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细胞范例6篇

癌细胞

癌细胞范文1

病因

许多致病因子均可诱发鳞癌。①长期紫外线照射、放射线或热辐射损伤。②化学致癌物,如砷、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焦油类、铬酸盐等。③病毒感染,可见于人类瘤病毒16、18、30和33型感染;④某些癌前期皮肤病,如日光角化病、黏膜白斑、砷角化病。⑤某些慢性皮肤病,如慢性皮肤溃疡、盘状红斑性狼疮、萎缩硬化性苔藓均可诱发本病。⑥某些遗传性病,如色素性干皮病、白化病患者,本病的发病率较高。

临床表现

本病多发生于平均年龄约60岁或60岁以上的老年人。好发部位为颜面、耳部、下唇及手背曝光部位皮肤。皮损初起为小而硬的红色结节,边界不清,表面光滑,易演变为疣状或瘤状,表面可见鳞屑,中央易发生溃疡,溃疡基底呈颗粒状,有坏死组织,易出血,溃疡边缘较宽,高起且呈菜花状,质地坚实,常伴臭味。肿瘤进行性扩大,并进一步侵犯其下方筋膜、肌肉和骨骼。一般继发于放射性皮炎、焦油性角化病、瘢痕、溃疡,其转移远较由日光损伤者,如日光角化病为高;发生于口唇、、女阴和部位者亦易于转移。

组织病理

由不规则肿瘤细胞团块构成癌巢,侵入真皮网状层或更深。瘤团由不同比例的正常鳞状细胞和非典型(间变)鳞状细胞构成。非典型鳞状细胞,细胞大小和形状不一,核增生,染色深,出现非典型性核丝分裂,细胞间变消失,个别细胞出现角化不良和角珠。

诊断及鉴别诊断

凡40岁以上患者,若在原先皮损处,如瘢痕、溃疡、角化病灶、色素性干皮病等,偶或外表正常皮肤上发生质地较硬的结节或斑块,边缘似隆起并向周围扩展,增长迅速,应疑及本病。做组织病理检查可明确诊断。

癌细胞范文2

1.1结果(1)TUNEL结果:采用凋亡强度进行评判。凋亡细胞胞核内为蓝黑色颗粒。选择表达明显的4个区域,在10X低倍镜下凋亡小体计数,取平均值。凋亡强度分为三级(强阳、阳性、阴性):凋亡小体>7/10×视野为强阳;3~7/10×视野为阳性;<3/10X视野为阴性;强阳和阳性视为阳性。见图2。(2)化疗效果的判断:化疗前测量宫颈肿物大小,最大直径和最大垂直横径乘积表示。化疗结束2周内再次测量。化疗效果以宫颈病灶大小的变化来判断,采用国际抗癌协会(UICC)疗效判定标准,完全缓解(CR)和部分缓解(PR)视为临床有效,无变化(NC)和临床进展(PD)视为临床无效。

1.2统计学处理应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χ2检验。

2结果

2.1临床治疗结果30例患者中经新辅助化疗后完全缓解为2例,部分缓解17例,无效11例,临床有效率为63.3%(19/30)。

2.2化疗前后ki-67表达的变化表达阳性率分别为:70.0%、36.7%,经χ2检验有显著差异性,χ2=9.462,P<0.05(P=0.024)。见表1。

2.3化疗前后凋亡阳性率的变化凋亡阳性率=阳性/总例数×100%,阳性率分别为:30.0%、66.7%,经χ2检验有显著性差异,χ2=8.098,P<0.05(P=0.017)。见表1。

2.4化疗后不同临床疗效癌组织中ki-67、凋亡表达变化ki-67的阳性率分别为26.3%、54.5%,经χ2检验差异无显著性,χ2=2.391,P>0.05(P=0.122);凋亡阳性率分别为84.2%、36.4%,经χ2检验差异有显著性,χ2=10.188,P<0.05(P=0.001)。

3讨论

宫颈癌治疗以手术为主辅以化疗,化疗的实施有助于治疗结果的提高。Kuzuya[2]通过术前施以顺铂为基础的联合化疗方案治疗Ib-IIb期宫颈癌后再进行根治手术,术后5年生存率有所提高。本实验以顺铂为基础联合用药,经1个周期治疗,癌组织均有不同程度缩小,临床有效率达到63.3%。肿瘤细胞的增殖与凋亡决定了癌组织的进展和治疗后的转归。

