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中考作文范文1
今天你到广州的一家超市购物，遇见一群英国游客，在交谈中他们谈到明天想去广州动物园参观，向你打听该园的门票价格和开放时间。请你根据下面表格中的内容向他们作个介绍，并顺便提醒他们一些你认为参观时应注意的事项。（词数：不少于80个。给出的首句不计入总词数）（注：成人 adult ） 票 价 开 放 时 间 成 人 80元/人 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9：00—下午4：00 1.20米以上儿童 40元/人 星期六—星期天 上午：8：00—下午5：30 1.20米以下儿童 免 费
内容要点： 1．成人票价80元一张。 2．儿童票价：高于1.20米的40元一张；低于则免费。 3．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4点开放。 4．周六、周日，上午8点至下午5点半开放。 5．一些你认为参观时应注意的事项。
Guangzhou Zoo is the largest one in our city. The ticket for an adult is 80 yuan. The children over 1.20 m in height can pay only half of it, and the ones under 1.20 m can enter the zoo for free. The zoo opens from 9:00 am to 4:00 pm on weekdays and from 8:00 am to 5:30 pm on weekends. By the way, while visiting the zoo, you’d better not feed the animals with the food you take. And don’t get too close to or even touch the animals. That would be very dangerous . Please keep the zoo clean as well . Wish you a good time!
江西中考作文范文2
I’m very happy that you are coming to Jiangxi to spend your summer holiday. There ar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ity life and country life. Now China has become better and better. Whether you are living in the city or in the country, you can enjoy keeping fit.But in the city, you can easily go to a supermarket to buy something you like or eat food you love in a restaurant. You can live in a big and tall apartment. When you go to work, you can take cars or buses. In your free time, it is convenient for you to go to the cinema, clubs and park. If you live in a country, you can plant vegetables and rice by yourself instead of buying them. You may build your own beautiful house. You can watch TV at home, or you can ride your motorbike or bicycle to go out to visit your neighbors.In my opinion, I prefer living in the country. As we know, in the country, you enjoy the quiet and beautiful nature, and there is less pollution.I a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Best wishes!Li Hua1) 用现在完成时并且用better and better 说出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之间具有相同点的原因。2) 用whether or 这个高级表达引出了城市与农村的共同点。讴歌了中国的巨大变化，升华了主题。3) 这句话描述了城市购物和吃的特点。作者用you like, you love来引导定语从句，使这句话表达精准凝练。4) 用big tall来描述城市住的特点。5) 用when 引导条件状语从句和it is + adj + to do sth来描述城市的出行和娱乐的特点。
范文二：Dear Daniel
I’m very happy that you are coming to Jiangxi to spend your summer holiday. There ar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ity life and country life. At present, China has changed a lot,. Country life is as good as city life, and people would like to keep fit.Of course, in the city, there are some big supermarkets and restaurants. People can buy comfortable apartments. They usually go out by car or by bus and they can also enjoy themselves in the cinemas, clubs and parks. In the country, people can grow their own vegetables and rice. They can also build their own houses. They usually ride their motorbikes or bicycles to work or school, or visit theeir neighbors, or watch TV at home.For me, I think it is easy and fast to live in the city. For example, if my parent is ill, I can send him or her to the best hospital easily and quickly.I a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Best wishes!Li Hua
范文三：Dear Daniel
I’m very happy that you are coming to Jiangxi to spend your summer holiday. There ar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ity life and country life. Both in the city and in the country, people’s life i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They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keeping fit. However,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In the city, they can go to a supermarket to buy something you need. They eat at home or in the restaurants. They live in the apartments and travel around by car or bus. After work, they go to the cinemas, clubs or parks to relax themselves. In the country, people grow vegetables and rice by themselves. They live in a house and ride bicycles to go around. In their spare time, they would like to visit neighbors or watch TV at home.As for me, I prefer to live in the city because there are more places where I can enjoy myself. I often go to libraries, bookstores and sciences museums. Where I can learn much about the world.I a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Best wishes!Li Hua
江西中考作文范文3
［关键词］丝绸之路；祁山古道；陇右地区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2-0005-04
