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用人之道范文1
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
曾国藩并非天资聪明之人。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即书呆子。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他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在当时的杰出人物中，被认为是最笨的一个。
曾国藩“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入处”。他认为“天道忌巧”，他相信“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恰恰就是这个困勉拙诚的功夫。民国学者萧一山也说曾国藩“不尚机权，惟务质实”，这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他一生得力之处。
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理念来激发天良，改变人心
曾国藩是以书生从戎，他所面临的环境非常险恶。一方面是太平军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又正是封建王朝的末世。整个统治集团中，官吏渎法贪冒，柔靡浮滑；士子不知廉耻，唯利是求。用曾国藩的说法，这些人都已经丧尽天良了。在曾国藩看来，可怕的不是太平军的造反，而是人心的陷溺、人欲的横流。
要扭转这种局面，在曾国藩看来，当务之急，是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激发天良，改变人心，号召那些“抱道君子”，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精神，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刚毅，以“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投身于挽狂澜的事业中。也正是在“舍身卫道”“忠义血性”的驱动下，曾国藩的湘军表现出了异于任何军队的战斗力。
这无异是曾国藩与湘军成功之道。可以说，他的信念、他的抱负、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便是他的领导力的核心。
曾国藩理念的核心，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
曾国藩理念的核心，其实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儒家的理念，用宋学家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理念早就在那里了，然而一般的儒生却只是想、只是说，而不敢做、不去做。曾国藩与一般儒生不一样的是，他坚信“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对曾国藩这一点非常佩服。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办事之人，一种是传教之人。而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一是清朝末年的曾国藩，一是北宋时期的范仲淹。这两个人成事的根本，就在以“传教”来达成“办事”的结果，也就是通过理念的传播与践行成就了事业。
一生三变：曾国藩从“儒”到“法”再到“道”的理念变迁
曾国藩的朋友欧阳兆熊曾说，曾国藩“一生三变”：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办理军务一变而为申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
曾国藩在北京为官的时候，是以理学为自己的修养之道。理学对其领导力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理学何为？理学就是要“学做圣贤”。曾国藩一生以“做圣贤”为追求，他的格言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理学对曾国藩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卫道”的强烈使命意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曾国藩正是以“卫道”为旗号，与太平天国对抗，把一场军事的战争，变成了一场文化上、价值上的“卫道”的战争。
但是，儒家也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过于相信道德的力量，因而理想主义色彩过浓的儒生，往往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无法把事情做成。因此，对于必须在现实世界中把事情做成的曾国藩来说，只靠儒家的价值理念，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曾国藩出来统帅湘军、带兵打仗，“一变而为申韩”，开始运用法家的理念施为。法家与儒家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理解儒家的核心是一个“德”字，那么理解法家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利”字。
除了利益，法家信奉的还有实力。所谓的“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法家认为权势才真正具有让人屈服和顺从的力量，人的行为也只有通过强制的力量才能改变，在法家眼中，除了实力之外，没有什么是真正可以靠得住的。此外，法家还强调争夺。法家认为这个社会的本质就是争夺，就是弱肉强食。争什么？争利益。靠什么争？靠实力。
曾国藩用人之道范文2
关键词：曾国藩; 理学；格物; 诚意; 经世致用
作为士大夫和一代儒者，曾国藩按部就班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在他的学问路途中，既有“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励志条目，更有“躬自入局、荷道以躬”，意欲承担晚清“中兴”大业的救世激情。就前者看，曾国藩对自己约束非常严厉，他不跟恶社会跑，立个标准，渐次从自己做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气派。这些可从其与朋友往来的书札中考见。就后者讲，曾国藩处于清政府陷入深重的政治和文化危机之时，时局几至于不可收拾之地步，他以对传统伦理秩序眷恋不舍又翼借西学以自强的积极主张，对晚清时局的解危救困做出了贡献。中国古人历来追求“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作为人生之理想，曾国藩即因“道德、文章、事功”都比较完满而被誉为“末世完人”。曾国藩不仅给后人带来了人格上的魅力，也给儒家文化带来了新的榜样寄托。正因为如此，时下文化思想界兴起一股关于曾国藩的研究热潮。但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功利层面，其浓烈的用世心理和狂热的功利性情溢表于外。在此，笔者拟通过四个方面来就支撑这位“末世完人”精神世界的哲学思想做些探讨。对其哲学思想探讨的现实目的有二：一是填补时下曾国藩研究中较为虚乏的一面，以增加整个曾国藩研究的哲学厚重感；二是冲淡时下曾国藩研究中的用世心理，减少相关研究中的功利因素。当然，这两个方面都是以曾国藩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为依据的。
一
曾国藩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但，在儒学诸多的学术面向中，曾国藩所毕生研究和服鹰的只是理学。自31岁始向理学大师唐鉴、倭仁学习理学后，他便开始以“道学先生”自居。历时性地看，“义理”、“考据”、“经济”、“辞章”都是儒学的重要学术面向，但曾国藩认为，虽四者均是儒学题中之意而不可缺一，但对于如此庞富的内容，人的一生不可能“遍观而尽取之”，而只能“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的“义理之学”。(曾国藩,2003年，文集，第205页)“义理之学”被曾国藩推上了儒学学术的首位，成为统摄其他学术面向的核心。当然，曾国藩所谓的义理既不是心学之义理，亦不是实学之义理，而是程朱所阐发的理学之义理。他说：“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同上）
曾国藩不仅对于义理之学坚信不疑，而且对于理学人物也不乏褒扬之辞，甚至当这些人受到攻讦时，不惜全力为之辩护。他说：“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同上，第58页）曾国藩认为以程朱为代表的上述宋代诸子“上接孔孟之传”，承继着原始儒学之肯綮，其义理合于儒学原典之原则。因此，即便程朱等大师的言论有所欠缺或不当，今世学者理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为其修补和完善，而绝不可采取“屏弃群言以自隘”因其小过而完全否定之的偏狭态度。照着曾国藩的逻辑，“屏弃”程朱理学即是“屏弃”孔孟所开创的原始儒学。可见，曾国藩不仅崇奉儒学义理的学术面向，而且以理学诸大师为原始儒学之正传和道统。前者是逻辑的，就“道”而言说；后者则是历史的，就“统”而讨论，因此，就儒学之“道统说”来论，曾国藩属于程朱理学的信守者这一点已无可置疑了。
就其整体思想来看，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言行举止无不以宋儒程朱之学为根本，不过，程朱理学虽为其思想的重心，但曾国藩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的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之思想亦有许多的汲取。众所周知，作为一个时代思潮，宋明儒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在这三个学术派别当中，曾国藩固然恪守程朱理学为学宗，但他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讼，他认为，虽然程朱理学得儒学之正传，但陆王心学亦江河不废之流，并不是毫无意义之废话；因此，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共同推进儒学的发展。进而，曾国藩还转而诉求于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这也正是他之谓“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曾国藩,2003年，书札，第691页）的缘由。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在和太平军作战的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刻，亲自校阅并组织刊刻了《船山遗书》。基于此，对曾国藩一生治学始终坚持“居敬而不偏于静，格物而不病于琐，力行而不迫于隘”（曾国藩,2003年，文集，第20页）的原则便不难理解了。
