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语录范文1
在曾国藩的日记中，他这样记录：“李申甫自黄州归来，稍论时事。余谓当竖起骨头，竭力撑持。三更不眠，因作一联云：‘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用自警也。余生平作自箴联句颇多，惜皆未写出。丁未年，在家作一联云：‘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静；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用木板刻出，与此联颇相近，因附识之。”李申甫是曾国藩身边最为信赖的幕僚之一，此人尽管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太多东西，但经常出现在曾国藩的家书中，每到关键时候，李申甫都能给予曾国藩很多有用的建议，可见也是一位智囊！因此，曾国藩也愿意和他交流探讨时局。1859年的大清可谓是内外交困，内有太平军造反，外有西方列强欺凌，而大清政府内部也是问题多多，所以，曾国藩等人对于大清的结局并不看好，唯寄希望于一些文臣不爱财、武将不怕死式的贤臣能支撑起大清这个烂摊子！而中国人认为要治国平天下，首先就得修身，因此曾国藩写出了“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的对联以自励，在曾国藩看来，大清再怎么动荡不安，自己首先要做到“不怨不尤”。
1859年，曾国藩率领的湘军与太平军的角力也算是进入了相持阶段，两军互有胜负，也就是在这一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战死疆场，由此可见战争的残酷。以前阅读《曾国藩家书》，我们可以感受到曾国藩因为战争带来的那种焦虑，因此，曾国藩失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来源于战场！他在《茶余偶谈》中这样记录：“夜阅《荀子》三篇。三更尽睡，四更即醒。又作一联云：‘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至五更，又改作二联。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一云：‘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曾国藩因为战争而失眠，所以他希望通过阅读来缓解自己紧张的压力，而《荀子》是一本较好的读物，这是一部给人力量的书，我们曾经读荀子的《劝学》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正能量”！显然，曾国藩也是希望《荀子》能给予他力量，正因为读《荀子》，曾国藩才悟出了很多人生道理，他觉得在做事上，没有容易的事情，也没有困难的事情，只要脚踏实地地去做，就会取得成功；在做人上，只要与人为善，就可以了！显然，曾国藩通过读书起到了很好的心理按摩效果。
曾国藩失眠不是一天两天，从十月到十一月，一直都失眠，曾国藩也很苦恼，他也在反思自己为何失眠，在《茶余偶谈》中我们看到曾国藩是这样记录的：“近日之失，由于心弦太紧，无舒和之意。以后作人，当得一‘松’字意味。”曾国藩也找到了失眠的根源，他认为是自己的神经绷得太紧的缘故，所以他在日记中强调“以后作人，当得一‘松’字意味”。事实上也是这样，你神经越紧张，越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关键还是要放松心态。当年上海的跳高王子朱建华本可望打破世界纪录，结果却因为精神高度紧张，只在洛杉矶第二十三届奥运会跳高决赛中，以2.31米的成绩获铜牌。当然，这跳高和曾国藩打仗不可同日而语，打仗是要死人的！但道理还是一样的，做任何事情，紧张是没有任何好作用的！
曾国藩语录范文2
戒多言
嘴巴是用来说话的，好论人长短，几乎是人的天性，只是有的人知道怎么把握分寸，有的人却信口开河，曾国藩也不例外。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曾国藩直接上疏，直指咸丰三个缺点：见小不见大、不求实际、刚愎自用。曾国藩敢于说皇帝的不是，自然是犯了天威，结果引得咸丰龙颜大怒，直接把奏折摔在地上，准备治曾国藩的罪，幸亏在穆彰阿、倭仁等人的劝阻下才作罢。曾国藩自己想做一个清官，又希望别人也是清官，看到满朝文武个个都贪财好色，他口无遮拦地去批判这些官员，结果得罪了朝廷众多大臣，几乎成了朝内大臣的公敌。咸丰二年，曾国藩得到了江西乡试主考官的外差，终于逃离了处处是敌的北京。然而即使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曾国藩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江西，他那口不择言的个性又把江西的官绅给得罪了，结果也是处处碰壁。经过这么多的磨难之后，曾国藩终于悟出了都是“多言”惹的祸！于是，他下定决心，在生活与工作中处处留心，每天都把见的人，说的话，看的书通过日记记录下来，以此反省自己的得失。通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曾国藩“好论人是非”的毛病得到了彻底的根治。曾国藩写信给他的好友刘蓉时，语言有了很大的改变，连刘蓉都感觉曾国藩像变了一个人！改善了语言之后，曾国藩为人处世更加圆融，人际关系也从当初的四处碰壁发展成后来的左右逢源。
曾国藩教育儿子曾纪泽说：“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不肖，曰傲，曰 讼，即多言也。”曾国藩认为，如果想使用言语超过压制别人，即使胜了，别人也不会服气，为人处世上，还是应当言语谦逊一些为好。争吵往往没有是非可言，结果常常会意气用事。一个人牢骚太多，结局必然抑塞，无故而怨天，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人必不服。抑郁不平之气，往往伤人害己。
戒忿怒
心态是人生幸福的根源，一个人容易被人激怒说明这个人的心理还没有成熟。我们常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曾国藩为什么要“戒忿怒”，其实就是想营造一个平静如水的心理环境，保持积极的人生观。
为了修炼自己的心理，曾国藩向他的好友冯树堂学了静坐之法，希望能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开始时，曾国藩的静坐并未达到排除杂念的效果，是形静而神未静。正如他自己所说：“静坐之法，养气之方，都只能知，不能行。”例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的正月初一，他就在日记中载：“是日为车夫忿怒两次。”还有一次，曾国藩才考上进士进入翰林院不久，他的父亲也跟着他住到了北京。有一个名叫郑小珊的好朋友来曾府给曾麟书看病。因为郑小珊跟曾国藩关系很好，而且医术高明，两人来往也比较多，所以说话也很随意。那一天，不知道曾国藩跟郑小珊说了什么，郑小珊当时就很反感，当场吵了起来，郑小珊拂袖而去。事后，曾国藩越想越觉得自己不对。他后悔万分，在日记里反思说：“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曾国藩知错就改，决定去郑小珊府上道歉，恰好郑小珊也是个豁达之人，那一天来曾府祝寿，当天晚上，曾国藩去郑小珊家赔礼道歉。过了三天，曾国藩又邀上陈岱云一起去酒楼喝酒赔罪，两人冰释前嫌。
戒忮求
中国有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众多人忙忙碌碌一生，都在为功名利禄而奋斗，一些人甚至把这些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准。只是有的时候，富贵就如同火中取栗，栗没有得到，反而伤了自己。曾国藩说“戒忮求”，这是他人生悟出的一大智慧。
曾国藩语录范文3
从文义看，这不是一般用来补壁装饰的对联，而是两句箴言，甚而是不太留情面的训诫。既云“莫图便宜”，再云“且更从容”，如此措词，决不客气。跋文又说嵩焘“性近急遽”，则似暗示嵩焘的病根，正在“急遽”二字。嵩焘真有这个毛病么?