考古学家林梅村先生给丝绸之路以全新的定义：“古代和中世纪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印度、中亚、西亚连接北非和欧洲，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①在中国古代丝绸的生产中心之一、长江流域的四川与黄河流域沟通并通向印度、中亚、西亚连接北非和欧洲的道路中，经四川、陕南通关中的秦蜀古道，经四川、甘南、青海抵河西走廊或新疆的河南道已倍受学术界关注，但四川经陇南、翻越祁山（渭河上游与西汉水上游分水岭）通向陇右天水地区的祁山古道仍淹没在茫茫史迹中，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文主要运用考古资料，仅就四川经陇南通向陇右天水地区，与丝绸之路陇右南道相接的祁山道的孕育与形成阐述己见。
一
天水、陇南为陇右地区与巴蜀联通的战略要地，②两地交通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孕育形成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前仰韶文化时期，渭河上游和嘉陵江上游考古学文化就已经呈现出相同的面貌。据考古发现，中国北方前仰韶文化大地湾类型不仅在渭河上游的大地湾③、西山坪④、西旱坪⑤有分布，而且在嘉陵江上游西汉水河谷的黑土崖⑥和徽成盆地⑦也发现了前仰韶文化大地湾类型遗址。考古人员还在川北嘉陵江上游的四川广元中子铺遗址发现了一种三足器，带有柱状的小实足，王仁湘先生认为与宝鸡前仰韶文化的三足器相近。⑧大地湾类型是前仰韶文化诸类型中最早的，其向南的影响远及甘肃陇南嘉陵江上游的徽成盆地，而陇南与四川地域相邻，所以，四川广元中子铺遗址的前仰韶文化因素，不能排除前仰韶文化大地湾类型从陇南顺嘉陵江而下影响到四川盆地北部的可能。如果推论成立，则说明距今7000年前后，陇山以西渭河上游与四川北部的嘉陵江上游地区已有间接的交流。
仰韶文化早期遗址不仅在渭河上游有发现，而且在嘉陵江流域的西汉水上游⑨、白龙江下游的武都大李家坪也有发现。⑩仰韶文化中期遗址分布更加密集，截止目前，渭河上游发现该时期遗址60处，嘉陵江流域的西汉水上游发现17处，嘉陵江支流白龙江中下游的北峪河谷发现多处，主要遗址有庙坪、任家坪、傅家坪、寺背坪和安坪。说明仰韶文化早期至中期人类活动自北而南，已经由西汉水流域进入白龙江中下游地区。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不仅在渭河上游c河流域的西山坪和师赵村，嘉陵江流域西汉水上游的石沟坪和蹇家坪、徽县的甘村和两当的水沟口有发现，而且在白龙江流域上游、中游及支流北峪河和白水江流域都有发现。尽管白龙江流域考古学文化受到了马家窑文化核心区洮河流域的强烈影响，但最新的研究表明，武都大李家坪遗址第三期遗存仍然与仰韶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时，白龙江流域受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同时影响的农业文化还沿白龙江、白水江谷地南下进入四川盆地。江章华先生发现，以武都大李家坪遗址为代表的白龙江流域的新石器考古文化与川北嘉陵江流域四川广元中子铺、张家坡和邓家坪遗址，川东长江沿岸的哨棚嘴考古文化联系紧密，并认为存在着一条从白龙江至川北嘉陵江上游、川东长江沿岸的文化传播路线；江章华先生还曾将宝墩文化与嘉陵江流域的广元中子铺、张家坡、邓家坪，涪江流域的绵阳边堆山新石器遗存作比较，认为上述新石器文化遗存年代越晚越与宝墩文化相近，推测可能是宝墩文化的来源。这可能意味着还存在着一条从白龙江至川北嘉陵江上游、涪江至成都平原的文化传播路线。
龙山文化早期，渭河上游的天水、嘉陵江上游的陇南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在泾、渭上游和嘉陵江流域的西汉水上游，不仅存在着发源于本区的常山下层文化，还存在着在晋、豫、陕地区兴起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不仅见于渭河下游关中西部的扶风案板、武功浒西庄与赵家来，在渭河上游的天水（2005年笔者至天水市西7.5公里的师赵村调查时，发现有庙底沟二期陶片）、西汉水上游的左家磨东、赤土山、李家房背后、石坝1号和2号、瑶沟有发现，武都大李家坪遗址四期也发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龙山文化中晚期，关中客省庄二期文化及陇南齐家文化与陕南西部的早期巴蜀文化已有直接的交流。据考古发现，关中客省庄二期文化和甘青齐家文化所共有的双大耳罐，与这里的早期巴蜀文化器物同出。这时，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分两支迁徙，一支东进今绵阳地区，一支南迁大渡河下游地区。相当于中原商周时期，大渡河下游新石器文化南下四川西南、云南西北地区，形成大墩子―礼州类型 新石器晚期文化。
纵观之，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逐渐形成了一条东连渭河中下游的关中平原乃至中原，经渭河上游的天水、嘉陵江流域的西汉水、白龙江下游、白水江至川北嘉陵江上游，或由西汉水经徽成盆地至川北嘉陵江上游，然后经涪江、成都平原、大渡河下游至云贵高原西北的半月形彩陶文化传播线路。
二
夏商西周时期，中原夏文化、西北的寺洼和早秦文化经天水、陇南与早蜀文明发生了密切联系。夏代，除经由陕南、秦岭巴山进人四川盆地，或自湘鄂地区以长江为联系纽带西入四川的文化传播路线外，还有一条被人们长期忽视的途径，即由中原经过天水、陇南地区进入四川盆地的线路。2000年，张天恩先生曾在天水市博物馆见到一件当地出土的绿松石镶嵌的兽面铜牌饰，该铜牌饰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铜牌饰的形制、风格、纹饰等均非常相似。结合甘肃东部其他与二里头陶器相似器物的分析，可知夏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可能已经存在着文化交流、传播等方面的联系；天水地区可能是连接中原与四川地区文化交流的纽带，三星堆等地也有类似铜牌饰及二里头文化的因素，与距离较近的陇右地区早有沟通的可能性较大。
商末至西周晚期，在西北的泾、渭、西汉水流域和洮河流域兴起了寺洼文化，该文化经甘肃武都地区（陇南）影响到川西平原和川西高原。西周中期，嬴秦一部分越过陇山进入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地区。考古证明，西汉水上游的早秦文化可能与四川有交流关系。1994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西汉水上游大堡子山抢救挖掘了三座西周晚期秦公大墓，其中的金箔饰片引人注目。截止目前见到的金箔饰片共44件，其中鸱枭形8件、金虎2件、口唇纹鳞形26件、云纹圭形4件、兽面纹盾形2件、目云纹窃曲形2件。韩伟先生推测，这些黄金可能来源于河西走廊和阿尔泰地区。笔者认为，这些黄金可能来源于当地或临近的蜀地。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黄金器。除三星堆遗址出土1块金料之外，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其他器物均是金箔制品。不少金器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有用捶揲技术加工而成且带有纹饰图案，与北方和中原地区早期金器均呈光素无纹有明显的差别。无论是年代相当于西周早期的金沙遗址的金器，还是早到殷墟一、二期的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金器，都出土了有纹饰的标本。据研究，以草原民族分布的长城内外北方地区，制作的主要是用锻制技术制成的重于人身的饰品，有耳环、耳坠、臂钏等，与商周王朝统治中心的中原及古蜀国，所见的重于物品的饰件，主要为附着于其他漆器、铜器以及建筑构件上的金箔、金叶片等有很大的不同。西汉水上游大堡子山西周晚期秦公大墓出土的金箔饰都带有纹饰，用捶揲技术加工而成，与古蜀王国金器的用途和制作技术基本相同，而与北方草原地带的金器相去甚远，与中原地区早期金器亦有差别。所以，其来源应该到毗邻的、早有文化往来的川蜀去寻找，不应该舍近求远地将目光投向河西走廊和阿尔泰地区。《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了蜀地的特产，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Y、犀、象、毡、丹黄、空青、桑、漆、麻、等，其中包括金。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注文上说：“自古迄今，四川岷江、沱江、涪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皆产沙金。唐代雅、嘉、眉、资、泸等州均贡麸金（见《元和志》）。汉、晋主要产于汉嘉郡（今雅安地区），‘汉嘉’金与‘朱提金’并称（见《诸葛亮集》）。诸水沙中亦可淘取银屑。”尽管西汉水上游的礼县及其附近没有发现金矿开采遗址，但礼县金矿蕴藏丰富，蜀地自古产金。西周晚期秦公大墓的黄金来源问题、早秦文化与古蜀文化的关系问题应该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考古还表明，古蜀国与近东地区亦有文化交流关系。如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像等具有明显的近东文化风格，可以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古代埃及出土文物中找到踪迹。目前学术界认为，中国与近东文化交流主要有三条线路：其一，经河西走廊西行出西域的北方丝绸之路；其二，经北方草原西行的草原丝绸之路；其三，从成都南行经云南至印度再至中亚和西亚的南方丝绸之路。尽管四川学者坚持古蜀经过南方丝绸之路与近东发生联系的观点，但从北方丝绸之路和草原之路传入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如果北方丝绸之路和草原之路传入的观点成立，则祁山古道是四川通过北方丝绸之路和草原之路与西亚、北非发生联系的必经的途径之一，也是最平坦的道路之一。对天水、陇南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址发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种判断。
