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幼儿园范文1
一、有效利用乡土资源，灵活替换课程资源包内容
幼儿由于年龄小，他们的认知具有很大的形象性，具体的熟悉的事物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现有课程资源包中的有些内容是超越我园幼儿的实际生活，是他们难以接触体验到的事物。如：课程资源包中班上册《我发现的……》第16页中的数学活动《小动物找家》，这次活动的目标是：（1）认识门牌号，了解序数在门牌号中的含义；（2）学会根据动物的房间位置为它们选择正确的门牌号；（3）关注生活中的数字，并对数字感兴趣。课程资源包中的内容是以楼房的形式呈现给小朋友的，而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生活在牧区，都是以村组为单位，是以平房小院为个体的形式居住，对楼房的布局与格式不是很熟悉。我在进行这节数学活动时，把内容直接替换为小朋友们所熟悉的居住格局――居民点平房小院的图片形式呈现给学生，以组代表楼房的单元，用门牌号表示楼层，不但没改变课程资源包活动内容的主旨要求，让幼儿达到了预期的活动目标，而且使幼儿把所获得的知识经验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感受到了数学与生活密切的关系，激发了幼儿对数学的热爱之情。
二、合理补充乡土资源，丰富课程资源包内容
兴趣是幼儿教育的重要方法，创设幼儿喜欢的活动内容，为幼儿提供活动和表现能力的机会与条件，是促进幼儿全面健康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课程资源包中的有些内容，与我园幼儿的认知有一定的差距，进行此类活动时只能是在老师的引导下以画面的形式展示给幼儿，幼儿没有与活动内容相关的经验做铺垫，引不起兴趣，势必在活动中显得特别被动，从而影响活动效果。如课程资源包大班下册《我是中国娃》第4至6页中的社会活动《小小导游》，这个活动先以全国的风景名胜引导幼儿，再以甘肃省的风景名胜甘南大草原、天水麦积山、张掖丹霞地貌等为活动的主要内容，旨在引导幼儿热爱自己的家乡。由于我园幼儿居住地处高原，再加上家人游牧的工作方式，很大地限制了带幼儿外出的机会，为此我班三十七名幼儿对甘肃的这些风景名胜没有一个幼儿去旅游过，没有经验做准备，也就无法以导游的身份把这些风景区的美景介绍给其他小朋友。我在进行此次活动时，以全国和甘肃的风景名胜做引导，把我们本地的风景名胜如扎西秀龙大草原、石门沟药水神泉、天祝三峡等作为活动主要内容。幼儿对自己熟悉的事物表现特别感兴趣，积极参与，大胆讲述，把熟悉的风景区的特色都表述出来了，从而引导幼儿以小见大，感悟甘肃及全国风景名胜的美，有力激发了幼儿对家乡和祖国的热爱之情，达到了良好的活动效果。再次，《幼儿园工作规程》明确提出，充分利用周围环境的有利条件，灵活运用多种活动形式，为幼儿提供充分活动的机会。
三、利用乡土资源巧妙延伸，拓展课程资源包内容
甘肃幼儿园范文2
关键词：议程设置功能校车事故报道
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简单来理解，就是媒介为了强化某类新闻报道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而大幅度、高密度播出该话题，使之在公众头脑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媒介所预设的强制信号，提升此话题重要程度的能力。在甘肃幼儿园校车事故报道中，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体现得淋漓尽致。媒体通过设置议程，从多角度、多层面深入挖掘了校车安全的相关问题，使全社会加大了对此话题的关注，推动了校车安全性问题的改进。
一、“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最初被提出并用实验进行了验证的是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他们在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中指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这里的“议题”指的是传媒所选择的要报道的当前的问题与事件。“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着眼点是传媒认知层面的传播效果，因为传媒在告诉受众“怎么想”方面并不很成功，而在告诉他们“想什么”方面却惊人的成功。该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问题的先后顺序”，即大众传媒通过议程设置，给予一些问题或事件高度重视，集中报道，并有选择地突出或遮掩问题的某些性质，以此引导受众关注和思考传媒注意的那些问题，并按照传媒给各个问题确定的重要性的次序，分配自己的注意力。
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所考察的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在信息大爆炸的当代社会，人们面对浩繁的信息量越来越感到茫然失措，这就需要传媒首先对信息进行筛选，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从现实环境中“选择”出其认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受众所关注的往往是传媒所强调的。传媒利用议程设置功能将受众的注意力吸引到特定问题或事件上，从而可以制造出轰动社会的热点以及焦点问题。下文将以2011年底发生的给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甘肃正宁县“11・16”幼儿校车交通事故的相关报道，来评析议程设置功能是如何体现的。
