命运。商鞅变法对于秦国来说，不亚于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奴隶制度被摧毁了，更为先进的封建制度在秦国被确立起来。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趋势，成就了秦国，也成就了自己。可是非常遗憾的是，商鞅的下场却非常惨烈。秦惠王即位后，商鞅的保护伞没了。公子虔诬告商鞅谋反，商鞅被抓，被处以车裂之刑。
作为变法的主持者，商鞅是强秦的大功臣。没有商鞅变法，就没有秦国的强大，可是商鞅却因莫须有的谋反罪被害。后来秦惠王请名士公孙衍留在秦国做大良造，公孙衍只待了一段时间就离开了。兔死狐悲，想是他看到了商鞅在秦国兔死狗烹的下场感到寒心了吧！后起者张仪又如何呢，秦惠王死，秦武王即位。秦武王做太子时就不喜欢张仪，张仪心里明镜似的，赶紧出逃到魏国去，好歹得以善终。
商鞅变法的作用范文3
关键词：商鞅变法 秦礼制 宗法制度 君主礼仪制度
商鞅变法是商鞅在秦国实行的一次全面的、彻底的变革，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实施，为秦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根基，影响深远。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是法家思想，从历史发展来看，该变法似乎与当时的礼制相悖。但是，根据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并结合出土的历史文物来看，商鞅变法非但没使秦礼制消失，而是促进了秦礼制的发展与变革，逐渐形成了更加合理、实用的新的秦礼制度，对后世的礼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研究问题的缘起
礼制，即礼乐制度，主要包括两部分，礼仪制度和道德行为规范，其中礼仪制度是道德行为规范中引申出的制度化的内容。秦礼制，也就是秦国时期的礼乐制度，商鞅变法之后，对于秦礼制发展演变的研究及讨论不曾停止。经过长期的探讨，历朝历代的史学家们坚持一个观点，那就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礼”逐渐丧失，称商鞅变法“垄断教化，积蓄百姓怨恨”，变法后秦国“蛮横无礼”，成为“虎狼之国”。
根据一些出土的文物、历史资料来看，商鞅变法后，秦礼制并未消失。《史记》记载：“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利益，采挥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朗迁济济，依古以来。”《通典》记载：“秦平天下，收其仪礼，归之咸阳，但衿渥鹁抑臣，以为时用。”这些都可以看出，秦国经过商鞅变法，“礼”并没有丧失，反而更加实用、合理，其有益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针对商鞅变法后的秦礼制的演变，从一些礼仪制度方面来看，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从一定程度上可以澄清“商鞅变法之后秦无礼”的论断。
二、商鞅变法期间秦礼制演变的表现
（一）群主礼仪方面
春秋战国时期的君主礼仪，主要包括祭祀制度和营国制度。随着商鞅变法的开展，秦国的君主礼仪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从商周时期开始，统治者非常重视祭祀制度，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活动来进行，并且制定了非常复杂的程序和内容，成为君主关注、参与性非常高的国事活动。在繁琐的程序和内容中，最著名的是祭（是古代祭祀天地五帝的固定处所）。当时，君主的权利，主要通过祭祀的形式和规模来呈现。最初，周朝出现祭时，目的是为了让民众表达对神灵的尊敬。《索隐》记载：“，止也，言神灵之所依止也。……谓为坛，以祭天也。”这时祭祀的对象是神灵。而到秦国时期，祭祀有了很大的变化，表现为祭祀的对象由神灵转为天子，但并为祭祀设立了专门的君主住址，供祭使用。到秦始皇时期，祭以发展的比较固定和完善，成为当时国家必不可少的祭祀活动。
营国制度方面。营国实质上是以城为中心的城邦。营国制度是先秦礼制的一个重要部分，用于维系天子与各个诸侯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主要体现为等级关系。据记载，秦国的都城在战国时期有过高达八次的迁移，在商鞅变法期间，都城先后为栎阳和咸阳，其中咸阳为主要城市。秦朝的八个都城中，咸阳是地位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并且咸阳的城市布局是遵循营国制度的，从相关记载中可见一斑，比如“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迁徙置少城内城，……与咸阳同制。”
（二）士礼方面
秦国的士礼制度在商鞅变法之后，是走向衰落的。商周时期，礼乐制度的一个方面就是用鼎制度，鼎的数量、纹样等彰显着主人的身份和权力。
