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安八月范文1
2．九月馈赠 记得把生活调成喜欢的频道
3．不开心的事情要定期清理，那样才有储存快乐的空间。再见了，八月!
4．鸟与树林 九月人间
5．宇宙山河浪漫 人间点满温暖 九月值得我前进
6．这人间九月 皆是想你的日日夜夜
7．九月始初 词遗暗处
8．所有的烦恼留给八月，所有的小确幸在九月等我。、
9．愿你忠于自己，活的认真，笑的放肆，九月，你好！
10．九月你风尘仆仆的来 八月你温温柔柔的走
11．九月 我想要的一切都在路上
12．生活明朗 万物可爱 人间值得 未来可期 九月你好
13．“从没有人说过九月什么话 夏天过去了 也不到秋天 但我望着田垄 土墙上的瓜 仍不明白生活同梦怎样的连牵”——林徽因
14．用八月带来的星辰，去敲开九月的大门
15．愿九月可以得到一个会照亮整个秋天的好消息
16．陷落美好 满溢温柔 我们的九月 都要过的足够好
17．九月拍了拍你，早安，新的一月。
18．世上最美的艳遇，就是遇见更优秀的自己。九月的第一天，猫宁。
19．给自己时间，不要焦急，一步一步来，一日一日过请相信生命的韧性是惊人的，跟自己向上的心去合作，不要放弃对自己的爱护。九月，做最好的自己。早安~
20．九月你好，愿我们所有的汗水都有收获，所有的努力都不被辜负。早上好。
21．八月再见，九月你好，一半是曾经，一半是继续。早安。
22．新的一月，新的开始。时光匆匆，一路向前。早安
23．生活里没有什么一劳永逸，只有持续不懈的努力。愿你的努力，最后都能遇见幸运！早安，美好的九月！
24.朝着太阳生长，做一个温暖的人，不卑不亢，清澈善良。早安，新的九月。
25．九月 天气凉一点 身体健康一点 玩的开心一点 小幸运多一点 更加努力一点 早上好
26．把夏天归还给八月，九月你好。早安。
27．喜欢每个月的一号，一切好像都可以重新开始。九月你好！
28．去做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永远都不会晚 早安
早安八月范文2
八月、暑假。无聊。这段时光好漫长。
安静。盛夏午后的闷热，更是引人欲睡，让人们不得不呆在房间小憩。渐渐的从后院传来丝丝的响声，我想在整个夏天最有活力的就是它吧——蝉。街道好安静，似乎都可以听到隐隐鼾声。风吹来，带着夏日的气息和太阳的温度。好热好热。这样燥热的夏日突然让我觉的好乏力。学期结束了，一学期不懈的努力换来的就是可以疯玩的两个月。慢慢的疯玩也失去了动力，我想我还不能了解怎样才能安排好暑假时间。暑假好漫长，似乎时间从来没有移动过。这样的无知让我觉的暑假好无聊。
热闹。酷暑清早的光亮，更是引人早起，让人们一早便迎着朝阳工作。渐渐的从四周传来叮叮当当的响声，我想在夏日最清爽的时刻就是现在——早晨。街道好热闹，我只能站在那看着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风吹来，我似乎可以看到人们心中那份对未来的憧憬。狠美好。这样美好的事物突然让我觉得自己好空虚。八月末了，翻阅日历我才发现好多孩子的生日都八月。八月、美好的季节。八月、狮子座的季节。来不及感叹，只能承认八月在我无知的掩盖下悄悄的溜走了。
这个季节，很安静。可是当它流逝，我还是惋惜。
早安八月范文3
南宋时代，以长江下游地区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初步发展为标志的复种制度的发展，在中国传统农学中已有所反映。陈旉《农书》不但记载了稻麦复种等技术方法，而且在理论上有所总结。"六种之宜篇"云：
种莳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时宜，不违先后之序，则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尚何匮乏之足患，冻绥之足忧哉！
这里讲的是按时宜安排种植次序，在作物可以生长的季节中把耕地安排得满满的，使之"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其中就包括稻麦复种在内。这是对当时以稻麦复种为代表的复种轮作等农业生产经验崭新的理论概括，在中国农学史上是空前的。《吕氏春秋》、《氾胜之书》、《齐民要术》都没有谈大田复种问题，唯有陈旉《农书》谈了这个问题，并概括出精彩的理论。这是耕作制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陈旉虽然对稻麦复种等新鲜经验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总结，但他总结的技术仍然带有一定地区的和时代的局限性。
从复种的内容看，当时复种的主茬可能是收获较早的晚稻（关于这一问题，下文还要作比较详细的论述）。此外，其他的旱作物也可能作为前茬；据"六种之宜篇"所述，麻枲（正月种，五、六月收获）、粟（二月种，七月收获）、早油麻（三月种，七月收获）、早豆（四月种，七月收获）收获以后都可能再种一季庄稼。后作则是"豆麦蔬茹"，并不完全是麦类。从"六种之宜篇"看，所谓"蔬茹"，主要可能是是萝蔔和菘菜。这种情况在其他材料中也有反映，如曹勋《山居杂咏》："隔岁种成麦，起麦秧稻田。晩禾亦云竟，冬菜碧相连。"讲的是冬麦收获后种晚稻，晚稻收获后种冬菜。总之，不是每年都刈稻种麦，不是严格的"稻-麦"一年两熟制。
从复种的范围看，陈旉《农书·耕耨之宜篇》提到各类土地耕作方法："平坡易野"耕翻后冬浸；"山川原隰多寒"之地，冬耕晒垡；"晚田"冬闲，准备春耕；只有"早田"才在收获后复种。可见，当时只有一部分土地种植越冬作物。
从水改旱的技术措施看，陈旉《农书》指出这种复种制的好处是："以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来岁功役（按指免去明年的春耕工夫）；且其收，又足以助岁计也。"把"熟土壤而肥沃之"放在首位，可见作者对水旱轮作培肥土壤的作用有相当深入的认识。但是，水改旱如何进行？陈旉只提到"耕治晒暴，加粪壅培"，没有提到后来广泛采用的起垄开沟等技术措施。如果是"低田"种麦，光是"耕治晒暴，加粪壅培"显然是不够的。所以陈旉《农书》用作复种的"早田"，应是一种地势较高的田。它基本上没有接触和反映"低田"水改旱的技术，这是陈旉《农书》的局限性之一。
总之，陈旉《农书》不但记载了当时大田复种的方式，而且从理论上作了概括，这在中国农学史上是空前的，是复种制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但陈旉《农书》所载仍属稻麦复种制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且没有充分反映低田稻麦复种的技术，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三、宋代与冬麦复种的是早稻还是晚稻？
陈旉《农书》的"早田"指什么？有的学者把"早田"等同于"早稻田"或"早稻"，据此判断宋代稻麦复种中与麦类复种的是早稻，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划分稻麦复种的发展阶段。如日本学者北田英人提出宋代江南的"旧二作制"是早稻与冬麦复种，种在高田；明清的"新二作制"是晚稻与冬麦复种，种在低田[1]。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写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也把从早稻与冬麦复种转变为晚稻与冬麦复种作为明清时代太湖地区稻麦复种进入新阶段的标志[2]。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讨论的问题。
