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影苏轼范例6篇

花影苏轼范文1

[论文摘要]由于“乌台诗案”,苏轼干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初被贬谪到湖北黄州,并在此地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这一时期既是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他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期。从苏轼被贬黄州开始,解读他在黄州期间的文学刨作及其心路历程,探究这一时期苏轼的思想隶变对他以后人生的影响。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先后多次被贬,然而贬滴经历却成就了他在文坛上的丰功伟业,也造就了他超然旷达的人生境界。其中,被贬黄州不仅是苏轼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期,更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苏轼满怀抱负步人仕途,渴望建功立业。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调任湖州,他在到任的谢恩奏章上写到,“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由此,苏轼被押解人狱,引发了著名的“乌台诗案”。其中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合,诗中抒发对新政的不满而激怒了新党。因此,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初被贬滴至湖北黄州。直至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初调离,苏轼在黄州共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这时期造就了苏轼文学创作的第一个辉煌时期。笔者选取苏轼在黄州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分析苏轼思想上的隶变及其对他以后人生的影响。

一、黄州初期

这一时期包括苏轼被贬滴黄州后近两年的时间。贬滴黄州是苏轼人生中遭受到的第一次挫折,曾使他“魂飞汤火命如鸡”。苏轼在出狱当天即写下“平生文字为吾累”、“却对酒杯浑似梦”的诗句。

在被贬黄州途中,苏轼在麻城春风岭看见明艳高洁的梅花,触景生情,不禁自吟《梅花二首》。

春来空谷水潺潺,的碟梅花草棘间。昨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第一首,诗人借赞美野梅远离人世杂尘的绰约风姿及蓬勃的生命力和傲然不群的品格,表达了诗人渴望得到君王赏识却如同眼前的梅花一样尽管明亮鲜艳却无人赏识的复杂心情。“半随飞雪渡关山”将诗人内心的失落、苦闷跃然纸上。但诗人并未因自己的失意而与“草棘”同流合污,依然保持着如梅花般高洁的品格,这正是他儒家情怀的自然流露。第二首紧承第一首,“开自无聊落更愁”一句寄托了诗人对梅花境遇的深切同情,流露出诗人内心的孤寂与痛楚,并将自己与梅花落英合二为一。魂落清溪而不陷污沼是花之大幸,摆脱官宦樊篱而得珍贵的自由是诗人之大幸。“幸”字浓缩了诗人对得失进退漫长而痛苦的思索过程。从梅花寂寞中的孤傲品格,我们看到了诗人“冲寂自妍,不求识赏”的孤清和高傲。

从苏轼另一首初到黄州的词中,我们也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苏轼这种孤寂心境和孤傲的人格理想。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词中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表达了词人被贬滴黄州的孤寂处境和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也暗示出词人当时处境的凄凉。

这一时期,苏轼政治上陷人绝境,心理饱受摧残,生活困窘不堪。

二、黄州后期

在到黄州的后两年多时间里,苏轼从思想到创作都有了质的飞跃。儒家人世思想使苏轼陷人困境,他开始以佛老思想作为自己在逆境中的处世哲学,在困境中的不断省思使他终于解脱出来。把那些“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满庭芳》)彻底抛诸脑后,用“又得浮生一日凉”(《鹤鸽天》)的旷达去面对自己的生活。

这一时期,苏轼的创作极力表现出了乐观豁达、随缘自适、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不执着、不强求的自在状态。他以苦难为契机,把自己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地,以一种更加成熟、超脱的心境迎接未来的生活。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歌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调歌头·快哉亭赠张握佳》)这首词是苏轼送给朋友张握侄(张梦得)的,而张握佳和苏轼一样,也是被贬黄州的。词中完全看不到“谁见幽人独往来”的凄凉孤寂,而是通过对风的抒发,表达出一种人生哲学。快乐与否,并不取决于外在的环境和地位,而取决于内在的心境与修养。

苏轼这种无视苦难、在苦难中保持淡定从容的态度并不只是一种自我安慰,而是他在对人生苦难进行了深刻的省思之后的一种超然物外的心境。这种心境在《定风波》中表现得更加透彻。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料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此时,苏轼已融人黄州,爱上黄州,并准备在这里买田终老。苏轼和几个朋友到离黄州城30多里的沙湖去看田,不巧途中遇大雨,因为没带雨具,大家都觉得很狼狈,但苏轼却在这场烟雨中吟啸徐行。现实中的风雨何尝不是词人人生途中的风雨?傲视风雨,是一种态度,而无视风雨,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

再看苏轼这一时期的《前赤壁赋》。文章一开始就描绘出一幅秋江月夜泛舟图。诗人意兴盎然,“纵一苇之所如,凌万倾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然而,“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不可见,报国无门的苦闷情绪深深地印在苏轼心中,纵有清风明月的美景良辰相伴,也挥之不去。“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客人箫声之悲,正是苏轼本人之悲,“客”不过是苏轼借来表达自己情感的一个载体。借客之箫音,倾诉自己的一腔不平之气,并由此思考、探究人生之悲、社会之悲、宇宙之悲,使其更具有历史的普遍性和反思性。“寄蟀蟒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这里的“吾生”已不仅仅指作者自己,而是每一个具体的生命。吾生渺小而天地无穷,吾生须臾而宇宙永恒,这是谁都必须面对的事实,同样也是谁都无法克服的矛盾。 至此,作者以一种智慧、超拔、饱经沧桑的充实和自信、一种光明的理性、坚定的成熟战胜了内心的烦恼,心境复归于清明澄澈。“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这里,仍然紧扣水和月展开富于哲理的思辨。江水日夜不停地流去,但千万年来却还是那样无穷无尽;月半盈满,月初虚损,但千万年来却既无消损又无增长,这就是变中有不变。若从变的角度看,人生固如蚌蟒一般短暂,而天地万物又何尝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若从不变的角度看,则天地万物固然是生生世世无穷无尽,而“我”亦同万物一样,也是无尽的。这种理论既是辩证的,又有老庄相对主义的成分,体现了作者高瞻远瞩的见识和达观从容的情怀。“物与我皆无尽也”,这里的“我”既是“大我”,也是“小我”。“大我”即指整个人类,作为个体而言,每一个人如同天地间的具体物体,都是极为短促的;然而,就整个人类而言,又同整个宇宙一样,是永恒存在的。因此,“而又何羡乎”明确地告诉客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完全不必要。既然“物我一致”,既“一瞬”又“无穷”,那么,“吾生须臾”不仅不能成为悲哀的原因,相反,却更应该成为珍惜生命的理由。可见,苏轼不仅超然地对待自然界的变化,而且努力从自然规律中寻求“随缘自适”的生活意义。

