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何灌传范文1
山河堰即今天的汉中石门水库灌区南干渠，是汉中地区最早有史可查的水利工程，与关中的郑国渠、四川的都江堰齐名于世。相传山河堰创修于刘邦为汉王都南郑时，由萧何创修而成。此观点最早见诸《宋史》卷九五《河渠五》：“兴元府山河堰灌溉甚广，世传为汉萧何所作。”据此可知，在北宋时，人们认为山河堰为汉初萧何所建。
而到了南宋的宋孝宗年间，杨绛在所撰的《重修山河堰记》中记载，乾道二年（1166年），吴U“首访境内浸溉之原，其大者无若汉相国曹公山河堰，导褒水，限以石，顺流而疏之。”其下文复称：“曹为异代创业之辅，公实今日中兴之佐。”这里的“曹公”即指汉初名臣曹参。五年后，城固知县阎苍舒在《重修山河堰记》中也说：“山河堰在兴元褒城县北山下，《图志》载水出太白山，山在凤州梁泉，南流入斜谷，下入褒中，又南入汉江。父老相传，此堰曹相国作。”据此可知，到南宋时，人们却认为山河堰创自曹参，这是与北宋时完全相反的观点。
前后百年多时间，却对山河堰的修建者持有不同的观点，这种歧异，也显露出山河堰创自汉初之说，不足为信。实际上，早在南宋时期，掌管皇族事务的宗正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官的阎苍舒就对此存有疑问：“考之史，元年四月，汉王就国，留萧丞相收租给军。五月，王引兵出梁雍，建成侯为建军，从，还定三秦。三年，王与诸侯，侯守关中。则此堰疑非萧、曹所亲临。诏云：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三年，关中大饥，令民就食蜀汉，则汉中馈饷亦夥矣。平土上腴，必资水利，三堰之兴，安知不出于二公乎？”阎苍舒又说：“由汉迄今，维梁为巨镇，世宿重兵，取足南亩，税事宜力。国朝有山河军，嘉v三年，提举常平史照谓游手扰人，罢之。”此事亦见《宋史・河渠志》。这里所说的“山河军”颇值得注意。说明在此之前，山河堰是由山河军负责管理。
然而，山河军名义上为地方的常备军，实际上是各州府和某些中央机构的杂役兵。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记载，宋乾德二年（964）冬伐蜀，兴元一带（即今天的汉中）并未受到较大破坏。卷七“乾德四年五月甲戌”条载：“守忠初护屯田兵于河阴，王师克兴元，上诏守忠谓曰：‘远俗苛虐，南郑走集之地，卿为朕抚和之。’即遣守忠权知兴元。”安守忠奉命“抚和”汉川，带领其在河阴屯田所领之兵前往山南，接收后蜀在山南地区的驻兵。“山河军”或因成立于此时，取“山南”、“河阴”二名之首字而成之。“山河堰”也因“山河军”而得名。
但山河堰之创筑未必在安守忠创立山河军之时，或在此稍前。据《旧五代史》卷七四《张虔钊》载，五代时期，后蜀一直在汉中屯驻大军以防备中原王朝，兵力多达数万。凡此数万之众，久屯汉中，必屯田以自给。据此可知，山河堰很可能创筑于后汉高祖时代（当时汉中在后蜀统治下），由后蜀军所修。到了宋朝以后，兴元知府安守忠于其地置山河军安置后蜀降兵，该堰也因而得名“山河堰”。
宋史何灌传范文2
一、由重知识结论的灌输者转为重学习过程的谋划者、组织者和参与者
“重结论轻过程”是传统教学中十分突出的问题。传统的教学的主要活动就是讲述、板书和布置练习。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把学生看成了接受器，课堂中的问答多半是复述教材中的文字，教师充当了知识和结论的灌输者的角色。
新课程要求教师的角色已不再是结论的灌输者，而是引导学生体验学习过程、掌握正确的探究方法，在强调学生“主体”意识发挥的同时，对教师“主导“的要求更高了。就历史课而言，如何优化课堂教学过程，如何为学生创设一种民主、平等和谐的学习氛围，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如何找准教学的切入点，激发学生提出有思维价值的问题，并能积极寻求问题的答案；如何淡化“教”突出“学”，把教学过程变为“培养学习者”的过程，使教师自身由知识传递者变为学习的促进者；如何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从凌驾于学生之上的讲台上走下来，和学生融为一体，共同活动，消除师生间的距离感，使学生充分表现自己的个性与才能；如何使班级、小组合作和个体学习各环节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真正达到促进人的发展的目的，这都需要教师的精心策划和组织。
如在学习《金与南宋的对峙》时，课前预习1、你知道多少岳飞的故事？你知道岳飞《满江红》吗？2、南宋有岳飞、韩世忠等历史名将，为何北伐不能胜利呢？这两道预习题可以拓展学生知识面和启发他们分析思考能力，避免学生在课堂上仅仅靠教师灌输的学习的被动局面。上课时在沉郁激越的《满江红》背景下，学生的情绪异常激昂，他们急于要把自己知道的岳飞的故事与同学们分享，有的学生还拿来了在将军山拍摄的岳飞“还我河山”的图片。教学中师生互动得到很好的体现，教师鼓励学生提出自己感到困惑的问题。有的提出：“老师，不是说落后就要挨打吗？可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均落后于北宋的金为什么竞能灭宋呢？”学生们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进行探究。激烈的讨论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表达能力，而且发展了学生的思辩能力。这样的课既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表现了学生丰富的创造力，个性得到极大的张扬，也达到了教学目的，完成教学要求。
二、由机械的课程阐述者转变为课程的开发者
在传统教学理论中，课程（包括教材）是政府和学科专家关注的事，教师无权也无须过问，教师的任务就是教学。也就是说，教师只是既定课程的阐述者和传递者，这不利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很容易使教师走上“照本宣科”的教学老路。新课程给了教师发挥的空间，倡导教师由机械的课程阐述者向课程的开发利用者转变，为基础教育改革又提供一条探索之路。如在上唐朝历史时，我们给学生布置的分析讨论题：观点一：“开元之治，几于家给人足，而杨贵妃足以败之”。观点二：说：“唐玄宗前期会做皇帝，后期不会做皇帝，”你同意哪种观点，为什么？学生必须在课文中找出相关史实归类，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问题做出分析评价。经过深思熟虑，学生纷纷发言，说了很多，学生丰富的想象力令我很受触动。
三、由传统的知识“搬运工”转变为教学活动的研究者
过去教学活动和研究活动是截然分开的。教师的任务就是按照教材、“教参”、试卷的“标准答案”教。至于为什么要教这些，为什么要这么教，绝大多数的教师没有深入地思考，因为学校的评价体系就是教学升学率的多少。可见，教师成了完全游离于教学研究之外的旁观者，成了知识的“搬运工”，这显然不符合新课程对教师角色的期待。新课程要求教师要由知识的“搬运工”转变为教学活动的研究者。
作为研究者，教师要不断增强教学研究意识。研究重点和方向是：1、注重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强调探究性学习。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就是要转变那种单一的被动的学习方式，提倡自主、探索与合作的学习方式，使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得到发展，成为学习的主人。主张学生在生活实践中学习，强调学生的亲身经历，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各项活动中去发现和解决问题。历史实践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的开放式教学，它的主要特点是以历史教学为基础，不拘泥于历史教材本身，打破学科界限，借鉴不同学科的教学成果，重新去体会历史、感悟历史。
如我们为了让学生“了解身边的历史”，布置了探究性课题“走进沙县小吃”，“中国古钱币”等。由于这种学习活动，是学生自由选择的自主学习的过程。他们置身于广阔的社会与生活空间之中，通过迁移各种所学知识，把学习过程变成了主动探究的过程。学生对自己身边的历史进行调查、收集、分析、研究、处理有效信息，从而形成对历史的真实感受。在展示成果时，学生做了课件并运用多媒体手段把成果展现出来，对学生的能力是一个全面的锻炼和培养。从收集到的学习成果来看，学生们涉猎面非常广泛，学生表述历史事实、整理历史事实的能力显著提高。通过这种新型的学习活动，学生的观察力、注意力、感知力和思维力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宋史何灌传范文3
“子掩其父”，在封建时代是大逆不道，不符合“善则归亲”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基本原则，该当问罪。不过，也有特例，令封建王朝也没奈何的特例——都江堰二王庙中的偶像，至少一千多年中一直是“子掩其父”格局。子乃二郎，其神长期雄踞主殿，血食甚隆；父乃李冰，其神长期偏殿配享，香火次之。此种格局，下限在文革初期，其时父子神像俱毁，泥胎灰飞烟灭。1972年重塑“革命现代李冰”，一改千年传统，将父亲塑于正殿，儿子塑于偏殿，今已毁，二王庙内，只有一王了。1972年所塑“李冰”，受文革思潮影响，并无王者之相，无官帽，更无金身龙床冕旒之属，俨然凡人，哪有帝王威福？按当今观念，那些穿高级衣冠，进口名牌的款、腕，假如来到这穿着粗布衣服的“王者”面前，必然产生疑虑：当王的穿着这么穷酸，谁还愿削尖脑袋去争官，争王？
话说回来，“子掩其父”格局的上限在于何时呢？这似乎是个谜。但从史料中零星可觅其旁证。早在唐代，二郎神已名声大振。全国各地，多有二郎神庙；二郎神的英雄业迹，也各地多有。当然，其中不乏有封建官僚、好事文人的拉名人以炫耀乡里，因为在封建时代，部级神人故里，七品官按五品待遇，皇粮国课征收减半，秀才举人名额增加，故里父母官还可随朝廷大官参与祭典，披红戴彩，耀祖光宗。而正宗二郎神故里，是在都江堰。因为封建时代，京中大官，省级大官，都要亲自到都江堰二郎庙致祭。清代四川总督骆秉璋前来祭奠时，见儿子雄踞大殿，父亲屈居偏殿，脸上不悦道：“子掩其父，得无紊欤？”当然，他无力扭转这上千年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他应当顿悟：“儿子”并不姓李、何来“子掩其父”的矛盾。
儿不姓李，古有其说。一曰姓杨，《西游记》中擒获孙大圣的“灌口二郎”是也（灌口即今都江堰市）；二曰姓赵，为隋嘉州太守赵昱是也。赵昱也曾斗龙斩蛟，为梅山七圣之首。而文革前二王庙大殿上二郎神像，全然是《西游记》中杨二郎形象，《劈山救母》中杨二郎形象。为三只眼，且有三尖两刃刀及哮天犬立于大殿左右两侧。盛唐有词牌名《二郎神》唱遍神洲；五代前蜀王王衍出巡，仪仗辉煌，前呼后拥，百姓见之，说是灌口二郎下凡。北宋初年青城王小波、李顺起义，李妆扮成二郎神，大得民间信仰，一呼百应。北宋永康军（今都江堰市）迎神赛会，百姓宰羊数万头以敬二郎神，郡政府仅靠征收宰羊税，就足够一年财政开支。长期以来，民间的二郎神多次被企图纳入官方模式，（例如二郎李冰多次被官方封一长串王号等）而民间的二郎神又每每挣脱官方的纳入。于是有姓杨姓赵姓李之说，又有二郎即李冰之说。诸说究竟何是何非，或者都是都非，其中大有明堂。
〈二〉
姓李说在民间得不到理睬与认同，只在一部分士大夫中有小范围的市场。
二王庙原先称作二郎庙。元末才改称二王庙。二王即二郎神和李冰。 在二郎庙对面，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和经久不衰的道教中心——青城山。道教所奉的重要神祗之一，即清源妙道真君二郎神。在都江堰之侧的赵公山，即赵昱（二郎神）白日飞升，隐居修道处，赵公山麓的王婆岩，即二郎神擒获孽龙的“遣迹”。北宋初叶，宋真宗好道，封二郎神为清源妙道真君，宋徽宗时又封。元人杂剧《二郎神醉射锁魔镜》中二郎神出场道白有：
“吾神姓赵名昱，字从道……我亲自仗剑入水，斩其健蛟，收了眉山七圣，骑白马白日飞升，灌口人民与吾神立庙……
朱熹《朱子语类》说：“梓潼与灌口二郎两个神，几乎割据了两川。”梓潼即梓潼帝君，又名文昌帝君，也是道教所奉之神。而二郎神之信仰，因其能以泉水为民治百病，能斩蛟擒龙，变水患为水利，能主持正义，抑恶扬善，捉妖降魔，更在梓潼之上。从今存于灌口二郎庙内木壁镌刻的陆游〈〈灌口神君歌〉〉的描述看，二郎神全然为道家尊神。
道教之所以在都江堰发祥，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及群众基础的。汉末张道陵在此化符水为民治病，发展五斗米道教徒的时间，与民间对二郎产生崇拜的时间，十分接近。其时宦官专制，腐败盛行，远离宦官专制中心的西僻之蜀，民风古朴，信仰自由。如果说儒教是在朝的教，则道教是在野的教，更得广大非儒生的无文化的下层劳动人民的信仰。由于道教在都江堰道徒众多，群众基础甚广，所以，以儒家思想为基本指导思想的朝庭，对之也另眼相看。唐太宗时，青城山道教与佛教发生地盘之争。结果唐太宗御笔亲自批示，使道教获胜，佛教寺庙迁出青城山以外地方。佛教儒教，在这都江堰地区的信仰，都不及道教。虽然儒教在全国范畴看，是占统治阶级指导地位的教，但因科举，因熟读儒家之书而入官场的官，比之于广大黔首，毕竟是少数，少数为官者信仰儒教而多数为民者信仰道教，为官者中，也有不读书（儒经）而从其他门道进入官场者，并不信儒教，也有表面上假奉儒教而实际并无信仰者，也有背叛儒教而改信道教者，如隐居青城山的前官吏杜光庭、范长生、张俞等。