以程朱理学为基点和立场诉求于张载和王夫之的气学，只是曾国藩在宋明儒学框架内对气学资源的一种共享；事实上，曾国藩虽承继了程朱理学的传绪，但他的思想已超出了理学乃至宋明儒学的樊篱，表现出明显的调和汉宋、博采众长的倾向。曾国藩虽把理学作为儒学学术的首位，但他的思想并未局限在理学的范阈之内，他对儒学的其他三个学术面向都力持无所偏倚的态度。面对汉宋之争，曾国藩曾言自己虽宗宋儒，但亦不废汉学。他明确表示自己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曾国藩,2003年，书札，第692页），并提出以“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即他所言的“礼治”来“通汉宋两家之结”。（曾国藩,1990年，书信，第1576页）当然，曾国藩“兼综汉、宋”的一贯之道仍是“礼”，即程朱理学，故“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清史稿·列传一九二）因此，曾国藩曾极力推许清初的经学家秦蕙田，原因之一就在于秦的《五礼通孝》可以通汉宋两家之结，渐息汉宋两派之争。此外，曾国藩在文章方面非常崇拜清文学家姚鼐，他甚至认为自己就承继了姚鼐的文章统绪。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针对乾嘉汉宋之争，姚鼐试图引入汉学家求实、考证的实证学风以弥补理学的空疏和腐弱，曾提出义理、考据、文章三事合一以调和汉宋。姚鼐的这一思想颇得曾国藩的赞同，遂曾国藩认为“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曾国藩,2001年，第26页）。
二
如前所述，曾国藩在程朱理学的基点上汲取了张载和王夫之的气学思想，因此，在生成论上，曾国藩比程朱等理学家走得更远。依着气学的思路，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所以，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不过，曾国藩同时认为，虽太和??之气流行不止，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就人与物相对而言，人得气之全，物却仅得气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仅得物性。就人类而言，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故圣人智且恒，而常人却愚且微。他说：“自其初而言之，太和??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同上，第29页）通过气生成论的阐述，曾国藩不仅解释了天地万物的“同体性”，而且也解释了天地万物的差别性。
在曾国藩，论证天地万物的“同体性”与差别性有着相同的意图，即通过圣人后天的教化，以恢复常人微略的先天之性。曾国藩认为，因禀气之不同，圣人在后天生活中不会受世俗的牵累，他们能够充分地践履仁义，此即所谓的圣人尽性。而与圣人不同，常人却极易拘泥于后天之琐事，本有的气质常常遭到世俗的污染和遮蔽，以致于先天之性越来越微略。因此，他们在世俗生活中，常常会出现“喜欢不当”和“厌恶不当”的情况。“喜欢不当”是“贼之仁”，“厌恶不当”则是“贼之义”。“贼之仁”与“贼之义”均不合儒学的仁义之道，若任此发展则有背离“天下归仁”这一儒学宗旨的危险。曾国藩说：“贼者日盛，本性日微，盖学问之事自此兴也。”（同上）面对常人在后天世俗生活中的坠落以及所导致的危险，圣人理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对常人的教化责任；而教化的目的在于恢复常人先天的本性，“学者何？复性而已矣。”（同上）圣人教化常人以复其性便是天下学问（儒学）得以产生的原因，换句话说，儒学（理学）的社会职能便是对常人进行教化以复其本性。可见，圣人与常人的差别性赋予了圣人以教化的天职，而“同体性”则赋予了常人以“复性”的可能性。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曾国藩教化思想的理论基础。
此外，无论在生成论意义上，还是在有关教化的思想中，曾国藩对于辩证法亦深有洞见。他说：“一则生两，两则还于一。一奇一偶，互为其用，是以无息焉。物无独，必有对。”（曾国藩,2003年，文集，第16页）又说：“盖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仁义不明，则亦有所谓道者。”（曾国藩，2001年，第29页）后来更概括说：“国藩亦看得天下万事万理皆成两片。”（曾国藩，光绪本，第5页）这就是说，每个事物都是一个统一体，其中必有对立的两个方面。这个思想今天被作为了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据曾国藩说，“看得天下万事万理皆成两片”这个原则对于他已经不是一种理论上的知识，而是一种经验，一种体会，甚至已成为一种直觉。这充分说明曾国藩对这个基本原则有了比理论知识更进一步的认识。当然，论其渊源，这些辩证思想显然是从张载《正蒙》的辩证法理路推演而来。张载说：“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有象斯有对”（《正蒙·太和篇》），“地所以两，分则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参，一太极两仪而象之，性也。”（《正蒙·参两篇》）由此而看，此辩证法思想亦是曾国藩对程朱理学的一种丰富。
三
圣人对常人的教化在曾国藩这儿是神圣的天职，但圣人如何教化常人呢？或者说，圣人施教的内容是什么呢？曾国藩认为，教化的内容是引导常人认识万物之理，因此，理学的宗旨就在于即物求道而已。他说，天下万物莫不各有其各自的道理，而天下的学问（儒学）就在于认识这万物之理，自古以来从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和孔子的学问莫不如此。不过，天下万物是无穷的，天下之理亦是无尽的，所以，要求得万物之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可行的办法是首先认识并求得其最根本者。这最根本者，在曾国藩看来，莫过于仁义之道，因为仁义之道是天下万物之理的基础和核心；如果仁义之道不明，天下万物之理亦不会求得；即使求得，也没有实际意义。他说：“盖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仁义不明，则亦无所谓道者。”（曾国藩，2001年，第29页）
那么，如何识得仁义之道并进而扩展以掌握万物之理呢？曾国藩说：“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同上）他甚至认为，“《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共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同上，第31页）格物诚意就是求得仁义之道的手段和路径，这是《大学》之纲领和理论旨趣。那么，什么是格物诚意呢？如何去格物诚意呢？曾国藩认为，所谓格物，就是指即物求道，即通过具体的物事来透显其中蕴含的道理。所谓物，在此指如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等关于本末的东西；所谓格，在此指去认识上述物中所蕴含的道理的行为。比如，事亲定省是物，而寻求之所以事亲定省的道理，就是格物。曾国藩认为，格物时要从事物的差别处入手，“故凡格物之事所为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齐之分焉尔。”（同上，第29页）他说，世上万物是千差万别的，亲亲与爱民不同，仁民与爱物有别，亲疏有差，贤愚有等。如果不加以区分而去妄加施舍，就会过于仁，这样会导致墨家偏执的兼爱之蔽；如果不加以区分而统统厌恶，就会过于义，则会导致杨朱极端“贵生”“重己”之蔽。不论是墨翟，还是杨朱，其学说虽为两个极端，但它们在生于心，害于政，达到极点足可乱天下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由此可见，在差别处入手以寻求物事之道确是理学甚至儒学一个方便法门。
所谓诚意，曾国藩认为就是指以仁义为标准来区分好恶进而努力去践履。诚意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不欺骗，二是身体力行。他说：“诚意，力行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字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同上，第31页）很明显，在曾国藩，格物的意义在致知，而诚意的重心则在力行；他不仅重致知，而尤重力行。因此，他反对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之说。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理，心即理，求理无须做向外求理的心外工夫，只须做心上工夫即可，因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了”（《传习录》下）。曾国藩认为这种“即知即行”的良知说忽视了天地万物的差别，而且也不重做分辨事物的工夫，属于一种“摄行入知”的学术倾向，而实际上这种倾向是一种受佛教影响的“禅障”。他说：“今王氏之说，曰致良知而已，则是任心之明，而遂曲当乎万物之分，果可信乎？……循是说而不辨，几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趋哉？”（曾国藩，2001年，第30页）既然阳明心学有导致浮屠的危险，因此其泯灭万物差别的思想是万万不可轻信的。儒与佛的纷争与划界是自佛教传入中国后长期萦绕儒者心头的一块心病，在此可见，曾国藩作为一代大儒也不例外。
如果从差别处这一方便法门入手寻得了某一物事所蕴含的道理，是否就意味着格物、诚意的完成进而圣人施教天职的实现呢？曾国藩不赞成对圣人施教天职的这种简单化处理，他认为，因为物事是无穷无尽的，物之理遂亦是无穷无尽的，因此即物求道之格物与身体力行之诚意就不应有停止的时候；如若停止下来，则仁就会有所不“成熟”，而义则亦会有所不“精炼”。这样，问题并不在于圣人是否能够完全把握仁义之道，而在于常人因此而在接近仁义之道的道路上停顿下来而可能产生前功尽弃的后果。曾国藩认为，自古以来，认识就有精有粗，行动就有实与不实，这恰恰是圣凡、大小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在于永不停息地格物诚意；圣人是不可能停顿下来的，他们会孜孜不倦地引导着常人进行着不懈的追求的。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对负有施教天职的圣人施加了压力，倒不如说是对千千万万的常人的格物诚意增加了动力。很明显，在儒学内部心学与理学关于本体与工夫的争执中，曾国藩不仅选择了理学的立场，而且凸显了工夫（诚意、力行）的意义，因为在曾国藩看来，无论是格物，还是诚意，其中所蕴含的行的成分比知的成分更重。更为重要的是，曾国藩通过从理论上设定和宣扬工夫的无止境性，进一步深化了程朱的理学思想。