战国时期，士大夫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用鼎规格一般是铜 5 鼎。但是到战国末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士大夫为为铜2鼎甚至是铜1 鼎。可见商鞅变法之后，对士大夫的用鼎规格进行了限制，甚至失去了用鼎彰显身份的意义。
目前，根据所出土的秦朝时期的文物来看，并没有发现铜质食器。而在战国早中期，用鼎制度最主要的就是食器、礼器组合，如果没有石器，那么礼器也失去了用鼎制度组合的意义，二者是结合存在的，如果失去食器，礼器也不能称其为礼器，这些也反映出了秦朝时期士礼制度的衰落，与商鞅变法中的社会阶层改革有一定关联。根据商鞅变法的内容，也可以推断出士礼制度的衰落，商鞅提出“军功爵”，无论出身贵贱，只要立下军功，都有资格接受爵位，进入上层社会。商鞅的这一改革打破了传统士大夫的授爵制度，也使士礼制度失去了生存的根基。
三、商鞅变法对秦礼制演变的影响
商鞅变法使秦国的经济、社会、军事能力等得到提高，促进了秦国实力的增强。当然，这一时期，秦朝的礼制发生了改变，比较明显的是君主礼仪的完善及士礼制度的衰落。商鞅变法的实施在其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摧毁宗法制度
商鞅变法中提出“奖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至此，秦国的传统的宗法制度被摧毁，并且士大夫们的权利分配需要靠君主分配。士大夫们的生活资金来源需要靠朝廷的发放，而且权利的行使需要君主的任命。加之“土地私有制”的提出，传统的领地制度被摧毁，土地所有权归劳动大众，给宗法制度以致命一击，也奠定了秦朝封建国家的机制。
（二）开创帝制礼制
秦朝时期，存在不同的社会阶层，这些阶层间的相互排斥和斗争，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统治，使统治者的权力无法施展，阻碍中央集权的发展。商鞅变法之后，实行土地私有制，士大夫的权利被削弱，大大提升了君主的权利。同时，强化了各种礼仪制度，大到营国制度、祭祀制度、陵寝制度，小到君主的更衣冠制度等。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大多数的秦人受到求胜心的影响，以胜利者自居的心态，使他们对其他文化存在着排斥和漠然的态度。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随着各个地域间的交流，原各国间的文化在不断的交流和融合，秦国的民众无形中受到其他国家文化的影响。这和商鞅推行的变法是分不开的，随着国家的统一，礼乐制度也得到了融合，秦国在统一之后，在完善礼乐制度的过程中，汲取其他国家礼乐的合理部分，不断的融合和发展，逐渐形成了新的秦国礼乐制度。伴随着商鞅提出的“重农抑商”内容的实施，秦国的经济实力提升，加之士礼制度的衰落，加速了秦国中央集权的形成。可以说，商鞅变法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秦国建立了帝制制度，为后世“皇帝”及中央集权制的推行提供了基础。
（三）礼制趋于简洁、实用
商鞅变法实行之后，秦国的礼制内容和形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商鞅变法前后，也就是战国中期到晚期，这一阶段文献资料及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出。从商鞅变法的实施和成效来看，秦国是一个非常讲求效率、实用的国家，这是其后各朝各代所无法超越的。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礼制在所有诸侯国中是最简单和实用的。就以“军功爵”为例，各诸侯国在授予军功爵时，需要考量的标准非常复杂，包括受爵者所处的社会阶层、社会地位等，而商鞅变法之后，授予军功爵时，非常简单，不论受爵者的社会地位、所处社会阶层、甚至其他诸侯国的人们，只要立军功，就有资格被赐予爵位。同时，为了体现公平，奖励军功，爵位的等级和军功者的贡献成正比。军功爵的推行，不分高低贵贱，体现了公平的原则，促进了秦国军事、社会的发展，为后代的爵位授予制度开创了先河。另外，军功爵的实施，考量简单，摒弃了传统的复杂的考量方式，反映了秦礼制在商鞅变法后的变化，即向着简洁、实用的方向发展。
四、结语
商鞅变法是一次全面、彻底的变革，也是一套较为完整的发展策略，对秦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虽然历代多数史学家对商鞅的变法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商鞅变法之后秦无礼”，主要是由于商鞅推行的一系列奖励军功、土地私有等制度，使得秦国人民在平等环境中求胜的心态，给人一种“无礼”之感。但是，从众多的文献及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非但没有失“礼”，而且在礼乐制度方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瓦解了宗法制度，开创了帝制礼制，同时受到商鞅变法的影响，秦朝的礼制在延续已有合理的基础上，向着简洁、实用的方向发展，并且不断合理化、系统化，对后世礼乐制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杨振红.从出土秦汉律看中国古代的“礼”、“法”观念及其法律体现――中国古代法律之儒家化说商兑[J].中国史研究，2010，（04）.
