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与爱作文范文1
耳旁陈奕迅的歌曲在流淌着，“徘徊过多少橱窗，住过多少旅馆，才能知道分离也并不冤枉。熬过多久患难，湿了多长眼眶才能知道伤感是爱的遗产。”“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会拒绝**情待罪的羔羊。”每次听陈奕迅的歌总能让我对爱有更深的理解，也让我变的更忧伤。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想着到那里上网，包夜，我在抱怨着网吧怎么那么热，怎么那么多蚊子。现在，我是多想回到那个小城，一条小河装扮的唐城！那里凝聚着太多的回忆，那里，有你。
对于我，那里是我的爱情诞生地，也是它的坟墓。我不知道什么时间，回忆起那里我就会莫名的伤感，然后就是对爱情的思考，和对爱情深深的惧怕。
我不想承认我还爱着你，但是你却停流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不知道那儿来的勇气，昨天竟敢梦到了你。梦里，你有了男朋友，不是我。之后就是我一阵纠心的疼和惊醒。很快，我笑了笑，对自己轻轻说了一声“从一开始，她就不是你的，别傻了。”
也许是忧伤浸透了我的梦，也许是我放不下已放下我的你。
回忆总如一把无情的刻刀改变了我的模样。我因为它而忧伤。忧伤中的我不再相信爱情，或者说是不敢再爱吧。而那座城，充盈着忧伤，让我不敢想。曾经在一首诗里这样写过“什么时间忧伤变成了我、我变成了风筝，断了线。”现在又不禁的想说：“什么时间，忧伤走近了我，让我不敢恋，只敢念。”
离开了家，来了外地，离家人远了，离你也远了。也许我们也从未近过，毕竟，爱情，两个人觉得近才是真的近。在那里，那个有你的地方，我很单纯，那时会相信爱情，敢相信爱情，也不会忧伤。如歌里“因为爱情，我不会轻易悲伤。”。后来来了这里，没有刻意学习，却学会了忧伤，这也就是爱情的遗产了吧！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生活中没有了你，所以我晚上忙着各种事情，很晚才睡，也许只有这样，我能累一点，也就少了点忧伤，也就不会在梦里梦到你了。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我只知道，现在我在躲避忧伤。
忧与爱作文范文2
关键词：湖湘文化 忧患意识 魏源 救亡图存 经世致用
远在先秦，湖湘大地上就形成了一种异质地域（湖湘大地）及民族（原住民、三苗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复合体――湖湘文化。这种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支奇葩，具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特质，其中的爱国主义传统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优秀组成部分。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以忧患意识为主导，以其鹰扬伟烈的英雄气概、天下千秋的承担精神、忧乐求索的忧患意识昭示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优秀的湖湘子弟“位卑未敢忘忧国”“长歌慷慨莫徘徊”。
忧患意识自古就有，孔夫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屈原说“虽九死其犹未悔”、“长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魏源说“《六经》忧患书，世界忧患积”，等等，足见心忧天下、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古今志士仁人的共同品质，尤其是湖湘人的共同品质。
一、忧患意识是湖湘文化的精髓
“忧”，《说文》解释为：“忧，心动也，从心尤声”。《辞源》把“忧”解释为“忧患、担心；疾病”。“患”，《说文》解释为：“患，忧也，从心。”有忧患、担忧、祸害、灾难等义。《辞源》则把“患”解释为忧虑、灾患、忧患、疾病等。“忧患”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中期的《易传》和《孟子》中。《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孟子・告子章句下》：“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忧患”一词虽出现较晚，但是忧患意识的产生却要早得多，大概最早出现在殷末周初，从徐复观认为忧患意识“当系来自周文王与殷纣间的微妙而困难的处境”，而后“却正为周公召公们所继承广大”可以断定。
忧患意识是湖湘文化的精髓。在湖湘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伴随着中华传统忧患意识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古自今延绵不息。究竟什么是忧患意识呢？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伯指出：“所谓忧患意识，是说人对自己的处境与现状，时刻抱有警惕之心。”徐复观认为忧患意识是“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即精神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孙云认为忧患意识是“主体在对自然、社会和人生一定问题的思考中所呈现粗的压抑感受和焦虑不安的精神状态，是具有理性意义和意志倾向的沉重情感。”，夏乃儒说忧患意识是“历史的觉醒者在使命感地驱使下，面对着艰难的时世，所发生的一种忧虑、悲悯的精神状态”。
虽然这些人对于忧患意识的认识各有不同，但这些观点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忧患意识及其丰富的思想内涵。首先，它体现出一种清醒的危机意识。无论是在历史转折时或身居困难的处境，还是在盛世，忧患意识都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危机意识，正所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得而不忘丧。其次，忧患意识是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任何一个时代的忧患意识，都蕴含着悲天悯人和承担责任两层含义。再次，忧患意识蕴含一种昂扬的奋进意识。奋进是忧患意识的价值导向，而忧患是奋斗的动力。忧患意识并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而是一种激励人们改造社会、变革现实、奋发向上的内在动力，它促使人们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创造永恒的生命价值，恰如文天祥所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除了以上三点之外，忧患意识有时还反映出一种赤诚的爱国情怀。当个人的思想上升到以国家为思考点的层面上时，它所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往往蕴含了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怀。虽然忧患意识并不等同于爱国主义，但忧国忧民是爱国主义的重要内涵，也是忧患意识的重要表现。忧患意识是湖湘文化爱国主义传统的灵魂所在，正因爱国才忧国、爱民才为民忧。在这一点上，屈原表现得尤为明显。传统忧患意识是爱国主义的重要思想源头，是我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是面临危难、困难而不屈服、不畏惧的积极参与、敢负责任的精神；是救民族于危亡、救人民于水火而敢于牺牲奉献的精神。