事实上，照曾国藩的理解，圣人的施教天职有两个方面的展开，一是如前所述的通过格物诚意去寻求仁义之道，二则是通过礼乐的约束以恪守仁义之道；如果说前者是内在的心意层面的教化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外在的社会道德规范层面的教化。毫无疑问，曾国藩的这种理路汲取了船山之学的精神，所谓船山之学的精神就是“内仁外礼”。“内仁”就是“幽以究民物之同原”，“外礼”就是“显以纲维万事”。（曾国藩,2003年，文集，第72页）仁是体，礼是用，“内仁外礼”就是“明体达用”。但是“内仁”是“幽”，看不见；“外礼”是“显”，透露在外边。承继着这样的理路，曾国藩进一步认为：“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同上，第129-130页）曾国藩又更加简单明了地说：“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同上，第61页）所以李鸿章说曾国藩的“学问宗旨以礼为归”。李鸿章还认为，在曾国藩，从天地万物以至一家之柴米油盐，都是他的礼学的对象，都是有礼可循的。正因为如此，李鸿章才把曾国藩的学问称为“礼学”。
严格地讲，李鸿章的把曾国藩的学问概括为“礼学”并不全面，因为这种概括极容易产生曾国藩只重视“外礼”而忽视“内仁”的误解。实际上，曾国藩的“礼学”仍然强调以“内仁”为本，“外礼”为用；在曾国藩，如果说“外礼”是活水的话，“内仁”则是源头。他崇信二程“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行周公法度”（《二程集·程氏外书·龟山语录》）的理路。二程和王安石都主张行“周礼”，但王安石是从富国强兵的“利”出发，二程的出发点则是“《关雎》、《麟趾》之意”，即“至诚恻怛之心”（《二程集·程氏文集·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也就是“内仁”，而认为行《周礼》就是“外礼”。曾国藩一贯主张“不诚无物”（曾国藩，2001年，第25页），当然也就“不诚无礼”。“《关雎》、《麟趾》之意”即“至诚恻怛之心”，概括起来就是仁，所以也就是“不仁无礼”。但是，在“内仁”与“外礼”的关系上，曾国藩并未“销礼入仁”，取消“外礼”的实际意义，相反，曾国藩十分重视“外礼”的作用，他曾主张“舍礼无所谓道德”、“舍礼无诚”、“舍礼无仁”，否则，李鸿章就不会把曾国藩的学问称为“礼学”了。总而言之，曾国藩认为圣人施教时应将“内仁”与“外礼”融为一体，而不是单论“内仁”或单论“外礼”。当然，常人受教时亦应“内仁”与“外礼”的修行并重，二者不可偏颇。
四
如前所述，面对汉宋之争，曾国藩曾言自己虽宗宋儒，但亦不废汉学，表现出调和汉宋、博采众长的学术理路。实际上，综观曾国藩的整个学术，其思想并未停留于调和汉宋以渐息争执而止步，而是向着超拔于汉宋学术大胆地向前推进。曾国藩的这种超拔可以用“务实”两个字来概括，因为他不仅在“务实”的意义上找到了汉宋学术的契合点，而且也是在“务实”的意义上实现了对汉宋学术的超越。总的来讲，无论汉学，还是宋学，在“务实”方面都有所欠缺而因此倍受攻讦；而这种欠缺放在内圣与外王的语境下，就表现为过于内倾自闭而缺乏外在事功，即内圣与外王理论模型的失谐。在坚持“内仁”与“外礼”融合为一的基础上，曾国藩也坚持内圣外王的并重，一方面他坚守程朱义理，另一方面特别强调经世致用，力求通过外王的开拓实现对汉宋学术的超拔。当然，曾国藩的身世、经历和其所处的时代也决定了他理解的和所致力的外王已与前代不同。
“务实”是曾国藩终生恪守的价值理念。他主张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强调“禁大言以务实”。（曾国藩,2003年，文集，第181页）针对当时理学家们沉溺于心性之学，“毋以诗书为迂阔”，“非圣之书，屏而不读”的理路，曾国藩主张不能迷信经籍。他说：“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从事耳。”（同上，第224-225页）务实的精神还表现在曾国藩实际的政治主张中，比如在对外关系上他就主张舍去虚仪，重视自尊自强。他提出了一个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主张：“争彼我之虚仪者可许，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清史稿·列传一九二）这个意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从清乾隆朝开始，中国和西方各国交往的一大障碍就是要不要行跪拜礼等礼仪问题。在清廷看来，这类礼仪“体制攸关”，难以让步。曾国藩则认为，要取得别国的敬畏，全在自尊自强的实力上，而不在装模作样的虚仪上。这些务实之主张颇得后人的赞许，有评论曰：“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同上）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上来看，务实与经世致用二者之间是相通的。在曾国藩生活的时代，经世致用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渐渐复兴。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姚鼐就强调在“义理”、“词章”和“考据”三种学问之外诗文还应表现“经济天下之才”，另一位代表人物梅曾亮也认为“经世致用”有补于世甚至高于“性命之学”，他批评“考证性命之学”无事于读书穷理，而陶醉于经生章句，了无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和经世精神。作为桐城派“中兴”重要人物的曾国藩不仅受到桐城派学者的影响，也深受龚自珍和魏源等站在经世致用思潮前列的思想家的影响，所以，曾国藩治学也非常倡导理学服务于现实。据其日记所载，他在从学理学大师唐鉴时，唐鉴以理学经世思想相指点，曾国藩听后“昭然若发蒙也”。（曾国藩,2003年，日记，第88页）曾国藩一生虽坚守程朱理学，但他着力发挥理学中的“事功”因素，他对洋务的提倡与实践就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化。
鸦片战争前后，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思想界涌现出一批研究世界史地和西方坚船利炮的经世著作，使传统的经世之学注入了西学的内容。此时许多经世思想家虽坚守程朱义理，但他们重视应变求新，开始关注和学习西学。曾国藩洋务思想的核心便是学习西方的“技艺”、“术数”以自强和“卫道”，体现出一个既视程朱理学为身心性命，又注重务实经世的传统士大夫在内忧外患、西学渐侵时的艰难选择。曾国藩在《劝学篇示直隶弟子》一文中提出作文要端在“义理”、“考据”、“文章”、“经济”四事。其实，将“经济”纳入文章要则并非曾国藩的创见，姚莹就曾提出“义理”、“经济”、“文章”和“多闻”四事为作文之要。但是，曾国藩所言的“经济”还纳入了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和制造机器等新内容，因此，他的“经济”思想较姚莹向前发展了一步。在其著名的《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曾国藩更是认为购买、仿造“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同上，奏稿，第588页）显然，漕运、水利等传统意义上的经世之术在曾国藩那里已退居次要，洋务尤其是购买、仿造西方船炮成为他关注与致力的主要方向。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才有了创办安庆军械所和江南制造总局、派遣学童赴美留学等经世济民的举措。
需要注意的是，曾国藩的经世思想始终是在义理与经世并重、内圣与外王并举的理论模型下展开的。或者说，曾国藩在坚守理学义理的基础上，致力于拓展经世济民之洋务；但他在拓展经世济民之洋务时，并未遗弃理学之义理。他说：“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其施功之序详与体而略于用耳。”（同上，文集，第205页）在曾国藩看来，“义理”与“经济”是体与用的关系，因此“经济”之学从属并服务于“义理”。因此，曾国藩认为，“经济”之事尤其是学习西学不能脱离“义理”的轨道。在为晚清打开学习西学的门径时，他不仅没有丝毫削弱儒学义理之意，而且特别强调学习西学和办洋务其终极目的是强化“义理”进而维护道统。故而，他反复明言治学“莫急于义理之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等，（同上）惟恐儒者文人溺于“经济”之学而迷失了“义理”航标。但是，在曾国藩，西方的器数之学确实可充实传统儒学的“义理”，即“经济”可强化儒学“义理”。这样，实际上曾国藩把“经济”嵌入了儒者之事。这种观点在当时不仅提升了“经济”及学习西学的重要性，更重要的在于它为儒者学习西学进而对传统儒学补空救弊扫清了理论障碍。
曾国藩一方面宣传“义理”和“卫道”，另一方面又宣传“经济”和学习西学，这种理路反映了一代大儒对儒学传统伦理秩序眷恋不舍而希又翼借西学以自强的积极心态。重要的是，曾国藩的这些主张，尤其是其在洋务运动中对“经济”之学和学习西学的主张，在儒者和国人看来均是陌生之事，正因为如此，其思想使得儒学原有的狭小、禁忌繁多的范畴得以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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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
2001年，曾国藩全书（第一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光绪刊本，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六）。
on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zeng guofan
曾国藩用人之道范文3
[关键词]曾国藩；曾国藩思想；企业人才
[DOI]10.13939/ki.zgsc.2015.40.036
1 引 言
