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简介范文1
汪曾祺先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上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重返”中国文坛，以老练精致素简的文风，开文坛之新风。而在最新散文集《榆树村杂记》中，汪曾祺则以细腻敏锐的笔触，解析日常生活的雅洁与情致，以此安抚疲惫的心灵。
这本《榆树村杂记》，收录了汪曾祺创作“黄金时代”的经典作品。榆树村就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就在汪曾祺住的高楼对面。那时，他隔一两天就从楼上下来，到村里的菜畦边走走，感受一下“欣欣然的生活气息”。汪曾祺说：“现在菜地、菜农和房子都没有了，成了方庄小区，高楼林立。我的这些文章都是在榆树村对面的高楼里写的，故将此集名为‘榆树村杂记’”。全书共33篇文章，写他的旧事今况、旅行见闻、乡土民俗、花鸟虫鱼以及四方食事的方方面面的事。同时精选多幅彩图：有手稿，有书法，以及罕见书房作画原照等一并网罗，读后让人久久难忘。
汪曾祺的散文少雕琢，无卖弄，不做作，平白如话。如他在《随遇而安》中写道：“我当了一回，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了解反右历史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场能把人“吓傻”的运动，而汪曾祺的回忆文字竟是这样的平和乃至天真。他表面上并无情绪化的表达，但在他平静的叙述下，却饱含对那个特殊年代的无声控诉，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坚持自己的这种“我手写我心”的“平淡”风格，完全开辟了一条和杨朔、刘白羽等人不一样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有点开时代之先的感觉。
汪曾祺的散文皆从日常生活琐事入手，透露着最自然恬淡的灵气。书中，从自况“七十书怀”到“天山行色”，再到“故乡的食物”，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人间至性至情的热爱，以及对旧日生活情景的缅怀和深深眷恋之情。如在《岁朝清供》中，汪曾祺写到：“在北京，穷家过年，也要有一点颜色。很多人家养一盆青蒜。这也算代替水仙了吧。或用大萝卜一个，削去尾，挖去肉，空壳内种蒜，铁丝为箍，以线挂在朝阳的窗下，蒜叶碧绿，萝卜皮通红，萝卜缨翻卷上来，也颇悦目。”而这，也表达了无限的生活热情和雅致的韵味。
汪曾祺的散文与每个人的生活很贴近。他笔下流淌着对生活默默的温情，这是特别打动人的地方。书中专门谈吃的就有七篇，其他篇中也时有涉及。从狮子头、东坡肉到家乡高邮的鸭蛋，从名目繁多的各种鱼的滋味、吃法到荠菜、蒌蒿、马齿苋的做法，不厌其详。如书中写他在家做饭招待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夫妇，其中有一大碗煮干丝。只见“华苓吃得淋漓尽致，最后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都喝了”。现代人喜欢看花花草草、植物、美食，热衷于展现生活的细节，汪曾祺的散文恰好就有这些：对生活细致入微的体察，对日常生活脉脉温情的打量，这就是很多读者喜欢他的原因。
汪曾祺散文的真正魅力在于“不装”，在于真实，在于有趣。在读者眼中，汪曾祺是个“可爱的妙人”，沈从文先生称其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又有文才，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读者圈中流行一名言：“很多人不知道他，知道他的人都爱他”。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读完全书，感触最深的是汪曾祺的文字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让读者能从中找到面对生活的雅趣，给人一份特别的安静与平和。
在一个嘈杂而迷茫的时代，你我都离不开日常的琐屑步步逼迫，而如何拥有一份不想失去的优雅与情致，汪曾祺的书，就是一味甘之如饴的药，使人呼吸清新，欲罢不能！
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年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汪曾祺简介范文2
【关键词】传统主义; 现代主义; 民族情结
一、 前言
1980年,汪曾祺的小说《受戒》一发表就引起了大家的密切关注,评论家纷纷发表文章对他的小说进行评论,对汪曾祺的研究也因此慢慢开展起来。本文试图从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两副面孔来研究汪曾祺的小说《受戒》。
二、 传统主义的面孔
幼年的汪曾祺生长在一个亦商亦士、开明而不庸俗的书香门第,其父亲给了他极大的影响。父亲通晓琴棋书画、喜爱花鸟虫鱼,具有典型的士大夫修养和情趣,其“仁”者的“救世意识”给幼年汪曾棋及其深刻的影响。因此,汪曾棋从小就对人情风俗和自然万物充满好奇和乐趣,童年的经验将各种人情美景映入了作家的记忆。本文将从日常生活的温暖和这个方面来论述《受戒》中的传统主义的面孔。在《受戒》中,汪曾祺是通过对过去熟悉的事物、事情和生活的细节来展示日常生活的可爱与温暖的。
首先,我们看到了过去很熟悉的事物如桑葚、桑树、芦花荡子、围裙飘带、荸荠等,熟悉的事情,这些事物就是一首首童谣,总能激起人内心的涟漪。大家能够清晰的回忆起小时候用水车车高田水,车水的时候看见水被一级一级的传递上去,这对小孩子来说似乎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存在,这种力量在当时一直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但却别有一番生活趣味。而象“不把钱、鸡婆子”这些口语色彩很浓重的词语,不仅让人觉得亲切,更能激起人们对过去的美好回忆,在现代社会中,往往是这些过去的事物更能够激起人们对生活温暖的感觉。