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虽然只是一种区域文化中的意识体现，但是它的影响却能辐射至整个中华文化传统，它的发展和演变是历史的见证。自古以来，身怀社稷之愁、黎元之忧和身世之慨、忧民之嗟的湖湘志士文人数不胜数。他们是湖湘文化忧患意识体现的杰出代表，深受传统忧患意识的影响，同时又推进湖湘文化中忧患意识的发展演变。
二、魏源的“救亡图存”“经世致用”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清朝逐渐走向衰亡，弊政丛生，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到了“川壅必溃”的地步，特别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后，曾自诩“天朝上国”的清朝不复存在，中国一步步地陷入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深渊。在这种内忧外患空前严重的时代背景下，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和民族矛盾，无数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仁人志士不断涌现出来，坚持“救亡图存”，他们使具有良知的人们开始关注国家兴衰存亡、深切体会到“家国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并且激励他们以实际行动来挽救岌岌可危的家、国和社会。在这民族存亡、家国衰败的关键时刻，寻求“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便成为时代的号角。
这一时期所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不仅包括忧国忧民之情，更包括救亡图存、改造社会之思。这种忧患意识在广度和深度上，是对古代忧患意识的继续和超越，时代赋予了它全新的历史内容。为“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们的救国思想和爱国行为无不是在忧患意识的驱使下发动和进行的。深受先前湖湘文化中忧患意识的影响，优秀的湖湘子弟站到了时代的最前列，以魏源为代表的湖湘子弟在“救亡图存”的大业上先忧后乐、上下求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表现出了强烈的承担精神，而这种强烈的承担精神正是以深刻的忧患意识为基础的。
魏源的忧患意识主要体现在他的忧患诗中。他那些忧国忧民、感时愤世的忧患诗读之使人荡气回肠，其忧患范围之广，涉及社会人生各个方面，其忧愤之长，绵延魏源的坎坷一生。
魏源之忧，首先忧民生之多艰。早在道光年间，魏源就表明了自己“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魏源集》）的远大抱负。清末，政治腐败，财政拮据，加之黄河、长江水患不断，人民生计十分艰苦。魏源如此描绘：“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前代未之闻焉；江海惟防倭防盗，不防西洋，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病漕、病鹾、病吏、病民之患，前代未之闻焉。”（《魏源集・明代食兵二政录叙》）面对内忧外患、天灾人祸，魏源并不是消极悲观，而是积极进取、发愤图强；不仅提出“人定胜天，造化在我”的口号，而且在很多诗歌作品中都抒发了自己经世致用、自强不息的博大情怀。
魏源之忧，其次是忧政治腐败，军队衰弱。魏源亲眼目睹了清王朝政治的腐败，认为那些官僚伪君子祸国殃民，是造成国家民族种种危机的总祸根。面对朝廷军队衰弱，不能抵御外敌侵略的情况，魏源无比忧愤，在《海国图志》中写道：“夷烟流毒，罪万准夷……，此凡有血气着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实行“救亡图存”，以此来唤醒民众认识外敌、抵抗外敌的觉悟。
魏源之忧，再次是忧人才之虚患。当时的中国社会存在两大“积患”，即人心之“寐”和人才之“虚”，“寐”指昏庸无知，不知国内利弊得失，也不知外敌入侵之害；“虚”指空虚不实，徒有虚名，如政绩不实，军队浮弱。人才虚患，贪官污吏当道，魏源对此忧患万分，痛感“天下之无才”（《魏源集・序》），“无一人堪称军吏”（《魏源集・叙》）。他对朝廷大员昧于国外形势又甘于抱残守缺的愚昧状况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讽刺，大声疾呼“何不开海夷驿馆筹边谟，夷情夷技及夷图，万里指掌米沙加”。
魏源的忧患意识是在当时国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产生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忧患意识，反映出当时忧患意识的鲜明特点。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忧患意识体现了区别于历代忧患意识的独特特点，可大致概括为几点：第一，抨击西方列强侵略，批判腐败统治集团。鸦片战争中，大清帝国被英国打败，这引起了魏源的愤慨，他谴责了英国以鸦片来削弱他国财力、物力后发动侵略战争的卑鄙行径和罪行，同时，他也痛心地指责清朝统治者在鸦片战争中体现出的腐败无能与媚敌投降。第二，寻求救亡图存之道，提出政治改革。面对家国危难，魏源并非仅仅空谈忧患，而是积极为改革弊政，解决现实困境问题，寻求救亡图存之道而出谋划策，并亲自参与实践。第三，全面审视传统文化，向西方学习。魏源针对汉学和宋学之弊端提出了“以经术为治术”的主张，认为“六经其皆圣人忧患之书”。他还对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和重德轻才的人才观进行了修正，鸦片战争后，他写下了《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优秀著作，总结战争失败之教训，主张中国和外国“学问同献酬，风俗同抵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集・序》），这些体现了魏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和否定。
魏源的忧患意识正是他勇于改革和爱国爱民行动的思想基础。他的忧患意识从本质上是以挽救封建统治为出发点的，虽不为当政者所理解，具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但却为后世留下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对近代先驱忧患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成为近代忧患意识的继往开来者。近代爱国先驱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历代仁人志士忧国忧民的忧患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明的演进，又同时赋予近代忧患意识以崭新的内容。