现常用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ki-67、细胞增殖指数和凋亡指数来反映肿瘤细胞的状态。本实验检测了使用新辅助化疗药物前后,宫颈癌组织中ki-67和凋亡指数,讨论新辅助化疗应用对宫颈癌细胞的增殖及凋亡状态的影响。实验表明:使用新化疗方法后宫颈癌组织中ki-67的表达明显降低、细胞凋亡阳性率显著升高,可以表示化疗后宫颈癌细胞的增殖活性明显下降,凋亡数目明显增加,二者共同作用使肿瘤细胞数量减少。我们对比化疗后不同预后组ki-67的表达,结果无显著差异,可以说明化疗后宫颈癌细胞增殖活性的降低与近期化疗效果并无明显相关,但是ki-67表达的下降说明化疗抑制了宫颈肿瘤细胞的增殖。本实验结果显示化疗后宫颈癌细胞凋亡数较化疗前有显著升高,且临床化疗后有效者凋亡阳性率的表达要明显高于无效者,提示化疗后宫颈癌细胞凋亡的增加是影响化疗近期疗效的重要因素。

癌细胞范文3

肾细胞癌;二氯醋酸盐;癌细胞

肾细胞癌是一种对放疗、化疗均不敏感的恶性肿瘤,目前有效的内科治疗手段主要依赖针对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EGF)、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DGF)以及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的多种分子靶向治疗药物。透明细胞型肾细胞癌是最常见的一种肾细胞癌病理类型,在70%~90%的这类患者中,VHL基因功能失活,从而导致癌细胞在常氧状态下,缺氧诱导因子(HIF)水平显著增高。HIF通过上调调控线粒体葡萄糖氧化代谢的关键蛋白激酶-丙酮酸脱氢酶激酶(PDK)的表达,进而上调细胞内糖酵解酶的表达水平,抑制线粒体葡萄糖氧化。这种常氧状态下对癌细胞线粒体功能的抑制,能够抑制线粒体途径的凋亡程序,降低三羧酸循环代谢产物α-酮戊二酸盐以及线粒体相关活性氧水平,进而抑制P53功能,从而促进癌细胞增殖并抑制癌细胞凋亡。可见,ccRCC细胞中HIF的持续激活,抑制癌细胞线粒体的功能,是阻碍治疗的一大难题。提出假设“活化线粒体的功能,可能是治疗ccRCC的关键”,作者利用PDK抑制剂,即一种小分子化合物二氯醋酸盐,可提高癌细胞中丙酮酸脱氢酶(PDH)水平,促进丙酮酸盐流向线粒体,活化线粒体的功能。作者初步探索了DCA活化ccRCC细胞线粒体的可能效应及机制,并研究其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效应及可能机制。

对临床收集的接受根治性肾切除术的ccRCC患者组织标本中,PKD的转录及表达水平进行初步检测,采用ccRCC细胞株786-O及两种动物模型(鸡胚绒毛尿囊膜及裸鼠)在体外及体内,对癌细胞的线粒体功能、细胞增殖、凋亡、HIF蛋白的转录活性、血管形成能力、成瘤大小等指标分别进行检测,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以及方差检验法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发现,ccRCC组织以及786-O细胞中PDK表达水平显著高于来自于同一例患者的正常肾脏组织以及正常肾小管上皮细胞,DCA可重新活化癌细胞线粒体功能,具体表现为癌细胞有氧呼吸增加、三羧酸循环代谢产物水平增加(HIF抑制因子协同因子α-酮戊二酸盐,以及线粒体相关活性氧水平提高),786-O细胞中P53活性及癌细胞凋亡水平增强,增殖活性降低。提示DCA可发挥类似HIF抑制因子(FIH)的效应,降低HIF的转录活性,抑制786-O细胞体外新生血管能力;DCA可在体内两种动物模型中发挥抑制786-O细胞新生血管的效应,并抑制肿瘤生长。作者认为DCA作为一种长期以来用于治疗先天性线粒体功能障碍患儿(例如PDH缺乏症)提高其体能状态的、安全性良好的药物,可重新活化ccRCC细胞的线粒体功能,抑制HIF的转录活性,可在体内及体外发挥抑制癌细胞生长的功效,因此有必要将来在肾癌患者中进行深入的临床试验,进一步评估其潜在的临床治疗价值。