再次,作者通过对一些细节的简单描述,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温馨的美妙的世界。如两个小孩天真无邪玩铜蜻蜓那段,“小英子跑过来:‘给我!给我!’”。我们读到这里立马就能看见两个对世界充满好奇感的小孩子,其中一个小孩对某种新事物很了解,会玩会操作了,必然会引起另一个小孩极大的兴趣,而且一开始,另一个小孩子会因为对新事物陌生而产生害怕而远远的站着,当他发现如此好玩的时候便会兴高采烈的跑过去嚷着:给我,给我。而一直被大家所称道的明海和小英子的充满情趣的爱情,更是透露出了生活的美好。作者写到“明海看看她的脚印,傻了。……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捣乱了”,作者用捣乱、心痒痒很贴切地传达了这样的感觉,而有了这样的感觉,划进无人的芦花荡子就必然会因为有了心事后害羞而觉得心里面莫名的紧张,于是想拼命的划桨逃离这个紧张又有点窒息的二人世界,只要出了芦花荡子,紧张的心就会缓口气松弛下来,如释重负。之后那大声的要之后又小声的要,是两个人吐露心声之后小小的欢喜,小声的说更是两个人对爱情的一种小心翼翼的呵护;两只浆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则是两个人知道彼此的心之后的心情的轻快了,所以两只浆一定是划得飞快的。文章中的传统主义面孔实际上是一种认同,对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认同,这种认同以一种潜意识里的怀旧和对过去年代的人和事的怀念的形式出现。
三、 现代主义的面孔
汪曾祺创作起步于20世纪40年代,他就读的西南联大正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中心,汪曾祺很自然地接受了现代主义洗礼,并参与创办《文聚》,不断磨砺现代主义技法。但是汪曾祺说,“我不赞成把现代派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① 由此可以看出汪曾祺是喜欢现代派的,但是不主张全盘照抄西方的理论,而是主张将西方的理论本土化。现代主义不仅是一种文学思潮,更是对于社会、文化、人性的探索和拷问。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界定充满争议,本文把汪曾祺涉及的现代主义文学主要界定在意识流这个方面。
在作品《受戒》中,汪曾祺开篇就以现在的时间作为中心,作品写到“明海出家已经四年”。然后接下去讲述他十三岁来荸荠庵之前为出家做的一系列事情,接下来又讲现在小和尚清闲的日子及庵里面的基本情况尤其是庵里面没有所谓的清规戒律,在讲到和尚们打牌的时候,叙述的笔触又自然的伸到了收鸡毛的和打兔子兼偷鸡的两个正经人身上,由偷鸡又讲到小英子和明海两个人玩偷鸡的家什――铜蜻蜓。然后又继续转回到到打牌,打牌还没有写几句又突然转到了和尚们在大殿上杀猪的事情上了,讲完杀猪,又无端的转到了写明海和小英子的交往上去了。作者随自己的思绪在各个场景之间不断的转化,有时交叉,有时又重叠起来了,纯粹是通过自己的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情节在《受戒》中淡化了。所以,作者在对人物的激烈反应的心理也往往表现出节制,冲淡与平静,没有波澜起伏,更没有什么矛盾冲突、因果关系。
由于汪曾祺对社会现实审美感受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对用连贯有序的故事性和恩怨相报的伦理圈子是否表现现实生活的真实表示怀疑,于是,便用“抒情的东西”来挤破固有的故事结构,在情节松动的地方,诗意、哲理、讽刺、幽默、政论、风俗、时尚、意识流一齐涌了进来,使小说获得了对生活的最大的创造能动性。另外,汪曾祺的不愿被小说的规范所约束,执意追求自由的创作行为,也影响了“先锋派”小说的游戏性质。
结 语
虽然两副面孔的交融使小说在整体上很和谐和优美,但是背后却涂上了一层淡淡的悲凉的底色,因为小说的最后写到:两人划进了芦花荡,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噜噜噜飞远了。鸟儿被外界惊起而仓皇的飞走了,带给人无限的忧思和落寞。可喜的是,面对日益强大的现代化潮流,汪曾祺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悲哀和绝望,最多也就是一点淡淡的哀愁。不悲哀,不绝望的背后一定有东西在支撑着,它就是五四新文学传统和民族主义情结。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种精神情结深深的系在了20世纪每一个文人的心灵里。汪曾祺的作品虽然没有直接反应水深火热的现实,但是从另一个侧面实现着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反思和超越。汪曾祺从创作的初期就力图发现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民族文化又面临着如何顺应现代化的考验,他认为没有融入到优秀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
【参考文献】
[1]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陆建华・汪曾祺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3]洪子诚・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汪曾祺简介范文3
关键词：经典化；时代背景；合法性；内在欢乐
“在每一个价值失落因而急需价值重建的年代，人们总是先回到最简朴最老实的价值基线上。”①
――黄子平
一、背景：对人生意义的寻找
“”的与中共十一界三中全会召开将文学带入全新时代，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伴随改革开放的推进，一方面对现代化的呼唤重新成为时代主题，这种热情尤其体现在前三年。另一方面，这种转变使得人们的视角由对政治的关注越来越多的转移到对生活的关注，这是一个必然的变化。
事实上，对于普通人来说，一面是精神理想的崩坍，尤其对于在中成长起的一代，一面是由高度集体化、统一化的生活转入个体化、私人化的生活模式，以及市场经济的冲击，时代的巨大变革予人们莫大的影响，越来越多年轻人陷入一种怀疑、无助与迷茫的恐慌之中。人们开始对过去长期所谓“革命人生观”或“价值观”加以批判性的反思。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作者以沉重、幽怨、郁闷、诚挚、激愤的笔触书写了人生痛苦和创伤，充斥其中的彷徨、苦闷、迷惘和怀疑，正击中刚经历“”的亿万青年的心。