青城山上清宫内有一匾，大书“李实孔师”，既有崇道抑儒一面，又有与官方意识形态拉关系套近乎的一面。孔子政治主张难以实现，想乘桴逃往海外，海外没去成，转而好道，全力研究易经。孔子想不到，在他死后几百年，神州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会让儒教成为官方倡导的信仰。然而，中国哲学骨子里是以老子为核心思想的道家的哲学。这是漫长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故道教在民间的信仰比儒教大得多。在道教中心都江堰，道教对儒教，更是产生着碰撞、争斗与排斥。大多时是道胜儒败，有时则呈胶着状态融糅合流。生于儒教之乡山东的诸葛亮，来到产生道教的川西，竞脱去儒服常穿道袍，常摇道家之鹅毛扇，并学道妆神，不正是因为道教大得西蜀民间信仰，大得全国民间信仰之故么？
〈三〉
安史之乱后，整个封建社会如日中则仄，开始走下坡路。这就导致人们特别是隐居之士对道教的信仰呈上升趋势。现实的黑暗腐败，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在道教中寻求精神抚慰与避风港，在道教神祗身上寄托保护、帮助和拯救的希望。唐季五代北宋，随着《二郎神》曲唱遍神洲，二郎神名声大震，几乎家喻户晓，无不谟拜。《宋史》载：北宋徽宗政和七年诏修神保观（观为道家庙宇），俗所云二郎神者，京师之倾城男女，负土以献，不知何神。”首都如此，全国各地当然仿效。故道教之二郎神，能割剧两川，并向全国发展。
道家神祗二郎神的大得民间信仰，引起了坚持不语怪力乱神原则的荐绅先生的不安与疑虑，并开始了将二郎纳入正史有名的李冰名下的努力。《朱子语类》言：“蜀中灌口二郎神，当时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出来。”
对于儒教士大夫倡言的二郎姓李说，道教和广大无文化的劳动人民，进行大力的对抗与反击，大力炮制二郎姓赵姓杨说并大力宣传传颂，以消极抵抗二郎姓李说。这样，自南宋起，无名无姓史志无征的二郎，出现了姓李姓赵姓杨三说并存局面，愈炒愈热，热闹非凡，为二郎进一步盖过李冰，推波助澜。
《龙城录》言，二郎（赵昱）隐青城山修道。唐太宗封其为神勇大将军，庙食灌口。唐明皇幸蜀，加封赤城王（青城山有赤城阁），又封显应候，昱斩蛟时，年二十六。“《川主三神合传》言：“二郎托名赵道士，宋真宗加封为川主清源妙道真君。道书《灌江备考》言：”二郎为蚕丛之后，故额上有一纵目。”今都江堰旁赵公山，即赵公（昱）隐居处。赵公山麓的王婆岩，即二郎神擒获孽龙处。
神州各地上演的元人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中，灌口二郎神唱道“不周山戮破天吴，曾把共工试太阿（言斩水怪治水）；谁教有穷能射日，某高担五岳逐金乌。”（都江堰有民间故事《二郎担山赶太阳》）“小圣灌口二郎是也……看了些日月盈亏，山河变迁，灌口把威施，天涯将姓显！”（今二郎庙大殿右下侧“威应刹那“斗大四字，乃颂扬二郎神威）二郎在小说《西游记》、《封神榜》、《劈山救母》、《聊斋》、《宝莲灯》《搜神记》《警世通言》……中更是威力无比，大得神洲广大下层百姓的信仰。以上所举具有种种神威的二郎神，均为杨姓。
随着封建王朝的日益腐败，道教和民间的姓赵姓杨说，大大得势，并从而促进二郎神在民间之信仰，再上新台阶。《王圻绩考》载,元至顺元年，川抚某只请封二郎，不言李冰。清道光时，川抚请改二郎庙为李冰庙，以二郎配享，被中央驳回道：“以前代祭（二郎）典，相沿已久，不易轻于变更。”清巡抚宪德请加二郎封号而不言及李冰。可见无限信仰二郎乃民心所向。官府也不得不顺应民心，以合潮流。因此,二郎神雄踞大殿的格局,千年不变,至今不变
民心不可违，谁也不敢下令百姓在“父”的香火上加大力度而减少“子”的香火. 宋代,二郎神又被官方封为显英王.今青城后山味江村尚存显英王摩崖石刻像,像右侧有石刻哮天神犬.上方石刻扶桑帝.神龛两侧有石刻楹联:东望扶桑帝,西蜀显英王.据石刻文字记载,该神龛刻于清同治元年壬戌(公元1862年)此外,都江堰北侧的灵岩山上也有石刻二郎神像,在黑风洞旁.在今都江堰天马乡,尚存有二郎神担山赶太阳留下的遗迹----童子山.
〈四〉
都江堰，是古蜀国本土文明的源头与见证，都江堰旁曾经有过的望帝词，是古蜀人民图腾崇拜的祭坛。古望帝，是蜀人长久寄托哀思、维持和发扬蜀文化的一个高标与载体，南朝萧齐明帝建武四年（公元497年）。因二郎神在民间的信仰大超望帝,益州剌使刘季连乃将望帝祠迁往郫县，望帝祠原址改名崇德庙（今二郎庙）改祀二郎神与李冰。按应劭《风俗通》所言，李冰者，秦王灭蜀后60年所派出之特派员也，代表秦国入主蜀国的最高军政长官也，为操秦腔唱秦调敲秦缶，喜吃老陈醋羊肉泡馍之秦客也。而望帝杜宇者，古蜀国国王也，为土生土长，吃麻辣烫、说川话唱川腔的蜀国本地人也。秦王输入的异国文化，与古蜀国的本土文化发生撞击，发生异化。但是，以武力开道的秦文化，并未使本土蜀文化断根。正如以武力开道的满人没有征服汉文化一样。年年岁岁，杜鹃花开之际，杜鹃鸟啼之际，这古蜀本土文化，都要得到一次凝聚与积淀。李商隐诗“望帝春心托杜鹃”，杜鹃啼血染花红，“教民务农”的杜宇死后，还化为杜鹃，还不忘教民务农。“布谷！布谷！”这暮春花影中一声紧似一声的带血的啼叫，叫黄了麦穗，叫绿了秧苗。叫醒了千丝万缕永远剪不断的古蜀族遗传下来怀恋与乡愁。而那开遍西蜀山野的俗名映山红的杜鹃花，当其恕放，如火如荼，正好唤起土著蜀族对于踏进天府盆地的强秦铁骑的反感与敌忾。正好唤起抗衡异国文化，继承和宏扬蜀国本土文化的潜意识，唤起思古之幽情。“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范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而通秦塞的第一序幕，不是和平的橄榄枝，而是秦军的铁蹄、不是轻歌曼舞，而是干戈染血。干戈“文化”征服了农业文化。其起因，则是秦王吹牛说牛屁眼里能屙金子。欺骗了贪财的蜀王，派出“五丁”去牵牛。屙金子之牛没得到。反而“地崩山摧壮士死。”失去了政权。四万八千年的天府，四万八千年的世外桃源，就这样，像一个如花似玉的弱女子，被秦始皇兵马俑式的孔武有力的秦军铁蹄，给柔碎了。
蜀人思念杜宇，“至今巴蜀民农忙时，先祀杜主（宇）”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杜宇也是治水的英雄。即使祀杜主的庙迁走了，古蜀国，特别是都江堰一带的人民，还是在心底里，祭祀杜主。杜主教民务农作示范用的农具，为铁臿。臿为先秦常见农具，如铲，如布，先秦布币，即象此农具形。臿可务农，也可作修河治水工具。东汉山东武梁祠石刻大禹像，双手持臿，可知臿为治水工具。
公元前316年，蜀国灭于秦国后，蜀民对杜宇的怀念与崇祀并未因武力而断绝，可见其在巴蜀民心中信仰之深，可见其与都江堰治水的不解之缘。正如屈原死后，楚人甚至所有神州人都怀念他，并将他发明的“求索“一词常挂嘴上一样，杜宇在两川，在巴蜀，也深受怀念。而迁庙于郫后，杜宇庙香火之盛，也代代不绝。
〈五〉
蜀人怀恋失去的蜀国。至今，在最后一个蜀王开明十二世兵败为秦军所杀的武阳镇，不是还有许多与蜀王有关的地名、传说与古迹吗？开明治水伟绩，不是广为蜀民传颂吗？
蜀，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善于栽桑养蚕缫丝织帛。蜀，就是蚕。《诗经》上有“ 娟娟者蜀，蒸在桑野”。黄帝正妻嫘祖，亦即养蚕的发明者嫘祖，为蜀山氏，正是蜀族先人。古蜀国国王蚕丛，亦与蚕桑有关，竟直接以蚕命名。蜀字额上有一夸张的目字，以突出蜀字的额头之眼。在四万八千岁之前，嫘祖与黄帝部落联姻，共同击败蚩尤部落。当周武王伐纣之际，巴蜀派兵，助王灭纣。巴蜀之君，被周武王亲切地称为“友邦冢君”。古蜀国蚕丛帝，又称“纵目人”。试看二郎神之额，有一突出的“纵目”，与蚕丛的纵目，与蜀字头上的夸张突出之目，何其相似乃尔。突出目，就是突出蜀。近年来，在都江堰灌区之一的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出了大量古蜀国文物，雄辩地证明着秦灭蜀之前很久很久的时代（至少在商代），古蜀国早已是具有烂灿水文化文明的发达的农业国了。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人头像都突出目，都与《西游记》中及文革前二郎庙大殿二郎神形像，在冠冕，脸型五官纵目诸方面，皆有酷似之处。二郎神手中的独特兵器三尖两刀刃，又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古蜀王的玉兵器玉璋，极其相似。秦灭蜀后不久，秦焚书坑儒，“秦烧天下书，诸候史记尤甚，”“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故蜀国历史，全是空白，古蜀国史官文字档案，销毁殆尽。然而人嘴是烧不掉的，十口相传，代代不绝，古蜀国史，只可从民间带神话色彩的传说中，略见端倪。近年来川西平原都江堰灌区接连发掘五座先于夏商时代的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再次证明：秦灭蜀之前蜀国是有历史，有悠久历史的。二郎庙内长期“子掩其父”格局的存在，正是对秦王割断历史的卑劣行径的一种反讽，正是对于被抹杀的古蜀国历史的一种依稀而模糊的记忆。五座古城遗址中，有距都江堰仅十几公里的芒城，其给排水工程之科学、精巧，令人叹服。它给予“都江堰水利工程是秦人恩赐”的说法，以有力的一击。假如都江堰真是秦王派人来修，那为啥要在灭蜀60多年后才修呢？难道这之前成都人都不喝水、不用水么？没有水利，成都平原凭什么成为“天府”呢？秦灭蜀，正是垂涎成都平原是“天府”啊！而“天府”是早在秦灭蜀之前就有此称呼了。假如都江堰真是秦王派人来修的，那为什么与都江堰同时的郑国渠在秦史中有130多字的详细记载，而秦史中只字不提都江堰？在《史记》中都江堰的开凿排在大禹治水之后，西门豹治水之前，是在春秋时期。
如果把江山比作多娇的美女，则强占蜀国江山的秦军，即是强占美女的强人。假如你生在二千二百多年前秦灭蜀国之时代，秦军攻入川西平原，那时你才两、三岁，父亲母亲带着你逃难，被一秦兵手起刀落，杀死你的父亲，娶了你美女般的母亲，烧毁你父亲与母亲的结婚照及你父亲的一切照片，烧毁你父亲纯净的一切情书，不留一点痕迹。待你长大成人后，这一秦兵说他就是你父亲。而母亲却在悄悄地暗示你，你的真正的父亲的举止言谈及音容笑貌。这一暗示，正如民间传说中关于古蜀国的传说。暗示日积月累，使一个两、三岁不记事的小孩，也会对真正的父亲产生一种依稀的印象，而对于假父亲，产生一种以更高强的本领超过之，压倒之，实现“子掩其父”的梦想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不是你一个人有，而是千百万四川人民都有，这众人的愿望汇聚起来，必将对颂秦者、谀秦者所树立的秦官的信仰，产生动摇，产生偏差，产生危机，代代相传，孕育出另一种信仰。一种对古蜀国纵目蚕丛帝的信仰。
〈六〉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故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打出“张楚”旗号，建立“张楚”政权。张楚者，张大楚国也。北宋都江堰农民王小波李顺起义，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大蜀”者，张大蜀国也。大蜀政权的首领李顺，曾妆扮为二郎神，以增强民众的信仰，以张大蜀国。二郎神是蜀国故土文明的结晶。信仰崇拜二郎神，是蜀民的另一种“伐无道、诛暴秦”的委婉方式，是对于暴秦的高压下产生的社会心理倾斜的自我调节与恢复。是蜀文化记忆的自觉复苏。因为二郎神是蚕丛的替身。
信仰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信仰是不能强求的。老百姓信仰谁，不信仰谁，是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千百万人民的信仰汇聚起来，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如水滴石穿，水到渠成，二郎神长期雄踞大殿，正是民间信仰力量所致。
一百年前，梁启超曾痛心疾首地揭示说，中国的历史书，只是帝王将相的家史，而在总体上忽视了中国人民。他坚决主张，历史学的责任，就是广泛地讲述人民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实际上，自古以来，对于中国历史书只为帝王将相作家史的状况不满者，远不止梁启超一人。写历史书的大权，历来由依附官方的儒家知识分子所垄断。《廿五史》，从《史记》到《清史稿》，全是在总体上忽视了人民。
被忽视被轻视的人民，对于史书颠倒历史的写法的一个常见报复办法，就是对史书无名的而具有人民性的人物加以崇拜与神化。对于史书上无名的二郎的崇拜、神化，应发端于东汉。东汉末年桓灵时期，宦官专政，卖官鬻爵，党锢祸接，正直受压，“寒素清白浊如泥，高门良第怯如鸡。“官府”熬天下之脂膏，吮生人之骨髓。其时离太平道黄巾大起义，已近在咫尺，社会心理处于官方失去信仰，对官方提倡的信仰也失去信仰的状况。
