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独白范文1
以我多次的旅游经验来说， 不管是单纯的旅游还是学习和旅游结合的游学，欧洲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去处。就拿这次我的欧洲游学来说吧，跟着一个游学团队去了法国和意大利。整个来说风景没得说，更重要的是学到了很多平常生活中得不到的体验和感悟。
在这次的欧洲游学当中，我第一个深刻的就是什么叫纯粹美。真的，海水蓝的异常纯粹。或许你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这里的海水会蓝的那么晶莹透亮，很有一种蓝宝石的美，尤其是在阳光的照耀下，像似了哪位仙子不小心把收集的蓝宝石全部遗失到了这里。这里的房子绝大多数是乳白乳白的，但这种白，白的纯粹，白的让人流连。即使是偶尔的几个蓝色的圆顶屋也和不远处的大海相回应着。这种纯粹的美是深入人的心灵的。你整个人站在其中都会不由自主的被大自然造物主所震撼。的确。。圣托里尼的美是永远的美。
见过很多关于这个地方的照片，当自己拿着这些照片去一一对照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的不一样，个人感觉，照相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审美观，或多或少会进行一些技术的处理。而当自己亲身体验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中被这里的风景所震撼。是的只有身处其中才会明白这种仅仅用蓝白两色就承接成的纯粹的画面是有多么美丽。不管哪个角度，也不论什么时候都有她独特的独特的韵味。尤其是在傍晚时分。
可以说整个城市都会披上一层和谐的亮金色外衣，整个城市仿佛都是在记忆深处等待灯火的斑斓，你一个人走在路上会有不想停下来的冲动，生怕自己那一瞬间的犹豫就错过了一段迷人的邂逅。或许任何活动都有结束的时候，但我舍不得！游学就是一场精神的朝圣。
纯粹独白范文2
ISA KNOX防lI两明星产品SUN BALM
Sun Balm不是防晒霜，而是防晒膏，让你的脸部肌肤从此远离手的碰触，体验更轻松、清爽、清透的防晒效果。作为ISA KNOX新季推出的防晒明星产品，SunBalm出色的防紫外线能力，集防晒、美白、隔离、润色多种功能于一身，带来焕然一新的使用感受。它的最大突破就在于：不再是传统的、黏腻的防晒霜，只需用粉扑轻轻涂抹一层，就能让肌肤远离紫外线。SPF50+，PA+++的高效防晒，给肌肤一整天的轻柔呵护。
上市时间：2007年5月
编辑点评：ISA KNOX邀请香港明星陈慧琳作为
此款防晒新品的代言人，令Sun Balm备受关注。SunBalm的新形态感觉新鲜、特别，防晒的同时还能像隔离霜一样美白，调整肤色。具有防晒效果好、清爽不油腻、低刺激、使用方便4大优点。
玉兰油透山冰肌矿物泥面膜
作为OLAY第一款清洁型面膜――透白冰肌矿物泥面膜，为肌肤营造美白底子，给你净澈如冰，透白如玉的肌肤。它将“出――净化”、 “进――美白”两步完美结合，在深层清洁的同时更带来润白功效，添加水润精华与净白精华，不但避免了普通泥面膜的干燥刺痛困扰，还能为肌肤补充水分。更为特别之处在于，使用玉兰油透白冰肌矿物泥面膜时，肌肤温度可降低3.5摄氏度，带给肌肤清凉舒爽的感觉，仿佛为肌肤祛火，可以用做晒后肌肤的护理。
上市时间：2007年5月
编辑点评：玉兰油透白冰肌矿物泥面膜，每周只需使用1～2次，为肌肤带来深层清洁，祛除毛孔内促进氧化的毒素，吸附毛囊中过剩的皮脂，可改善肤色暗黄现象。
FEMME BY BOSS风尚女用香水
你希望在离开房间以后，你的香水在身后诉说些什么?2007年春夏，BOSS新款香水将带来与众不同的女性气质。她浑身散发着女人味，温柔却不失理性，所到之处，弥漫着女性独有的魅力香气，颠倒众生。她将召唤出内心真实的自我，将隐藏的光芒温柔而有力地绽放，自信、真实、拥有动静自如的风尚，带着东方温婉而清雅的香气，这就是Femme by BOSS的女人。其超模代言人Julia Stegner便是其光彩四射的真实写照。
上市时间：2007年5月
编辑点评：明亮、柔软、平滑。Femme by BOSS香水融合了这些特质；橘子和黑加仑子率先散发出充满果香的前调，由白兰、玫瑰和东方百合组成的三重花香混合了馥郁的麝香基调，微妙地留下温暖怡人的芳香。在中国传统中代表端庄温婉的白兰、一直是女性妩媚气质标志的玫瑰、带有东方神秘气息而又象征着清纯的东方百合，这三种女性天赋的珍贵元素，巧妙调和最适合中国女性的香气。
DUNHILL PURE香水营造英旧绅士精神
无限翻新的英伦风情是dunhill的一贯作风，旨在打造一位兼具先锋精神及幽默感的英国绅士。dunhill Pure香水最能吸引那些从新古典主义得到灵感，渴望寻求获得纯粹能量的现代绅士。它就是此刻的纯粹力量、纯粹能量与纯粹愉悦。Pure纯粹是天生的领导者，它作用于各个感官，是灵感与精力的不尽源泉，它带来的舒适感唤醒了感官与知觉，使精神面目焕然一新。
上市时间：2007年5月
编辑点评：这款香氛将能量浓缩为冰蓝色的液体，带你一同探求未知的领域――水漾木质琥珀调，一种全新的香调种类。前调特选能量十足、活泼跃动的荷叶香调，略带浓烈的白胡椒、小豆蔻随后注入强劲力道、提升动感。渐进香氛核心，糅合入气味流畅清爽的水鸢尾，刚好平衡了广藿香的浓郁味道，充分体现都市男人儒雅而不失坚毅的风度。
BVLGARl宝格丽全新OMNIAAMETHYSTE香水系列
Omnia Amethyste的芬芳一旦展开，这款香水便展现出清新明快的前调。绿色汁液的天然芬芳代表着活力，又隐约透出粉红葡萄柚的气息，增添明亮透明的特点。中调――鸢尾和保加利亚玫瑰花蕾独一无二，营造出与众不同的组合。精致独特的核心香调甜蜜地融入感性温暖的后调中。天芥菜温和轻盈的芬芳融合阳光树林的热情深邃，是最后无法抵挡的诱惑。瓶身曲线蜿蜒柔和，闪耀和透明表面之间的组合用圆润线条得以加强，令人联想起这款独特香水的精致感性特点。
上市时间：2007年5月
编辑点评：优雅而精致，Omnia Amethyste更适合年轻女性，她通过含蓄清新的香气来表达自我。她的优雅个性纯粹而真实，而平衡的象征――紫水晶，令人联想起她高贵和谐的精神。使用后，让妩媚女性气质从含蓄感性中自然流露。
SUPREME AUPRES思魅欧珀莱祛皱修护眼膜
提倡基于“肌肤细胞护理”这一全新护肤哲学来实现“极致美肌”的高机能美容品牌SUPREME AUPRES(思魅欧珀莱)，全新推出专为解决眼部肌肤烦恼而诞生的祛皱修护眼膜，有效改善眼部皱纹问题，令肌肤水润紧致，展现动人眼眸。它集中针对由于干燥和表情变化引起的肌肤表面的细纹，以及由于加龄肌肤失去弹力和张力而产生的深层皱纹，运用能显著改善皱纹问题的高纯度维生素A成分和SUPREME AUPRES淡纹酵母精华，双管齐下集中护理眼部肌肤。
上市时间：2007年5月
编辑点评：眼睑肌肤的厚度仅相当于面部肌肤厚度的1/3，没有汗腺、只有少量的皮脂腺分布，再加上眨眼、表情变化以及年龄增长等因素，眼部肌肤是最容易出现细纹、皱纹的部位，需要特别的关心和呵护。SUPREME AUPRES祛皱修护眼膜，对集中护理眼部以及燥性的皱纹和深纹的护理改善效果较为明显。
DHC红粉玫瑰系列