此文再次向人们提出那亘古常新的问题：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人生的目的是利己还是利他？而该信的公开发表本身就有着重大政治意义：当代中国政治气氛开始宽松，人们可以发表不同于官方正统的观点。短短数月，这封信的发表竟引发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万多封来信，继而掀起一场关于人生观的讨论热潮，而这场讨论更持续到1980年结束。其中，绝大多数文章都对潘晓的观点表示共鸣、理解或同情，只有少数表达了不同程度的异议或批评。
如果说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标志着政治思想的重大转折，那么1980年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则标志着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重大转折。
反观当时的文学创作，可以大致分析出两大潮流。一是“伤痕文学”和初见端倪的“反思文学”，它们依据50年想主义的价值体系，试图恢复所谓“十七年”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虽然对旧有的文学教条有所突破，但仍是“工农兵文艺”的延续，处于的阴影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范畴中。一是受了刚刚被译介而来的卡夫卡、萨特的影响，面对荒谬的世界进而探讨生存本身所充满的困惑与不安的创作尝试。
面对这场人生观大讨论，当时的以上两股创作潮流，无论何者，能给出的答卷都只能是一片空白。正是在这一真空期，汪曾祺满溢着内在欢乐的《受戒》诞生了。小说撇开几十年统帅一切的政冶生活的纠缠，用一种超然外物的口吻，叙述起一个所谓的“四十二年前的旧梦”，显然，这一旧梦远离开新中国的牵绊，而其所营造的诗意化的乌托邦理想，既不涉及任何有关生存困境的讨论，也未触及丝毫思想启蒙与解放的潮流，就连汪曾祺本人也清醒意识到这部作品存在着是否“合时宜”的问题。“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并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宏伟的作品。悲剧总要比喜剧更高一些。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②
让人始料未及的，就是这样一部作品竟获得了绝对的成功。事实上，人生观大讨论的核心――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人生的目的是利己还是利他？其背后正隐含了长久压抑人们的个体之于国家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在此之上继而产生出的个体价值的实现。
在《受戒》的世界中，做和尚并不需要更换生活方式，也没有什么限制，甚至可以娶老婆。原本充满佛教意味的道德至上的和尚，被当作任何职业中的一种，和尚做法事仅仅是为了“赚钱谋生”。而和尚所居住的庵里也“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和尚们“经常打牌”，就连庄重严肃的“受戒”也在汪曾祺的笔下被彻底解构，“受戒”在小说中竟成了“领一张合格的和尚文凭”。
和尚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除开和尚的平常人了。“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偷鸡在这里不用担心一丁点道德谴责，而“打兔子”则不经意让人联想起《千万不要忘记》中的“打野鸭子”，但与《千万不要忘记》中所受的待遇就差得远了，“打兔子”在这里仍然是正经人。
《受戒》所张扬的自由自在、自得其乐的出世姿态，客观上卸下了人们为各种使命感所长久压抑的重担；蕴含其中无用致用的老庄哲理，则保全了个体存在的意义。当个体对国家的使命、责任及其个人价值被消解后，意义的崇高、利己或利他背后的道德崇高被消解后，人们面临的生存困境也自然而然得以解决。
二、汪曾祺的回忆文本――合法性与内在欢乐的获得
自《受戒》成功后，汪曾祺更写下了《晚饭花》《岁寒三友》《故里三陈》《职业》等一系列张扬着自由自在、自得其乐的民间诗情作品，而与《受戒》同一时期的《大淖记事》也被奉为经典。这些作品的成功，可以说，皆在于它们对崇高的消解，正好迎合了当时人们因为生存困境而产生的诉求与需要。那么，汪曾祺究竟是如何实现这种对意义的消解和对自由自在的出世姿态的建构的呢？
汪曾祺《受戒》文本的叙事时间是1980年，而文本的故事时间则是1936年，正是文本叙事时间和文本故事时间的时间差，神秘地使汪曾祺的回忆文本具有了存在的合法性与制造新意义的合理性。考察汪曾祺小说文本叙事时间和文本故事时间的时间差，我们会发现：《大淖记事》40多年；《钓人的孩子》43年；《日规》45年；《詹大胖子》《幽冥钟》53年……汪曾祺的大部分作品叙事时间和文本故事时间跨度都很长，不能不说长距离的时间差，造成了汪曾祺小说文本独特的“这一个”，造就了汪曾祺诗意化的小说文体。同时也说明，回忆为汪曾祺实现其美学理想创造了先决条件，达到了两大效果――退出和疏离。
汪曾祺曾说“我认为小说是回忆”，当他重新投入到久违的文学创作时，写出的却不是他所经历的痛苦和冤屈，也不是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改革的期望，而是他的“回忆”，是他“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可能并不像汪曾祺说的那样，只是为了体现逝去的“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欢乐”。事实上，对“旧社会”的选取本身便是问题所在。③
仔细体味汪曾祺这一系列回忆文体的作品，作品中往往不涉及任何历史背景，也不涉及所谓的国家、政府。而在唯一一次出现政府形象的《大淖记事》中，政府也是顺从民意，两者没有任何冲突。这些作品无论悲剧喜剧，给人的印象往往只有几类：回到古代桃花源式的理想乌托邦；自给自足、无人管束的市井；自由自在自得其乐的富有风情的封闭的民间世界。重新体会其中的人物，以《受戒》中的明海最为突出，其身份是受戒前的小和尚，即就是预备期的小和尚。这种暧昧的身份设置，正为汪曾祺的行为以及整个故事的发展提供了合法性。这“四十二年前的旧梦”之所以能带来“内在的欢乐”，正是因为它所达到的退出和疏离效果：一方面，退出历史时间，与政治相疏离，从而取得其人物生存和行为合法性；一方面，退出崇高，与责任道德相疏离，从而取得愉悦产生所谓的内在欢乐。
三、欢悦的活着，像汪曾祺笔下那般生活