晚清太平天国战争，不论如何定名，不论如何评价，其本质仍只是内战。较诸外战，内战的胜负并不重要，岂止不重要，甚而是一种耻辱。“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才是国史的荣光。然在清代，依成王败寇之说，自然要将战胜的英雄请上凌烟阁，图形绘影，供奉香火。这是传统套路，后人可以鄙视，但也应抱以“理解的同情”，庶几称得上正视历史。当时战胜的主力，是湘军与淮军，军中有四位大佬，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所谓“中兴四大名臣”是也。只是，这篇小文并不介绍“名臣”功绩，而要讲一段“八卦”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与“名臣”关系极深，且此文所用材料恰是曾国藩书赠主人公的对联，故将“名臣”抬出来做开场白。
主人公姓郭，名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又作云仙，是湖南湘阴人。他在吾国近代史上著名，凭的是外交家身份，然在出使异邦之前，他为国人所知，却是南书房行走与巡抚广东的仕履。至于他与曾国藩的关系，则极为密切。他是国藩的老朋友兼亲家翁(其子依永娶国藩女纪纯)，也是力劝国藩出山组练湘军的赞助人。用他自己的话讲，当曰“湖南筹兵筹饷，一皆发端自鄙人”也(《玉池老人自叙》)。谊兼戚友，志事相同，以故，郭、曾之间书翰往来与诗文赠答，数量极多；今人编辑《郭嵩焘诗文集》与《曾国藩全集》，所收称闳富，然犹恐有遗珠也。惟暂不论诗文书札，且谈联语。
国藩的对联写得好，人所周知，《全集》所收题赠联语亦夥，可怪的是，其中竟无一首写给嵩焘(除了一首写给郭父的挽联)。倘非在拍卖图录见到这首对联，还真是一件憾事。联云：“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益：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跋云：“云仙贤弟亲家性近急遽，纂联奉赠”：署期：“同治元年八月”。按，从文义看，这不是一般用来补壁装饰的对联，而是两句箴言，甚而是不太客气的教训。既云“莫图便宜”，再云“且更从容”，那么，则是说嵩焘素来好贪便宜、不能从容。如此措词，决不客气。跋文又说嵩焘“性近急遽”，则似暗示嵩焘贪便宜、不从容的病根，正在“急遽”二字。嵩焘真有这个毛病么?
还真有。前此，道光二十五年，嵩焘参加会试，不幸落第。国藩特地写了《送郭筠仙南归序》，一则略示安慰，一则凛然相做。安慰的套话不提，只看首尾两段做戒语。开篇即云：“凡物之骤为之而遽成焉者，其器小也”；表面上，这是安慰，意谓嵩焘此次不中，没关系，大器晚成嘛。其实呢?且看末段：“孟子曰‘五谷不熟，不如荑稗’；诚哉斯言也，筠仙勖哉。去其所谓扦格者，以蕲至于纯熟，则几矣”。意谓，嵩焘此次不中，非关运气，只怪你修养未臻“纯熟”；再不警省，哪怕你禀赋上佳，也会落得“不如荑稗”的结局呢。何以国藩出语如此严厉?在京期间，嵩焘哪些言行令国藩不满?已不可考。今可知者，则是早在写下这副对联以前，国藩即已看出嵩焘有希冀“骤为之而遽成焉”的毛病。“骤”与“遽”，正是“急遽”。
再看这首对联的撰写时间：同治元年八月。其时，又有什么要紧事，令国藩在军事旁午之际，忙里偷闲，“纂联奉赠”亲家翁呢?原来，这一年，李鸿章创立淮军，开始“单飞”，经国藩密保，升任江苏巡抚。他一向欣赏嵩焘的人品与才干，便欲请嵩焘到忙，奏充江苏布政使。岂知国藩闻讯，大不以为然，当即致书阻止，云：“(嵩焘)性情笃挚，不患其不任事，而患其过于任事、急于求效，宜令其专任苏松粮储道，不署他缺”；按，论职衔，布政使优于粮道。鸿章显欲提携嵩焘，国藩作为鸿章的老师、嵩焘的老友，看到一门之内，师弟亲朋，互帮互助，其乐融融，本应高兴才是，怎么非要杠一横炮呢?从“患其过于任事、急于求效”一语而论，殆仍不放心嵩焘的“急遽”。此信作于闰八月，对联作于八月；看来，国藩不仅致信令鸿章勿对嵩焘太过“抬爱”，且以赠联的方式提前给嵩焘打了预防针。果然，嵩焘抵沪，仅任粮道，未署布政使。然则此联还真不仅是亲友间泛泛赠以箴言，而是直言无隐有的放矢的训谕。所谓“莫图便宜”，是劝嵩焘不要汲汲于官位之高低，莫一上手就非副省级不可；“且更从容”，则是说，去了上海，莫“急遽”，一步一个脚印，好好干，回头再做更大的官决不是问题。
嵩焘似乎接受了国藩的劝诫。他在江苏任上，不仅发扬了“筹兵筹饷”的本领，还参与主持了苏松减赋的大事。明年，以绩优，诏命嵩焘署广东巡抚。倘若嵩焘自此捐除“急遽”之病，臻于“纯熟”，“从容”行事，那么，国藩的赠联还真有大效。但是，变换气质，谈何容易。嵩焘在粤抚任内，老毛病再度发作。先是与两任总督毛鸿宾、瑞麟闹别扭，其后，又因征剿太平军余部之事，与左宗棠(其时为闽浙总督，也是他的亲家翁)大生龃龉，闹得狼狈不堪，最终辞职了事。回家后，嵩焘愤愤不平，写信给国藩，痛斥宗棠“倾轧”，并请主持公道。国藩复书，不仅不为他抱不平，反而要他自省，云：“(汝)每遇褊急之时，有所作为，恒患发之太骤”(同治五年五月初四日)。按，“褊急”与“发之太骤”，仍是说他改不了“急遽”的老毛病。
这一回，嵩焘不领国藩的情，他觉得自己没错。于是，他四处写信， “揭露”左某人的“劣迹”，颇有号召天下人共弃之的势头，文祥、李瀚章鸿章兄弟、沈葆桢等人都接到了他的“控诉状”(有关书信俱未收入《诗文集》)。然而，效果不怎么好。宗棠依然直上青云，嵩焘依然命交华盖，士林舆论也未因此改观。羞恼交并，嵩焘自此隐居不出，直到光绪三年，方奉命出使英国。以前因“急遽”在处理国内事务时犯了错吃了亏，如今，出使是外交任务，嵩焘该舒一口气扬一下眉了吧?不然。在国外，他与副使刘锡鸿产生矛盾，明争暗斗，又败下阵来，最终托病归国。
回到湖南，嵩焘心灰意冷，誓不再出，惟以修县志、读《礼》、解《庄》为乐，似已彻底捐弃了“褊急”之病。但是，当他听到左宗棠逝世的消息，仍要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公负我，我不负公”；至死也不愿原谅老朋友。其实，细按史事，即知左、郭在广东的冲突，关于公事者八九，因性格矛盾而产生的误会，微乎其微。嵩焘非要念念不忘，仍是“褊急”本色。在家，他又写了回忆录(即《玉池老人自叙》)，历举自己推举曾、左的功劳，自诩安邦治国之才，而慨叹生平际遇不及此二人，以致未能建功立名，最末，犹欲“嘴硬”，云：“生平学问文章，勉强可以自效，而皆不甚属意，惟思以吾所学匡时正俗、利济生民，力不能逮也，而志气不为少衰。”表面上，达观知命，究其实，不过是一肚子牢骚，仍然“褊急”也。
曾国藩语录范文4
关键词曾国藩理学礼学历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0-0090-08
评价一个学者的历史价值，不仅要回答他的学术是什么，还要回答他的学术为什么是这样以及对后世的作用与影响。曾国藩的学术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他在吏治腐败、帝国危机的背景下复兴宋学，试图改良风俗，挽回道德人心，从而促成了晚清宋学的复兴运动。他宗宋儒，同时又不废汉学，主张汉宋调和，从而使汉宋学术长期对立的局面得以终结，促进汉宋调和成为晚清学术的主流。他以礼学会通汉宋，既坚守宋学的立身之道，又以礼学的经世精神吸纳新知，为礼制改革以及西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总之，曾国藩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晚清学术的新路向，改变了既有的学术版图，并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曾国藩学术思想促成了晚清理学的复兴运动
乾嘉时期，理学在汉学的冲击下，几乎溃不成军，宗宋学者廖不数人。道光时期的潘德舆曾说：