三
春秋战国时期，在区域交通的基础上，形成了以陇南、天水为媒介，沟通川蜀与中亚、西亚、北亚地区的国际贸易通道――丝绸之路祁山道。
春秋时期，祁山古道上的西汉水、筅I健⑨荷揭虻卮βび抑链ㄊ衲媳苯煌ǖ囊道上，最早见于《禹贡》记载并从古闻名于世。《禹贡》还记载了梁州（秦岭以南的陕南、甘肃陇南、四川）的贡品G、铁、银、镂、e、熊、罴、狐、狸、织皮等经嘉陵江、渭河运达中原的朝贡贸易的道路。其实，这条道路还向北延伸，与草原之路相连接，演变为一条沟通川蜀与西方的丝绸之路。
早在距今4500~3500年的齐家文化时期，包括天水、陇南在内的甘肃、青海、宁夏地区就与西方文明发生接触，至春秋战国时期更加频繁。上世纪80年代，在渭河上游毛家坪早期秦人墓葬中发现一把铁镰，西汉水上游礼县圆顶山先秦墓出土一把铜柄铁剑和中亚特有形制的青铜四轮车。据研究，中亚的早期铁器时代开始于距今3000年左右，与处于河西走廊的甘肃永昌县三角城沙井文化出土的铁器时间相当。毛家坪遗址铁镰、礼县圆顶山先秦墓铜柄铁剑、甘肃灵台春秋早期墓铜柄铁剑等器物的出土，证明在公元前8、9世纪或更早时期，甘肃东部地区即与河西走廊、西域甚至西亚地区发生交通贸易了，也说明了甘肃在先秦时期已成为东西方交通往来的枢纽。考古证明，四川丝绸尤其是蜀锦、蜀绣至迟在春秋末年就已经传播到南亚、中亚和西亚，甚至传播到了北亚和欧洲等广阔的区域。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60公里公元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城址、斯图加特西北20公里处公元前5世纪凯特时期的古墓、西伯利亚乌拉干河流域公元前5世纪的巴泽雷克畜牧部落首领石室墓、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中，都发现了精美的蜀锦。研究者认为，这些地方的蜀锦经西南丝绸之路外运。其实，蜀锦还可以由四川北上经陇南、天水，再向西或向北经草原之路抵达南亚、中亚和西亚、北亚。从中国的正北方经蒙古草原，北上至西伯利亚外贝加尔湖地区，然后西去南俄草原，南去伊朗，这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北道；从中亚的巴尔喀什湖地区，经额尔齐斯河流域，沿阿尔泰山南麓到内蒙古西北草原，然后进河套地区，为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在先秦时期就比较活跃。西汉水上游礼县先秦墓中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釉砂玻璃，在草原之路南道上的内蒙古额济纳旗西周时期的遗址也有发现；另外，在渭河上游的张家川马家塬战国西戎墓中，发现大量具有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特色的金箔饰片。这些发现说明，在沙漠丝绸之路开辟前，草原之路是渭河上游和嘉陵江上游的西汉水流域与西方文明最早发生接触的主要通道。由于陇右天水与四川地域相邻，而且早在新时期早期至夏商西周时就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因此，我们认为由成都北上，从陇南、天水向北经草原之路通往中亚、西亚、北亚乃至欧洲的通道，应该是巴蜀丝绸外运的重要通道之一。
综上所述，至迟至春秋战国时期，祁山古道已经由一条沟通陇右、中原与川蜀的区域性通道，演变为一条川蜀与西方文明发生联系的国际通道。
[注释]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五十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乾隆《直隶秦州新志》云：“陇以西为州者五，为秦（天水）为最钜……南通巴k，北控朝那。”民国《天水县志•序》云：“天水东走宝凤，绾毂关中；南下昭广，屏藩巴蜀；西入甘凉，原野千里；北倚六盘，遥控洪流。”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陇南“州接壤羌戎，道通陇蜀，山川险阻，自古为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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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禹贡》云：“筅5佳，东流为汉。”筅I郊唇裎骱核发源地齐寿山，漾水即今西汉水上源。又云“岷蠹匆眨潜沱即道”。 岷即川、甘交界处的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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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中考作文范文4
笔者所收福禄寿啤酒杯，系在某市古玩市场地摊上所购得。其之得来，虽说偶然，实则必然。十多年以前，笔者在捡瓷片的过程中，偶然捡到一块“江西瓷业公司”底款的瓷片，当时，因笔者孤陋，故没有引起注意，以为是现当代的瓷业公司所为，所以就将其扔掉了，及至后来，随着眼界的扩大，才知道“江西瓷业公司”并非今日之公司，而是有一段相当的历史渊源，因而也才有了此件“清末民初“江西瓷业公司出品”款新粉彩福禄寿啤酒杯。
2002年由景德镇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进入景德镇珠山北麓官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晚清“江西瓷业公司”发行所建筑遗址一处。该发行所是用小窑砖砌建，面阔5间，进深3间。此次考古发掘证实了江西瓷业公司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就已成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投入生产。
作为景德镇第一家官商合办的新型企业，“江西瓷业公司”是中国陶瓷业开始进入企业化时代的标志，陶瓷界称之为“中国瓷业史中仅有的一朵复兴之花。”作为取代原御窑厂的新式窑业，江西瓷业公司在清末是陶瓷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江西瓷业公司在沿用传统工艺的同时，着手进行实验改良，在技术上中西结合，如聘请从日本窑业学校毕业归国的张浩采用机械制瓷、试验用煤烧造等。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的加工程序，出现了脚踏辘轳车、手摇碎釉机、石膏模型铸坯、雾吹器施釉等，从采料、练泥、制坯、晾晒、成型等各个环节均基本上采取流水作业，因此制作出来的坯体整齐划一，厚薄均匀，旋削切割精准，干净利索。窑炉通常采用各种类型的遂道窑，燃料多用煤，因此窑温提高、温差小、窑内器物受火均匀，温度、时间及火候都能较好地控制。这样烧成的瓷器一般胎土完全瓷化，不易变形，釉面光润，胎体坚致，以手弹之其声音清脆而有余韵。釉料也用机械处理，故釉面均匀明净，细若凝脂，光亮柔和不刺眼，在放大镜下观察下可见气泡排列非常均匀，且大小也相一致。彩料多采用艳丽而丰富的新粉彩技艺，各种彩料通常采用科学配制而不是采用传统的矿物颜料，因此彩料纯度提高，少有杂质，颜色鲜嫩有光泽，使瓷器绘画展现了新的面貌。
江西瓷业公司早期瓷器多挂“大清光绪年制”六字楷书官款，后打破只有帝王纪年款和私家堂名款的限制，出现了公司款。江西瓷业公司所出品瓷器，其底款文字多为“江西瓷业公司”、“江西瓷业公司制”、“江西瓷业公司造”、“江西瓷业公司出品”等；排列形式有六字直向一行，六字直向两行，六字横向三行，八字横向四行等；字体大多为楷书，有手书体，也有图章款；有的采用双圈框、单圈框边饰；颜色主要有釉上蓝款、釉上红款、釉下青花款，其中釉下青花款的瓷器品质和价格最好。款识书写前期十分讲究，从字体结构上分析，瓷业公司有专门人员书写。后期款识字体书写就相形见绌。同时，随着产量的增加，大概是因为手书速度太慢，因而就采用红彩图章款顶替。
江西瓷业公司当年聘请雇用了一大批原御窑厂功力不凡的名匠高手和社会上的绘瓷名家参与了瓷器绘制，他们直接以画入瓷，不同于历朝历代画工师徒相袭、以图案画瓷的传统。由于没有了封建王朝时等级森严等对描绘题材的限制，画师们可以随心所欲去展现自己的个性和风格，因而江西瓷业公司的瓷器比起传统瓷的绘画更为生动自然，大大地提高了瓷器装饰的艺术品位和文化含量，创作了不少富有新意、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对瓷器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据考证，程门、王少维、金品卿等浅绛大师和“珠山八友”等绘瓷名家均有落款“江西瓷业公司”的作品。
江西中考作文范文5
一、招生对象及报考条件
㈠招生对象
符合江西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条件并已办理我省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手续的具有本于都县户籍的文、理科考生(年龄不超过28周岁,即为1990年1月1日以后出生)，报考类别为本科兼专科或单报专科。三校生参加普通高考，报考类别为本科兼专科或单报专科。报考科类为文史或理工。
㈡报考条件
1.思想政治品德良好，有志从事基层农技推广服务工作。