当汪曾祺沉溺于回忆文本的构建之中，尽情重温旧梦之时，借以回忆文本所能达到的退出和疏离效果，实现了自己创作得以制造内在欢乐的合法性。然而，这种内在的欢乐到底是什么呢？
汪曾祺以“欢悦的活着”作为自己人生的哲学，他的小说就是这种人生态度的文学表达。在他的小说中，他很少写相对于恒常的民俗生活而言更为短暂易逝的政治或战争，而是排除了生活表层因素的干扰，沉潜于民间日常生活的底部和根部，让他的人物和千百年来缓缓流动但生生不息的风俗文化融为一体。他的小说因而呈现出来的是和自然同体和历史同生的人生，他的小说结构如同树的自然生长过程一样富有生命活力，完全“贴到”人的文化身份，透过语词的外表而直抵语言的神韵，出于人工却合于天籁。
他所追求的本就“不是深刻，而是和谐”④。汪曾祺的小说是以恢复人在民间日常生活中的本来样态为最高的真实原则，以人的民间存在建构诗意的栖居方式为最高的艺术追求。从而，无论从人的生存精神还是追求文本的艺术美，汪曾祺都以他的作品为样板构筑起了一幅“和谐”的民间日常生活的艺术图景。这种和谐与崇高无关，这种和谐就是凡俗生活中的一切凡俗小事，这种和谐也正在与这些凡俗小事中的凡俗趣味。
事实上，汪曾祺对生活、对风景、对习俗节令、对饮食、对草木虫鱼都倾注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和兴趣，他能从常人认为习焉不察的凡俗世象中体察出美感和诗意来，在现代自由意志自得自乐的生活方式之外，古典意趣的诗意化意境也是其所接里营造之所在。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
美并不意味着崇高，美就是“欢悦的活着”。必须指出，汪曾祺所竭力表现的这种美，并非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尽管他作品与现实有疏离，但他并非要将个人与社会隔离或对立。正如他所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他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⑤，他要表现的是“人性的美”“生活的美”，他要帮助人们寻找生活中的美，寻找生活中的愉悦。
注释：
①黄子平.《汪曾祺的意义》现当代文化研究网
②汪曾祺.《关于》，《汪曾祺文集文论卷》，陆
建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③汪曾棋桥边小说三篇后记【A】汪曾棋全集（3）【C】北
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④汪曾棋桥边小说三篇后记【A】汪曾棋全集（3）【C】北
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⑤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汪曾祺文集文论
汪曾祺简介范文4
[关键词]汪曾祺；风俗；散文化；诗意；人性美
一、和谐的风俗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风格鲜明，以独特的文学气质和淳厚的生活底蕴，热衷对故乡、对童年展开温馨的回忆，并擅长作风俗画式的描绘，而被称为“风俗画作家”。汪曾祺说过：“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看出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关于风俗画的描绘是有意为之的。《受戒》和《大淖纪事》之所以吸引了众多读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们那种别有风情的风俗描写。如《受戒》的结尾处：“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其笔下那具有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出一种纯朴、温馨、清雅和谐的美感，犹如一幅美丽的画面久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
在《大淖记事》里，有随四时自然变化的沙洲美景、高阜上的鸡鸭炕房、负曝闲谈的人家、忙碌的浆房、田畴麦垅、闲置的候船室。总之，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正是大淖人自然恬静天性的写照。而小说中十一子和巧云追求爱情的方式同大淖风情和谐，使人很难分出哪些是写人物，哪些是写风俗。风俗和人物浑然一体、自然天成，交相辉映地体现出民间生活的本真生命形象和人格取向。
优美和谐的风俗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群体社会的融洽关系中，还表现在人与物之间的亲近上。《受戒》中的小和尚海明和小姑娘英子爱听青蛙打鼓、寒蛇唱歌，看荧火虫飞动。《天鹅之死》中的白蕤对美丽的天鹅情有独钟。《昙花？鹤和鬼火》中的李小龙爱那雪白的昙花、美丽的野鹤和绿色的鬼火。在这种人与物的关系中，物似乎成了人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与之交流、与之沟通，形成了亲切优美的共存关系。
二、散文化的结构
在《汪曾祺小说选》的自序中，汪曾祺发表了一些对于小说的独特看法：“我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线。后来在形式上排除了诗，不分行了，散文的成份是一直都明显地存在着的。……不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有时只是一点气氛……气氛即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性格。”汪曾祺的小说，摆脱了传统小说观念里强调情节，注重人物的塑造，铺设悬念，突出矛盾等结构特点，而是淡化情节，淡化人物，没有任何的悬念、冲突和高潮，形成了他散漫舒朗的结构风格。
例如《受戒》以写荸荠庵开头，从而引出当地和尚的风俗、荸荠庵的生活方式、和尚明海出家的过程和小英子一家的生活状态，最后才通过小英子的眼睛来写明海受戒的过程。同时，小说的穿插成分还像滚雪球一样不停向外滚动着别的穿插细节，例如描写庵中生活的一段，顺便交代了几个和尚的情态，在叙述三师傅时又写到了他的绝技、和尚和当地姑娘私通的风俗等，虽然表面上显得枝节纵横，但是作者的叙述却是那么的自然，如水的流动一般，不拘一格而又浑然天成。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正是这种随意漫谈，自然地营造一种纯正天然的艺术世界。