其实，在稻麦复种中，早稻是很难与冬麦搭配的。宋代的早稻和晚稻，大体是按成熟期区分的。由于各地气候不同，所据历法也不完全一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不过也有某些共同点或相似点，大体说来：早稻六月或七月成熟，以七月成熟的较多[3]；晚稻九月乃至十月收获，早熟的可在八月收获。兹略举数例：
早禾收以六月，中禾收以七月，晚禾收以八月。（《宋会要》"食货"58之24）
大率西昌俗以立春、芒种节种[4]，小暑、大暑节（六月）刈为早稻；清明（三月上旬）节种，寒露、霜降节（九月）刈为晚稻。（曾安止：《禾谱》）
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谓之晚稻。（沈括：《梦溪笔谈》卷26）
明之谷，有早禾，有中禾，有晚禾。早禾以立秋（农历七月初）成，中禾以处暑（农历七月底）成，中最富，早次之。晚禾以八月成，视早益罕矣。（绍定《四明志》）
由于当时的中稻实际上是成熟较晚的早稻，所以有的人仅作早晚稻的区分，把中稻归为早稻一类了[5]。宋代水稻的生育期一般偏长，若按北宋曾安止《禾谱》所载，水稻的全生育期，早稻为150-165天，晚稻为180-200天。陈旉《农书》说："高田早稻[6]，自种至收不过五六月。"亦大体一致[7]。我们取其最低标准--姑把早稻生育期设为五个月。若收获期为七月下旬，则播种期应在二月下旬（春分）；当时育秧期较长，设为一个半月或更长些，则四月上旬或中旬就要开始插秧了。宋陆游《代乡邻作插秧歌》说："浸种二月初，插秧四月中。"讲的也是早稻。当时的长江流域大扺八九月种麦，次年四月中下旬（即小满前后）收获，所以黄震说"收麦在四月"（材料23），嘉泰《会稽志》说早熟的小麦在小满前可以收获；但也有迟至五月收获的，如范成大说"五月江吴麦秀寒"（材料16）。早稻收获后种植冬麦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但稻麦复种最紧张是收麦插秧季节，麦收后插早稻，除了早熟的大麦（三月下旬即可收获），季节上是安排不下来的。由于看到了早稻与冬麦大田生长期重合给复种带来的困难，日本学者大泽正昭设想宋代有一些大田生长期非常短促（如一个半月）的早稻品种与冬麦复种[8]。陈旉《农书·地势之宜篇》载有黄绿谷，芒种节（五月上旬）后种，"自下种至收刈，不过六七十日"，还不到半月，属于大泽氏所说的水稻类型。从季节上看，安排与冬麦复种是没有问题的，但它当时一般是用于在春水过后的湖滩地抢种一茬，"亦以避水溢之患也"；是否用于与冬麦复种未详。宋代还有其他可以安排与冬麦复种的生长期短的早稻品种。如嘉泰《会稽志》载录名为"八十日"的"秋初乃熟"的早稻品种（属占城稻系统），顾名思义，其大田生长期只需80天（暂时排除因强调其生长期短而可能有的某种虚夸成分，实际上不一定刚好80天，可能是80多天），假如七月中下旬收获，插秧期当在五月初或四月底，可以安排在麦收之后，虽然比较紧张。类似的品种应该还有。不过，在稻麦复种制中水稻是主茬，农家主要向水稻要产量，其次才是冬麦。姑勿论大泽氏所说的只能作救荒作物的速生早稻品种，一般而论，生长期短的早稻产量远不及晚稻；速生早稻加冬麦的的产量也未必抵得上一茬好晚稻。农家是不会因种麦而牺牲水稻产量的。所以，在稻麦复种中，只要晚稻能够与冬麦搭配，一般是不会选择生长期短的早稻的。
那么，晚稻是否能与冬麦复种呢？晚稻插秧较晩，一般在五月进行（唐代已如此，见上文），完全可以安排在麦收后进行。所以黄震说："收麦在四月，种禾在五月初，不因麦迟了种禾。"（材料23）。这不会有争议，但晚稻收获后能否安排种麦，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我认为应该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根据上面列举的材料，早熟的晚稻可在八月收获，收获后种麦是来得及的（有关早熟晚稻品种增加的情况，详见本篇的第四节）。或谓陈旉《农书》上卷《六种之宜篇》说："七月治地，屡加粪鉏转，八月社前，即可种麦，麦经两社，即倍收而子颗坚实。"[9]如是，则即使晚稻八月收获，收获后要排水整地才能种麦，仍然是来不及的；麦子只能安排在早稻收获后播种。这种看法，把"麦经两社"的记载绝对化了。我们知道陈旉《农书·六种之宜篇》是讲旱作物种植安排的[10]，未可与水田的稻麦复种机械地联系在一起。而且"麦经两社"是从北方的生产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此说早已见于《齐民要术》，它随着麦作本身一起从北方传到江南，又与容易使人产生某种神秘感的"麦备四时之气"的说法相结合，成为某些人心目中的教条。但这种经验并不适合南方的情况，因为南方温暖，种麦过早反而会因出现冬前旺长等一系列问题而影响产量。所以在实际生产中人们并不刻板地遵从"麦经两社"的教条，而往往把播种期延后。例如，嘉泰《会稽志》说："浙东艺麦晚，有至九月者。"黄震在抚州的劝种麦文选择在中秋节，他当然会把宣传贯彻的时间计算进去，实际上种麦要到九月份了（材料23）。真德秀的祈雨文谈到季秋（九月）以来少雨，下田已种之麦（因下田墒情较好）和高田未种之麦（因高田墒情更差）均受干旱的威胁，则种麦也在九月以至更晚（材料26）。方回谈到南宋末年民间因担心影响秋冬种麦而不敢呈报所受水旱灾害，虽然是泛指各地情况，也可说明晚宋南方一般是在秋冬之际种麦的（材料27）。所以当时早熟晚稻收获后种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明人万表说："按《四时纂要》及诸家种艺书云：八月三卯日种麦全收。但江南地暖，八月种麦，麦芽初抽，为地蚕所食，至立冬后方无此患。吾乡近来种麦不为不广，但妨早禾，纵有早麦，亦至四月中方可收获，只及中禾，若六七月旱，中禾多受伤，不若径种晩禾。"[11]他明白地告诉我们：一，江南种麦宜晚不宜早；二，在稻麦复种中麦收后种早稻是安排不了的，早麦收获后可勉强安排"中禾"，但又容易受旱，所以一般安排晚稻与冬麦复种。这话虽出于明人之口，但应视为江南地区农业生产长期积累下来的经验谈。
总之，冬麦的收获期是相对"刚性"的，难以提前，它的播种期则是相对"弹性"的，可以延后；晚稻与冬麦复种季节上大致没有问题，早稻与冬麦复种季节上矛盾却很大；而晚稻产量远高于生长期短的早稻--由于以上原因，冬麦一般安排与晚稻复种，而难以安排与早稻复种。[12]
从上表所引宋代稻麦复种的实际材料看，也确实是如此的。能够判断水稻类型的几乎都是晚稻。如曹勋《山居杂咏》："隔岁种成麦，起麦秧稻田。晩禾亦云竟，冬菜碧相连。"（材料10）杨万里《江山道中麦熟》："却破麦田秧晚稻，未教水牯卧斜晖。"（材料15）范成大《刈麦行》："犂田待雨插晚稻，朝出移秧夜食麨。"（材料12）明白无误地表明当时麦收后复种的是晚稻。尤其是叶梦得《奏措置买牛租赁与民耕种利害状》中说："……粗已耕垦，趁种早禾了当，唯有二麦收刈后，合重行耕犁，再种晩禾。"（材料6）清楚地指出早稻在麦收前已经插秧，只有晚稻才是在麦收后犂地插秧的。这种情况并非孤例，如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就描写了麦收前的插秧（早稻）。苏轼《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田间决水鸣幽幽，插秧未遍麦已秋。"[13]也说明早稻插秧在麦收之前。可见，材料中凡是五六月收麦插秧的，都应该判断为晚稻。晚稻收获后可继续播种冬麦（如虞俦《和姜总管喜民间种麦》"腰镰刈晩禾，荷锄种新麦"，材料19）或冬菜（如材料9、10所显示的那样）。