2.身体健康。参加江西高校招生统一体检，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规定要求。
二、报考学校
1.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地址：南昌市青云谱区莲塘北大道1636号，联系电话：0791-85739800
2.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地址：樟树市四特大道266号，联系电话：0795-7353583
三、招生名额及报考专业
招生名额共5名。其中：现代农业技术专业2名、水产养殖技术专业1名、畜牧兽医专业2名。
四、报名方式
(一)报名时间：2018年2月26—3月5日
(二)报名地点：于都县农业和粮食局科教股(新办公楼一楼)。考生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7张1寸免冠彩色照片等材料，并按要求填写《江西省基层农技人员定向培养考生申报表》(一式五份)，选择报考学校及专业。考生如报考了其他系统定向培养的，不能报考我县基层农技人员定向培养。考生必须如实、清晰、完整地填写《江西省基层农技人员定向培养考生申报表》中的各项内容及签订《2018年江西省基层农技人员定向培养考生承诺书》。
五、招生考试
1全省基层农技人员定向培养招生考试的考生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2.文化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和技术，考试范围以高考大纲为准。
六、录取原则
(1)按照省农业厅下达到我县2018年基层农技人员定向培养计划数，培养学校按本县考生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如遇考生总成绩相同，以语文、数学、英语、技术单科成绩依次从高到低录取。
(2)以县为单位，按县招生计划1:1的比例进行录取，文理科录取比例约为4：6。
(3)如有考生放弃录取资格，则按考生成绩依次递补录取，递补放弃录取学校专业。
(4)录取专业确定原则，依据专业填报的专业志愿进行，如遇填报专业相同，则以考生成绩从高到低决定其录取专业，对未能按专业志愿录取的考生由培养学校在县定向培养专业计划内进行调剂录取其它专业。对于不服从调剂录取的考生不予录取。
(5)对于同时填报其他系统定向培养的考生不予录取。
七、录取说明
1、录取的考生属国家计划内统招，学制三年，毕业后颁发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大学专科学历文凭。其学籍管理、学费以及享受“国家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和学校的奖、助学待遇，与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录取的学生完全一致。
2、录取的考生到县农业和粮食局签订《江西省基层农技人员定向培养协议书》。定向培养生毕业后派遣到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工作，确保有编有岗。
3、凡报名参加了全省基层农技人员定向招生考试并被录取的考生，承诺一旦被录取为定向生，不得填报高考其他批次志愿并自愿放弃高考其他批次录取资格。未被录取的考生，还可以继续填报高考志愿，不影响参加当年的普通高校招生录取。
江西中考作文范文6
关键词：百濮；百越；源流；考古学文化
濮、越是我国古代南方两个大的族群，由于其分布地域广、支系较多且社会经济发展不一，因此也被称为百濮、百越。纵观我国学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诸多学者已开始关注濮、越系民族的研究，如罗香林、徐松石、谭其骧、林惠祥、杨成志、朱希祖、郑啸痒等，发表了大量文章，主要从历史文献角度对濮、越系民族进行了探讨。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濮、越系民族的研究有了较大进展，学者们纷纷发表论著，深入研究有关濮、越的问题。①[注：参见陈国强：《百越民族史的研究情况和几点设想》，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此期的研究方法较前有了重大进步，开始关注相关的考古学文化；而八十年代成立的百越民族史研究会更促进了学界对百越系民族的关注和研究，多次召开了百越史研讨会，出版了一批论著，为我们今天认识濮、越系民族提供了很多借鉴和启示。总体来看，我国学者对古代百越、百濮系民族的专门研究肇始于解放前，而研究高潮则集中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百越，对百濮的研究则较为薄弱；大多数的研究者从文献的角度对濮、越系民族作了探讨，而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对濮、越系民族，特别是濮系民族的探讨则不多见；对百濮、百越的关系问题仍各执异见，尚无定论。
对濮、越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濮、越是名称不同的同一族系；有的认为濮、越是两个不同的族群；有的则认为要辨证分析，濮系民族中有一部分属百越，有一部分属孟高棉语族。我们认为，古代的濮、越系民族是源于不同地域、不同原始文化的两个不同的族群，后由于其居地接近且混居杂处，致使两者很多文化习俗、生活习惯颇为相似，并有相互融合之现象，以致给我们今天认识这两个族群带来了困难，也就出现了不同的观点。而多数学者也认为，古代百越、百濮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除部分与汉族、彝语支民族融合外，极大部分分别形成今天的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各族、苗瑶语族中的仡佬族。而战国以后分布于西南地区的濮人，应辨证看待，因为“在古代对民族的记载和分类并不十分科学和严格的情况下，往往出现用同一名称代表不同民族，或不同名称代表同一民族的情况”〔1〕。所以，正确认识百越、百濮之源及其关系意义重大。我们知道，对民族源流的研究，从方法论上讲，除掌握大量的历史文献、民族学资料外，还必须充分考虑相应的考古学文化。一种考古学文化并不一定就准确对应某一民族，但考古学文化中反映出来古代居民在经济、社会习俗等方面的特点又与古代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下面我们重点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濮、越及其关系，并试图对濮、越系民族特别是濮系民族的考古学文化特征进行探索。
一
据文献记载，古代的百越是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南和南方地区的一个大的族群。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上海、浙江、福建、广西、广东、台湾、海南、贵州、云南等地均是古越族的活动地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上述地区发现、发掘了大量的“百越文化”遗址，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长江下游的杭嘉湖和南京的北阴阳营文化，江西修水山背文化，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福建昙石山文化，台湾的大坌坑、圆山、凤鼻头文化，广东石峡文化等。据研究，在上述百越活动的区域内，“与作为百越考古文化代表器物的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印纹陶器的分布地区，不仅基本重合，而且这些器物总的说来都由当地土著先民所创造，这就有力地证明百越乃是当地土著先住民的后裔。”〔2〕(p27～28)
考古资料证实，早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特别是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从东南到云贵高原都有带肩石器和有段石锛出土，这些石器的主人过着农业定居的生活。
南京及其相邻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南京市内北阴阳营为代表。以北阴阳营下层墓葬为代表的遗存，石器都磨制得很精致，主要是斧、铲、锛、凿、锄、刀、纺轮等垦植、手工业工具，反映出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扁平石斧或石铲较多。石锛中除常型石锛外，还有长条形、宽长方形一面呈弧背或显出横脊的〔3〕(p141)，这也许是有段石锛在当地发展的雏形。总体而言，分布于长江下游苏皖地区的“湖熟文化”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事业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就是当时越人的文化，当地即为越人的传统聚居地之一。
江西新石器时代文化包括时代较早的洞穴文化，以万年仙人洞下层为代表，晚期的文化遗址以清江营盘里、筑卫 城中下层、修水山背跑马岭遗址下层为代表。其晚期的石器磨制精细，主要有各种形式的有段石锛、石斧、石刀和石镞等。数量较多、富于特色的是大型厚重长条有段石锛，段脊突出，下段比上段长。石斧中除较多的长条形或扁平长方形石斧外，个别的两面有段石斧和长柄斜双肩石斧，比较特殊。当时主要从事栽培水稻的农业生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140页。同见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考古三十年》，载文物出版社：《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页。。“从文化特点及其分布地区推断，万年类型文化属越族文化的可能性更大。”刘美崧：《试论江西古代越族的几个问题》，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页。具体而言，江西的越人是当时活动于荆楚的东南边、越国的西边即今天安徽、江西及江苏相邻地区的被称为“干越”的那部分越人，曾建立过干国，后为吴国所灭。
