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学范文1
一、上海的文本地位
在有关上海的文学创作中，我们最早是在20世纪20、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的笔下，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声色光景笼罩的洋场生活，看到了欧洲人的赛马场，摩天大厦以及酒吧等等。在他们的笔下，上海就是东方的巴黎，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所展现的生活场景是上海的赛马场、夜总会、电影院、大旅馆、小轿车、富豪别墅、海冰浴场、特快列车等等，所描写的人物也是大都市里的、少爷、资本家、公司职员等等，由这些特定的人物在特定的都市空间里表现繁华、喧闹、纸醉金迷的社会现实，把当时的上海作为现代生活的典范。这时的上海，远离多数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普通市民，是少数人的城市。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形成了特有的现代消费文化环境，穆时英的笔下上海带有疯狂的镜像：
“上了白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revne似的，把擦满了粉的大叉的伸出来的姑娘们的白漆腿的行列。（《上海的狐步舞》）”穆时英以罗列大量的物质形态来表现他对上海大都市的感觉，这显然是一个充满欲望的大都市，流淌着与物欲。
到了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身处沦陷时期的上海，其作品多以都市（上海、香港）为场景，铺陈旷男怨女，夙夕悲欢，演义堕落与繁华，荒凉与颓废。她笔下的上海不仅是视觉景观，也是广大市民的生存空间，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传奇》等。从这个角度看，张爱玲对都市市民精神的把握与新感觉派是有着根本的不同。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上海是一个浮华的大都会，一个给人以现代情结的城市，而张爱玲则是以上海作为“传奇”故事的背景，内质却是在传统文化中挖掘旧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情趣。上海在以往的“海派小说”中只是一个宏观背景。新感觉派和张爱玲所处的上海正在现代社会发展时期，而王安忆所在上海则历经百年的沧桑，上海由此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其他城市的都市文化底蕴，这是她能够深刻认识上海城市文化的优势所在。
因此，新时期的王安忆更有“文化自觉性”。我们从《寻找上海》里看到一个寻找上海历史的王安忆，从《富萍》里看到普通人参与建构现代城市―――上海的历程，《长恨歌》开篇大段城市的描写，并不只是环境描写，更是城市历史的记述。对于上海城市文化的全面描述是对海派作家创作模式的突破。
在她的作品中，上海不仅是上演各种剧目的舞台，而是作用于人事之间的潜在力量，即上海的角色性得以凸现。王安忆的创作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为第一个阶段，作者写的是上海人的“上海情绪”―――这种意识驱使着“雯雯”们要回到上海，因为上海是他们记忆中最好的城市，是他们的精神家园；80年代中期为第二个阶段，王安忆开掘的是上海精神的历史文化，刻画了一群上海女性如欧阳端丽等，她们即有经营生活的能干务实，又有大难临头处变不惊的气魄和胆识；90年代，王安忆的创作进入了第三阶段―――从历史的精神依托中缓解当下困境，如《纪实与虚构》通过对宗族乃至人类历史的追忆，发现自己和这座城市血脉相通；到了2000年，从《富萍》开始，王安忆试图通过下层普通人的人生奋斗历程，写出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移民历史。
所以，王安忆虽然也像前辈一样描写上海故事，甚至没有回避上海的浮华（《长恨歌》里30年代的上海），但正如陈思和所说：“王安忆为上海这座城市立像，她不但写出这个城市的人格，也刻意写出了几代市民对这个城市曾经有过的繁华梦的追寻。”因此，我们不能将她划归为传统意义上的海派作家，而更愿意将她说成上海的书写者。
二、人性的思考层面
海派小说的现代特征是建立在海派作家对人的认识以及把握。无论是施蛰存的《鸠摩罗什》，还是穆时英的《白金的女体塑像》以及刘呐鸥等作家的作品，他们都明显地受到弗洛依德思想的影响，作品带有浓厚的力比多意味。他们的创作一方面拓展了文学对人的表现层面，另一方面则停留于浅表，对海派文学的发展走向世俗方向有一定责任，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施蛰存的《鸠摩罗什》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重新解释历史人物，消解了历史人物头上的光环，表现了弗洛依德学说中的基本矛盾―――道德与。而刘呐鸥、穆时英则用人的生物性去解释人，认为财色是人的世俗本质。这实际上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还隔着一个层面，或者说他们只进入了弗洛依德所描述的“本我”层面，倾向于人性中“自然性”的一面，描绘的多是本我层次的“力比多”，缺乏对人性更进一步的探究，而未能关注到“超我”层面。以穆时英为代表发展起来的这一倾向，只说明人存在着本能的欲望，而没有发展升华为一种价值。在他们看来，人没有真相，既没有神圣感，更是脱离不了财色的俗人。
与新感觉派相比较而言，张爱玲的小说对人性的挖掘较为深入。她的作品基本上是围绕着人性的问题，40年代是一个对人性有着巨大考验的战争时期。张爱玲亲眼看到炸弹如何把文明炸得粉碎，所以她认为：“人性却掉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想要跳出单纯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吗？事实如此。”[2]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她的笔下，人大多坚定地把自己的生存作为第一需要，当“饮食”受到威胁的时候，“男女”都不重要了（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她笔下的人物形象兼具人性和兽性，其行为的目标超越不了“利”与“性”的世俗目的，因此，她断定：“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
王安忆在这方面超越了海派前辈的思考层面，她将人性与整个人自身生命的研究联系在一起，试图在哲学层面上认识人性。《三恋》等是王安忆最早的几部谈及“性”的作品。在《三恋》中，王安忆真正的目的在于探究生命的本真，把人的原始欲望作为一种自在的本体来描绘，从而表达出对自身生命的理性思考。《三恋》之后，王安忆对于人性的探讨由个体发至整个人类社会。《长恨歌》中，作家将王琦瑶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审视，个人命运的孤独感几乎无法摆脱。王安忆在哲学层面上探讨了人与生俱来的孤独感。
寻根是王安忆探索自身的一个方面。从《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等作品中，在对祖先奋斗史的找寻中，“我”发现他们同样在抵抗孤独，并将之注入血液予以流传，“我”感到：人生、人类本来就是孤独的、漂浮的。作家通过家族寻根，试图探求历史的精神寄托，帮助读者释放了孤独的苦闷，明白了存在即本真的生存道理。“寻根”是对“人性为孤独而救助”这一命题的释解与升华。