持早稻与冬麦复种观点的论者，能够拿得出来的证据主要就是陈旉《农书》中关于"早田"的记载。我在《中国古代耕作制度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曾说，认为"早田"指早稻，"有望文生义之嫌"。这话说得可能有些绝对化，因为在宋代文献中确实能够找到"早田"指早稻田的根据。如陆九渊就说过："江东西田分早晚，早田者种早禾，晩田者种晩大禾。"[14]但"早田""晚田"的含义是随着时代变化的，陆氏毕竟比陈旉晚生63年[15]，陈旉讲的"早田"未必就是陆氏讲的"早田"。就我接触的材料看，"早田""晚田"之称最早出现在《齐民要术》，分别指早熟的"谷（粟）田"和晚熟的"谷（粟）田"[16]。唐代的"晚田"似乎泛指种植各种大秋作物的田，而不是专指谷田[17]。南方以水稻种植为主，宋代南方不少地方把水田（水稻田）称为"田"，把旱地称为"地"；"早田"主要种早稻，"晚田"主要种晚稻的区分就是建立这样一个前提之下的。但陈旉《农书》却是"高田"与"下地"并称，这里的"地"当然不可能是专种旱作物的，则"田"也并非专指水稻田。陆九渊关于"早田"和"晚田"划分的标准，似乎不能机械地套用到陈旉《农书》上。而且，如果把陈旉《农书》的"早田"理解为"早稻田"，从而认定与麦类复种的是早稻，那么，就会与陈旉《农书》关于早稻生育期的记载直接发生冲突。因此，我仍然不打算采用"早田"即"早稻田"的解释，而对陈旉《农书》的"早田"作比较宽泛的理解，即理解为种植成熟较早的水稻或其他旱作物的田。这里虽然不完全排除早稻的种植，但与冬麦复种的主要恐怕还是成熟较早的晚稻。事实上，宋人早稻晚稻的概念并不很严格，他们往往把成熟较早的晚稻称之为"早熟"稻种甚至称为"早稻"，下一节还将论及此事，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对"早田"的这种解释是有根据的。去宋未远的王桢《农书》谈到"高田早熟"实行稻麦复种的"再熟田"，所谓"早熟"，只能理解为早熟晚稻；王桢的"高田早熟"实际上与陈旉的"早田"一脉相承，这也可以反过来印证我们对陈旉《农书》"早田"的理解。当然，不应该把这一论断绝对化。在两种情况下，早稻是可能参加到这一复种制度的行列中来的；在大麦或某些冬菜收获后可以复种早稻，此其一；由于早稻是对光照钝感的类型，它也可以当晚稻种植，此其二。但后者只是晚稻权宜的替代物。这些都不能改变主要是晚稻与麦类复种的事实。[18]
或以《便民图纂》"早稻收割毕，将田锄成垄，令四畔沟洫通水。下种（按指麦种），灰粪盖之"的记载，作为明末以前的稻麦复种是早稻与冬麦复种的证据[19]。按，《便民图纂》虽然谈到"早稻"与大麦的复种，但《便民图纂》中的"早稻"是清明前（三月）浸种，寒露前（九月）收获的[20]，生育期近六个月，所以名为"早稻"，但不是现在科学意义上的早稻，只是早熟的晚稻而已。因此，把它作为早稻与冬麦复种的证据也是不能成立的。[21]
梁嘉尧《宋代太湖平原农业生产问题的再检讨》一文，以丰富的史料论证了宋代的稻麦复种有可观的发展，与本文论述的主旨是一致的。梁氏为了回答李伯重关于"早稻与冬麦生长期有重叠之时，因而占城稻的推广不可能导致稻麦复种制的普及"的问题，在分析了水稻和冬麦的播种期、收获期以后提出，宋代麦作与早、晚稻可以互相配合、交替种植：早稻收成后，接续以麦作，次年麦子收成时，虽来不及种早稻，却可以种晚稻，晚稻九十月间成熟，巳无法种麦，于是次年再种早稻，形成两年三作制，梁氏称之为"稻麦轮作"。在这里，梁氏试图突破"在稻麦复种中，冬麦主要与早稻配合"的框框，但由于对晚稻收获后复种冬麦的可能性和好处估计不足，实际上没有能够完全摆脱这种传统观点的影响。梁氏设想的制度在理论上似乎可以说得通，也不排除实际生产可能存在类似的安排，即在稻麦复种的链条中的某个环节早稻种植，但我们毕竟看不到关于这种规整制度的记载。究其原因，我想是因为早稻和晚稻对水土条件有不同的要求，人们往往把它们安排在不同的田块上种植（有的地方甚至以此区分"早田"和"晚田"），因而难以和麦作结合成规整的种植制度。因此，在实际生产中所实行的，只能是一种以晚稻与冬麦复种为中心的制度，如同我们在上文分析和列举的资料中所展示的那样。
注释
[1]北田英人《宋明清时期江南三角洲农业の进化と农村手工业に关发展する研究》第1章，1986-1987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C）研究成果报告书，高崎，1988。
[2]《太湖地区农业史稿》第123-124页，农业出版社，1990年。
[3]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坡《上吕仆射论浙西灾伤书》说："浙中无麦，须七月初乃见新谷。"（《坡全集·续集》卷11）陆游诗云："东吴七月暑未艾……早禾玉粒自天泻，村北村南喧地堆。"（《剑南诗稿》卷67《秋词》）《宋史》卷176《食货上四屯田》载：北宋时何承矩在河北沿边引淀水种稻，"初年种稻，值霜不成。懋（指闽人黄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气迟，江东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种课令种之，是岁八月，稻熟。"江西也是"七月早禾才熟、"（黄震《乞借旧和籴赈籴及宽减将来和籴申省状》，《黄氏日钞》卷75）。
[4]正月"立春"播种，似乎太早；芒种播种，又似乎大迟，游修龄怀疑记载有误，曾雄生则把"立春芒种"视为"秧期"，不过，这秧期也太长了。但二月播种早稻，在唐诗中可以找到例证。例如：元稹《春分投简阳明洞天作》："中分春一半，分日半春徂……新雨草芽苏，薅余秧渐长。"春分时秧田已经经过除草，可见播种一定在春分之前，可能是惊蛰。
[5]宋代关于早稻晚稻的概念与现代农业科学关于早稻晚稻的概念不完全一样，但两者是可以吻合的。现代讲的早稻晚稻主要是依据其对光照长度的反应区分的，早稻是钝感型或无感型，晚稻是敏感型。早种早熟的品种一般属于钝感型，晚种晚熟的品种一般属于敏感型。
[6]《知不足斋丛书》本作"旱稻"，万国鼎校改为"早稻"，因为下文明确提到灌溉，讲的是水田。万氏的意见是正确的。
[7]曾雄生认为，《禾谱》和陈旉《农书》所载的"早稻"并非真正的早稻，说见《试论占城稻对中国古代稻作的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0卷第1期。我们还看到一些出自低纬度地区的早稻品种引进长江流域后生育期变长的现象。例如，岭南的"蝉鸣稻"是一种插秧后60日成熟的早熟稻，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已引进中原；但唐代江南种植的蝉鸣稻成熟时已届晚秋。骆宾王《在江南赠宋五之问》诗云："蝉鸣稻叶秋，雁起芦花晩。晩秋云日明，亭皋风雾清。"又，占城稻是从占城国引进的有名的早稻品种，但宋真宗在江南、淮南、两浙路推广占城稻时，据《宋会要》食货农田部所载，从浸种到收获长达180天；后来各地才培育出生育期长短不等的各种占城稻种。
[8]转见李伯重《宋末明初江南农业技术的变化》，《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第22页。大泽氏认为这种水稻是原始粗野的，只能充当救荒作物。由于认定冬麦只能与这类速生早稻搭配，这也成为他论证宋代稻麦复种不可能普及的依据之一。
[9]秋社为立秋后的第五个戌日，一般在八月中旬，但有时也会在八月上旬或下旬。
[10]曾雄生指出，"六种"即"陆种"；从《陈旉农书·六种之宜篇》的具体内容看，也是讲旱作物的。参见《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有关篇章。
