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代表人物范文1
[关键词]职业形态；文学生产；桐城派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105－04
孟祥栋(1978－)，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上海 200444)
晚期桐城派是指自曾国藩开创的桐城中兴后期到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间的桐城派。从作家构成来看，主要为两代人：曾门四弟子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张裕钊等幕僚群体；桐城嫡传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吴闽生及追随者林纾、严复等人。晚期桐城派作为从主流走向末路的传统文派，作家的生活形态新旧更迭，从职业归属上来说，具有从幕僚、教育家到职业作家的转换过程。这一职业形态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文学生产与文学理念，也彰显了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作家的艰难选择与文学现代性变革的曲折。
一、千年变局带来多元的职业归属
关于桐城派作家的职业身份，有学者认为：早期桐城派大多是由一批既非显宦亦非隐士组成的纯粹文人集合而成的特殊的作家群体。实际上，桐城派鼻祖戴名世、方苞、刘大、姚鼐均是有功名之人，他们的生活经历在中国传统士人的两种主要职业，即从政与教育之间交替进行，文学创作是行有余力时所作。中兴时期桐城派依托曾国藩幕府蔚为大观。晚期桐城派作家遭遇社会结构变革与民族危机，大多仕途多蹇，他们在新兴的社会职业中崭露头角，更有人以近代独立文人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晚期桐城派的第一代以曾门四弟子为代表，他们不仅均曾在幕府中任职，还在书院传道授业解惑。不同的是薛福成，他在曾国藩过世后，到福州书局谋职，操持笔耕生涯。这一代桐城派作家中，黎庶昌、薛福成还作为参赞、大使出使国外，吴汝纶晚年赴日本考察，在身份认同与世界视野上都超越了中期作家。晚期桐城派的第二代人，也是桐城派末代作家，既有弃官从商，创办实业的先驱张謇，也有到英国海军留学并创办报纸、传播西方文化的严复。桐城派嫡传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兄弟一直坚守古文传统，但也曾与严复、林纾同在京师大学堂这一新式高等教育机构任职。即使是桐城派殿军吴闽生也曾任教育部次长、国务院参议，作家的职业归属出现了新质。
中国传统文人安身立命的两个最重要职业是从政与教育，文学创作大多数时候只是一种“副业”。王水照指出：文学作品与经济利益发生关联始于“润笔”习俗，但此非通过市场渠道的交换行为，其作品是产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商品。多数贫寒之家的文人职业路线是穷困时在私家授徒，考取功名之后学而优则仕，兼济天下，退隐后主讲书院。出身富贵之门的则是少时读书怡情，云游四方，中年入仕、晚年退隐到教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从政可以致君尧舜上，实现文道一统；委身书院可以教书育人、传播学术。二者都既是文人乐于安身立命的职业选择，也是士子的主要收入来源，早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归属大体如此。
19世纪中期，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士人的职业路线发生了重大转折。首先是职业的多元化，由传统文人的从政或教育发展为从政、幕僚、教育与其他职业，这与晚清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及总体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有关。其次是传统文人在新兴职业中崭露头角，尤其是驻外使节与现代学堂和自由撰稿人这三个环节值得重视。研究界已经达成共识，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思潮、传播西方思潮的主导者是传教士与留学生以及新文化运动主力干将。但从桐城派作家担任驻外时节来看，起先导作用的应是传统士人。再次，晚期桐城派士人的传统职业能力在下降，新兴职业能力在急剧提高。晚期桐城派的曾门四弟子中，只有吴汝伦功名至进士，严复只是赐文科进士。其余主要作家均未取得较好的功名，失去在传统社会获取较高社会地位的资本。但是，他们务实学、古文功底深厚，无论做幕僚还是译书撰文都游刃有余。最后，对于桐城派末代作家来说，走商业化写作或者投身实业成了全新选择。他们面临巨大的社会挑战，坚守桐城派写作理念可以获得少量传统士人的青睐，但生活物质来源匮乏；投身现代性创作，意味着放弃已有的文学、文化理想，多数作家都在这两者的调和中艰难摸索。鉴于晚期桐城派作家职业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我们暂且以幕僚、学堂、译书撰稿三个职业，择部分晚期桐城派两代作家进行研究，窥其职业状态及其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从职业归属的角度探讨桐城由中兴走向末路的原因。
二、幕府和传统学堂对桐城派的正向推进作用
桐城派代表人物范文2
[关键词]地方高校;图书馆;区域文化建设
地方高校图书馆发展与区域文化建设紧密相连，一方面图书馆能够满足区域民众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区域文化进一步促进图书馆的改进与发展。地方高校图书馆以其资源和人才的优势对区域文化的建设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地方高校图书馆服务区域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图书馆面向公众开放的要求赋予了地方高校在促进区域文化建设中的社会责任。地方文化的多样性表现在面向群体的多样化，农民、学生、职员都有获取大量社会信息的实际需求。因此地方高校图书馆作为地方文化机构的有效补充，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为区域文化建设服务。
以我校为例，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已有百年办学历史，1904年秋（清光绪三十年），桐城派晚期大师吴汝纶先生，建立“桐城中学堂师范班”，此举开安徽新式师范教育之先河，桐城师范教育也由此发端。桐城历史悠久，文风昌盛，为江淮文明的发祥地和集中地，其间人文勃兴，代有英才。唐宋两代的曹松、李公麟，一以诗名，一以画显;以戴名世、方苞、刘大■、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雄霸清代文坛200余年。桐城是黄梅戏之乡，孕育了以严凤英为代表的一代黄梅戏表演艺术家。桐城因文学与戏曲上的极高成就也因此成为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享有“文都”盛誉。地方文化的昌盛为高校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学术研究的成果又提升了区域文化建设水平，二者相辅相成。因此，桐城师专图书馆把服务桐城区域文化作为自己建设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地方高校图书馆服务区域文化建设的优势
（一）馆藏资源丰富
高校图书馆有着丰富的文献资源，文献具备专业性和权威性强的特点。高校图书馆除了拥有传统的纸质文献外，还拥有诸如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数字信息资源。以我校为例，目前图书馆纸质藏书37.36万册，电子图书3241GB，数字资源量9789.79GB，现刊389种，建有校园网和图书馆电子文献检索系统，实现了与互联网的宽带连接。