忧与爱作文范文3
摘 要：沈从文的《边城》，初读使人感觉优美无比，细品却感觉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之情，有深厚的悲凉底蕴。究其主要原因：其一，人心多虑，命运无情，矛盾之中深蕴悲凉。其二，人性向善，生命多爱，却彼此隔膜而心生忧伤。其三，生活单调，环境闭塞，使人心落寞而惆怅。而沈从文对人生人性痛苦感悟后内心的忧伤正是《边城》一切忧伤之根源，《边城》的忧伤内蕴令人警醒和反思，《边城》同时也就有了深层而独特的美感。
《边城》是一部小说，但它更是一部关于人生人性人情的社会大书。沈从文先生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①本着这样的创作意图，作者以他生花的妙笔、纯真的感情、对家乡的挚爱，首先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湘西优美恬静的自然风光，而生活在这“世外桃源”的人们，是“一群未曾被现代文明污染”的“善良的人”——十六岁情窦初开的翠翠和她年逾古稀的外公、慷慨豪爽而又热情诚实的天保兄弟。在《边城》的故事中，每个人的身上都笼罩着人性至善至美的光环。但细细品味，字里行间，却常常有一种似烟如雾的淡淡的悲情向你袭来，那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忧伤之情。
一、美丽的表层
《边城》是沈从文表现故乡湘西风情作品的典型代表。美丽的湘西地处我国西南地区湘川黔三省交界之处，是汉族和苗族等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这里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民风淳朴。沈从文20岁去北京讨生活之前是在家乡度过的。“是湘西玲珑剔透的山水孕育了他的才情，人性甜美的凤凰小城赋予他柔顺多情的个性”。自幼好奇的沈从文，不仅熟悉家乡的一切，更具有一种永远的难以割舍的深厚情感。沈从文在远离家乡的都市讨生活，其境况是艰难的，他所耳闻目睹的都市生活也与家乡的一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边城》中想要表现的“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实际上正在遭遇现代文明的侵袭。当沈从文又一次回家乡的时候，他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他内心深处那个用情感建造起来的“希腊小庙”正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一步步走向坍塌。因此，沈从文所倾力表现的人生形式只是一个美丽的梦境，他对故乡风俗人情的刻意描写实际是一段追忆——对童年记忆中的美丽故乡的深情怀想。正如汪曾祺说：“《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②《边城》中的一切都是想象的、虚构的、缥缈的、朦胧的，亦真亦幻，只可意会不可具象。他所展露的每个人物，也都好像雾中之花，仅有一副模糊的轮廓。
按照中国传统美学观点，自然的写实的美是一种清晰的明朗的令人可感可触的美，想象的虚构的美往往是抒情的模糊的朦胧的亦真亦幻的。沈从文所理想化的湘西世界，正是这样一个令人产生无限遐想的美妙境界，他的艺术构造使他成就了一件文学艺术的精品。“这里一切是谐和，光与影的适度配置，什么样人生活在什么空气里，一件艺术作品，正要叫人看不出是艺术的。”③《边城》中的人物全是可爱的，他们是一群远离了城市污浊的善良淳朴的人们，有着厚道而简单的灵魂，在自然的“风日里长养着”的纯真美丽的翠翠，饱经风霜、厚道尽职的老船工，健壮如虎热情诚实的天保兄弟，豪爽慷慨的船总顺顺等。《边城》的人心全是向善的，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的身上：成人之美。他们对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只是在大自然所恩赐的青山绿水田园诗般的“桃花源”里一代代自然的生息繁衍，过着平平静静而又平平淡淡的自足自满的生活。这是沈从文的理想所在，是他为自己所创造的一个美丽的梦境。与作者笔下优美的风光和善良的乡民相互映照的还有主人公翠翠那美丽的梦——翠翠的梦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妙龄少女对内心深处朦胧爱情的热情向往和现实表露。所有这一切，都是作者在《边城》中所着力表现的美丽表层——“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二、深层的忧伤
沈从文认为“城里人”不能真正体味他的作品，他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④汪曾祺也说“《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⑤。这种悲剧感就是掩藏在美丽表层下的深层忧伤。
爷爷的忧伤围绕着翠翠而展开。爷爷是个穷苦的摆渡人，他年逾古稀，阅尽人生沧桑，又经历了老年丧子之痛，生活和岁月留给他的是无所不容的胸襟，是对于不幸、挫折淡定从容的沉稳。爷爷就像一棵历经千年的老树，岁月已“馈赠”于他伤痕累累的皮肤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任何的刀削斧斫对他来说都不应该构成重大的伤害。但恰恰相反，对翠翠婚事的过度操心和担忧使老人最后在一个风雨之夜撒手人寰。爷爷的忧伤是伴随故事始终的。女儿女婿为情而死的悲剧，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对于与他相依为命的翠翠，他关心备至，爱怜有加，翠翠是他人生全部的理想和希望，是冥冥之中那个为情而死的女儿的托付。他害怕翠翠走上那个可怜女儿的老路，但冥冥之中又感到翠翠正在走她母亲的老路，内心常常充满了忧伤和矛盾。他要为翠翠找一个能够托付终身的人，但也要找一个翠翠心里喜欢的人。他为翠翠的婚事操心，尽力体谅翠翠的心思，尽力促成爱情的实现。当他意识到事情向相反方向发展的时候，心急如焚，以至做出了“不合时宜”的事情。老人在傩送处得不到回答又遭到顺顺冷遇，心里所受的打击是惨重的，伤及灵魂而又无处诉说，在重重的打击下老人死在了暴风雨之夜。大爱无边，惊天地泣鬼神！老人死了，山洪暴发了，白塔倒了，古老的渡船也漂走了。这个忧伤的老人辞世时还带着深深的孤独、寂寞和忧愁。