评论者大多认为王安忆在创作上继承了张爱玲的风格，但笔者认为，两者的根本不同在对待人生态度上。这种不同反映在作品中，就是王安忆对人生存境遇的思考与关怀。王安忆认为：“世俗的张爱玲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实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而这喜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人生的看法是虚无的，张爱玲只看到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同时，她又不由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俗世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只能这样窄逼。所以张爱玲的人生观走在两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3] 但王安忆大不以为然：“在此之间，其实还有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而张爱玲就犹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盈的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世俗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宽阔与深厚的蕴含，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简单了。于是，很容易地又回到低俗无聊之中。”[4] 在王安忆看来，人的孤独感，生命中的幻灭，并不是人生毫无意义，恰恰相反，生命依然是坚不可摧，现实人生虽然充满痛苦与悲剧，另一面却促使人的反思与超越，人生才会有新的可能。
张爱玲笔下“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最终会幻化成“一个苍凉的手势”，而王安忆的笔下人生态度最终落脚于现实的“理想与争取”，这种积极求进的人生态度对于处在激烈变革中的人们无疑是最坚韧的力量，“这些普通人在绝望中找到一丝生机，便会绵延出无尽的人生希望。”
三、以日常生活作为叙事立场
海派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把日常生活作为叙事的组成部分，特别关注那些与大时代、大历史、国家和民族意识“不相干”，而在常人世俗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事。他们描写的是生活史，是生活本身。这在张爱玲和苏青的创作别突出。张爱玲所竭力刻画的是上海的妖娆妩媚，与鲁迅、茅盾等人笔下革命性的上海不同。
王安忆的作品中，政治历史事件经常作为时代背景出现，其中不变的是这个城市的市民精神。《流逝》中欧阳端丽一家都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她们仍然坚韧地过着每一天。《长恨歌》里，弄堂里的人们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仍举办着每日下午茶。《逸事》里，虽然给张家带来了厄运，但它并未摧毁张家根深蒂固的人伦关系与价值观念。胡迪青可以忘却外界文批武斗的紧张气氛，在狭窄的亭子里与赵治国话红楼、哼小曲。《鸠雀一战》、《庸常之等》等就是小市民为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奋斗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笔下的庸常之辈不仅仅作为一种文学素材或一种简单生活的存在，而是包含着作者的生活的态度和对人的审美观念。《墙基》的结尾是最终隔膜弥合的精神颂歌，《流逝》中闪烁着不愿随波逐流的人格光芒……王安忆的这些作品对良知和精神的真诚追求区别于传统的浮华的“海派小说”。
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文本我们可以看到，王安忆一方面对日常生活娓娓道来，另一方面从侧面书写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她经常将都市人的命运与特定的时代背景衔接起来，藉以表达时代背景下人存在的渺小与脆弱。“雯雯”系列和《本次列车终点站》都写的是都市里人的放逐与回城，即政治运动造成人的异质性。《我爱比尔》里写的是政治经济与爱情的联系―――“作为我们国家的一名外交官员，我们不允许和共产主义国家的女孩子恋爱”。就连弄堂里的王琦瑶也脱不了与政治的干系，她生命中的三个重要的人物：康明逊、李主任、程先生都与政治有密切的联系。表面上王琦瑶是平安里的普通女子，可她一生的沉浮都与时代、历史、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王安忆的特别就在于用日常生活填充于现代历史的框架。
王安忆以一个上海人的视角来观察一个现代城市历史进程中城市与人的关系，她立足于上海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以普遍的人生处境为载体，透视出历史变迁中普通上海人的人性和人性形态的不同样式，同时对普通人与上海的历史休戚相关的也进行了揭示。王安忆通过小说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一种诗意日常生活，普通上海市民的世俗生存观，能否在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与困境中保存下来？她的答案是肯定的。王安忆借用日常生活的“世俗”外表来表达知识分子对于寻求精神家园的指向，试图在普通大众中挖掘鲜活的生命力，具有直面人生的勇气。王安忆书写芸芸众生的悲欢生活史，文本背后是对市民阶层生命力顽强的感动和赞叹。王安忆将自己的诗意理想投射到日常生活中，而日常生活琐碎、庸俗以及沉重感，或是人生的迷茫与孤独便得到了有效的理解和慰藉，人生也由日常世俗向审美境界飞升。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王安忆创作中大部分笔墨都用来书写上海，在文本中全面展示了上海现代性与非现代性，尤其通过日常生活的描述来挖掘市民的精神境界，“上海题材”的书写拓展了传统海派文学的视野局限。另一面王安忆不断地超越个人经验、性别经验，在作品中探讨人类永恒的哲学命题：孤独、漂泊、生与死等，在这种意义上，王安忆变革了传统海派文学内涵。在贯穿了整个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王安忆带给我们优秀作品的同时，也带给我们思考，我们希冀作家能够不断超越自我局限，走向更广阔的关注人类本真的精神境界。
参考文献：
[1] 邱明正.上海文学通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 张爱玲.张爱玲散文全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2.
[3] 王安忆.王安忆说.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7.