曾国藩是中国晚清时期最具有影响力的历史人物之一，他是清朝咸丰、同治两朝的“中兴名臣”，著名的理学大师。曾国藩自幼耳濡目染研习儒家文化，他六岁进私塾，诵读颖悟，九岁研读五经，十五岁时研习《仪礼》、《周礼》，以及《史记》、《文选》等书籍。从二十岁开始，他在湘乡涟滨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求学，进一步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早年的学习经历，对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后，他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在京为官期间，师从理学大帅唐鉴，开始研修《朱子全书》，专攻程朱理学，走上治理学的道路。然而，在治学上，他并非独崇朱熹之学，而是继承发展，兼容并蓄，自成一家。不同于其他人机械地鼓吹“天理”、“人欲”，曾国藩将“理”具体化为日常生活中的“礼”，将天理活化成了经世之礼。他认为，面对封建末世的诸多社会现实问题，若能以理学为本，以经世之学为用，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并将其正确地用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能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崇高理想。遵循古为今用的思想，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提取，我们可以通过对曾国藩思想的探讨，来对当前的企业发展和企业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探讨，无疑具有积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2 曾国藩思想与企业人才标准
首先，从曾国藩选才标准看企业人才与企业发展。曾国藩提出了四种人才德行准则：勤、恕、廉、明。他说：“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四字全，可为名将，可为好官。”这四个字概括了曾国藩对人才最基本的德行要求，其实也是当前企业发展过程中对于人才在道德修养和任事能力上应具备的最基本素质。曾国藩认为，勤是关系个人、家庭、社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是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曾国藩对好勤者与好逸者，爱憎分明：“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才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抵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散。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曾国藩所说的勤对于企业人才来说，勤是企业人才成长和发展的内在必然动力，勤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一种积极主动热忱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关于恕，曾国藩说：“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体不外‘敬’、‘恕’二字……孔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尔心境明白，于恕字或易著功，敬字则宜勉强行之，此立德之基。”恕可以是在企业工作中的包容心态，是一种待人处世的基本方式，具体说来就是一种恕以待人的德性准则。不同的企业，不同的部门也有林林总总的员工，他们性格与待人接物的方式不一，这就需要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秉承“恕”字功夫，企业员工和谐发展，大家以愉悦的心态工作。还有就是廉，即公而忘私，曾国藩识别人才是更注重看其是否具有廉的德性。曾国藩生活的时代，军队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基于这种生活现实，曾国藩组建湘军时，十分注重将帅之才的挑选。针对绿营将帅克扣军饷的腐败，曾国藩提出廉以服众的德行准则。他反复告诫湘军中的将帅：“作营官之要，不外勤、恕、廉、明，则足以服人。”而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对于企业人才的要求，尤其高级管理人才，首先要做到公而忘私，在工作中时时处处以企业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从小我出发，从个人利益出发。曾国藩曾说：“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来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这就要求做事情要自己有决断，而不是模糊和没有把握，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尤其企业高级管理人才能够做到明以治事、明以应物。
其次，强调忠诚。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诚为国一直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目标。可以说，忠诚为国已经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一种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曾国藩刚刚踏入官场时曾在日记中写道：“凡办公事，须视如己事。将来为国为民，亦宜处处视如一家一身之图，方能亲切。”“忠诚”是曾国藩人才伦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其人才的一个重要德性标准。曾国藩极度推崇“诚”，“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精神实体，是天地运行、国之所立和人之所成的根源。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曾国藩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把“诚”视为一种主观的道德修养，把诚看做人才的一种德性标准，并把它与忠紧密结合在一起，曾国藩识别人才，选拔军官，招聘幕僚，也都以忠诚为取舍标准。曾国藩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军。他在湘军的编练和将帅的选用上注重诚信二字，说：“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二字之先，须有一`诚'字以立之本。”作为企业选择人才的基础的，忠诚之人是上上之选，切实的管理中我们可以发现，相对于才干相差无几的两个人，我们更倾向于选择忠诚之人，曾国藩对于那些没有忠诚之心，经常改换门庭的人敬而远之，对于企业同样是这样，企业辛苦培养的人才忠诚度不够，往往可能会人往高处走，选择更好的工作机会。
曾国藩经常强调真正的人才，必须德才兼备，才高德薄之人绝对不可用。对于企业来讲，很有才干，但是忠诚度很低，道德约束性差，对公司的危害反而很可能是致命的。曾国藩对于在逆境中改换门庭的人嗤之以鼻，而对那些虽处逆境仍容心不二的人会加倍重用。这正如以前、现在和将来的那些创业元老一样，有的坚持走下去，有的半途而废。李鸿章之所以得到曾国藩的信任，其最大的优点就是同他的才干一样优秀的忠诚度。
最后，强调“谦和”。曾国藩告诫弟弟务必“谨言慎行”，并以祖父的遗训“满招损，谦受益”告诫两个弟弟。他认为谦和要表现面色、言语、书函以及对待仆从属员的态度。谦和的用意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谦虚，第二方面是谨慎，第三方面就是辞让。“德成以谨言慎行为要”。谦以内省，贵有自知之明；谦以待人，推己及人。曾国藩晚年名高位重，仍谦虚谨慎。他说，“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无论作为企业的领导者，高级管理人员抑或普通员工，都应该从谦和着眼，这样更加有利于一种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更加有利于企业发展目标的实现。
3 结 论
曾国藩用儒家传统的修、齐、治、平、格、致、正、诚来充实自己、激励自己。同样，他也要求家中诸弟子注意道德观念的培育和修养，在学习曾国藩的思想时，我们也发现其关于人才选拔的诸多标准，比如勤、恕、廉、明等要求对企业人才的选拔同样有借鉴意义，本文对曾国藩的人才观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探讨了企业人才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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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用人之道范文4
关键词：变革型领导；修身；魅力；识人；用人
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4-0010-02
一、变革型领导概述
变革型领导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领导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已经成为领导理论研究的新范式。变革型领导通过让员工意识到所承担任务的重要意义和责任来激发起高层次的需求，从而为团队，组织和更大的政治利益而超越个人利益，并达到超过原来期望的结果。Bass明确了变革型领导的内容，并建立了相应的评价工具MLQ，最初将变革型领导归纳为三个关键性因素，Avolio在其基础上将变革型领导行为的方式概括为四个方面：领导魅力、感召力、智力刺激、个性化关怀。具有这些因素的领导者通常就强烈的价值观和理想，他们能够成功的激励员工超越个人利益，为了团队的伟大目标而相互合作、共同奋斗。
二、变革型特质之自身体现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是后人为曾国藩特撰的对联。然“大厦非一木可以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成大事者， 以多得助手为第一要义”[1]。作为领导者、统帅，曾国藩不仅能够使人才聚集成为他的幕僚集团，又组建了湘军铸就了曾国藩政治生涯的顶峰，成为近代军阀的鼻祖，实在他具有变革型领导的特质。
1.人格魅力之学识
《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致知在格物。曾国藩出宗程朱，力排阳阴，要由格物而致知，因此他是十分注重学问的。