浙江的新石器时代曾经历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三个发展阶段〔4〕(p220)。三者具有明显的承继关系。从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所反映出来的族属应是农业定居的民族。马家浜文化包括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崧泽类型是由马家浜类型直接发展来的。崧泽类型的生产工具，石器磨光精致，有宽面穿孔石铲、长方形穿孔石斧、扁石锛、条形锛、石凿等〔3〕(p145～156)。良渚文化的石器很发达，除大量的石梨、石斧、石刀、石镰、石箭头外，“有扁薄的常型锛和有段锛共存”〔4〕(p218)。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其中、下层文化的石器工具都以石锛为最多。此外在中层出现了石镰、小石锛和极少的起脊有段石锛。福建地区有段石锛沿用时间较长，盛行期似已至青铜时代，平面多呈长方形和梯形〔3〕(p158)。台湾大坌坑文化是中国东南海岸新石器文化的一环。圆山文化是大坌坑文化的直接承继者，其出土遗物中的石器多磨制，以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最多。圆山贝丘出土的有段石锛与江西修水山背遗址、福建长汀河田遗址、广东曲江石峡遗址出土的有段石锛器形相似，属高级型；而有肩石斧则与广东中部的番禺、宝安及海南岛出土的有肩石斧器形相同。与圆山文化同时的还有凤鼻头文化，其文化特征与福建闽侯昙石山贝丘文化颇多相似，应属于东南海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5〕(p262～266)。上述浙、闽地区是文献所载于越、闽越、东瓯等越人的主要活动区，而有学者认为台湾地区的高山族的先民夷州人，在族源上与闽越具有密切的关系林惠祥：《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221页。，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有颇多相似之处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广东西樵山遗址里广泛发现典型的双肩石斧，椭圆形和梯形石斧、扁平锛、双肩长身锛、有段石锛等各种打制或磨制的器形。西樵山诸地点普遍存在以双肩和梯形斧锛为代表的石器文化，而盛行于珠江流域的有的双肩石器直到青铜时代还在继续使用。曲江石峡文化的石器生产工具多通体磨光，其中石锛分长身锛、梯形锛、有段锛和有肩锛四种。后者具有地区特色，其双肩成直角形，这时期数量还较少。石峡文化与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诸原始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石峡墓葬出土的有段石锛、?nb179?、盘式鼎和多种鼎足等，与清江筑卫城下层、修水山背出土的同类器物对比，存在许多相似之处。〔3〕(p163～166)广东地区是战国时南越人的聚居区，曾在该地建立过南越国，后为汉所并。广西新石器时代遗址较多，甑皮岩遗址的发掘表明早期的人们已过着农业定居生活，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多用砾石制作，仅刃部磨光，以扁圆石斧、石锛和短柱形石杵为主。在桂南、桂西、桂西南也发掘出了以有肩石斧、有段石锛为代表器形的大量石制生产工具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三十年来广西文物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文物出版社：《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40页。。广西乃是古西瓯居地，南与海南、越南之骆越杂居，关系较为密切。
云南的西双版纳、文山及滇池区域出土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及东南沿海屡有发现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古代文化的发掘与研究》，文物出版社：《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74页。同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页。。贵州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所出土的全部石器中，有肩、有段的斧（锛）占一定比例。如威宁、水城两地的三十八件石锛中，有段石锛达十一件贵州省博物馆：《“夜郎”故地上的探索——贵州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62页。。这表明，古代的云贵地区是有百越系民族分布的。
此外，学术界也普遍认为几何印纹陶是百越系民族的又一突出考古学文化特征。
“几何印纹陶”是指那些器表上拍印着几何形花纹的夹砂质、泥质软陶和硬陶器，其中也包括现在一般所称谓的釉陶器和原始瓷器。江西省博物馆“印纹陶问题”研究小组：《试谈南方地区几何印纹陶的分期和断代》，载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集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从长江下游的安徽、杭嘉湖和南京地区，到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台湾及江西、广东、广西、海南、云贵均有几何印纹陶的分布，这种陶器往往与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并存，出土于同类文化遗址中。总体而言，由于这种陶器分布的地域很广，各地几何印纹图案不尽相同，陶器种类的组合也有差异，但基本的制陶工艺是相同的。反映出了同一族系存在大量不同的分支。
分布于赣江、鄱阳湖流域的吴城文化是江西几何印纹陶的代表。吴城文化和江苏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以及太湖流域以上海马桥遗址四层、福建闽江流域以黄土仑墓葬、广东潮汕平原以饶平浮桥墓葬、粤北地区以石峡中层与第四期墓葬等为代表的诸文化遗存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都属于几何形印纹陶遗存。它们之间有些因素是相似的，除其有段石锛等石器颇为相似之外，其纹饰之方格纹、云雷纹、席纹、叶脉纹等几何形印纹，除饶平墓葬较为少见，其它各处见到的也看不出太大的区别李伯谦：《试论吴城文化》，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集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页。。浙江的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金衢丘陵地和瓯江水系四个区域，其印纹陶特征，除瓯江水系的面貌和福建有许多相似之处外，另外三个区域的总特征还是接近的。它们既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又较多地继承了河姆渡文化的因素?〔4〕(p220)。说明各地的几何印纹陶文化除具有自身的特点之外，还出现了相互融合的现象。
福建的几何印纹陶遗存以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和黄土仑遗址为代表。据研究，闽江下游几何印纹陶的发展，第一阶段文化内涵的许多特点与浙江马家浜下层、河姆渡第二层的文化内涵相似；第二阶段文化内涵中的某些因素与浙江良渚文化较接近，和江西清江筑卫城下层及广东石峡下层也有某些相似之处。而第四阶段的黄土仑遗存，陶器上的造型特点有中原及江西清江吴城商晚周初器物的作风王振镛、林公务：《闽江下游印纹陶遗存的初步分析》，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集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在台湾，以绳纹、划纹粗砂陶为代表的大坌坑文化，与江西万年仙人洞下层有打、磨石器和绳纹粗砂陶共存的文化遗存，广西东兴贝丘遗址以绳纹、划纹、篮纹粗砂陶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以及广东潮安陈桥贝丘遗址以绳纹、划纹、红色彩绘粗砂陶为主的文化遗存相似，普遍出土器形简单的粗砂绳纹圜底罐〔5〕(p263)。这些遗存显示出共同的文化特征，反映出属于百越系不同支系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