“客喜而笑……不知东方之既白。”此时客的喜已非单纯的山水之乐,而是冲破了忧患意识的阴霆,显得分外欣慰和轻松。至此,客与苏子合二为一,是肉体和灵魂都得到再生和提升的苏轼,是更加觉悟、更加成熟超然的苏轼。

三、黄州生活对苏轼后来人生的影响

苏轼被贬黄州后,在吸纳佛老思想的过程中,变得更加觉悟、成熟、超然,在他身上有了一种化解苦难、转悲为喜、乐观洒脱、随遇而安的个性特质,为他面对被贬惠州、澹州更苦难艰险的人生旅途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心理基础。宋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苏轼被贬滴到惠州,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又离开惠州再赴被贬之地海南檐州。苏轼在诗歌《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中写道:“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鹤栖荒园。”但是,由于有过黄州的经历,苏轼却能化解苦难、随遇而安。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心中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并且以乐观的心态从苦难中发现惠州的美,“罗浮春欲动,云日有清光。处处野梅开,家家腊酒香”(《残腊独出》)。苏轼的博大胸襟及抗争厄运的秉性,使他成为不被厄运所折服的强者。虽然穷愁交加,屡遭贬滴,但苏轼绝不就此沉沦,始终保持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即使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生活得快慰,在任何环境里都能发现生活的美好,唱出‘旧吱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欢歌。

苏轼在被流放到海南澹州时,已“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初到檐州时,苏轼暂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时一夜三迁。当地官吏张中景敬仰苏轼,派人修葺漏雨公房,当局得知,将苏轼逐出,并追究了张中景的责任。苏轼在枕榔林中自己动手搭建茅屋,自命为“枕榔庵”。在庵中,“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下无寒泉,然亦未宜悉数,大率皆无耳。唯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而居,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货矣……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苏轼文集》卷五十五《与程秀才》)然而,苏轼在檐州的三年,不但不见“衰惫之气”,反而快意优游,敷扬文教,传播文明,与当地黎民结下了深厚友谊,收获了一个全新的自我。苏轼在诗中写到:

“我本檐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苏轼已然把自己视为檐州人,把海南视为自己的故乡了!

花影苏轼范文2

苏轼是主动要求调往密州的。其时,苏辙在齐州(州治在今济南)幕府任掌书记,苏轼希望任所与苏辙靠近。十一月,由海州赴密州途中,苏轼作《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下片云: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早在熙宁四年(1071),因不满王安石变法,苏轼深感在朝廷难以立足,乃自请外放,宋神宗亲命通判杭州。这首词直抒胸臆,表达了作者人生遭遇的不幸和壮志难酬的苦闷。作者回忆青年时代同苏辙一起赴汴京应试时显露的才学和抱负,表明自己有一套“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和用行舍藏的处世操守。如今,既不为当轴所重,只好收卷才学抱负,以酒浇愁,“优游卒岁”。“袖手何妨闲处看”,这里所发的政治牢骚,显然是针对变法派的。据说,后来神宗闻此词,不能平,乃贬苏轼黄州,且言:“教苏某闲处袖手,看朕与王安石治天下!”(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六)此虽小说家言,然亦可见其时苏轼的政治态度。这是编年苏词中的第一首长调,显著特色是议论入词,这种写法在当时词坛极为罕见。

杭州知州杨元素以梅花词寄苏轼,熙宁七年冬,苏轼和以《南乡子》一词:

寒雀满疏篱。争抱寒柯看玉蕤。忽见客来花下坐,惊飞。踏散芳英落酒卮。痛饮又能诗。坐客无毡醉不知。花尽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着枝。

词作以高人雅士在梅园举行的酒宴衬托梅花的风流高格,以咏梅来追忆与杨元素共事期间的美好生活和深厚友谊。词中未正面描写梅花的姿态、神韵和品格,而采用了侧面烘托手法,令梅花的美逸绝伦和主宾的高情雅致融为一体,显示了词人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咏物之作,当以不即不离为高妙,苏轼和作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特色。

初至密州,“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苏轼《超然台记》)熙宁八年(1075)正月元宵所作《蝶恋花・密州上元》一词袒露出对杭州生活的怀念: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风味应无价。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乍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寂寞山城人老也”,由杭州调知密州,环境和条件出现了很大变化,心境完全不同。见过了杭州上元的热闹,再来看密州上元的“火冷灯稀”,倍觉凄清。上元之夜,郊外彤云四垂,阴霾欲雪,苏子随意闲行,听到村社箫鼓不绝,见到农民祈求丰年,令这位刚到任的知州想到自己的责任。意之所及,笔亦随之,其时,密州连年蝗旱,“昏昏雪意云垂野”一句,含蓄地写出了词人心中“瑞雪兆丰年”的希望。

伤悼入词,始于苏轼。是年正月二十是结发妻子王弗病逝十周年忌日,苏轼以《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悼亡: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题为记梦,实际是通过记梦来抒写对亡妻真挚的情感和深沉的思念。词人十九岁娶王弗为妻,二人恩爱和睦感情笃厚。王弗随苏轼旅居京师,不幸早亡归葬故里。“十年生死两茫茫”,是全词的基调。生死永诀,幽明路隔,何况“十年”“千里”!“尘满面,鬓如霜”,仕途坎坷,转徙四方,十年的痛苦经历蕴含在六字之中。逝者留给生者的是永恒的回忆,而岁月却不住地给生者添加着憔悴与衰老,这真是人生的悲剧。“纵使相逢应不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梦中相见,千种情思万种凄凉,却是无从言说,只有百感交集,泪眼相对了。这首以平常之语出之的悼亡之作,从词人肺腑间自然涌出而毫无矫饰,千百年来引起了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成为宋代悼亡之作中最为杰出的词篇。

密州南二十里的常山,是苏轼经常涉足之所。熙宁八年十月,苏轼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会猎于铁沟,“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苏轼《祭常山回小猎》),描绘的就是这次打猎的场面。比较而言,《江城子・猎词》更为激动人心: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北宋自“澶渊之盟”以来,每年要向辽纳贿,这种妥协政策,反而助长了辽和西夏统治者侵扰中原的气焰。“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表达了苏轼关切西北防务的热情和效力疆场的雄心。苏轼以急骤跳动的格调和一往无前的气势,描绘观众如堵、千骑飞驰的打猎场面。苏子自道此词“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书》)。以刚劲豪逸的清风,显示出词作中前所未有的纵横驰骋威武雄壮的场面,这在词史上是一大创新,苏词“豪放”一说,当发端此篇。