程朱二子之学，今之宗之者罕矣。其宗之者率七八十年以前之人，近则目为迂疏空滞而薄之，人心风俗之患不可不察也。……而七八十年来，学者崇汉唐之解经与百家之杂说，转视二子不足道，无怪其制行之日趋于功利邪辟，而不自知也。潘德舆：《任东涧先生集序》，《养一斋集》卷18，清道光二十九年刊本。
曾国藩的理学好友刘蓉也说：
为汉学者，阿世谐俗，漠然不知志节名义之可贵，学则吾学也，行则吾不知也。世亦遂无以行谊责之者，以谓彼特为名物度数之学，以资考证而已，不当以道义相苛。泯泯棼棼，与世同浊，学术坏而人心风俗随之。其为害有甚于良知顿悟之说猖狂而自恣者矣。刘蓉：《复郭意城舍人书》，《养晦堂集》卷8，清同治二年长沙刻本。
曾国藩于道光年间在京师与唐鉴、倭仁等人精研宋学，在当时全国热衷汉学的学术环境中，是逆潮流而动的少数派。方宗诚指出：
嘉道间，海内重熙累洽，文教昌明，而黯然为为己之学兢兢焉。谨守程朱之正轨，体之于心，修之于身，用则著之为事功，变则见之于节义，穷则发之于著述，践之于内行。纯一不杂，有守先待后之功者，闻见所及约有数人：长白倭文端公、霍山吴竹如先生，官京师时，与师宗何文贞公、湘乡曾文正公、罗平窦兰泉侍御，日从善化唐确慎公讲道问业，不逐时趋。其时在下位者，则有湘乡罗罗山先生、桐城方植之先生、永城刘虞卿先生，俱无所师承，而砥节砺行，为穷理精义之学。方宗诚：《校刊何文贞公遗书序》，见何桂珍《何文贞公遗书》，光绪十年六安涂氏求我斋校刊本。
可见，道光末年，曾国藩以理学潜修之时，理学在全国并没有多少市场；唐鉴等人的理学小团体也并不为人所注意。如果不是后来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成大功、暴大名，理学在晚清是否还能复兴，也许是个疑问。梁启超说：
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而汉学之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励，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论曾国藩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
熊十力也认为曾国藩的成功得益于宋学：
晚世为考据之业与托浮屠者，并狂诋宋儒，彼何所知于宋儒哉！唯宋儒于致用方面，实嫌欠缺。当时贤儒甚众而莫救危亡，非无故也。乃至明季，船山亭林诸公崛起，皆绍述程朱而力求实用。诸公俱有民治思想，又深达治本。有立政之规模与条理，且皆出万死一生以图光复大业，志不遂而后著书。要之，皆能实行其思想者也，此足为宋儒干蛊矣。（颜习斋名为反对程朱，实则骨子里仍是程朱。所攻伐者，但是程朱派之流弊耳。）胜清道咸间，罗罗山、曾涤生、胡林翼诸氏，又皆宗主宋学，而足宁壹时之乱。……故由宋学演变观之，浸浸上追孔氏，而求内圣外王之全体大用，不复孤穷性道矣。熊十力：《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十力语要》（1），新世纪万有文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67～168页。
熊十力指出，曾国藩宗宋学，但不孤穷性道，而是重视经世致用，能得内圣外王全体之大用。这说明曾国藩的理学是在宋儒基础上有所发展的新理学。
理学是心性的学问，偏于内圣和修身。曾国藩通过理学的修养，养成了坚强的意志，勤俭的作风，血诚的性格，以及生死利害不动于心的殉道精神。世人正是通过这些，看出曾国藩之所以成功，来源于他的学术。如清末曾廉认为：
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从讲学，历有年数。罗泽南与其弟子王、李续宜亦讲学穷庐，孜孜不倦。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以转移天下，至今称之。则不可谓非正学之效也。曾廉：《应诏上封事》，见杨家骆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2），台湾鼎文书局，1973年印行，第449页。
曾国藩的幕僚后来任湖广总督的李翰章评价说：
曾国藩初入翰林，即与故大学士倭仁、太常寺卿唐鉴、徽宁道何桂珍讲明程朱之学，克己省身，得力有自。遭值时艰，毅然以天下自任，忘身忘家，置死生祸福得丧穷通于度外。其大端则在以人事君，晋接士类，能决其人之贤否，推诚布公，不假权术，故人皆乐为之用。其过人识力，在能坚持定见，不为浮议所摇。见曾国藩著，李翰章编：《曾文正公全集・卷首》，民国廿一年（1932），扫印山房石印本，第25页。
“曾门四弟子”之一的薛福成亦认为，曾国藩之所以能立己立人，宏济时艰，转移一世之风俗，是因为讲程朱正学之效：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故大学士倭仁、前侍郎吴廷栋、故太常寺卿唐鉴、故道员何桂珍，讲求儒先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于外；立心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每遇一事，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薛福成：《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见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1～52页。
薛福成的评价大体客观。曾国藩在理学方面，不轻立说，并没有什么多少讲学文章或语录，他只是一个对理学实有心得的实践家。他为人为官与做事，有理学的气象与精神，但通而不迂，大而能容，没有前人讲学之流弊。他是有心得又能躬行实践的真道学，不同于历史上常见的只炫弄理学教条而并无其实的假道学。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打出“卫道”的旗帜，将“血性男子”和“抱道君子”吸引到自己的门下，使其幕府成为全国最大的人才基地。据罗尔纲的《湘军兵志》统计，湘军重要人物共182人，内有179人的出身可考，出身于生员以上者的达104人，占可考人数中的58%，其中仅进士、举人出身者就达19人。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第56～65页。他以理学经世的思想教育幕僚，培育人才，由他推荐、提携成为封疆大吏的如李鸿章、左宗棠、李翰章、郭嵩焘、刘蓉、杨岳斌、李续宜、沈葆桢、刘长佑、刘坤一等一批总督或巡抚都有理学的背景。曾国藩组建湘军之初，亦是靠一批理学士子为骨干。罗泽南在湖南传授理学多年，他的弟子在咸同时期多成为湘军名将，如王、李续宾、李续宜、蒋溢澧等。这些人物也多以理学义理训诫士兵，如王“常教士卒作字读书，书声琅琅，如家塾然。又时以义理反复训谕，若慈父之训其爱子，听者至潸然泪下”。罗正钧：《王年谱》，见梅英杰等编：《湘军人物年谱》（1），岳麓书社，1987年，第59页。曾国藩指出，罗泽南“与其徒讲论濂洛关闽之绪，口焦思，大畅厥旨。未几，兵事起，湘中书生多拯大难、立勋名，大率公弟子也”。曾国藩：《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5年，第305～306页。