癌细胞范文4

1.1盐霉素与乳腺癌2009年,Gupta等[4]发现盐霉素能够选择性杀伤乳腺癌HMLEshEcad细胞株中CD44high/CD24low细胞,经盐霉素处理后HMLEshEcad细胞株中CD44high/CD24low细胞数量为紫杉醇对照组细胞数量的1/360;应用基因组富集分析法检测分析盐霉素作用后的乳腺癌细胞中侵袭性基因组,发现CD44/CD24基因组和乳腺微球基因组表达水平降低。在裸鼠体内实验中,盐霉素作用组较紫杉醇作用组乳腺癌干细胞成瘤及转移能力降低100多倍。Bjrklund等[5]和Liu等[6]认为:LRP5和LRP6受体是Wnt/β-catenin信号途径中的致瘤蛋白,在以Wnt/β-catenin信号途径为主发生的肿瘤中具有重要作用。异常表达的LRP5剪接异构体被发现与乳腺癌的形成有关,同时,LRP6亦被发现在乳腺恶性肿瘤中的表达异常增高。异常增高表达的LRP6能够导致小鼠乳腺增生,下调LRP6则能够降低乳腺癌的发生率,同时糖原合成酶激酶3、酪蛋白激酶1γ等则在LRP6的磷酸化中发挥重要作用。Zhang等[7]在对盐霉素与乳腺癌的体内与体外研究中发现:盐霉素与紫杉醇联合应用可以更有效地治疗乳腺癌。三阴乳腺癌预后较差,2012年King等[8]的研究发现:三阴乳腺癌预后较差主要是由于乳腺癌细胞中存在乳腺癌干细胞。近年来的研究[4-8]表明:Wnt/β-catenin途径在乳腺癌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盐霉素已经被证实是Wnt/β-catenin途径抑制剂,盐霉素对Wnt/β-catenin途径的抑制作用在对乳腺癌及癌干细胞的抑制作用中可能发挥关键作用。

1.2盐霉素与胃癌Zhi等[9]在对盐霉素与胃癌细胞的体外实验研究中发现:首先检测胃癌细胞株NCI-N87、SNU-1、SGC-7901和BGC-823细胞表面ALDH、Sox2、Nanog和Nestin干细胞分子标志物,证明了NCI-N87和SNU-1细胞株为ALDH高表达,SGC-7901和BGC-823为ALDH低表达。然后通过细胞集落实验及悬浮球实验证明高表达ALDH的细胞比低表达ALDH的细胞克隆形成能力及成球能力强,干细胞特性更明显。最后将ALDH高表达和低表达的胃癌细胞分组,分别加入5-Fu、CDDP和盐霉素进行药物抵抗实验,结果表明:高表达ALDH的胃癌细胞在传统化疗药物5-Fu和CDDP中存活及成球率较高,但对盐霉素较为敏感,存活及成球率较低,而且盐霉素对ALDH高表达胃癌细胞抑制作用效果是ALDH低表达胃癌细胞的4倍,提示盐霉素对耐药作用较强的胃癌干细胞抑制作用明显。Zhi等[9]研究证明了盐霉素对胃癌干细胞的抑制作用,并对胃癌敏感化疗药物的选择具有重要指导作用。Mao等[10]在对胃癌干细胞的研究中发现:Wnt/β-catenin信号途径能够促进胃癌干细胞在体内及体外的增殖,并在癌干细胞的自我更新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抑制Wnt/β-catenin信号途径能够抑制胃癌干细胞的增殖。