玫瑰的香气可以调理身心平衡，提升女性的美丽指数，闻到玫瑰香气就会让人产生恍如梦境的愉悦心情，这样的感觉就像谈恋爱。DHC红粉玫瑰系列融合了玫瑰的香熏以及护肤功能，严选来自保加利亚大马士革的粉红玫瑰，利用“水蒸气蒸馏法”采集100％纯净的玫瑰精华，滋润肌肤的同时，抚慰疲惫的心灵，让幸福的感觉洋溢在肌肤上，整天犹如沐浴在恋爱之中，诱发女性天生的魅力。
纯粹独白范文3
新疆的春天不像其它有些城市，某一天，春天就呼啦啦地来了，也许就在一夜之间。没有前奏，没有过度，甚至来不及迎接！新疆的春天还很短暂，不经意中，某一天，就已经在春天里过着夏季的日子。季节的融合没有界限，却有跳跃。
新疆的春天来得慢是慢，可是春的节奏清晰，季节分明，令人憧憬，让人心里滋长一个长长的期待。就像站在街道转角处的妈妈等待久别的孩子回家那样，满怀的期待之后，一定是相拥的喜悦、相依的快乐和相偎的亲切。春天都来了，何怨春色不至。春色，先驻心里也好。
心里拥有春天，就一定能找到春色。周末，决定去踏春，到托克逊，到万亩杏花村，让自己的眼眸由一个季节的灰白，滑入同一个季节的绚烂，滋润心灵，满足眼眸。明媚的天气，美丽的心情。有陪伴的家人，有暖心的朋友，我就这么与托克逊的杏花林相遇，每一朵绽放的杏花，摇曳在高高的枝头，千娇百媚地迎接着我。万亩杏林，无需考究边界在哪里；走进杏园，也看不到边界在哪里。这里，就在不久前还荒芜尽显，转眼已经被春风吹成了花的海洋。冬日有怎样的荒芜，春日就有怎样的烂漫。“冬天从你身边带走的，春天还会还给你”，就如人生中的得与失，今日所得，未必永远；今日所失，未必真失。在我眼里，杏树纯粹。
纯粹在于她的姿态。偌大的一片林地，高低虽有层次，却无大起大落，仿佛生长中，相互彼此照应着，谁都不高出谁多少，谁都不压低谁多少，平等又真诚。纯粹在于她的花色。红色花苞，白色或粉色花瓣，红色花心，黄色花蕊，每一朵都美得那么纯粹，那么坚持。
纯粹在于她的简单。简单到无需绿叶陪衬，枝枝干干上直接发芽、成苞、开花、结果，省去了多少繁文缛节。
纯粹在于她的回报。绝不留恋人类赞美的语言，欣赏的目光。短暂的绽放后，聚集了成果的能量，为了回报劳动者的辛勤劳作，毅然决然地褪去美丽的华衫，甘心冒着风吹雨打、无情催落的危险，将自己凝炼成不起眼的小小的果实，慢慢地长大，回报给劳动者，绝不计较个人的归宿。我们人类的奉献和付出要达到这样的境界，还需要怎样的修炼呢？ z影/王琦忠
站在春天的杏花林中赏杏花，春光包围了我，杏花的香气陶醉了我，家人朋友的和暖幸福了我。仰望杏花的瞬间，有花瓣飘落，地上落满了花瓣，让人不忍下脚。突然就想起黛玉葬花的词：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愁煞葬花人。独把花锄偷洒泪，洒上空枝见血痕。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当然，不该为一首词里浸透的伤感，影响自己的赏花心情，辜负眼前的美景。
纯粹独白范文4
关键词：漆画；国画；绘画性；意境；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J2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2-0186-01
一、漆画与国画的绘画语言
漆画是画，它和其它绘画一样，都是艺术创作，都具有一切绘画共同特性，都须按照一定的美学原理而进行的，都极有一定的绘画性价值。绘画就是人对生活而产生的内心想法的一种展现，同时也体现了人对所绘画的主体的理解和想象，这才构成了漆艺绘画的形式。
国画作为中国的一种传统绘画形式，它展现了其本土性、绘画性与创造性。它作为中国艺术绘画的代表，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宋代尤为鼎盛，这样的历史时刻归功于一种艺术的展现。国画的发展也是中国绘画的鼻祖，它代表了那时候绘画艺术语言和审美价值观念，甚至在现代的艺术领域也受到了其中的绘画影响。
融合与融入渐渐成为艺术的发展必经之路，它渐渐融入于各门技艺之中，成为现代艺术创作中的展现，也成为了艺术家的创作思维来源，慢慢地成为艺术创作的一种来源。而国画在漆画中语言的表现正是漆艺艺术发展的现代形式表达，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
二、漆画与国画的构成语言
漆画，有着独具匠心的表现魅力，且具有丰富的特异材料，变化莫测的工艺手段，形成了自己特殊的艺术面貌和风韵。②漆画有着自己独特的画面语言，它属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走向今天，而在现代漆画中其构成语言多多少少融入了国画、油画以及其它画派的技艺和构成语言。但就现代漆艺展中我们不难发现漆画中用有许许多多的国画表达语言，而这些语言在现代漆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就以画面构成“留白”来说就是两者之间的共同语言表达。
“留白”是国画创作中一种常用的画面构成语言，它展现的是人对画面的理解和想象，从而对画面产生共鸣，进而构成国画这以独特的艺术语言表达，也正是这一表达让国画产生一种独有的气息，而在现代漆画中也有这样的共鸣，使其产生了全新的漆艺艺术语言。
漆画属于工艺性绘画艺术的范畴，是艺术家精神层面的内心视觉的还原，它既能够展现艺术的氛围，又能够展现人对漆艺画面的理解与构成，同时它还可以陶冶人们情操。
漆画创作是一个漫长的工作，它不仅仅展现的是你对漆画面的了解，更多的是展现你的耐性，以及你对画面的构成语言的探索研究，从而构成漆画中的独特的艺术语言。
三、漆画与国画的意境语言的表达
《考工记》中记载，“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此四者，然后为良”。这里指的“工巧”就包含了表现技巧、艺术形象、意境的创造。漆画是画，它和其它画种一样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画面意境，只不过漆画的意境美不是直白的让人一眼望去就能够明白的，通过对湖北漆艺三年展的参观，让我明白，漆的意境需要一定的文化底蕴才能够解释其中的美学原理。漆艺语言主要是“以情动人，以美动人”具备诗一样的意境美。这样也为漆艺画面创作了一种无形的神秘面纱，让人对其产生应有的联系空间。
国画作为中国的国粹，是中国艺术独特的发明，其源于发自于文字与文学，水墨是国画发展的基础，利用黑白相间的艺术构造出了独特的艺术门类，展现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艺术素养。③而正是这样的艺术素养形成了国画独特的艺术语言表达，使得其产生国画中的虚与实、动与静的对比分析，从而形成了独特民族气息的绘画意境。
国画的语言表达展现于悠久的中国儒道文化氛围的影响，而漆画的发展同样有着深厚的人文历史，经过研究表明，两者之间有着共同意境之美理念。并伴随着人们的欣赏眼光都有着相似之处。这才构成了现代漆画与国画意境的相通，使其在创作的同时进而融入，产生共生之美。
结语：随着时代的发展，漆画也在多样化的世界中发展起来。通过研究表明，现代漆画的必须兼融并收、敢于创新，善用其物，从而拓展漆画的艺术视野，丰富漆画的艺术语言。从漆画的绘画语言、构成语言与意境语言出发，研究其语言与国画中的相通，并探索其语言的来源与对国画语言的移植与运用，漆画画面韵味无穷，引人遐思，从而构成了漆画中的特殊语言表达，也让漆画在艺术的领域走的更远、更好。
注释：
①刘小怡著.现代漆画语言的独特美[J].西南大学育才学院美术学院，2011年3月.