《大淖记事》中，作者首先描写的环境背景大淖，具体详细介绍了大淖的景观和淖边人家的生活，读来亲切，犹如读介绍地方志的随笔。事实上正是这种随笔写法统领全文，如文中介绍轮船公司附近人家的乡风生活、锡匠们的工作和他们的生活，又写世代居住淖边的人家的生存状态、风俗习惯、女人们的妆扮和工作、私生活上的不规矩。作者娓娓道来，如同是流动着的小河，碰见什么就要映现什么，然后在水流尽处现出人物，自然而然，姿态横生。其实这种结构上的自然松散，是构成作家小说散文化风格的特征之一。这一切看似随便的叙述，饱含着作者对文本结构“苦心的经营”。
三、诗化的语言
汪曾祺说自己属于“一个通俗抒情诗人”的气质类型，因此他是用诗人的诗性来感受世界，也是用如诗般极美的语言来书写世界。汪曾祺小说语言风格的诗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小说形式的诗歌化，内容上则是将现代诗歌意象与中国生活图像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如《受戒》中的二段描写：“屋檐下一边种着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一裸桅子花，都齐屋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桅子花香得冲鼻子。顺风的时候，在荸荠庵都闻得见。”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的乡村风光！一棵石榴树，一棵桅子花，一花一果，一红一白。我们不由得想到，在这样的花前月下，两个朝夕相伴的少年男女那种爱恋之情的自然发生，以及爱隋的美妙无比。
在《大淖记事》中，汪曾祺是这样写大淖的四季景物变化的：“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这幅大淖四季景物变化图的语言都是很常用的，没有生僻古怪的，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充满了大淖乡土的气息，它扑面吹来，带来大地的清香与芬芳。这些语句就是一首五彩的诗，一首用日常平凡的语言抒写出的诗意盎然的美丽篇章。
“诗者，人之性情。”灵秀笔触与诗意语言的统一，构成了汪曾祺独特的审美世界，也成就了他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卓然神韵。
四、健康的人性
在《受戒》与《大淖记事》这类作品里，汪曾祺不重人物性格，而重氛围渲染，注重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出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受戒》中作者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小和尚明海与村姑英子的恋爱故事。他把明海当作一个普通人来描写，让其按照自然天性发展，表明了对健康人性的礼赞。作者既描写了明海每天开山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等超凡脱俗的僧侣生活，又描写了和“野和尚”们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甚至逾越“门禁”的世俗生活。明子看到小英子留在田埂上的一串脚印，“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特别是当小英子爬到明海耳边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任何世俗束缚，而纯粹是以“人性”为唯一前提，显示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情美。这充分体现了作家对于充满着纯情的自然之爱的眷恋之情，对健康而纯洁的人性的肯定和赞赏。
《大淖纪事》中，大淖的女人们像男人一样干活，一样挣钱，一样靠肩膀吃饭，没有惯常的女性的扭捏和对男性的依赖。大淖的女人们走相、坐相也像男人，还用男人骂人的话骂人，“要多野有多野”。这里的人家极少明媒正娶，有开放的性观念，传统的伦理和偏见在这里被冲淡，女人和男人“好”或“不好”，唯一的标准是“情愿”。她们充满了粗犷的、原始的、野性的生命活力，在生活中尽情释放生命的能量，敢拼敢搏，敢恨敢爱。一切率性自然，随心所欲。汪曾祺用自己的笔还原被压抑被扭曲和异化的人性，让他们回到人性最初的本真、善良、人性之美。
汪曾祺简介范文5
关键词：文学语言 编码 精确性 模糊性 倾向性
“编码”本是计算机、电视、遥控和通讯等领域常用的概念，一般指用预先规定的方法将文字、数字或其他对象编成数码，或将信息、数据转换成规定的信号，即把信息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过程。借用在文学活动中是指作家将普通语言形式转换成文学语言形式的过程。我们知道，普通语言与文学语言各自具有不同的两套编码守则。普通语言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词汇为建筑材料、以语法为结构规律而构成的一个多层级、复杂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追求的是一种规范守则。而文学语言是一种艺术语言，它有自身的内在逻辑，有自身的内在涵义，追求的是语言的艺术表达效果。因此，文学活动过程也是作家对普通语言进行重新编码的过程。但是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语言的编码却出现了许多弊端。尚贵荣在其《词语乱象杂说》认为“生造词语、破坏语法、错读错写、平庸和滥用”等现象是当今语言编码中存在的“乱象”，尤其是在文学语言的编码中“许多作家充当着不光彩的角色，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糟蹋祖国语言文字”[1]因此，我们需要对文学语言的编码问题进行探讨，从而了解文学语言在文学活动中编码的基本守则。只有了解掌握了文学语言编码的基本守则，才能发挥文学语言的表现张力，凸显文学语言的审美潜能。
一、精确性编码守则
朱光潜曾经在《文学与语文》中说，文学语言的最高要求是“精确妥贴”，即“心里所要说的与手里所写出来的完全一致”，“最适当的字句安排在最适当的位置”，这就是“精确妥贴”。这种精确性的标准看似平常，实则抓住了文学语言编码的精髓。汪曾祺在谈到文学活动时说过：“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2]（P32）精确性编码守则是指恰如其分地运用语言编码写出文学对象的特征，写出作家的思想意蕴。