1.3盐霉素与结直肠癌Dong等[11]认为:结直肠癌治疗及预后效果较差是因为存在癌干细胞,并进行体外实验以证明其观点。实验选取结直肠癌HT29和SW480细胞株,这2种细胞表面分别高表达及中等程度表达CD133+,具有结直肠癌干细胞特性。实验利用CCK-8试剂盒检测盐霉素作用后的癌干细胞活力,结果提示2种干细胞活力均下降;流式细胞术检测发现CD133+细胞亚种群所占比例减少;软琼脂和Boyden分析显示2种癌干细胞克隆形成和迁移能力降低;利用免疫荧光染色、RT-PCR及蛋白印迹实验检测分子学变化,结果表明:盐霉素促进了HT29和SW480细胞株凋亡,减少了CD133+细胞亚种群所占比例,降低了HT29和SW480细胞克隆形成能力及细胞活性,增加了E-钙黏蛋白相关基因及蛋白表达量。现已证实E-钙黏蛋白表达增加能抑制上皮间质转化(MET),而这种转变能使上皮癌细胞表现出癌干细胞的特性及侵袭性。因此Dong等通过体外实验证明了盐霉素能够降低结直肠癌干细胞MET,推断盐霉素可能是抑制结直肠癌干细胞潜在的有效药物。

1.4盐霉素与前列腺癌2011年Kim等[12]对盐霉素与前列腺癌进行了体外实验研究,结果显示:盐霉素作用后的前列腺癌细胞活性明显降低,而正常前列腺细胞活性不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盐霉素作用后的前列腺癌细胞中逃避细胞凋亡程序相关蛋白Bcl-2水平降低,促凋亡蛋白Bax水平升高,PARP-1裂解,凋亡酶caspase-3被激活,同时发现前列腺癌细胞中ROS水平明显增加,而ROS水平的增加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诱发细胞的凋亡。Ketola等[13]则通过体外实验进一步研究了盐霉素与前列腺癌及癌干细胞的关系,结果显示:盐霉素能够抑制由VCaP和LNCa细胞中分离出的前列腺癌干细胞中ALDH-1及CD44的表达,并且降低VCaP和LNCa细胞中干细胞比例,实验结果表明:盐霉素不仅能促进前列腺癌细胞的凋亡,还能抑制前列腺癌干细胞的增殖。

1.5盐霉素与胰腺癌Lei等[14]在盐霉素与胰腺癌的体外研究中发现:盐霉素作用后癌细胞中CD133+细胞亚群比例减少,同时检测到促凋亡蛋白Bax和E黏钙蛋白的表达量明显上调,且能够使细胞异常增殖的Bcl-2和PCNA的表达量明显降低;Wnt/β-catenin途径中相关蛋白β-catenin和p-GSK-3β的表达受到抑制。研究者推测盐霉素对胰腺癌的抑制作用可能与Wnt/β-catenin途径有极为密切的关系。Zhang等[15]则采取联合药物实验检测盐霉素对胰腺癌细胞及癌干细胞的作用。研究者首先利用荧光激活细胞分选技术(FACS)从SW1990和AsPC-1细胞株中分选出CD133+细胞、CD133-细胞、SP细胞和NSP细胞,并采用盐霉素和吉西他滨分别作用于CD133+细胞、CD133-细胞、SP细胞和NSP细胞,通过MTT比色法检测盐霉素和吉西他滨对上述细胞的毒性作用,结果显示:盐霉素对CD133+细胞和SP细胞的毒性作用明显强于对CD133-细胞的毒性作用,而吉西他滨则显示出对CD133-细胞及NSP细胞较强的毒性作用,提示盐霉素能更有效地杀伤胰腺癌干细胞及具有干细胞特性的SP细胞而吉西他滨则无此效果。在联合盐霉素及吉西他滨作用于CD133+细胞、CD133-细胞、SP细胞和NSP细胞实验中,通过MTT比色法检测2种药物联合后对癌细胞及癌干细胞的毒性作用,结果显示:盐霉素和吉西他滨联合作用能有效地杀伤CD133+细胞、CD133-细胞、SP细胞和NSP细胞,并且作用效果明显优于单一药物使用。最后研究者通过裸鼠体内实验发现:盐霉素和吉西他滨联合应用比单一使用盐霉素或吉西他滨能够更有效地抑制裸鼠体内肿瘤的生长。Lei等[14]和Zhang等的研究发现:盐霉素对胰腺癌细胞及癌干细胞具有抑制作用,且联合吉西他滨作用效果更为明显,这为胰腺癌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可能会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