（二）专业化的团队
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规定，高等学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是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是学校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基地。因此地方高校普遍配备了高素质的工作人员来辅助高校图书馆知识化、网络化、数字化的发展。一名合格应用与复合型兼备的图书馆员应掌握图书馆学、管理学、心理学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并且能够熟练地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文献信息。因此高校图书馆在提供读者服务方面具有其他文化机构不可替代的优势。
（三）现代化的设施
地方高校图书馆经多年的建设发展，物质条件优越，拥有便于书籍借还及查询的计算机及网络设备，用于书籍整理、借还条码设备，开放式的阅览室必需的图书防盗设备，保障消防安全的消防防范设备，以及配备各种复印机、传真机便于给读者提供服务。地方高校图书馆享受我国政策的大力支持，因此在硬件和软件建设方面均优于其他社会文化机构。
（四）贴近地方文化
地方高校图书馆具有传播区域文化的重要职责，作为公共信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高校图书馆更贴近地域文化和更了解地方需求。以我校为例，我市的桐城派研究中心就坐落在我校图书馆内，经常和我校图书馆联合开展研究活动，图书馆多名馆员也是桐城派研究中心成员;又如，我校坐落在桐城“六尺巷”附近，我们研究“六尺巷”文化就比别人占地利优势。
三、桐城师专图书馆服务区域文化建设的措施与策略
（一）围绕“桐城派”研究，加强馆藏的地方文化资源建设
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以及文论的博大精深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桐城派作为学术流派的一种，对当代为文亦不无启迪借鉴之作用。
一个拥有丰富馆藏、珍贵典籍的图书馆对于一所高校来说至关重要。我校图书馆十分重视收集、整理以“桐城派”为特色的馆藏，利用各种渠道从民间购置了一批地方文献古籍，开辟了“桐城派散文书库”。在以桐城派的馆藏区设立资料专柜，介绍桐城派的文学理论和历史成就及对后人深远的影响。
（二）参与“黄梅戏”“桐城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黄梅戏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是十八世纪后期在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黄梅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桐城戏曲文化源远流长，自唐朝起民歌《桐城歌》盛行于世，明清之际，文风愈加鼎盛，《桐城歌》被刊印成集，流传到长江中下游广为传唱，使得此一地域的文化具有一种整体风范。桐城丰厚的戏曲文化底蕴，为黄梅戏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空间。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现代图书馆的首要职能。我校充分利用桐城作为戏曲之乡的地理优势，在校园中普及黄梅戏与桐城歌的知识，利用图书馆的多媒体设施播放《天仙配》、《牛郎织女》等优秀选段，为校园营造浓厚的戏曲氛围;图书馆牵头成立了科研课题组，专门对桐城民间艺人和经典曲目进行深入发掘，录音录像制成数字产品加以利用和保护，将“黄梅戏”、“桐城歌”的保护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为桐城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切实的贡献。
（三）兴建桐城派文化特色资源库，实现桐城派研究资源共享
建立地方文献数据库是开发、利用地方文献资源的基础工作，因此我校将兴建桐城派文化特色资源库作为图书馆建设的重点工程。在资源库构建时，邀请桐城派研究专家，桐研中心成员、学校相关专业教授组成建设小组，反复修改方案;通过招标选定专业的企业负责网站设计，提供软件支持;精心选择有一定学术和史料价值的文献，分阶段、分步骤地建立类型齐全的数据库，以便向读者提供多样化的信息，达到实现桐城派研究资源共享的目的。
此外，我校图书馆还通过开展课题研究，为区域的“农家书屋”建设与运行献计献策，与当地的文化部门、企业合作，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多途径的为区域文化建设服务。
四、思考与努力的方向
（一）提高馆员素质，打造精品团队
近年来，随着图书馆工作人员学历水平的提升，馆员的素质普遍有所提高，但知识结构还很局限。当读者面对多种形式的文献源和文献形式时，在寻找、选择上自然有一定的难度，这时馆员就需要及时、正确地帮助读者选择需要的信息。图书馆员必须具备信息的搜集、捕捉、接收技能，信息的筛选、识别技能，信息的分析、评价、吸收技能，信息的整理、开发、加工、综合、存贮技能。馆员只有具备这些技能，才能确保能根据用户不同的需求来帮助用户选择准确的信息，真正做到从信息传递者到知识挖掘者的角色转化。
（二）做好发展规划，逐步落实推进
图书馆工作不仅是学校工作的组成部分，也是区域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规划，必须与学院的发展和区域文化建设相适应，要以加强自动化、网络化建设为重点，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实现科学化和现代化管理，充分发挥自身的教育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既要能为学院教学和科研提供切实、有效的文献支持，又要能为区域文化建设作出贡献。
（三）不断开展创新，拓展服务范围。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读者的需求的发展，图书馆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也应随之变化。如开办移动图书馆，为读者提供移动图书服务;构建网络交流平台，允许读者发表评论或留言，开展图书馆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交流互动;实现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的信息共享等。这些新业务的开展，可有效突破图书馆的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更好的服务读者，服务区域文化建设。
五、结束语
高校图书馆为区域文化建设服务既是高校服务社会职能的具体体现，又是自身建设发展的需要。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作为高校图书馆在为本校的教学与科研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文献保障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多渠道多途径的为地区域文化建设服务，既能促进区域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又能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是双赢之道。
参考文献：