纯粹独白范文5
关键词： 现象学；纯粹哲学；不纯粹哲学；对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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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整个传统西方哲学史而言，如果可以用几个关键词做出概括的话，那么“纯粹”（pure /rein）一词，绝对足以担当此重任。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对“纯粹哲学”进行全面论 述的哲学家恐怕非康德莫属了。在康德那里，“纯粹”意味着一种形式的东西（时空形式和 先天范畴），由此构成数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必然性”“可靠性”的最重要前提。而胡 塞尔差不多是在同等意义上从康德那里继承了“纯粹”概念，并且将其发扬光大，作为一生 矢志不渝的哲学追求。日本学者鹫田清一在他的《梅洛－庞蒂》一书的前言中讲述了一个故事，说胡塞尔曾经带着 孤寂的心情回忆自己的幼小时代：别人给了一把刀，因为刀不快，所以反复地磨，最后对磨 刀本身入了迷，等察觉时发现刀已卷刃，什么也切不了。[注：参见鹫田清一《梅洛－ 庞蒂——认识论的割断》，刘绩生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这一略带“悲壮色彩”的故事可以看做是胡塞尔的“纯粹哲学”生涯的一个缩影，同时也好 似谶言一般，暗示了胡塞尔现象 学，甚至是整个现象学运动将是个充满矛盾、纷争的迷惑之途，恰如保罗•利科的评价：“ （现象学）是胡塞尔研究的变种和由胡塞尔那里产生出来的异端的总和”［1］801。 以至于，梅洛- 庞蒂在其《知觉现象学》的前言中一开始这样写道：“什么是现象学？在胡塞尔的最初著作 出版后的半个世纪，还要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是离奇的。然而，这个问题远没有解决” ［2］1。实质上，梅洛-庞蒂提到的“这个问题”以及他所要试图解决的“这个问题” 就是：现象学 应该继续执守于“纯粹之思”的理论世界，还是应该通过一种“不纯粹”的方式走向原初的 生活 世界的问题，简言之，也就是现象学在“纯粹”与“不纯粹”之间如何选择的问题。这个问 题直接关乎“现象学”能否得以真正确立的根本性之所在。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了，问题非 但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反而显得更加的波诡云谲、莫衷一是，同时也日渐成为了当今国内 学界所关注的重要话题[注：2006年10月中旬，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了“文化哲学暨现象学国际学术会议”，此次会议的主题是 “现象学与纯粹哲学”。与会代表就此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也促使了笔者对此问题进一步的思考，遂成此文。]。有鉴于此，我们将以一种谱系学的视角，从现象 学的诸多文本出发，试就这一问题给予新的理论解读，既就教于学界同仁，又姑为抛砖引玉 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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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斯皮格伯格所言：“现象学不是一种静止的哲学，而是一种具有能动要素的动态哲学， 它的发展取决于内部固有的原则，也取决于它所遇到的‘事物’，它所遇到的领域的结构。 ”［1］《导言》1因此，在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不断地被复制、嫁接、繁殖着，出现 了一系列的新的特质 和趋向。依笔者之见,撮其枢要,这些新的特质和趋向可概括为三种具有根本性和普泛性的理 论转向。
（一） 从“理想本体”走向“生活世界”
胡塞尔曾经说过：“一切奇迹中的奇迹乃是纯粹自我与纯粹意识。”［3］毫无疑问 ，“纯粹性 ”是胡塞尔现象学中最为重要的概念，它是构筑其整个“先验现象学”的拱顶石。这里的“ 纯粹”（rein）指的是“首先意味着对经验内容的排斥和对本质要素的诉诸；其次意味着对 外部世界之存在的搁置和向意识本身的回溯”。［4］因此，“现象学的悬置”就理 所当然地成 为了践行“面向事物本身”现象学精神的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也成为胡塞尔现象学所 提出的“最终论证”之意图实现的根本保证。就在胡塞尔陶醉于将这种所谓的“现象学的悬 置”的方法推向极致，将本体世界中一切“杂质”清除殆尽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被 置身于这个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若深入追究的话，我们会发现胡塞 尔现象学方法中就始终隐含着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现象学试图通过“现象学的悬置”取消掉由客观主义和超验主义所设置的传统哲学 中的二元对立，坚持 “显体即本体”的直观性原则，强调作为理论生命之源的人的直接的 、具体的原始经验和体验，而这种原始经验和体验决定了我们所面对世界的存在方式。从严 格意义上说，这个世界“只能是一个为我所感觉、为我所判断、为我所意愿、为我所爱的和 所恨的世界，是一个以我的不同价值取向方式把握的世界……是一种属人的意向性的产品”［5］11。简言之，这个世界是进入我们视域当中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人的实践得以展开的意 义世界，而且这个世界也同时内在地构成了人的视阈以及人本身，也许这第二维度才是更重 要的问题；另一方面，它试图通过先验还原，以纯化的先验意识经验作为现象学研究的基础 ，使其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但是这种先验主义态度又必然会使一切严格限制于我思的 纯粹意识范围之内，超越意识内在性的实体问题，无论是物还是人的实体，都是作为心理主 义和自然主义思维态度中的虚构之物统统先行排除出去。如此这般，为我们剩下的就只能是 一种彻底“纯粹”的，同时又苍白无力、荒凉可怖的“世界”了。因此，赵汀阳先生在其文 中精辟地指出：“胡塞尔试图使现象学成为一种纯粹的现象学，在我看来，一种现象学如果 是纯粹的，那么很可能反而远离事物。”［6］因此，在当胡塞尔宣称哲学必须要 以一种最原始 、最直接的描述性直觉视为“一切原则的原则”，对一切“先入之见”进行“悬置”和“中 止判断”的时候，“先验自我”的推出必然将胡塞尔自身推向了其理论的对立面，并且这种 “纯粹的”自我意识本体的努力最终导致了对“面向事物本身”这一现象学基本精神的背离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悖论，致使很多人认识到正是胡塞尔“先验自我”的提出，使得一度被 唾弃的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又得以借尸还魂爬出了坟墓。
事实上，无论是笛卡尔的实体本体论，抑或是康德的理性本体论，还是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意 识本体论，都不过是一种所谓的“理性本体论”的形变和移植。众所周知，传统的西方本体 论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理想本体论的学说。胡塞尔哲学的推出，标志着这种理想本体论思想已 臻至鼎盛，而同时也预示着该思想盛极必衰地从其辉煌走向衰亡，预示着西方一种全新的本 体论再造运动已跃跃欲试地要登场了。