在文学语言的编码中，要符合精确性编码守则，必须对文学活动的对象进行仔细体会，把握对象最本质的特征，然后用最准确的语言进行编码。如鲁迅小说《社戏》中的一段语言编码：“一出门，便望见月下的平桥内泊着一只白篷的航船，大家跳下船，双喜拔前篙，阿发拔后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母亲送出来吩咐‘要小心’的时候，我们已经点开船，在桥石上一磕，退后几尺，即又向前出了桥。于是架起两支橹，一支两人，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这一段语言编码，描写了孩子们驾船去看戏的情景，其中有一系列精确的语言编码，如“跳”“拔”“聚”“点开”等，将动作和神情相当精确地编码出来，并且把孩子们驾船技艺的高超和去看戏时兴奋而急切的心情也用语言编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文学活动中，作家总是会设身处地地体会人物的内心世界，体会人物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恰如其分地运用语言进行编码。人的思想感情是非常丰富复杂的，变化细小、微妙。事实上，语言作为文学的编码媒介是有其优势的。人物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往往只有通过语言这种媒介才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其他的艺术媒介恐怕很难达到语言的这种功能。正如姚文放所说：“文学语言比其他艺术种类的媒介具备更大的容量，更加丰富的的艺术手法，更加深入细致的表现功能，特别是刻画人物内心生活和感情活动”[3]（P37）。
又如高晓生《陈奂生上城》中的一段语言编码：“陈奂生自问自答，左思右想，总是不妥。忽然心里一亮，拍着大腿，高兴地叫道：‘有了。’他想到此趟上城，由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钱花得值透。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他没有什么讲的！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看谁还能瞧不起他，晤！……他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老婆已不在他眼里了，他有办法对付，只要一提到吴书记，说这五块钱还是吴书记看得起他，才让他用掉的，老婆保证服帖。”一辈子窝囊的陈奂生无端地花了五块钱住了一晚县委招待所，但回家后该如何向老婆交代这五块钱的去向呢？作家采用自问自答的语言编码，相当精确地刻画了陈奂生具有“阿Q式”精神胜利法的内心世界。
二、模糊性编码守则
文学语言作为艺术语言，在编码过程中，追求编码的精确性只是一个最基本的守则。但文学“语言要表现出美好的环境、美好的情思，诗必须是美的。”[4]（P32）文学必须是美的，用于表现文学美的媒介必须是美的，必须是充满想象力的语言。而要达到这种审美效果，文学语言编码的模糊性守则也是必须遵循的基本守则。所谓模糊性是指对事物类属的划分不明确而引起人对事物判断上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突破了规则性的樊篱，从而引起人们对事物产生多向度的理解。文学语言的模糊性是指在语言编码中打破语言常规，使描写对象产生多义性，从而达到拓展审美想象空间的效果。其实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描述性的语言，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它不像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那样要求准确、严密、清晰，文学语言所塑造的文学世界只有通过接受者的想象、联想，才能再造出新的形象。
语言编码的模糊性守则更适宜于塑造文学形象、展示生活画面等方面。如《红楼梦》中描写宝玉、黛玉放风筝，当风筝放到高处，丫环紫鹃剪断了线，表示要放去黛玉多病的“晦气”。“……那风筝飘飘摇摇只管退了去，一时只有鸡蛋大小，展眼只剩了一点黑星，再展眼就不见了。”这一段语言编码充分运用了文学语言的模糊性，给读者留下了许多想象空间。又比如汪曾祺《七里茶坊》中的一段语言编码：“老刘起来解手，把地下三根六道木的棍子归在一起，上了炕说：‘他们真辛苦！’过了一会儿，又自言自语地说：‘咱们也很辛苦。’老乔一面钻被窝，一面说：‘中国人都很辛苦啊！’”这看似平常的叙述语言，日常的对话语言，却包含了深远的审美想象空间，这得益于汪曾祺在语言编码中模糊性守则的运用，所以汪曾祺才会得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论断。
语言编码的模糊性守则能增强文学语言的表现力，它强调的是语言编码中的审美效果。文学活动中要取得语言编码的审美效果，首先要强化语言的不确定性。语言本身是抽象的符号，但通过一定的选择和组合，就可以引导读者进行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能够把作家所要传达的事物、情景、情感等审美想象空间呈现在读者面前。
三、倾向性编码守则
文学活动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活动是具有倾向性的，文学活动饱含了作家对社会生活的主体感受与体验、认识与评价，渗透了作家强烈的思想感彩，“作者对所写的人、事，总是有个态度，有感情的。”[2]（P21）而且文学的倾向性对于文学来说至关重要，文学意蕴的魅力得益于不同作家的不同倾向性。因此，文学语言的编码也应该遵循倾向性守则。所谓倾向性守则是指作家在编码过程中要遵循明朗而突出地表达对文学对象个性特征和本质特征的态度的原则。作家在进行文学语言编码时一方面要对对象作出绘声绘色的编码，另一方面还需在语言编码中表明对人物、事物的情感倾向。比如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阿Q厌恶假洋鬼子假辫子时的语言编码：“阿Q尤其‘深恶而痛绝之’的，是他的一条假辫子。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鲁迅在该段语言编码中，用了一个特殊的句式“辫子而至于假”，用“而至于”这一关联词，把“假”字强调出来了，明确地表明了阿Q的满腔“正气”和他对于“异端”的“深恶而痛绝”的态度。