[2]焦泽阳.中国传统伦理与古代都城形态礼制特征的历史演进研究[D].南京大学，2012.
商鞅变法的作用范文4
但23年后，当秦孝公和商鞅去世时，秦国已一跃成为“超级大国”。这对君臣的相遇，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变法时代。如果没有他们，140年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也许难以实现。
在魏国兜售自己
商鞅是卫国公族的后裔。他所置身的战国时代，是一个饱学之士周游列国、到处兜售自己的时代，他们不需要祖国，朝思暮想的都是知遇之恩。
商鞅也不例外。他从小研读刑名之学，摸索出一套变法理论。尽管对法律、军事的研究已超出前辈吴起、李悝，但他的这套办法，在本国毫无兜售希望。
第一个机会来自魏国。魏国国相公叔痤，对商鞅的奇谋十分欣赏。不知道是商鞅的不幸，还是魏国的不幸，就在公叔痤决定向魏惠王推荐商鞅时，公叔痤已被病魔夺走了大半条命。他只能竭尽余力，告诉前来探病的魏惠王：“我死之后，希望您能以举国之事，听候商鞅的调遣。”
魏惠王估计被公叔痤这句话吓到了：商鞅？他才20出头，乳臭未干！当然，他尊敬老臣，没有当面说国相老糊涂。
公叔痤非但没有老糊涂，反而姜是老的辣。他看懂了魏惠王的表情，无奈，狠了狠心说：“既然您不用商鞅，那一定要杀了商鞅。”人才如战略物资，自己不用也不能资敌。
等魏惠王走后，公叔痤越想越不是滋味，一个青年才俊将因自己而死？不知是不是人之将死，其心也善，他派人叫来了商鞅，告诉他事情的经过：“你赶快逃走吧。”
公叔痤的急切溢于言表。看来，他一生最后的努力就是保全商鞅的性命了。然而，面对一个垂垂老者，商鞅的表现告诉大家，姜不一定老的辣：“国王既然不能听您的话而信任臣下，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杀臣下呢？”
果然，魏惠王没有杀商鞅。
公叔痤死了，商鞅在魏国的前景也就等于零。下一步去哪里？他把战国七雄一字儿排开，思索哪个国家会成为自己的买家。
恰在此时，秦孝公的“求贤令”了。
商鞅的目光越过了函谷关，他决定入秦。
三见秦孝公
商鞅见到秦孝公，是宠臣景监引荐的。
第一次见面，商鞅还弄不清秦孝公的想法。他试探性地从三皇五帝讲起，还没说完，秦孝公已经打起了瞌睡。事后，秦孝公怒斥景监：“你推荐的什么朋友，就知道夸夸其谈。”
见到秦孝公的这个反应，商鞅反而高兴了：“原来秦公的志向不在帝道。”第二次见面，他又从王道仁义讲起，秦孝公的兴致比前一次好点了，但还是觉得不着边际，哈欠连天。商鞅更高兴了：“秦公志不在王道。”
于是，第三次见面，商鞅劈头就问：“当今天下四分五裂，您难道不想开疆拓土，成就霸业么？”
秦孝公立刻精神了，他要的就是霸道！听着听着，他不由自主地向商鞅靠拢。最后，秦孝公不再矜持，激动地握住商鞅的手：“请先生教我。”
说服了秦孝公，商鞅的强国大计只是销售了一大半。秦国的重臣还对变法有所保留，甘龙、杜挚等人，就对商鞅的一套毫不买账：“商鞅来自外国，他根本不了解秦国的实际情况，国君不过是被他的花言巧语迷惑而已。”
聪明的秦孝公并不急于表态，他要看看商鞅如何应付――如果你的变法政策连大臣都说服不了，还如何推行全国？商鞅站了出来，和群臣展开了一场著名的“答辩会”。甘龙说，要效仿先圣。商鞅就历数那些成败君主，凡是有作为的必有所创造，有所超越，陈陈相因导致衰亡，顺应时势才能大展宏图。一番滔滔雄辩，把对方驳斥得哑口无言。
说服了大臣，商鞅的变法政策还只在朝廷站稳了脚跟。但是，老百姓会相信你的新政策吗？商鞅想到了一个办法。