伴随曾国藩军事上的成功，清廷也认识到了理学对于保大清的作用，开始重用一大批理学人物。同治初年，倭仁被任命为大学士兼帝师，李棠阶入军机，李鸿藻为帝师兼尚书，吴廷栋官刑部。理学官员无论在朝在野都有很大的势力。据史革新的研究，就全国来说，活跃在咸同时期及光绪初期二三十年间各地主要理学士人，代表人物有70人，分布全国17个省份。且这些人多是朝廷或地方大员，其中身为大学士、尚书、侍郎、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者，竟达15人，占统计总数的21%强。担任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要职的就有倭仁、曾国藩、李棠阶、李鸿藻、徐桐等五人。这是自康熙朝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况。⑥史革新：《程朱理学与晚清“同治中兴”》，《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在理学士人的努力下，清廷开始有意提高程朱理学的政治地位。1860年，清廷上谕，规定学人从祀文庙，“应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为断”，对入祀文庙的人选标准做了有利于程朱理学的修改。是年，以明初理学家曹端从祀文庙，位列东庑胡居仁之上。1863年，以明儒方孝孺从祀。1870年“恩准”将清初理学名士张履祥从祀文庙，并重刊《杨园先生全集》。1875年将清初理学家陆世仪从祀文庙。1876年清初理学名臣张伯行、理学士人王建常被奏准从祀文庙；又允准把已故理学名儒李元春事实交付史馆，列入《儒林传》。对健在的理学家也进行表彰，1868年褒奖安徽理学名士夏。1874年，陕西、山西两学政分别给理学名儒贺瑞麟、杨树椿、薛于瑛请授京衔。清政府以他们传授“正学”有绩，皆赐予国子监正衔。⑥
同治元年，清廷下令整顿翰林院：“自明年癸亥科起，新进士引见分别录用后，教习庶吉士，务当课以实学，治经、治史、治事及濂洛关闽诸儒等书，随时赴馆，与庶吉士次第讲求，辨别义利，期于精研力践，总归为己之学，其有余力及于诗古文词者听之。”《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52同治元年12月，大满洲帝国国务院发行，大日本东京大藏书出版株式会社承印，1936年，第16页。倭仁以大学士身份掌管翰林院后，即着手制订翰林院新规，规定翰林士子必读《朱子语类》、《朱子大全》等理学图书。各地督抚在地方创办书院，如上海龙门书院、陕西味经书院、四川尊经书院、湖北经心书院、江苏南菁书院、广州广雅书院、武昌两湖书院等，这些书院多请理学家主讲习，课程设置均以经史、性理为主，以诗文词为辅，顺应了清廷尊崇理学的学术倾向。
在图书出版方面，理学书籍在沉寂了近百年无人问津之后，再次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曾国藩创办金陵书局，各地督抚随即仿效，所出版经史图书，以历朝理学家著作为出版首选。如清初张伯行的《正谊堂全书》于同治八年由福州正谊书局刊印，是书编集宋、元、明、清理学家著作以及张氏自撰著作共66种200册。除官方刊刻之外，一些地方理学士人也筹资刊印理学图书。如陕西理学家贺瑞麟在讲学之余刻印各朝理学书籍达百种以上。其所辑图书被其门人后人汇编为《清麓丛书》，自同治至民国时期，陆续以“传经堂”名义刊印历朝理学著作多达153种。理学再次成为从官方到民间都很热衷和时髦的学问。
在理学复兴的冲击下，汉学势力一度出现颓势。广东学者陈澧感叹说：
今海内大师，凋谢殆尽。澧前在江南，问陈石甫江南学人，答云无有。在浙江问曹葛民，答亦同。二公语或太过，然大略可知，盖浅尝者有之，深造者未必有耳。吾粤讲汉学者，老辈惟勉翁在，在近年为俗事所扰。同辈中最笃学者李子迪太史，每日读注疏、《通鉴》为正功课，《皇清经解》、《五礼通考》为余功课，惜乎咯血死矣。后生辈好学者，则不过二三人耳。夫以百年来诸儒提倡之力，而衰歇之易如此。陈澧：《东塾续集・与徐子远书》，《东塾读书记》（外一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41页。
总之，晚清理学的复兴，是同曾国藩的努力与影响分不开的。在一定程度上，曾国藩的确实现了他以一人之力转移一世之风俗的人生理想。
二、曾国藩学术思想终结了清代汉宋学派长期对立的局面，促使汉宋调和成为晚清学界的共识
早在嘉道时期，伴随社会矛盾和帝国危机的加深，汉学的“护法”阮元及考证学大师段玉裁等人就已有调和汉宋的倾向。稍后，黄式三沿继戴震、凌廷堪、阮元等人学术路向，博综群经，专治汉学，但并非认为“凡汉皆好”，而主张对汉宋学“各用所长，以补所短”，黄式三：《汉宋学辨》，《居儆集》“经说三”，光绪十四年刊本。但汉宋对立的根本状况并没有改变。道光六年（1826年），持宋学立场的方东树著《汉学商兑》反击汉学家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汉宋学之间的巨大鸿沟一时难以填平。虽然已有一些学者如张成孙、毛岳生等在道光初年试图调和汉宋学的矛盾，但只有到了曾国藩登上学术的舞台时，情况才有很大的变化。
曾国藩标榜“一宗宋儒，不废汉学”，他对当时互相嘲讽的汉宋学派都各打五十大板，声称“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⑤《致刘蓉》，《曾国藩全集・书信》（1），第8、6页。他既批评汉学家不知他们的钩研故训手段实与朱子“即物求理”精神相符合，也批评宋学家蔑视汉学派的稽核之长，以致有空疏之讥。他肯定两汉经师有传经之功，“许、郑亦能深博”，“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⑤但“言艺则汉师为勤，言道则宋师为大”。《送唐先生南归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67页。他认为宋儒究群经要旨，然后博求万物之理，能得孔学正轨，因此持坚定的宋学立场，但他并不排斥汉学，甚至反对宋学家孙鼎臣“追溯今日之乱源，深咎近世汉学家言”的偏激之论。《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5页。曾国藩多次强调圣人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2页。他主张以宋学统摄汉学、经济、辞章等其他学问。
由于曾国藩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影响力，汉宋调和的观点很快在晚清为学人所普遍接受。如曾国藩的慕僚也是著名学者的李元度指出：“学术之途有四：义理也，经济也，考证也，辞章也，是即三不朽之所从入也。”李元度：《送黄奎垣训道常德序》，《天岳山馆文钞》卷31，光绪六年爽溪精舍刻本。李元度的说法其实是在重复曾国藩已说过的观点。又如罗汝怀，他也是曾国藩的朋友，其所作《湖南文征》190卷，曾氏曾经为之作序。罗氏有“《与曾侍郎书》，娓娓千言，力辟汉学宋学名义之非，于门户之见，豁然廓清，足救孙鼎臣《刍论》之偏。”④见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29、435页。南海朱次琦，乃康有为的老师，治学也不屑为门户之争，其要仍以义理为主。据其年谱记载，“尝谓汉之学，郑康成集之；宋之学，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汉学而精之者也。然而攻之者忽起。有明姚江之学，以致良知为宗，则攻朱子以格物。乾隆中叶至于今日，天下之学，以考据为宗，则攻朱子以空疏。一朱子也，攻之者乃矛盾。古之言异学者，畔之于道外；今之言汉学、宋学者，咻之于道中。果其修行读书，蕲至于古之实学，无汉学、亦无宋学也”。④冯桂芬与曾国藩亦有学术上的切磋，他曾经邀曾国藩为其《校庐抗议》作序跋。冯桂芬指出：
汉学善言考据，宋学善言义理，亦各有所长。且汉儒何尝讳言义理，宋儒何尝尽改汉儒考据，汉儒、宋儒皆圣人之徒也。汉古而宋今，汉难而宋易，毋蔑乎古，毋薄乎今，毋畏乎难，毋忽乎易，则学者之为之也。用圣人四科四教之法取之，兼收并蓄，不调而调，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冯桂芬：《阙里致经堂记》，《显志堂稿》卷3，1876年校庐刊本。
闽县人陈在夏《景紫堂全书》作序时也说：