海派文学范文2
2016’“Shanghai Cheongsam Day”―A-Zenith ShanghaiStyle Night”， a crossover mass-election event organizedby Shanghai Fashion Accessories Society， was held inA-Zenith Furniture Art Museum. Nearly 300 outstandingwomen registered for this event. Eventually， 30 womenwere shortlisted. They wore cheongsam to stage the annualshow of “Flowers of Shanghai―A-Zenith Shanghai StyleNight”.
本年度海派旗袍日活动，由亚振家具与上海市服饰学会、东华大学、旗袍企业联手，创新地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海派时尚，将海派文化中的旗袍与家具融合，共同打造上海的城市新名片。
海选中选出的三十名“海上花”将进行专业的形体礼仪、台步着装培训，并观摩十二场时装表演，期间设计师将为每一位“海上花”量身定制海派旗袍。
2016年5月31日，上海市服饰学会“海派旗袍日”――“亚振海派之夜”跨界活动的新闻会在亚振海派艺术家居馆举行。新闻会现场，模特做了部分海派旗袍的展示，让到场的媒体和嘉宾先饱眼福。
2016年6月6日，“海派旗袍日”――“亚振海派之夜”跨界活动在亚振海派艺术家居馆隆重举行。首部海派旗袍音乐剧《雪舞竹影》上演，这是以旗袍为主要展示点的音乐剧，将“音乐、舞蹈、走秀”和“传统文化、现代时尚”融合，创造性地将中华传统服饰文化与海派艺术家具相结合，打造新的艺术呈现方式，搭建海派旗袍与海派家居生活跨界的交流平台。
上海市服饰学会副秘书长沈沉阐述了“金、木、水、火、土”系列旗袍的总设计理念：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明白事理，格物致知。世界上没最美的人和物，只有符合时代、民族审美的美人美物，唯有互生互质共协共荣，我们期许五行相生相克的观点格物致知，为旗袍设计增添海纳百川又独具中国情怀的审美。
“亚振海派之夜”跨界活动，是海派商务旗袍、海派旗袍音乐剧与亚振海派艺术家具的创新融合。通过这样的跨界融合，引领、传播海派的生活方式，促进海派文化的发展，多方携手打造上海极具时尚之都特色的城市名片。
海派文学范文3
上海处在东亚大陆海岸线中点,由此抵北美和西欧的距离大致相等。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它最有条件成为各种文化交流的枢纽。
在上海跃为江南重要商业城市,并迸发巨大潜力朝近代化方向迈进之际,却遇到前所未有的变局。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1843年11月,西方列强觊觎已久的黄金口岸上海在屈辱中开埠。仅隔两年,这里便出现第一个租界――英租界。法国、美国进行效仿,相继在上海辟出法租界、美租界(1863年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从本质上说,租界是西方列强在中国建立的“国中之国”,也是其对华实施政治渗透、经济掠夺的基地,但殖民主义者的动机不能完全决定效果:租界当局采取严格的市政管理方式和先进的建设手段,在客观上促进了上海城市近代化;租界内创办的教会学校、译书机构、外国报刊等,或多或少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英租界、法租界起初合计长约10华里,被泛称“十里洋场”,后来租界疯狂扩张,竟掩有今上海老市区的大部分,与此同时华籍居民大量迁入。毛祥麟在1870年刻印的《墨余录》中描述:租界“里巷纷纭,行人如蚁。华民多设肆于中,铺户鳞比”。到19世纪末,据统计租界人口已骤增至40多万,外侨约占1.6%,此外均为上海和来自各省的居民。长期的“华洋共处”、“五方杂居”,实际也是一个中西文化剧烈碰撞、南北文化频繁交汇的复杂过程,最终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融合。这种融会,即为海派文化产生的基础。
“海派”最先孕育于绘画。晚清,大批画家为谋生或避乱,纷纷携艺来到上海,使之逐渐成为绘画活动中心。黄式权在1883年刻印的《淞南梦影录》提及:“各省书画家以技鸣沪上者,不下百余人。”其中的有识之士发起组织画会,积极开展活动,如吴宗麟于同治年间兴办“萍花书画社”,吴昌硕等于光绪年间创设“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让来自各地的画家共同切磋技艺,相互取长补短。与此同时,西洋画也开始流行,如同治年间上海徐家汇出现的“土山湾画馆”,专门教习铅笔画、水彩画和油画。许多画家受到新风气的影响,不愿再陷于窠臼,他们勇敢地向守旧派和复古派挑战,在中国画的传统基础上吸纳民间绘画艺术和西洋画技法,形成融古今土洋为一体的海上画派,又称海派,主要代表有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需要指出,海上画派之名未见诸同治、光绪年间方志,这表明它和别的画派一样,并非自命自封,而是由异地同行先叫开;海上画派之名无疑与金陵画派、虞山画派、娄东画派同构,但别出心裁拿掉其中间两字径呼海派,则既能看成简称,又可视为讥诮,据《清稗类钞》说:“海者,泛滥无范围之谓。”事实上,当时海上画派因破格创新、个性鲜明,往往被坚持“正统”的士绅阶层斥为浅薄、混乱。此种观念直至民国期间尚存,如俞剑华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绘画史》说:“同治、光绪间,时局益坏,画风日漓。画家多蜇居上海,卖画自给,以生计所迫,不得不稍投时好,以博润资,画品遂不免日流于俗浊,或柔媚华丽,或剑拔弩张,渐有海派之目。”然而,海派对绘画发展的促进作用毕竟无法抹煞,它终究成为美术界的专业化名词。
在近代中国,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重构,使上海人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人格,即精明求实的商人观念,宽容趋新的文化观念,独立自主的国民人格和热情自觉的参与意识。因而,海派作为艺术流派滥觞后,得以很快从中国画漫开至方方面面,渗透到包罗万象的上海文化之中。积而久之,便有了海派文化的概念。