熙宁九年(1076)初春,苏轼染病密州,病起,作《一丛花》词,此词被陈廷焯称为“闲雅不趋时俗”(《云韶集》卷十二):

今年春浅腊侵年。冰雪破春妍。东风有信无人见,露微意、柳际花边。寒夜纵长,孤衾易暖,钟鼓渐清圆。朝来初日半含山。楼阁淡疏烟。游人便作寻芳计,小桃杏、应已争先。衰病少情,疏慵自放,惟爱日高眠。

初春时节,大地春回,但病愈方起,毕竟少欢乐之趣。故“衰病少情,疏慵自放,惟爱日高眠”。这种心理上的变化,正是“病起”者特有的。然而,“冰雪破妍”“东风有信”“桃杏争先”的清丽春景,令词人无比欣喜。对此,此词表现得深刻细腻,真切动人。这首词从极普通、极寻常的生活感受中,写出了作者的个性、襟怀和心绪,堪称随境抒怀“妥帖轻圆”(王昶《明词综》卷二),景无不真情无不诚的遣兴佳作。

正月十三日,苏轼送好友文安国还朝,作《满江红》词,上片云:

天岂无情,天也解、多情留客。春向暖、朝来底事,尚飘轻雪。君过春来纡组绶,我应归去耽泉石。恐异时、怀酒忽相思,云山隔。

词贵婉曲,此词上片却痛快淋漓地畅叙别情,由眼前的留恋,说到异时的云山阻隔,杯酒相思,但读来并不感到平直乏味。原来作者自己恋友,却偏说上天留客;而上天留客之意,又由春暖飘雪推衍而出,写到双方的云泥异路,用“纡组绶”(指文安国回朝升职)“寻泉石”(指自己隐居意愿)表示,化抽象为形象,令此篇摇曳跌宕情致深婉,在送别之作中别具一格。

早在熙宁八年(1074)底,苏轼命人修葺城北旧台,并由苏辙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义,题名“超然台”。熙宁九年暮春,苏轼登超然台,眺望春色烟雨,触动乡思,写下了《望江南・超然台作》: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寒食过后,正是清明节,应当返乡扫墓。但是,此时却欲归而归不得。“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写作者为摆脱思乡之苦,借煮茶排遣思念“故国”之情,既隐含着词人难以解脱的苦闷,又表达出词人解脱苦闷的自我心理调适。“诗酒趁年华”,则申明必须超然物外,忘却尘世间一切,而借诗酒以自娱,即进入了“超然”的最高境界。这首豪迈与婉约相兼的词,通过春日景象和作者感情、神态的复杂变化,表达了词人豁达超脱的襟怀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人生态度。

三月,苏轼有《满江红・东武会流怀亭》之作。上片云:

东武城南,新堤固、涟漪初溢。隐隐遍、长林高阜,卧红堆碧。枝上残花吹尽也,与君更向江头觅。问向前、犹有几多春,三之一。

东武,诸城别称。杨《古今词话》:“东坡自禁城出守东武,适值霖潦经月,黄河决流,漂溺巨野,及于彭城……东坡登城野宿,愈加督责,人意乃定,城不没者一板。不然,东武之人尽成鱼鳖矣。”一般认为,此词作于苏轼后来守徐州时,此据“东武”字样姑系年于此。苏轼“筑长堤十余里,以拒水势”,堤成,命妓歌之,乃有此曲。词作表现苏轼关心民生疾苦的精神,也反映出苏轼“无事不可入词”的创作特点。陈廷焯评曰:“风雅疏狂,声流弦外。”(《云韶集》卷三)由此可观照风流太守亲民的一面。

是年中秋,苏轼于密州写下“中秋词”《水调歌头》。下片曰: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认为,人有悲欢离合与月有阴晴圆缺一样,都是自然常理,无须伤感。两地相隔,共同赏月,互致慰藉,离别这种人生憾事就得到补偿。人生不求长聚,两心相照,明月与共,未尝不是一种美好的境界。这首词表现了苏轼热爱生活、情怀旷达的一面。词中境界高洁,情味深厚,卷舒自如,千百年来传诵不衰。“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胡仔《苕溪渔隐前话后集》卷三十九)。据说,后来宋神宗闻此词“高处不胜寒”之句,曰“‘苏轼终是爱君’,命量移汝州”(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十一)。对照上文所引神宗嗔怪苏轼之语,可以看出苏词的重大影响。

“猎余豪气勃燕然,月下悼亡忆弟篇。一扫风花出肺腑,密州三曲月经天。”(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 出猎词、悼亡词、中秋词这“密州三曲”摆脱了风花雪月的羁绊,跳出了“词为艳科”的藩篱,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而创作于密州的其他词作,也在多方面作了开拓。密州两年,是苏轼在曲子词创作上取得重大突破的时期。首先,丰富了词体堂庑。苏轼不为传统习尚所囿,举凡送别、闲适、旅怀、咏物、悼亡、遣兴、政务、民生均可入词,达到了得心应手、无适不可的境地。其次,拓展了词作内容。苏轼对政治情怀的抒发,对人生波澜的思索,在内容上显然带有超越前人的开拓性。苏轼深层次地袒露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性格与志趣,为充盈着花影粉香的词坛吹来一股刚劲豪逸的清风。末次,发展了词作表现技巧,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纵横驰骋游刃有余的境界,以威武雄奇的大场面来鼓荡人心,这在词史上可说是一创新。

花影苏轼范文3

关键词:苏轼、咏梅诗词、人格美

宋代,咏梅诗词的创作渐趋繁荣,诗人们热爱赏梅,咏梅,更是喜欢在自己描写梅花形态神韵的诗作中融入情感与寄托。林逋的咏梅妙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表现出诗人超脱世外、孤高自好、悠然恬淡、勿趋荣利的达人品性。王安石“凌寒独自开。”“为有暗香来。”显露出一种自我实现和自勉心志的高尚人格意味。坡一生爱梅,写过有关梅花的诗多达四十余首,作品主要集中在“乌台诗案”以后。