海德格尔虽然曾被胡塞尔指认为自己所开创的现象学事业的忠实继承人，但是从一开始他就 与胡塞尔所期冀建立的纯粹理想本体保持了距离。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根基 是 实体性和主体性，但实体性和主体性这样的前设本身还是“无根的”，原因在于它们专注于 存 在者（seiendes），然而恰恰遗忘了作为前提的存在者之存在、存在（sein）本身。在海氏 看来，“存在”总是以“此在”的形态出现的，所谓“此在”就是此时此地此人所理解到的 “存 在”，亦 即我的“存在”、你的“存在”、具体个别人的“存在”。因此，“存在”与其说是归附于 “存在者”， 不如说是归附于“此在”。于是，“此在”实质上上升为海氏哲学的最核心概念，同时也完 成 了用“属人”的“此在”去置换胡塞尔非人性的“纯粹我思”，用基础存在论置换胡塞尔的 理想本体论的任务（对胡塞尔而言，这是一个不可容忍的倒退）[注：对于这一点，保罗•利科这样评价：“真正本体论的解释只能通过在现象学之内 并通过现象学所导致的‘抛弃’产生出来。被抛弃的东西是主客关系的优先性，后者仍然支 配着胡塞尔的现象学和他对意向作用和意向对象互相关系的研究。要想对这种优先性提出质 疑，必须同时放弃意识的中心地位……对意识优先性抛弃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 有典型的表现……起点不是我思而是有关存在的问题”。参见保罗•利科《哲学主要趋向 》，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80-181页。]。据此，海德格尔对“此 在”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结构性分析，提出了“在世之在”（in-der-welt-sein）。海德格尔 认为，“对在世之在的澄清曾显示出，无世界的单纯主体并不首先‘存在’，也从不曾被给 予。”［7］也就是说，主体或自我始终处在世界之中，也始终处在与他人的共在 之中。哲学的本体不 再是哲学家“思”所把玩的对象，而是恰恰相反，人与世界的关系先于一切认识,而认识不 过是人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种方式。传统的哲学本体曾经所独居的先在地位，不得不让位于更 原本的处于一种 “上手”（zuhanden）状态的，植根于一种伦常之中的“共在”本体，从 而断然宣判了一切耽于超验思辨和存在时症的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学说的死刑。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海德格尔是比胡塞尔更接近现象学的现象学家了。因此，他的这一“惊世骇 俗”的哲学发现很快在现代西方思想界中迅速扩展开来，改变了整个西方的哲学发展路径。
梅洛-庞蒂创造性地解读了胡塞尔的直觉主义哲学方法，并将这一现象学的最根本原则发挥 得尤为彻底，将“先验自我”最终还原到了身体知觉上，“身体”被梅洛-庞蒂选做 了现 象学的叙述起点。但是这里的“身体”不再是在意识之中被还原的概念性“身体”，而是在 与世界交往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是意义的“纽结”，是“意义的发生场”。如果说，海德 格尔 在对“此在”的理解上还残留着意识哲学的影子，在对“生活世界”问题上多少显得犹豫不 决 的话，那么梅洛-庞蒂则真正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登堂入室者了。梅洛-庞蒂旗帜鲜明地宣称 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的不可能性，主张“挺身于世界”，世界的意义就在身体知觉的感知中 不 断地拓展、延伸，身体和世界联系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最终成为一种休戚相关的关系，也就 是梅洛-庞蒂的“世界之肉”。以“世界之肉”来隐喻身体，以此去更加如其自身地来显示 野性的、蛮荒的生活世界。梅洛-庞蒂所强调的这种“模棱两可”性，或者是“含混性”， 总让我 联想到了维特根斯坦的一句名言：“我们想要前行：所以我们需要摩擦力。回到粗糙的地面 上来吧！”［8］黑尔德(k.held)曾这样评价过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我们”的世界的建立攸关胡塞 尔现象学存亡生死,惟有认真解决这一课题,才能“阻止现象学的失败”,否则的话,“现象学 就始终悬浮在云里雾里”。梅洛-庞蒂正是通过他的“身体”现象学，将现象学运动从 “云端”拉近到“地面”。因此，我们的世界实际上是以“生活世界”为其奠基的，那种被 传统哲学家所坚信不疑的所谓理想的本体世界，犹如培根所言的那种“剧场假象”一样，不 过是闭目塞听的、“远离其生命制作本源的形而上学的幻影和毫无价值的伪名”［5］11。“向生活世界回归”几乎成为了整个当代西方各派哲学所发出的共同心声。
（二） 从“独白”走向“对话”
众所周知，西方传统哲学统一于认知理性，所谓“认知理性”,即运用于人的认识领域里的 理性,也即人们所说的“科学理性”。而这种认知理性又是深深地植根于西方的主体性思想 当中的。由此构筑起来的理性“话语霸权”的历史，也就是一部“唯我论”的主体主义哲学 不断扩张的历史，理性的他者只能聆听理性的“独白”而默默失语。
近代认识论转向以来，如果说是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将理性的自我意识作为其哲学 的出发点，那么康德提出“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的命题，最终把人扶到了宇宙的中心。但是 在 胡塞尔看来，无论是“我思”还是“自我意识”都是“不纯粹”的，无法完成“纯粹世界” 的奠基性任务[在胡塞尔看来，笛卡尔把“我思”看成是一个与物质实体相对应的精神（心灵）实 体，但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是看不见这样的精神实体的，它是不可证明的，是一种假设。 笛卡尔所开创的“怀疑法”在面对自我时却停住了脚步，因此，胡塞尔不无遗憾地说：“笛 卡尔把到手的伟大发现滑掉了”。而康德则依然未能摆脱超验主义的诱惑，在其哲学中保留 了一个永不可知的“物自体”作为其认识论哲学的先决条件，使得“自我意识”实质上失缺 了原初性的地位，这对于胡塞尔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也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深刻思考，胡塞尔不无自豪地隆重祭出了自己的 “先验自我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断言:现象学是整个近代哲学“秘而不宣的期待 ”,同时又是我们这个时代“隐秘的渴望”。［9］但与此同时,这一激进的哲学努力 也为胡塞尔 的现象学埋下了理论危机的伏笔。也就是说,尽管胡塞尔标榜自己的主体性哲学是一种“先 验的”主体性的哲学,尽管胡塞尔宣称他的先验自我并非是封闭的，而是通向一个与实在对 象相关的关联域，但这一切并不能避免其学说具有一种露骨的唯心主义的嫌疑。这种彻底唯 心主义的建立必然会流变为一种更加赤裸裸的“唯我主义”（solipsism）的学说。
为了打破这一“唯我主义”的“独白”困境，胡塞尔在《笛卡尔的沉思》中集中讨论了主体 间性的可能性问题，从对自我以及他人身体的构成，直到其最后所形成的那种所谓的交互的 、无限开放的单子共同体即先验自我的共同体。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由于胡塞尔对纯 粹意识的偏爱，特别是由他所织就的一整套现象学的金律，例如对自然观点的悬置、对自我 明证性的顶礼膜拜等等，使得人们对胡塞尔是否能在先验自我的基础上成功建立起主体间性 提出质疑，就像舒茨所言：“先验自我究竟是单数还是复数，如果是单数，何以来主体间性 ？如果是复数，为何要在唯一的先验自我中加以讨论？”。［10］虽然，胡塞尔的主 体间性实质上 依旧是一种意识的主体间性。但是，高秉江先生在其《胡塞尔与西方主体主义哲学》中替胡 塞尔进行善意的回应，认为我们要更多地注意到胡塞尔试图从独一的纯粹自我的独白走向 多元的世俗主体的交流对话的可贵倾向[注：参见高秉江《胡塞尔与西方主体主义哲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166页。]。这样的评价是公允的，因为胡塞尔正是从一种“ 一元的”、“独白的”认知理性的绝地之中，窥测到了对话理性、交往理性将会带给整个西 方哲学的一抹希望的阳光。哲学势必要从纯粹的“思”走向生活世界，从终极真理走向现实 境遇，从主体性哲学走向主体间性哲学，从一种反躬的“独白”话语走向生机盎然的“对话 交往”，这一致思路径被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家继承并发扬光大了。