[1]张蓓.区域文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J].价值工程，2012，18.
桐城派代表人物范文3
晚清理学家曾国藩与桐城派有较深的学术渊源。有文为证：“涤生为晚清中兴元勋，然其为人推敬，则不尽于勋绩，而且在其学业与文章。其为学渊源，盖得之桐城姚氏，而又有闻于其乡先辈之风而起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632页）连曾国藩自己在《圣哲画像记》中谈到为学时也说道：“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宏通，国藩之粗解文字，由姚先生启之也。”（《圣哲画像记》，《晚清文选》，74页）可见他极为尊崇“桐城”，基本接受了桐城派的古文理论，更将文以载道的精神继续发扬，不仅使其成为晚清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还为桐城派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首先，曾国藩梳理了乾隆以降的桐城派之学术授受。
在曾国藩的《欧阳生文集序》中对乾隆以降的桐城派学术授受有详细的描述：“乾隆以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檀之后进，义无所让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仕骥絮非、宜兴吴德旋仲伦。絮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从，有陈学受艺叔，陈溥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宾子序，皆承絮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
仲伦与永福吕潢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甫，皆步趋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
“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而武陵杨彝珍性农、善化孙鼎臣芝房、湘阴郭嵩焘伯琛、溆浦舒焘伯鲁，亦以姚氏文家正轨，违此则又何求？最后得湘潭欧阳生。吾友欧阳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于巴陵吴君、湘阴郭君，亦师事新城二陈。其渐染者多，其志趋嗜好，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曾国藩比较详细地描述了桐城派从姚鼐到欧阳生的传习情况，时间跨度从乾隆末至咸丰时期，地域包括江西、广西、湖南等地，涉及人数近二十，而且最后还指出越来越多的学者皆以桐城派之主旨为学，尤其以秉承姚氏之论为主，认同于“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的学术观点。而此种学术思路正是姚鼐在乾隆中叶汉学极力摈弃宋学诸子义理之说时提出的，曾国藩认为此论点力排众议，虽然在当时显得孤立无助，但后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可见“道之废兴，亦各有时”（《曾国藩全集·诗文》，245—247页）。
其次，他不仅发展了桐城派的理学宗旨，而且主张汉宋兼采，扩展了桐城派的发展空间。
桐城派诸学者在初期汉宋相争时多次做文以诋汉学破碎。姚鼐就曾论日：“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元明守之，著为功令……明末至今日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蔸而遗其钜，夫宁非其蔽与？”（《赠钱献之序》，《学案小识》卷五，44—46页）在此姚鼐指出汉学家专求名物制度，以阅书之多少作为衡量知识之多少的标准，专门“窥隙攻难”，实际上是只得到了学术之枝叶却失去了学术的根系，对经书只通字句而无法得其全体，只注意了末节而失却了经典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更有甚者，以此途为晋升之阶，只知富贵利禄，根本不关心为学之所得。“平心论之，‘桐城’开派诸人，本狷洁自好，当‘汉学’全盛时而奋然与抗，亦可谓有勇。”（《清代学术概论》，69页）
随后，方东树著《汉学商兑》与汉学相争。书中不遗余力地对阎、胡、惠、戴所学进行批评，“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其书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汉易’者之矫诬，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为知言。后此治汉学者颇欲调和汉宋，如阮元著《性命古训》。陈澧著《汉儒通义》，谓汉儒亦言理学，其《东塾读书记》中有《朱子》一卷，谓朱子亦言考证，盖颇受此书之反响云。”（《清代学术概论》，69页）但是此处梁启超不但看到其有“革命”的价值，更发现此书也开启了汉宋调和的先河。
而曾国藩作为晚清时期的桐城派主将，虽依然以理学为宗旨，坚持理学学术阵地，但其学术主张由初期的“一宗宋儒”而逐渐转变为“汉宋兼采”，开启了晚清学术发展之新趋势。他一反姚鼐对汉学治学方法的批判态度，对从考据而转入义理之学的刘椒云之治学方法大加赞誉。他指出：“始椒云尝治方舆家言，以尺纸图一行省所隶之地，墨围界画，仅若牛毛。县以圆围，府以叉牙，交错成围，不为细字识别。晨起而指诵日：‘此某县也，于汉为某县；此某府某州，于汉为某郡国。’凡三四日而熟一纸，易他行省亦如之。其于字书，音韵及古文家之说，亦皆刺得大指。其后益及天官、推算，日夜欲求明彻锐甚……窃尝穷观夫圣人之道，如此其大也。而历世令辟与知言之君子，必奉程朱氏为归……彼其躬行良不可及，而其释经之书，合乎天下之公，而近于仲尼之本旨者，亦且独多……盖用汉学家之能，综核于伦常日用之地，以求一得当于朱子。后之览者可以谓之笃志之君子耶？抑犹未耶？国藩为发其择术之意，即告其诸子，亦与异世承学者质证焉。”（《曾国藩全集·诗文》，212—213页）在曾国藩看来，如刘椒云如此这般已属圣人之道，而其之所以能够如此，是以程朱为归，所以用汉学家研习学问之方法，再“综核于伦常日用之地”，必是一朱子也，可达孔孟之本旨也。所以虽有汉学、宋学之分，他要兼取两家之所长，再之汉学、宋学皆出于孔门，二者皆不可少。因此要究孔门之全，汉学与理学皆应该研究学习。这一番论述肯定了汉宋之学对学术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比较中肯的。
而对如何贯通汉宋，曾国藩认为“研经耽道，学有本原”，提出：“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贷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曾国藩全集·书信》，1576页）即“由博可返约”。而要实现这一点，学者必须从事于《礼经》，从事于礼学，成为古人所谓的“大儒”。因为礼学既涉及一名一物，甚至军旅战争之事、日常事物之间皆与礼有关，可从细处研礼，然后至其本，“源流毕贯”，就将汉学之考据一名一物与理学探究义理结合起来，所以以“礼”贯通汉宋，成为曾国藩的一种思路。
桐城派代表人物范文4
关键词：吴应箕；桐城派；戴名世；方苞；影响
吴应箕（1594—1645），始字风之，后更字次尾，号楼山，南直隶贵池兴孝乡（今安徽石台县）人，明末著名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复社领袖和抗清英雄。《明史》载：“善今古文”，又操持选政，其言论风旨为时人所重，影响深远。