海派近海,萌芽时遭到欧风美雨的猛烈吹淋。昔日租界的畸型繁荣,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为之发育提供客观条件,一方面又使之容易赘附负面的东西。如海派与生俱来有着多元、创新、变异、时髦这四个特质。多元,就是海纳百川、中西合璧;创新,就是见多识广、富有创造;变异,就是注重变化,与时俱进;时髦,就是追逐时尚,引领潮流。但海派也曾有消极面,如崇洋意识、市侩心理、奢浮风气等;迄今,有的老年市民还习惯以“海派”来形容卖弄噱头的人。
由于各种原因,海派一度沉寂,甚至被淡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以磅礴气势席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受到高度重视,上海作为近代文明兴起较早的大都市,自然会回眸文化底蕴,并凭借传统资源重塑城市形象。在这种背景下,海派又成为热门话题。
1985年11月,上海市委宣传部思想研究室、《解放日报》、《文汇报》、《社会科学》杂志联合发起召开海派文化讨论会,申城70余位学者、作家、艺术家、文化工作者等出席,大家就海派文化的源流和特性,以及如何作评价等问题,开展了热烈讨论。此后数年,上海学术界、文艺界又陆续组织过不少这方面的研讨活动,报刊上也发表了好多专门的文章。如说上世纪30年代初期的“京海之争”是外部引起的“争吵”,那么这回则是内部自发的实在的研究,同时也是对海派文化进行新的一轮审视。
海派文学范文4
目前跨国公司外派回任失败现象非常普遍。外派人员在整个外派过程中会遇到诸多困境，主要表现为回任阶段的不适应和整个外派阶段对跨国公司的不满，这种“不适”和“不满”使回任人员工作效率长期低迷以致最终离职，是导致外派回任失败的源头。针对其“不适”和“不满”，跨国公司应及时推出有效对策，中国跨国公司更应进一步深化外派认识、将外派人力资源管理提升至公司战略高度，形成完备的外派回任管理制度。
关键词：
跨国公司；外派人员；外派回任失败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紧密相连，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大幅提升。伴随着跨国公司海外机构网络的快速扩充，其海外子公司和联营机构的人才需求也随之扩大，需要从母公司内部选派优秀且适宜的员工去海外任职。针对海外任职人员这一特殊群体，如何制定合理的选拔机制？如何进行完备的薪酬管理？这些问题催生了国际外派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学术领域。国际外派人力资源管理将外派全过程视为研究对象。目前，学术界对于外派过程的终点———外派回任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然而，目前跨国公司外派人员的回任现状却不容乐观。国际著名迁调服务机构布鲁克菲尔德（Brookfield）每年度都会推出《全球迁调趋势调研报告》（GlobalRelocationTrendsSurvey，以下简称《迁调报告》）。根据最新推出的2013年度《迁调报告》，2008年—2012年五年间，跨国公司外派人员在回任后两年内离职的平均比例为55％，跨国公司外派人才流失现象十分严重。另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兴未艾，中国跨国公司具有国际经历和全球管理经验的人才还十分匮乏，外派回任失败对中国跨国公司来说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外派人力资本流失。基于此，本文将对导致外派回任失败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最终构建出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外派回任失败归因模型，并给跨国公司、特别是中国跨国公司外派回任管理提出相应建议。
（二）相关概念界定在开始本文的研究之前，首先要对几个关键概念作出阐释和说明，这些概念包括：外派、外派人员、外派回任和外派回任失败。外派是指跨国公司出于商业考虑，选拔并派遣母国人员到海外子机构或联营机构工作一段时间后（通常不少于6个月），再返回母公司继续工作并在母国继续生活的过程。外派全过程共分为三个阶段：选拔与派出阶段、海外任职阶段和归国回任阶段。［1］（P5－20）外派人员是指接受跨国公司母公司调遣，由母国或第三国前往东道国赴任管理或技术岗位的员工。外派人员的海外任职期间一般在6个月以上，并且以外派回任作为海外任职工作的最后环节，不包括一般意义的对外劳务派遣人员。外派回任，又称归国，是外派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指外派人员在被跨国公司外派到海外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后，返回母国重新回到原跨国公司继续工作并在母国继续生活的过程。外派回任失败是外派人员在外派回任的过程中，在回到母公司继续工作和母国继续生活时，遇到各种困境以致产生对母公司工作环境或者对母国生活环境的不适或不满，同时母公司未能采取相应解决措施，或是解决措施无效，导致外派人员工作效率下降并最终离职，造成跨国公司外派人力资本流失的现象。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于外派回任管理和国际外派人力资源管理的学术研究并不太多。其中，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派回任管理理论框架、外派人员回任困境以及外派全过程几个方面；国内学者主要采取了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方法，辅以回任关键因素的理论研究，对外派回任失败问题作了初步阐释。