“乌台诗案”以后,苏轼的人生观、艺术观、生活情趣都发生了变化,体现在其诗歌作品中,特别是在梅花诗歌的创作中,主要表现在他已经不是单纯的对梅花幽雅形姿的形态描写,而是赋予梅花一种作者主观上的品格,当然这种品格并不是苏轼强加在梅花身上的,是因为梅花的习性和生长环境塑造了梅花的这些品格,如梅花历经严寒,迎风斗雪,自然就让人想到其凌寒不屈的品格,梅花开放在百花寂静之时,自然让人感觉到梅花不同流俗,清奇卓绝的气质。文如其人,苏轼之所以喜爱梅花,也主要因为梅花的高尚品格。苏轼嗜梅成性,托梅兴寄。他孤芳独幽,卓立不群的人格美都能在其咏梅诗词中寻到踪迹。

(一)《定风波 咏红梅》

好睡慵开莫厌迟。自怜冰脸不时宜。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馀孤瘦雪霜姿。休把闲心随物态,何事,酒生微晕沁瑶肌。诗老不知梅格在,吟咏,更看绿叶与青枝。

此词是作者贬谪黄州期间,因读北宋诗人石延年《红梅》一诗有感而作。这首词紧扣红梅既艳如桃杏又冷若冰霜、傲然挺立的独特品格,抒发了自己达观超脱的襟怀和不愿随波逐流的傲骨。“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馀孤瘦雪霜姿。”这三句是“词眼”,绘形绘神,正面画出红梅的美姿丰神。“小红桃杏色”,说她色如桃杏,鲜艳娇丽,写红梅的一个“红”字。“孤瘦雪霜姿”,说她斗雪凌霜,归结到梅花孤傲瘦劲的本性。“偶作”一词上下关连,天生妙语。不说红梅天生红色,却说美人因“自怜冰脸不时宜”,才“偶作”红色以趋时风。但以下之意立转,虽偶露红妆,光采照人,却仍保留雪霜之姿质,依然还她“冰脸”本色。形神兼备,尤贵于神,这才是真正的“梅格”!“休把闲心随物态”,承“尚余孤瘦雪霜姿”“酒生微晕沁瑶肌”,承“偶作小红桃杏色”。“闲心”、“瑶肌”,仍以美人喻花,言心性本是闲淡雅致,不应随世态而转移;肌肤本是洁白如玉,何以酒晕生红?“休把”二字一责,“何事”二字一诘,其辞若有憾焉,其意仍为红梅作回护。

此词着意刻绘的红梅,与词人另一首词中“拣尽寒枝不肯栖”的缥缈孤鸿一样,是苏轼身处穷厄而不苟于世、洁身自守的人生态度的写照。花格、人格的契合,造就了作品超绝尘俗、冰清玉洁的词格。此词的突出特点是融状物、抒情、议论于一炉,并通过意境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词中红梅的独特风流标格,正是词人超尘拔俗的人品的绝妙写照。

(二)《和秦太虚梅花》

西湖处士骨应槁,只有此诗君压倒。东坡先生心已灰,为爱君诗被花恼。多情立马待黄昏,残雪消迟月出早。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处,点缀裙腰纷不扫。万里春随逐客来,十年花送佳人老。去年花开我已病,今年对花还草草。不如风雨卷春归,收拾余香还畀昊。

元丰七年(1084)春在黄州作。诗中写他因为爱林逋和秦观的梅花诗而更爱梅花。但自己穷愁潦倒,有负大好春光,还不如让风雨送春归去算了。诗人不沾滞于咏梅,而能寓感慨于言外,寄托深远。全篇压“槁”字仄韵,诗句骈散交错,音韵流美。诗中描绘梅花,正面描绘仅“江头”、“竹外”一联,点染生动,传神微妙,造语新鲜自然。《诗人玉屑》卷十七引范正敏《斋闲览》评云“语虽平易,然颇得梅之幽独闲静之趣。”此诗中表现的幽独闲静之趣,也正昭示了苏轼闲静高雅的文化精神和人生意趣。

(三)苏轼与梅花之缘

梅花,古人皆爱之。坡更是与梅花有着解不开的缘分。诗人写梅决不是无聊的吟风弄月,而是把自己的身世经历和感受融汇其间的。

1081年正月,是坡来黄州的第二年,他觉得凌寒而开的梅花,“玉雪为骨冰为魂”,虽然春兰秋菊、白李桃红,各具千秋,然而它是“蕙死兰枯菊亦摧,返魂香入岭头梅。数枝残绿风吹尽,一点芳心雀开。”在他心中,唯有梅花才是最为坚强的,才能真正代表他的人格。

1082年正月,在经历“乌台诗案”虎口余生的心灵历练后,心中逐渐平静,看到红梅绽放,虽然开得很迟,但仍保持着孤瘦高洁姿态,它傲霜斗寒之心,不肯随春天的到来而改变,“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这不是他自身的写照?虽然政治上一直处于新旧党派之争的漩涡之中,却仍然保持刚正情操,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我”,而不去做个趋炎附势的小吏。在大是大非面前,为何要改变自己的立场呢?就像欣赏梅花品质一样,“诗老不知梅格何在,更看绿叶与青枝”。

1084年春天,他看到江头梅花盛开,争娇斗艳,尤其是那竹外一枝斜开的梅花,引人注目,他认为那就如其化身。在《和秦太虚梅花》中写道“东坡先生心已灰,为爱君诗被花恼。多情立马待黄昏,残雪消迟月出早。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面对梅花,心想自身,看梅、赏梅、惜梅、赞梅,足以给他心灵上丝丝慰藉。事实上,他犹如梅花的坚强品质,不得不让人心生敬意。

哲宗绍圣元年(1094),苏轼再次遭贬,万里投荒,到惠州谪所,又在迁客逐臣的心情下邂逅了梅花。《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蜒雨愁黄昏。”这回相见,梅花的境遇没有改善,仍是在“松风亭下荆棘里”;而梅花的修美亦无丝毫逊色,“两株玉蕊明朝暾”。《再用前韵》:“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粘空樽。”《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人去残英满酒樽,不堪细雨湿黄昏。”等诗都可体现苏轼吟梅诗中的高洁之志,寄托了内心深处与世委蛇而又不甘沦弃的孤清与落寞,在这里的梅花也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了,作者将自己的人生体悟,寄托到梅花身上。梅花是诗人精神情感的化身,被赋予了人的品格。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是宋代文坛中成就最大的一位诗人,堪称文坛一代领袖。苏轼的一生充满磨难,数次贬谪使苏轼经受了种种锤炼。但其解脱自我,摆脱消沉,超脱旷达的形象,为历代世人所景仰和喜爱。苏轼满腔热情地讴歌梅花,强化了梅花超凡脱俗的品格。在苏轼的咏梅诗词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株傲然挺立的梅花,也读懂了一个幽洁自持,卓立不群的坡。