[11]《灼艾余集》卷2《郊外农谈》。万表（1498-1556），明安徽定远人，曾任都指挥，督全浙粮道，官至南京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文中所说的"中禾"，若按元末《吴门事类》关于早、中、晚稻的划分标准，应该包括宋代的早熟晚稻。
[12]首先提出宋代与冬麦复种的是晚稻这一观点的并不是我。王曾瑜在1986年出版的《平准学刊》第3辑上册发表的《宋代的复种制》中，已明确指出宋代稻麦复种的基本形式是晚稻与冬麦的复种；并以此作为宋代复种制臻于稳定和成熟阶段的标志。我在1989年写作《中国古代耕作制度的若干问题》时还没有看到此文。
[13]《苏轼集》卷3
[14]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16《与章德茂》
[15]陈旉生年为公元1076年，《农书》写成于1149年；陆九渊的生卒年为公元1139-1173年。
[16]《齐民要术·种谷第三》
[17]《全唐文》卷414常衮《减征京畿夏麦制》："其京兆府今年所率夏麦，宜於七万硕内。五万硕放不徵，二万硕容至晚田熟後取杂色斛斗续纳。"可见"晚田"的生产物包括"杂色斛斗"。
[18]对于陈旉《农书》的上述记载，王曾瑜先生有另一种解释。他认为；"陈旉此处介绍的应是早稻与麦类轮作，或是可早在三月半收获的大麦与早稻复种。据前引的不少诗文，稻麦复种的基本形式，仍应是晚稻与冬麦的连作。陈旉对此不作介绍，正是农书的缺陷，也说明此项复种技术的发展和推广，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王氏的这种解释亦可通，尤其是他指出陈旉《农书》有缺陷这一点，是很有启发性的。
[19]《太湖地区农业史稿》第124页。
早安八月范文4
关键词：唐朝；大明宫；唐太宗；贞观年间
中图分类号：K871.4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2)02-0012-04
大明宫是唐代最重要的宫殿，其规模之宏伟、规划之完善、建筑之精美、故事之精彩，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大明宫占地面积3.5平方公里，是北京明清故宫面积的4.5倍，主殿含元殿殿基高达15米，这个规格更大大超过故宫的太和殿。由此可知，说它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宫殿并不为过。
一、大明宫始建于何时
作为国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大遗址保护的重点工程，也是一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工程已经启动。如何尊重历史，讲究原真性和完整性，做好遗址保护工程，是此项工程应当遵循的国际规范。
充分准确地掌握历史资料，显然是整个工程的前提。为此，需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一起来破解许多关于大明宫的历史之谜。其中，大明宫始建于何时，它在历史上存在了多少年，无疑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过去已有学者指出，早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就曾提出修建大明宫的问题，但大多学者认为，贞观八、九年间虽有意为退为太上皇的唐高祖建一座高敞能避暑的宫殿，只因唐高祖过早去世，此项工程便被停废，这一时段的大明宫修建便无果而终，可忽略不计。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大明宫正式开始修建是在唐高宗龙朔二年（652）说法的依据是唐代重要的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图志》，其最早提出“大明宫即圣唐龙朔二年所置”［1］。《元和郡县图志》一书由李吉甫所撰，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成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沿用了李吉甫的说法，记为龙朔二年（652）四月“辛巳，作蓬莱宫”［2］。蓬莱宫就是大明宫。现在大多数官方宣传大明宫的材料多采用这个年代作为大明宫历史的开端。
大明宫遗址保管所所长高本宪先生多年来对大明宫的研究付出的心血甚多，曾在《文博》杂志上发表《唐朝大明宫初建史事考述》，该文指出大明宫“整个营造过程较为曲折且时间跨度较长。早在贞观时期（627～649年），太宗就曾先后两次营作，第一次作为太上皇的养老之所，第二次作为自己晚年在长安的朝寝之所，此后，至龙朔年间（661～663年），高宗又再度规制，大加葺构，方才告竣”［3］。由此可见，高本宪先生是持大明宫初建于唐太宗贞观年间之意见的，但因该文的内容主要是论辩永安宫和大明宫是两个独立的宫室，因此他并没有就大明宫的初建年代提出更多的论证。高本宪先生虽指明“大明宫初建于贞观九年一月”，是放弃了在麟游县建永安宫，而在长安另行建造新宫室，因将宫名改为大明宫［3］。可是高本宪先生也“推测此时的工程无有大的建树，且因李渊之死，工事告停”［3］。至于该文中提到的唐太宗“第二次作为自己晚年在长安的朝寝之所”的营作，没有提出更多的材料进行佐证。但是大明宫究竟是初建于贞观八年或九年还是龙朔二年（652）？这2种说法相差达27年，相当于大明宫存世时间的1/10，因此必须论证清楚。
二、有关大明宫初建时日的2条值得重视的材料
我们认为，解决大明宫初建时日的问题,有2条值得重视的材料：
第一，《唐会要》提供的史料。虽然《唐会要》成书于宋初建隆二年（961），晚于《元和郡县图志》百余年。但《唐会要》的前半部是依据苏冕四十卷的《会要》而写成，《会要》早于《元和郡县图志》的成书年代，且苏氏乃一家大儒，“聚书至二万卷……至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秘阁焉”［4］。苏冕所写书的权威性被当时人所承认，因此《唐会要》的材料是最具可靠性的。
《唐会要》卷三十关于大明宫初建一事的记载是：“贞观八年十月，营永安宫。至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宫，以备太上皇清暑，公卿百僚争以私财助役。至龙朔二年，高宗患风痹，以宫（太极宫）内湫湿，乃修旧大明宫，改名蓬莱宫。”［5］
为太上皇营建新宫之事曾议论了许久，贞观六年(632)时为监察御史的马周便已尖锐地提出，太上皇住所地势低洼而湿热难耐，改善此住所事涉大孝。他上疏指出：“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之西，其墙宇宫阙之制，方之紫极，尚为卑小。臣伏以东宫皇太子之宅，犹处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虽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清俭，陛下重违慈旨，爱惜人力；而蕃夷朝见及四方观听，有不足焉。臣愿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从高显，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乎天下矣。”［4］
早安八月范文5
二、 具体安排：
1、升旗仪式，国旗下讲话，题目《勿忘国耻》，演讲结束由演讲者领誓。 待选誓词：(誓词提前发到各班)
①不忘国耻，不辱使命;努力拼搏，奋发图强;学好本领，报效国家!