文学活动中，要体现文学语言编码的倾向性，作家首先要有鲜明的倾向性态度，其次在语言编码过程中要选择具有倾向性的编码素材。如《阿Q正传》中鲁迅对描写阿Q形象的一段语言修改：“阿Q怕尼姑又放出黑狗来，拾起萝卜便走，沿路又捡了几块小石头，但黑狗却并不再出现。阿Q于是抛（手稿中为‘舍’）了石块，一面走一面吃，而且想到，这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寻，不如进城去……。”[5]“抛”这一动作，鲜明地表现了阿Q当时几分得意的神态，而且也表现了他自以为又“胜利了”的心态。而“舍”字仅仅只能说明阿Q舍弃了石块，倾向性并不明显。
文学是一种个人性的艺术创造，在语言编码中只有将作家个人的情感倾向融入到描写对象中，使语言编码具有作家个人的倾向性情感时，才能写出生动的、具体的、感人的作品。
四、简约性编码守则
文学是一门形式有限而内蕴无限的艺术，要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在文学语言的编码中就应该遵循简约性守则。所谓简约性守则，是指在文学活动中应遵循用最少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内涵。言简而意丰，才能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意蕴理解。在文学活动中语言编码的简约性不仅仅是语言编码的技巧问题，也是编码的构思问题，“语言的粗糙就是思想的粗糙”[2]（P2），构思清晰，抓住对象的本质的文学语言才能言简而意丰。如《红楼梦》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叉出闺成大礼”中的语言编码就是典型的遵循了简约性守则。黛玉临终之前的语言编码：“宝玉，宝玉，你好……”达到了文学语言简约性的最高境界，一句话，几个字，饱含了多么丰富的内涵，又能够给读者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
在文学活动中，要想做到语言编码的简约，首先要对对象有清晰的认识晰，在构思时理清头绪，然后找到最简约的符号进行语言编码，从而传达出最丰富的意蕴，留下最大的审美空间。正如汪曾祺所说：“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是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的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古人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有道理的。”[2]（P5）如茅盾小说《春蚕》中的一段语言编码：“那时，他家正在‘发’，他的父亲象一头牛似的，什么都懂得，什么都做得……”。一个“发”字，语言编码虽然简约，却内蕴丰富，耐人寻味。
四、结语
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其语言编码也是复杂多样的，以上只是就文学语言编码的基本守则做了简单的探讨。在文学创作中应对遵循这些基本编码守则，使文学语言健康发展。当然，随着社会生活内容的日益丰富，文学观念的变迁，文学创作会不断创新，文学语言编码也会发生许多变化，对文学语言编码的探究也需要不断深入下去。
参考文献：
[1]尚贵荣.词语乱象杂说[J].草原，2012，（6）.
[2]汪曾祺.汪曾祺文集[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3]姚文放.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4]郭小川.谈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5]刘刚等.鲁迅作品的修改艺术[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汪曾祺简介范文6
摘要：《受戒》是汪曾祺小说的代表作，小说写了小和尚明海和村姑小英子的纯真而美好的爱情，写了汪曾祺的故乡高邮的风俗人情。作者以清丽淡雅的色彩，开朗明快的格调，表现了人与自然、人性和佛性的通融，同时，也形象的表现了宗教、信仰与当地的民俗风情、传统道德伦理的文化整合，以充满“生活味”的语言展现了少男少女本色的爱情，描绘了一片充满自由灵性、自然美与人性美高度和谐的新天地，为我们唱出了一曲纯真而美好的人情与人性的颂歌。
关键词：受戒; 人与自然; 人情; 人性; 佛教; 和谐
一、引言
汪曾祺，1920年生于江苏高邮一个旧式地主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博学多才，尤喜爱文学。1949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邂逅集》，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文革”中被“控制使用”，1979年重返文坛后，作品源源不绝。他被评论家们认为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作家”，为文坛提供了一种特别的小说艺术风格。《受戒》是汪曾祺复出文坛的一部短篇小说，也是汪曾祺的一部代表作。小说写了小和尚明海和村姑小英子的纯真而美好的爱情，写了汪曾祺的故乡高邮的风俗人情。表现了人性的自然和纯净，美好的人情，否定了扼杀人性、缺乏人情味的人和事。她“宛如清澈小溪漫过心头，又如多年陈酿回味无穷”，是一首少男少女的情歌，如风如水，似梦似真。作者以清丽淡雅的色彩，开朗明快的格调表现了人与自然、人性和佛性的通融，同时，也形象的表现了宗教、信仰与当地的民俗风情、传统道德伦理的文化整合，以充满“生活味”的语言展现了少男少女本色的爱情，描绘了一片充满自由灵性的新天地，蕴含深情地歌颂了俗世中存在的人情美与人性美。
二、人性和佛性通融的佛俗和谐
《受戒》中人性和佛性的通融，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与自然的和谐，摹尽了人性与人情的纯真与美好。明海当和尚，没有一丝宗教信仰的原因，纯粹是为了寻一条生路而已，况且当地也有当和尚的风俗。正如其它地方有出劁猪的，有出织席子的，有出箍桶的，有出弹棉花的……“荸荠庵”本是供奉神佛的圣洁无尘之地。但这里的领袖不叫方丈或主持，而叫“当家的”。这很有道理，因为他确确实实干的是当家的职务。他的主要任务是算账，有经账、租账和债账三种。出家人要戒色，要六根清静，但二师父仁海是有老婆的，并且他老婆每年夏秋之间来住几个月。三师父更过分，“据说他有相好的，而且不只一个”，还会唱最俗最肉麻的情歌。这个庵里无所为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但他们仍当和尚，做和尚做的事，供奉着神佛，早上烧三炷香，念三声“南无阿弥陀佛”，为人家放焰。但他们都是凡眼肉身，生活还得像凡人一样过，在当地也不为过的。毕竟佛与人还是互不相干。在这佛性与人性的需要中，我们看到的是人间的温暖，俗世的真实，人性的本色，人情的自由。人性是抑制不了的，即使是庄严肃穆的善因寺的方丈石桥都有一个“好看的”十九岁的小老婆。由此可见，小说通过描写“受戒”想要表现的却是不受戒的人生理想，从世俗中逃遁、解脱未必要脱离现实，远隔尘世。尘世之中自然的人生、透明的人性是可以与天、与大自然、与佛性相通的。