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在都江堰上造神以避水患的最早物证，就是东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官方所立的“三神石人”。三神石人于1974年及1975年在都江堰鱼嘴以下河底发掘出二个，（今存都江堰伏龙观大殿。）一个是李冰神石人，高2.9米，其胸前铭文有“故蜀郡李府君讳冰”、“都水椽、长陈一造三神石人镇水万世”等字；第二个是持臿神石人，无铭文，缺头，体形小于李冰神石人。根据各地出土东汉园雕造像的对称审美原则，根据神庙中主神两侧侍者对称的审美原则，根据李冰石人身上铭文对称的事实可以肯定“李冰神石人两侧应是对称的相同的二个持臿神石人。这第二个持臿神石人，虽未出土，但肯定是存在的。2+1=3嘛。无名神石人，史书无名，因其双手持臿，与劳动人民相似，更能引起劳动人民的共鸣、崇拜与信仰，更能使人意识到治水功劳属于持臿者而不属于袖手旁观者。在汉代，大官左右两侧的随员、侍从，或者说副手、办事员，名称就叫“郎”。如“木兰不用尚书郎”，“员外郎”等，在古代青年男子也叫郎。袖手垂拱的府君两侧的二位侍从，就叫二郎。带有劳动人民影子的二郎，在劳动人民占绝大多数的都江堰甚至两川，必大受同情与尊重。
〈七〉
可惜，1975年修整都江堰时，持锄民工挖出的持臿神石人已无头部，它在抗击洪水的斗争中，不惜抛头颅，断颈脖。无头石人是否戴着郎官的官帽（郎官起源于战国，汉代郎官戴着进贤冠），不可确证。假如它没戴官帽，而是束发平民，那就更好。古时对不知名的平民青年男子，美称为“郎”，平民青年女子，则被美称为“女郎”，如：“不知木兰是女郎”。束发平民的二郎，比之于戴着官帽的李府君，在那个黑暗的卖官卖爵的、官逼民反的时代，谁，更能博得深受官府压迫剥削的穷苦劳动人民的信仰？肯定是持插劳动者。这种信仰是堵不住的，如洪流一般堵不住的。由于当时文盲率为百分之九十几，广大劳动人民并不认得府君胸前铭文，并不知它就是史书有名的李冰，只是从其官帽上判断其“是个当官的”。（广大劳动人民认不得字，也读不了史书）凿造神石人的石匠，是劳动人民，有意无意地把劳动人民形象，溶进二郎身上，为后世的“子掩其父”局面，埋下了伏笔。东汉末年官民矛盾加深，自然地导致劳动人民对官的反感和对持臿劳动者的尊敬与景仰。太平道黄巾大起义后，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战火纷飞，动荡不安，官府聚敛，民生愁苦，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更把摆脱苦难的希望，寄托于持臿神石人二郎。二郎能抗洪治水，能斩蛟擒龙，能“晓汲清泉，晚除百病”。能抗旱降雨等等神通，经都江堰灌区及两川广大人民的口碑，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久之，传出了名噪两川甚至华夏的二郎神。迎神报赛时娱神的歌曲，形成了词牌《二郎神》.在长期口口相传中,数词二被误解为序数词二，因为立于都江堰鱼嘴上镇水的三神石人，存在时间不长，很快被江水冲倒，埋入江底，“死“无对证。在长期的民间传颂中，臿演变成了更加战无不胜的三尖两刃刀，这刀的形状，与三星堆出土的古蜀王的玉兵器玉璋形状极似。二郎额上，加上了象征蜀字头上夸张的目字和古蜀王纵目人蚕丛标志的智慧的纵目。又根据都江堰两侧群山自古多猎户的现实性，根据蜀汉谯周《蜀王本纪》载：“鱼凫田于湔山＂“蜀王猎于褒谷”……蜀民遂将二郎颂为搜山除恶，驱虎豹、斩豺狼的好猎手（见《二郎搜山图》，此图宋、元、明皆有画家作过。）其猎犬，被神化为哮天犬。二郎本是无名英雄，史书不载。后人为扩大传颂效应，便附会上姓、名。但不论是姓李姓杨姓赵，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年轻的，能擒龙斩蛟治水安民的。“姓李说”一直有姓无名，只称二郎、令人生疑。《西游记》中孙悟空称二郎神为小郎君。而出土于都江堰河底的持臿神石人，其造型（身材）比李冰石人单薄、苗条，显然是个青年的郎。“死”而复出的郎，为二郎起源提供了铁证。
在道教大盛的唐宋时期，都江堰的名称不叫都江堰，而叫“侍郎堰”。侍郎者，侍从于李冰左右的持臿青年郎也；侍郎者，二郎也。
“三神石人”是李冰神话和二郎神话的源头。即使最早叙述李冰神话的，抄袭西门豹为河伯娶妇故事的《风俗通》，也比三神石人晚几十年。《风俗通》作者应劭为汉献帝时河南人，他在任泰山太守时，镇压过太平道黄巾起义。应劭以神话形式，首次说李冰是秦守，殊不知他冠以的秦字，反帮了“蜀守冰”的倒忙，促成了二郎盖过李冰。神州大地连绵几千年的对屈原的怀念，对楚、蜀的同情，对暴秦的怨忿，对专制制度的反感，使民间信仰，从“秦守”身上，分流到无名无姓的二郎身上，造成“子掩其父”现象。这种掩盖，在南宋“李冰父子”说出现之前，不叫“子掩其父”，而应是“蜀文化掩盖秦文化”、“劳动者掩盖袖手者”、“道思想掩盖儒家思想。”当应劭在北方凶残屠杀道徒的消息传回道教大本营都江堰时，两川广大道友及劳动人民，对于应劭编造的所谓“秦官李冰”，还会无限崇拜，无限信仰么？
无名无姓的二郎，史无对证，更便于想象夸张，更便于理想化，更便于美化神化，更便于拨高。二郎神要成为大殿的主神，处于中央位置，只能合二为一，将二个郎合为一个“二郎”。大殿神龛上主神位置不可能塑二个郎，那样就不符合主神的鼻梁必须在神庙中轴线上的原则，不符合一庙只一主神的原则，故二位郎合为一位二郎。
〈八〉
以劳动者面目出现的持臿二郎，其形象由汉灵帝初年树立时的矮于李冰，逐步发展到大大地高于李冰。文革前，高踞二郎庙大殿的二郎神高大形象，是仅居偏殿的李冰塑像的几倍。其香火隆盛程度，亦大大高于李冰；其歌颂二郎的匾额楹联，也是偏殿李冰的十几倍。封建时代的官府和儒者，见二郎得到如此大的民间崇拜与信仰，便想将这信仰加以利用。其方法之一，就是封王。二郎、李冰，被封建王朝封以一连串的王号。尽管二郎庙被官方改为二王庙，但是民间还是叫它二郎庙。叫起来更亲切，更象自己人，更有可靠感。更表达了“子掩其父”现象的理直气壮，理所当然。
如今，1972年文革期间塑于偏殿的持臿二郎像，已被拆毁，而按文革前老样子老尺寸重塑了李冰夫妇像。这样，二郎庙中就缺了二郎。缺了名副其实的代表劳动人民伟大力量和智慧的标志。缺了庙的主心骨和擎天柱。在大殿上重新按文革前老样子老尺寸老规格重塑二郎神高大形象，是民心所向，迟早会要进行的。因为二郎庙里没有二郎，是古今中外的大笑话。没有二郎神，《西游记》、《聊斋》、《封神榜》、《宝莲灯》《二郎神醉射锁魔镜》《大闹天宫》《二郎斩蛟》……的戏没法演。孙悟空趁二郎神离开灌口之机来到二郎庙，变成假二郎神以骗守庙判官的情节等，将无根源，无背景。
二郎代表劳动人民，李冰代表公仆。公仆本该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所以，正确的、合符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说法应是：
李冰是二郎的儿子；二郎是李冰的父亲。
“李冰父子”应是“二郎父子”，二郎是李冰的老前辈，是比李冰早得多的古蜀治水英雄和
开山鼻祖蚕丛帝，二郎神既不姓扬也不姓赵更不姓李。无姓无名的二郎神是人民的化身。
当你凝望那震动全世界的罗中立的巨幅油画《父亲》时，你会明白：在中国，在劳动人民占绝大多数的中国，谁，才是真正的父亲。
毛泽东在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中说，要把帝王将相占据舞台的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让劳动人民成为历史的主角。《国际歌》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劳动者自己，才是上帝。
宋史何灌传范文4
在本书的绪论中，作为水利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与展望，我们将从轮廓上介绍中国水利事业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科学技术的特点与不足；分析水利活动与社会进步和自然演变的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进而从历史体验和哲学思考中得出相应的结论，即人们的水利活动的成败得失，不能只是从其是否符合水本身的规律来考察，而应该把它放在自然与社会共同构成的大系统中来评价；引申出兴利除害的水利活动将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得到进一步完善的规律性认识；以及水利科学技术史研究今后的主要方向等。
第一节 中国传统水利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
古代，中华民族在社会发展和与自然灾害搏斗的历程中建立了符合自身江河特点、水土资源条件的水利工程体系，形成和完善了水利科学和技术，我们称之为传统水利。传统水利在华夏民族的文明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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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河渠书》，二十五史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② 在欧、美等英语国家中，没有与“水利”一词恰当的对应词汇，一般使用hydraulic engineering，或用warer conscrvancy。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进一步认识到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又称作water resources，中国译为水资源，其含义已引申到水资源的开发与管理。俄、法、德文中的表述也相类似。见娄溥礼，水利，中国水利百科全书，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1991年，第1685页。
我国的传统水利按照建设的规模和技术特点，大致可以分作3期：大禹治水至秦汉，这是防洪治河、运河、各种类型的灌排水工程的建立和兴盛时期；三国至唐宋，是传统水利高度发展时期；元明清，水利建设普及和传统水利的总结时期。①
一 水利的起源与第一次建设高潮(公元前22世纪至秦汉时期)
这一时期历经青铜工具特别是铁器的广泛使用，也历经由奴隶制到封建社会的制度大变革，生产力出现了飞跃的进步。此外，秦汉政权的大一统和强盛的国力，对于需要大规模社会组织的水利建设来说，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这一时期在防洪、灌溉、航运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并有一批传统水利的大型精品问世，有的至今仍卓然于世。在水利建设的基础上，这个时期水利科学技术也取得较快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和活跃的学术争鸣，也有助于科学技术的繁荣。在西周及其以前的奴隶制国家时期，中国传统水利技术较之古埃及、古巴比伦，特别是奴隶制高度发达的古希腊略逊一筹，而在春秋战国以来，中国传统水利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形成东西方交相辉映的局面。中国传统水利的这种发展势头一直持续达2000年之久，并逐步向世界水利科学技术高峰迈进。以下按防洪、灌溉、航运和科技进步等部分，扼要叙述这一时期水利的发展历程。
(一)防洪治河工程的起源与发展
临水而居是人类最初求生存的必然选择，随着社会的进步，农耕文明的兴起，对水源更加依赖。但是，自然灾害特别是洪水灾害的威胁，由于居住区域的扩大和农业的发展而日益严重。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大禹治水的传说。约公元前22世纪，历史已经进入了原始公社末期，农业进入了锄耕阶段，人们逐渐由近山丘陵地区，移向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的黄河等大江大河的下游平原生活和生产；这时首先遇到的是如何防止洪水的危害。相传当时黄河流域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洪水灾害，滔天的洪水淹没了广大平原，包围了丘陵和山岗，人畜死亡，房屋被吞没。这时禹继其父鲧治水，他一改鲧堙堵治水的方法，疏导分流洪水，将黄河下游入海通道“分播为九”，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获得治水的巨大成功。