参考文献:

[1] (宋)苏轼著(刘石著评)2002《苏轼词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 陶文鹏编著《一蓑烟雨任平生》,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

花影苏轼范文4

生活情趣的追求。这种背离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思想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情感放纵;原则突破;生活追求

在传统文学作品中,苏轼是气魄雄浑、才学无双,又独具政治头脑的高大形象出现。而在元代杂剧中,苏轼的形象却背离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精神,在情感、处事,以及对现实的反

应等方面都被作者进行了重塑。

一、情感方面的放纵

中国传统文学提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以中和为美的审美观点。[2](P69)而元杂剧中所谓苏轼形象在情感方面的表露却十分放纵大胆。

首先,在美色享逸方面,苏轼放浪狂妄。如在《苏子瞻醉写赤壁赋》中,王安石的叫数名家乐在宴席上弹歌献舞,而苏轼看见这数名女子后,唱道:

【元和令】雕盘中霭篆香,金盏内泛琼浆。这的是主人开宴出红妆,列金钗十二行。一个个藕丝新嫩织仙裳,玉圆搓粉颈香。[3](P743)

苏轼关注女子容貌,并给予了近乎轻佻的描述。之后,又唱道:

【胜葫芦】呀,早露出十指纤纤春笋长,他生的颜色果非常,恰便似困倚东风睡海棠。司空见惯,全胜宋玉,想象赋《高唐》。[3](P743)

用众多浮艳之词和比喻,如“东风睡海棠”、“微喷”、“麝香”等来描述王夫人,其行为放浪不羁,仿佛置身于烟花酒巷。

其次,在内心情感的抒发上,苏轼情感表达直接强烈。如在《苏子瞻风雪贬黄州》中,童子问苏轼为何被贬,苏轼唱道:

【滚绣球】我怕不文章似韩退之史,笔如司马迁。英俊如仲宣子建,豪迈如居易宗元。如杜少陵,疏狂如李谪仙。高洁如谢安李愿。德行如闵子颜渊。为不学乘桴浮海鸱

夷子,生扭做踏雪寻梅孟浩然。困煞英贤。[3](P280)

将自己比作韩愈、司马迁等,大力渲染自己才华斐然,并认为自己被贬黄州是“困煞英贤”。如此直接强烈,将苏轼心中愤愤不平,急于抒怀的落魄文人形象表现的淋漓尽致

由此可见,元杂剧中的苏轼是一个情感激荡、才华出众风流才子。这反映了在元代,文人士子逃避现实,将满腔悲愤转化于生活不羁的行为之中。

二、处事原则的突破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传统所提倡的是一种隐晦的、圆滑的处事原则。而元杂剧中的苏轼在处事方面却显得较为尖锐。

如在《苏子瞻风雪贬黄州》中,张丞相劝说苏轼不要在引证古人。而苏轼却直接反驳了张丞相的劝说之言,又道:

【赚煞】则为不入虎狼群,躲离鲸鲵浪,直贬过淘淘大江,不信行人不断肠。赤紧的接天隅烟水茫茫,助凄凉衰草斜阳,休想我筑起高台望故乡。这里有当途虎狼,那里有拍

天风浪。我要过水云乡,则是跳出是非场。[3](P281)

将官场的险恶比作“虎狼”和“拍天风浪”,并还说自己要跳出“是非场”。这些行为体现出苏轼在处事方面的幼稚和不够圆滑。

又如在《苏子瞻醉写赤壁赋》中,当王安石与众人向苏轼道贺,恭喜他官拜端明殿大学士时,苏轼道:

【寄生草】今日在编修院,往常住冰雪堂。诗魂高压山河壮,琴弹神鬼魂飘荡,剑挥星斗昏无象。我将这九经苦志二十年,养就这五陵豪气三千丈。[3](P743)毫不客气

地将自己大肆赞美了一番。

又王安石和众人称赞苏轼文采不凡,请他作词一首,苏轼的反应则是“令人将纸墨笔砚来”[3](P743),王安石还要赔笑着说“次小的每,将纸墨笔砚来,放在学士跟前

”[3](P743)。在这里,苏轼表现得极为张扬。

又在《苏子瞻醉写赤壁赋》的最后,使者到黄州来招苏轼回朝。当黄州刺史听闻之后,怕苏轼记恨之前他不理会苏轼之行

,便去给苏轼道歉送行。苏轼对黄州刺史不停讽刺,黄州刺史多次请求苏轼停止,但苏轼仍不吐不快。最后,黄州刺史再次道歉,苏轼还是唱道:

【雁儿落】也不是徒流感圣德,他每才知我缧绁非其罪。我则想人无再少年,元来这花有重开日。[3](P744)

即苏轼说自己得到了圣上的赦免,就如同花有重新开放的时候,暗示了黄州刺史有眼无珠,慢待了贤士。 --!>

由此可见,元杂剧中的苏轼在为人处事方面十分强硬尖锐,几乎到了不饶人的地步。这是对传统中以中庸为准的处事方式的背离,塑造出一个敢说敢做,直言不讳,不会事故

圆滑的的文人形象。

三、对生活享受的追求

在元杂剧中,苏轼对社会政治的关注较少,所偏重的更多的是对生活享受方面的追求。

如在《花间四友东坡梦》中,苏轼所力求的目的,是怎样想要用一女子去诱惑好友佛印还俗,想要佛印和白牡丹结成夫妻,佛印出言讥讽苏轼时,苏轼却道:

这秃厮倒着言语讥讽咱。哎!俺这为官的,吃堂食,饮御酒;你那出家的,只在深山古刹,食酸馅,捱淡虀,有甚么好处?[3](P354)

苏轼认为自己做官,能够吃好喝好。而佛印作为出家人,只能在深山破旧的寺院里吃苦。苏轼追求生活享受的世俗化思想被表现得分外明显。

最后,松神赶走了佛印用

来戏耍苏轼的四名妖精。而苏轼却完全不知其被人玩弄,居然还乐此不彼,对松神道:

上圣,念小官独自在此,饮酒无聊,可留一个小娘子。等他陪奉咱。[3](P358)