一天，商鞅亲自来到国都的南门，令人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百姓不知所以，纷纷前来围观。商鞅宣布，能把这个木头扛到北门，即赏十金。“这可是重赏啊！”人群中一阵惊叫，却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商鞅果断地把赏金提高到五十金。终于，有个年轻人出来，他轻松地把木头搬到北门。众目睽睽之下，商鞅当场付款。
举国轰动了：商鞅是信守承诺的！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开始了彻底而系统的改革。土地制度变化了，开阡陌，除井田；治安管理加强了，什伍连坐，互相监督；贵族特权取消了，奖励农耕，生产的粮食多也可以立功，优秀的农民可以扬眉吐气；爵位等级秩序建立了，不分平民贵族，以战功授奖，只要立功多，就可以富甲一方。秦国的军队从此变成虎狼之师。既然杀敌取胜可以带来财富和地位，何乐而不为呢？
十几年里，“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公元前350年，在商鞅的主持下，秦国迁都咸阳，以郡县制划分行政区域。接着，秦国夺取魏国河西之地，迫使魏国迁都大梁。甚至，那个名义上的皇帝周天子，也要如同诸侯一样向秦国祝贺。普天之下，秦国之外，已无强国。
秦孝公兑现了他在“求贤令”中的诺言：“与之分土”。商鞅被封为大良造，因战功封於、商十五邑，号商君。巨大的荣誉与权力倾覆朝野，商鞅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死在自己的法律下
但是，秦国的强大并不符合所有秦国人的利益，首当其冲的是旧贵族。在特权被取消之后，他们变成了商鞅的死敌。
早在变法之初，太子就指责过商鞅：“新法严峻。”按照商鞅的政策，敢说新法的坏话，这还了得？罚不了太子，也要罚教导太子的两位师傅――公子虔被割了鼻子，公孙贾脸上被刺了字。
法律的权威虽然得以保障，但未来的国君却得罪了。有人劝商鞅急流勇退。但是身在权力的顶峰，又有几个人懂得退？大概商鞅以为自己仍可以逢凶化吉。他对政治的瞬息万变，对君主的自私一面，估计不足。他对平民生活，毫无兴趣。于是，在秦孝公后期，商鞅有太多的机会为自己留退路，但都被他放弃了。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这是很多人潜心等待的一个时刻――时势会因为一个人的存在与否而发生巨变。太子驷继位，为惠文王。公子虔等人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他们告发商君谋反，发吏追捕。商鞅有口难辩，唯有逃亡。
在一个月色初上的黄昏，商鞅逃到了函谷关，关守尚不知咸阳城中的变故。但商鞅万万料想不到的是，他出逃太急，忘了带验证身份的凭证，而每一家店主都告诉他：“我们商鞅大人制定的法律，留宿没有证件的旅客，店主要受连坐之罪！”
商鞅变法的作用范文5
苏格拉底：为民主理想而死
苏格拉底是战士，他曾多次代表希腊出征，不仅杀敌英勇，而且冒险救人。他主张并且率先锻炼身体，他认为健康的体魄不仅有利于战时杀敌，也有利于和平时的思考。但是，当时的希腊，正面临堕落，苏格拉底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城邦走向衰落，痛心疾首，如同东方的孔子一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努力要使自己的城邦重新振作。他研究城邦的政治和社会的伦理，他自称是思想的助产士。他到处演讲，推广自己的观点，他指责政治腐败，抨击社会堕落。他认为，人们过分关心自己的财产，而对于灵魂的丧失毫不动心。但是拥护他学说的人跟反对他学说的人一样众多。当更多的人不耐烦他的说教的时候，他最热心的民主制度给他带来了最终的审判，他不信神并且腐蚀雅典青年的罪名成立，他要被处以死刑（饮毒酒）。