桐城派以文名世，是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地域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考察，晚明时桐城已成为上江文化重镇，然而桐城以经学名世，在上江地区，艾南英、吴应箕以文名世，而艾南英被复社诸子所排斥，可是吴应箕不仅是上江社团的领袖，也是复社领袖，与桐城诸子有广泛的交往，其影响也就不可小觑。以此而推，他与清代戴名世、方苞所开拓的桐城文派有没有关系自然引起我们的思考。为了较为清晰地揭示吴应箕对桐城派的影响，我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吴应箕与桐城派先辈们的交游
吴应箕与桐城诸子的交往是广泛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639年的一次聚会。“崇祯己卯正月，予应科举试于郡城，时安庆就试者咸在，而桐城有知名士数人，皆夙昔日游好也”（《楼山堂集》卷十六《池阳郡邸分韵序》）[1]，吴应箕请方以智代为征客，举行了一个小型聚会，诗酒唱和，参加者有十五人，即赵又汉、周农夫（一作“父”）、方尔止、吴子远(方以智之舅)、方密之、邓简之、吴鑑在、左子直、钱幼光、左子厚、张濬之、刘臣向[2]（469-472）、罗季先、刘德舆、刘仪之。集诗二十三首，吴应箕为之作序，提出了“志以言白，聚以志起，时以聚得，而素以时征”，强调“志”的重要性，表达了“雅颂久不作，周道今已东。我生困行墨，忧思日忡忡。”希望诸子们“毋为今日聚，而忘起沛丰”（《楼山堂集》卷二十二《池阳郡斋集桐城诸子分韵一东》）。接着在这一年春，由吴应箕起草的《留都防乱公揭》，经过了半年多争论之后，终于公之于世，署名于上的有：桐城方文、周岐（字农父）、左国林（字子直）、左国材（字子厚）。因这一年他与桐城诸子的交往较集中，我们以此作为考察基点，就显得较为方便。下面我们就将其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予以介绍。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明季四公子之一。1633年，就试于南京时结识吴应箕，并主盟吴应箕与刘城开创的国门广业社。1634年，桐城民变，方以智移居南京。同为复社巨子，在复社活动中接触颇多。吴氏集中《方密之以智画天柱峰图相赠作此还答》（《楼山堂集》卷二十三）、《将去吴门方密之赠诗书扇答此》（《楼山堂集》卷二十五）。
方孔炤（1591—1655），字潜夫，号仁植，即方以智之父。崇祯十一年（1638年）被任为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吴应箕为之写下《与方仁植中丞书》（（《楼山堂集》卷十四），吴氏集中还有《赠尚宝方潜夫孔炤》（《楼山堂集》卷二十五）一首七言律。
方文（1612—1669），字尔止，初名孔文，方以智从叔，青少年时与方以智同学友伴达14年之久。方文以诗名世，其诗“朴老真至”。吴氏集中有《送方尔止文赴安庐蔡宪副之招》（《楼山堂集》卷二十四）、《将往无锡答方尔止诗言别》（《楼山堂集》卷二十五）二首。
孙临（1610—1646），字克咸，后改字武公，明诸生，方以智妹夫，《明史》二七七卷有传。孙临工词赋，著作盈尺，喜谈兵，后弃儒从戎。与吴应箕交往密切。吴氏集中有：《赠孙克咸临》（《楼山堂集》卷二十五）、《赠孙克咸并序》（《楼山堂集》卷二十六）。
钱澄之（1612—1693），初名秉镫，字饮光，又字幼光，自号田间。先为阮大铖阴主之中江社成员，1633年冬，方以智从南京回乡，为其带来了新的讯息：“三吴举复社，辨别气类，与朝局相表里。若某之流，皆在所摈。……吾辈盍早自异诸？”[2]（469）于是脱离中江社。著有《田间易学》、《田间诗学》、《庄屈合诂》、《藏山阁诗存》、《藏山阁文存》、《田间文集》等。他不仅是桐城诗派的创始人，也因其古文的创作实绩和生活的时间跨度大，影响了几代桐城士子，也是桐城由专注于经学研究开始转向热衷于古文创作的关键人物。刘声木《苌楚斋三笔》卷八说钱澄之：“论诗文精妙，实开桐城诸老之先河，至当而不可易，洵后世学人之龟鉴。”，张舜徽先生在《清代文集别录·潜虚先生文集》中也说：“桐城经学文章之绪，开自钱澄之。”
潘江，字蜀藻，号木厓。小钱澄之七岁。少即天才隽妙，博览群书，10岁试文郡邑，群士推为神童。钱澄之说：“及其以诗文交于予也，年正壮盛，方以全力攻制举之文，而讲求用世之学，诗外其余事耳。”然而潘江“以诗文称于世者30余年”[2]（268），著有《木厓集》、《木厓续集》，辑有明代以来的桐城籍诗人之诗的巨著《龙眠风雅》和《龙眠风雅续集》，真正实现了桐城由重经向重文的转变。在吴氏集中有《潘蜀藻序》，文中语气透露出前辈对后学的指导鼓励之意。
与吴应箕交往的桐城名士还有很多，我们只能选择了一些与戴名世、方苞有联系的名士作一点介绍，并企图借此来展开论述。
前四位是方氏家族中人及其姻亲，是方苞的长辈。虽然方苞出生于南京，但明末桐城之变后，方氏家族多迁于南京，吴应箕的《留都见闻录·时事》就有记载：“桐城自甲戌乙亥后，巨室尽家于南。何相国以元老客居而门庭安静，都人咸诵之。其余，方仁植中丞、方坦庵太史、孙鲁山给谏皆为时名人，而悉家于此又数姓之兄弟子侄，文采风流炤耀京邑，他方流寓者所不敢望。”[3]吴应箕长期寓居南京，与他们的交往也较多，再说方苞的祖父方帜与方以智、方文、孙临年龄相仿，相互的影响是必然的。而方帜学行给方苞的印象是深刻的，他在《大父马溪府墓志铭》中说：“少时以家贫迫生计，未得时依大父，及冠后，从钱饮光、杜于皇、苍略诸先辈游，始知大父文学为同时江介诸公所重。”[4]（189）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方苞的父亲方仲舒也与钱澄之、方文也有往来，常相唱和。[5]（58）
钱澄之对方苞的影响是直接的。方苞在《田间先生墓表》中说：“苞未冠，先君子携持应试于皖，反，过枞阳，宿家仆草舍中。晨光始通，先生扶杖叩门而入。先君子惊。问曰：‘闻君二子皆吾辈人，欲一观所祈向，恐交臂而失之耳。'先君子呼余出拜，先生答拜，先君子跪而相支柱，为不宁者久之。因从先生过陈山人观颐，信宿其石岩。自是，先生游吴越，必维舟江干，招余兄弟晤语连夕，乃去。”[4]（132）作为桐城遗老，这样关心后辈的成长，对后辈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潘江家中藏书颇多，又奖掖后学。戴名世说：“里中潘木崖先生，博雅君子也，家中多藏书，余往往从借观，因师事之。”[6]（117）对戴名世影响较大。
这些人与吴应箕有着相近的人生价值取向和政治倾向。从年龄上说，除方孔炤之外，吴应箕比他们要长16岁以上，加上方氏、钱氏诸子均是复社成员，而吴应箕是复社的创始人之一，成名较早，自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再说方氏、钱氏诸子中虽也有文名，但都致力经学，不象吴应箕以文名世，而且以教书选文为生，对文章有深入的思考，有更为系统的理论。又因吴应箕操持选政，陈肇曾《吴楼山先生遗集序》云：“自次尾科牍出，天下翕然，奉之为珪璧指南，至有不以名列天衢为荣，以文入选者贵于凌高梯而被丹黼。”（《楼山堂遗文》卷首）所以在他们的交往过程中，虽然说他们的影响是相互的，但就文学思想来说吴应箕对桐城诸子的影响可能要大些。
二、吴应箕的文学思想与桐城派文学思想的关系
如果说从吴应箕与桐城诸子的交往来探寻他对桐城派的影响，由于资料的缺乏，还不能让人信服，但是从文学思想的传承中，我们却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反过头来看前面的论述，我们就能较为清晰地看到吴应箕对桐城派的影响。
从学术祈向来看，吴应箕认为为学宜由史入经，考经于史，“廿一史者，六经之梯也，虽未能由源及流，溯流以穷源，此或亦读书之法耳”《楼山堂集》卷十四《复杨维节国博书》），即指明为学之路径。重要的是吴应箕还将史与文联系起来，“世有能治二十一史之人而不能治文乎？有治经史以为文之人而其文一如六朝五代之为韩欧所呕弃者乎？”（《楼山堂遗文》卷一《黄韫生制艺序》），这种实学路径不仅使文章内容充实、观点稳实，而且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学习者易于上手。方苞的“义法”说从史法而来，虽说其直接受万斯同“事信言文”思想的影响，但万斯同的老师黄宗羲则明显受过吴应箕的影响。吴应箕将史法引入文法无疑启发了后人，方苞在《进四书文选表》中所阐明的为学途径就与此相一致，他的“义法”说可以说是沿着这条为学之路而演绎归纳出来的理论主张。