如果说，胡塞尔所臆想的主体间性的“对话理想”仍然是以一种认识的“我思”基础上的一 厢情愿的话，那么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现象学则以一种“理解”的姿态，完全落实于一种人类 共同体的交往、对话中了。因此，可以说只有对“理解”本身的深刻领悟才是通往伽达默尔 现象学的不二法门。给理解以本体性始于海德格尔的早期存在论,他认为人的存在需要理解 ，强调理解是此在的存在形式。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说：“ 理解……是此在的原始完成形式，是在世界中的存在。在理解按照各种不同的实践的兴趣或 理论的兴趣被区分之前，理解就是此在的存在方式,因为理解就是能存在(seinkonnen)和‘ 可能性’”［11］333-334 。伽达默尔的“理解”已经完全不是在认知理性辖制下的，以一种“我—它” 方式展开的话语殖民活动。在这种“我—它”关系中,我把一切存在者都视为外在于我的对 象性客观存在，我根据我自己的立场、观点和需要对其予以理解，并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使 其为我所用，这种理解完全是一种工具理性的表达。与之不同，伽达默尔的“理解”是一种 问与答的对话形式，即遵循着一种所谓的问答逻辑。就像当代现象学家德莫特•莫兰（derm ot moran）所言：“普遍的、真正的理解是显现于一种对话当中的，是超越谈话者意向性之 外的。”［12］249这种“对话”毋宁说更像是一种“我”与“你”的不期而遇(me eting)的“坦诚 相待”。如果说，在这之前的整个西方哲学史犹如由一个大写的“我”所演出的一场独舞， 那么在伽达默尔这里，已经揭开了“你我”共舞的序幕。伽达默尔认为，“要进行谈话，首 先要求谈话的伙伴彼此不相互抵牾”。“谈话艺术的第一个条件是确保伙伴与谈话人有同样 的发现权”。［11］471正是这种交往和对话，使理解者和交往、对话的双方都在这 种开放性视域 融合中超越现有的视域边界和历史视域的筹划活动，最终实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相互理解。
可以说，这种对话主义的思想为整个现象学运动注入了新的激情、活力和生命。例如，舍勒 以用“爱感优先论”取代传统哲学中的“认识优先论”；像梅洛-庞蒂则将意识意向性转变 成了一种身心统一的身体意向性，旋即从一己之“身”推向了大众之“身”，他人身体既是 知觉 的对象，同时也是我身体的主体，自我和他人都是有生命的身体。这种身体间性的推出，使 我们之间广泛的社会交往和对话成为可能；还有像德里达所提出来“互文”（context）的 思想，他“把整个社会交流机构，比如政治机构、行为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文本（text）…… 这种文本不是我们通常感知中书写的文本或纸张，而是一种自身以及与外部相互沟通交往的 联合体”［12］453。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对话主义的思想潮流几乎已经深化和推广 为当代西方哲学界（语言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神学等等）的基本理论视域，成为对西 方经典哲学反思和纠拔最有力的理论支点。
（三） 从“超历史”走向“历史”
总体来说，在胡塞尔之前的西方哲 学中存在着两种时间观念：一种是亚里士多德在其《物理学》中所表述的“时间……是使运 动成为可以计数的东西”［13］为代表的自然时间或者物理时间观念；另一种是以奥 古斯丁在其《忏悔录》中所提出来的主观时间观念。在胡塞尔看来，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时间 观念从客观 的观点出发，是完全有其合理性的，因为所有的外部实在都是在客观时间中得以存在着的， 因此“有人对通过时间构成方式而决定体验的客观时间感兴趣”［14］6。但是，胡 塞尔认为，“ 这些都不是现象学的任务。正像实在的事物或者实在的世界不是现象学的材料一样，世界的 时间、实在的时间、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时间，也不是这样的材料。”［14］6正是因 为如此，胡塞 尔所要选择的是一条奥古斯丁式的时间理解方式。胡塞尔提出了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时间概 念（内在时间），即“这种在单一经验流内的所有经验统一形式（一个纯粹自我的形式）” ［15］206。与柏格森的心理主义色彩极浓的“生命时间”相比较，他这种内在时间 是纯粹意识的时 间，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功能化的时间，它严格地说只是康德意义上的先天直观构造形式。 这种功能化的内在时间意识整理和统摄心理体验、感受、情绪和意志，胡塞尔的内在时间意 识仅仅是先验主体的统摄性构造功能，就像胡塞尔所指出的：“‘时间性’这一术语与普遍 经 验有关而表示的主要属性，不仅指出了以一般方式属于一切单一经验的东西，而且也指出了 把经验和经验结合起来的一种必然形式”［15］207。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胡塞尔极力想 使自己摆脱心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缠绕，经过现象学还原后的“内在时间”虽然在“纯粹性 ”上已经日臻完美，但是这种被“淘洗干净”的时间已经不是对象性的心理体验和感受本身 ，这种时间与历史的和现实意义上的时间是有较大区别的，它甚至不是心理意义上的个人时 间。也就是说，这种现象学最基底的共时性结构和纯粹意识在本质上是拒绝时间性和生成性 的，而也许所拒绝掉的东西恰恰才是哲学需要驻足玩味的地方。
胡塞尔认为，只有通过对纯粹意识的分析才能最终获得对时间的始源性领悟，然而，胡塞尔 哲 学始终都要面对的“唯我论”困境在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的建立的过程中也是表露无疑的。 但是，当海德格尔把我们引出孤寂、晦暗的意识之流的时候，将“此在”重新放入一个生灭 变 化 的现象世界当中，确实给我们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现象学也从此“活脱”了起来。 海德格尔所理解的时间是人生历程和经验的时间性，是作为人生在世作为“烦”所有的现身 情态的沉沦和领会。在海德格尔那里，时间成为其现象学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这一点可 以从其代表作《存在与时间》的名称上就已昭然若揭了。与此同时，海德格尔为“此在”赋 予了一种宿命般的历史性结构，即“向死而生”（being-towards-death），一种存在的极 限。既然此在的存在即生存（existenz），它就是一个被抛入可能性境域的自由的能在。因 此，此在被规定为人的存在而非神的存在，此在不是永生的存在者，故此在必须“向死而生 ”。“死亡”是此在本身向来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可能性，也正是此在对“死亡”所表现 出来的“畏惧”（anxiety），使其对时间获得一种最深刻的洞察和领悟。迨其后进，伽达 默尔、保罗•利科、梅洛-庞蒂、德里达等后世的现象学家们也都在海德格尔所开创的“此 在的时间观念”这一致思取向上不断深入下去。