广东地区也是几何印纹陶的发现核心地。石峡遗址是其代表。石峡遗址几何印纹陶三个时期的叠压关系，在广东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研究该地区几何印纹陶的产生、发展和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朱非素、彭如策、刘成德：《谈谈马坝石峡遗址的几何印纹陶》，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集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233页。广西几何印纹陶上的夔纹和雷纹与广东北部山地和东部地区的几何印纹陶作风是一致的。广西的几何印纹陶的花纹装饰很可能是在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以其分布地域来说，位置偏于桂东北，与广东北部大面积的几何印纹陶地区相衔接，和湖南南部的印纹陶地区也相衔接。因而我们认为，分布于广西以夔纹、雷纹为主的几何印纹陶可能是从广东北部和湖南南部传入的，但已与本地原有的制陶工艺相结合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几何印纹陶的分布概况》，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集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45～246页。湖南出土的几何印纹陶既有它的时代共性，也有其地区特点。从目前湖南出土的印纹陶分布情况看，大部分在与江西接壤的湘东与两广相接的湘南和湘中一带，说明它的发展趋向是从东南向西延伸的，湘西和洞庭湖沿岸则少见。高至喜、周世荣：《略谈湖南出土的印纹陶》，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集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60页。广东、广西、湖南几何印纹陶的分布和传播，表明当时越人的互动和交流。
至于云贵高原地区，在云南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云县忙怀、晋宁石寨山、昭通闸心场等地出土过印纹陶，且与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所出者颇为相似。但与南方的几何印纹陶相比，其分布范围较小，数量极少，而且不占主导地位。阚勇：《云南印纹陶文化初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206页。但也反映出早在新石器时代越人的一支已分布、活动于云贵地区。
综上所述，与有肩、有段石器并存的几何印纹陶文化，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兴盛于青铜时代，时间跨度达二三千年，广泛分布于我国的长江下游、东南和岭南地区，西南地区也有少量分布。据研究，其分布范围与文献所载之百越族群的分布地域基本重合；此外，我国学界也普遍认为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几何印纹陶是古代百越系民族比较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特征。而百濮系民族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及其分布地域与百越的迥异，表明古代的百濮与百越是两个不同的族群。
二
百濮是我国古代分布于南方的又一大族群。最早的文献记载其曾活动于江汉地区。而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范围大体以河湖密布的江汉平原为主要地区，西及三峡一带，南达洞庭湖滨，向北包括汉水中游及其支流唐河、白河等连结的鄂西北和河南南阳地区，它们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或者关系十分密切，因而被概称为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25～136页。同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十年来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280页。主要包括了相继发展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均为农业定居。
大溪文化遗址主要有四川巫山大溪、巫山县城，湖北秭归朝天咀，宜昌杨家湾、清水滩、中堡岛，宜都红花套、古老背，枝江关庙山，江陵毛家山、蔡家台（下层），松滋桂花树，公安王家岗，湖南澧县三元宫、丁家岗，安乡汤家岗等。主要集中在川东、湖北和湖南。石器生产工具一般多磨制，但通体精细磨光、棱角分明的器形很少。石斧中多弧顶或平顶、平面呈梯形的一种，器身中段较顶部和刃部为厚。陶器以红陶为主，一般略带橙红颜色，越到晚期红陶比例越有递减的趋势。粗陶器除夹砂、蚌末外，另有单纯用碾碎的稻壳作为羼和料。均系手制。器表多素面磨光。泥质红陶普遍加施红衣。主要纹饰有戳印纹、弦纹、刻划纹、堆纹、镂孔和绘彩，个别器物上拍印浅篮纹，缺乏绳纹。戳印纹是大溪文化最具特征的纹饰，系用圆形、半圆、新月、三角、长方、方形、工字形等各种式样的“小戳子”，在器表深深戳印而成，通常成组地饰于陶器圈足部。彩陶数量不多。屈家岭文化的分布遍及江汉地区，主要分布在湖北省，鼎盛时期向北发展到南阳盆地，向南进入洞庭湖地区，在湖北地区重要的地点有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遗址群、钟祥六合、随州西花园、宜城曹家楼、枝江关庙山等遗址。京山屈家岭是这一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遗址，分早、晚两期。早期文化遗存中包含的斧、锛、凿和穿孔石铲等石器，磨制一般比较粗糙。黑陶多，灰陶次之，黄陶和红陶较少。常见的实心和空心陶球上刻划条纹、篦点纹，并在交叉点上配以凹点或圆孔，这类陶球与大溪文化的极为相象。后期新出现了较多的彩陶纺轮，它是屈家岭文化典型器物之一。彩陶纺轮多施橙黄色陶衣，在单面和周边绘红褐色彩纹。陶器中灰陶较多，黑陶次之，余为黄陶和红陶。夹砂陶的羼和料选用砂粒或陶末。仍处在手制阶段，有些经过慢轮修整。石家河文化（亦称青龙泉三期文化）某些因素如鼎、红陶杯、折腹壶形器、高瓴罐、高圈足豆都是承袭了屈家岭文化的特点，自身特征是以灰陶为主，除较多的素面和磨光者外，普遍饰篮纹，还有些附加堆纹、方格纹、绳纹等。具备一套自身特点的器物群。石家河文化面貌在当阳季家湖、随州西花园、房县七里河等不同区域表现出明显的共性，天门石家河遗址群是这一文化的中心区域。到石家河文化晚期受中原龙山文化的强烈影响，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开始走向衰落。
综观上述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和文化特征，我们可以认为在百濮发展的早期，其考古学文化特征除受周围地区的影响之外，另有自身的文化特点，我们试以归纳如下：其一，分布地域：主要分布在川东、鄂西、鄂西北、鄂南、湘北等江汉地区；其二，生产工具：石器有斧、锛、凿、铲，石斧多为弧顶或平顶、平面呈梯形，器身中段较顶部和刃部为厚，磨制较为粗糙；其三，陶器：经历了红陶—黑陶—灰陶的发展，并伴有彩陶出现，纹饰较典型的有戳印纹、篮纹，此外也有弦纹、方格纹、附加堆纹，基本上均为手制。
据记载，濮人最早居住在今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即古荆州地区。其地，商以前为三苗所居。商、西周时的濮人是一个势力强大的族群，分布在华夏族的正南，即今重庆、湖北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结合其他文献所载来看，濮人就主要分布在今重庆东部、湖北的南部，即春秋时所说的“濮在楚南”或“濮在楚西南”(汉)司马迁：《史记•楚世家》正义注引刘伯庄云，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1694页。。在此之前该地的考古学文化就应是上述之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也就是说，濮人及其先人的考古学文化应该属此范围无疑。战国以后，原活跃于江汉地区的百濮就鲜见于文献记载，这主要是由于与濮人居于相同地域的楚国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消灭了作为政治实体的濮，凌纯声先生从对《九歌》的研究中也认为，当时的“濮僚”人是楚国的被统治民族石钟键：《凌纯声的铜鼓研究——译凌文代序》，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第二次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资料集》，第147页。。其时，濮的基本地区或曰中心地带，应在长江以南的洞庭湖地区和“五溪”一带，其文化影响，南面可能已到达长沙和长沙以南地区。西周末年以后，随着楚在江汉地区的崛起，濮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舒向今：《试探考古学上的濮文化》，《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而受到楚国镇压的濮人则向其分布区的西边、南边、西南边迁徙移动，大量进入了今川、滇、黔。所以江汉地区基本上已见不到濮人，而汉晋以后，关于百濮在西南地区的记载则大量见于文献王文光、段丽波：《昆明族源流考释》，《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然而，被楚灭亡的濮人，除大部分向外迁徙以外，还有一部分留居原地，据舒向今先生的研究，“五溪地区出土的那批战国早期和春秋晚期的墓葬便肯定不是楚人的墓葬，那些绳纹圜底罐也绝非楚人之物了”，“‘五溪’一带出土的以‘罐’为主要标志的战国早期至春秋时期的墓葬，不应是楚人的墓葬，也许就是我们要研究的‘濮文化’。”