从对时文与古文的态度来看，戴名世、方苞与吴应箕都时文与古文写作的高手，在对待时文与古文的态度上有不少相同之处。吴应箕说“韩欧所谓时文者，……非若今之制举，义本王者之制，以发明圣人之蕴。娴于制则下者皆可进取，而由以探测经传旨趣，虽终身事之而未能尽也。……向使居今之日，则明道者莫制义若也，敢自鄙弃为不足学哉？”（《楼山堂遗文》卷二《陈百史制义序》）虽然他推崇时文，却能很清楚地看到时文在士子们的眼中是“得之则弃”的仕进工具，投机不仅使士子背心操不然之说，不再从国家功令、圣贤理道上去发明，而且背心竞法之弊日甚，所以他主张以古文来改造时文，提出“上下圣贤以研理，出入古今之文以行法”改革措施。虽然戴名世和方苞都反对时文，却一致主张以古文来改造时文，戴名世说：“其所为时文之法者陋矣，谬悠而不通于理，腐烂而不适于用，……然则何以救之？亦救之以古文之法而已矣。”[6]（89）方苞也说：“吾友雨苍善言古文，……一日，以时文数篇诣余，余责以敝精神于蹇浅。”然而看了以后大为惊诧：“噫！孰谓时文而有是乎？即以是为雨苍之古文，可矣。”[7]（8）特别是他们都有时文选，为别人的时文作过序。吴应箕作为明末房牍选名家，士子常因其一言而名扬士林，钱澄之、潘江等人自然会受到其影响，戴名世、方苞研究改革时文之弊，不能不研究以前的时文理论，方苞在乾隆元年（1736）还奉命选编有明及清大家四书制义的《钦定四书文》，作为天下举业准的。这本选文的《凡例》中方苞对明代时文的分期问题就吸收了吴应箕“文章之法肇始于洪、永，详于成、弘之间，莫盛于庆、历初年，即莫敝于万历末季。”（《楼山堂集》卷十七《历朝科牍序》）的观点。
从文学理论体系来看，吴应箕提出了“理体”说，以“理”、“体”为基石，以“气”来贯通“理”、“体”，视“清洁”为至境。钱澄之也提出相似的观点：“理也者，气之源也，理明而气足，气足而法生。穷理御气以轨于法，文之澜所由成也。然则所为持者，非有澜以待持，乃持之以为澜也。是宜治其源也：本之六经，以研其精；稽之传注，以晰其微；博之诸史，经广其识；辅之百家，以尽其义。如是，而理得焉，而气至焉，而法备焉。”[2]（240）强调了“理”、“气”、“法”三者兼备。在理论上没有突破，没有达到吴应箕的理论水平。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受了吴应箕的影响，但是作为小吴应箕19岁的应试的士子，对选文名家吴应箕文章理论，特别是时文理论是没有道理不熟悉的。戴名世主张道、法、辞三者兼备，追求精、气、神三者浑一，但系统性不足。而方苞提出的“义法”说，有人说它“是对我国古代古文创作经验的全面总结，它跟以前的各种文派的理论主张相比，具有‘兼收众美'的集大成之功。”[8]（120）实际上在明末已经展开了对古代古文创作经验的全面总结，吴应箕就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论述吴应箕与方苞古文理论的异同，就此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吴氏对方氏的影响。
一就其理论基础来说，方苞的理论基础是“义”、“法”，具体来说，就是他所说的：“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4]（33）他的“义”即是“本经术而依事物之理”，“法”即是文章的法则、结构。而吴应箕说：“夫予往者之论文也，以理以体。理者为圣贤之论，所从出学术之邪正于此分，性道之离合于此辨也；而体者则谓文有一定之章程不可变，有自然之节叙不得乱也。”（《楼山堂集》卷十七《崇祯丁丑房牍序》）在此“体”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创作原则，一是指表现方法。由此我们清晰地看到他们有着相同的理论基础。虽然在具体论述其理论时，吴氏详于理，而方氏详于法，但是都围绕着本理（或义）言法、因理（或义）立法的原则来展开。
二就其文气论来说，他们都突出了“文气”在创作中的作用，吴氏结合理体以论“气”，方氏结合义法以论“气”。吴应箕说：“夫予往者之论文也，以理以体。……由今思之，是二说者其迹也。执二者之说，以迹合之，犹易也。察之世运之所趋，庶几于其言系之者，其惟气乎。夫昔人之论气也，辨之清浊之间耳，吾谓莫若审之强弱之际。今天下可谓有气哉！囗蹴吾疆矣，寇烬吾原矣，嚣竞长矣，节烈替矣，议任之途相诡，成败之数不胜矣。窃疑三鼓既竭，莫今昔对比为甚，而靡然者则尽于文见之。夫然文之为风声也，又何疑哉？且气不可作而致者也，非不可养而至。腐师俗儒所谓养者发于言则夷易，措之事则和平。试迹其为夷易、为和平者，悦靡靡之可听，冀庸庸之多福耳。呜呼！此不知至刚至大者为何语乎，然则予所谓莫今为甚者皆坐是误也，此属又乌足与语文哉？是故予不能作天下之事功也，名节也，而风之以各见之文；不能尽救天下之文也，察之于至细之气。夫刚气之所发，必不剽也，必不袭也，必不芜而秽，不矜而肆，不恇而寥落也，必当理，必合体也。推之为忠臣，为介士，为强力有为、为震挠不诎者，必是人，必是言也。非是者，其气靡也。气靡者，言离也。剿古人之已说而不情，规先民之成格未能似，犹曰：此体也，此理也。吾谓是大伪不忠，大贪不谨，趋荣势以远节烈，隳军实而长寇雠者，必是言，必是人也。”（《楼山堂集》卷十七《崇祯丁丑房牍序》）主要从风格论、主体论和创作论三个方面来论“气”，不仅较好地处理了“理”、“体”、“气”三者的关系，使文章的内容与形式有机地整合为一个生命的活体，而且他的论气求其强，既吸收韩愈“不平则鸣”理论内核，又对韩愈的“气盛言宜”的进行了新的理论表述，更重要的是吴应箕不仅论及了“气”的强弱变化与创造力的关系，还揭示了“气”的强弱与时间的关系，高扬了“有气敢言”的斗争精神，这是值得称道的。方苞说：“依于理以达乎其词者，则存乎气。气也者，各称其资材，而视所学之深浅以为充歉者也。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复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4]（232）不管他是不是对钱澄之“理”、“气”、“法”的具体阐发，我认为方苞并没有为我们提供新的理论观点，只不过他提供更为具体的明理养气的操作方法。吴应箕强调至大至刚之气，而方苞则主张清澄无渣之气，这不仅是时代精神的必然反映，也是两人生存方式——由救危救亡之斗士向护道颂世之卫士转变的直接体现。
三就其审美理想来说，吴应箕追求“清洁”，他说：“盖弟尝肆力经史而出入八家矣，又不欲袭取一语，核其体制以归于清洁，庶几自成一家，然实未能也。”（《楼山堂遗文》卷四《与沈眉生论诗文书》）而方苞追求“雅洁”。其实方苞既讲“雅”，也讲“清真”，他在编选四书文时曾说：“凡所录取，皆以发明义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为宗。”[4]（232）又说：“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发其光精。”[4]（245）虽然与吴应箕对“清”的理解有所不同，但都有“清”是“理”的存在状态的理念，都有“清正”的内核。至于“洁”，方苞的阐述较为详细，但没有脱离吴应箕的“清洁”论的理论框架来论“洁”。
虽然方苞没有直接讲明其文学思想受吴应箕的影响，但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吴应箕与桐城派先辈的交往，以及方苞对明清时文的编辑整理，使这种影响成为可能，而方苞的“义法”说与吴应箕的“理体”说在理论体系上惊人的一致，却以结果的方式确认了这种影响的存在。那么方苞自己却说受归有光的影响又是为何？我认为可能是吴应箕是抗清英雄，其书在禁毁之列，不方便指明，所以他选择了远承归有光，而实际上却是暗承吴应箕。
参考文献：
[1]吴应箕.楼山堂集,楼山堂遗集[m].//《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1388,13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11-661,1-76.（下文所引吴氏之言同此）
[2]钱澄之.田间文集[m].合肥:黄山书社,1998.《文学刘臣向墓表》载：已卯春，刘臣向应试池郡，案发第一，于是臣向名一时大噪，“池郡吴次尾入见学使，语间盛赞臣向，为学使者得士庆，学使者益大喜，遂国士遇焉。”
[3]吴应箕.留都见闻录[m].//南京市秦淮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秦淮夜谈.1994(9).