1.6盐霉素与肝癌Wang等[16]采用盐霉素与肝癌细胞株(HepG2,SMMC-7721,BEL-7402)进行研究。在体外实验中肝癌细胞增殖降低、凋亡增加,CD133+的干细胞亚群比例减少;Bcl-2、GSK-3β和β-catenin相关基因和蛋白的表达量减少。体内实验结果显示:裸鼠肝脏肿瘤中的肝小叶结构遭到破坏;盐霉素实验组细胞凋亡率高于对照组,且治疗组较对照组Bax/Bcl-2比值升高,p-GSK-3β表达降低但是GSK-3β总量不变,β-catenin相关蛋白表达减少。体内体外实验结果均表明:盐霉素能够明显促进肝癌细胞的凋亡且抑制增殖。研究者认为:这与Bcl-2家族基因表达下降和Bax表达增加有关。Bcl-2家族在癌细胞逃避细胞凋亡程序中发挥重要作用,而Bax则能促进细胞凋亡。研究者[16]还发现盐霉素作用后的肝癌细胞中Gsk-3β使β-catenin表达量下降。已有多篇文献证明:Wnt/β-catenin途径中β-catenin蛋白的表达与肝癌细胞的凋亡关系密切。Wang等[16]在应用流式细胞术对肝癌细胞中CD133+细胞亚群分析中发现:CD133+细胞亚群比例降低。而肝癌细胞中CD133+细胞具有癌干细胞特性。这些研究表明:盐霉素不仅对肝癌细胞具有抑制作用,且对肝癌干细胞也有抑制作用。

1.7盐霉素与卵巢癌Parajuli等[24]采用盐霉素与卵巢癌细胞株(A2780和A2780cis)进行的体外实验研究中首次提出并证明了盐霉素能够抑制卵巢癌Akt/NF-kB途径并导致癌细胞的凋亡增加,实验发现:盐霉素能够抑制卵巢癌细胞中Akt蛋白激酶,使NF-κB的表达降低,从而导致了细胞凋亡。为了证明Akt在细胞凋亡中作用,Parajuli等[24]采用siRNA转染以静默Akt相关基因,同样使卵巢癌细胞凋亡增加。在细胞周期分析中发现:盐霉素能够使亚G1期卵巢癌细胞比例增高,而成熟卵巢癌细胞比例降低。卵巢癌细胞株A2780cis能够抵抗顺铂类药物,Parajuli等[24]的实验发现:盐霉素作用后A2780cis细胞凋亡增加,提示其对顺铂药物耐药的卵巢癌细胞具有较好的杀伤效果。Zhang等进行卵巢癌细胞OV2008的体内和体外实验研究,提出盐霉素是通过调节P38MAPK以实现促进细胞凋亡的作用。这提示盐霉素对卵巢癌的抑制作用可能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的。

1.8盐霉素与肺癌Arafat等在非小细胞肺癌细胞LNM35和A549细胞株的体外研究中发现:盐霉素能够抑制并促进其凋亡,并且具有时间-剂量相关性。肺癌具有较高的远处转移及局部浸润性,肺癌的治疗及预后效果极差。而Arafat等在研究中发现:盐霉素可以促进NAG-1mRNA及NAG-1蛋白的表达,使LNM35和A549细胞株的侵袭及转移能力降低,并且这种作用与NAG-1蛋白的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为了证明盐霉素对癌细胞转移及侵袭能力的作用是通过NAG-1蛋白来实现的,研究者构建了NAG-1基因静默细胞,使NAG-1蛋白不能表达,然后采用5μmol•L-1盐霉素处理,结果显示:盐霉素不能抑制癌细胞的侵袭作用,甚至会出现反作用。Wang等进行的A549细胞株体外实验证明:盐霉素能够明显减少肺癌细胞的成球率,并能降低Oct-4、胚胎干细胞关键蛋白Nanog及Sox2水平,表明盐霉素能够抑制肺癌干细胞生长。曾葭等[28]在盐霉素与耐顺铂肺癌细胞株A549/DDP体外实验中,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盐霉素作用后的A549/DDP细胞株,结果显示:线粒体膜电位下降、细胞色素C和Ca+释放增加,细胞中ROS水平增加;同时Bcl-2/Bax比值显著降低,且β-catenin和LRP6蛋白表达降低。表明盐霉素不仅可以通过诱导细胞内氧化应激增加实现对耐顺铂肺癌A549/DDP细胞株的促凋亡作用,同时可以通过抑制Wnt途径以实现对耐顺铂肺癌A549/DDP细胞株的生长抑制作用。这些研究成果提示:盐霉素可能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肺癌化疗药物,为临床肺癌治疗提供新的方案。