苏格拉底可以不死。他可以选择认罪，然后道歉，请求法庭宽恕。但是，苏格拉底认为这是为了生命而出卖灵魂，他高贵的头颅不能因为生命而低下。他拒绝这样生。
他还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有人给他出这笔钱，交给法庭一笔钱，换取生命的保留。然而，这再次被苏格拉底拒绝。
即使如此，苏格拉底仍然有活的希望，那就是逃走。有人为他办理了一切，买通看门人，准备好了逃出希腊的船只以及所有费用。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苏格拉底看到监狱的后门开着，就走了出来。所有知情人都为苏格拉底高兴，他们以为他从此开始踏上逃亡之路。然而，苏格拉底却是出来散步的，他要最后看一眼自己热爱的希腊城。然后，他又安然地走回了监狱。
希腊人投票决定了他的死，而他一直是希腊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他反对的是希腊的堕落，他希望希腊的民主制度更加健全。然而，悲剧就在这一刻发生了。他的理想显然没有得到希腊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在他的生命和雅典制度之间，苏格拉底选择了后者。他说：让雅典人杀我吧！宁为受难者而死，不为叛逆者而生。作为教育家的苏格拉底，他希望用自己的死再完成一次教育活动，他想自己的死会成为雅典的一个经典教材。
商鞅：拼死延续生命
苏格拉底死后63年，在东方的秦国，叱咤风云的商鞅也面临生死抉择。商鞅来自卫国，曾经在魏国努力，因为不被重用，便投奔秦国。正赶上秦孝公向天下招揽人才，两人一见如故，秦孝公立刻重用商鞅，在秦国大搞改革，史称“商鞅变法”。商鞅取消贵族特权，废井田，开发农业和水利，奖励耕战，加强对人民的管理，推行郡县制度和残酷的连坐制度。秦国迅速强大起来，邻国魏国为了躲避秦国的锋芒，迁都大梁，连周天子也来主动讨好秦国。
商鞅为了贯彻新法，不惜与旧贵族公开决裂，甚至对太子的师傅也进行刑事惩罚。秦国的强大也让商鞅获得了利益，他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臣，秦孝公还分封商鞅十五邑，号为商君，荣誉、地位、利益都汇聚到了顶峰。
商鞅在秦国努力工作了十八年，秦国在商鞅执政时期成为战国七雄的领跑者。但是，商鞅积累的矛盾也在日益增加。商鞅的真正基础其实就是秦孝公的信任与支持，因而命系一人，这个政治基础是十分脆弱的。纵横之士赵良就看到了商鞅潜在的危机，在秦孝公病重的时候，他劝商鞅激流勇退。赵良说：你是依靠宠臣跟秦王联系上的，又是靠着秦王的支持获得这么多荣誉和利益的，如果你如今仍然贪恋你的地位，就像晨光下的露水，想长久也是不可能的。
当秦孝公终于一命呜呼，他的太子驷继位为惠文王时候，公子虔等立刻出面告商鞅谋反，政府发吏追捕。
商鞅开始了逃亡生涯。他来到函谷关前，因为关口已经按时关闭，商鞅只能寻找投宿，待天明马上出关。于是，商鞅遭遇了由他一手造成的困境：他是逃亡之人，没有政府发放的证明文件，而这正是他当年规定的，店家要是收留没有证件的客人，要受到法律惩罚。所以，没有哪家客店敢收留他。历史记载，此时的商鞅十分感叹，他说道：“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他后悔了，他原来制定的法令竟然有如此弊端。“遁来关下无人舍，正为商君法太行”。
商鞅还是想办法逃到魏国，然而，魏国不仅自己不收留商鞅，还劝说其他国家不要收留商鞅。商鞅现在是秦国的叛臣，而这个秦国因为商鞅的努力如今更加强大。魏国不敢得罪秦国，但是也没有用捉拿商鞅来讨好秦国。商鞅只好再从魏国返回秦国，困兽犹斗。他回到自己的封邑，发动自己有限的人力组建了一支军队去攻打郑国。秦国没有让商鞅的计划得逞，发兵攻打商鞅，商鞅战败而死。秦惠文王还不罢休，依然把商鞅车裂，并宣告世人：“莫如商君反者！”