大禹治水主要采用疏导的方法，那是适应当时人口不多、居民点稀少的社会实际的。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发展了，不能再任黄河在广袤的平原上往返大幅度摆动了，筑堤防洪应运而生。堤防自然是防洪的有效手段。此外，当年在黄河上还有护岸和挑水坝等河工建筑物，也曾在游荡性河段上进行裁弯取直的尝试。然而大量的泥沙堆积在下游河床里，又不断抬高河床，恶化防洪条件。自汉武帝开始，黄河下游频繁决溢。筑堤和堵口是当时经常性的治河工作。这期间，元封二年(前109)由汉武帝主持的瓠子(在今河南濮阳市西南)堵口，采用的是平堵法；建始四年(前29)由王延世主持的堵口采用的是立堵法，都是成功的堵口工程的范例。但由于河床高耸，防洪条件恶化，单纯依靠筑堤堵口已经无济于事，必须寻求新的解决办法。至西汉末年，由朝廷倡导开展了关于治河理论的辩论，治河方略林林总总，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疏导、筑堤、改道、水力刷沙、滞洪等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贾让提出的后代屡有争议的治河三策。他认为完全靠堤防约束洪水的做法是下策；将防洪与灌溉、航运结合起来的综合治理是中策；治河上策是留足洪水需要的空间，有计划地避开洪水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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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魁一、谭徐明，水利学，国学通览，群众出版社，1995年。
区去安置生产和生活。20世纪60年代以来，实行的非工程措施防洪理论，也包含着躲避洪水的措施在内。这种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努力谋求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认识，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东汉初年的王景治河，也是这一时期中值得称道的防洪努力。在王景治河后的800年里，历史文献记载中黄河决溢的次数显著减少，一般都把这一业绩归功于王景。但是由于记载疏略，王景治河的关键技术措施比较令人费解，至今仍是人们有兴趣探讨的历史悬案。
(二)多种类型的大型灌区兴建
农田灌溉在中原地区起源很早，在战国人所著地理书《周礼·职方氏》中，已对全国主要自然水体的分布有概括的叙述。在当年全国的“九州”中，都分布有适于水生物生长的“泽薮”，适于船只航行的“川”和有灌溉效益的“浸”。而人工灌溉系统，则由有蓄水、输水、分水、灌水、排水等不同功用的各级渠道所组成，称作“井田沟洫”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兴建的灌溉工程气魄宏大，无坝引水的工程如都江堰、郑国渠，有坝引水的工程如漳水十二渠，蓄水工程芍陂都是这一时期兴建的著名大型灌区。
在今成都平原的都江堰、陕西的郑国渠(今泾惠渠的前身)都是秦统一六国前为了增加统一战争的战略物资储备而兴建的灌溉工程。都江堰是岷江上的引水工程，至今已成功地运行了2250年，灌溉面积也增加到1086万亩。它是无坝取水枢纽，渠首主要依靠鱼嘴分水、飞沙堰溢洪、宝瓶口控制引水，具有灌溉、防洪、放木等多种效益，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杰作。在世界上如此规模又有数千年历史的水利工程，恐无出其右者。晚于都江堰10年，公元前246年秦国又兴建了郑国渠。郑国渠在泾水上，最初是无坝取水，后因河床不断下切，引水口逐渐上移，至民国年间，由李仪祉先生主持，改为有坝取水，即今之泾惠渠。西汉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称：“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在此后150年左右，在郑国渠灌区里又兴建了与郑国渠齐名的白渠。元鼎六年(前111)又兴建六辅渠，还同时制定了“水令”，我国第一个灌溉管理制度由此诞生。稍晚一些，在今陕西还兴建了引洛水灌溉的龙首渠。龙首渠的干渠以数千米长的隧洞和独特的施工方式而驰名。可见水利建设在社会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时期的灌区建设主要是在黄河以及江、淮流域。随着汉疆域的扩展，灌区建设还远及今我国新疆、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等地。有人认为新疆的坎儿井也创始于西汉。
(三)运河和水运的开创
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为与中原诸侯争霸，开通了著名的邗沟。邗沟自扬州北上，借助天然水道，直抵淮阴，首次沟通了长江和淮河。此外还有沟通黄河和淮河的鸿沟和沟通长江支流湘江与珠江水系漓江的灵渠。灵渠建成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灵渠巧妙地利用了湘漓上源相接近的地形特点，修建铧嘴，将湘江一分为二，又劈开分水岭，将南流的一支导入漓江，再配合修建溢流天平和调节航深的斗门等设施，达到了跨流域引水通航的目的。灵渠在秦始皇统一岭南大业和促进岭南经济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汉建都长安(在今西安市西北)，为保证首都物资供应和避开渭水多沙迂曲的困难，元光六年(前129)开始在渭水之南修建一条西自长安东至潼关的长达300多里的漕渠。漕渠历时3年建成，最多时每年运粮600多万石，对于维护政权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区域性的运河建设，为日后全国内河航运网的建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近海海运也有相当成绩，可以东通日本，南达印度和斯里兰卡。
(四)水利科学基础理论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活跃的学术空气也表现在水利基础科学理论的蓬勃兴起。秦汉水利建设的高潮，为水利学科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西汉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首先赋予“水利”一词专业含义，水利成为有关治河防洪、灌溉、航运等事业的科学技术学科，而将从事水利工程技术工作的专门人才称作“水工”，主管官员称作“水官”。水利学作为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学科由此诞生。
先秦时期的文献中，以《周礼》、《尚书·禹贡》、《管子》、《尔雅》涉及水利科学技术的内容较多。基础性的理论纷纷提出，主要反映在水土资源规划、水流动力学、河流泥沙理论、水循环理论等方面。
水土资源是自然界最基本的资源。《管子·度地》把河流分为五种。《管子·地员》根据相应地下水的埋藏深度、水质及适宜农作物对土壤进行了分类。《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氏》对当时九州行政区的土地和河流湖泊有全面的描述，为自然资源分类统计之始。
在水利科学基础理论方面，《管子·度地》首先提出明渠水流和有压管流运动规律及水跃现象。两干多年前就建立起了明渠水流水力坡降量的概念，对有压管流、水跃等水流现象进行了正确的阐述，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管子·地员》记载不同的土质和地下水埋深与水质的关系，这里的息徒、赤垆、黄唐、斥埴、黑埴分别是石灰岩、冲积土、黄壤、盐碱土和黑黏土，土质不同而水质不同。晋张华的《博物志》载：“凡水源有硫黄，其泉则温。”记述了人们早期的水化学知识。
秦汉水利建设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与之同时有关水利的记载大批出现，水利的科学技术基础理论进一步深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史记·河渠书》，它作为中国第一部水利通史问世，从而确立了传统水利作为一个学科和工程建设重要门类的地位。
二 水利建设蓬勃发展与传统水利技术的成熟期(三国至唐宋时期)
魏晋南北朝以黄河为主战场，长达300年的战乱，促使中原人口大量南迁。南方政权则相对稳定，水利取得进展。此后，唐宋时期的500多年中出现了全国范围基本稳定的政治局面，为水利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灌溉、航运和防洪工程建设蓬勃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安史之乱后，北方农业经济一度衰退，而南方继续稳定发展，全国经济重心南移遂成定局。同时，唐代社会开放和宋代学术思想的活跃，也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历来水利建设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水利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中国古代传统水利技术的高峰，并位居中世纪世界水利技术的前列。
(一)农田水利的发展与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
秦汉以前，我国主要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之后，基本经济区逐渐向南方扩展。三国至南北朝时期(约公元3世纪至6世纪)淮河中下游成为继黄河流域之后的又一基本经济区；隋唐宋时期(约公元7世纪至工3世纪)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经济地位突出出来，其中长江中下游已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所谓“苏湖熟，天下足”，“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在基本经济区的建设中当然离不开水利建设。随着经济区的扩展，水利建设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从太湖圩田水利的发展叫见一斑。
圩田是太湖以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农田的主要灌溉排水形式，至唐末已有相当大的规模。据当时人李瀚的记载，苏州、嘉兴屯田最发达。其中，“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圩田是在滨湖和滨江低地的一种水利工程形式，四周围以堤防，与外水隔开。其中建有纵横交错的灌排渠道，圩内与圩外水系相通，其间有闸门控制引水和排水，做到“以沟为天”，对天然降水的不均匀起到重要的调节补充作用。北宋范仲淹曾描述当年圩田的规模和技术：“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①类似太湖流域圩田形式的灌排工程，在长江中游的南湖地区称作垸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称作基围。垸田和基围在当地经济开发中，也开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除圩田外，灌溉工程在全国普遍兴建。创建于唐代浙江鄞县的它山堰是当时著名灌区之一。它山堰是在奉化江支流鄞江上拦河筑坝的引水工程。拦河坝隔断了顺鄞江逆上的海潮，积蓄上游淡水，达到“御咸蓄淡”、引水灌田和向城市供水的目的。唐宋时期，江南一带引水蓄水的灌溉工程相当普遍。公元9世纪初年，韦丹就在今江西北部主持修建598座陂塘，灌溉面积共计120万亩。这一时期灌溉提水机械和水力加工机械有很大的发展。其中用水力驱动的灌溉筒车和主要用于粮食加工的水碾、水磨等，在黄河、长江、珠江等流域得到了普遍应用。
(二)内河航运网豹建设
内河航运是古代实现政治统一、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主要交通运输方式。这一时期在运河建设和管理等方面都有重大发展，科学技术水平达到我国古代运河工程技术的高峰。
这一时期的内河航运建设最值得称道的是隋代大运河的开凿。建成的最著名运河有沟通黄河和海河，北抵涿郡(在今北京城区西南隅)的永济渠，沟通黄河和淮河的通济渠(唐宋一般称作汴渠)。内河航运网形成后，“自是天下利于转输，运漕商旅，往来不绝”。北宋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就形象地反映出当时汴京(今开封)在汴河两岸的市井风情，商旅贸易、建筑桥梁等之繁盛。因此有人评价隋炀帝开运河的功过时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此外北宋时期运河上的工程建筑已相当完善，特别是沟通长江和淮河的邗沟渠化水平最高。运河上建有许多堰埭、船闸和斗门等建筑物，以保持航道水位和调节航深。又利用通江闸引潮水济运。到北宋重和元年(1118)在真(今仪征)、扬(今扬州)、楚(今淮安)、泗(今泗洪东南盱眙对岸)和高邮等地运河上共建有79座斗门、水闸，“限则水势，常得其平”②，可见当年运河设施之完善。其中双门船闸的布局和运用，已与近代船闸一般无二，比欧洲船闸约早400年。稍后发明了被称作澳闸的具有节水功用的船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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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范仲淹《范文正公集·答手诏条陈十事》，四部丛刊本。