翠翠的忧伤是一种情无所依的心绪，是成长中的烦恼。翠翠是大自然的女儿，是湘西美丽的山水哺育了她。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湘西的清风丽日、茶峒的青山绿水、碧溪岨的竹篁白塔，使她健康秀美、纯洁如玉、超凡脱俗。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性格也便有了微妙的变化：少了一点率真，多了一些沉思；少了一些欢笑，多了一分羞涩。翠翠有了青春期少女们同有的心事。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绪，翠翠成长中的烦恼和忧伤悄然而至。“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翠翠）于是胡思乱想：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翠翠坐在溪边，望着溪面为暮色所笼罩的一切，且望到那一渡船上一群过渡人，其中有个吸旱烟的打着火镰吸烟，把烟杆在船边剥剥地敲着烟灰，就忽然哭起来了。”无端的烦恼，无来由地哭。看到黄昏优美的景色不免感到“薄薄的凄凉”，烦恼得无可奈何就胡思乱想，即使看见不相干的事情也会无来由哭。翠翠心底的忧伤可见一斑。翠翠的忧伤是一种典型的“有所思而不知所以，有所待而无由得之，情无所依、无所释怀的孤独惆怅的心理反映。她之所以想离家出走，放肆大胆地离开爷爷，潜意识里正是希望生命能发生点什么，来打破眼前的单调与孤寂，这其中所蕴含的孤寂与落寞之情是要我们仔细阅读才能品味出来的”⑥。翠翠恋爱了，但翠翠的爱情是那样的朦胧和飘忽。她并没有得到心爱的人明确表白，甚至连一个暗示也没有。翠翠的爱情似乎只是一串梦，她只能在梦中才能品尝到爱情的甜蜜。在梦中希冀爱情的来临，但现实中她内心依然是那样的孤寂和无奈。作为一个爱情故事的中心，翠翠对围绕着她所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天保外出闯滩而死，傩送离家出走，外公为她的婚事也忧愁而死。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局外人（杨马兵）告诉她以后，她才如梦方醒，整整哭了一个晚上。故事的结局是：翠翠凄凉地守候着渡船，孤独地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没有人能告诉她这孤独的等待、凄凉的守候将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故事，翠翠爱的悲剧已接近尾声，但作为一个人生，这爱的悲剧才刚刚开始，在人生漫长的岁月里，只有她一个人独自品味这分孤独、凄凉和深深的忧伤。
天保和傩送的忧伤是无法解决爱情的矛盾。孤独和忧伤本不该属于这一对赛虎似的年轻人。但不幸的是，他们同时爱上了翠翠。他们是船总的儿子，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兄弟俩都有情有义，是当地有名的好后生。天保个性豪爽、慷慨，又是撑船的好把式，人很勤快能干。他喜欢翠翠，但他不知道翠翠喜欢的是弟弟傩送，阴差阳错，使他不知情陷入了爱情的矛盾之中。他为了成全弟弟，选择了孤独而伤心地外出闯滩，最后死于意外，也许正是他孤独的归宿。而傩送在哥哥遇难之后，觉得有愧于哥哥，也抛下翠翠孤独地出走他乡，不知漂泊到了何处。最后留给翠翠是一个渺茫的希望：“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三、多重的矛盾
“边城”是个美丽如画的地方，爷爷、翠翠以及傩送兄弟等都是一群善良的人。沈从文倾其心力构筑了人性的“希腊小庙”，但从小说底蕴来看，“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李清照《武陵春》词）。小说中重重的矛盾使人物产生浓重的忧伤情绪。
其一，人心多虑，命运无情，矛盾中深蕴悲凉。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人终将死亡，可谓命运无情。饱经沧桑的爷爷虽然不惮于死亡的威胁，但想到自己已是七十古稀之年，如果真的“不在”了，“孤雏”翠翠将无依无靠，死亡的担心和恐惧常常令老人不安。在翠翠心情烦躁向他撒娇、埋怨的时候，老人不免自言自语：“翠翠，爷爷不在了，你将怎么样？”“老船夫打量着自己被死亡抓走以后的情形，又想起白日在河街上同大老谈话的经过，想起中寨人陪嫁的那座碾坊，想起二老！想起一大堆过去事情，心中不免有点儿乱。”死亡留给老人的担心使老人感到深深的无奈。这样，小说在人性和人命的层面上解读着人生的无奈和绝望。亲情之爱，生活之忧，需要人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可是命运却有着它不可更改的结局，人生就有了深深的焦虑和遗憾。小说在人生的根本矛盾中写出了祖父生命的悲凉。这种悲凉成为众所感知而挥之不去的愁绪，融在小说的底蕴，生出永不绝断的忧伤。
其二，人性向善，生命多爱，却彼此隔膜而心生忧伤。可以说，《边城》是一幅真善美织就的大网，以善良的人性为经，以多重爱为纬编织而成。爷爷对翠翠无私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爱，与他们善良的天性交织在一起，既让人感叹不已，又造成误会重重，使这个动人的爱情故事以凄美告终。
小说中的人物之间有多重爱的交织，也有多种误解扭结于心。隔膜之中有多重忧伤，悲凉意味浓重。爷爷珍惜翠翠胜过生命，万千思虑，又不愿直言所想；翠翠对傩送有着朦胧的纯洁爱意，却又藏匿在“自然人”的羞怯中；天保兄弟情感真挚，却在善意的退让中顿生意外；祖父喜欢傩送兄弟，却因缺乏沟通而误解重重；顺顺怜惜翠翠祖孙俩，却因痛心儿子之事而使祖父遭受重创；中寨经纪人本为打抱不平，却因误解祖父而口出恶言……善良而可爱的生命因隔膜而倍加忧伤。
其三，生活单调，环境闭塞，使人心落寞而惆怅。边城的自然风光是优美的，但边城的地域是闭塞的，甚至是落后的。过度的闭塞和平淡无波的生活使人心里产生躁动不安的情绪。翠翠因为成长中的烦恼而躁动不安，因为生活过于平淡而总想发生点儿什么故事，想出走，想让爷爷去敲锣打鼓地寻找她。试想：一个处于青春期爱情萌动的少女，怎么会想到那样一些恶作剧的事情？翠翠的生活实在太平静了，她是在爷爷的呵护下长大的，她住在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溪边白塔下，她没有可以玩可以诉说的青春伙伴，其内心的孤独可想而知。她通过渡船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她曾经把自己钦羡的目光投向渡船上的那个女孩的绞丝镯子。她没有亲密的伙伴，她甚至要靠偶然的“偷听”来获得关于二老和“碾坊陪嫁”的事情。正当青春年少的翠翠，何尝不羡慕城市繁华的生活，又何尝不向往喧闹的人群（当然这其中暗含想见心上人的私念）。所以每年的龙舟比赛就成了生活中的亮点，每年的看龙船比赛也就成为一个美丽的借口。
作者以往生命的经验和屈辱痛苦的生活印记，使《边城》这个精致美丽的作品在底蕴上表现出浓重的忧伤之情。作品背后根藏着作者深深的隐痛，它融会了作者年轻时的痛楚，“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从小性格内向，孤独而富于幻想，“与自然景物易亲近，却拙于人与人之间的适应”（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亲近自然，使他更具有自然的灵性和对现实的了解；拙于人事，使他更能够敏锐地观察、冷静地思考和深切地感悟。他像一个思想家，洞察了繁华外衣下的隐忧、美丽表层下的忧伤。他要让读者“从作品中接触到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却在困难中微笑。”⑦这微笑是对生命或人生无比深刻的悲悯。沈从文对人生人性痛苦感悟后内心的忧伤正是《边城》一切忧伤之根源。而《边城》的忧伤内蕴则更令人警醒和反思，《边城》也就有了深层而独特的美感。
①④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4月版。
②⑤ 汪曾祺：《又读〈边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中华文学评价百年精华》，2002年4月北京第1版。
③ 李健吾：《〈边城〉沈从文先生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中华文学评价百年精华》，2002年4月北京第1版。
忧与爱作文范文4