②不忘九一八血雨腥风,弘扬先烈爱国之情,缅怀英烈报国之志,恪守革命遗志,奋发图强,自强不息,振兴中华!
2、9月17日在教学楼一楼中厅陈列九一八事变图片展(美术社制作)，利用图片和文字说明，让学生详细了解九一八事变。
3、9月18日早晨将条幅置于一楼中厅，学生课间签字活动。条幅内容：知史勿忘国耻，铭志振兴中华。
4、9月18日早自习期间播放九一八事变记纪录片。片长35分钟。
早安八月范文6
The “early rice” and “late rice” in the Song Dynasty
Abstract
The so called “early rice (zao dao)” and “late rice (wan dao) “ in the Song dynasty were not the same ones in the double harvest rice cropping system of modern sense， but the ones that harvest early or late， many of them belonged to middle and late-maturing varieties. The so-called “late rice” distributed mainly in zhexi ( now the south part of Jiangsu and north part of Zhejiang) due to taxes and rain， while the early rice beca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the other districts for the reasons of drought and famine .
早、晚稻的划分既是稻作技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相结合的产物。虽然早稻和晚稻的概念在宋代以前即已出现，但大多在一些非常偶然的场合，并且早稻和晚稻都是孤立存在。宋代随着稻作技术的发展，早稻和晚稻的概念非常流行，且常常是相提并论，以致后来的一些学者往往以今概古，以为宋代已经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早稻和晚稻，甚至更有人认为是双季稻，从而错误地估计了宋代稻作的发展水平。本文试图从宋人有关早稻和晚稻的基本概念入手，考察早稻、晚稻在各地的分布，并分析形成此种分布的原因，以期对宋代的稻作有个更好的把握。
1、 早稻和晚稻的概念及其分布
现代农学对于早稻、中稻和晚稻的界定主要是依据生育期的长短来决定的。而宋代最通行的做法是依据收获期的先后来划分早、中、晚稻，如“早禾收以六月，中禾收以七月，晚禾收以八月”。[1]由于各地的水稻成熟期并不一致，[2]所依据的历法标准也不统一，有的分之以月份，有的别之以节气，即便是都按节气或月份，其差异也是显而易见，所以各地早、中、晚稻的划分不尽相同。如福建三阳，“其熟于夏五六月者曰早禾，冬十月曰晚禾。”[3]陆游有“秋词”三首，第一、二首分别提到七月、八月，第三首依时序当为九月，七月中提到“早禾”，九月中提到“晚稼”[4]；又如浙江四明，“早禾以立秋成，中禾以处暑成。”[5]而江西西昌（今泰和）则以小暑、大暑节收割为早稻 ，寒露、霜降节收割为晚稻 。早、晚稻只是相对而称，此外并无严格的科学界定。
尽管宋代的早晚稻概念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早晚稻概念，但各地都已对自己所生产的稻做了早稻、晚稻，甚至于中稻的划分则是事实。早、中、晚三稻在各地稻作中所占比例如何？对于了解宋代的稻作情况来说是重要的。游修龄说：“宋代的水稻，在同一地区已有早、中、晚的不同，一般以早、中稻为多，晚稻较少。”[6]实际上，早、中、晚的播种面积因时因地各不相同。
两浙的浙东地区，早稻多于晚稻，如四明（今浙江宁波）：“中最富、早次之，晚禾以八月成，视早益罕矣。”[7]台州：“晚稻……民间所种不多，仅当早稻十之一、二。”[8]越州：“统计会稽八县田亩，……晚稻居十分之四。”[9]十分之六则是早稻和中稻。浙西虽然在“七月初乃见新谷”，证明有早、中稻的存在，但却以晚稻为主，如湖州：“管内多系晚田，少有早稻。”[10]甚至有些地方“纯种晚秋禾。”[11]但这种情况也主要局限于太湖沿岸地区，远离太湖沿岸的浙西一些地区，也是早稻多于晚稻。如临安府之新城县（今浙江富阳县西南）“山田多种小米（即早籼），绝无秔稻（即晚粳）。”[12]
宋代，另一处晚粳种植比较集中的地区，是淮南地区。这里的水稻一般要到夏初，甚至于农历五月方始插秧。“淮南夏早收，晚秧亦含风”[13]；“积雨涨陂塘，田塍插晚秧”[14]等宋人诗句描写的就是淮南插莳晚稻秧的情形。而在一些近水低洼地区，甚至到夏初才始撑着一种短小轻便的小划船在稻田中进行撒播。[15]插秧在初夏，收获却在初冬，贺铸有“楚泽初冬正获田”[16]之句，此诗作于历阳（今安徽和县）姥矶，时间是在戊辰十月晦日（十月的最后一天）。苏轼提到，元祐六年（1091），汝阴县（今安徽阜阳）百姓，因旱伤，“稻苗全无”，而被迫至淮南籴晚稻种。[17]乾道九年（1173）十一月，江南东路安抚使奉命收籴粳米，但江东诸州“尽是籼禾小米”，无奈只得“差官往淮南收籴”，可见淮南产粳米之盛。[18]但淮南也有籼米，宋政府在淮南所收籴的粮草中就既有大禾米（晚粳），又有占米（早籼），[19]只是不占多数。
属于江南西路，与淮南西路毗邻的兴国军（今湖北阳新）及其相邻的荆门军（今湖北武汉）也以晚稻为主。陆九渊在“与章德茂书”中提到：“江东、西，田分早晚。早田者种占早米，晚田种晚大禾。此间田不分早、晚，但分水、陆。”不分早晚稻，表明当地的水稻仍然是以传统的一季晚稻为主。南宋王十朋有“途中遇雨”诗，提到“晚稻短长熟”之句，此诗作于某年的八月二十六日到兴国军之后，[20]不久王十朋又入鄂州（今湖北武汉）境，留下了“秋深余晚稻，地旷僻闲田” [21]的诗句。
福建八州，上四州（建宁、剑州、邵武、汀州四州）似以早稻种植为主，而下四州（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则是以晚稻为主。这从南宋乾道六年（1170）六月，提举福建常平茶事郑伯熊报告中可以看出，他说：“福建路八州军府县，自入夏以来，阙少雨泽，其上四州军府虽时得甘雨，犹未霑足，早禾多有伤损；下四州军亢旱尤甚，晚种有不得入土者。”[22]或认为，这里郑伯熊把上四州军入夏后“早禾”雨水不足和下四州军晚稻不能插秧并提，说明下四州军在南宋已普遍种植两季水稻，上四州军恰恰只种一季稻。[23]这种理解是错误的。首先，这个报告出台于农历六月，事发在六月之前，即文中所称“入夏以来”，宋以四月为夏首，入夏以来指的是四月已来，也即四月至六月这段时间，如果是双季稻的话，这段时间正是双季早稻生长到成熟的季节，双季晚稻不能插秧是正常的，并不是一件大惊小怪的事，而作为一季晚稻，六月份尚不能入土就比较紧张，因为一季晚稻一般是在五月前后移栽的。