② 引自《宋史·河渠志》卷96，二十五史本(以下所征引的二十五史资料，凡未特别注明者，均采用此版本不另加沣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三)传统防洪工程技术的成熟
五代以前黄河相对安定，很少有决溢记载。五代至北宋，由于黄河河床淤积抬高，黄河决溢日渐严重。和朝廷政治斗争相关连，防洪方略也存在严重分歧，突出表现在北宋关于黄河东流与北流的争论，使防洪斗争更加复杂。此外，从这一时期开始，长江防洪也逐渐突出。不过，至北宋，传统防洪技术已趋于成熟，集中表现在宋金元时期纂集的河工技术规范性著作《河防通议》和《宋史·河渠志》中。当时对黄河水文及防汛有形象而准确的命名，并有经验性的洪水预报方法。对黄河水溜形势和与河工修防的关系，也有清晰的说明；对于当年河工测量技术的施测方法有详细记载，对主要工程形制，例如砌石、卷埽、筑堤等方法都有具体规定，对于各种工程所用物料的计算方法都有明确说明。
(四)水利科学理论的进步和技术成就
这一时期基础理论的进步主要反映在水利测量、河流泥沙运动理论以及洪水特征和规律的认识等方面。北宋年间水位测量已在各地采用，并据以推算流量。在多沙河流的泥沙运动方面，已总结出改变河床断面将对输沙率产生影响，以及引入清水将提高多沙河流的输沙能力等规律性认识并已在实践中应用。在地形测量中，至迟在唐代已实际应用水准测量仪。此外，宋金时期对汛期水流特征和涨落规律，也有形象的规律性描述。
这一时期防洪、航运和农田水利等工程技术普遍有所创新，并达到传统水利技术高峰。传统治河工程中以埽工技术最重要，宋代已经成熟。当时的险工由埽捆构筑。埽捆是用树枝、薪草等软性材料分层平铺并夹以土石，再卷裹捆扎而成。为抵抗水流冲力，一般体积较大，需要几十人乃至上百人在统一指挥下施工，推放到指定地点，并加以固定。一个险工往往需要几十个埽捆重叠排列而成，长达数百米，甚至上千米。埽工按其形状和功用不同而有鱼鳞埽、磨盘埽、凤尾埽以及约、马头、锯牙等名称。埽工技术是我国特有的，尤其适用于多沙河流上的传统河工技术。在运河工程中，已普遍使用堰埭升船机和船闸。唐宋两代出现多种类型船闸，主要有引潮闸、节水澳闸和多级船闸。其中二级船闸的布置和运用已与现代二级船闸一般无二。我国船闸技术已有1000多年历史，它比12世纪在荷兰出现的船闸早400多年。农田水利方面，不仅引水、蓄水、提水工程技术有重要发展，而且利用多沙河流的水资源和泥沙资源进行放淤灌溉和改良土壤也卓有成效。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政府大力推行放淤，短短几年间放淤面积达到5万顷以上，并有总结性专著出现。此后放淤和淤灌在北方各省民间流传下来。
这一时期水利的管理也有长足进步。现存最早的全国水利法规，当数唐代制定的《水部式》。内容主要包括农田水利管理，碾磨设置及其用水管理，航运船闸和桥梁的管理维修，渔业及城市水道管理等，这是由中央政府颁布的全国性法规。此外某些行业还有自己的单行规定，例如江南圩田有定型的管理体制，“田有官，官有徒，野有夫，夫有伍，上下相维如郡县”①。而各个灌区自己又有适合本灌区气候、种植、水源、习惯的单行灌溉制度，甚至远至新疆，都不例外。北宋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对于兴修水利特别重视，熙宁二年(1069)曾颁布《农田水利约束》，这是中央政府为促进兴修农田水利工程而颁布的政策性法令，对各地兴修农田水利的组织审批方式，经费筹集，责任和权利分担，建议入与执行官吏的奖赏等，都有具体规定。对于推动农田水利高潮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防洪方面，现存最早的河防法令是金泰和二年(1202)颁布的《河防令》，它是在宋代治河法规基础上制定的。此外在秦九韶所著《九章算术》的例题中，有测量降雨降雪量的测量器具和计算方法，可惜到明清时代，这种工程数学未能继续得到重视和发展，致使水利建设和管理在许多方面仍停留在定性或经验性定量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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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瀚：《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唐文粹卷21，四部丛刊本。
三 水利建设的普及和传统水利技术总结期(元、明、清时期)
本期社会相对安定，少有长时间战乱，成为水利稳定发展的客观条件。水利工程以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的兴建而显赫史册。确保漕运使这一时期的黄河防洪工程建设和管理面临更为严峻的困难。滨海(江)沿岸地区防御潮灾的工程——海塘在明清时期有大的发展，最著名的是浙东钱塘江的重力结构的鱼鳞大石塘，建成迄今300多年一直捍卫着浙江东部濒海平原。灌溉与排水工程向边疆和山区继续发展。两湖、闽、广等地灌溉更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促成新的基本经济区的形成。但封建社会后期政治衰败，管理混乱，阻碍了水利的进步。总地看来，元明清三代传统水利及其科学技术发展缓慢，一些方面甚至出现了停滞或倒退，但总结性水利科学著作相当丰富。明清之际和清代末年曾一度引进西方水利技术，但尚未得到普遍应用。
(一)京杭大运河的创建与衰落
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政治中心在北方，而经济重心在南方，其间的交通联系是维护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重复唐宋汴河的老路则嫌过于迂回曲折，元初曾一度奉行海运，但安全是个困难问题，于是，开凿北京直达杭州的运河航线成为当务之急。元初即由大科学家郭守敬主持，论证海河水系的卫河、黄河下游和淮河泗水沟通的可能性。为此曾进行大范围的以海平面为基准的地形测量，证实跨越山东地垒的京杭运河的方案可行。于是从至元十三年(1276)开始开凿京杭大运河的关键河段一一今山东济宁至东平的一段，以后又向北延伸并与海河水系的卫河贯通。至元二十八年(1291)到三十年(1293)又由郭守敬主持开通今北京至通县的一段，明清相继开洳河、中河使运河进一步脱离黄河。至此，大运河南接江淮运河，航船可以跨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由杭州直抵北京，并在此后500年的时间里成为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这条长达1800千米的运河成为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是世界水利史上的一项杰作。不过，两大难题始终困扰着运河的畅通。一是水源问题，特别是山东段运河水源尤其缺乏。当年主要依靠引汶水和泗水济运，并为此修建了一批闸坝工程，以节制水量。此外，又在南旺分水岭南北的运河上修建了30多座船闸，以调节航深，集中体现了运河建设的工程技术水平；二是运河穿越黄河的技术困难。由于黄河河床的不断淤高，自18世纪末叶以来黄河涨水时期对运河的倒灌和淤积成为京杭运河的痼疾。历代为此作了不少改进，修建了一批闸坝进行控制，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是随着黄河河床的进一步抬高，局面又继续恶化，最后成为运河中断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黄河系统堤防的建设与确保漕运前提下黄河防洪的困境
黄河以其高含沙量位居世界诸大河之冠，含沙量过高造成下游河床的淤积，给防洪带来许多困难。自汉代起，就有人提出，能否利用黄河自身的水流冲刷下游河床淤积以改善防洪。但后代并未能就此探讨出可以实行的工程技术方案。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才由当时主管防洪的总理河道潘季驯总结前人的认识，系统提出“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的理论以及实现这一理论的实施方案。这是一个系统堤防工程，由缕堤、遥堤和格堤、月堤所组成。其中缕堤靠近主流，意在约束水流提高流速，便于冲刷河床积淤。遥堤在缕堤之外二三里的地方，为的是洪水盛涨，越过缕堤时，防止洪水四处泛滥。此外为了防止特大洪水冲坏遥堤，还在某些地段的遥堤上建有溢洪坝段。“束水攻沙”和“蓄清刷黄”在理论上的贡献是杰出的，但潘季驯的理论还只限于定性的分析，在复杂的黄河防洪中，他所设计的一系列工程措施虽然发挥了有益的作用，但并未达到刷深河床，解决防洪难题的目的。至于近代泥沙运动理论则在20世纪由欧洲科学家陆续提出，而“束水攻沙”的实现还有待来日。
然而，黄河河床的抬高不仅增加黄河本身防洪的困难。当年黄河在淮阴一带夺淮人海，黄河河床和水位的抬高形成对淮河的顶托，不仅使淮河洪水宣泄困难，并逐渐在淮阴以西造成了一个洪泽湖，最后，还将淮河人海流路淤塞，而压迫淮河由三河闸改道入江，简直使淮河成为长江的一个支流，防洪还受到南北大运河的牵制。那时由于向东入海的黄河与南北向的运河交叉，运河一度依赖黄河的水量补助，又惧怕黄河的泛滥和淤积。及至清代道光年间，在今江苏淮阴黄河和运河交汇处，几乎成了航运的一个死结。
这一时期，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本来相对平静的长江与珠江的洪水与防洪问题也逐渐加剧。明清两代也是江浙海塘防潮工程发展的重要阶段，特别是康熙至乾隆的百十年里。其间兴建的鱼鳞大石塘，表现出古代坝工的最高水平，有的至今仍巍然屹立。
(三)农田水利的普及与发展
元明清三代政权相对稳定，农田水利形成平稳发展局面。元代统治阶级的游牧生活逐渐被内地发达的物质文明所同化。当年曾专设“都水监”、“河渠司”等水利机构，推动水利建设，并一再颁行《农桑辑要》等农业技术书籍，指导农业生产。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提倡农田水利。洪武二十八年(1395)在全国范围共兴建“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①。这一时期农田水利工程主要由地方或民众自办，以小型为主，大型工程少见。由政府或军队主持的农田水利项目则以畿辅营田(今河北省)声势最大，为的是促进京畿地区农业发展，以减少每年大量的南粮北运的负担。但在北方兴修水田，因受水资源量的限制，难有大的作为。随着巩固边防的努力，边疆水利有较大发展，其中清前期的宁夏河套灌区建设，清代中后期的内蒙河套灌区和新疆地区灌溉等成绩显著。沿海的台湾、福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基围水利这一时期取得重大发展。
(四)水利科学技术的总结性著作大批涌现
这一时期水利规划理论有所进步。值得注意的是以明代潘季驯为代表的“束水攻沙”治河思想的完善和系统堤防的实施，使传统的治河堤防工程技术发展进入高峰。
明清以来大批有关水利工程技术、治河防洪的专著陆续问世。各地的地方志大多设置了水利专业志!漕运志作为新的专业志种在明清的水利专业志中也占了相当的比重．现存的古代水利文献大多是这一时期编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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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1989年。
在防洪治河工程技术方面，明代隆庆年间总理河道大臣万恭著《治水筌蹄》，对于运河工程技术和管理有精到见解。在治黄思想上，首先提出“束水攻沙”和“以堤治河”的理论认识。之后，四次出任总理河道的治河名臣潘季驯编著的《河防一览》，深化了“束水攻沙”思想，提出“蓄清刷黄”和放淤固堤等策略，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多沙河流泥沙运动规律和治理方略，他的治河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海塘工程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总结在清代也进入高潮，代表作有乾隆年间方观承的《敕修两浙海塘通志》和翟均廉的《海塘录》。
农田水利方面的专著中最著名的有元代王祯的《农书》、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以及清乾隆年间官修的《授时通考》，对于各种类型的农田水利工程，尤其是对灌溉和水力机械记述尤详。地方性农田水利专著如清代吴邦庆编《畿辅河道水利丛书》和徐松《西域水道记》，分别是研究海河流域和新疆水利的重要著作。明代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和沈[“啓”的上半部+山]《吴江水考》等是太湖水利的代表性著作。专门记述工程的专书如元代李好文《长安志图。泾渠图说》、清王太岳《泾渠志》、王来通《灌江备考》、王全臣《大清渠录》、程鸣九《三江闸务全书》等。