还希望松神能够留一个陪他,给他饮酒助兴。而松神都不禁感叹:

【十二月】你这世齐臻臻前遮后拥,美甘甘笑口欢容,只待要静巉巉幕天席地,笑吟吟倚翠偎红。怎知道被禅师神挑鬼弄,做一场捕影拿风。[3](P358) --!>

认为苏轼只知道贪图贪图欢乐与享受,连自己被佛印捉弄了都还不知道。在这里,苏轼为了追求生活上的享受,甚至连起码的分析能里的丧失了。

又如在《苏子瞻醉写赤壁赋》中,苏轼被贬黄州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苏轼作词调戏了王安石的夫人。连苏轼自己都说道:

只因席间言语疏狂,谁想有今日也呵![3](P743)

苏轼被贬黄州,本是政治上的后果,在此却变成了放浪疏狂的后果。而在这样的放浪疏狂的行为的背后,所隐含的,则是苏轼对世俗生活享乐的至上追求。为了自己再感官上

、物质上的享受,苏轼可以忘却一切,完全不考虑其行为后果。在元杂剧中,苏轼的形象可谓是发生了巨大变化。

综上所述,元杂剧中的苏轼是一位充满才气,但是却风流不羁、处事尖锐,无法真正融入官场社会,并且侧重于追求生活享受的文人形象。这种形象是对历史上真正的苏轼和

传统文学中的苏轼形象的重塑和颠覆。元杂剧中的苏轼形象,是文人墨客在元代这个特殊时代下的思想反映,是其内心体会和抒感的载体,具有巨大的思想文化价值。(作者

单位:西南大学)

参考文献:

[1] 脱脱,等.宋史.[M].上海:中华书局,1977.

花影苏轼范文5

关键词:婉约爱情贬谪思隐咏物闺阁发展

前言东坡居士苏轼,生活于“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这位千年难得的天才文人,在词的创作上,颠覆了“词为艳科”的庸俗品位,“诗余”的附庸地位,只写闺怨、别情的仄逼题材范围,将词推到了正宗的文学艺术高雅的殿堂,“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埃之非。”(胡寅《酒边词序》)

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风,李清照、柳永的婉约词风,历来被相提并论。在《吹剑续录》里有这样的佳话: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卓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这个故事生动而形象地说明了苏轼所代表的豪放派和柳永所代表的婉约派词在风格上的迥然不同。我们在诵读苏子的“大江东去”或者“老夫聊发少年狂”时,固然被其激越的情情和豪迈的风格所倾倒,而当我们在诵读他的“十年生死两茫茫”或者“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时,又不得不被其哀切的情感和低回凄婉的词句所感染。

1.爱情词中的哀伤情怀

此文将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放在他婉约词的首位,因为词中那种“不思量,自难忘”的悼亡之痛,曾催下过无数读者的眼泪,从而成为爱情婉约词之绝唱。苏轼在词中用了一对看似矛盾的句子“不思量,自难忘”,表达了一种真实的心境:虽然生死两界茫然不知,但虽并未刻意去追忆,而亡妻却时时浮现脑海,甚至亡妻的形象时时进入梦中。然而,时过境迁,历尽沧桑,模样已变,相见不见相识了,从前的恩爱,今天的陌路,怎能不使人嘘唏感喟?千言万语,涌动于心,却表现为无言的凝视,极静的场景偏又有泪水滑落。最后,作者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把一个特写镜头推向了读者:明月清冷,夜深沉,松柏掩映,坟孤单。品读这幅画面,怎么会不被伤悲与凄凉所浸染?

《江城子》句句如泣如诉,尤其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与柳永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在写男女伤情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抒情方式含蓄委婉、深沉厚重,怎一个“婉约”了得。

对亡妻的深切悼念,无疑缘于对妻子深深的爱恋。苏轼是描写爱情的高手,他在《蝶恋花·记得画屏初会遇》中写到:“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休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又在《虞美人·冰肌自是生来瘦》中写到:“君还知道相思苦,怎忍抛奴去。不辞迢递过关山,只恐别郎容易见郎难。”如果说《江城子》抒发的是悼亡之悲苦,那么《蝶恋花》写的是单相思之痛苦,而《虞美人》则写的是思妇的孤苦。

2.贬谪词中的孤苦情怀

在《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一词中,苏轼描写了这样一个意境:残月弯弯挂在稀疏的梧桐上,夜深人静,漏壶的水已滴光。谁看见闲居的人在月光下独自徘徊?只有那时隐时现的孤鸿知道我的惆怅。惊起的孤鸿不断回头探望,好像充满无人理解的幽伤。她寻遍了寒冷的枯枝不肯留宿,却躲到了寂寞清冷的沙洲上。

此词作于“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被贬黄州后。元丰二年,苏轼由于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虽然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此词借咏孤鸿惊惶、幽独、高洁,表现词人谪居黄州的孤寂、忧惧心境。苏轼在政治斗争的涡流中险乎丧生,而漂流到黄州这块荒凉的浅滩上与孤鸿何其相似!心有余悸,痛定思痛,但愿自守寂寞,这种情绪充斥着词人的心灵。因此,孤鸿的形象完全是词人心境的外化。词中托“孤鸿”造境,写得窈渺幽深,含蓄婉转,富有蕴藉,被贬的失意与惆怅虽未直言但扑面而来。由此可见,苏轼不仅是豪放词的好手,其细腻、缱绻、清幽的风格,足见其是婉约词的行家。

苏轼写自己仕途多难,不幸遭贬的诗词不少,如《满庭芳》中“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就写出了他在仕途中被卷入朝廷政治斗争的漩涡,被排挤出朝,陷身大狱,带罪贬逐的忧伤与无奈,因此,他又在《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一诗里用“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不惜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年谢”的诗句来自嘲与自解。

3.思隐词中的矛盾情怀

苏轼一生充满矛盾,一方面秉承着儒家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封建士大夫的入世态度积极用世,但他一生屡遭不幸,因而难免对世事的厌倦,所在在他的诗词作品里,时常表达出思隐的夙愿。他曾效陶潜唱“归去来兮”,表达他至柔的归隐理想。可是,世事让他入世不能,出世不得,因而又唱到“吾归何处?”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从写月开篇,全篇咏月,但无事无景不与人意相合。“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可知他见皓月而生向往之意,欲作御风而去的归宿。然而,“高处”毕竟过于清冷,人间虽苦,仍让人觉得万般留连,难以割舍,作者的情绪也就在犹豫不定中徘徊万端。苏轼把中晚唐士大夫们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难怪苏辙评价其兄道:“子瞻诸文,皆有奇气。”