如果说，在海德格尔那里，“时间”仍旧是一种镶嵌于“此在”之中的要素性构成，那么在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现象学中，他则将这两者关系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颠倒。伽达默尔认为历史 性是人类的存在方式,是理解的创造性基础，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之中 ，由此诞生了“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这一全新的概念。伽达默尔认为，“真 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 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11］385在这里，解读与文本、给予与 接受、读者与作 者,或一言以蔽之,“我”与“他”都失去了自身的异在性，完全消融和统一于“效果历史” 这一功能化的活动之中了。进而，梅洛-庞蒂以身体活动作为时间展开的基础提出了“时间 是生命的方向”，［2］513“时间不是我把它记录下来的一种实在过程、一种实际连 续。时间产生于 我与物体的关系”［2］515。德里达则用所铸造的“延异”一词，批判了西方形而上 学传统的逻各 斯中心主义对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割裂，从而强调要素在时间上的差异，将历时性和共时性紧 密地交织在一起。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代德国现象学黑尔德（k.held）在《世界现象 学》中推出了“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generational time-experience），对西方传统中 的对历史性或时间性的概念理解产生了颠覆性和开创性的重大影响[注：请参阅黑尔德的《世界现象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42页。相关研 究论述还可参阅张再林《中国古代宗教观的身体性》(《人文杂志》2006年第6期)，柯小刚 《黑尔德“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与儒家“慎终追远”的祭礼空间》(倪梁康等主编《中国 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7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等文。]。在后世的现象学家 那里，这种由一种先前囿于纯粹意识的“超历史”的现象学，走向一种“历史”的现象学已 经成为了共同的理论旨趣。如果说现象学运动经历了由“理想本体”到“生活世界”、由一 种“独白”走向“对话”的曲折历程，以此展现了现象学家们为消弭传统西方哲学危机所做 出的理论努力，使其摆脱了一种“自说自划”的自我指涉的话，那么从“超历史”的蹈空踏 虚，步入到一种“历史”的广阔空间，最终使得曾经作为一种静态“无机”哲学的西方哲学 在时间的流转中脱胎为一种动态、具有“生命意识”的形下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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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我们通过对现象学运动的发展脉络所做的一番整体性、概貌性的梳理和分析，显 现出从“理想本体”走向“生活世界”、从“独白”走向“对话”、从“超历史”走向“历 史 ”三大致思路径，显而易见，所呈现出来的这三种看似相异的趋向实则有着一种“异曲同工 ”之妙，也即都从不同的层面暗合了一种从“纯粹哲学”到“不纯粹哲学”、从“形上之学 ”到“形下之学”的总体转向。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哲学转向不仅业已成为现代西方以现象 学“惟马首是瞻”的人本主义哲学发展的潮流,同时亦得到西方现代其他各派哲学的积极的 和热切的响应。比如语言哲学当中以罗素等所开创的语言分析学派向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日 常语言学派”的回归；在宗教哲学中，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统治性地位的传统权威主义神学观 ，不得不面对来自马丁•布伯所倡导的对话主义神学观的挑战；在伦理学领域，哈贝马斯更 是高举 “后形而上学”的大旗，力主建立所谓的商谈伦理学等等。但是，真正摆脱西方纯 粹哲学传统的巨大的历史惯性,而使一种“反形而上学”的反叛精神成为当下备受世人关注 的思想潮流当属后现代主义了。在这种新的哲学思潮的强势话语下，昔日显赫一时的“形而 上学”、“先验哲学”、“纯粹性”等传统哲学概念仿佛一夜之间成为了人们纷纷避之不及 的危险物品，备受人们冷落。
应该说，之所以包括现象学在内的诸多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会出现如此声势浩大的转向，是 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背景：西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以理性、基础、中心、进化为取 向的单向度扩张，致使整个西方不得不面对来自社会、文化、人性等多重危机，正如《帝国 》的作者们所看到的那样：“现代性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就是自相残杀的战争、毁灭性的‘发 展 ’、残酷的‘文明’，以及在过去无法想象的暴力”。［15］51因此，正是在这样的 特定境遇之下， 现当代的哲学家们尝试着用一种“多元的”、“不纯粹的”、“形而下的”全新视角重新审 视和反思西方的社会和哲学危机，找寻一条真正的救赎之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很清醒 地看到，正如人类的任何理论都囿于理论创制者制定的视域而难以逃脱其思想的片面性一样 ，一味地无限放大哲学的“不纯粹性”和“形而下”的趋向，而对传统哲学中的“纯粹性” 和“形而上”的主张持一种完全否定和排斥的态度，与其说这样的做法是一种所谓的“片面 的深刻”，不如说是将会重蹈“以偏概全”的覆辙，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更为重要 的是，这种一维性的替代模式内在地与其本身所倡导的多元、对话精神完全相背离，而再次 沉沦为一种所谓“权威话语”的垄断统治，正像使徒彼得对安那尼亚说的：“看哪，将要抬 你出去的人的脚，已经站在门口了”［16］。
实际上，在我们看来，无论是以追求精神的确定性、规范性、纯粹性和终极性的“形上之学 ”，还是以奉所谓的不确定性、开放性、多元性和对话性为圭臬的“形下之学”都有其自身 不可移易的深刻合理性，是人类文化中的两种根本性的“元模式”，共同承担着使人类文化 最深层隐秘得以破译和洞揭的任务。因此，这两种看似迥隔霄壤的致思趋向，实则为一种“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在互斥中互补、在相反中相成的对话关系，也即为张载所发明：“ 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17］《正蒙•太和篇》的这一“一物两 体”的“两一”精神。正是如此，当代法国著名现象学家马里翁(j.l.marion) 试图将天主 教信仰容纳于现象学研究当中，形成一种新的被给予性形而上学，这一所谓“形而上学回归 ”的呼唤在当代西方思想圈中，受到人们日益关注。
诚然，在当今为数不少的“哲学家共同体”中，都将这种对话主义视为一种康德式的“范导 原则”，自觉地践行这一现代哲学主流趋向，推动建立起真正具有开放性、普世性的世界哲 学和世界文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传统西方哲学中所固有的积重难返的主客二 元思想仍旧在觊觎着这个世界，愈演愈烈的中心主义、权威主义思想行为模式，以及日益膨 胀的工具理性思潮无一不是这种“独白”式话语的鲜活注脚。与此同时，在现代性社会中弥 散的这种“权力话语”最终会导致一种法治化、等级化、非人格化的、科学化的理性秩序 。这种“权力话语”必定会导致一个二元论世界的出现：天国和尘世、自我和他者、超验和 经验、内部和外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白人和黑人等等。在这些对概念组中，无一例外地 都服从着黑格尔式的主奴逻辑，后者总是以前者为中心，而前者总是以一驭万的姿态傲视后 者。这种此褒彼贬、此优彼劣的文化模式必然走向一种对“中心主义”文化心理的认同，对 我们当代世界来说，即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在各种社会、区域、文化中的野蛮侵略 。因此，消除这种“权力话语”不仅仅是哲学的任务，更是一种现实的迫切要求。