[4]方苞.望溪先生全集[m].//四部备要·集部[m].北京:中华书局,1927-1931.
[5]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6]戴名世.戴名世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吴应箕与杜于皇也有交往，吴氏集中有《送杜于皇濬北上》（《楼山堂集》卷二十五）七律一首为证。
桐城派代表人物范文5
关键词:东北大鼓;“江北派”;刘桐玺;曲艺;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J642.22 文献标识码:A
Ballad Art of LIU Tong-xi, the Founder of "Jiangbei School" of Northeast Drum Art
CHEN Li juan
东北大鼓自创建以来,一直是一种以鼓板击节,三弦等乐器伴奏,以韵文说唱故事为主要手段的说唱艺术形式。由于它的声腔与方言紧密结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为东北广大农村、城镇群众所喜闻乐见。东北大鼓在各地区的长期发展中,吸收了不同地区的地方语言音调,因此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演唱风格,形成了众多流派。流传在沈阳一带的被称为“奉派”;营口一带的称为“南城派”;锦州一带的称为“西城派”;以吉林省吉林市为中心的称为“东城派”(或吉林派);黑龙江松花江流域一带的称为“江北派”(或北城派)。出生于吉林省梨树县的刘桐玺(1920-2000,原名刘成山)便是“江北派”的创始人。他在几十年的从艺生涯中,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执着精神,经过艰苦的磨练和努力,最终成为东北大鼓“江北派”的一代宗师。为“江北派”的建立和发展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继承中求创新,构建“江北派”唱腔新格局
从唱腔结构上来看,刘桐玺创建的“江北派”东北大鼓属于板腔体音乐,是在其它流派已有唱腔的基础上,经过向其他姊妹艺术学习和自己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其总体结构是:前奏――[大口慢板]――间奏――[小口慢板]、[散板]、[二六板]、[快板]、[快二六板],有时根据人物和剧情表现的需要,中间还插入[悲调]。[大口慢板]用在整个唱腔的开头,由上下两个乐句构成,它是整个唱段的引子部分。基本节拍形式是一板三眼(4/4拍),唱腔起于头眼,落于板上。上句落sol音,下句落do音,在旋律的进行上以四度至八度跳进为主,六声宫调式(加变宫)。其特点是旋律优美、节奏舒展、速度较慢,近似抒情性的咏叹调,在民间俗称“两大口”,词格是七字句,一番的甩腔并不固定,但必须过八句才能甩腔。[小口慢板]是由上下句各四小节组成的一个单段体复乐段。基本节拍形式也是一板三眼(4/4拍),唱腔起于头眼,落于板上。上句落sol音,下句落la音。宫羽交替调式。它是“江北派”东北大鼓各种板腔中的基本结构形式,是形成“江北派”音乐特色的主要唱腔,适合表现中速、叙事情节的内容。有写景、说理、代言之功能。曲调性不强,半说半唱式,与松花江流域形成的方言结合较为密切,在表演多段体唱腔时,常常是上下两句基本形式的多次变化重复。[二六板]是[小口慢板]的紧缩曲调加快节奏而成,是一种吟诵性的叙事调。其旋律由上下两句构成,属单段体复乐段。上句落la音,下句落sol音,六声徵调式。节奏形式为一板一眼(2/4拍)用在[小口慢板]之后,作为[小口慢板]唱腔表现特定情绪时的辅助唱腔。[快二六板]多用在段子的收尾之处,除演唱速度加快以外,也可以加入垛句唱词,这种垛句上下句都可以使用,只要尾腔落在[二六板]基本腔上就可以。它也是由宫羽调式交替,单段体复乐段结构,节拍为一板一眼,有时也可以有板无眼(1/4拍)。[快板]是一种似说似唱的腔调。音调明快、流畅,旋律性不强,适合表现紧张激昂的情绪和气氛强烈的段落,多用于唱段的高潮。是单段体复乐段结构。节拍是一板一眼,上句落sol音,下句落do音,宫调式。演唱速度加快时,可有板无眼,快而紧,富于紧张感。可一板一字,也可一板多字。板起板落,更有说唱特点,韵味十足。[悲调]又叫哭腔,也是由上下两句组成,一板三眼。多用于表现哀伤情绪和人物代言哭诉之时。曲调委婉动听,催人泪下。唱腔起于头眼,落于板上,是六声商调式。[散板]通常是接在[悲调]后面的一种唱腔。当唱段唱到伤心与哭诉时,才用[散板]。它可以不受节拍的限制,但结尾要用[小口慢板]的甩腔。从伴奏音乐来看,刘桐玺创建的“江北派”东北大鼓,无论是鼓板伴奏还是乐器伴奏,均有其自己的个性。“江北派”的伴奏音乐结构是:前奏[大过门]――间奏[过门]――垫板[小过门]。前奏用于演唱之前的引子部分,前奏曲一开始,演唱者自兼鼓板打鼓套。板上讲究扬、平、立、花,鼓键讲究打、碾、排、压。其效果是韵味足、传神、强弱分明、错落有致,能起到稳住观众秩序的作用。前奏曲一般为一板一眼,共八小节,曲调流畅,呈级进态势。六声羽调式(加变宫)。在演奏中可自加花点,结尾时压慢速度便于演唱。伴奏乐器早期为大三弦,建国后改由三至四种乐器组成,即:三弦、四胡、扬琴或加二胡,也可以用两种乐器来伴奏。伴奏时,一般为齐奏,但由于乐器的音域、音色的不同,弦式不一,音区及空弦位置变异,加上演奏者的实践经验并采用“加花”、“塞缝”等变奏手法,从而使乐曲配合得既默契又烘托有致,构成了“江北派”的独特风格。间奏是“江北派”东北大鼓曲目中每段之间的间奏曲,其结构基本上与前奏相似。在间奏的运用上,可根据内容的需要并结合各种唱腔的规律在速度上进行快慢调节。垫板也称“小过门”,在“江北派”的曲目唱腔里,乐句之间的连接多用垫板“堵空”、“塞缝”。从而使句与句之间连接得十分紧密、无痕,垫板在句子中间基本上是反复使用,有很大的随意性。
二、实践中求创新,构建“江北派”唱功新模式