三、富于“生活味”的语言表达与内容的高度和谐
《受戒》表现纯美的性情还表现在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两个方面。关于语言的风格，汪曾祺强调整体的表达，“什么是接近一个作者最可靠的途径？――语言。”好的语言是不能拆开的，拆开了它就没有生命了。《受戒》的叙述语言简洁自然，雅致平易，人物对话贴近生活，亲切而又有滋味。通篇小说的语调质朴平静，文字也很朴素。字里行间自然地流淌出作者对生活平和的态度，对打破传统束缚追求纯美人性的向往。可以说做到了语言与思想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全篇小说真正属于人物间相互对话的，只有十次，其中最主要的是明海和小英子的对话，共有五次，并且着笔较多。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听出小英子的纯洁热情大方开朗的性格以及她对明海的少女式的朦胧爱意。初次见面在渡船上，小英子问：“是你要到荸荠庵当和尚吗？”非常主动热情，接下来“当和尚要烧戒疤呕！你不怕？”多美的心灵。“你叫什么？”“在家的时候呢？”“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十分大方，无拘无束，问完别人名字就作自我介绍，并把自己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了明海。这段对话中，明子是被动的，反而表现出了一个少年的腼腆。明子要到善因寺受戒，明子与小英子的对话，把小英子对明子的关心更进一步地反映了出来：“你真的要去烧戒疤呀？”“好好的头皮上烧十二个洞，那不疼死啦？”她关心的只是明子会疼，明子受完戒后，小英子问：“疼吗？”“疼。”“现在还疼吗？”受完戒后小英接明子回“荸荠庵”，在渡船上又有一大段精彩的对话，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好，不当。”“你也不要当沙弥尾！”“好，不当。”有点任性却又多么可爱。“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对爱的表达是大胆而直接的，不过总有的一点少女的羞涩，她是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的。对话中明子几乎都是被动的，在回答小英子问题表现出的都是顺服与温厚。但这正是一种纯真的爱的表达。对话一问一答，句子十分简短精要。
除了人物间的对话，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很多地方只有一句话，并没有回应，但这一句已足够传情达意，多了无必要的回应反而显得累赘了。这也是语言简洁的表现。如“要死了！明子！你怎么到我家来玩铜蜻蜓了！”“这是小英子的妈妈在骂明子，下面没有明子的回应，但读者一定能够猜到明子知错的神情。从大娘的骂声中，却听不到出真正责骂的意思，却有一种骂是爱的暖烘烘的感觉。“他会画，画得跟活的一样！”这是小英子夸奖明子画得好，不必别人回应的，她认为好就是了。“呀！我忘了在裤带上打一个结！”小英子看天上的流星。这种人物语言可以说是人物的自言自语，或者有回答，作者认为不必要写出，问话本身就已足够表达了事物，不须赘言。
四、充满美的人情和本色爱情的和谐
关于爱情，在《受戒》中看不到任何的山盟海誓，甜言蜜语，但满纸流淌着甜蜜沁人肺腑。小说中，小英子对明子是亲人一般的关心，毫不掩饰的夸奖，明子过狭窄水道时无名的紧张，这都是最真实的爱。他们的爱从开始、发展到结果，都只是依据双方的观感，个人的喜好，完全没有其它外在的附加条件。这跟现代都市人的婚恋观是格格不入的。现代人的婚恋，大多首先考虑对方的学历、工作、收入、家庭背景等许多外在的物质因素，对其人的观感反而可以退而求其次。可以说，现代人的嫁与娶的并不是其人，而是其物。当然，这或许是现代都市人不得已而为之的理性的选择。而《受戒》要表现的正是现代都市早已缺失的本色的爱，作者追求的是原始的自然的灵与肉的结合。
小说中明子很多时候是被动的（被动的心甘情愿），但也有不少主动的时候。“他常常往小英子家里走”。他对小英子的迷恋早就从小脚印开始了。当他和小英子划船过狭窄的水道时心里会不自觉的紧张，可以看出他内心对小英子的复杂而微妙的爱情。这就是纯真而美好的爱情。关于爱情萌生的环境，小说写了八次，写尽了田园式的少男少女在一起时的浪漫，这也许是浪漫的事。因为自然与真实本身就是一种无法比拟的美。如作者营造的纯美意境：小英子家独门独户，繁花掩映，三面环河，一条小河与荸荠庵相通。荸荠庵里的小和尚明海经常到这儿来，小英子妈妈打心里喜欢他。白天，他和小英子一起薅草；傍晚，他们一起戽水，两个人伏在车杆上，不紧不慢地踩着车轴上的拐子，轻轻地唱着山歌；夜里，一起看场，看莹火虫飞来飞去看天上的流星……正是在天真无邪的嬉戏里，在相濡以沫的生活中，他们的友谊也在发展。这些描绘是多么精彩地传达了纯真爱情的浓郁诗意和青春气息，充满了人情的生机，真实地揭示了明海和小英子心里深处细微复杂的感受和人类对于情操美与形态美相统一的赤诚追求；表现了人物心灵那种没有经过扭曲和粉饰的自然美。这些描写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佛门子弟妙趣横生的“众生相”，他们也是俗人！同样有七情六欲；我们看到了神的冷酷的戒律清规丧失了一切权威，跃出的都是充满人生、充满欢喜、充满生机的人情和爱情。
《受戒》中时而香烟缭绕，时而湖中荡舟；一会是佛门禁地，一会儿又是凡世红尘；一面是清规戒律，一面是个性解放，平淡中充满活力，自然中洋溢着艺术之光。它赞美了人间自然的、充满生命力的世界，大胆地对于出世的、非自然的、充满虚幻的神的世界挑战。作品里，小和尚明海的俗念和村姑小英子的纯情把人性美和人情美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人有一种清新和亲切的感觉，并体会到人生的美丽与纯朴，令人陶醉在美的人性和美的人情的绚丽世界里。
参考文献:
[1]李平.《自学指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