此外，舒先生又结合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短剑等特征进行了论证，最终得出了“绳纹圜底罐和宽格青铜短剑为器物代表和墓葬、遗址中不见三足器的现象等为濮文化的主要标志”的结论舒向今：《试探考古学上的濮文化》，《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这种推断是正确的。因为春秋早期的墓葬已在湘乡、湘潭、衡阳等地发现。这些墓葬都是一种狭长形的土坑竖穴墓。湘乡的春秋墓有头龛和腰坑；湘潭的有壁龛；随葬器物主要是铜器。器形有?、鼎、?、盆及戈、矛、短剑、舟、斧、镞、削刀、钲等。陶器甚少，仅见罐、豆各一件。看来这些墓还不是楚墓湖南省博物馆：《三十年来湖南文物考古工作》，载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第312页。。在慈利官地、常德官山、临澧太山庙、益阳新桥山、保靖四方城、常德德山茅湾、常德二纺、沅陵窑头木马岭、辰溪米家滩、溆浦马田坪等地战国墓地中均出土有一种在沅水、澧水和资水下游所特有的宽格青铜短剑，最主要的特点是有可以活动的宽格，格上有繁复的几何图案，扁茎，与剑身一次铸成，茎脊贯通，茎正中有一个或呈一直线的两个乃至数个穿孔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工作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02页。。它不同于越式剑或巴蜀式剑，有研究者认为应是在楚人入主湘西、湘西北后仍在当地生活的原濮系民族的遗物何介钧、郑元日：《关于湘西、湘西北发现的宽格青铜短剑》，《文物》1993年第2期。。这些剑或出于楚墓，或单独出土，反映了楚濮文化因素的共存。这种现象也反映了当时濮人为楚所统治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保留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但之后，便与楚文化相融合，后随着秦灭楚，该地的濮文化便最终融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中。
另一方面，进入川、滇、黔的濮人，在与当地人民的融合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从其考古学文化而言，铜鼓文化、大石墓文化的最早主人应该都是濮人。
铜鼓是古代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自公元前七世纪左右产生，一直流传到现在，分布于中国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湖南、重庆、四川等八省（市、区）及除菲律宾以外的东南亚其他国家。对其研究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以来取得了重要成就。对其起源与族属，存在不少异见。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经过我国学者反复研究，在确定最原始的铜鼓是滇西楚雄万家坝型铜鼓之后，基本弄清了古代铜鼓是由一种与原始铜鼓十分相似的炊具铜釜演变而来的。而这种原始铜鼓主要集中出土于云南中部偏西的洱海、礼社江流域，在此下游的越南老街、广西右江流域也有零星发现。研究表明，首先创造铜鼓的不是越人系统的骆越人，而是生活在云贵高原上的濮人，嗣后铜鼓才传到百越地区。由于铜鼓流传地域辽阔，时间长久，铸造和使用的民族成分复杂，因此必须按时代的地区来探讨它的族属。蒋延瑜：《铜鼓研究一世纪》，《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童恩正先生也认为，“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或更早一点的时候，居住在滇东高原西部的一支属于濮僚系统的农业民族，最早使用了铜鼓这种乐器。当时在驮娘江—右江—郁江水系以及礼社江—元江—红河水系具有适于农耕的红色土壤的河谷地带，都有这一系统的民族居住，所以它就迅速地在这些区域流传开来。”童恩正：《试论早期铜鼓》，童恩正：《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即古代早期铜鼓的创造者应为濮系民族无疑。另外，有学者从制成铜鼓的矿料来源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考证，证明了云南早期铜鼓的矿料几乎都来源于滇西到滇中的滇池一带，以现代科学实验数据肯定了铜鼓发源地在滇西至滇中偏西一带，即在最早期的万家坝型铜鼓的分布地区内，而不只是在通常认为的滇中偏西一带；石寨山型铜鼓的矿产地在云南，著名的广南鼓的矿料来源于滇池、洱海间或滇东北，说明早期铜鼓确实有向南迁移的现象；云南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鼓的矿料产地与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出土铜鼓的矿料产地有关，进一步证明石寨山型铜鼓确实为万家坝型铜鼓的直接继承者李晓岑：《云南早期铜鼓矿料来源的铅同位素考证》，《考古》1992年第5期。。麻江型铜鼓分布于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重庆、湖南、广东、海南和越南北部，范围广大，但其矿料来源比较集中，都集中于贵州、云南两省毗邻地区。万辅彬等：《麻江型铜鼓铅同位素考证》，《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年第2期。铜鼓在滇西—滇中地区产生后，很快就往东、北、南三个方向传播。李昆声、黄德荣：《论云南早期铜鼓》，云南省博物馆：《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2～373页。滇西—滇中一线之早期铜鼓年代为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时期，而东部滇池地区的石寨山型铜鼓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再往东的广南、西林的石寨山型铜鼓属西汉时期，更东边的贵县石寨山型铜鼓的时代已是西汉晚期。李昆声、黄德荣：《再论云南早期铜鼓》，云南省博物馆：《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页。一种文化的传播，最直接和主要的途径是创造这种文化的人群的迁徙和流动。铜鼓产生以后，随着濮人的不断流徙，到达了上述铜鼓分布区，并与当地地理自然环境及民族相融合，产生和创造了后来铜鼓的众多区系类型。当然，我们也不能仅从这一文化特质去判定所有使用铜鼓的民族都是百濮系民族，因为文化是相互影响、传播的，因其传播至异地之后，它势必受当地各种因素的影响、涵化，最后才能为他者所接受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
在西南地区，南迁的濮人还创造了以二次葬为主要特征的大石墓文化，主要分布于川南的西昌、米易、德昌、越西、喜德和滇西的姚安、祥云、弥渡、南涧、宾川、巍山、双江等地〔6〕(p66)。这种以青铜器为主的文化，也与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有一些共同之处，其别是陶器的风格反映最为突出。如陶器多为火候较低、质地松软的细夹砂陶，陶色多灰、红两种。器物均以罐、杯为主，器形均系敞口、长颈、腹下平直且长，耳多数为带形板耳。出土的陶器器形均瘦长。纹饰中刻划纹占的比例较大，而部分陶器底部有叶脉纹也是其共同特征。宋世坤：《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初论》，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0）》，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184页。对于大石墓文化的主人，学界普遍认为均属于濮人，但对这儿濮人的族属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濮人即今天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之先民〔6〕(p72～78)，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濮人即当时的邛都，后世一部分僚人的先民〔1〕。我们认为后者的观点更接近于历史。这也可以从民族志的资料得到印证。现凉山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彝族认为大石墓是“濮苏乌乌”的石头房子，而非其祖先所留。据称，彝族的祖先进入凉山时，是以畜牧为主，而“濮苏乌乌”早已定居于此，经营农业。以后彝族战胜了“濮苏乌乌”，并占有其地。这一传说与贵州可乐地区彝族对夜郎文化墓葬的传说惊人地相似。正因为古代彝族的先民和濮族有一段相处和斗争的历史，所以甚至在彝族的成语中也留下了痕迹。彝族形容事情混乱为“濮合诺合孜”，直译为“濮话彝话混杂不清”，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关系的存在。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童恩正：《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同见蒙默：《?为僚说（下）》，《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年第1期。认为濮人是今天居于滇西澜沧江以西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先民的观点，则主要混淆了两类濮人，即受杜预《左传释例》对《左传•文公十六年》中一段解释的话的影响。