江西也是以早稻居多，然而各州县有所区别。洪州：“据洪州申……缘本州管下诸县，民田多种早占，少种大禾。其所种大禾，系在向去十月，方始成熟。……本司契勘，本司管下乡民所种稻田，十分内七分，并是占米，只有三二分布种大禾。”[24]此处，占米指的是早禾，大禾指的是晚禾。江州：“星子、都昌晚禾绝少，独建昌邑大苗米居多……此间土产皆占米，晚禾不多。”[25]“敝郡今秋少雨，晚田多旱，除星子、都昌，多是早田，被灾处少，唯有建昌一县，晚田数多。”[26]“夫都昌田禾，例宜早籼，非若星子早田，十居七八。”[27]抚州：“临川境内早禾最多”，[28]“乐安、宜黄两县管下，多不种早禾，率待九、十间，方始得熟。”[29]总的说来是“本州早禾少，而晚禾多。”[30]吉州：“早稻不过二三分”[31]，十分之七八为晚稻。 转贴于
江东诸州“尽是籼禾小米”[32]，似也是以早稻为主。荆湖的潭州（今湖南长沙）：“早稻甚多，晚米甚少”，[33]早稻约占全州稻谷种植的70%。[34]“只有早稻，收成之后，农家便自无事。”[35]成都府之眉州（今四川眉山县）似也以早稻为主，[36]苏轼在《眉州远景楼记》中提到：“七月既望，谷艾而草衰，则卜鼓决漏，取罚金与赏众之钱。买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乐饮食，醉饱而去，岁以为常。其风俗盖如此。”[37]可见眉州的水稻一般都是在农历七月十五日以前收割。范成大在题为“峨眉县（今四川乐山县）”的诗中也有“泉清土沃稻芒蚤”[38]的诗句。
北方地区水稻分布较为分散，但以一季晚稻为多。史料记载，占城稻在皇家御苑中的收获期多在十月。晁说之（1059-1129）“秋吟诗”中有“崔子稻畦晚”之句，诗注云“崔德符监稻田务”，[39]稻田务的所在地在京西北路的汝州（今河南临汝县）一带，证明当地稻田务管辖下的稻田是以晚稻为主。但由于北方易受干旱影响，所以江翱也曾在汝州鲁山县推广一种早稻。[40]
尽管现有的材料还不足以全部勾勒出宋代早稻和晚稻的分布图，但综上所述，宋代南方水稻主产区，除浙西等地区晚稻较为集中之外，其它地区都是早晚搭配，并出现了早稻盛行的趋势。北方地区自古及今则都以晚稻为主。
2、 早稻盛行的原因
早稻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的四川、荆湖、江东、江西、浙东、福建等地。这些地方选择早稻种植，从其初衷来看，首先是着眼于抗旱。自古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是水稻的主产区，但这个地区的降雨量分布极不均匀，以江西为例，大部分地区春夏两季的降雨量占全年的75%，秋季只占15%。进入小暑后便转入到久晴少雨的干旱期，降雨量明显减少。其他省份，如浙江、江苏、安徽等，也有类似情况。而与此同时，由于气温高，蒸发量大，水稻的需水量加大。《种艺必用》引老农言云：“稻苗，立秋前一株每夜溉水三合，立秋后至一斗五升，所以尤畏秋旱”，《种艺必用补遗》则进一步指出：“凡晚禾最怕秋旱。秋旱则槁枯其根。虽羡得雨，亦且收割薄而尠矣。故谚曰：‘田怕秋时旱，人怕老时贫。’诚哉是言也。”提出把立秋作为水稻水分临界期。立秋前后是水稻开始孕穗（古人称为秀，或做胎）的时期，这以后水稻对水的需要量很大。明代《沈氏农书》说：“乾在立秋前，便多干几日不妨；干在立秋后，才裂缝便要车水。盖处署正做胎，此时不可缺水，古云：‘处暑根头白，农夫吃一吓’……自立秋以后，断断不可缺水；水少即车，直至斫稻方止。俗云：‘稻如莺色红、全得水来供’”。又据宋应星的计算，“凡苗自函活以至颖栗，早者食水三斗，晚者食水五斗，失水即枯”，“将刈之时，少水一升，谷数虽存，米粒缩小，入碾臼中，亦多断碎”。从分布区来看，也主要是缺水较为严重的地区，这些地区种一季都显差强，早稻因需肥水较少所以得到垂青。
宋人对干旱危及晚稻多有提及。如李纲在其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任内（1135一1139）曾上奏说：“（洪州）自入秋以来，阙少雨泽，已觉亢旱，又生青虫，食害苗稼……若更旬日内无雨，晚田决致旱伤”，“难以指准。”而早禾则因“春夏之间，雨旸调适，早禾已是成熟收割了当。”所以“管下乡民所种稻田，十分内七分，并是早占米，只有三二分布种大禾。”抚州知府黄震在咸淳七年（1271）七月二十一日《雨旸申省状》曰：“自六月初三日有雨，亢旱一月，至七月初二、初三，而后得雨，早禾虽赖以有收，自七月初三以后，又复兼旬无雨，晚禾凛乎可虑，本州早禾少，而晚禾多，关系非小。”[41]相比之下“临川境内早禾最多，晚禾虽被蝗旱，然所在有大歉之处，亦有大熟之乡，长短相补，亦得半收，早晚禾通计已是七八分成熟。”[42]朱熹在南康军任上也提到：“敝郡今秋雨少，晚田多旱。”[43]陈宓在《与江州丁大监》书中说：“此月初以来不雨，……建昌邑大苗米（即晚稻）居多，遭此晚稻大可虑。”[44]有见于晚稻易旱，宋代的一些地方官员积极致力于早稻的推广。朱熹就曾在晚稻种植面积较大的都昌推广早稻，他说：“夫都昌田禾，例宜早籼，非若星子早田，十居七八。”[45]
早稻需水量少，所以在一些易旱的山区发展较快。闽北山区宋初就有一种耐旱高产的稻种。据宋人杨亿《谈苑》记载：“江翱，建安人，文蔚之兄子也。为汝州鲁山令，邑多旷土，连岁枯旱，艰食。翱自建安取早稻一种，此稻耐肥、旱，实早，可久蓄，宜高原，至今邑人多之，岁岁足食。”[46]这里未言明此种早稻即占城稻，而且出现在有占城稻记载之前，应属早已有之。
除了干旱之外，早稻的推广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避水，早稻的生育期短，可以在每年的大雨到来之前，完成收获。这使得早稻除了适合于丘陵山区种植之外，也适合于在低洼易涝的地区种植。长江中下游流域虽然在入秋之后进入干旱期，但是在一些年份也有暴雨成灾的可能，这对于成熟收获期的晚稻来说是不利的。如，乾道元年九月二十四日，臣僚言：“伏见前月（即八月）以来，天作滛雨，江淮浙闽皆被其害，……稻穗之在田未刈者，经此巨浸已同腐草，高田虽无甚损，亦多芽蘖。”[47]解决办法就是尽量播种早稻。早稻品种之一的黄穋稻即具有这方面的优势。“浅浸处宜种黄穋稻，……黄穋稻自种至收，不过六十日则熟，以避水溢之患。”[48]早稻可以避水溢之患，所以“湖田多，山田少”的豫章（今江西南昌）“所种占米为多，有八十占、有百占、有百二十占，率数月以待获。”[49]又如避霜。一季晚稻常常要到霜降之后才始成熟，如果某年霜早，则要面临前功尽弃。何承矩在河北种稻时，头年因霜，未能收成，险些使屯田种稻难以为继，第二年改种江东早稻，取得成功。还有耐瘠。早稻对肥料的需求量比晚稻少。