商鞅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到底心怀怎样的念头，我们至今仍然无法弄清。但是，商鞅在拼死延续生命，这是没有问题的。
在人与制度之间，二人都是牺牲者
苏格拉底本质上还是学者，他到处演说，接收学生，以推广自己的理念为宗旨，不屈不挠。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经过改革以后，扩大了社会基础，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希腊城邦的管理之中。民主基础扩大了，但是相伴而来的新问题也出现了，执政者素质下降，利用职权大搞个人利益成为普遍现象。这些都成了苏格拉底忧心忡忡的问题，他大声疾呼，提高执政者素质，改善民主制度。他看到了现有制度潜在的危机，但是也被很多人看成是自己既得利益的威胁者。于是，他终于被法庭判为有罪。
商鞅为百姓制定法令的时候，不会设想自己也有证件不足的问题。当他自己也受到同一部法律约束的时候，立刻反身来指责法律了。他为什么不高兴商鞅的法律比商鞅本人还具有生命力呢？商鞅毕竟是政治家，投身政治本身没有社会理想因素，仅仅是为了图谋个人的发展而已。所以，在这样的政治家眼中，法律也好制度也好，都是自己谋生的手段，并不是自己的人生理想。所以，当个人生命面临威胁的时候，他毅然决然选择放弃制度。
说商鞅谋反当然是冤枉的，说苏格拉底腐蚀雅典青年同样是冤枉的。然而，一个是端坐在监狱中岿然不动的苏格拉底，另一个是函谷关前慌不择路的商鞅，他们分别为截然不同的选择而努力奋斗。
商鞅变法的作用范文6
由于独尊儒术的缘故，我国历史上对于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快速改革的商鞅的评价并不是很好。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这样评价：“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后人又说：“卫鞅入秦，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但是也有人肯定商鞅。比如北宋的大改革家王安石在评价商鞅时曾动情地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王安石极为推崇商鞅的诚信品质和言必行、行必果的为政气度，并把商鞅的“信诚”看得重于百金。《资治通鉴》中则把商鞅的“信”提到为政者的必备素质来衡量：“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同样肯定了诚信于为君和为民的重要性。
新编秦腔历史剧《商鞅立信》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关照历史和历史人物，在客观评价历史的基础上充分肯定商鞅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胸怀和作为。该剧以战国时期，七雄纷纷争霸天下，秦孝公为了重振秦穆公的霸业，力图富国强兵，收复河西失地，遍贴招贤令为背景，引出了魏国中庶子30岁的卫鞅欣然应招人秦，“三试孝公”实施变法的重大历史事件。着力展现商鞅言必行、行必果，为实现秦国富国强兵理想不懈奋斗的改革家的人格魅力，以及秦孝公为求国富兵强、收复失地而真诚纳贤、不畏险阻、勇往直前的雄才大略。该剧不仅有曲折动人的戏剧情节，有多方位、多角度的矛盾冲突，有较深刻的人性刻画和情感渲染，还较好地表现出了商鞅对秦君的义，对秦人的信，对母亲妻子的情，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达到了情理相融、撼动人心的戏剧效果。