【关键词】 文言文教学；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语文新课程标准的制定，为中学语文人文精神的提升奠定了基调:“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培养爱国主义情感、社会主义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而实现的基本途径在于“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利用传统文化特别是课本中的文言文，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已是当今中学语文教育的重中之重。语文教学中人文精神的培养要求，放在首位的是爱国主义思想情感。爱国主义，作为人类的一种高尚情感和思想品质，常常表现在许多爱国诗人、文人的作品之中。忧患是表，爱国是本，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正是爱国爱民的爱国精神。教师应该在文言文教学的过程之中，引导学生体会作品中的忧患爱国意识，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一、提升教师的文言文素养
教学是一门艺术，而语文教学则更加具有艺术特性。通常而言，教师自身人文素养不高，是制约语文人文教育改进提高的瓶颈。在语文教学课堂上，教师应该是主导者，去激发、调动学生的审美热情和独创冲动。实现这一要求的前提条件是教师自身应该充分理解文言文中作者要表达的爱国思想的实质性内容，才有可能在教学过程中感染学生。比如，在讲授杜甫《春望》这首诗的时候，教师应当了解，杜甫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一直坚守着“仕不可不弘毅”的传统的士人精神。而“安史之乱”的时代背景，使得他对国家的命运充满了忧患，并以安定国家为己任。因此，当国家危乱的时候，他会“济时敢爱死”，立志“再使风俗纯”。教师只有在这样深刻理解作者爱国意识的前提下，才能明白杜甫与花、鸟移情共感的人文背景，感动自己，从而引导学生领会“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惊心动魄，凄怆销魂。而在讲授这一文本的同时，也可以引导学生回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诗句，体会作者既因国事而忧，亦为国事而乐的完整爱国情怀。在古国主义思想教育的过程中，一切教学活动的实施，都离不开教师自身的人文素养。一旦缺乏对人文精神的体悟，教师的教学就会常常易带匠气，难以迸发出创造的激情，也无从感染学生，领会课程教学中的人文精神。语文教师的人文修养包括知识的积累程度、审美的感受力度、创造力的提升程度等，加强文言文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全面提高教师的人文素养，势在必行。
二、在文言文中培养学生的忧患爱国意识
中学语文课本中文言文的许多篇章，高扬着古人的爱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这是伟大人格凝聚的结晶，理应为当代青少年学习和继承。教师应积极开发文言文中丰富的资源，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加强爱国和悯民的人文情怀教育。《离骚》中，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来“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甚至愿以“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来换取“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唐唯不辱使命》中，唐唯义正言辞，力退强敌;《五人墓碑记》中，民众视死如归，勇于赴死，这些人物身上体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的悯缅民众的人格力量，正是我们人文精神教育需要的范本，也是用来培养学生忧患意识、爱国情怀最好的精神食粮。
忧与爱作文范文5
论文关键词：儒家；责任伦理；天人合一；
责任，就其本意而言，是指个体对自身分内事务的体验及由此引发的相应社会行为。它是社会成员以至人类群体之间关系形态生成与维系的重要前提。责任伦理实则是由马克思·韦伯提出的政治伦理概念，是指人们在担任某一社会角色并履行其角色义务时应承担的责任，是一种主观的行为道德准则。儒家责任伦理正是儒家要求人们在担任社会角色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作为一种具体社会形态下伦理与价值践行集中表达的伦理思想，儒家伦理思想必然被刻上了当时独特的文化烙印，展现出典型的文化依存特征。儒家思想注重对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故有人把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称为伦理道德型文化。这种文化突出了人。但又把人看作是从社会群体需要出发、维护社会群体生存的主体，要求人人都努力完善个人的道德人格，调节好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其中儒家仁民爱物、心忧天下的性命伦理之学，更是被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儒家所强调的“内圣外王”、“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士精神，“修齐治平”、“兼善天下”、“弘毅力行”的君子人格，皆关乎传统儒家的责任伦理，这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性格的孕育与积淀。可以说，责任伦理思想是广泛渗透在儒家传统社会的日用人伦之中的。
一
探究中国传统儒家责任伦理，有效甄别儒家责任伦理思想的主旨内涵与整体追求，要求我们必须认真求证儒家责任伦理产生的思想背景。本文认为，责任伦理作为传统儒家心性学说道德理论的核心，与传统的天人观和伦理观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先秦儒家所极力推崇倡导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伦理关系价值体系，构成了儒家责任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天人观
对于儒家来说“天”是一种始终“形而上”的“超验”存在，天被赋予了最崇高的地位，它是宇宙中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的道德基础和永恒的生命归宿。《周易》有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周易·乾卦·文言》)这是对周人“敬天”思想的进一步拓展，明确地表达了人之本性得自于天、天人相通的基本理念。正因为此，天作为人世的道义原型，“天”的周流运演规律，即“天道”，在源初意义上划定了人之修为合宜性的标准，成为人类社会伦理秩序和个体内在超越性的基本逻辑前提，成为现实“人道”实践的价值本源。¨儒家将“天人合一”拔高为道德境界，以天人同构作为“天人合一”的依据来探求个体人格与社会道德的统一，从天地之道衍生出立人之道，提出“天道远，人道迩”(《论语·阳货》)的新探索，将天道援引至人道。