丘陵山区往往比较容易干旱，且土壤肥力不及平原，复由于地势较高，易受冷害，所以早籼稻种植较多。如江东徽州，“大率宜籼而不甚宜粳”[50]，临安新城县“山田多种小米，绝无粳稻”[51]。这也是宋真宗向高仰易旱之地推广早熟占城稻的原因。早稻与山冈联系在一起，如“早禾饱熟收山场”[52]、“北乡田少尽茅冈，早禾有种何妨种。”[53]福建上四州军，早稻多于晚稻也与此有关。这种格局到近代仍然没有多大的变化，据近人的调查，南京、镇江一带，地势高亢，山田多于圩田，亦只宜需水较少之籼稻。[54]
“救饥”也是早稻盛行的原因之一。宋代一般以晚米为籴纳对象，至于早稻很大程度上是农民自产自销，文天祥就曾提到，“吾州（江西吉州，今吉安）从来以早稻充民食，以晚稻充官租”。[55]农民生产的早稻除了大部分自我消费之外，剩余部份也进入市场，满足中下层百姓的粮食需求。早籼稻成为“自中产以下皆食之”[56]的大众食物。中产以下的大众，由于其自身的经济实力不济，不可能有很多的存粮，一遇青黄不接，就需要有一种早熟品种来接济，这就更为早稻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契机。最早见于宋代方志记载的，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水稻品种，六十日，又名救公饥，其出现即与此有关。“六十日稻，名救公饥。传有孀妇居贫乏食，撷稻中先熟者，以养翁姑，因传其种。”[57]宋代新安也有这样一个品种，名红归生，米粒红，成熟最早，然不广种，少莳以接粮耳。宋人有诗云：“前村后村水车声，伊伊扎扎终夜鸣，皇天不雨四十日，高田何止龟兆出。田家眼穿望早禾，早禾不熟赖饥何？”[58]从中也可看出早稻在抗旱救饥上的用意。
早稻盛行的原因也为近人的调查所证实。民国二十四年（1935）夏秋，江西农业院作物组乘指导农民混合选种及采集单穗之便，附带进行水稻品种及栽培方法之调查，知各县水源缺乏为未种粳稻之首要原因。普遍粳稻生长期较籼稻为长，所需水分总量亦较多，本省雨量最多之月为五、六月份梅雨期内，七、八月以后，遂逐渐减少，故多数地方，均栽早熟籼稻，以期避免干旱之损失，此粳稻之变天然因子所限制而被据弃者一也；又因本省盛行二熟制，早稻收获后，可栽二季稻或其他旱作，如晚大豆、芝麻、养麦等。粳稻生长期较长，不适于二熟制，此受栽培制度之限制而被摒弃者二也；各县所栽之品种，有芒者绝无仅有，盖一般农民对于有芒之品种，多感脱粒之费力，调制之不易，交租时又被田主所拒绝而厌恶之。粳稻品种有芒者居多，此不合农民心理而被据弃者三也。[59]由于饥饿和干旱古已有之，因此，我们估计，早稻出现的时间比实际材料中的记载更早。 转贴于
虽然早稻的种植在于抗御自然灾害，但它的存在毕竟为多熟制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早稻可以避旱、救饥，但产量不高，救得一时救不了四季，同时在早稻收获之后还有较长的生产季节可以利用，于是古代农民可能很自然地就在早稻收获之后，种上晚稻或其它作物，以弥补早稻产量的不足。于是多熟制形成了。宋谢邦彦诗：“嘉谷传来喜两获，薄田不负四时耕。”[60]说的就是早稻的存在为多熟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3、 太湖地区种植晚稻的原因
然而，在宋代水稻的主产区，拥有“苏湖（常）熟，天下足”美誉的浙西地区，早稻仍然没有取代晚稻的地位，在水稻生产中仍然是以单季晚稻为主，并且一直保留到了近代。江南地区的晚稻一般是五月插秧之后，入秋后才能陆续成熟，直到九、十月份。宋人吴文英有词曰：“……，重来雨过中秋……看黄云、还委西畴……信吴人有分，……重到苏州。……”[61]从中可知，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时，水稻尚未收割。浙西晚稻收获的临界日期是霜降。苏轼有“乌程（今浙江吴兴县）霜稻袭人香”[62]之诗，曹组亦有“霜落吴江，万畦香稻来场圃”[63]之词，楼璹《耕织图诗·收刈》亦云：“田家刈获时，腰镰竞仓卒。霜浓手龟圻，日永身罄折。”从上述诗词中可以看出，当时浙西地区的水稻一般都是在霜降以后收获。诗中不提别的收获期，显然表明浙西地区的水稻一般都是在霜降前后收获的。回过来再看看播种期。苏轼有“种稻清明前……分秧及初夏”的诗句。表明北宋时期，湖州是在清明（四月上旬）前下种，立夏（五月上旬）初插秧。杨万里诗句：“浸种二月初，插秧四月中……吴盐雪花白，村酒粥面浓。”又表明南宋时期的吴中是在农历二月初（比清明稍早）浸种，四月中（比初夏稍迟）插秧。也就是说，太湖地区的水稻一般是在清明前后播种，霜降前后收割。即农历的二、三月到九、十月这段时间。一季晚稻的种植情况在许多品种的生育期上可以得到反映。
何以在各地盛行早稻的同时，太湖等地区依然以晚稻为主呢？游修龄总结了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和宋代的温度变化有关。籼稻和粳稻在最低萌发温度方面，籼稻要求高，粳稻可以耐低温；在最低萌发温度方面，籼的要求强，粳的要求弱。总之，是籼的耐寒性弱，粳的耐寒性强。现在一般籼稻地区年平均温度在17度以上，粳稻地区则在16度以下。宋代气候转寒，北宋时期，我国东部的气温略低于现今，[64]南宋时期杭州的4月份平均温度比现在要低1-2度。[65]在这种温度条件下，太湖地区发展为粳稻中心。[66]二是稻麦两熟制扩展后，因小麦收迟，以种晚稻为宜。因而晚稻的比例扩大了。太湖地区晚稻品种的多样化，同宋以后稻麦两熟制发展有密切关系。[67]