1.9盐霉素与膀胱癌Ou等[29]对盐霉素与人膀胱癌5637细胞进行了体外实验研究,采用MTT比色法发现盐霉素作用后膀胱癌细胞存活率显著降低;应用流式细胞技术发现盐霉素作用后膀胱癌5637细胞凋亡率升高;通过体外Matrigel实验显示膀胱癌5637细胞的转移及侵袭能力降低;通过蛋白印迹实验显示Wnt/β-catenin途径中关键蛋白β-catenin表达量下降,结果证明:盐霉素对人膀胱癌5637细胞的生长有较明显抑制作用,能促进癌细胞凋亡,降低癌细胞侵袭力,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可能是通过抑制Wnt/β-catenin信号传导途径实现的。这些实验结果为膀胱癌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1.10盐霉素与白血病2011年Lu等[30]在盐霉素与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体外研究中发现:盐霉素能够促进HEK293细胞凋亡,盐霉素能够通过结合Wnt1使脂蛋白受体相关蛋白6(LRP6)磷酸化,导致LRP6的分解减少,证明盐霉素是通过下调Wnt途径LRP6水平以实现促进细胞凋亡的作用,同时结果显示:盐霉素能够下调如LEF1、cyclinD1和纤维蛋白等Wnt靶基因及相关蛋白的表达,表明盐霉素对HEK293细胞作用主要是通过对Wnt途径发挥作用来实现的。Fuchs等[31]在盐霉素克服凋亡抵抗的体外研究中发现:盐霉素可以促进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外周血分离的CD4+T细胞大量凋亡,而正常的淋巴细胞则不受影响。首先将盐霉素作用于人急性淋巴母细胞白血病细胞(MOLT-4)及人外周白血病T细胞(Jurkat),发现盐霉素可以促进这2种细胞凋亡。MOLT-4细胞表达野生型p53基因,Jurkat细胞中由于基因突变而不表达p53基因,由于许多抗癌药物的诱导凋亡作用均依赖p53基因,可以看出盐霉素可以克服由于p53基因突变而引起的凋亡抵抗作用。然后又将盐霉素作用于26S蛋白酶体过度表达的淋巴癌(NamalwaBurkitt细胞),其促进了NamalwaBurkitt细胞的凋亡,而26S蛋白酶体的过度表达可以使细胞出现凋亡抵抗和恶性增殖。说明盐霉素可以克服26S过度表达引起的凋亡抵抗。最后,将盐霉素作用于过度表达P-糖蛋白的人子宫肉瘤细胞(MES-SA/Dx5),结果同样促进了MES-SA/Dx5细胞的凋亡,而P-糖蛋白是由癌多耐药性基因MDR1编码的一种跨膜糖蛋白[32],表明盐霉素能够克服P-糖蛋白表达引起的凋亡抵抗。因此,盐霉素可能在急性和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中发挥作用。

1.11盐霉素与骨肉瘤Tang等[33]在对盐霉素和骨肉瘤干细胞进行的体外及体内实验中,首先利用无血清培养基干细胞成球的特性从骨肉瘤细胞株U2OS、MG63和SAOS2中分理出间充质干细胞(MSCs),并用传统的化疗药物甲氨蝶呤(MTX)作用于MSCs,结果显示MSCs仍然可以成球,提示骨肉瘤细胞中存在的耐甲氨蝶呤的MSCs可以促使肿瘤复发;然后研究者利用盐霉素作用于MSCs及正常骨髓干细胞,通过成瘤实验及MTT比色法检测细胞活性,结果显示:盐霉素能够抑制MSCs的成球率并能降低MSCs活性,而正常骨髓干细胞活性则不受抑制;再采用盐霉素与MTX联合用药,结果显示:盐霉素能够增加MSCs对MTX的敏感性。最后研究者利用裸鼠构建骨肉瘤动物模型并分为对照组、盐霉素作用组和多柔比星(ADM)作用组,结果显示:盐霉素作用组裸鼠肿瘤生长明显受抑制,且从裸鼠骨肉瘤分离出的TSCs成瘤能力明显下降;表明盐霉素能够在体内抑制骨肉瘤干细胞的生长。同时利用免疫组织化学法对裸鼠骨肉瘤细胞中β-catenin和cyclinD1进行染色,发现2种蛋白表达均减少;利用蛋白印迹实验检测GSK3β,结果显示GSK3β活性降低,从而导致β-catenin的分解,提示盐霉素在体内是通过作用于Wnt/β-catenin途径以实现对肿瘤细胞的抑制作用。Tang等[33]的实验结果表明:盐霉素能够选择性地作用于骨肉瘤干细胞,且这种抑制作用与Wnt/β-catenin关系密切,同时又不影响正常骨髓干细胞的活性,这为临床骨肉瘤治疗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2结语与展望