归根到底，现象学所面对的这种“惑”，实质上也同样深深植根于人类整个文化和现实的困 境之中。我们认为，要想真正解决这一难题，彻底摆脱“权力话语”的捆罚，那么一种“公 共领域”的确立将是当代人类势在必行的任务。“公共领域”的建立不仅仅是一个只靠理论 学家们在其书斋中坐而论道的理论性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马克思所讲的“哲学家们只 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18］，这一宣言即便今天听闻， 还是那样的振人发聩 、发人省思， 这也似乎说明了政治哲学在当代日渐上升为一门显学的应有之意。因此，在一种平等的你我 “交谈”之中，以“协商”取代“强制”、以“对话”取代“争辩”、以“共识”取代“统 识”，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根治人类现代社会的种种不治之症。明此乎，我们才方能体悟出“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9］《礼记•礼运》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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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独白范文6
引 言 随着1934年凯尔森（H.Kelsen 1881—1973）的著作《纯粹法学》的诞生，从极端方面阐述法律实证主义的纯粹法学成为当代西方法哲学一个影响广泛而深远的重要流派。纯粹法学不仅适应经验科学的发展成为实证主义思潮的产物，其深受新康德主义影响的哲学渊源性也已为学界证实。而现象学作为同时期流行的哲学思想，其方法在法学领域中的影响和体现也应是可以想象的。从现象学方法看纯粹法学(1)应有一番深刻的认识和新鲜的体验。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创立了现象学。他试图建立一种寻求永恒真理的方法，通过“现象学”这一概念，肯定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为当时普遍的自然科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探索缓解的途径。现象学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而是一个由不同理论、学派组成的思想运动。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可被视为现象学运动的大体走势与发展脉络；舍勒的哲学人类学、因伽尔登的美学与伯奇的马克思主义也因其现象学态度而被纳入其中。作为一种共同的接近问题的方式，现象学方法是其共通之处。所谓现象学方法，根本统一在于：“非常执拗地努力查看现象，并且在思考之前始终忠实于现象。”（倪梁康主编：《面向事实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现象学方法在法学思想领域留下的痕迹特别是与纯粹法学的内在契合是明显的，尤以胡塞尔的纯粹（或先验）现象学为甚。 一、纯粹的研究对象 使哲学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是胡塞尔在哲学上终生奋斗的目标。“作为真正科学的哲学，其目的就在于寻求超越于一切相对性的绝对、终极的有效真理。”（［德］胡塞尔著：《逻辑研究》，1928年德文版，第103页。转引自夏基松著：《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页。）哲学的真正对象应该是一种既非物质，也非感性经验的“纯粹自我意识”或先验“主观性”。胡塞尔认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一个天才的发现。由“我在怀疑”，可知“我在思想”，所以可以肯定“正在思想的我”的存在。其他事物向我们显现的都只是它们是什么，而并未显现它们的存在。唯一可以确信存在的就是“纯粹的先验的自我意识”，应把它作为我们认识绝对真理的基础。通过“现象学还原法”可以认识“纯粹的自我意识”，其特色是不以任何假设为前提而达到必真的真理，这就是“中止判断”。这源出古希腊怀疑论哲学家，表示对一切给予的东西打上可疑的记号，暂不表态。通过“中止判断”进行“先验的还原”和“本质的还原”即可获得纯粹的自我意识。“先验的还原法”又称为“括号法”，指“排除世界，不对它作出任何直接的判断”（《胡塞尔全集》第8卷，第436页，转引自夏基松著：《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页。）。运用历史的括号法和存在的括号法可以否定一切传统知识和外部世界，剩下的只是“纯粹意识”或“纯粹现象”了。欲达到绝对真理还需进行“本质还原”。“纯粹现象”呈现给我们的是直接经验中的各种变化不定的东西。把握住内在的常住不变的本质才最终把握了真理。而本质并非隐藏于现象背后，而是直接呈现于现象之中。本质还原的基本原则是“面向事实本身”，即面向直接的给予或纯粹现象。它要求把有关认识对象的存在的信念悬置起来，因为除了纯粹自我意识之外，我们并不能肯定事物的存在。当然，通过中止判断，我们的目光集中于事物向我们直接显现的方面，即达到纯粹现象之后，还需把握综合特质，使共相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的意识面前。因为所有被认定为是物质的东西应被当作一个整体来关注，而个别东西的存在缺乏自明性。哲学以纯粹的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人们的认识应以此为逻辑起点。而在凯尔森的认识体 系中，法律正是被给予的认识对象，显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法律是什么，而不是它的存在。我们应把目光集中在法律作为一种现象向我们直接显现的方面，即纯粹的法律现象。所谓“纯粹”，即不掺入个人意见的明证性，运用 “排除法”，把属于个人心理的因素一一排除在意识之外。在对个别法律规范认识的墓础上应试图发现其普遍的本质即共相。所以，研究法律规范以及它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分类、结构以及法律规范的逻辑体系以达到不同的法律规范的统一成为法学的首要任务。纯粹法学的研究对象是“实在法的一般理论”。纯粹法学“旨在从结构上去分析实在法，而不是从心理上或经济上去解释它的条件，或从道德上或政治上对它的目的进行评价。”（［奥］凯尔森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作者序。） 二、纯粹的实然世界 胡塞尔认为，传统哲学的错误在于在现象之外设定了一个不可直接显现的自在的领域，但这一领域的存在与性质却要依靠主观思维来设定、推理和论证，因而被赋予哲学家们自己的意图，带有主观随意性。摆脱哲学危机之路便是抛弃传统的区分，回到事实本身，以现象为研究对象，而应然世界是我们无法把握也无需认识的抑或可视为不存在。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更规范地说明了这一“应然”与“实然”的问题。所谓“意向性”就是意识指向某种对象的指向性，其实质是意识在自身活动中构造出种种对象的能力。“纯粹意识”的意向性由意向性活动的主体（自我）、意向性活动和意向性的对象（客体）三个因素构成。因此，他认为，纯粹意识中不仅必须有意识活动的主体，而且必须有意识活动的对象，这两者不可分割地统一于自我意识之中，对象并不在自我意识之外，而是并且必然是包容于自我意识之中。对象的含义不是对象自身固有的，而是自我意识所予的。