（一）国外相关文献回顾第一，关于回任管理的理论框架研究。道灵和韦尔奇认为，外派人员回任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准备阶段、安置阶段、转移阶段和再适应阶段。［2］（P20－22）需要说明的是，这四个阶段没有严格的区分界限，机械地照搬四个阶段对外派回任管理领域中的外派回任失败原因、相关对策建议等方面进行割裂性的研究是不可取的。第二，关于外派人员回任后遭遇困境的研究。鲍恩认为，由于母公司对员工职业发展规划管理的缺失，相当一部分员工在回任后由于没有职位空缺而被迫处于“待岗状态”，是外派人员遭遇的回任难题之一。［3］（P215－230）布莱克和格雷格森认为，回任后的逆文化冲击现象、组织与个人之间的交互沟通缺乏以及回任工作岗位的安排不力，是造成外派人员回任后离职的主要原因。［4］（P671－694）第三，关于外派全过程的研究。唐等学者将社会学、心理学和管理科学结合起来，归纳出促进外派人员工作成功的关键因素是：管理与技术能力、语言能力、社交能力和海外派遣动机等。［5］
（二）国内相关文献回顾国内学者关于外派回任管理的理论研究十分匮乏，主要集中在对个别企业的案例分析和对个别群体的实证研究层面。冯小俊、韩慧以我国一家大型跨国钢铁企业为研究对象，以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方式获取了一些一手资料。两位学者认为，导致该企业外派回任人员离职率高的原因主要有：外派期间缺乏有效沟通；归国前缺乏适应性培训和归国后缺乏职业保障。［6］姜秀珍等以我国跨国经营制造业企业中具有外派经历的人员为研究对象，对外派人员回任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组织规模及文化和外派任务类型对外派人员回任意愿有正向的显著影响；职业生涯管理和组织辅助支援对外派人员回任意愿没有正向的显著影响。［7］综上，国内外学者对于外派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但对于外派回任管理的研究略显薄弱，个例研究多、缺乏充分的理论支撑与逻辑分析框架。
三、外派回任失败探因及归因模型的提出
外派人员在外派过程中遭遇的诸多困境造成外派回任失败，这些困境可以划分为回任阶段的不适与外派全过程的不满。下面将深入分析外派人员遭遇的“不适”与“不满”以及作用机制。
（一）回任阶段的不适外派人员回任后的不适主要源于外派前后母公司工作环境的改变与回国后生活环境的改变。第一，工作环境不适应。外派人员回任后对于工作环境的不适应主要包括母国跨国公司人事环境和经营策略的变动。人事变动方面，外派人员回任后，直属领导或者部门同事都已经更换，这就意味着外派人员必须面对并重新适应一个全新的共事环境，很容易给外派人员造成不适感。另外，外派人员回任时有可能并不是回到外派前的所属部门，而是被组织另外安排到其他部门，甚至会出现原部门“无处安排”的窘境。经营策略变动方面，外派人员在海外任职，短则6个月，长则3年～5年，母国跨国公司、尤其是规模较小的民营跨国公司的经营策略很可能发生调整甚至本质变化，若此，外派人员回任后势必会产生对经营策略变化的不适应。第二，生活环境不适应。外派人员回任后会普遍经历逆文化冲击，它是相对于文化冲击而言的。所谓文化冲击，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身处不同国家的文化或不一样的环境中而经受的一种困惑、焦虑的状况。逆文化冲击是文化冲击的反向过程，同样包含蜜月期、矛盾期、调整期和成熟期四个阶段。［8］（P75－91）处于逆文化冲击矛盾期的外派人员，由于充斥着厌烦和焦虑情绪，如果得不到母公司及时有效的疏导，极易出现工作效率下降甚至最终离职，造成外派回任失败。另外，外派人员回任后的家庭影响也会加大外派回任失败的概率。外派人员的配偶回国后需要另寻工作，外派人员的子女也同样需要另外寻找学校。如果这个过程并不顺利，积蓄已久的家庭矛盾很可能集中爆发，导致回任人员工作效率的显著下降甚至离职，造成外派回任失败。
（二）外派全过程的不满组织行为学者阿基里斯认为，在员工与组织的相互关系中，除了劳动合同等正式的雇用文件之外，还存在着某种隐性的、非正式的、未公开说明的“相互期望”，这种相互期望就是心理契约。［9］（P34－40）借助此定义，本文中的“不满”是指跨国公司外派全过程中，由于外派人员对于组织的安排低于预期，而导致的心理契约程度降低甚至丧失。第一，回任过程中的不满。首先，薪酬不符合预期。外派岗位高薪资和奖励金的存在，使得外派人员在海外任职时的薪金通常多于母公司时的薪金。而回任则意味着薪金设计体系势必要与母公司薪金设计体系一致，多种外派奖励金将不复存在，极易触发回任人员的不满情绪。其次，职业发展路径不符合预期。外派人员非常重视在外派回任后母公司能够给予他们晋升机会，但是目前很多跨国公司、特别是中国跨国公司缺乏对于外派回任人员晋升的保障机制，甚至回任岗位都得不到保障。再次，回任过程缺乏组织支持。由于对回任时产生的逆文化冲击现象的理解不够深刻，目前跨国公司普遍缺乏回任过程中的跨文化培训。这种机制的缺乏会让遭遇逆文化冲击困境的回任员工感到组织对其缺乏关心和帮助。第二，海外任职过程中的不满。首先，绩效与薪酬管理招致不满。由于外派人员处于陌生的文化背景和不熟悉的工作氛围中，很容易在绩效计划方面和本土人力资源管理者发生误解和意见不一致。另外，外派人员在被派驻海外后，虽然显性的薪酬增加了，但是包括一系列福利在内的隐性薪酬却可能随之减少，如果相关补偿力度不到位，便很容易促生海外任职人员的不满情绪。其次，缺乏对回任薪金及职业发展路径的承诺。海外员工回任薪金及职业发展路径的保证对于维系外派人员忠诚度非常重要。这种承诺的缺失很容易导致外派人员与跨国公司心理契约的折损甚至丧失。再次，缺乏信息沟通与权益保障。母公司应该时刻与外派人员保持有效的信息沟通。如果这种沟通缺失，或者信息交换不畅或经常有误，必然会带给外派人员一种被组织疏离的感觉。另外，东道国陌生的政治、经济、法律环境往往会对外派人员的合法权益构成威胁，相关权益保护机制的缺乏也会使外派人员与组织之间的心理契约程度降低。第三，选拔与派出过程中的不满。在外派的选拔与派出阶段，外派人员也可能产生对组织的不满。如果跨国公司忽视了派出阶段的跨文化培训，或者对于一系列派出手续（如护照、签证）的办理和机票、办公用品的购买等方面处理得不尽如人意，则有可能早早在外派人员心中埋下降低组织忠诚度的种子。