孔子时代，天的观念正处在由天道向人道过渡的阶段。孔子一方面对天命保持了虔诚的信仰，主张人要顺从天命，他提出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三畏说”，畏天命是最重要的观念。另一方面，孔子又罕言神道而注重人道。实际孑l子对天命的窥探与体识主要涵盖了“天道”和“人道”两个方面，一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之天，以及从中衍生出的“天道”，二是义理之天，以及逻辑性推演出的“人道”。
孔子不仅仅是为了探求“天道”，更重要的是从“天道”中探寻“人道”，其终极指向是要赋予自然之天以人格力量，为人寻求生命关怀。孔子的“天道”就是其“人道”的逻辑依据，表现为“道法自然”。儒家学者中最早将天人关系上升至世界观、本体论层面详加论证的，当属孟子。他大体摆脱了原来的天命论，而倾向于王道和人道的阐释。他在谈及个人修身问题时提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人必须发挥心思之能，才能了解人的本性，并由此上达天道。至宋明理学时期，张载在天人关系问题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程颐则强调“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二程遗书·第二卷上》)朱熹而后将其解释为“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王阳明则是直接把先天之理置于人心之中，“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新合和畅，原无间隔。”(《王阳明全集·与黄勉之二》)以上各家虽对“天人合一”的理解各有侧重，但在以“人道”配“天道”这一点上却是大致相同的。
牟宗三曾断言：“主体和天可以通在一起，这是东方文化的一个最特殊、最特别的地方，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西方传统的自然法则和近代以来的自然权利法论强调人的自然权利，强调人身自由、个人尊严和支配自己行为的权利，即“天赋人权”。这使得西方理解的责任更多地是一种契约型的责任。而中国儒家文化信奉的“天人合一”理念，则为传统儒家的责任伦理提供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形成条件。亦正是这种“天人合一”使得世人培养了复归天之正道并尽收天地于己的胸襟，以坚毅前行、不敢懈怠的态度，主动承担起“仁民爱物”、照管家国天下的责任。无限延展的责任意识成为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这就有效地解答了人为什么必须，并且能够“修齐治平”的问题，同时决定了中国人的责任意识与行为主要不是依赖刑罚威慑，而是径需向内求取，即“为仁由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经由修身而深造自得。
(二)伦理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天道运演的规律往往是予以承认的，但却使其存而不论。孔子曾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苟子则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苟子·天论》)他认为恒在有序、化秩万物构成了天道运行的基本特征。这说明儒家认为是人合天，而非天合人的。那么，如何能在天人“交相应”的过程中使“人道”得以参配“天道”?周人在深刻反思商灭周兴的历史经验教训后，得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的结论，提出了“敬天保民”思想，从而改变了殷人只顾“率民事神，先鬼而后礼”的做法，实现了“人”的发现。而后儒家认为“德”作为天的精神体现，人可以取其精华消融于天地之间，与天地合德，至“天人合一”宇宙道德境界，从而实现天人价值的统一。至此，“天道”问题转化成了“人道”问题，也即实现了从“敬天保民”到“敬德保民”的思想进化。
孔子在继承周人开创“以德配天”传统的基础上，对礼乐制度做出了理论上的系统完善，提出了“克己复礼”，就是希望把处于人际关系中的个人予以道德化，把宗法制度下的群体关系予以伦理化，以恢复礼乐有序，天下有道的传统秩序。于是形成了以朴素的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以家族孝悌为核心，外推至君臣、社会、国家天下的一整套伦理规范。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设计是从确立家庭成员的身份伦理开始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礼”的精神中。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为人们制定了各种规范和准则，其纲领性的表述就是在《礼记·礼运》中说的“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但是民又存好恶争夺相杀之心，“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礼记·礼运》)儒家认为只有以礼节制，才能使人守“义”，即在关系伦理中自觉遵守身份与角色的合宜性，进而使人道配于天道，实现理想中的“和谐”状态。在儒家看来，个体若能够做到贯彻礼义，维护并践行伦理关系的纲常正道，其社会行为就是一种“善”的践履，其人格也会达致“止于至善”的境界。孔子认为个人只有行为合乎礼义，才能修得君子圣贤的完满人格，挺立于天地之间，故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日》)
儒家从天道运行规律出发，贯通天道与人道，以人道释说天道，然后人道又本于天道，阐释出“德”是作为精神形而上而寓于人心之中的实体，只有“以德配天”，通过修身成仁不断自我超越完善并使之外化，最终实现自我在社会上道德完善的践履，才能达到“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与鬼神合吉”的“天人合一”的完满境界。受其影响，儒家知识分子逐渐养成了一种“躬行仁义、修己济世”的内在品质，并将其自觉运用于个体弘道修德的具体生活境遇之中。从而“舍生取义”这种处于西方文化边缘的“非主流”心理品质，却成为中国人责任人格实现的应然选择。
二
从上述对天人观和伦理观的阐述可以看出，儒家学说不仅仅是为强调“天道”，更重要的是要从“天道”中探寻“人道”，其终极目标是要赋予自然之天以人格力量，为人寻求生命关怀。因此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使人道与天道秩序相感通而连为一体，更重要的还在于使人对万物负有了一种不可推卸的道德上的责任感。正是这种责任感使儒家责任伦理有了得以返回现实生活世界的条件，并阐明人的道德责任既源于天理，又长于人伦，并延续于整个中华文明。
1．“仁民爱物”的仁爱精神
“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是孑l子仁爱精神的最直接表述。而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主张则可被视为仁爱精神的直接思想来源。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孟子也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孟子·尽心上》)当然，此时的仁爱精神还带着“爱有差等”的宗法等级色彩，但也正是这种基于人的原始血缘亲情而建立起来的真实、朴素、可信的仁爱思想，之后“在‘推己及人’的感性体验和‘天人一体’的理性论证的辩证统一基础上，成长为一种基于亲情而又高于亲情的伟大人类之爱”。