苏轼的归隐理想,并非《水调歌头》才有,在他的《赤壁赋》中,不难找到与此诗这种企望回归自然,享受自然的意境相合的赋诵:“縱一葦之所如,淩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禦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抑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从上述两个作品看,苏轼词赋之作因发乎心,乐乎情,再经过静化沉淀转化升华的创作轨迹,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理智与情感、外物与自我、个体与世界的矛盾统一,达到了柔美、和谐的美学境界。

4.咏物词中的柔美情怀

坡贬谪黄州时,其好友章质夫曾写《水龙吟》一首,内容是咏杨花的。因为该词写的形神兼备、笔触细腻、轻灵生动,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因而受到当时文人的推崇赞誉,盛传一时。坡也很喜欢章质夫的《水龙吟》,也就欣然和了这首《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寄给章质夫。

苏轼的《水龙吟》其上阕写杨花“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看似在写杨花飘忽不定的际遇和不即不离的神态,其实是以人状物,或者状物写人,因为从杨花的意象中,读者可以看到一思妇的形象,但柳絮与思妇二者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融,貌似神合的境界,此所谓人的物化,人与物融为一体,不可生分。

词的“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这最后一韵,不只是归结性的词句,更是升华性的妙语,它全篇能震撼读者的点睛之笔。那沸沸扬扬,飘忽迷离的柳絮在诗人的眼里竟然“点点是离人泪”!这一韵从状物移笔于人,想象大胆夸张,感情深挚饱满,笔墨酣畅淋漓,极尽婉约之无穷意味。

《水龙吟》是坡婉约词中的经典之作。我们从中领略了豪放词人的婉约风格的一面,体验到诗人感情丰富、细腻而柔美的内心世界。

咏物是苏轼婉约词的主体之一,而他的许多写景怀古、赠人、纪行的词章也皆以婉约见长。例如:《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以景寄情,表达了怅然若失的情怀,体现了清空灵秀的艺术风格。《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抒写了物是人非的伤感,表达了倦于宦游天涯的哀情,体现了婉转缠绵的艺术风格。

5.闺阁词中的少女情怀

苏轼的词是立体的,多样的。虽然苏轼是豪放派词的最出色的代言人,但他的词中温婉含情之作如果论其数量来说,比豪放风格的词更多。由此可见,苏轼是一个很性情的人,丰富的情感世界使他的一些作品辞情蕴藉,韵味深厚,充满了低回、沉吟,但也妩媚的婉约风格。这样的词风在他描写闺阁之情的作品里更为突出。

《阮郎归·初夏》的上片从听觉入手描写出夏日之静,又以声响状环境之寂,下片却从视觉落笔写动态之美,展示出大自然的生机,整首词表现了初夏时节淡雅清新而又富于生活情趣的闺阁生活。作者善于抓住细微的心理感受并在无形中将客观环境的细微变化加以对比,通过景物描写、环境描写,构成一幅活泼自然的庭园野趣,并在其中寄寓女主人公的单纯、天真和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

词中的少女形象,与一般闺情词中疏慵倦怠、孤闷愁苦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充满了美好清新的勃勃生机和青春气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读着此词,让人极易想起李清照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两首词都描写的是妙龄少女在夏日里的情怀,只是前者放情于闺阁中,后者荡情于荷墉里,其婉约之风情渗透于词的每一个文字里,让人回味心醉而忘情。

像这样的闺情诗,在苏词中有不少。比如《贺新郎·乳并飞华屋》“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籁籁。”写出闺中人惜花伤春,对花落泪,从而表现闺女孤独、抑郁的情怀,《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中“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墙内无意而墙外有情的意趣与淡淡而莫名的惆怅感,这些带有浓厚婉约意趣的词句,都给读者言虽尽而意味无穷尽的审美愉悦。

我们除了在苏轼的悼亡词、贬谪词、咏物词和闺情词里能感受到他杰出的婉约创作风格,而在他的送别词、哲理词,甚至就是在他的豪放词里也能寻到其婉约的意韵。比如读着《更漏子.送孙巨源》中的“槎有信,赴秋期,使君行不归”,《永遇乐·长忆别时》中的“别来三度,孤光又满,冷落共谁同醉?卷珠帘,凄然顾影,共伊到明无寐。”都让读者联想到“多情自古伤离别,又哪堪冷落清秋节”的离情别绪的伤情来。又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以及《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持云中节,何日谴冯唐?”都包含着封建士大夫慨叹光阴易逝,人生易老,功业不建却不被重用的无限失意。

豪放词以阳刚之美为审美特征,婉约词以阴柔之美为审美特征。如果说苏轼为原本被视为“诗余”的词开辟了“豪放”的崭新领域是一种创造的话,那么,苏轼在婉约词的创作上将其从闺怨相思、离愁别绪、春花秋月、绮罗香泽等狭窄的题材领域大大地扩展了,而且从数量上来说,其婉约词大大地多余豪放词,而他所创造的豪放词风在辛弃疾的创作中得以极大地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苏轼文集》第五十二卷《与陈季常十六首》之七中华书局1986版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版

花影苏轼范文6

关键词:苏轼;绝句;y杭诗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82(2015)05-077-02

宋人绝句的一大创获,就是在题材内容上对唐人的开拓与突破,绝句不仅可以用来反映重大的社会题材,更可以抒写日常生活的小情趣。在绝句从“唐音”变为“宋调”的演进历程中,苏轼为绝句题材内容的扩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事不可入诗,在诗歌取材上较前人有更大的开拓:“陶成瓦砾亦诗材”。从凤翔到杭州,苏轼绝句的创作历程,正体现出宋绝句题材内容日益多样化的演进历程。

苏轼嘉v六年(1061)至治平元年(1064)在凤翔任内作诗一百三十六首,苏诗独特的艺术风格基本形成。治平三年(1066)返蜀服父丧,无诗传世。熙宁二年(1069)还朝至熙宁四年(1071)四月在朝作诗十九首;七月出京赴杭州任,十一月抵扬州,作诗三十七首;共五十六首。熙宁二年至熙宁四年苏轼作诗很少,且艺术风格上属于凤翔诗到杭州诗的过渡阶段,故仍将此期间诗作归为凤翔诗一类。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至熙宁七年(1074)九月,苏轼在杭州任内作诗三百二十首,其诗歌豪放风格更加成熟,艺术水平较之凤翔诗作有很大提高。今拟从题材内容方面分析苏轼从凤翔到杭州诗歌创作的演进历程。