癌细胞范文5

用流式细胞仪器进行分析。把浓度为71%的乙醇加入到取得的细胞中用PI进行染色30min。并用流式细胞仪器分析细胞周期的变化和肝癌细胞的死亡状况。检测奥沙利铂对基因蛋白的影响的方法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对细胞株进行特殊培养,观察其染色情况,按公式计算出相应的HSCORE得分。用SPSS14.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用方差齐性检验(F)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

2结果

2.1奥沙利铂对细胞的作用

奥沙利铂能够有效抑制肝癌细胞的增长,而且对剂量有很强的依赖作用,药物的浓度越高,抑制作用越强;对时间也有依赖作用,抑制作用随着药物作用时间的增长而增长。即奥沙利铂的浓度不同或者时间作用不同对肝癌细胞产生的影响程度也不同。见表1。

2.2奥沙利铂对细胞株周期和死亡情况的影响

奥沙利铂对肝癌细胞作用时间达到24h后,癌细胞周期基本都停在了S周期;在作用时间达到48h后,细胞周期就被迫停在了S期和G2PM期之间,但仍主要在停在S期。而且奥沙利铂作用于肝癌细胞24h、48h后,肝癌细胞死亡率分别是6.27%、11.8%,由此可见,随着奥沙利铂作用时间的增长,肝癌细胞的死亡率也在增长。

2.3奥沙利铂对相关基因蛋白的影响

使用奥沙利铂后,CyclinA定位在胞核中;MTP53阳性表达见于胞核;Bc-l2、Bax及Fas定位在胞浆中;Myc的阳性表达于胞浆和胞核可见。奥沙利铂作用于癌细胞72h后,免疫细胞化学表CyclinA、Bax表达增强(P<0.03),MTP53、Bc-l2及Myc表达减弱(P<0.02),Fas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6)。见表2。

3讨论

癌细胞范文6

【关键词】 小细胞肺癌;手术时机;综合治疗

小细胞肺癌起源于支气管黏膜上皮或腺上皮内嗜银细胞(Kulchitshy),约占肺癌总数15%~20%。20世纪60年代,单纯外科手术治疗小细胞肺癌效果很差;20世纪80年代,联合化疗逐渐成为小细胞肺癌的首选治疗方法,虽然可使80%的小细胞肺癌患者得以不同程度缓解,但因常出现原发部位的复发,故单纯的化疗效果也差;近几年来,外科参与的综合治疗在小细胞肺癌,特别是Ⅰ期、II 期小细胞肺癌效果良好。本院自2005年3月至2012年6月,对19例小细胞肺癌实施手术治疗。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手术治疗19例,男12例,女7例,年龄33~73岁,平均62.1岁。术前病理确诊7例,术后病理确诊11例;做肺叶切除16例,全肺切除3例;临床分期:Ⅰ期8例,Ⅱ期7例,Ⅲa期4例;三年生存率分别为87.5% 、57.1%、25.0% 。本组无手术死亡及严重并发症。

1.2 方法 按照非小细胞肺癌TNM分期。术前确诊为小细胞肺癌患者,T1 T2N0M0首选手术治疗,术后给予6个周期EP方案化疗;T3,N1,N2,M0患者,先予EP方案化疗2~3个周期,尔后全面复查,重新临床分期评估。达到 T1 T2N0M0转手术治疗,术后继续EP方案化疗4个周期;若评估未达到上述标准,则继续化疗。术后确诊为小细胞肺癌的患者,给予6个周期EP方案化疗;术后病理证实N1N 2阳性患者,化疗中同期行纵膈区域放疗40 GY/20次(通常安排在2—3次化疗后或同时进行)。手术患者,化疗等辅助治疗结束后,颅脑预防性放疗20~25 GY/10次。化疗中出现复发转移等肿瘤进展者,调整二线化疗方案。