他一生问学不辍，首先是立定规模， 博览群书，然后是求精求熟， 约取精髓。他注重经世之学，以“慎独”自律。治学方法是由博返约，格物正心；归宿是“礼学”，认为礼学可以“同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他以礼学来代表经世学，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修己治人”、“内圣外王”。因此他对各种学问都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只要有利于自己经邦济世的，都加以吸收和利用。曾国藩打破义理、文章、考证三种学问的藩篱，成就了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经济之学从而构成他学问的主要内容[2]。义理之学可以指导人们的道德修养。他又重视考据，考据的作用在于使义理、辞章有据。他所谓的“经济”是“经世济民”之学。在治学之道上，曾国藩更是看重“志”、“识”、“恒”。他认为一个读书人“有识”才不会故步自封；“有志”才有奋发向上的动力；“有恒”才能坚持到底成就自身。他把读书的方法，分为看、读、写、作四个步骤。他说：“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 [2]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成功，无不是以读书问学开始，而学问的获取又仰仗于他治学之道和务实精神。
2.人格魅力之素养
历览古今，一个人是否能成功，关键是三点：教育、环境、内在素质。曾国藩从他敬爱的祖父那里至少学到了：自强、勤俭和谨慎的品格。他的父亲则是从他小时候开始就“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1]”在父亲的如此教导下，他走上了积苦力学成学问以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曾国藩少年期间多舛的求学之路培养了他以后重践覆的务实学风，在涟滨书院求学期间，曾国藩为了表示立志向上，遂改号“涤生”。而后于道光十八年，因其抱有澄清天下之志，改名国藩。出仕做官之后，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清、慎、勤。把立志形容为“金丹换骨”，认为要改变人的气质唯一的途径就是读书。读书主要的目的是明事理，学会治世，绝不限于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他还将立志于寻求榜样联系在一起“人苟能立自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我欲仁，斯人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1]。
3.感召力之修身之道
所谓立命之本，是指修养身心，提过自己的道德修养水平。孟子所倡导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就指出了修身的重要性。这可以称为曾国藩实现抱负的“内圣”路径。
首先，曾国藩的修身之道最重要的是磨炼自己的性格，养成坚强的意志力。早在改名为“国藩”时，他就做五句箴言来自励，即立志、居敬、谨言、有恒。又设计课程表来督促自己：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日之所亡、月无亡所能、做字、夜不出门。其次，他的修身路径，是《易经》无妄、咸、中孚三卦。指出人之所以不诚而欺，就是有私心、私利、私见，而要去掉这些妨碍人修身之本的东西，必须心中“不著一物”，由无妄、不欺、无私进入中虚，达到至诚的境界[3]。再次，既然意志力的磨炼为修身之本，从中虚到至诚为修身的路径，那么曾国藩的修身之要便是不忮不求。 “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失患失”之类也。他说人要做到不忮不求就要看到别人进步你自己打心眼里高兴，看到别人发达了，你也为他喝彩。最后曾国藩还提出“制怒如降龙伏虎”的修身之法[3]。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领导者必须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因此，他的修身之法还有 “耐”字诀、“悔”子诀。“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也是体现他对其的重视。“悔”是检讨、敬畏之意还包含凡是见得别人的长处，看到自己不足；检讨自己的同时，更要宽容别人，以恕道行事。
4.感召力之为官之道
曾国藩壮年立志：有民胞物与力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要做一个天地之完人。
“内圣”的功夫再强也要通过“外王”来体现。作为一个领导者先得确立一个做官的“素志”即“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 [4]。以做官发财为耻，又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耻。这个“素志”，最终伴随他到最后：“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4]。
做官曾国藩事事“但求第一义”。他认为，在外做官，在内做人，“总以第一义为要”，因此他赋予其具体内容：“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治军之道，总以能战为第一义”。这里，曾国藩使“但求第一义”具有一般的方法论意义就是抓到了做事的关键和核心。曾国藩言：“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4]。
曾国藩特别注重做官之“宜”，即方法、标准。曾国藩认为好官的标准，在于打破“庸俗之识见”，对此他有一番见地：首先，“三不”原则。“第一，不许州县；第二，不许收受银礼；第三，不许荐引私人。”其次，艰苦之道也是做好官之路。“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也”。再次，须“戒官气”。曾国藩素倡“不染官宦气习”，他认为：“无官气，有条理。守此行之，虽至封疆不可改也。”由此，他把“戒官气”作为考察官吏的“观人之法”[4]
曾国藩还善于研究败官之经，他总结出了 “居官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失败之经，可谓曾国藩一生的研究“课题”。
三、变革型领导特质之领导艺术
曾国藩在用人方面的成功，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克己为体”，一个
是“荐贤为用”。前者是说曾国藩修身方面，后者就是识拔人才、重用人才，成就大事。
1.识人与用人的艺术
关于人才的重要性，曾国藩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成大事者，一多得助手为第一要义。”由于曾国藩阅人无数，又注意观察，善于总结、验证。因而能够以知人闻名于世。对于招揽人才，曾国藩有自己的人才观，最可贵的莫过于“自立立人，自达达人” [3]。这是他能够聚拢天才人才的关键所在。
曾国藩对人才，大体分为三等。第一等人才，几十年才会一遇，可遇而不可求的。第二等、第三等人才是可以找到，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能够达到第一等人才。强调才干从历练而出，在得到人才的同时，人才的性情又各有不同，兴趣、志向又有远近之分，因此在才识都准备好的同时还需要济之以福泽。
对于用人，曾国藩要“强与之附”，还强调用人择将分枝，让他们各展宏图。
“试以艰危，责以实效”是曾国藩在用人方面非常重要的思想，也是对重要人才、关键岗位提出的具体可行的操作方案[4]。经过这层磨炼被曾国藩收入帐下的以后他还要“纳新不吐故”，要珍惜已有人才，提出不轻易用至亲故友。曾国藩网络人才更重要的是待遇、礼遇以及权力相应的跟进、配套同时不让他们有“向隅之感”，他经常说“天道恶贰”，核心就是这一点[4]。
2.用人的原则和策略
曾国藩用人不崇尚深奥，而专取平实。首先他把文职与武职区别开来。文职要有四项标准：第一要有操守，第二没有官气，第三是多条例，第四是少大言。对于武官，曾国藩也要求四项：“才堪治民”、不怕死、不汲汲名利、耐受辛苦” [2]。即使具有了这四项标准最好的人才也要以 “忠义血性”为最高标准。曾国藩对打造团队目标也有一番见解。创办湘军时就首倡“儒学治军”，还仿效明代戚继光之法，这使得湘军的创立有目标、有思想、有灵魂。可以说，湘军是清代历史上第一个有主义的团体，有目标、有信仰、有思想
“集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他提出，不管用王道成就大业还是用霸术定天下，殊途同归，都把人才当作事业成败的关键[4]。只有满足众人之“私”，才能成就一人之公。因此，曾国藩富多储蓄人才，广纳贤明，在偶尔有用的着的时候就很有益处的效果。同时他崇尚士大夫中的那些骨干人才，辅佐他所不及，宽宏大度的接受天下贤明之才，严格要求，责以实效。他大胆用人、大胆举荐，利用幕府训练和培养出来大批人才， 委以重任， 保举高官， 以至“荐贤满天下”。
3.对待下属的方式
曾国藩对待下属的理念是人尽其才、人尽其位、人尽其用，同时又能够收放自如、为我所用。主张带待人以礼、待人以诚、尊重下属。对于下属他是精心呵护的。曾国藩虽然关心呵护下属，但是也同他们保持适当距离。这个距离不是指身体距离，还有礼仪、交往、做事的距离，实际讲的是上级和下属应该如何相处。他经常讲：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这句话不但是对待下属的方式，甚至可以升级为原则。同时他还注重同自己的下属共享胜利的果实。曾国藩虽然大举保举有用之人，但是对于整个大局来考虑，如果有错误的出现他还是要勇于纠正。
四、结论
变革型领导，顾名思义就是要有不同于一般领导的作风、行为、绩效。曾国藩虽然得益于传统，又从传统中获得新生；对新事物得以接受产生兴趣，无论是主观意识，还是所作所为又使得他具有变革的性质。他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企业――安庆内军械所，他尝试引进西方的技术和科技，他派遣了第一批官方的出国留学人员。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他的为人、学识、气质无不彰显魅力；他的目标、志向不无具感召力；他的那种识人又可以大胆用人、大胆举荐，有给以福利的作风无不对下属给予智力刺激以及个性化关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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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用人之道范文5
曾国藩修身养性的主要内容是“八德”、“三戒”、“三治”；修身养性的主要方法和途径是立定志向，格物致知，反省改过，不忮不求，平淡恬静；曾国藩修身养性之道对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曾国藩；修身养性；大学生；品德建设
中图分类号： B25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3）02-0068-05