圣人之道，载于六经，遭秦火后，汉之诸儒掇拾煨烬，纂辑残缺，殚勤于文字训诂之间，虽微言大义，有未暇及，而使后儒得所考据以求圣人之间，功亦不细矣。有宋五子兴，席汉儒之业，因经求道，超然独契《太极》、《西铭》、《定性书》、《好学论》诸作，实能发前贤所未发。至朱子集群儒之大成，其于经训尤殚精研思，条分缕析，无不根极于理要，圣道由是大明。见夏：《景紫堂全书》卷首，民国十年刻本。
夏氏《景紫堂全书》初刻于同治六年（1867年），陈此序大致应作于此时。但他的观点其实是曾国藩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所作的《送唐先生南归序》中早已表达过的。
晚清不少治汉学的学者亦开始汉宋兼采，主张折衷汉宋。如岭南汉学大师、学海堂山长陈澧，一生泛滥群籍，凡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及诸经子史，无不毕究。他的《东塾读书记》有乾嘉诸师治学精严之风，但无乾嘉学派门户之见，破汉宋之门户，立论较为持平。他反对轻诋前贤：
自非圣人，孰能无误。朱子虽大贤，其书有误，后学固当商订之。然商订古人之书，必当辞气和平，不可嚣争，不可诟厉，若毛西河所著《四书改错》，不知《论语》朱注，“学”训“效”，本于《广雅》，而曰从来“学”字无此训，则非朱子之错，乃西河之错也。陈澧：《樊昆吾先生论语注商序》，《东塾集》卷3，光绪十八年菊坡精舍刻本。
陈澧这些话，早已是曾国藩发挥过的剩义。曾氏在《复夏教授书》以及其他文章中多次表示反对“轻诋前贤”的做法，主张“或博核考辨，大儒或不暇及，苟有纠正，足以羽翼传注”，并斥“西河驳斥谩骂，则真说经中之洪水猛兽矣”。曾国藩：《复夏教授书》，《曾国藩全集・书信》（5），第3467页。
陈澧《东塾读书记》又云：
自宋以来，学术迭变，固由风气之转移，亦由门户之争竞，有争竞，故有兴衰。然门户之争，总不出孔门之四科：德行，道学传也；言语，文苑传也；文学，儒林传也；政事则大而将相，小而循吏传也。四科之人，皆天下所不可无，故孔子兼收而不偏废，尤不交争。争则有胜负，有胜负则必偏废，偏废则天下受其害矣。陈澧：《朱子书》，《东塾读书记》（外二种），三联书店，1998年，第312页。
《东塾读书记》初名《学思录》，作者陈澧于咸丰八年开始撰写，同治十二年改名为《东塾读书记》。上述所引陈澧这些观点，曾国藩早在道光年间所写的《书学案小识后》、道光二十三年给刘蓉的信以及同治八年写成的《劝学篇示直隶士子》等文章中都有类似的表述。
张之洞学术上偏重汉学，但他也力主汉宋两家各有其长，不可偏废。他说：
学术有门径，学人无党援；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经济词章以下皆学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大要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汉学岂无所失，然宗之则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学非无所病，然宗之则可以寡过矣。……不惟汉宋两家不偏废，其余一切学术亦不可废。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记》，《张文襄公全集》卷213，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83册，第15291页。
在《轩语》中，张之洞又说，“愚性恶闻人诋宋学，亦恶闻人诋汉学。意谓好学者即是佳士，无论真汉学未尝不穷理，真宋学亦未尝不读书”。张之洞：《轩语》，《张文襄公全集》卷204，第14692页。
由是可见，晚清调和汉宋已成为学界的主流和共识。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与已居大位的曾国藩对知识界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分不开的。
三、曾国藩的礼学思想为洋务运动和西学的传播提供了理论的支持
钱穆先生有言：“汉学派的精神在通经致用，宋学派的精神在明体达用，两派学者均注重在‘用’字。由经学上去求实用，去研究修齐治平的学问”，这是汉、宋两派学者之共同精神。钱穆讲，刘大洲记：《汉学与宋学》，《磐石杂志》1934年第7期。钱先生这句话应该是平情之论。且不论清代的汉学派，即就汉唐儒与宋明儒而言，学术致思的路径是不一致的。汉唐儒重《五经》，意在经世致用；宋明儒重《四书》，虽也意在经世，但关注更多的是明体达用，向内转。清儒有鉴于宋明儒之虚，主张回归汉唐经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研求一切经世致用的学问。所以，从顾炎武到江永、秦惠田，将经世的学问都统归之于礼学。“礼”作为体国经野之学，涉及的范围很大，从名物典章、人伦教化、天文地理、食货水利、算术格致，到民间习俗、个人言行、生活规范，无不与礼有关。概言之，礼是万事万物的规范、制度和法则。所以相对而言，汉学家比宋学家更倾向于接受新知。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汉学家就开始注意研究科学，如天文、算学、地理、水利等学科。戴震通晓算法，著有《勾股割圆记》、《考工图记》；阮元编辑《畴人传》，为古代天文算学等科学家作传，其中还介绍了西方科学。阮元开办的书院还开设科学课程，在其《学海堂策问》中，他专门策试学生关于西洋历法的来历。著名的数学家李善兰，也是从治汉学转向数学研究的。李善兰著有《则古昔斋算学》，于数学多有发明，并大量翻译了西方数学及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后9卷）、《代微积拾级》、《谈天》等。李善兰的老师是专治《毛传》的汉学家陈奂，而陈奂则先后师事过段玉裁和王念孙父子，是戴震一系中的学者。道咸年间的数学家如罗士琳（著有《四元玉鉴细草》、《筹人传续编》）、项名达（著有《下学庵算学三种》）、徐有壬（著有《务民义斋算学〉七种）、戴煦（著有《对数简法》及《续编》）、夏鸾翔（著有《洞方术图解》、《致曲术》）、邹伯奇（著有《格术补》、《乘方捷术》）等人都是出自汉学家队伍。在边疆地理学研究方面，何秋涛、张穆、陈澧、汪士铎、洪钧、杨守敬等人都有不少著作，这也是汉学派的一个成果。汉学家之所以与科学为近，是因为他们对一切学问都喜欢考镜源流并具有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
当然，汉学家考礼更侧重于人伦仪节，试图以礼来促进社会教化。乾嘉时期的学者热衰礼学，而排斥宋明儒的理学，礼学与理学之间存在鸿沟。嘉道之际，汉宋调和的苗头渐显，如阮元认为“朱子中年讲理固已精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诚有见乎理必出于礼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阮元：《书东莞陈氏学通辨后》，《经室集・续三集》卷3，《四部丛刊》影印清道光本。阮氏试图以礼学沟通汉宋。稍后黄式三对清代汉学家不讲理，宋学家不讲礼都作出了批评：“后世君子，外礼而内德性，所尊或入于虚无；去礼而滥问学，所道或流于支离。此未知崇礼之为要也。”黄式三：《崇礼说》，《儆居集》“经说一”。其意是说宋学家只讲尊德性容易流入虚无；而汉学家只讲考据，而不将学问落实成礼，则容易流入破碎支离。黄式三以礼学沟通汉宋的目的是很明显的。