2 讨论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肺癌已成为全球男性和女性的第一杀手,而中国是肺癌高发国家。小细胞肺癌发病率和其占肺癌的比例有逐年增多的趋势。小细胞肺癌的治疗经历了单纯手术,单纯放化疗、放弃手术,到目前手术、化疗 、放疗等联合综合性治疗过程,其疗效也随之不断提高。手术在小细胞肺癌治疗中的地位又重新确立,并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临床医师和广大患者接受,尤其是在控制局部复发方面。

由于小细胞肺癌具有恶性度高和发生远处转移早的特点,人们习惯采用局限期和广泛期来分期,并以此指导治疗。我们认为对局限期小细胞肺癌按照非小细胞肺癌标准进行临床分期并作为制定小细胞肺癌治疗方案的依据,更有利于指导临床。主张术前明确Ⅰ期小细胞肺癌患者(T1 T2N0M0)首选手术治疗;Ⅱ 期~Ⅲa期患者(T3,N1,N2,M0)先行化疗2~3个周期后,再重新评估,达到Ⅰ期者手术。

在临床中,由于肺部肿瘤部位及术前病灶取材等原因,术前往往不能确诊病变性质或明确病理类型,常常待术后病理才确诊为小细胞肺癌,这些患者要积极术后化疗或和放疗。

小细胞肺癌手术治疗的地位已被确立,但临床中仍应严格掌握手术标准。2006版NCCU指南中指出:只有达到T1T2N0M0标准,才适合手术。而这些标准的分期评估更应准确,包括胸部、上腹部、头颅CT,骨骼ECT,全身PET成像检查,必要时纵膈镜检查。小细胞肺癌手术治疗的主要贡献是控制局部复发。近几年的研究表明,有些小细胞肺癌患者组织中常含有对化疗不敏感的其他癌细胞,这造成部分患者局部复发而导致化疗最终失败[1]。Lichter等[2]发现化疗加放疗治疗小细胞肺癌后,仍有28%~47%的患者原发部位复发,Ichinose等[3]报道Ⅰ期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后局部复发被完全控制。术式应采取标准性肺叶或全肺切除加纵膈淋巴结系统清扫。

化疗在小细胞肺癌患者中的效果被充分肯定,应以此为主线,贯穿于小细胞肺癌整个治疗过程。80%以上的小细胞肺癌通过联合化疗得以不同程度的缓解[4]。小细胞肺癌的化疗首选EP方案。若治疗中出现肿瘤进展(复发、转移等),复发时间小于2~3个月患者,可选择紫杉醇、多西他滨、吉西他滨、伊立替康或托泊替康治疗;复发时间介于2~3个月与6个月之间的患者,首选托泊替康治疗;大于6个月的患者,按原方案化疗。

行根治性肺癌手术患者(指肺叶切除以及纵膈淋巴结清扫或者取样),应接受术后化疗,没有纵膈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应该只接受单独化疗,但是有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应该行同期的化疗和术后放疗[5]。

预防性颅脑放疗,可以提高患者的总生存率,行根治性肺癌手术的患者,在做完辅治疗后应该考虑预防性颅脑放疗[5]。

小细胞肺癌是全身性疾病,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关键。治疗原则应包括化疗、手术、放疗在内的综合性治疗。综合性治疗的精髓是各种治疗措施秩序的排放和衔接。手术在小细胞肺癌治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应准确临床分期,严格把握手术指征。化疗是主线,一以贯之,不可或缺,放疗应积极适时参与。预防性颅脑放疗在手术患者化疗后考虑。

参 考 文 献

[1] Shepherd F A. Surgical management of 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ss H I, eds. lung cancer: principles and practice.2nd edition Philadelphia: Lippincott—raven, 2000: 967—980.

[2] Lichter A S, Bunn P A, Ihde D C, et al.The role of radiation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smoll cell bronchogenic carcinoma. Cancer,1985,55(9):2163—2175.

[3] Ichinose Y, Hara N, Ohta M, et parison between resected and irradiated small cell lung cancer in patients in stages I through Ⅲa.Ann Thorac Surg, 1992,53(1):9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