运河及漕运典籍内容可大致分为三类：以运河河道为主的专业志，内容包括运河工程沿革、水源和工程管理、水政管理规章制度等；以漕粮运输为主，记载漕运制度、漕运仓储、漕运管理法规等内容的专业志和资料汇编性质的文集；河漕兼容的综合性专著，著名的有明代谢肇涮《北河纪》、王琼《漕河图志》，清代有陆曜《山东运河备览》、张伯行《居济一得》等。运河、漕运还蕴含许多有关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内容。
此外，编年体的资料汇编性著作有清代傅泽洪《行水金鉴》、黎世序《续行水金鉴》等，收入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
封建社会后期的水利建设，既没有战国秦汉时期那种生机勃勃的宏大气势，也没有唐宋时代的技术先进和管理规范，尤其是与同时期在欧洲崛起的近代科学技术相比，逐渐相形见绌。这种停滞状态酝酿着新的变革与突破。总之，中国传统水利科学技术体系的发生、发展和停滞，基本是同封建社会的总进程相联系的。
四 传统水利科技的特点与不足
在古代4000年治水活动中，我国传统水利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和在世界水利史上长时间的先进地位。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古代，中国不仅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文明古国的独具一格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传统，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科学技术体系。和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欧洲传统科学技术比较重视理论问题有所不同，我国传统科学技术的显著特点首先表现在重视解决实际问题，重视实践经验，而疏于理论概括。明末清初著名的历算学家王锡阐曾指出：“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详于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①即专讲怎样去做，而不解释为什么这样做，理论隐含于方法之中。经学家阮元在编写古代科学家传记时也认为，传统科学“但言其当然，而不言其所以然”②。当然科学技术的进展没有理论思维是不可想像的，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初期，科学技术的理论总结就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从总体看来则仍然显现出主要是经验性或描述性的科学形态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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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王锡阐：《晓庵遗书·杂著》。
②清·阮元：《畴人传》卷46，商务印书馆。1955年。
其次，重视整体性和广泛联系是我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又一显著特点，即重视从整体上认识研究对象和重视对象与相关事物的联系。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为本”，而当研究农学时，《吕氏春秋·审时》认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主张把农学放在气象、土壤、耕作普遍联系的环境系统中去研究，从总体把握局部。在水利工作中，“治河之法，当观其全”①，同样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而西方科学则侧重分析和分解。长期以来，西方自然科学思维的基本轨迹就是将整体的复杂系统分解成各个部分，把运动的现象作为相对静止的来处理，复杂的现象从而得到简化。这种思维方法在历史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础。但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处理线性问题，当科学进一步发展之后，必将在其统一性方面寻找新的突破。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利时物理学、化学家普里高津指出“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和”，并且认为，“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②”，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意义。
辩证思维是我国传统科技又一重要特征。特别是对立统一、相反相成和相互转化的观点，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最大，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例如在黄河防洪建设中，为防止堤防决口，宋、元、明三代大都以分流为主导思想，认为只有在上游分流以适应河道容蓄的能力，才能防止洪水决溢。但明代著名治河专家潘季驯则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黄河善决善淤善徙特性的关键是河水含沙量太大。泥沙淤积抬高河床，既减少输水能力，又增加防洪的困难。于是，他总结前人的合理主张，提出了“束水攻沙”的理论。他反驳上游合流将增加下游防洪困难的论点，认为合流固然会增大下游洪水流量，但流量增加了，河水流速会相应提高，并同时提高了冲刷河床淤积的能力。只要河床加深了，防洪的困难就会迎刃而解。所以说：“盖筑塞似为阻水，而不知力不专则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合流似为益水，而不知力不宏则沙不涤，益之者乃所以杀之也。……借水攻沙，以水治水。”③阐明了合与分，冲与淤之间的辩证关系，成就了治河理论上划时代的贡献。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先生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④某些西方科学家还认为，这种辩证思维对现代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将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传统水利科学技术的弱点则表现为理论概括不够，定量分析不多和实验观测少。⑤
我国古代的水利著述甚丰，仅水利专著就有500种以上。但这些著作多为建设实录，缺乏抽象概括，未能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认识，类似战国时代的《管子·度地》对水流运动规律和土壤特性的归纳，宋元时期的《河防通议》对河流水势、水汛以及防洪工程规范之类的理论著作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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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潘季驯：《留余堂尺牍》卷2，上阁下书，转引自韩仲文《潘季驯年谱》。
②颜泽贤，耗散结构与系统演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7—108页。
③ 明·潘季驯：《河防一览·河工告成疏》卷8，水利珍本丛书本，1936年。
④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s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337页。
⑤ 郭涛，中国传统水利的特点及其停滞，中国水利，1989年，第3期。
定量分析较少，即使类似潘季驯《河防一览》、靳辅《治河方略》这样的大家著述，对传统水利的认识也停留在对现象的直接观察上，也多局限于定性分析和趋势的描述，未能应用当时已有较高水平的数学进行量化并进而上升到理论公式。明末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对于水利工作中不重视数学和测量的应用曾有中肯的批评。①因此，应用现代水利科学技术知识，探讨散见于浩瀚古籍之中的治水实践的科学内涵，并进行系统归纳，就成为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实验观测是科学发展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爱因斯坦认为西方科学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即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以来所提倡的为探寻自然现象发生的因果关系而进行的系统实验。而在我国古代进行实验观测的事例十分罕见。由于没有科学实验的鉴定，既不能对工程实践的结果进行预测和总结，也不能通过实验归纳上升为理论认识。
由于存在这些弱点，使得我国传统水利技术虽然在唐宋时期已发展到最高水平，但此后就停滞不前。元明清时期，虽然水利建设进一步普及，但技术水平一般并未超越唐宋；建设规模和速度更难以与秦汉时期相比。明清水利著述虽然丰富，但资料性居多，理论概括较少。
宋史何灌传范文5
？笏 以水代兵的理论
孙子曾说：“以水攻者强。”但同时又指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历代兵法家对此有不同的阐述。曹操说：“火佐者，取胜明也。水佐者，但可以绝敌道，分敌军，不可以夺敌蓄积。”杜佑言：“水但能绝其敌道，分敌军耳，不可以夺敌蓄积及计数也。”张预曰：“水止能隔绝敌军，使前后不相及。”
唐代、宋代有许多著名的军事家提出了不少有创造性的意见，并设有专门的“水攻”篇对以水代兵进行阐述，进一步丰富了以水代兵的内容。
唐代著名军事家李筌对孙子的观点经行了阐述，虽然认为“军者必守卫数而佐之水火。……以水绝敌人之军，分为二则可，难以夺敌人之蓄积。”但是在《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简称《太白阴经》）卷四中又指出：“以水佐攻者强，水因地而成势，为源高于城，本大于末，可以遏而止，可以决而流。先设水平，测其高下，可以漂城灌军，浸营败将也”。为了进行有效的水攻，他还详细记录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测量工具――水平仪。水平仪是由“水平”、“照板”、“度竿”组成，水平是主件，其中水平槽“长二尺四寸，两头中间凿为三池。池横阔一寸八分，纵阔一寸，深三寸三分。池间相去一尺四寸，中间有通水渠，阔三分，深一寸三分。竹在三个水池中各入有一块浮木，“木阔狭微小于池匡，空三分。上建立齿，高八分，阔一寸七分，厚一分。"在水槽的底面中心设有“转关脚”（即脚架），其高矮“与眼等”。把水注入水槽中，“三池浮木齐起一，观测者可借助三组立齿的连线瞄准远处目标，“三齿齐平，以为天下准”。这样“或十步，或一里，乃至十数里，目力能及，随置照板、度竿，亦以白绳计其尺寸，则高下丈尺分寸可知也。”因为观测受目力的限制，所以配有“形如方扇，长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阔三尺，柄长一尺，大可握”的“照板”和“长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干分，每寸内刻小分其分”的度竿。照板由持度竿者握平，置于竿后，随观测者的指挥上下移动，“三浮木齿及照扳黑映齐平，则召主板人以度竿上分寸为高下，递相往来，尺寸相乘，则水源高下可以分寸度也。”
宋代的许洞在《虎钤经》中阐述了善用水攻者必须掌握“因”、“逆”、“贼”、“绝”四种以水代兵的方法。其中“因水之用，其道有二：或敌绝中流而栅，我得上游，因风之利，可以鼓棹纵火，顺流冲之，栅绝而过，风转则止；又若故在下，士马逆流，我得上游，可以攻之.此二者，所谓因者也。逆水之用也，则为崇堤以障其下，注溢于内，然后引致以灌，所谓逆者也。贼水之用也，敌所以赖水也，当潜以水攻，审地理，阴为畎浍，导之他处，竭敌所赖，所谓贼也。绝水之用也，或以薪木土石，实舟沈之于上，别为长渠泄之：或为沙囊于上流以壅其水，欲水行则以决囊，所谓绝者也。用水之道，有其地非所用而必用，反为所害，顺则善矣。”许洞的论述主要是在于利用河道与水源附近的地形、地势，再辅以人工构筑的工程实施水攻，以收克敌制胜之功。文中还转载阐述了用唐代李筌的水平仪进行水攻的方法。