至曾国藩，以礼学会通汉宋才得以大畅厥旨。曾国藩的理学朋友孙鼎臣提到汉学便痛心疾首，认为太平天国的动乱就是因为汉学家的学问与道德人心无关造成的。孙鼎臣著有《刍论》，是讲经世致用的书，其中论盐政、漕运、兵制、币制等。在曾国藩看来，孙鼎臣显然并不懂得什么是汉学的真精神。他在为孙鼎臣《刍论》所作的序中说，“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周礼》一经，自体国经野，以至酒浆廛市，巫卜缮稿，夭鸟盅虫，各有专官，察及纤悉。”在曾氏看来，汉学如顾炎武、江永、秦惠田等人的学术成果都是体国经野的礼学，这与孙鼎臣的《刍论》本质并无不同，因此曾氏认为“近者汉学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致粤贼之乱，则少过矣”。《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6页。所以曾国藩提出，“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0页。他主张以礼学“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复夏甫》，《曾国藩全集・书信》（2），第1576页。在理学与礼学的关系上，曾国藩主张以理学尊德性，以礼学经世致用。他说：“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王船山遗书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78页。“礼之精义，祖仁本义，又非仅考核详审而已”；《书仪礼释官后》，《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02页。“礼之本于太一，起于微眇者，不能尽人而语之”。⑦《江宁府学记》，《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38页。理学家喜欢说仁说义，思考微眇玄虚的本体问题；汉学家喜欢考证制度层面的礼，而不喜言玄虚抽象的本体。曾国藩认为，应该取理学的内尊德性，取汉学的外道问学，这样理与礼的关系便统一起来。
曾国藩的治国理想是通过制礼，使“人人纳于轨范之中”，“人无不出于学，学无不衷于礼”。⑦也就是说律身治国都应该有章法，有规范，这样才使理学家的道德落实到器物的层面。不仅如此，曾国藩具有“礼，时为大”的卓见。即是说制礼要因时制宜，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说：“所贵乎贤豪者，非直博稽成宪而已，亦将因其所所值之时、所居之俗而创立规制，化裁通变，使不失乎三代制礼之意。”《复刘蓉》《曾国藩全集・书信》（10），第7034页。所谓“三代制礼”之意便是“仁”。师其意不师其迹，这就为近代中国礼制改革拓开了空间。应该说曾国藩的礼学思想与乾嘉学者通过考证企图在社会上恢复三代古礼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前者代表改革，后者代表复古和倒退。
在曾国藩的影响下，团结在他身边的一批理学经世派，都有改革礼制、以礼治国的思想。曾国藩的弟子张裕钊颇得其师以礼经世之旨。他说：“若夫礼之于道天下也，宏远矣。盖处人之一身，耳目形体、饮食男女之事，推及乎天下国家、朝野上下，冠昏丧祭射御食飨之经，至于班朝治军、莅官行法，未有一事而不由乎礼者也。”张裕钊批评汉宋学末流都不知以礼经世之义同时也批评宋学末流“耳目熟于心性之空言，而不识其余”。张氏认为，汉学末流虽然考礼，但又“咸析一名一物，谬经训，碎词诡辞，而忘其为修身治世之要术也”。为此，张裕钊提出：“要其终极，而一惟礼之治，驯致其道，而徐俟其成。施之于一身，而身得其安焉；施之一家，而家得其序焉；施之于天下，而天下得其理焉。其居于上，则足以尊主庇民，更化矫俗；其居于下，亦不失为经明行修、明体达用之士。”张裕钊：《经心书院记》，张裕钊著，王达敏整理《张裕钊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50～452页。刘蓉通过读《仪礼》，深感礼能使人“各有遵循而不逾其矩，以是知圣王纲纪天下，所以范民心思耳目而纳之轨物，意义深矣！”B11刘蓉：《绎礼堂记》，《养晦堂文集》卷1。但他对古礼的态度也只是师其意，并不泥古。他很不屑于汉学家“较马、郑之异同，探名物之繁赜，嗜奇缀琐，以资证附”，B11于是拟在江永《礼书纲目》、秦惠田《五礼通考》的基础上著《礼经发微》，取礼制大端，如祭祀、朝聘、燕飨、冠、婚、丧、乡射之礼，据经援传，目的是在抉发这些古礼形式背后的含义。只有弄清这些含义才能依据变化了的时代制定新礼以规范百姓。郭嵩焘著《礼记质疑》明确指出：“时者，一代之典章互有因革，不相袭也。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则与时违矣，故时为大。”②郭嵩焘：《礼记质疑》，岳麓书社，1992年，第272、263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礼顺人情”的礼制改革思想：“人之生，生于味声色之各有其情，故礼者治人情者也，非能远人情以为礼者也。”②他主张国家应在顺应民情的基础上，变通与改革礼制。至清末，清政府试办新政，令大臣提出意见，孙诒让为盛宣怀代撰变法条议，汇成《周礼政要》一书，提出废跪拜、除忌讳、裁冗官、革宫监、革吏役、改兵制、伸民权等改革内容。就见面礼而言，西方人行握手礼，中国人跪拜、作揖，礼仪不同，但背后都有恭敬的意思。但相对而言，握手有平等之意，跪拜却象征尊卑秩序。就“内仁外礼”而言，礼可以变革，仁的意思不能变。由此思想延伸，谭嗣同著《仁学》以冲破封建礼教以及后来的“五四”激进派反礼教都是“礼顺人情”、“内仁外礼”学术逻辑深层展开。激进派认为，传统礼教已悖离“仁义”或“人情”，他们同样是基于仁学或人情之理试图建立全新的礼（制度和规范）。貌似与传统悖离，其实精神实质并没有脱离传统。
当然，在曾国藩的礼学视野中，礼并不仅仅是人与人交往的仪节，所谓观象授时、体国经野等自然、人文学科都在礼学的范围之内。礼代表自然与人文的规范与秩序，这就是他所说的“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修己需要自律，这是礼；治人需要章法，这也是礼；“经纬万汇”则遍涵自然与人文，按其规律和条理做事，也是礼。曾国藩有憾于秦惠田的《五礼通考》缺了食货内容，于是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等六卷内容。他又感慨古礼残缺没有军礼，于是手订营制、营规，在他看来，这就是“军礼”。他认为，礼是修己、治人、经世的学问，礼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因革。他的礼学是与理学沟通的；换言之，他的礼学要为理学的三纲五常服务。在此观念下，他勇于接受新事物，手辟洋务运动，团结一批研究科技的汉学家如徐寿、李善兰、华蘅芳、徐建寅、舒高第、李凤苞、赵元益、王振声等人在江南制造局设翻译馆，与西方传教士合作大量翻译西方科技图书，并首创近代史上的留学生运动，以期输入西方的科技。在他看来，科技之类的西礼自然也是他礼学的一部分，他要用这些西礼为他的理学纲常服务。清季所谓“中体西用”思想，在曾国藩这里已经成形。
曾国藩语录范文5
杰出之人必有过人之处，对政敌的宽恕之心应该是曾国藩的优点之一。
曾国藩长期真心实意将左宗棠当朋友，心高气傲的左宗棠却从不将曾国藩当盘菜。左宗棠与曾国藩见了第一次面后，就给朋友写信说：“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略欠开展。”湘军成立初期，两人合作比较愉快，左宗棠给胡林翼的信却这样写：“涤公才短，麾下又无勤恳有条理之人，前自岳州归后，弟无三日不过其军絮聒之。”意思是曾国藩缺少才华，身边又没有得力的人，（湘军能有现在的成绩）全靠自己耳提面命。咸丰七年(1857年)前后，曾国藩率领湘军在江西作战，极其艰辛，当地一些官僚却一点也不感激，百般排挤，连正当的军饷都不拨给他。此时恰好他的父亲去世，曾国藩给朝廷发去一封陈请开缺的奏折，没等皇帝批复就跑回了老家。对曾国藩的这种做法，胡林翼、骆秉章等朋友都很体谅，惟独左宗棠不仅写信给曾国藩大加讥讽，批评他“匆遽奔丧，不俟朝命”，“非礼非义”，还无数次在公开场合极力嘲讽。史书记载：“左恪靖（左宗棠）在骆文忠（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