东北大鼓是以唱为主的说唱艺术。既然是以唱为主,那么一个既科学又富有地方特色的演唱方法对书曲艺术的表演者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刘桐玺自20岁起便开始在自己的演艺实践中逐步探索东北大鼓的演唱技巧,并伴随着他的创腔活动,积累了丰富的演唱经验,总结了一套完整的、具有较强地域特色的演唱方法。他认为东北大鼓“江北派”的书曲演唱要讲究八个字:“迟、疾、顿、挫、阴、阳、缓、和”。研究吐字发音,懂辙韵,懂四声,字正腔圆是最起码的要求。他强调在演唱过程中要吐字正确,尖团字分清,“漂、浮、操、温”都不行。要唱的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样才能生动感人。在唱功上他认为更要讲究“崩、打、粘、寸、断”。所谓“崩”就是“喷口”。用重唇音突出字音,在唇上下功夫。字音上扬,短促有力,又非常响亮。“打”就是用舌尖把字打响、打出去,这样做不仅吐字清楚,并且有俏口的感觉。“粘”指的是有的音比较窄,演唱是要放大,如果字音突然放大,会失去原来的字音。因此,“粘”在这里指要采取慢慢的、扎实的方式把字放长来扩大字音,这样唱出的字才会准确。“寸”是指演唱时把字“寸”开,是每个字紧紧相连,做到音断意不断,并且慢而不断,快而不乱。这种方法适用于叠句、排句、串句和俏句。“断”是指演唱时要断开唱,他认为“不断开,字不清”。在气息的运用上,他认为气口非常重要,演唱时要气托字,用吸好的气把字顶出来,也就是“字要托着音,音要捧着字”,只有这样音才能传得远,字才能“喷”得清。如果字不清,那就是气的问题。上气和下气要结合的好,只有气息通畅,才能驾驭好作品,才能让观众听得舒服。在演唱的技巧上,他认为应根据唱词感情的需要,采取“偷板、顿板、锁板、抢板”等方式来演唱。所谓“偷板”是指在一句唱词里,中间的某一个字用快速唱法,感觉很俏。“顿板”指的是唱词要在居中间间歇(休止半拍或一拍),“锁板”则用在段子的结尾,指在最后一句锁住板。“抢板”是指眼起和板起相连接,不加过门,上下句之间听起来既紧凑又有变化。在表演上,他认为要想把唱段的主题思想和人物性格表达好,一个完美的表演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演唱和表演配合起来才能给观众以深刻的印象。书曲艺术在演唱的同时,十分讲究以动作和表情来刻画和塑造人物形象。这不仅要求表演者要掌握好“手、眼、身、法、步”等表演技巧,另外还要和观众进行交流,只有这样才能使一个段子达到全新的境界。刘桐玺在几十年的书曲表演生涯中,以其自身不断的努力和执着的探索精神积累了丰富的演唱和表演经验,总结出了一套行腔委婉、唱腔规范、落音有序、风格简洁明快、演唱声音宽亮、基功扎实、字真韵美、字正腔圆、板眼严谨有序的唱、表新技法,为东北大鼓“江北派”唱功和表演技法体系的建立,开辟了全新的道路。
桐城派代表人物范文6
关键词：桐城派 刘大 诗歌分期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4）07-0087-03
基金项目：哈尔滨师范大学青年学术骨干基金项目（SGB2014-03）；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13C04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淑岩（1977―），女，黑龙江绥化人，文学博士，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黑龙江大学明清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人员。研究方向：明清文学与文献。
李建华（1977―），女，黑龙江鸡西人，文学硕士，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刘大，桐城三祖之一，师从桐城派始祖方苞，为桐城派的中坚力量，同时其亦以诗名享誉文坛，诗作备受时人称颂。程晋芳云：“耕南诗胜于文也。”其嫡传弟子、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亦云：“海峰则文与诗并极其力，能包括古人之异体，熔以成其体，雄豪奥秘，麾斥出之，岂非其才之绝出今古者哉。”评价大诗名与文名双盛。门生吴定曰：“先生高才而遇穷，于诗靡所不工，而古诗尤超越国朝诸贤之上，其抑塞腾踏悲壮之气，充满天壤，莫之能御”，等等。刘大也以诗传授后进，姚鼐《抱犊山人李君墓志铭并序》云：“自海峰先生晚居枞阳，以诗教后进，桐城为诗者，大率称海峰弟子。”因此，刘大不单以文享誉文坛，且诗作亦为时人所推崇，对桐城诗派的形成有着筚路蓝缕之功。
“尽管‘时期’是一个人为的术语，存在着相当的随意性，并且其价值有时也受到相当的怀疑，但分期仍是必要的”，因为“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断面，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被采用、传播、文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加以探索的”，据此可以形成对文学观念的深层体认与把握，以及对文学史的整体认知，所以，“分期往往是从事某一具体研究的开始。”基于此，本文以刘大54岁绝意科举为界，将其诗作分为前后两期。
一
刘大生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卒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亲历康雍乾三朝。康乾盛世之下，刘大如多数士子文人一样，怀揣着“少年负勇气，志在立功勋”（《感兴十首》之五）的抱负与梦想，希望借科举之途改变命运，进而实现“丈夫处一世，当先天下忧”（《杂诗十四首》之十二）的用世之志。刘大曾相继于雍正七年（32岁）、雍正十年（35岁）、雍正十三年（38岁）连续三次应顺天乡试，无奈三登副榜，无缘科举，被黜落地，“此后不再应试。”乾隆即位，刘大又先后应方苞荐博学鸿词科廷试、张廷玉荐试经明行修之士，于39岁、54岁两度赴试，终未遂人意，相继被黜。自此，几番科场蹭蹬，半世的仕宦无缘，刘大■最终放弃了科举，退而独酌科第失落之浊酒。其数年奔波于故里与京师之间，辗转坐馆于缙绅之家，充当幕僚课读的生涯几乎穷尽他毕生的岁月。
因此，刘大■前期的诗歌创作，主要表现为少年气盛，欲有所为的豪气，以及屡试落地后的悲歌慷慨之作。刘大■性情豪迈，早岁不知世事艰辛，“弱冠负勇气”（《感怀七首》），年少即有壮志，“赋性雄豪谁敢挫”（《药裹叹》），少年英锐之气扑面而来。他于《寄姚姬传》中自称“却忆我年当少时，清风朗月为襟期。雄吞云梦可八九，走马横行十万师”，爽朗的个性，欲有所为的胸襟怀抱跃然纸上。“丈夫处一世，当先天下忧”的用世之志，倾吐在刘大■早期的诗篇中，如《感怀六首》之三：
义士有本性，结念扶黄纲。忽遇边烽起，捐身赴敌场。头戴曼胡缨，身著铁■。臂弓弯繁弱，腰剑配寒光。雕鞍汗血马，挺出万夫行。杀人如剪草，血溅戎衣装。不惜微躯陨，但令王忾彰。生则为国■，死当为国殇。岂学凡夫辈，徒牵儿女肠！