该剧表达方式比较新颖，它不是从正面铺排描述改革的整个进展过程。而是选取了一个独特角度，即树立诚信，表达了改革为民、以民为本的主题。剧作者首先通过“临终荐贤”、“雍城之搏”两场戏，把战国时期七国争雄，霸道立国的时代特点展现在观众面前，在这一特定的规定情景下，呼唤法家代表人物的出现已经成为时代的必然。如果说商鞅人秦反映了历史对改革者的必然要求的话，那么，孝公与商鞅的遇合则体现了时势造英雄的时代特点。“三试孝公”一场中剧作者为两人的相遇写下了令人荡气回肠的文字。在特定的规定情境中，两人打开了心扉，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卫鞅(唱)三次进宫把孝公见，
专论霸道成奇谈。
以身家性命相许诺，
要在秦国开新篇。
在剧中，我们感觉到了卫鞅立志变法的赤诚之心和秦公求贤若渴的心理期待。剧作通过一系列的对话和动作，展现了两人由隔膜陌生，相互审视试探到相识相知的过程，秦国“霸道立国”的明智选择预示着日后灭六国、统一中国的大势所趋。
“徙木立信”一场戏是卫鞅取信于秦民的生动反映，在戏中，扛木头赏十金的情节十分风趣。木头很轻，奖赏却很重，人们如何也不信，剧作者抓住民众的这种心态进行加工，使“徙木立信”的传说更具有秦地民俗文化特征，可看性大大增强。突现了卫鞅言必行、行必果，一言九鼎，取信于民、为民立信的改革家的风范。
然而。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它带来的不仅是秦国的兵强国富。还伴随着因为触动贵族旧势力的既得利益而引发的不满和仇恨。“敲山震虎”一场，被削去官职的杜挚、甘龙怂恿太子驷抗衡新法，指示青年朝臣与打手殴打景监的事件，隐含了改革派和抵抗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暗中较量，对立力量的足够强大，给该剧的高潮做了很好的铺垫。
黑格尔说：“人物性格取决于情境”，足见情境在戏剧创作中的重要性。而由事件引发的复杂关系，则是人物情境的因素。第七场“柳暗花明”是该剧的高潮也是最为感人的场次，因为它营造了复杂的戏剧情境：太子驷的抗衡新法和景公公的被打事件使该剧的戏剧情势发生了逆转，处在改革风口浪尖的商鞅成为攻击打压的对象，母亲、妻子的担心和恩公被打的事件使人物处于矛盾之中。正在这时赵国赵成侯派人来下请帖请商鞅做相国，这一切把商鞅推到两难的处境：是走是留?是深入改革，报答孝公的知遇之恩还是放弃一切前往赵国重新开始?当商鞅准备听从母亲劝告逃离秦地前往赵国时孝公突然出现。在这一场里，由于戏剧情境的尖锐，使人物性格得到充分展现：
卫鞅好。咱就直奔赵国!!
不想，此时秦孝公突然踏进门。大家都感到愕然、哑场，静止得令人窒息。君臣互望，互相打量，转圈。卫母叹息一声，携娇娥下。
(卫鞅和秦孝公好像不认识似的，久久地对视，似乎都看穿了对方的心底。毕竟共事、相识相知了一场。突然爆发地大呼对方名字)
秦孝公 卫鞅――(泪如滚豆而下)
卫鞅 大王――(潸然泪下)
商鞅和孝公对视一幕，是两个有作为男人的互相审视，虽无言但蕴含深邃。看到这里，观众不禁为人物的命运以及君臣两人胸怀改革图强的作为、相识相知的特殊情感而感动落泪……这是戏剧情境的强大带给观者的观赏感受。
商鞅变法的故事尽人皆知，不同体裁均有涉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话剧《商鞅》，曾以恢弘的气势展现了改革家商鞅变法成功，身死车裂之刑的壮烈人生，让观者陷入深沉的人生思考之中。秦腔《商鞅立信》立足于商鞅立信为民的主题推演故事，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