左宗棠做的另一件事更伤透了曾国藩的心。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六日，经过艰苦的环城作战，曾国荃率领的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大本营天京，曾国荃向哥哥报告说：“幼天王‘积薪宫殿，举火自焚’，南京城内10万太平军皆被消灭。”得此捷报，曾国藩异常欣喜，来不及仔细核实就向朝廷作了汇报。知道太平军覆灭，皇帝自然也是无比兴奋，在浓浓的荷尔蒙作用下，立即作出两项重大决定：册封曾国藩为一等侯，世袭罔替；册封曾国荃为一等伯。曾氏兄弟未曾料到南京城破之际，有数千太平军突围成功，其中就包括幼天王洪天贵福。闻知这个消息，左宗棠如获至宝，他没有告知曾国藩兄弟，而是立即直接奏报朝廷，还在奏折中对此事的后果加油添醋。读到左宗堂的奏折，皇帝勃然大怒，谴责曾国藩以前的奏折“茫无实据”、“全不可靠”，严令曾国藩“将防范不力之员从重参办！”曾国藩后来费了老鼻子劲才将此事摆平。
左宗棠对曾国藩如此冷酷无情、满怀敌意，曾国藩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宽恕，甚至以德报怨。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书介绍：在左宗棠一再用言语刺激自己的情况下，曾国藩一贯的做法是保持沉默，继续若无其事地与左宗棠交往。咸丰九年（1859年），左宗棠因故与永州总兵樊镇发生冲突，被樊镇告到朝廷，朝廷命人逮捕左氏，并下谕旨“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知道左宗棠闯了大祸，曾国藩心急如焚，他一方面去信安慰左氏，另一方面极力为他疏通关系，使其摆脱了牢狱之灾。在左氏走投无路之际，曾国藩安排他进自己的军营，事情彻底缓和之后，请求朝廷授予其四品京堂侯补。左氏立下战功，曾国藩又奏报朝廷，恳请皇上“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左宗棠因此变成曾国藩的副手。随后又升为正三品的太常寺卿。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他更是强烈要求朝廷“以左宗棠专办浙省”，一个月后，左宗棠升为浙江巡抚。同治五年（1866年），朝廷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镇压西捻军。左宗棠的军事才华是没说的，困难是筹饷。西北在历史上一向贫困，很难承担征战费用，只能依赖东南富裕省份，而这些省普遍没有按照朝廷规定的数额解饷，《光绪东华录》记载：“各省拨解之数，有过半者，有不及一半者。惟湖南止解三分之一，河南拨解不及十分之一，广东、福建、四川欠解亦多。”可曾国藩却及时足额缴纳解饷。尽心尽力为左宗棠筹饷不说，曾国藩还将自己最得力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刘松山果然没有辜负老曾的期望，在西征途中屡立奇功，连生性刻薄的左宗棠都赞不绝口。
曾国藩语录范文6
名人的成长历程引人关注，而许多人似乎对影响名人性格与心理形成的其它方面不够注意。事实上，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是难以被外人完全解读的，但许多窗口却是可以一窥堂奥的最佳视角，一个人的爱好正是如此。
曾国藩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他的学说、思想为许多伟人、名人、高官要员所推崇。毛泽东年青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说：“吾于今人，独服曾文正。”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之珍藏”。他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泽东一生很注意这点。曾国藩视“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泽东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而蒋介石对曾国藩更是推崇倍至，他的案头常年摆放着《曾文正公文集》。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礼”，“曾文正家书及书礼......，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浦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
曾国藩是近代史上争议颇多的一个重要人物，对他的评价往往截然不同，“誉之为圣相，谳之为元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和确认，曾国藩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棋迷。围棋的爱好，伴随着他的一生：围棋磨炼着他的性格，带给他愉悦与启发，并在他的人生履历上留下深深的印痕。
一、一生嗜棋对局无数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满腹经纶。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爱抚，他们望子成龙心切，早早地对曾国藩进行封建伦理教育。曾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也就是那时他学会了围棋，围棋丰富的变化、玄妙的棋理、独有的趣味让曾国藩一下子着了迷。由于家乡文化人不多，加上曾国藩天资聪明，邻里间鲜有敌手。这让曾国藩又多了一份成就感，引发出更加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一直伴随着曾国藩的一生。
曾国藩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后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清同治十年（1872年）二月病死于南京，终年62岁。
曾国藩一生嗜棋，这一点我们从他的部分日记和《清人逸事》一书中可看出他频繁的弈棋活动。他28岁中进士，升翰林院庶吉士，次年即见有关他弈棋的记载。在道光二十一年起可查阅到的13年的日记中，可以知道，他先后曾与53位棋友对弈。这些棋友大多是湖南同乡，有的是亲朋好友，有的是亲信幕僚或湘军中的文职官员，有的是专程来请示军务的下属，有的是换防调职的过客，有的是为他本人或家属治病的医生，有的是终身不入仕途而喜弈棋的文人。与曾国藩对弈的还有著名棋手王黄冕（南坡）、兄弟曾国荃及弟媳等。
据不完全统计，这13年里，曾国藩和他的对手不间断地下了1370多盘围棋，在旁观棋的还不算在内。大约以每天两局为多，也有一天下3局，最多时下6局。
曾国藩的围棋生涯，始自清道光19年。起初，与家乡同窗好友对弈；以后，则与同僚幕友对阵。一直到同治11年病逝。其弈棋史长达33个春秋。
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对局的次数已无从完全统计，但从一些支鳞片爪的记载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曾国藩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棋迷：无论身处高位，还是病入膏肓，他都从不曾放弃对弈。也许对这位一代权臣来说，惟一让他感到快乐与放松的便是下棋。