曾国藩认为修身养性就是通过自我修炼来达到自我完善的一种途径，就是要把先贤之美德才学化为自身之习性功力。他认为修身养性是一切学术事业的基石，“进德、修业”是读书人的两件大事，他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1]又说：“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2] 由此可见，曾国藩已将修身养性与事业发展，乃至家族兴衰联系在一起。他的修身养性之道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人生哲理、人生理想和道德修养，提出了为人立身处世、处理各种道德关系的基本原则，对于当代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具有积极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指导作用。
一、曾国藩修身养性的主要内容
曾国藩的修身养性之道来源于他所恪守的圣哲前贤的理论和典籍，也是他阅世日久积累的经验。他的修身养性之道包涵了“身心”两个方面，认为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他曰：“养生与为学，二者兼营并进，则志强而身亦不弱，或是家中振兴之象。”[3]他的修身养性的主要内容有：“八德”、 “三戒”、 “三治”等。
1.“八德”：“勤、俭、刚、明、忠、恕、谦、浑”
曾国藩把“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做为道德规范，他说：“余近年默省之‘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曾为泽儿言之，宜转告与鸿儿，就中能体会一二字，便有日进之象。”[4] 后来，在《日记》中将“忠”换为“孝”，“恕”换成“信”。曾国藩所提倡的“八德”，既是他自己修身养性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常以此作为家训教育子侄。他认为能实践八德的纲要，就可以达到内外兼备的修养。“勤”，指勤奋、习劳，不断去做，尽力去做。在八德中“勤”居首位，这与他重视“身躬力行”的思想有关，他认为“勤”是衡量一个人道德修养的主要标准，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居官、居军，皆以勤字为本。他认为：“勤则兴，懒则败。”[5]“俭”，指节俭、朴素。他说：“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6]又曰：“为后人惜余福，除欲勤俭二字，别无做法。”[7] 由此可见，俭朴是居家之道，也是为后人造福之道。“刚”，指坚毅意志，刚强性格。他强调：“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8]曾国藩坚信“担当大事”是成就功业的基本素质，他主张从“自修处求强”就是“刚”。“明”，指穷经达理，高明、精明。他说：“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9]曾国藩提出无论高明还是精明都应当趋于平实，做到有自知之明，降心抑志，事事求精，勤于治学。“孝”，为孝顺、孝敬及孝道。曾国藩把侍奉父母、个人立身修行及忠心为国的德性，都认为是孝顺的表现。他说：“盖君子之孝，尤重于立身，内之型家式乡，外之报国惠民。”[10]“信”，指诚信、忠恕。曾国藩处于人心虚伪的时代，认为只有“诚信”才是立身修德的方法。他在给李鸿章信中写道：“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改变。”[11]他曾言：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曾国藩秉持此理念，在一生之中知人、识人、用人，使得天下英雄才杰都钦服其“诚信忠恕”。“谦”，指谨言、慎行。是曾国藩成就其大业、修成大儒的秘诀之一。他认为人太过“自满自傲”，将招致灾祸，“谦退”则可得到“长久”的益处。“浑”，指处世圆融。在事务是非曲直上，不可太过逞强自己，总得留有余地与自己和他人，作为“惜福惜势”之道。曾国藩希望子弟能体会、领悟“八德”的真实意义，实践修习养心，那么优良的品德便会慢慢形成。
2.“三戒”：态度戒骄、生活戒奢、作息戒逸
为了养成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曾国藩把“三戒”作为修身养性的主要内容。一是态度戒骄。“骄”是万恶之首，曾国藩要求子弟绝不能染上，他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12]曾国藩认为后辈子弟出世，都是在衣食无缺的环境下出生的，没有见过祖辈前人艰苦困苦的模样，担心子弟在不知不觉中沾染上骄傲之性。曾国藩期望子弟能彻底的自我反省一番，他说：“贤弟欲戒子侄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覆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13]二是生活戒奢。曾家因曾国藩中举，挤身世禄之家，但曾国藩不想因此而改变纯朴家风，在《日记》曾自我反省曰：“闻家中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员亦多穷困，而吾居高位，骄奢若此，且盗廉俭之虚名，惭愧何地！以后当于此等处痛下针砭。”[14]尽管曾国藩身居高官，却总把戒除“奢侈”作为生活的主要理念，他非常担心子弟讲奢侈，期望子弟能谨守家规。三是作息戒逸。富贵人家钱财无虑，呼婢御奴，很少亲自做事的，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懒散放纵，好逸恶劳的习性。所以曾国藩常以做事不勤劳来自我反省，他说：“人而不勤，则万事俱废，一家俱有衰象。余于三四月内不治一事，于居家之道大有所损，愧悚无已。”[15]曾国藩时时督促自己应保持勤奋的状态，不使自己流于安逸放纵。他也以此精神教育子弟，他说：“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16]
3.“三治”：治心、治身、治口
“三治”是指治心、治身、治口三方面。一是治心以去其忿欲之毒为主。曾国藩认为：“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阳恶曰忿，阴恶曰欲。”[17]他提出：“古人以惩忿窒欲为养生要诀。惩忿即吾前信所谓少恼怒也，窒欲即吾前信所谓知节啬也。”[18] “惩忿”就是“戒恼怒”，因恼怒容易使人失去理智，肝火上升，进而残害身心。而“窒欲”就是“知节啬”，好名好胜的心太甚，不知节制适可而为，可能太过沉溺而迷失自我。曾国藩劝告九弟：“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19]又曰：“吾兄弟欲全其生，亦当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20]当时，曾国荃受围城困扰，又因军务繁忙，患了肝病，引起曾国藩的关心。曾国藩要求诸弟不管事情有多忙，平日应多做修养功夫，以防忿欲来时，能够以平和之气调整心情，以免伤及身体。二是治身以多运动、重卫生为主。他说：“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刚恶曰暴，柔恶曰慢。”[21]曾国藩经常鼓励诸弟子侄多做运动，认为运动能使筋骨活络，血气顺畅，可以保持应有的体力和精力，认为“习射”和“步行”是最好的二种运动。曾国藩要求诸弟子侄应注意养生六事，他说：“吾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读书不甚长进，曾以养生六事勖儿辈：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射足以习威仪，强筋力，子弟宜多习），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22]“饭后千步”是能促肠胃蠕动的饭后运动，而“习射”自古以来，都是士大夫用以活动筋骨的项目。曾国藩期望子弟通过运动来强健身体。在卫生方面，曾国藩特别注重“睡前洗脚”，他认为“睡前洗脚”除有清洁干净、注重卫生的功用外，每天洗脚搓足，或可按摩穴脉，促进血液循环，也是保养身体的一种方法。三是治口以慎其言、节饮食为主。他说“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语，曰节饮食。”[23] 慎言就是少说话，不乱说话。妄言为君人的弊端，因言多必失，妄言无诚。他曾说：“言多谐谑，又不出自中心之诚，每日言语之失，直是鬼蜮情状，遑问其他。”[24]言出于不诚之心，则为妄言妄语，言语既失其恭敬，则其他行为举止必不正，所以平日应立身修养，正心自然能正人。“节饮食”是指进食时间固定，食不可过饱，不求山珍海味，只求食物美味营养等。他说：“吾近夜饮不用荤菜，以肉汤炖蔬菜一二种，令极烂如鸡肉，味美无比，必可以资培养（菜不必贵，适口则足养人），试炖与尔母食之。”[25]曾国藩认为美味的食物更胜于珍贵药材，饮食应只求适口及足够营养就会有益身体的健康。
二、曾国藩修身养性的主要方法与途径
1.立定志向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先立志，要立志向圣人学习，要立志学做圣人的事业。曾国藩深知如果没有坚定的志向，不辞辛苦的决心，要想成就丰功伟绩是不可能的。他写了《五箴》自勉，也勉励弟侄。《五箴》第一为立志，主要是以先哲为典范，荷道以躬。在《五箴》序言中他体现了他立志的自觉性。他说，我少年时不能自强自立，时光不停流逝，于是到了今天。在古人已经学有所成的年龄，而我还是这样庸庸碌碌，能不令人伤感吗？在他的《立志箴》中可看出曾国藩立志的坚强决心。他说，辉煌的先哲，他们不也是一个普通人？藐小的我自己，也同样是父母所生。天给予我的已经堪称丰厚，我如果背弃天而贪图逸乐，就会遭到灾祸。一生中的后悔积累到千万次，到头来将是一事无成。过去的过失已无法挽回，一切从今天重新开始，我要用铁肩担当起道义，用自己的口和笔将它不断宣传。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我将永远不忘记自已的誓言！曾国藩的话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只要一息尚存，书要读，积极向上之心永不改，并以困知勉行之功向古人学习。“读书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26]曾国藩认为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克服困难中求得知识，有了知识就要努力实行，以图自强。他曰：“然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27]“打脱牙，和血吞”正是曾国藩“困知勉行”的真实写照。
2.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一词出自《大学》，是儒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概念，格物就是即物穷理，凡事都要弄个明白，探个究竟；致知，即做个真正的明白人，为人行事决不湖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目是读书人作为修身进德的纲领。曾国藩特别重视“格物”和“诚意”二个条目，他说：“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共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28]曾国藩认为八目中能使人成功的，唯有“格物”和“诚意”二目。曾国藩以其友吴竹如先生为榜样，希望自己能像他一样，对于一事一物都穷究其道理。他对“格物”理解为：“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29]曾国藩将身、心、意、知、家、国、天下都视为物，需要加以“格物”才可知道事物的道理，这种穷究事物的根本道理的方法，用在增进德性术业上，就是追求最完美的德性和最高深的学问。