2．“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夫义妇贞”的家庭道德
孔子对周代礼制中的家庭伦理的改造主要体现在他通过对“仁”的阐释，以人所具有的爱人之心作为礼之哲学依据，从而把作为周代贵族家庭中的“亲亲”、“尊尊”的伦理规范和下层百姓家庭中的古朴情感结合起来，为整个社会的家庭伦理找到了人性的哲学根基。他将普通百姓家庭中父母的舐犊之情加以升华，强调“孝”是子女、父母间相互关切、恩爱的真挚感情。在家庭中父亲，子女有各自的家庭责任，做到“父慈子孝”才是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孔子将“孝”与“悌”相连，提升了“悌”作为家庭伦理在调节家庭中各成员关系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只有做到兄爱弟悌，才有可能做到“长幼有序”。在夫妻关系上，先秦儒家强调“夫义妇贞”，“夫义”包括对妻子的忠诚；而“妇贞”就是指作为妻子有守贞洁的责任。这些家庭道德也是家庭各成员应肩负的责任伦理，这种古朴的情感伦理成为改善、协调中国千百年来和谐家庭的润滑剂。
3．“内圣外王”的王道信念
儒家以“仁”为本源，以“道”为标准，强调“内圣外王”，是为体现一种追求个人成仁成圣以及追求大同社会的道德理想主义。内圣外王的“本”是心性修养，内圣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外王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士往往经由“学而优则仕”的途径，来实现自己“唯义所适”的道义责任。他们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起点在自我，终点在政伦合一，以达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尚书·泰誓》)的高远境界为己任，勇敢地担负起济世安民的王道使命。王道是儒家学者倾其一生努力追寻的社会政治理想。正是这种王道信念向内作用形成了儒家“内圣”人格品德，向外延伸发展出了“外王”政治实践，并由此培养出了儒家知识分子“死守善道”的牺牲精神，构成了儒士社会责任意识的核心价值理念。
4．“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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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诗经》是一部具有深广忧患意识的作品，它流露出一种浓烈的对社会、对现实、对人生的忧患，在控诉婚姻恋爱的不自由中．在情人的隔绝相思中，在弃妇的怨愤中，在日常家庭生活对父母、兄弟、朋友生活处境的忧患中，在对国运盛衰的忧思和对自身状况的忧患中，都时时反映出来；而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为历代的文学家所继承和发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忧患意识，自古及今延绵不息，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它普遍存在于中国艺术、美学乃至史学、哲学之中，并形成中华民族代代相续的深层心理结构。“忧患”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由此可见作者把《易》看成是一部“忧患”之作。其实，不止(易》，在先秦典籍中，《诗经》也是一部具有忧患意识的作品。孔子说:“……诗可以怨”;(《论语》)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为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刘腮说:“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文心雕龙·情采》)都把《诗经》与忧患悲愤的意识情感联系起来。班固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汉书·艺文志》)也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忧患”意识的产生追溯到《诗经》。刘熙载说:“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艺概·诗概》)也明确肯定《诗经》为忧患之作。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史家、传记文学家朱东润先生说:“吾尝译《诗》三百五篇之作而窥作者之心，大抵言乐者少而言忧者多，欢愉之趣易穷而忧伤之情无极，此其作者必大有所不得中而后发于外者如此。”[1]美学家高尔泰也指出“诗三百篇，绝大部分是悲愤愁怨之作，欢乐的声音是很少的，’P]。的确，今天我们读起三百篇，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沉重的忧伤。粗略统计一下，《诗经》中写悲哀愁怨的诗竟有百余篇，超过《诗经》总篇数的三分之一!至于言及悲、忧、哀、伤、愁、怨等诗句，朱东润先生曾加以辑录，将近百数。由上可见《诗经》中忧患意识情感的表达已达到相当自觉、普遍的程度。整部《诗经》处处流露出一种浓烈的对社会、对现实、对人生的忧患，在控诉婚姻恋爱的不自由中，在情人的隔绝相思中，在弃妇的怨愤中，在日常家庭生活对父母、兄弟、朋友生活处境的忧患中，在对国运盛衰的忧思和对自身状况的忧患中，都时时反映出来。而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为历代的文学家所继承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忧患意识是个涵盖面较广的，较模糊的概念，指一种忧郁哀伤的思绪和情调。若要加分析，可以区别为忧与患两种情态。前者侧重于对既成事实的愁怨哀伤，后者则更多侧重于对未成事实的忧惧或焦虑。如果说“耿耿不寐，如有隐忧”是后者的话，那么“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吴》)说是患了。前者是较感性的，后者则较理性;前者是消极的，后者则是积极的。当然，这样的区分是生硬的，实际上是两者密切结合在一起，忧是患的前提，患由忧而生。正是经过无数次的具体前提，人们才形成了患的意识，把消极的情感转化为积极的富有实践精神的意向。
关于恋爱、婚姻与家庭生活的诗歌在《诗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国风》一百六十篇，其中爱情诗竟占三分之一以上，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恋爱、婚姻与家庭生活。其中有对美好的爱情婚姻的向往，有情人的悲欢和离合，有对不自由婚姻的控诉，有夫妻的相聚和离别，各种情态都曾在诗人的笔下呈现出来，忧患意识也往往蕴涵其中。