宋代的曾公亮在《武经总要》中对以水代兵做了评价：“夫水攻者，所以绝敌之道，沉敌之城，漂敌之庐舍，坏敌之积聚，百万之众，可使为鱼；害之轻者，犹使缘木而居，县釜而炊。”曾公亮对以水代兵的利害关系作了阐述，并指出地形的重要性，所以才说：“汾水可以灌平阳，济水可以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洧水灌颍川。”固古代军事家“韩信夹潍水决沙囊而斩龙沮，曹公引沂泗注下邳而克吕布，皆控带山阜，得地形之利也。若平陆引水，劳力费工，利害相半。智伯以水攻而亡，此又水攻者之宜戒也。”可见，地形在以水代兵的战争申有着非常的重要性。他认为“凡水，因地而成势，谓源高于城，本变于末，则可以遏而止，可以决而流。或引而绝路，或堰以灌城，或注毒于上流，或决壅于半济，其道非一，须先设水平，测度高下，始可用之也。”书中不仅转载阐述了用唐代李筌水平仪进行水攻的方法，还加以图示说明，更直观形象地示范了水平仪的用法。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水攻理论是随着以水代兵的军事实践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笏 以水代兵的方式
水同火一样，在战争中有两种用途，处于胜战时，则可以使敌人陷入绝境，然后乘胜攻之；处于败战时，可以阻绝敌人，不使进攻。总体归纳起来，水攻可分为进攻和防御两种形式。进攻型的水攻，按不同的形式具体还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利用自然水灾“以水代兵”。
粱武帝天监五年（公元506年），魏将元英率众攻钟离，梁将曹景宗、韦毅等拒之，双方对峙不下。次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长六七尺。”梁军“乘舰登岸，击魏洲上军尽噎。……（魏军）诸垒相次土崩，悉弃其器甲，争投水死，淮水为之不流。……英以匹马入梁城。缘淮百余里，尸骸枕藉，生擒五万余人，收其军粮器械，积如山岳，牛马驴骡，不可胜计。”梁军趁着水灾，大败魏军，取得了南北之战中最辉煌的胜利。
二、人工筑堰或者堤坝，利用水位差进行以水代兵。
秦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周赧王三十六年）秦将白起伐楚，以水攻陷鄢城（今湖北宜城东南）。鄢城距楚都郢（今江陵西北）甚近，是捍卫郢都的军事要地，楚国在此集结重兵，意欲阻止秦军南下攻郢。白起所率秦军在此遭到楚军顽抗，屡攻不克。白起利用夷水从楚西山长谷出而流向东南的有利条件，采取以水灌城的方法，在鄢城西边百里处筑堤蓄水，并修长渠直达鄢城，尔后开渠灌城，把水从城西灌向城东，城东北角溃破，楚军主力受到严重打击，城中军民溺死数十万人。郦道元在《水经注・沔水》篇中记述了此事：“夷水又东注于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谷水，即是水也。旧去城一百许里，水从城西灌城东，入注为渊，令熨斗陂是也。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因名其陂为臭池。”
三、决开上游的堤防直接冲淹敌兵或城池。
这种方法在古代战争中运用很多，且多决黄河水。如公元前359年，楚国出师伐魏，借助黄河水，“以水代兵”进攻长垣城淹灌魏军。《竹书纪年》即云：“楚师出河水，以水长垣之外”。公元1642年9月，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与明军战于开封。明河南巡抚高名衡决开开封城北朱家寨及马家口黄河大堤淹灌李自成起义军，起义军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办决马家口河，互相攻灌，时值秋九月，“天大雨，二口并决，声如雷，溃北门入，穿东南门出。注涡水。城中百万户皆没，得脱者惟周王、妃、世子及抚按以下不及二万人。”次年二月，工部侍郎周堪赓进言河水“至汴堤以外，合为一流，决一大口，直冲汴城以去，而河之故道则涸为平地。”此次人为决堤，造成开封全城淹没，37万人中有34万人丧生的巨大悲剧。
另一种水攻的形式就是用水进行防御。主要表现在修筑城壕或者堤坝，御敌于城门之外。在坚固的城垣周围修筑一条城壕，即护城河，是用水作为防御的体现――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建立政权后，都会在都城外修建城墙，其主要目的在于防御外敌入侵，拒敌于城外。为了进一步强化防御的功能，又往往在城墙外开挖护城河。如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曲阜等古城的护城河都具有此种用途。
？笏 以水代兵的战例
纵观中国古代史，自春秋开始，以水代兵战术就在战争中运用，此后，历代皆有所用。尤其是当国家处于分裂动荡、民族矛盾激化的情况下，由于战事频繁，以水代兵在敌对双方相互攻伐的战争中用得很多，造成的危害也更为惨烈。历史上动荡的时期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宋金时期都曾多次在战争中使用以水代兵。
公元前685年，楚国侵犯宋、郑两国，“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齐桓公出兵干涉，要求楚国拆除水坝。公元前651年，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提出了“无曲防”的禁令。这说明，春秋中期黄河下游各诸侯国修堤的情况可能已相当普遍，为防止以邻为壑，以水代兵，甚至要在诸侯国之间制定共同遵守的盟约了；同时，这也进一步说明早在春秋时期，以水代兵”在诸侯国之间相互攻伐的战争中就已经使用，以至于《管子・霸形》中提到“毋曲堤”；《春秋谷梁传》提到“毋雍（壅）泉”；《春秋公羊传》中提到“无障谷”，都表明各诸侯国要遵守禁止使用“以水代兵”的禁令的约定。因水攻战例颇多，历史上还出现了专门对付水攻的著作。如《墨子・备水篇》就详细记述了如何防备敌人以水攻城的战术方法。“城内堑外周道，广八步，备水谨度四旁高下。”城里地势偏低的地方，“令耳亓内”，（一说“耳”为“瓦”之误。亓，“其”之古字。）更深的地方“穿之令漏泉”。在井里放置度量水位高低的“测瓦”，“视外水深丈以上，凿城内水。”
南北朝对峙时期，作为中国第二个比较大的动乱时代，战乱频繁，南朝诸政权利用区位优势曾使用过多次以水代兵的战术。
宋少帝景平元年（公元423年），宋军据守虎牢城，魏军久同攻城不下，“魏主如成皋，绝虎牢汲河之路”，“魏军作地道以泄虎牢城中井，……城中人马渴乏，被创者不复出血，重以饥疫……城陷。
齐高帝建元二年（公元480年），北魏以梁郡王嘉与刘昶率步骑兵号称20万进攻寿春，豫州刺史垣崇祖“于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周为深堑，使数千人守之。”魏军攻小城，“晡时，决堰下水；魏攻城之众漂坠堑中，人马溺死以千数。魏师败走。”
宋史何灌传范文6
关键词：水文明 地位
水文明史是人类古代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黄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发祥地。导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水文明，是世界水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其他国家有的疆域小或自然条件单纯，有的虽自然条件具备但历史较短，有的历史虽长但记载较少，所以就水文明而论，整个欧美加起来才可与中国相比拟。而中国的水文明史内容十分丰富，拥有一流的工程，一流的技术，一流的理论，一流的科学家，可以代表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一流的工程
都江堰
都江堰是现存世界上历史最长的无坝引水工程。它位于岷江冲积平原的顶点，可自流引水灌田上千万亩，兼有供水、航运之利。创始于秦昭王末年（约前255～前251年），李冰主持兴建。
都江堰是天然与人工完美结合的水工建筑群，它包括鱼嘴（分岷江为内、外二江）、飞沙堰（分洪减沙，水大时可自溃）、宝瓶口（现宽20米、高40米，横剖面形状肚大口小）以及百丈堤、人字堤、金刚堤等，一般可以保证水小时够用，水大时灌区不致成灾。都江堰工程巧夺天工，举世罕见，中外水利专家无不赞叹其精妙奇绝。它能历千古而不废，与它的简便合理有关，也与它拥有一整套科学管理措施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它已成为传承文化的一个载体，历朝历代都格外受到人们的重视。
黄河大堤
修建黄河堤防可追溯到史前的共工与鲧。战国时期，沿河各诸侯国纷纷在各自境内修建堤防，奠定了系统堤防的基础。东汉王景治河后，新堤防形成系统，直至海口，长千余里。黄河夺淮时期，黄河下游形成了堪称世界之最的堤防系统，其中有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子堤、戗堤、刺水堤、截水堤之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地图上依然可见的“明清黄河故道”。
现在的黄河大堤与明清故道类似，它是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后逐渐形成的。从郑州桃花峪至山东利津河口，河长767公里，两岸大堤及其他有关堤防总长1583公里，一般顶宽9～12米，高10～14米，底宽几十米甚至上百米，人们形象地称它是“水上长城”。黄河大堤被认为是维系东方文明的代表性工程。
京杭运河
京杭运河长约1800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在铁路出现以前的500年里，它一直是中国维系国家政治稳定和南北经济交流的生命线。京杭运河是在历代运河工程基础上扩建、增建而成的。最早的一段叫邗沟，始凿于公元前486年。隋代大开运河，已曲折连通京杭两地。现有航线上最关键的工程建成于元代。全河于1293年贯通、1688年基本定型。
京杭运河横穿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翻越山东地垒，因地形起伏、水源缺乏，沿线设置了大量陡门、船闸、水柜、水库等，涉及的水工技术、泥沙工程技术相当复杂，备受中外学者推崇。
洪泽湖
洪泽湖是中国第四大淡水湖，也是现存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人工平原水库。
现今洪泽湖水位13米时，面积2350平方公里，库容42亿立方米；洪水位17米时，滨湖圩区破坏，水面最大可达4345平方公里，库容176亿立方米。它拦蓄淮河，为苏北2000万人口和3000万亩土地提供防洪屏障及灌溉水源等。
洪泽湖大堤为均质土坝，其前身叫做高家堰。1578年大修时，高家堰仅高4米左右，长六十里。以后为了抬高淮河水位，大堤一直加高到10米左右，最长达67.25公里。创建于1580年的迎水石工墙最长曾达60.1公里，直立高度7～10米，坚固耐久，宛若水上长城，极其壮观。现出于防风浪考虑，大多已改造为缓坡迎水。
海塘
海塘即抵御海潮、台风的堤防，广泛分布于东南沿海海岸，以钱塘江北岸的浙西海塘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
浙西海塘出现于秦汉，初为土塘；宋代创修石塘；明清多改为石塘。许多清代海塘经过改造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古代海塘规模巨大，举世罕见。江苏、浙江等地的主要海塘，总长约935公里。明清鱼鳞大石塘，高6米左右；基础打密桩，夯三合土；石块之间用油灰或糯米汁灌缝，用铁锔（蝴蝶铁）嵌扣。由于海塘对保护沿海经济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历朝历代均不惜人力物力而为之。据文献统计，公元713～1780年之间，用工万人以上、筑塘千丈以上的大型工程有35次，小工程不胜枚举。而国外同时期同类工程的记载尚不多见。
圩垸
圩，也叫围、垸，是在近水地带修建环状堤防所构成的封闭的生产活动区域。防洪排涝与引水灌溉是这类工程的主要作用。因此，圩堤上都建有闸涵，圩区都有排灌渠系。
圩垸自古以来就是开发湖区和滨江地区的首要工程措施。唐宋以后直至明清，圩垸在南方大河中下游平原区大量兴起，不断发展。一个圩小者几十亩，大者可达20万亩，且往往是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圩垸相连成片。著名的有太湖地区塘浦圩田、江南圩田、洞庭湖与鄱阳湖区圩垸、珠江三角洲基围等。由于有圩垸水利作基础，这些地区后来都成为我国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一流的技术
坝工
古代挡水坝有许多叫法，如坝、堰、埝、埭、碶、堤、塘、陂等，广泛分布于全国主要水系的干支流上。中国坝工起源很早，如安徽省的芍陂水库，大约建于公元前598年～前591年，是现存最早的蓄水工程。