苏轼签判凤翔时期绝句题材内容主要集中于政治讽喻和咏物写景两类。其任凤翔签判时期,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生活极为关心,从其积极为民请命的态度,即可见一斑。但由于初入仕途和社会,从政经验和社会经验均不足,难以在绝句这样短小精干的诗歌形式中准确反映现实政治生活。因此,苏诗这个时期以政治为题材的绝句大部分是以怀古咏史的方式进行政治讽喻。如《骊山三绝句》、《读三首》等。苏轼凤翔政治讽喻绝句的成就在于其较强的现实意义,诗歌的艺术技巧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另凤翔虽然地处西北偏僻,山水环境不是那么的明秀,但苏轼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凤翔时期创作的《次韵子由岐下诗》是苏轼现存最早分章写景绝句,以尺幅小景的方式对所居之地的景物做了细腻的描摹,试看几首:

东邻多白杨,夜作雨声急。窗下独无眠,秋虫见灯入。(《短桥》卷三,第135页)

不及梨英软,应惭梅萼红。西园有千叶,淡懈纤浓。(《李》卷三,第137页)

这组咏物写景五绝活泼动人,清新明丽,纪昀评价为:“五绝分章,模山范水,如画家之有尺幅小景”。

苏轼y杭时期绝句的创作尤其能表现苏轼非凡的艺术天才,其绝句的题材内容非常丰富,除延续凤翔时期的政治讽喻、写景咏物之外,更将酬唱赠答、品评书画引入到绝句之中,且在艺术水平上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一、政治讽喻

苏轼熙宁y杭时期创作的政治讽喻绝句有一个新的特点:即不是从抽象的政治观念出发,而是在考察了大政治背景之下民众的实际生活和地方的政治现状后,从实际出发批判新法的不当之处。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山村五绝》。试看其中两首:

烟雨骷θ声,有生何处不安生。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卷九,第438页)

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处处花。无象太平还有象,孤烟起处是人家。(卷九,第438页)

此两首绝句的共同之处是在先行叙写山村中安宁和谐、优美如画的风景之后,笔锋顿转,以讽刺谐谑的笔法写出盐法、青苗助役法扰民的言外之意。在创作这组绝句时苏轼并未选取著名的历史典故作为讽刺的铺垫,而是截取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通的场景作为讽喻的对象,反而由于其表达效果的欲擒故纵、耐人寻味,使得诗歌批判的力度更为深刻。

二、咏物写景

苏轼y杭时期的写景咏物绝句在内容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备受后人称赞。试看二首:

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夜泛西湖五绝》其四(卷七,第353页)

读此诗,仿佛与苏轼一起泛舟西湖,夜凉如水,暗香浮动,清茶一盏,相对脉脉,远离了灯火灿烂的古寺,惟有明灭的湖光,照着这柔柔菰蒲,亭亭的荷花。白日纷乱复杂的心绪,渐渐尘埃落定,只愿沉醉于这一片温柔水乡之中。

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二(卷七,第340页)

放生的鱼鳖在水中追逐游人,无所畏惧,而无主的荷花却处处随意盛开,不管人为的景色还是自然的馈赠,都体现了一种其乐融融的气氛。以水为枕,躺在随意漂流的小舟之中,水中青山的倒影仿佛在仰视着自己,小舟轻轻随水流摇动,仰望夜空,仿佛是月亮在徘徊不定。此诗明媚可人又富理趣。

三、赠答酬唱

在y杭时期的绝句创作中,苏轼进一步扩大了绝句的功能,将绝句作为交际的工具,与亲朋好友酬唱赠答。

卧闻铙鼓送归,梦里匆匆共一觞。试问别来愁几许,春江万斛若为量。《和沈立之留别二首》其二,卷八,第397页)

此诗为饯别太守沈立调任而作。首联运用感伤铺叙的陈述,点出送别主题,有着人生恨别的深切体验;后联采用暗喻的手法,将离愁之沉重描写成烟波浩渺的春江水,正与“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有异曲同工之妙。

惆怅沙河十里春,一番花老一番新。小楼依旧斜阳里,不见楼中垂手人。《戏赠》(卷八,第395页)

此诗缠绵婉转,恰似苏轼在杭州所作的婉约小词。春天总是令闺中人惆怅的,花开花落几度春,小楼依旧斜阳中,只是楼中舞蹈的佳人已不知去向。虽然不知道这首赠别诗是为谁而作,但这缠绵的情思却是穿越古今,让我们今日还深有共鸣。

四、品评书法

苏轼在品评书法时,将自然规律和为人道德融入书论之中,使苏轼的论书法绝句拥有了道学和理学的深刻内涵。

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厌家鸡更问人。《柳氏二外甥求笔迹》其一(卷十一,第542页)

一纸行书两绝诗,遂良须鬓已如丝。何当火急传家法,欲见诚悬笔谏时。《柳氏二外甥求笔迹》其二(卷十一,第542页)

第一首诗中,苏轼用“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两个典故开篇,意在教导柳氏二外甥只有每天勤加练习,学习积秃笔成山、读书破万卷的精神,才能领略到书法的精髓。

第二首诗,苏轼先举褚遂良典故,意在说明书法不是一朝一夕可成之术。纸上寥寥数行,似乎一挥即就,实质上若不是日日苦思苦练,直到两鬓苍苍之时,是达不到得心应手的境界的。

从上述分析对比中可见,苏轼y杭时期的绝句创作体现出宋代绝句题材内容广、构思新巧、技艺精工的特点,不愧为苏轼绝句创作道路上的一座高峰。

莫砺锋先生在《饮食题材的诗意提升:从陶渊明到苏轼》一文中有言:“我认为中国诗歌史上的饮食题材是在陶渊明笔下初露曙光,到宋代则如日中天,而苏轼在这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尤其值得重视。虽然苏轼之后善于吟咏饮食主题的诗人代不乏人,但就题材开拓的广度和诗境提升的高度而言,苏诗取得的成就是后人难以逾越的。当我们在探索古代诗歌在题材走向上的发展脉络时,当我们评价苏轼对古典诗学的特殊贡献时,饮食类的主题是一个独特的重要视角。”其实,不仅是饮食题材,在古典诗歌日常生活题材开拓的广度和诗境提升的高度上,苏诗取得的成就也是后人难以逾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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