（三）中国跨国公司外派回任失败原因笔者从国内某大型跨国商业银行（以下统称“Z银行”）的知情人士处了解到，Z银行虽然外派人员需求日盛，但内部并不存在正式的外派人员回任管理制度，严重缺乏来自母公司层面对于外派人员回任后薪金管理以及职业生涯通道设计的书面保障。同时，根据该知情人士的社交信息，除Z银行外，还有很多同类中国跨国公司都有类似问题。本文认为，中国跨国公司忽视外派人力资源管理、特别是外派回任管理的战略价值而未将外派人员回任管理提升至公司战略高度，是中国跨国公司外派回任失败的直接原因。其具体表现，就是中国跨国公司外派人员回任管理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
（四）外派回任失败归因模型的提出综合以上分析，外派人员会遇到来自母国或母公司的一系列困境，这些困境造成了回任人员的“不适”与“不满”，在这种“不适”与“不满”情绪的交替作用下，外派回任人员工作效率严重下降，其中相当一部分最终选择离职，导致外派回任失败。归纳影响跨国公司回任失败的各种因素，可形成跨国公司外派回任失败归因模型（见下页图1）。该模型全面、直观地展示了各因素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
四、相关对策建议
本文在深入分析了外派回任失败的原因体系之后，为跨国公司缓解外派回任失败难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派出阶段和回任阶段开展跨文化培训在派出和回任阶段给予外派人员有效的跨文化培训，可以缓解外派人员在文化冲击矛盾期的不适感和焦虑情绪，降低外派回任失败的风险。跨文化培训包括以下三个重要内容。一是分析培训需求，旨在明确外派任务的特征、东道国政治经济概况、外派人员特有性格、工作优势等，以安排跨文化培训重点。二是设计培训方案，包括选择跨文化培训方法、培训时间等，中国跨国公司需要特别设计员工如何适应西方开放、自由度较高的文化内容。三是培训实施与评估，这是跨文化培训的核心环节。特别是培训评估，是检验和保证跨文化培训效果、避免外派回任失败的关键要素。
（二）构建外派人员职业生涯管理和薪酬管理体系目前，跨国公司针对外派人员的职业生涯管理和薪酬管理措施往往不够全面，大部分只停留在外派人员的海外任职阶段。在职业生涯管理方面，跨国公司与外派人员应该在选拔和派出阶段就对外派职业生涯设计形成一致意见，并经双方签字生效，形成书面保证。跨国公司应对外派人员回任后的职业生涯发展路径或相应协调机制形成正式的组织承诺。薪酬管理方面，跨国公司可以与外派人员约定，在外派人员达成海外任职绩效指标的前提下，保障其归国后的晋升通道，并相应提升其在母公司的薪酬水平。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外派人员回任后的薪酬下降，还可以激励外派人员提高其海外任职时的工作效率。
（三）加强外派全过程的组织支持、信息沟通和权益保护跨国公司应给予外派人员全方位的组织支持，积极协助外派人员办理各种出入境手续、预订机票，并主动为外派回任人员安排临时住所，为外派人员子女再教育提供支援。跨国公司还应注意及时与海外任职人员分享母公司的重要信息。对于外派人员所在部门发生的人事变动以及母公司经营策略变更等，跨国公司应及时告知海外任职人员。由于外派人员身处海外，需要母公司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海外任职人员的合法权益。母公司应为外派人员办理海外任职期间的意外伤害保险，对可能出现的权益受侵害情况做出组织协助承诺等。
海派文学范文5
关键词：跨国公司；海外派遣；派遣失败；改善措施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5-0270-02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跨国公司作为全球经济的载体受到业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日益增多，海外派遣成为跨国公司日常经营的一种常见现象。跨国公司的海外派遣主要是指母公司将母公司或第三国员工派遣到海外子公司任职。然而跨国公司的海外派遣并不是十分理想，派遣失败的现象较为常见，因此海外派遣失败问题不容小觑。
跨国公司海外派遣失败的表现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由于某些原因，外派人员被提前遣返；二是外派人员在海外子公司的工作效率低，没有达到预期工作效率；三是外派人员完成外派任务回国后，由于没有得到妥善的安排而离职。本文以研究海外派遣的损失、失败的原因及改善措施为基础，旨在提高海外派遣的成功率，增强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力。
一、海外派遣失败的损失
海外派遣的失败给跨国公司造成极大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外派失败给跨国公司带来的直接损失主要是高昂的成本费用，包括外派人员的工资、津贴、安家费、外派前的培训费用等。有调查显示，这些费用是国内同级员工收入的3～4倍。同时，外派失败给公司带来的间接损失也是巨大的。由于外派人员在东道主国工作期间，与东道主国的合作伙伴如供应商、客户及销售单位等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他们的离开会使跨国公司失去这些关系，从而使跨国公司丧失在东道国的业务机会。
外派失败会严重打击外派人员的自信心，给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规划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在以后的工作中，他们有可能会潜意识的排斥东道国的成员，拒绝与东道国文化的融合。同时，外派失败使得外派人员不愿与其他的外派人员分享经验、拒绝为其他外派人员提供帮助。另外，外派人员回国后，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的再安排，有可能造成外派人员离职或加入竞争对手公司，这会造成跨国公司人才的流失，其中的损失不言而喻。
二、海外派遣失败的原因
无论从跨国公司还是外派人员的角度出发，外派失败带来的损失都是巨大的。所以，分析外派失败的原因并找出有效的方案加以预防，降低外派失败率对跨国公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外派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甄选标准