古代坝工类型齐全，因地制宜。从类型上分，有拦河坝、溢流坝；从材料上分，有土坝、木坝、砖坝、灰土坝、堆石坝、砌石坝、木笼填石坝、竹笼填石坝、桩基砌石衬砖夯土混合坝等等，设计、施工都十分科学。南北朝时期的浮山堰横断淮河，高约32米，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坝。浮山堰下游不远处的高家堰，存在历史很久，在明代被改造成洪泽湖水库拦河坝，当时长约37公里（后延长至67.25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坝。
埽工
埽工技术是中国在水工技术上的一个创造。埽工起源于先秦时期，其技术的成熟以宋代的卷埽和清代中叶的厢埽为代表。
卷埽一般用若干个埽捆按一定的规则组合而成。每个埽捆均用柳梢、秫秸、芦荻一类的“软料”分层铺匀，分层压上碎石和土料，穿上大绳，最后像卷帘子一样推卷成捆。大埽直径可达几丈，上千人同时用力才能移动。
厢埽技术是在堤外置一排厢船，在船与堤之间铺绳索加料，就地捆埽，加土后层层下压，直到压到河底。
埽工种类丰富，使用灵活。它就地取材，可在短时间内制成庞然大物，而且秸草等“软料”有柔性，容易缓溜停淤，所以常常用于黄河等多泥沙河流的护岸、堵口等，在临时抢险及堵口截流中特别有效。
堰埭和复闸
船闸的发明，是我国古代航运工程技术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我国船闸的发明，经历了堰埭、斗门、单闸、复闸等几个阶段。
在运河上的缺水地段，为了节水，最初的办法是隔一段修一道拦河低坝，称为堰或埭。
堰埭工程至迟在三国时期就已出现。堰埭的上下游坝坡很缓，以便顺斜面拖船过坝。拖大船时需在两岸架设绞车，在堰埭表面涂抹水草、稀泥作润滑，这就是原始的斜面升船机。
唐代运河上出现了许多斗门，即单闸；也有“扬子津斗门二所”的记载，似乎是复闸，但不太明确。宋代乔维岳于公元984年创建的楚州西河二斗门，交替启闭，送船过闸，文献记载十分详细明确，是不折不扣的复闸（即船闸）。西河闸比欧洲同类船闸要早五六百年。
防洪工程
中国古代的各大江河上很早就出现了形式多样的防洪工程，其中以黄河最为突出。公元前21世纪前后，在埃及和中国就有在尼罗河和黄河上筑堤防洪的传说。中国在战国时期（公元前5世纪）即沿黄河筑堤防洪。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公元前132年黄河上著名的瓠子堵口工程。随后，公元前69～前66年，在黄河下游曾开直河道裁减急弯3处，并修筑类似丁坝的护岸建筑物。宋代已有了埽工护岸、木龙护岸、挑溜护岸等。国外则在1817年才有德国莱茵河裁弯工程。中国唐代在海河流域的永济渠（今南运河的一段）以东开挖减河，增辟入海水道，并在永济渠以西利用大量的洼淀滞蓄洪水，减轻洪水压力，保证通航。明代潘季驯治河时期在黄河下游修建了由遥堤、缕堤、格堤等组成的堤防系统，修建了骆马湖、洪泽湖等作为滞洪水库，并在黄河两岸建有许多分洪溢流坝，使防洪治理由单一的措施逐步发展到各种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并由局部河段的治理向流域的全面治理发展，不少河流特别是黄河下游已形成较完整的防洪工程体系。 水力机械和提水工具
古代水力加工机械有水碓、水磨、水排、水硙等。据记载，水碓出现于西汉。东汉杜诗发明水排。南北朝时期，水磨、水硙已普遍使用。唐代关中水碾大为流行，并将这一技术传入西藏。宋元时期，水转大纺车问世。这是水力机械对手工业技术的一个重大改造。
据文献记载，中国早在2500～3000年前就开始使用桔槔和辘轳等提水工具。有人研究认为桔槔的历史甚至可上溯到3700年前。东汉毕岚创造翻车（又叫龙骨水库）和筒车。自唐以来，始出现用畜力、风力、水力驱动的龙骨水库。
古埃及和古希腊几乎与中国在同一时期使用吊杆（类似中国的桔槔）提水。在古希腊还出现了唧筒（即简易的往复式泵）、阿基米德螺旋管（即简易螺旋泵）和波斯轮（即蹼轮）等提水工具。
一流的理论
《管子·度地》
先秦水利大发展时期的科学技术结晶。它强调除水害兴水利是治国的首要问题。在渠系规划方面，它将地表水分为干流、分枝、季节河、支流、人工河和湖泊等，以便区别治理利用。在设计方面，它提出明渠坡降不宜过陡、过缓，以千分之一为宜；初步归纳出明渠流和有压流的运动规律和特点，并针对水跃和弯道环流等破坏性水流，设计了比较合理的渠系建筑物形状和尺寸。在防洪工程上，它指出：要设立专官巡查修守，秋冬准备，春季施工；堤防上要种树，迎溜处要防护；盐碱洼地要辟作滞洪区等等。
《管子·度地》全文仅2000字，但它反映出的我国古代水利科学技术是十分卓越的，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
贾让三策
西汉贾让提出，治理黄河的上策是：开辟滞洪区，移民让地，实行宽堤距，禁止乱围乱垦、与水争地。他认为这样做花费不太多，却可以千年无患，所以称为上策。中策是：开渠建闸，设置水门，旱时开引黄闸门灌溉，涝时开泄洪闸门分杀水怒。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是淤灌可改良土壤，二是旱地改水地可提高产量，三是可以发展航运。他认为这个方案花费最少，但不能一劳永逸，只能维持数百年，所以叫做中策。其下策是：维持旧堤，加高培厚。修修补补，永无终止，所以称为下策。
贾让三策是最受后人重视的治河议论。贾让运用了经济比较概念，批评了单纯的堤防政策，对后代治水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堪称人类治水思想宝库中的明珠。
泥沙理论
在泥沙理论方面，中国从古至今在世界上保持了领先地位。
中国古代从战国以至明清，凡论及治河者，无不兼论泥沙，如《管子·度地》中就论述过弯道会引起河岸河床冲淤变化，西汉张戎第一个提出了利用水力刷沙的思想。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人们在实践中能主动地运用泥沙理论知识解决泥沙问题。古代治沙主要为五大类。第一类为上游水土保持。这是南宋时提出来的。保土拦沙措施有农业种植措施、涧谷淤地堰坝、引山洪淤灌及放淤。山洪淤灌相传始于先秦。第二类为下游治沙。常用的治沙方略有散水匀沙、束水攻沙、放淤固堤、引洪淤灌和以清释浑等5种。最典型的散水匀沙是清代对海河水系的治理。明代潘季驯则系统地提出了束水攻沙理论，在黄河下游大力实施“以堤束水，以水攻沙”，并在黄淮交汇处修建洪泽湖水库“蓄清刷黄、以清释浑。明代后期至清代，北方多沙河流上普遍实行放淤固堤和引洪淤灌，并有系统的经验总结。第三类为放淤及淤灌。利用泥沙肥田造田，起源甚古，自然淤灌可以上溯到史前，人工放淤也有几千年的历史。第四类为渠道中之治沙。古代除了人工挖沙以外，还通过改变渠道断面来冲沙或沉沙，如宋代汴河上修建狭河木岸以防淤积，通过沉沙池（湖泊）使浑水变为清水。第五类为沟洫治沙。明清两代都有散水以治河、分沙以肥田的治沙理论。
水文学
我国古代水循环理论早在战国时代成书的《吕氏春秋·圜道》中就有记载，所谓“云气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辍；水泉东流，日夜不休……”它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我国所处海陆地区水循环的客观规律。水文测验有悠久的历史，考古发掘表明，战国时代李冰在都江堰工程上开始用石人观测水位，其他地区也有历代的“水则”保留下来；唐代开始，在四川涪陵长江里的“白鹤梁”上已有枯水题刻（石鱼）。至于洪痕或洪水题刻则遍布全国，不计其数。降雨观测方面，秦代就有了各地向中央报雨的制度；南宋数学家秦九韶还提出了各种量雨器计算雨量、雪量的方法；清代故宫有《晴雨录》，依照十二时辰记载1724～1903年北京地区的降水情况，其间资料共有174年，昼夜不断。泥沙测验起源也很古老，“一石水而六斗泥”即是先秦时期关于黄河、泾河的普遍认识。关于流量，宋代改建汴渠时用平方尺计量河槽断面，用水流的“湍缓”来定性描述流速，初步有了流量概念；元代文献把一平方尺称作一“徼”，以徼计算的水量叫“水程”或“水直”；计量单位时间内通过某一断面水量的方法在清康熙年间陈潢已完整提出，同时代的康熙皇帝本人作了更明确的描述：“先量闸口阔狭，计一秒所流几何。”这与现代流量概念完全一致。
对于江河涨落，古人早有总结，秦汉已有“桃花水”“秋水”的称谓，北宋时每个月的水涨水落均有专名，并认为河道涨水有定期出现的规律，所以起名叫“信水”（守信用的水）。到明清，信水的说法被“水汛”取代，相沿至今。快马报汛制度至迟始于16世纪。
我国古代水文测验有着辉煌的历史和确凿的记载，以至国内外专家谈到水文测验史，言必称埃及、中国。但是我国古代水文学理论定性描述的多，定量描述的少，在测量工具、数学计算、模型试验等方面一直没有发展起来，以致近代落后于西方。
水利文献
中国古代水利文献之多为世界之最。现存水利专著有通史、专史、河道史、地区水利史、渠塘史、闸坝史等，粗略估算在300种以上。正史、政书、各种一统志、省志、府县志及地理书中也有大量水利记载。加上各类著作中的水利事迹记载，字数在1亿以上。历史上最早的水利名著为《尚书·禹贡》，它成书于战国时期（公元前480～前222年），记述了大禹治水的传说。最早的水利科学总结是《管子·度地》。第一部中国水利通史是《史记·河渠书》。第一部记述全国河道水系的专著是《水经》，约成书于公元220～232年间。现存最早的河工技术专著是《河防通议》，成书于1048年。最大的古代水利总集是《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和《再续行水金鉴》，它上起远古，下至1911年，共有1000多万字。其他名著还有《治水筌蹄》《河防一览》《治河方略》等。丰富的水利文献记述历史，探讨理论，指导实践，对促进中华水文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流的水利科学家
李冰
李冰是战国时期的水利科学家，都江堰的创建者，他对天文地理也有研究。秦昭王末年（约公元前256～前251年）为蜀郡守，在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岷江出山口处主持兴建都江堰工程，因而使川西平原富庶起来。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曾在都江堰安设石人水尺，这是我国早期的水位观测设施。他还在今宜宾、乐山一带开凿滩险，疏通航道，又修建汶井江（今崇庆县西河）、白木江（今邛崃县南河）、洛水（今石亭江）、绵水（今绵远河）等灌溉和航运工程，同时修索桥、开盐井等。人民怀念他的功绩，建设庙宇加以纪念。北宋以后还流传着李冰之子李二郎协助李冰治水的神话。
王景
在东汉初（公元69年）王景治河后，有几百年史书上关于黄河水灾的记载几近空白，以致有了“王景治河，千年无患”的说法。但不论是否“千年无患”，王景治河确实功劳不小。这次治河动用几十万人，从荥阳至海口摆开千余里，其规模在古代空前绝后，其措施除了常规的疏河、筑堤以外，过人之处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王景是“墕流法”（侧向溢流堰泄洪技术）的发明人，与贾让提出在黄河上“多张水门”以“分河流”设想的时代（公元前6年左右）也很接近。由此有学者推断，王景是把贾让中策的设想部分地变成了现实，在黄河上采用了建闸控制分流的技术，至少在黄河、汴河分流处是这样。许多学者认为这也是王景治河成功的关键所在。王景在黄河这样的大河上建闸，人为控制水流，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实践，是人类水文明史上不可多得的一笔财富。
郭守敬
郭守敬（1231－1316）是元代杰出的科学家，擅长水利及天文历算，“巧思绝人”，曾任都水监、太史令等职。他在今宁夏河套地区、京冀豫地区以及京杭运河山东段开通前夕的汶泗河地区做了大量的勘查测量工作，提出了二十几条有关水利的建议，治理河渠塘堰几百所。
在元大都（今北京）附近，他主持重开金口河引永定河水，主持建设了最后打通京杭运河全线的通惠河工程。郭守敬设计制造了20种天文仪器，进行了南北一万一千里、东西六千余里的天文大地测量，1280年完成《授时历》。他首先提出了“海拔”的概念，比德国数学家高斯早560多年。
潘季驯
潘季驯（1521－1595）是明代著名治河专家，曾4次出任“总理河道”，主持治理黄河、淮河、运河，在治黄理论和实践上有重要建树。针对当时河势散漫的情况，他在徐州以下黄河两岸高筑大堤，挽河归槽，实现束水攻沙；堵塞高家堰决口，加固高家堰大堤，逼淮水尽出清口，以清刷黄；以洪泽湖拦蓄淮河洪水，并为运河提供水源。他还提出了利用黄河本身冲淤规律实行淤滩固堤的措施。由他奠定基础的明清河道一直维持了300年之久。他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三点：①把治沙提到治黄方略的高度，实现了治黄方略从分水到束水、从单纯治水到注重治沙的转变。②提出并实施了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的三条措施，即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淤滩固堤。③著成《河防一览》一书，系统总结、完善了堤防修守的一整套制度和措施。后人评价说：“治河人员只要能记住他书上的一两句话，提出的措施办法就会高人一筹。”
李仪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