除此之外，我们认为，太湖地区选择晚稻还有社会经济和自然地理等方面的原因。从经济上说，宋代政府的籴纳政策是太湖地区种植晚稻的一个重要原因。自然隋唐大运河开通以后，太湖地区是稻米的主要输出地，政府规定收纳一律以晚米为准，这可能与晚米的品质及贮藏寿命有关，晚稻的品质好且耐贮藏，适合漕运并供给政治中心的居民，而早米在这两方面的表现较差，故不在收纳之列。舒璘在论及粮食贮藏时说：“古之积储在谷不在米，验之于今，藏米者四五年而率坏，藏谷者八九年而无损，而谷之中又有高下焉。有大禾谷，有小禾谷。大禾谷今谓之粳稻，粒大而有芒，非膏腴之田不可种；小禾谷今谓之占稻，亦曰山禾稻，粒小而谷无芒，不问肥瘠皆可种。所谓粳谷者，得米少，其价高，输官之外，非上户不得而食；所谓小谷，得米多，价廉，自中产以下皆食之。”[68]孝宗乾道九年（1173）十一月十二日知建康府洪遵在上奏中也提到：“秈禾小米，久远不可贮储。”[69]由于晚粳具有食用品质好，耐贮藏的特点，所以规定晚稻为赋税征收对象，这不光是太湖地区如此，其它地方也都是如此，政府还将税收的起征日期放在晚稻成实之后。[70]适应政府的政策，虽然宋代各地都有晚稻栽培，但由于赋税较轻，有些地方在满足税收需要之后，可以种植早稻以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太湖等地的农民由于赋税负担重，必须大量种植晚稻才克完成，不仅如此，一些邻近地区由于自身产生晚稻不衍交纳税收，也到太湖沿岸地方来收购，如，临安府之新城县“山田多种小米，绝无秔稻，一岁所收，仅足支民间数月之食，虽丰岁亦须于苏、秀邻境籴运交纳。”[71]由于对晚稻需求量大，所以太湖沿岸的农民种植早稻的选择余地较小。这也是太湖沿岸地区，这里自古以来直到近代一直是以一季晚稻为主的原因之一。江南赋税负担沉重可能与晚稻种植相互关联。
无独有偶，在其它一些赋税较重的地方，晚稻的比重也比较大。北宋时期，发运到京师的米超过百万石的除两浙路一百五十万石外，还有淮南一百三十万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72]淮南是晚稻的重要分布区已如上述。江西各地早晚稻比重不同，也可能与赋税轻重有关，在江西的一百二十万之输中，以吉州所占份额最多，宋人曾安止估计“漕台岁贡百万斛，调之吉者十常六七”[73]。李正民也说：“江西诸郡，昔号富饶；庐陵小邦，尤称沃衍。一千里之壤地，秔稻连云；四十万之输将，舳舻蔽水。朝廷倚为根本，民物赖以繁昌。”[74]从漕粮一项来说，吉州“实为江西一路之最”。[75]适应漕运的需要，这里种植的水稻十分之七八是晚稻，只有二、三分种植早稻。
从自然条件来说，我们认为，水旱变化比气候转冷对太湖地区晚稻种植的影响更大。这里再具体地分析一下雨水状况对于江南地区稻田种植制度的影响。明李乐《乌青志》中说：“种田之法忌过早，本处土薄，太早则虫易生。若其年有水，则必芒种前后可插莳也。如遇旱暵，即不妨迟至夏至。”可见决定当地水稻移栽早晚的因素主要在于水旱，而非冷暖，当然水旱也与冷暖有关。这段话还转辗于明清时期的乌青、乌程等方志及《沈氏农书》等之中，应该是浙西地区农民的共识。翻开所有的中国农书，几乎种田的趁早，早有诸多的好处，惟独在太湖地区提出，“种田之法，不在乎早”，这与太湖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提到了虫、水、旱三个方面的原因，实际上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在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同样面临，就浙西而言，我们认为水灾是导致浙西地区种植晚稻的主要原因。
浙西地区在在入冬之后至春夏之交有个较长的降水过程，如果在这一段时间播种插秧，势必面临水灾。元祐四年（1089）十一月初四日，两浙西路兵马钤辖龙图阁学士朝奉郎苏轼状奏，“勘会浙西七州军，冬春积水，不种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76]。可见，冬春积水是浙西七州军选插晚稻的主要原因。积水不仅影响到插秧，还影响到下种。元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苏轼在一份奏状中又提到：“窃以浙西二年水灾，苏湖为甚。……自下塘路由湖入苏，目睹积水未退，下田固已没于深水，今岁必恐无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妇女老幼，日夜车畎，而滛雨不止，退寸进尺。见今春晚，并未下种。”从这个奏状中可以看出，苏、湖一带的水田在当年，地势低的可能整年都种不上水稻，因此收成无望，而地势较高的，也由于淹水，到了三月下旬，所谓“春晚”，还没有下种。所以苏轼接着又说：“自今（即三月二十三日）已往，若得滛雨稍止，即农民须趁初夏秧种。”[77]也就是说，苏、湖等地的水稻播种期须推迟到四月以后，加上不少于一个月的秧龄，水稻移栽的时间最早也得在五月初以后。一些在五月或五月以前即已播种移栽的水稻，如果不幸赶上大水，则需再种。如，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十一日诏，“浙西州军大水，……官为贷其种谷，再种晚稻，将来秋成，绝长补短，犹得中熟。”[78]淳熙九年（1182）五月十六诏，“近者久雨，恐为低田有伤，贫民无力再种，可令浙东西两路提举常平官，同诸州守臣，疾速措置，于常平钱内取拨借第四第五等以下人户，收买稻种，令接续布种。”[79]“用心补种被水去处田亩”[80]虽然能够起到绝长补短的作用，但已付出了人力和物力（如种谷等）的浪费，因此，就宋代始人们便有意识地推迟播种和移栽的时间。明代宋应星说：“湖滨之田，待夏潦已过，六月方栽者，其秧立夏播种，撒藏高亩之上，以待时也。”[81]这种做法在宋代的太湖地区就已普遍采用。苏轼说：“去年浙中，冬雷发洪，太湖水溢，春又积雨。苏、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稻，以待水退。及五、六月，稍稍分种，十不及四五分。”[82]刘攽在一首自问自答的诗中写道：“种田江南岸，六月才树秧。借问一何晏？再为霖雨伤。”[83]其它一些低洼地区，如淮南，种植晚稻也都出于同样的原因。甚至岭南地区种植晚稻也是受到了雨水的影响。苏辙在“次韵子瞻连雨江涨二首”诗中提到由于连雨江涨，引发水灾，对于“东郊晚稻须重插”[84]。叶绍翁也有“田因水坏秧重播”的诗句[85]。除水灾之外，太湖地区盛行晚稻还有其他的一些考虑，如虫、旱等。如“五月将次尽，早秧都未移，雨师懒病藏不出，家家灼火钻乌龟。”描写的就是由于干旱，早秧不能及时移栽，家家以龟卜占雨的情景。凡此种种，都是浙西种植晚稻的重要原因。
太湖地区的一季晚稻一般是在农历四月底五月初移栽，至九、十月才能收获，自宋代以后，随着大小麦及油菜在南方的发展，有些农民开始在收获水稻的稻田中种植大小麦、油菜等春花作物，而大小麦及油菜等都必须在农历次年四五月以后才能收获，收获过后，再种早稻显然已来之不及，所以只得种植晚稻。正如清《潘丰豫庄本书》所说：“田有宿麦，遂废春耕，而大概莳秧在刈麦后。”因此，稻麦二熟水旱轮作进一步强化了一季晚稻在太湖地区的地位。
4、 宋代早稻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