如《郑风·东门之弹》;“其室则迩，其人甚远”，“岂不尔思，子不我即”，描写了自己的心上人近在眼前，而不得见面的急切、焦躁的心情。《郑风·子矜》中的女主人公在久等恋人不来的情况下，急得“挑兮达兮”，惆怅徘徊，心神不安，思念深祝，感情真挚。《王风·采葛》写情人别离之后，苦苦相思，“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陈风·寨裳》中的男子思念情人，竟达到“劳心悄兮”、“劳心搔兮”、“劳心惨兮”的程度。这是人之常情，容易理解。但令人深思的是，即使是在欢乐的时分所唱的歌，也都带着一种荒寒凄冷和骚动不安的调子，使人听起来感到凉意袭人。例如《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这种忧伤的调子普遍存在于《诗经》之中。通览《诗经》中的婚姻爱情诗，确实是痛苦多于欢乐。特别是弃妇诗，描写了弃妇的悲哀与辛酸。《诗经》中的弃妇诗大约有10首，占婚恋诗总数的七分之一左右。被遗弃的女子大都品行俱佳，或者坚贞美好，品质纯正，如《邺风·柏舟》;她们善持家务，不惜劳苦，如《卫风·氓》、《邺凡谷风》。尽管如此，她们还是被丈夫无情地抛弃了，陷人了痛苦的深渊，诗中充满了她们无尽的哀愁和忧伤。
《诗经》中有些诗表现的是对父母、兄弟、朋友生活处境的忧虑。例如，《唐风·鸭羽》表现了对父母的忧恤之情，是农民控诉繁重摇役的诗。《小雅·寥羲》中的情感表达更为直接和强烈。父母生我养我辛苦劳累，恩深似海，而自己长年行役在外，未能慈乌返哺以尽孝心，返回家中时，交母竟然逝去，他看到家里野草丛生，想起“哀哀父母，生我动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柑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人腹我。欲报之德，昊天阁极!”父母的无微不至的养育之恩象昊天一样浩大无私，而自己却不能报答于万一。这些呼喊与痛哭，读之几令人泣下。此诗曾被誉为“千古孝思之绝作”Cpl《诗经》中这种忧思不仅限于对父母，也包括对兄弟、朋友的关爱。《诗经》中涉及兄弟之情者，如《唐风，秋杜》、《王风·葛慕》，都是写流浪异乡无兄弟相助的孤单和哀伤，《邺风·燕燕》写卫君作为兄长涕泣送别远嫁的妹妹。《小雅·常棣》是专写兄弟亲情的名篇，有“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阅于墙，外御其务。”而《小雅，污水》则是一首悯乱畏谗而戒友的诗。诗人不但自己忧患感伤，而且忠告自己的亲友提高警惕，注意保护自己，以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总之，这类诗作反映了诗人对亲朋好友的关注，有着温情、关心、责任、义务等丰富的内涵，也深深蕴涵了对现实的不满与优患。
在《诗经》中，有许多作品特别是怨刺诗表现了对政治腐败，世道艰难，家国沦亡，人民生活贫穷的忧患。西周中叶以后，周室衰微，朝纲废驰，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各种矛盾激化，灾难频繁。一些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发出了悲愤忧虑的哀歌。如《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抑》、《桑柔》、《瞻印》、《召曼》;《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昊》、《巧言》、《巷伯》等一批诗歌反映了厉王、幽王时赋税苛重，政治黑暗腐朽，社会弊端丛生，民不聊生的现实;国风中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邺风·新台》、《嘟风·墙有茨》、《嘟风·相鼠》、《齐风·南山》、《陈风，株林》，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这些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的作品，是政治腐朽和社会黑暗的产物。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政教缺失，人伦废绝，刑政苛酷的时代背景下，公卿列士、贵族大夫及社会各阶层人士，悯时丧乱，忧世优生，以诗来针贬时政和社会弊端，感叹身世遭遇。
大雅中的怨刺诗针贬朝政，情绪愤激，但讽中有谏，既欲力挽狂澜，又充满无可奈何的悲哀。如《桑柔》，作者用桑树的荣枯比喻周王朝的盛衰:“莞彼桑柔，其下侯旬。将采其刘，虞此下民。”周朝旺盛时，犹如枝繁叶茂的桑树，而今衰落了，似掉光了叶子的秃树，人民也得不到荫庇。而社会现实是“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到处是动乱，到处是横祸，到处是死亡。“国步灭资，天不我将”，国家已到了天人共弃的地步。对于这样的局面，作者厉声责问:“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其针对的正是朝廷上那些为非作歹的奸臣。作者在叹息生不逢时、生此乱世的同时，仍严肃地告诫周厉王要慎重谋划，举贤授能。《桑柔》一诗揭露了周厉王统治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景。又如《荡》第一章直接谴责厉王，其他七章都是托文王指斥殷封王的口吻讽刺厉王，借古讽今，告诫厉王:殷鉴在夏，夏荣之亡国是殷封王的一面镜子，表明周鉴亦在殷，殷封之亡国又是厉王的一面镜子。
小雅的怨刺诗不仅指斥政治的黑暗，悲悼周王朝国运已尽，忧国哀民，而且感叹自身遭遇。针贬时弊时，更多地将笔锋集中在奸俊身上，言辞更为激怨，情绪更为怨愤。《节南山》，是周大夫家父斥责执政者尹氏的诗。诗中讽刺周王重用太师尹氏，太师执掌国柄，却为政不善，做事不公，不亲临国事，重用裙带关系，欺君阁民，肆无忌惮，以致于天怒人怨，天下大乱。诗中专刺尹氏，但末章说:“家父作诵，以究王翘。式讹尔心，以畜万邦。”这里“王汹”指王朝凶恶的根源。“尔心”，指周王任用尹氏之心。讹，指改变。可见其讽怨所向，又在周王身上。周代幽、厉二王，朝政败坏，奸臣当政，民怨鼎沸，国家命运几乎倾垮。清代魏源在《诗序集义》中说:“幽、厉之恶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按幸、柔恶之人;厉王所用皆强御倍克、刚恶之人。……厉恶类封，故屡托殷商以陈刺。”这话是很切中要害的。此外，幽王时寺人孟子作的《巷伯》在遭遇谗受谤“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愤激之余，发出了愤怒的诅咒:“彼潜人者，谁适与谍，取彼潜人，投界豹虎。豹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昊”。
国风中的怨刺诗或抨击统治者的凶狠残暴，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笔触更加辛辣犀利，怨愤与不平更加强烈。如《魏风·伐檀》对不劳而获者提出质问:“不稼不稿，胡取禾三百崖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担兮?”揭露统治者的寄生生活。《魏风·硕鼠》则把统治者比作大老鼠，贪婪、掠夺，使人民陷人绝境，四处逃散。这些怨刺诗，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
《诗经》中的怨刺诗有一些出自于民间，也有一些出自公卿列士之手，是贵族士大夫们阂时伤乱、讽谕劝戒之作。它们或借鉴历史经验，或揭露现实际矛盾，或针贬昏君，或斥责俊臣，真切地揭露了社会的瘤疾，充满忧患意识，呼唤人们从善去恶，拯救衰世，读来有切肤之感，令人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