二、一代权臣本色棋迷
说曾国藩是个嗜棋如命的大棋迷，一点也不过份。在清朝，人与人之间的尊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曾氏棋瘾发作，则不顾封建等级尊卑的界限，他可以和官位同品的漕运总督吴棠对弈，也可和小小的桐城县令手谈。即便是一个普通举人也能在楸枰中赢得这位大人物的好感。曾氏不论在自己的官邸或是外出视察，不论是室内或是舟中，不论严寒酷暑，只要有棋下便兴意奋发，即使军事战败也可置于脑后，自己生病也不在乎，甚至弟死妾亡也影响不了他的雅兴。他明知下棋未免会贻误政务军机，但因太入迷了，势难戒掉，只好任自下去。
曾国藩认为下围棋“最耗心血”，多下后“头昏眼花”，有时“眼蒙太甚”。“明知旷工疲神，而屡蹈之。”甚至还曾发誓戒棋，说再下围棋便“永绝书香”。有时为了戒棋而只观战，结果仍“跃跃欲试，不仅只见猎之喜，口说自新，心中实全不真切。”戒棋的结果是愈戒瘾愈大，终于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大棋迷。
不信吗？有实例为证。
曾氏在道光年间入宫内值班，至勤政殿引见前要下两盘围棋过瘾。
咸丰九年，在三河战役中，湘乡大将李续宾和他胞弟曾国葆被太平军击毙，同年湖南宝庆（今邵阳）被太平军围困，曾国藩“心急如焚”，但仍与棋友吴子序下棋两局。
一次他自已疟疾发作，手疼又生坐板疮，仍不忘下棋“解心烦”，看完病便拉医生郭霈霖下两盘。咸丰十年七月，当曾国藩和程桓生下围棋时，忽接圣旨，清廷补授其为两江总督要职，他仍坚持棋局收盘后才接见道贺的客人。
咸丰十一年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围歼湘军三百余人，曾氏一面大叫“心烦意乱”，竟然又下了三局棋。同治二年二月在丁家洲船上，一日之内下了六局棋，每局约两刻许，创造了一日弈棋的最高纪录。
八月正当高温季节，“汗下如雨”、“汗透中衣”，他仍全神贯注在棋盘上。
七月，“金陵解围战失败”，他“寸心如割”，又下了两局。
其妾陈氏病重吐血，他不放手中子，妾死哭声凄凉，“心绪殊劣”，他又与欧阳兆熊连弈四局以解哀愁。
同治三年，太平天国京城天京（南京）失陷，他由安庆赶到金陵，亲自审了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后，在一时无对手的情况下，便与其弟曾国荃草草下了两局，认为这样才算未虚度时日。
太平天国失败后，同治四年四月，清廷调他去镇压捻军，他自南京北上经扬州、淮阴、泗州、徐州到中原地区，后因“剿捻”失败，“焦灼之至”。但曾国藩却与医生刘开生比试争创佳绩。
在山东登泰山，上山前在泰安屈居考棚先下两局，四天后下山再下两局，心犹未甘。
返宁途中在淮安遇围棋好手吴棠，按说战事失败心绪不宁，理应闭户反省，可是曾氏却连弈不休，竟在十七天内酣战六十八局，只想在棋盘上作最后一搏以自慰。
曾国藩下棋时，一方面是因为自己酷爱围棋，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下棋来摆脱疾病的困扰。据记载，他“终身患癣，每晨起必围棋，公目注楸枰，而两手自搔其肤不息，顷之案上肌屑每为之满。”语虽夸张，足见其全神贯注，志在必胜的架式。曾氏下棋还有一点，即他将围棋战术用于实际军事用途。他的部将向他报告清将多隆阿收队之法甚详，他便命来人“以棋子摆列阵式”进行实战模拟，颇有收益。
至于平时，曾氏作为清廷大员，自必公务繁冗，每日都要审阅各路军报和清理大批文书。再说曾氏诗文、书法又是很出名的，求者极多。一次，曾氏在处理两百件公文后，仍要下两局围棋才入睡。一天在接待来访者五次后，仍要下棋两局才入内室休息。有时一天为来访者书写对联十七副，如此疲劳也阻止不住他的弈兴，有时半天内分别与两人对阵。
为了克制自己的棋瘾，他曾采取消极的观棋战术。咸丰九年十二月，已是子夜二更，他旁观李榕与鲁秋航夜战两个小时，四点才入睡。几天不下棋，实在难熬，便悄悄到友人或品级较低的官员如胡莲舫、毛鸿宾等家中挑战。总督大人移驾，下属岂敢不应命，于是“为棋所困，费光阴至一时之久，妨正务，以后戒之。”便成了一句空话。不仅如此，有时棋兴未尽，夜间二三更进了内室，还要自摆棋谱，再玩味回嚼一番。
相传曾国藩曾与当时的大国手周小松进行过一番较量。周小松，名鼎，江都人。出生于嘉庆年间，从小好棋。十八岁从秋航学棋，受二子下了一百余局。以后又拜董六泉为师，二十余岁成国手。
周小松曾游历全国各地，称霸棋坛达半个世纪之久。清末十八国手中，除潘星鉴、申立功、金秋林、任渭南四位外，其余都较量过，只有陈子仙与他不相上下。
光绪十三年，周小松年近七十，这年他三访京城，与在京的刘云峰等国手对弈于肃王府，棋力不减当年，无人能赢他。
周小松为人正直清廉，平易近人，每次与人下棋，都尽其所能，从不接受达官贵人的贿赂而让子。相传曾国藩曾请周小松去下棋，曾国藩棋瘾很大，但事实上棋力却一般，为了能与国手一较高下，也不顾身份高低，由周让他九子。可周小松完全是书生意气，一点情面也不讲，他先是四处打入，布下援兵，然后把曾国藩的棋分割成九块，每块都仅能成活。曾国藩大怒，把周小松赶出了大门。
曾国藩如此嗜棋如命，许多以他为题材的历史小说都不忘他的这一爱好。唐明浩的历史小说《黑雨》与高阳的《慈禧后传》对此都有非常详尽的描写。
三、好棋之意非在棋枰
古往今来，围棋是许多名人雅士所推崇的一项爱好与娱乐：因为围棋中复杂的算度一如生活与事业中许多需要解答的难题，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加以落实，一个步骤一个步聚地逐渐推进，而这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达到的；围棋公认费时比较长，这需要一个人有良好的心性与修养，性格急躁的可以通过弈棋来磨炼性情，比如练字必需磨墨。性格不静的人更能提升自己的修为，至于一个更高的境界。人的内心如水，真正有肚量与抱负的人，心常常像大海一样，正如同《世说新语》中所说的“扰之不浊，澄之不清”。仿佛谢安之大敌当前，仍然从容依旧，虽然他内心一样风起云涌，但他绝不示于外人：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将士们的情绪与斗志。而对于曾国藩来说，围棋既是他调剂身心的良方，也是他修炼心性的秘诀，更是他感悟用兵与处世之道的依据。
曾国藩善于结纳人才，很多人也想依附于他的门下，所以他的幕府里聚集了一批在当时颇有声望的贤士。曾国藩酷爱围棋，每日清晨，都要请有相同嗜好的幕僚与之对弈，不但切磋棋艺，更注意交流对诸如“兵事、饷事、吏事、文事”等军国大计的种种设想。而在对弈中，下属能放开思路，从容作答，不会感到拘谨。如此于玩乐之中，定下军机大事，堪称是曾国藩的一大发明。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各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化。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这些思想很多是与他下棋中的感悟分不开的。
应该说，曾国藩之好棋，绝非一般的棋迷之耽于玩乐，而是通过围棋来感悟兵法，缜密思维。曾国藩练兵时，每天午饭后总是邀幕僚们下围棋。一天，忽然有一个人向他告密，说某统领要叛变了。告密人就是这个统领的部下。曾国藩对着棋局不动声色，沉吟片刻后命令手下将告密者杀了示众。一会儿，被告密要叛变的统领前来给曾国藩谢恩。曾国藩脸色一变，阴沉脸，命令左右马上将统领扣下。
幕僚们都不知为什么，曾国藩笑着说：“这就不是你们所能明白的了。”说罢，命令把统领斩首了。他又对幕僚们说：“告密者说的是真实的，我如果不杀他，这位统领知道自己被告发了，势必立刻叛变，由于我杀了告密的人，就把统领骗来了。”
如此深的权谋城府，如此细致周密的考虑，实在是一位政坛高手的所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