3.反省改过
曾国藩把书写《日记》作为反躬自省的方法和工具，他几乎每日都要事无巨细地进行反思，总结成败得失，然后在“成”、“得”处发扬，在“败”、“失“处痛改，其严谨之状，令人赞服。他在《日记》有如此的记载：“凡事之须逐日检点者，一日姑待后来补救，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30] 他常与志趣远大，博学多闻的朋友相互讨论、相互砥砺。“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砺。其为日记，力求改过，多痛自劾责之言。”[31]也常见朋友在其《日记》上的眉批注解，如《日记》所载：记昨日、今日事。日来自治愈疏矣，绝无瑟怀之意，何贵有此日课之册！看来只是好名。眉批注：既知名心为累，当如大敌克之。这种朋友之间的砥砺鼓舞，以追求更完美人格的作法，是曾国藩“见贤思齐”的表现。“在中国古代，曾国藩大概是对自反省和批判最多的人之一，不仅严厉，而且荷细，如针如刺，直指心灵中最漆黑的部分。也许你不佩服他的功业，不佩服他的道德，也不佩服他的文章，但你不得不佩服他对自我剖析的勇毅。”[32]曾国藩认为“知错改过”是人最可贵的心性。他说：“凡人一身，只有‘迁善改过’四字可靠。”[33]“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34]他在《日记》中写道：“自立志自新以来，至今五十余日，未曾改得一过。”[35]他就发狠说：“此后直须彻底荡涤，一丝不放松。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36]从这儿切一刀，之前死了，发誓重做新人。一个有勇气的人不是面对敌人而是面对自己，敢于面对自己，才是真正的勇敢。能把自己的错误一点点记下来，然后每天看，触目惊心，就可以改正自己。
4.不忮不求
曾国藩以“不忮不求”教人修身养性，认为内心如果没有嫉妒和贪求的想法，就可以培养完善的德性。他说：“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37]曾国藩认为“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之人，常因“患得患失”扰乱于心，造成心胸狭隘格局不高。他曾反省自己说：“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馁。”[38]又曰：“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39]曾国藩以为如果能抱持“不忮不求”的心态，便可去除污心，树立高超品格，增进德性的修养。
5.平淡恬静
曾国藩认为认为精神的修养，一是要“静”，二是要平淡恬静。“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40]曾国藩曾在日记里反思说：“日内不敬不静，常致劳乏。以后须从‘心正气顺’四字上体验。”[41]就是说碰到事儿的时候，心中不静，不仅事儿做不好，而且还不养生，还容易导致困乏。他特别主张静坐。认为不论压力大，一定要找时间静坐，这可以使自己得到很好的放松与休息，引发内心的宁静与安详，可以从容地仔细考虑问题。“心正气顺”是什么呢？就是淡泊守志。他在家训里说过一句名言：能甘淡泊，便有几分真学问。一个人临事淡定、冷静、从容，不要问他看过多少书、上过多少学，这个人一定是有学问的人。心中不藏万卷书，没有很深的见识，断难养成临事不躁的从容气质。他在《日记》说：“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42]看淡富贵功名利禄，便不会招致纷争，引来烦恼，这将使人受益终生。
三、曾国藩修身养性之道对大学生品德建设的启示
曾国藩认为惟修身养性可以提高气质，惟修身养性可以提高人格，惟修身养性可以光耀人生。他的修身养性之道对当代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有重要的启示。
1.志存高远，自强不息
曾国藩认为修身养性的目的就是立志成为圣贤之人，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当今大学生，应把为国效力，为民谋利，为社会的繁荣、安定、和睦作为自己的明确志向和奋斗目标。要把个人成才的道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胸怀天下，情系众生，立志成大事，立志有所作为。但有的大学生因为考试不及格、恋爱不成、就业受挫等，就对生活失去信心，一蹶不振，从此沉沦下去，甚至选择错误的做法和道路，误入歧途。这就是没有坚定的志向，没有一种持之以恒的执着精神，没有对自身约束的一种坚持，自我提升的一种坚定的表现。大学生应当通过修身养性来增强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磨练自己的意志和品行，增强心理素质，静下心来，踏实认真地学习和做事，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发扬曾国藩那种“困知勉行”的功力，为实现自己的志向，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2.八德自勉，克己内省
曾国藩认为要实现“八德”自勉，内外兼修，必须要“克己内省，见贤思齐”。 “克己内省，见贤思齐”对今天开展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具有深刻的参考价值。因此，我们应注重培养大学生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意识和能力，找出自我道德意识发展过程中优点和不足之处，比如：能够在比自己优秀的同学身上得到启发，善于向品德高尚的人学习，并在比自己落后的同学身上得到警示和教育等，从而及时调控自己的行为，以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道德理想，最终提高自我道德水平。
3.以诚相待，心怀感恩
曾国藩非常重视诚信，他说：“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43]曾国藩他以一生的行动实践着诚信，他对清王朝，忠诚守信，忠君报国；对湘军战士，诚心选将，仁信带兵；对幕僚及朋友，以诚识人，以诚待人；对待家人，注重品德，严厉家教。当今诚信是一个人必备的素质，是人际交往的必要条件。一个人能否立足于世，关键在于是否敢于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是不是讲信用。但如今社会诚信危机日益严重，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的作风屡见不鲜：有的在校大学生以缴纳书费为理由从父母手中要钱挥霍；有的考试作弊；有的以各种虚假的理由请假不去上课；有的为了就业，随意修改成绩单，伪造各种证书，编造干部履历，拔高自己专长等，所以大力提倡和弘扬诚信的精神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大学生在正确处理个人和他人、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时，要做一个谦虚的人，做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心怀感恩之心，感恩父母，感恩家人，感恩朋友，感恩生活……包括感恩逆境和敌人，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这样就会获得真正的友谊，真正的朋友，体味一个冷暖人生，能使大学生在人生的道路上风雨兼程。
4.勿染恶习，身心健康
当今，有的大学生作息起居无常，饮食习惯不良，晚上通宵上网，逃课，上课打瞌睡，不吃早餐，抽烟喝酒，奢侈浪费，生活习惯懒散等，这些不良习惯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曾国藩以“勤”戒“逸”，以“俭”戒“奢”，以“谦”戒“骄”等纯朴家风来克服生活的恶习，来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的修身养性方法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是要选择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要规范生活时间，有效利用时间，勿染恶习，“在生活中学会生活”。二是要增强体育锻炼。根据季节的变化，多参加体育活动，保持身体健康。曾国藩认为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也是对父母的不孝顺。“再不保养，是将陷入大不孝矣。”[44]三是养成良好习惯。在言谈举止上，要培养德之容、德之音、德之举的良好行为习惯和尽责的奉献精神。
【参考文献】
[1][2][5][28][29][33][34]曾国藩：《曾国藩家书》（上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157、442、65、65、364、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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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田澍：《曾国藩与湖湘文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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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8页。
曾国藩用人之道范文6
宫玉振：有人把西方文化称为先知文化，中国文化称为史官文化。先知文化强调的是宗教的地位，史官文化体现的是历史的关怀。六经皆史，历史对中国的整个文化的孕育起到关键的作用。与西方相比，古代中国人很现实又很理性，中国人关注的不是人和天的关系，而是现实的世界。孔子不是讲“敬鬼神而远之”吗？庄子不是讲“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吗？西方人重视在宗教意义上超越自我，而中国人则更重视在历史的延续中超越自我。中国人讲慎终追远，这个跟中国人的家族意识强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人在历史中找到了生命的延续及意义。在中国，家有家谱，国有国史。传记是一人之史，家谱是一姓之史，国史是一国之史。历史提供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承载了中国人的人文关怀，体现了中国人的责任和使命。所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是这样一种情怀。中国人可能不相信末日的审判，但中国人在意历史的审判，所谓的春秋褒贬、青史留名。即使是如汉武帝、唐太宗这样的帝王，也都非常在意自己在史家笔下的形象。“历史是中国人的信仰”就是这个道理。