目前，许多跨国公司外派人员的选拔工作不尽合理，主要表现在人员选拔的标准不科学。外派人员的选拔工作往往是由人力资源部门来完成的，据统计，仅有11%的人力资源经理曾有过海外工作的经历，绝大多数人力资源的经理对海外工作的性质及所面临的压力了解甚少。他们对外派人员的选拔仅依赖于他们在母公司的工作业绩，在很多情况下，将工作业绩视为选拔的唯一标准，对其人际交往能力，异国文化适应性，配偶的支持度等因素关心甚少，有时甚至完全忽视。而事实证明，很多海外派遣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不能适应异国文化或是配偶的不支持与不适应。
（二）薪酬制度
外派人员的薪酬问题也是影响派遣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很多跨国公司将外派人员的薪酬分成基本工资和境外补贴两部分，然而这样的薪酬制度缺乏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境外补贴的标准很难确定，不同国家的物价水平和税收制度不同，并且一直处在变化中。其次，薪酬制度缺乏激励性。薪酬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外派人员的工作绩效，外派人员背井离乡，放弃原有的事业来到异国他乡，忍受着孤独与寂寞，同时还要受到异国文化的冲击，如果在经济上不能给予他们相应的补偿，势必会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另外，若外派人员是由经济发达地区外派到经济欠发达地区，他们的薪酬反而会降低，这也会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三）文化差异
海外派遣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其中文化差异是最常见且持续时间最长的困难之一。母国与东道国的文化差异会使外派人员及其配偶产生极大的不适应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同时，价值观方面存在的冲突和矛盾，也会造成外派人员行为上的无所适从，内心焦虑、产生不安全感。外派人员及东道国员工之间不能相互理解，沟通不畅，会影响外派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导致他们用消极的态度面对工作，更甚者会产生逆反情绪，导致外派人员提前回国或离职。
（四）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是海外派遣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配偶及子女留在母国的外派人员来说，由于工作时间及空间距离的问题，他们不会有充裕的时间与配偶联系且不能陪在子女身边，如果家庭成员对此无法理解和支持，会给外派人员的生活及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影响他们的工作表现与绩效。有调查显示，1996年美国外派人员中65%有配偶随行，其中67%的家庭至少有一个孩子，并且80%的孩子都在12岁以下。可见对于携带家属到东道国的外派人员来说，配偶在东道国的工作问题，子女在东道国的学习问题及他们对东道国的适应情况都会影响外派人员的生活与工作，若这些问题分散了外派人员的精力及工作热情，会影响到他们的业绩，甚至会导致提前回国。
三、改善措施
（一）确定科学的外派人员选拔标准
外派人员的综合能力对海外派遣的成败至关重要，在选拔外派人员时，要考察外派人员的综合情况，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业务技术能力；异国文化适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语言技巧；海外工作的愿景；家庭状况等。
（二）制定合理的外派人员薪酬制度
跨国公司应该根据东道国及外派人员的实际情况制定薪酬制度，外派人员在东道国的薪酬水平应该与其在母公司的薪酬水平相当，这样不会使外派人员在心理上产生落差。相对来说，外派人员更愿意到经济发达的国家工作，而不愿去环境恶劣的地区，所以，跨国公司要通过薪酬制度激励外派人员，提高他们的积极性。除给予外派人员基本薪酬之外，跨国公司要给予他们一定的外派福利，包括：住房补贴、配偶工作，子女教育，医疗保险、休闲场所等。
（三）对外派人员进行外派前和外派后培训
目前，许多跨国公司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选定外派人员后直接派遣，认为他们在母公司有较高的工作绩效，在海外子公司定会有同样的绩效。跨国公司忽略了外派人员在他国所要面临的其他问题，所以在外派前，要对外派人员及其随行家属进行语言、文化等相关内容的培训，使他们提前了解并掌握东道国的语言、文化及风俗习惯。同样，外派人员及其家属归国后，也要对其进行相关培训，减少他们对母国的不适应。
（四）归国再安排
由于对外派人员归国后的安排不当导致的外派人员离职现象较为常见，所以要降低海外派遣的失败率，就要做好外派人员归国后的再安排。归国后的再安排不仅包括外派人员的工作安排，还包括对其家属的再安排。通常情况下，为了减少外派人员归国后的不适应，可以让他们与母国公司的同事以及在母国的家庭成员保持联系，让他们及时了解母公司的情况，了解母国的实事、新闻、亲朋好友的情况，在归国前安排外派人员及其家属归国度假，定期回国发展等措施。一般来说，在外派人员归国的前6个月，母公司就应该着手准备外派人员的相关归国事宜，为其准备合适的工作岗位，对其家属进行妥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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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文学范文6
对新海派的偏见是历史形成的
2012年第十六届上海艺术博览会比往年稍迟几天在上海世贸商城开幕，但它精彩依然。“新海派”成为一抹亮色，装点着上海的艺术天空。