“楚大饥……庸人率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这里的濮本是指江汉地区的濮，但杜预注道：“建宁郡（今云南曲靖县西）南有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这儿指的是滇南的濮了。而后经其他学者研究包渔庄：《说“白人”坟》，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编印：《悬棺葬资料汇集》，1980年12月，第36页。在此文中，包先生认为，孔颖达正义引释例“郡”已作“县”，是其误在唐初则已然。，此地之建宁郡仍为“建宁县”之误，其地在今湖南湘潭北境。这是非常正确的。另外，在汉代永昌郡的范围内的一部分濮人，则是另一种情况。这部分濮人西汉时称为苞满，东汉时称为闽濮，后又称为?nb221?濮、文面濮、赤口濮、折腰濮、黑?濮等，元代以后多写作“蒲人”或“蒲蛮”。从其习俗来看，仍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无论在社会发展、生产力水平、风俗习惯等方面均与我们上述所讨论的濮人迥然不同，他们可能才是构成今天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先民。可见同称为濮，并不一定属于同一族系宋蜀华：《百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219页。同见童恩正：《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濮族的几个问题》，《考古》1978年第2期。。这也就是说云南地区所谓的“濮”是两个起源不同的族群在某一个时期使用的同一个称呼，这在民族历史的发展中是完全可能的。
三
如前所述，百越系民族和百濮系民族是源于不同地域、不同原始文化的古代南方族群。我们可以看出，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一些异同之处。其相同点主要是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普遍种植稻谷，渔猎经济也占一定的地位，这是其所居之处有相似的地理环境所致。不同之处是长江下游地区的陶器以轮制为主，盛行几何印纹硬陶和绳纹，多见有肩、有段石器；而前者的陶器多手制，纹饰以戳印纹为主，仅个别地方发现了有肩、有段石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百越系民族最突出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是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几何印纹陶，且其主要分布于我国的长江下游的东南地区和南方地区，这也基本是学界的共识。而百濮系民族则主要分布于我国的长江中游、江汉地区，后集中于西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其考古学文化特征主要是弧顶或平顶、平面呈梯形的斧；陶器多为手制，经历了红陶—黑陶—灰陶的发展，纹饰以戳印纹为主。而青铜时代则以绳纹圜底罐、宽格青铜短剑、铜鼓和大石墓为其考古学文化特征。将两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与滇东、滇中、贵州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相比较，其相同点与不同点大体上类似于上述两大地区。有研究者指出，两广地区存在几何印纹硬陶、云南则主要是泥质与夹砂的灰陶的现象，为探讨百越和百濮提出了初步的物质文化上的区分佟柱臣：《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230页。。其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决定了濮、越是两个不同的族群。
此外，就人种而言，对汉水流域、东南沿海与两广地区出土新石器时代的人骨，我国考古工作者作过细致的研究，认为在汉水流域湖北房县发掘的人骨，其特征与现代蒙古人种东亚类型更为接近；在浙、闽和两广出土的人骨，头骨的形态则接近于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上海崧泽新石器时代墓葬人骨，认为有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特征〔3〕(p199)。广东的“增城、曲江、佛山、南海等县市出土的人骨架经鉴定均属南亚蒙古种”广东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结硕果，岭南历史开新篇》，文物出版社：《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28页。。汉水流域与东南沿海、两广地区原始居民体质上的差别，同样证明了这两个地区的原始居民应分属于不同的族群。
学术界认为濮、越为同族的观点从考古学文化角度而言，主要是着眼于濮、越均是铜鼓的使用者，均具有悬棺葬葬俗，均有人工拔牙、断发纹身、居住干栏的习俗等方面。多数学者认为，早期铜鼓的主人是濮系民族，其后才向东、南传到了百越分布区并为其广泛使用，而非濮、越同族的证据。一般认为，悬棺葬是利用沿溪两岸悬崖的自然洞崖、岩隙或人工凿成的崖洞穴为墓穴，安葬死者的一种埋葬习俗。就目前所知，我国悬棺葬分布于东南沿海、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即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浙江、台湾、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和陕南等十三个省区，在国外则广布于东南亚各地以致远播太平洋诸岛屿。陈明芳：《中国悬棺葬》，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序）。同见石钟健：《悬棺葬研究》，《百越史研究论文集》第二辑，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1980年），转引自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著《百越民族文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页。据凌纯声先生的研究，分布于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的悬棺葬，为百濮遗迹；而分布于东南部“赣、浙、闽三省的，例如武夷山和栏杆山的崖葬，约为山越、瓯越、闽越的遗迹，系属古之百越。”凌纯声：《中国与东南亚之崖葬文化》，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册，1950年，转引自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著《百越民族文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页。这是比较客观的。悬棺葬是濮、越两族群共有的一个文化特征，这主要也是因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至于人工拔牙，这种习俗分布很广，明确存在拔牙风俗的遗址以山东、苏北一带最多。这种风俗所涉及的新石器文化，包括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还有华南一些几何印纹陶分布地区的文化，都显示它是中华民族祖先中的很大一部分所共有过的古老风俗。据现有资料推断，这种风俗最早发生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居民中，盛行于黄河下游的鲁南苏北一带大汶口文化分布地区。以后向西南流传到达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居民中，并且一直保留至今天云、贵、川地区的某些少数民族中；向南，通过江南的史前居民，经浙、闽、粤沿海流传到珠江流域。在这个方向的流传过程中，可能在不晚于早商的时期，这一风俗由大陆沿海传到台湾?〔3〕(p192)。因此也不能说，人工拔牙是濮、越系民族所特有的风俗，同样也不能作为濮、越同族的证据。断发纹身、居住干栏，从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像“干栏式”房屋汪宁生：《试论中国古代铜鼓》，《汪宁生论著萃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540页。、祥云大波那“井干式”木椁铜棺阚勇：《滇西青铜文化浅谈》，云南省博物馆：《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9页。的发现，足以表明这些习俗也是濮、越系民族所共有的，也不能作为濮、越同族的证据，因为相似的地理、自然环境对古代族群文化、习俗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濮人南迁后，部分与百越错居杂处，有相互融合的现象，均被认为是“椎髻”、“耕田有邑聚”的农业民族。
综上所述，濮人始于江汉地区，后迁至西南地区，与百越系、氐羌系民族杂处，其中大部分濮人融于百越后裔僚人，少部分融于氐羌系民族，少部分发展为现代的仡佬族。
〔参考文献〕
〔1〕童恩正.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濮族的几个问题［j］.考古，1978，(2).
〔2〕宋蜀华.百越［m］.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4〕浙江省博物馆.三十年来浙江文物考古工作［a］.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