这种认识构造出对象的唯心主义观念在其著作中得到充分的表达：“存在的意义、客观世界，都是在自我这个第一性的意识世界的基础上形成的。” （［德］胡塞尔著：《笛卡尔沉思录》，1977年英文版，第136页，转引自夏基松著：《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 489页。）认识的对象并不是以其存在的假设为前提，而是在自我意识的认识过程中自然显现出来的。纯粹现象是科学的前提，同时显示自身，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现象学能够达到无前提这一最高的哲学目标。纯粹法学也试图排除一切先验的假设，秉承无前提的宗旨，反对把法学作为独立于法学认识之外的客观存在。凯尔森认为：“认识也就在对其对象的关系上一定要担当起一种主动的、创造性的任务。认识本身就从感官所提供的材料中并根据其内在法则，创造它的对象。”法律的内在法则不是独立的超验的存在，而是认识者的先验意识所构造出来的先验法则，包括静态法则和动态法则。值得注意的是，现象学以及纯粹法学所讲的先验意识、先验法则中的“先验”并不是超经验的含义，否则与应然哲学和自然法学无异。与康德的解释相似，他们理解的“先验”是表示研究对对象的认识方式，使经验的认识成为可能的前提。法学研究的任务应是对先验法则的认识和提示，而不是创造和评价已由先验主体意识所构造出来由其自身显现的先验法则。法学研究应以符合先验法则为最终目标，如果认为在认识之外有一个客观存在，就会陷入反映论和形而上学二元论。自然法学说假设了完美无缺，体现绝对正义的自然法，乐观地相信人们对理念世界有充分的洞察力，从而使人类社会 、人的行为适合理想模式，但这种观点是荒谬的。如果自然法可以认识，那么实在法就是多余的、毫无意义的，好象太阳光下点着白炽灯一样。而且对正义和自然法则的理解也是主观利益的客观化，自然法学者们宣称 的自然法并不是一种而是许多种。因此，正义是人们的认识所不能达到的理想。有力地批驳了自然法学说之后凯尔森建立了规范论。既然认识创造出对象，那么意志行为制定或创造了法律规范，法律和法律规范是意志行为的产物。于是法律规范被首次理解为“意志行为的客观意义”（Hans Kelsen，Pure Theory of Law（Berkeley ＆ Los Ango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07），p.5.转引自李桂林、徐爱国著：《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页。）凯尔森的其他法学基本概念如权利、义务、制裁等均以“法律规范”为中心展开。凯尔森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来考察法律的性质，后者涉及法律规范的效力理由和统一性问题。法律之所以应当得到服从的理由只能在法律规范体系中去寻找，某一法律规范的效力理由只能来自于上一级法律规范的效力。最终，所有的实在法律规范的效力都归于一个非实在的法律规范，即基本规范。基本规范是凯尔森寻找到的法律体系统一性的先验逻辑条件，它的效力来自于假设。在回答实在法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时，凯尔森既没有求诸上帝或自然，也没有求诸经验事实，而是从人的认识的先验法则中寻求。基本规范即是实在法得以可能的先验条件。“从法律实证主义角度来说，它构成了任何实在法律秩序的最终推定和假设性基础……正如认识的先验的逻辑原则（在康德意义上的）并不是经验的法律，而仅仅是一切经验的条件一样，基本规范本身也不是实在法律规则，不是实在法律。因为它不是被造出来的，而只是被假设为全部实在法律规范的条件。”（见前揭凯尔森书，第477页。）这种从人的知性中寻求确定性的方式与现象学相似，甚至，基本规范可被视为现象学的理论前提即纯粹先验意识在法学领域中的具体表现。 三、纯粹的必然领域 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在对心理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后者是指19世纪末盛行起来的一种哲学思潮。其主要观点是把逻辑当作一种思维艺术，把逻辑规律归结为经验的心理活动的规律。胡塞尔认为，心理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混淆了自然规律和逻辑规律。前者是事件之间的联系，属经验的规律；后者是观念之间的联系，是先天的原理。观念间的必然的联系是存在于先验意识领域之中的超时空观念，决不会因为人的心理活动而变动。 “观念”与“现实”、“应当” 与“是”的区分也成为纯粹法学的理论基石之一。作为一种规范，法律属于“必然”的范畴。法律是规定人们应当如何行为而非实际如何行为的规范，后者是社会学研究的内容。社会学的定律是：“当A存在时，B就实际存在”。而法律科学中则表现为：“当A存在时，B就应当存在”。因此，说一个规范对某个人是有效力的，并不是说其他人要他在一定方式下行为。因为如果不存在这样的意志，规范还是有效力的；也不是说他实际上就在这种方式下行为，因为即使他并不那样行为，规范对他也是有效力的。规范不涉及个人实际行为。自在地存在的法律规范与心理学上的意志行为无关。只有意志行为的客观意义而非心理活动过程才是纯粹法学所关心的。“应当”与“是”之间的关系就法律规范而言体现为效力与实效的辩证关系。法律规范一旦形成，即使没有实效，也是有效力的。虽然规范只有在一个整个来说有实效的秩序的条件下才是有效力的，但总体来说实效只是效力的一个条件而不是效力的理由。法律规范的效力理由只能在规范体系中去寻求，只能在现行的法律体系范围内回答，即主要是看创造法律规范的程序是否符合程序规范的规定，创造规范的法律机关是否得到有效规范的授权。法律的效力是一个逻辑的问题。 四、纯粹何以可能 胡塞尔的现象学是一种建立在直接直观和本质认识基础上的严格的哲学方法，先验还原和本质还原的方法可以引导人们从心理学的现象出发达到纯粹的本质，进入“哲学观点”，把握先验的纯粹的意识现象，从而达到绝对真理。现象学主 张把事物的存在问题悬置起来，事实上这种排斥实践意向的努力是徒劳的。正如胡塞尔本人所意识到的：“人类的实践始终还建立在已经存在着的世界的基础上，它仍然对它所从事的事物的真实存在或不存在发生兴趣。”（［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社会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页）同样，纯粹法学试图排除价值取向问题，依靠实在法律规范的自我显现建立以纯粹的实在法为研究对象的法学也是不现实的。法学领域不存在能够绝对客观地反映法律现象的高倍显微镜，对法律的研究本身就包含主观评价的价值判断。因此，法学难以在绝对层面成为追求真善美的科学。另一方面，对秩序、正义、公正等法律价值的探究是人类永恒的理想追求。法学研究如果丧失这一点，犹如没有理想追求的人，只是无意义的客观存在而已。纯粹法学正是在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局限于“纯粹法‘，的同时，将其方法论也推向了极端。现象学的任务是把自在地、客观地存在的世界还原为相关于先验的主体的存在。但这样一种先验的意识很难为人们所理解，胡塞尔因而试图用与人的自然本性较为切近的”生活世界“来构造一条新的通道。这样，在胡塞尔生命的最后十年似乎表现出一种从理论上面向政治和历史的企图。他开始公开地探讨与人类历史、政治有关的”实践现象学“问题。事实上，胡塞尔晚年向实践领域的转变正说明了一个不变的真理：哲学以及所有的理论科学都无法同心理、伦理、经济和社会等基础完全割裂开来。如果不以外界的东西为定向的标准，单纯的反省是不可能获得任何确定的成果的。这样的启示在法学研究中同样适用。”我们必须承认，法律在一个孤立封闭的容器中不可能得到健康发展，而且我们也不能把法律同其周围的并对它无害的非法律生活隔离开来。“（［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页。）纯粹法学以及其他偏激的法律实证主义均未看到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当然，尽管纯粹现象学以及纯粹法学因其过度的纯粹性而倍受批判和指责，但也正是其片面的极端性使其在挑战传统的过程中为相关领域提供了全新而深刻的视角。至少在方法上和思想上，纯粹倾向可以意味着一种与以”后现代“方式摆脱所有规范性束缚的流行做法相抗衡的可能性。在法学领域中这一点尤其重要，我们因此明白规则和实在法的力量和意义。 南京大学法学院·陈莹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