应上海艺术博览会特邀，以收藏“新海派”书画作品著称的路画廊艺术机构，在本届艺博会特辟占地300平方米的专门展区，集中展示施大畏、方增先、张桂铭、周慧珺、韩天衡、马小娟、韩硕、卢辅圣、张培成、萧海春、乐震文、何曦、朱敏、丁筱芳等当代海派名家的100余幅精品力作。
近年来，专家有这样一个观点：好的艺博会，应该是多个专题艺术展的汇集，路画廊以非常用心的策划，在为“好的艺博会”进行诠释，并扛起“新海派”的大旗，希望重振“新海派”声威。据悉，这也是上海艺博会历史上规模最大、参展画家最多的“新海派”书画艺术专题展示会。
路画廊艺术机构“掌门人”路亮日前接受《财富堂》采访时说，“新海派”不是一个杜撰的词汇，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海上画派”，兴起于一个半世纪以前，被公认为近现代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画派，参与画家之多、持续时间之长、绘画风格之纷繁、影响之深远，在整个中国美术史上并不多见。当然，随着艺术界对于海派绘画认识的推进，有些争议已经烟消云散，不过有些人对“”前已经成名的近现代海派书画家比较认同，而对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新海派”书画家相对疏隔。究其原因，是因为就学术的层面或市场的角度看，缺少应有的重视，更缺少完整、系统的梳理与理论总结，这与目前“新海派”已具备的整体实力明显不符。因此，从学术和市场的双重角度重估“新海派”书画，自然也就成为学术界和收藏界近来屡屡提及的话题。
路亮认为，长期以来“新海派”受到低估，可能是因人们厚古薄今的固有思维在作祟，也可能是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对京派与海派之争的余绪，总觉得老的比新的好，北方画家比上海画家大气。“其实从年龄上看，‘新海派’绘画的代表人物并不年轻了，像张桂铭已过古稀之年，年轻点的如马小娟也50多岁了。他们的艺术创作都已经过多年的积累，守常达变，另辟蹊径，形成颇具辨识度的个人风格，有出蓝之誉。‘新海派’不是缺乏艺术亮点，而是外界对它缺乏深入的了解。”
另一方面，关于京派与海派之争的历史公案早已尘埃落定，再纠结于此，不仅流于偏狭，还不利于文化交流与发展。
时代要求，新意迭出
路亮告诉《财富堂》记者：“‘新海派’主要指与新中国一起成长、在改革开放以后显示出旺盛创作精力的一批画家。他们活跃在上海滩，代表了当代海派画家的总体风貌。在题材选取、创作方法、审美旨趣等方面，‘新海派’都跳出了传统海派的圈子，有着浓郁的个人化倾向。虽然他们各自的风格不尽相同，但无一不具有鲜明的当代精神，比如吸收并消化外来的艺术元素、注重想象空间和心理体验。”
路亮向笔者推荐了其中的佼佼者：“施大畏画人物，把具象和抽象两种截然不同的绘画语言结合在一起，重神似甚于形似，往往给人一种磅礴的气势；而马小娟笔下的的《红楼梦》人物，尽管取材自古典，用的是工笔，造型方面却适度运用夸张、变形，略带现代味道，又不失国画的抒情和含蓄。”
在谈到“海派”花鸟画时，路亮说：“有了张桂铭，中国的花鸟画才走进了现代。他的创作世界驰骋着幻想的线条和色彩，静与动交织出一种禅意。”
“蓦然回首，你会发现海派当代名家的许多力作予人的不仅是惊喜、赞叹，更是期许、注目与畅想。他们既是传统海派的守望者，又是新时期水墨的拓荒人，使古老的传统绘画融入日新月异的都市生活。”路亮不无感慨地说。
“新海派”
的历史使命
事实上，近年来关于新海派的展览与研讨活动一直在不断进行中，其中有官方机构的引导，更有民间力量的着力推动。
上海藏真海派美术馆在近两三年里经常给海上画家举办专题艺术展，高举“新海派书画”的大旗，将新海派的概念引向全国。该馆艺术主持万峻池说，19世纪中叶以来，海上画派在中国画坛崛起，它以上海为活动中心，吸纳并且引领苏、浙、皖乃至更广地区的艺术力量，在画家阵容之浩大、绘画风格之纷繁、开时代风气之先等方面，他们的显赫声势和深远影响，均超过了此前的所有地方画派。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张大千、吴湖帆、陆俨少、贺天健、谢稚柳、唐云、程十发、应野平等各个时期的一流海派名家不仅是海上画坛的荣光，也是中国绘画史上不可或缺的大家。新海派作为一个整体，其水准在国内画坛可以说是名列前茅的，在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等各个门类中好手辈出，佳作不断。
目前仍活跃在海上画坛的陈佩秋、方增先等老艺术家，在全国已经是一支文脉或流派的代表人物。作为新海派领军人物的施大畏、张桂铭、张培成、马小娟、韩硕、卢辅圣、张雷平、萧海春等艺术家，在全国也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特别是这些年来在重大艺术展事和主要城市的市场上，他们的声望越来越高，形成了一批追捧者，可说已经获得了全国性的共识。对此，路亮对新海派的前景相当乐观，他说：“一个艺术流派要在美术史上留下其应有地位，必须产生一批超越地域的局限、在全国有相当知名度的艺术大家。现在，新海派已初步具备了这样的艺术实力。”
张桂铭告诉《财富堂》：新时期的海派绘画艺术家的艺术视野更为开阔，艺术创作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已担当了更多的责任。“新海派”的骨干艺术家大多是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并且在改革开放以后成名、显示出旺盛创作精力的。由于身处上海这一中西文化交融的开放性国际大都市，又承接着深厚的海派文化底蕴，因此，细细分析“新海派”艺术家，可以发现他们在整体艺术创作上，比其他一些地区的创作群体呈现出更为丰富、更为多样的风貌，有着更大的包容性和开创性。
新海派仍处于“价值洼地”
近年来，海上画派的作品在艺术市场上受到有力肯定，拍卖成交价持续抬升，海派代表人物任伯年的《华祝三多图》以1.67亿元成交，标志着海派绘画昂首进入“亿元俱乐部”。不过与北方画家的价格相比，新海派却还处在价格洼地。
据了解，目前京津画派、金陵画派、长安画派的代表性画家，其作品市价普遍是新海派的4到5倍。但只要人们对艺术的理解和对现代生活的感觉逐渐加深，新海派的价值就一定会被发现。因此，新海派的市场热度最近一两年来已开始升高。据路亮透露，几位新海派领军人物，其市场价位在短短四五年里涨了5到10倍，但大量新资金仍在跃跃欲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