《看历史》：被多次重新解读的历史人物会被脸谱化（社会印象），比如曾国藩就有很多脸谱，您是怎么看的？
宫玉振：章太炎曾说：“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政局陷入不断的动荡，这就使得对曾国藩的评价也在不断地反复。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挽救了大清王朝的命运，所以同光年间的朝廷官员和地主知识分子都把他推崇为“中兴名臣之首”。到了清末，革命党人要起来满清，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时大家发现太平天国起义是一场以汉人为主体的起义，曾国藩是帮助满清政府镇压了汉人的起义，所以曾国藩就被打成了“汉奸”。再往后，共产党要领导农民闹革命，所谓的“土地革命”，所以我们的历史观就很清晰了：历史上凡是农民起义都是好的，凡是镇压农民起义都是坏的。曾国藩是把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给镇压了，这个罪行显然就是最大的了，因此他就被打成了地主阶级最残酷、最凶恶的代表人物、刽子手，被彻底否定。这也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教科书中曾国藩的形象。以上这些，其实都是从各自的政治立场的角度来描绘的，必然带有局限性、片面性。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开始解放，包括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开始就慢慢地越来越全面、客观。这时候人们发现，曾国藩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是非常复杂的，不是简单地贴一个“某某阶级”的标签就可以把他否定的。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他身上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华的东西，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尊偶像。从军事的角度来说，他开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先河。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始作俑者，从实践上揭开了近代经济变革的大幕，他提出的“师夷之智以制夷”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与进步性。从家庭教育的角度、从为人处事的角度、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曾国藩更是可以给浮躁的当代中国人以深刻启迪。
我们现在离曾国藩的时代已经比较远了，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看待曾国藩了。年轻时曾说：“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还说，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办事之人，一种是传教之人，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一个是曾国藩，一个是北宋时期的范仲淹。这个评价是很高的。在这里，显然是把曾国藩当成一位成功的领导者来看的。我想这是今天解读曾国藩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从这个视角解读曾国藩，应该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收获。当然，现在社会中有一种现象很值得注意，这就是把曾国藩当成了官场权谋的代名词，在我看来，这是对曾国藩的另一种脸谱化，是对曾国藩形象新的扭曲，是不严肃的。
《看历史》：现在社会上非常流行《曾国藩家书》，很多人正是通过这本书认识了曾国藩，也有很多人从这个方面对曾国藩进行解读。请问您是如何解读《曾国藩家书》的？
宫玉振 ：对曾国藩，人们是带着不同的需求去解读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因此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曾国藩的形象，这就是读历史的特点，各取所需。
人们之所以对《曾国藩家书》非常感兴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子女教育方面来讲，曾国藩确实是很成功的。曾家后代基本上都奉曾国藩的一个家训，就是“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以读书作为自己的追求。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因为承袭了他的爵位，所以是做官的，而且非常有作为。他的次子曾纪鸿是一个数学家，没有从政。到了第三代，基本上就不做官了。曾家从曾国藩到现在已经传到了第六代，曾氏的后代现在很多在海外，基本上都在教育、医疗、科技这些领域。在曾氏的后代里，院士、工程师、教授这样级别的人物有240多个，而且直到现在依然奉他的家训而不悖。这样的家庭教育，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一个家庭的兴衰到底靠什么？他讲得很清楚。不是靠你做多大的官，不是靠你发多少财，而在于家风的建设、家族伦理的建设。曾国藩曾经说：“大约兴家之道，不外乎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谨等事，败家则恰恰与此相反。”家庭中内外勤快节俭、兄弟之间和睦相处，子弟谦虚谨慎，这样的家族一定会兴旺的。反过来一定会败家。所以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朴实。曾国藩也总结出很多很容易记住的东西，比如他的齐家“八本”等。这些东西确实很值得我们今天去思考。
中国人骨子里是有一种传宗接代、家运绵延的使命感的。一个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但中国人生命的意义在家庭的血脉延续中得到了超越。这是中国人的心理特点。曾国藩的家训是家族最大的精神财富。我们很多人关注的家族传承，往往是物质层面的财富传承，但真正可大可久的是精神层面的财富传承。物质总会消亡的，但精神的东西是可以传之无限、影响无限的。
《看历史》：看曾国藩的家书，感觉他是个严父，也是个很好的兄长。他还有点像唐僧，唠唠叨叨什么都说，他说得都很有道理，他做得又很好。但是我们都知道那句话，叫“知易行难”。那么曾国藩是怎样达到这种境界的呢？
宫玉振：其实从做人做事的角度来讲，曾国藩并没有提出全新的理念，他的家训无非就是儒家的一些经典的理念，要谦虚啊，要谨慎啊，要勤俭啊，不能奢侈啊，不能狂妄啊，等等。但他会不断地跟你讲，更主要的是他知一句便行一句。他自己就是这样讲的，他也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也是因为这样做而成功的，本身就是一个榜样，他的话自然就有份量，自然容易被大家所接受。
曾国藩给家里写信，确实是做到了苦口婆心，在他的理论中这叫“口到”。曾国藩有个“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其中“口到”就是要反复叮嘱，不断地叮嘱，他就是这样一种与人为善的心态。所以家里人很容易接受他的教育。
另外曾国藩家训中的道理，其实下手的地方并不难。像要勤快，就从早起做起就行了。要节俭，就从家中的用度不能太大做起就行了。制定一些可以落地的规矩，家里面的人共同来做，也就可以落实了。
而且，曾国藩把这种对家族的责任感传播到了每个人身上。他说：“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一个家族的兴旺持久，不靠一时的官位，而靠长远的家规。不靠一两个人的暴发，而靠大家的维持。他要求大家一起来维持这个家族，最终每个人都意识到我的行为对家族的影响有多大，我们要共同来做这件事情，家里人对家族有自豪感、有责任感，就会愿意自觉地按照曾国藩要求的去做。这也就是为什么曾国藩去世这么多年了，曾家依然遵奉他的家训的原因。一种家训，只有变成家人共同的自觉行为，才会真正起作用。
《看历史》：我们在想到曾国藩时，往往会想到他官高爵显，是一代名臣，在战场上指挥若定，在官场上游刃有余，有的人将它解释为一种“领导力”，您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宫玉振：前面说过，有人把曾国藩当成官场权谋的代名词，其实是极大的误解。没有一个领导者可以仅仅依靠权谋就能成功。依靠权谋，可以得意于一时，但不能成功于长远。
曾国藩的领导力的核心，不是权谋，而是理念，是他践行理念的“拙诚”的功夫。“拙”就是一步一步去做，“诚”就是实心实意地去做。知一句便行一句。曾国藩有一个信念，就是“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这是理解他的领导力的最核心的一句话。“伪”和“巧”只是小聪明，“诚”和“拙”才是大智慧。
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作为一个官员，他也必须跟现实妥协，必须内方外圆。但其大体，却是以卫道为激励之本，以纯朴为用人之本，以推诚为驭将之本，以耐烦为治心之本，以包容为处世之本，以大局为决策之本，以勤实为治事之本，以力行为修身之本。而他的领导力的核心，则是“忠义血性”的理念，是“舍身卫道”的使命感。
人做事其实有三层境界：第一层境界是职业，做事是职业的要求，是当兵吃粮，这样的人做事是不会真正投入的；第二层境界是事业，有了事业心人就会愿意奉献，就会愿意付出，愿意承受痛苦；第三层境界是理念，是信仰。信仰是无可妥协的，信仰是不讲代价的，信仰能让人付出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二百的精力，会让人为了信仰而燃烧自己。
曾国藩是做到了第二层和第三层境界的。他的信念、他的抱负、他的修养、他的品格、他的毅力、他的胸怀和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就是他能够成就大业的关键因素。这些内容，远远不是一个权谋所能涵盖的。从曾国藩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领导力的深沉厚重。
（本采访李阳、刘杨、刘伟、叶琪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