诗中，刘大■的豪迈气概与英雄情结得以彰显，也向世人宣告了自己的人生诉求：男儿生当天地间，时刻准备着为国分忧，为民效力。闻得边地烽烟骤起，立刻披挂戎装，弯弓搭箭，捐身赴战场，杀敌如剪草，血溅征袍何足道，但令“王忾彰”。“生则为国郑死当为国殇”，对于那些囿于儿女情长的凡夫俗子，刘大■是不屑与之为伍的。又“万里向沙漠，横戈扫妖氛”（《秋夜独坐寄沈惟涓》）、“仗剑出门去，饮马昆仑河”（《感怀六首》之六）等的豪壮意气，同样传达了刘大■“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豪迈情怀。
刘大■久负凌云之志，不能真正征战疆场，唯有借笔墨达于天下，几番应试科场，无奈终以失败落幕，抱负与梦想受到挑战，这些无疑触动着诗人敏感而多情的精神世界，复杂的情愫投影在海峰此时的诗作中，不免洋溢着沉郁慷慨之情。如《金台行》：
君不见燕昭昔筑黄金台，千金市骨群马来。燕昭死去马群绝，此地寂寞空莓苔。北风惨淡吹尘埃，凿蹄隆隆往复回。俯首长鸣待驾驭，谁云此物非驽骀。中怀磊块无由开，荒郊访古寻蒿莱。道逢野寺辄阑入，坐与老僧同讥诙。僧言生年逾七十，未睹昔时拳毛m。王良造父E不到，纵有汗血成虺尽3雒啪偈钟肷别，茫茫四顾心增哀。是时天寒万物蛰，狐狸废冢高崔嵬。时有鸱鸦百千点，孤云落照相差排。燕昭至竟不可见，双泪迸落难摩揩。
此诗作于乾隆元年之际，诗人应方苞举荐博学鸿词科考试，三月于安庆预试通过，九月参加京师廷试，被黜落第：“会举博学鸿词，方苞以大■荐。及试为大学士张文和所黜，而文和后大悔。”至此，刘大■己几经科场被黜，几番欣喜后的落寞，即便其性情洒脱豪爽，也难免中情郁塞，“中怀磊块无由开。”为遣郁结之气，他出游京师之郊，荒郊蒿莱，访寻野寺，与老僧坐谈。诗中，大■慨叹己之遭遇是源于昔日筑台招贤的燕王今不可见，“燕昭死去马群绝，此地寂寞空莓苔”，并非驽骀不可驾驭者，故而茫茫四顾，徒增哀痛矣。此诗的言外之音，似暗讽朝廷此次诏征“博学鸿词”乃徒有虚名。
二
自乾隆十六年应经明行修之士被黜后，时已54岁的刘大■自京南归。之后的岁月除了继续奔波坐馆之外，刘大■行实中有两件大事：其一为年近花甲之年被任为安徽黟县教谕，近古稀之年方辞却这一生唯一的官职；其二为赴安庆书院讲学，相与唱和交游益广。直至他75岁始回归故里，仍旧以课读为业，终老一生。刘大■后期的诗歌，创作数量超过前期，然而逝去了往岁的锐气，多为游山泛水之作，寄情之处多为回首光阴流转，慨叹人世消磨，终老无成的心声。
自54岁京师落第，刘大■没有再入京师，也没有再向试院科举叩问前程。从京师南归，刘大■入湖北陈学使幕，充幕宾。赴黟县教谕任前后他畅游两湖名胜，留下了众多登临游览的山水诗。浸透在山水景物中的诗人情怀，少了几分往岁的英锐之气，多了些“白首穷山外，青春噩梦中”（《遣闷》）的人世蹉跎之感。半生执著于科场，最终博得个“一事无成身已老，致君尧舜空怀抱”（《医中丈人歌》）的境地，残酷的现实舔舐着诗人多情而脆弱的心灵创伤，带着疲倦的身心去游山泛水，览物之情，岂能乐乎？如其《登黄鹤楼》：
飘零踪迹来西楚，黄鹄山头俯大荒。地涌楼台侵斗极，天输江汉下荆扬。野花烂漫空千树，归雁萧条忽几行。老去弟兄皆异域，独将衰鬓对残阳。
诗人登临黄鹤楼，摄入镜头的意象：黄鹄、归雁、荒山、野花，营构的是一幅萧条落寞的景象，“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此时诗人由京师直接赴湖北幕府，未曾归家，登临远眺，凝眸之间，回想的是自己飘零江海，踪迹不定，空负往昔“黄鹄奋两翼，不与燕雀翔”（《感兴十首》之八）之志向，如今却落得个“老去弟兄皆异域，独将衰鬓对残阳”的惨淡图景。吟罢此诗，诗人那落寞的黯然神伤之状如在目前。
通观刘大■后期的诗作，哀惋华发早生、事业无成的叹息之声不绝于耳。《赴黟县》诗云：“惨澹趋程急，崎岖怨路长。青春成过客，白首向殊方。志业全芜没，朋交半死生。更闻猿啸苦，清泪不成行。”诗人赴黟县教谕任时已是花甲之年，志业无成，相游之诗友也多为才高运蹇之士，想来惨淡奔波大半生，如今友朋凋零异乡，青春已逝，空余衰鬓残阳，一位老者凄凄惨惨戚戚的情怀萦绕诗篇。又《赴安庆书院》“衣冠看少俊，衰老愧容颜”，“壮怀春水漫，华发夕阳催”（《雨花台》），“剧孟寻常是弟昆，几年落魄气空存。歌朋酒伴凋零尽，自策疲驴入蓟门”（《自嘲》）等诗篇，都笼罩着诗人难以释怀的缱绻情愫。
刘大■于古稀之年仍赴安庆书院讲学，于安庆期间写就的《八月十五夜》一诗，更写出了一个特定时空下，一位老人的艰辛岁月。诗云：
今岁中秋月，相看皖水涯。
无论远与近，终是不还家。
藐尔一身在，苍然两鬓华。
漂流本天命，老去发长嗟。
年界古稀，已然苍颜白发的老人仍疲于生计，漂泊异乡，适逢中秋佳节，没有儿女绕膝之天伦之乐，有的只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孤独寂寥心境。回首大半生的岁月，疲于追求功名仕宦，数番科场败北，不免心灰意冷；家门又频遭不幸，三个儿子相继夭折，带给诗人致命的打击。这些遭遇发生在一般人身上，怕早已颓废不振了，即便海峰性情开爽，为人豁达，年近古稀之年的老者也不免黯然神伤，叩问苍穹，把这一切归于天命。
概言之，刘大■前期的诗歌，自比黄梅之“孤芳只自赏”（《感兴十首》之七），黄鹄的“不与燕雀翔”（《感兴十首》之八），香草的“兰蕙独芬芳”（《感兴十首》之八），少年才俊的英锐之气激荡于诗篇，虽亦有科场失意的牢骚满腹，然仍不失悲歌慷慨之作。而其后期的诗歌创作，屡试屡败的科场打击，岁月的无情流转，使诗人早岁的锐气荡然无存，“与君半世俱沦落，怀抱何由得尽倾”（《喜晤迮耕石，追次齐少宗伯奉赠原韵》）成了诗人的人生写照，呈现在笔端的多为慨叹功名如幻，亲朋异域，华发苍颜，有家难归的哀婉之情。
三
总之，刘大其人其诗曾得到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的赞誉与倾慕，“文笔人间刘海峰，牢笼百代一时穷。别来书到长安少，死去才令天下空”（《送朱子颖之泰安府》），其成就实不减其文，甚而“诗胜于文”，然为文名所掩，遗响竟至当世，学界对刘大的研究仍用力不均。为此，当代学者刘世南《清诗流派史》云：“一般人只知道桐城派是清代影响巨大的古文流派，却不知道它还是一个很有地位的诗歌流派。其实桐城诗派所取得的成就和所产生的影响是超过桐城文派的。”事实上，桐城派的成就不单有桐城文派、桐城诗派，还有桐城学派，其取得的多方面成就及深远影响，绵延文坛近百二余年。
参考文献：
[1]姚鼐.惜抱轩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方苞.方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刘大.刘大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孟醒仁.桐城派三祖年谱[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