二、校车事故报道中的议程设置
2011年11月16日，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一大翻斗运煤货车与一辆载着64人的幼儿园校车相撞，最终造成21人死亡、12人重伤、31人轻伤的惨剧。此事故一出，顿时各报纸头版头条以醒目的图文形式给予了报道，如《南方都市报》的《幼儿园车超载逆行惨烈被撞20死44伤》、《新京报》的《超载55人校车事故20死》、《山东商报》的《永不抵达的校车》、《齐鲁晚报》的《校车之痛》、《南方日报》的《甘肃校车撞卡车18幼儿遇难》、《华商报》的《核载9人实载64人》、《东方今报》的《校车的追问》等。接着，一场有关校车安全的大讨论在各传媒中高调展开。为了引导受众的注意力，营造焦点话题的热烈讨论氛围，各媒体不约而同将校车安全作为议程进行了设置。此议程以校车安全为核心主题，围绕事因挖掘、善后追踪和责任探讨等三个方面展开了系列报道。
1 事因挖掘――掀起校车安全排查的大风波
事故发生后，各媒体纷纷挖掘其原因，并对校车安全的隐患给予了曝光，从而掀起校车安全排查的大风波。“防患于未然，而非事后补救”，可以说是媒体挖掘事因背后想要警醒受众的一大目的。对事故原因的报道，如《甘肃正宁校车司机超载超速成惯例交警敷衍执法》（《新京报》）中指出，这是一起看似偶然、实则必发的事故，因为其隐患早已存在：司机经常超载、逆行、开快车，有被扣驾照的经历；当地交通违章现象普遍，交警查车罚完钱便放行；幼儿园经费紧张，政府补贴少，平时未进行安全检查。又据《腾讯新闻网》报道，“超载”早已成为私立幼儿园的行业潜规则，学校为节省成本而超载、警方监管不力而放行、家长心存侥幸而忽视等最终造成悲剧的发生。
经媒体挖掘报道后，发现问题存在的普遍性，各地开始了校车安全排查活动，并通过传媒手段进行了公示。如《北京接送学生车辆逢车必查非法营运高限处罚》（《北京晚报》）中报道：北京交管部门开始严查超载校车，所有学校周边出现的疑似超载车辆都要被依次检查，逢车必查，实施“零容忍、高压线”政策，还鼓励市民积极举报校车违法行为；《甘肃开展校车安全大检查多地查获问题校车》（《中国广播网》）报道：甘肃公安机关已将查获的问题校车停运，并对其超员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还有《浙江义乌20座中巴挤进84名学生教育局称将严查》（《钱江晚报》）、《湖北紧急排查校车安全隐患超载1人也要处罚》（《荆楚网》）、《广州集中整治查处校车违法行为1100多宗》（《新华网》）、《江西南昌将展开校车检查曾发现校车超440%》（《大江网》）等报道促使校车安检工作在更大范围得以开展。
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对事故前因后果进行深入报道，使校车安全在受众头脑中形成极度严重且迫切的印象，从而自觉、主动对此问题加以关注，推动校车安全排查工作尽早提上日程。
2 善后追踪――引发对幼儿生命的敬畏与反思
甘肃正宁“11・16”幼儿校车交通事故中21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司机和幼师）、43人受伤的惨剧顿时轰动全社会。面对瞬间消逝的鲜活的生命以及深陷痛苦记忆的儿童，如何善后？也是各媒体关注的重要问题。针对逝者，媒体开展了悼念活动，如《腾讯新闻》的《愿更多的孩子不再受伤害――悼念11・16甘肃幼儿园校车事故遇难者》的专题策划，为社会提供了表达哀情的平台，网友可以在网上以献花、哀歌、点烛、上香、祭酒等形式对逝者哀悼；针对生还者，《女童甘肃校车事故中躲过一劫彻夜不睡觉不说话》（《东北新闻网》）、《甘肃校车事故受伤儿童心理阴影显现：称学校“杀人”》（《华龙网》）等报道中指出了事故对生还儿童身体以及心理上产生的重大影响，引发社会对生还者身心健康的关注；针对家属，《甘肃校车事故专访：遇难者家属呼吁――校车，请不要超载超速！》（《人民网-甘肃频道》）传达了家属们的心声，使得他们悲痛之时有了发泄情感的平台；针对事故幼儿园，《甘肃校车事故出事幼儿园被取消办学资质》（《人民日报》）中报道称出事的“小博士”幼儿园已经改建重组，将尽快恢复教学秩序。
媒体对事故善后问题多方位的系列报道，引发了全社会对幼儿生命的敬畏与反思。幼儿因其生命的脆弱性早已被列入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之一，他们的合法权益需要各方力量的共同维护。事故的发生，反映了社会漠视幼儿生命的根本性问题。“敬畏生命”这一主题在媒体的延伸报道中逐渐渗入到民众心中，关注生命、敬畏生命、维护生命，作为公众话题得到上至政府下至民众的高度重视。如《没有生命敬畏，何来校车优先》（《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指出“如果对生命足够敬畏，交警就应当指挥疏导让校车先行；如果对孩子足够珍视，大量的社会车辆就应该对校车进行避让”；《还要多少孩子的生命才能换来校车安全》（《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强调“我们必须想方设法让校车比公车豪华、结实，不能再用孩子的生命换校车交通的安全”；《5800万留守儿童之祸 中国已丢尽脸面》（《中国新闻周刊》）中指责道“中国孩子什么样的苦难和灾祸才能激起中国官员群体的道德感和羞耻感――5800万被迫与父母分离的留守儿童，多少孩子，日复日年复年，挤在严重超载的简陋交通工具里餐风饮露”等。媒体通过态度鲜明的报道，有意识地将受众的思想引导到对幼儿生命的敬畏与反思上，这里明显体现了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
3 责任探讨――催生保障校车安全的新举措
事故已发生，谁该为事故负责？是教育主管部门、交通部门、公安部门、学校、教师、司机、家长，还是学生自己？各媒体对此话题的关注与报道引发了一场责任大探讨。如《校车管理事权不明部分学校为避责挂靠经营》（《人民日报》）中报道指出：校车问题不能寄希望于由某一个部门负责解决，其中政府不能缺位，应该承担起监管责任，发挥主导、协调、服务等作用。其他报道《专家称校车乱象因教育部公安部交通部事权不明》（《京华时报》）、《甘肃正宁四名官员因校车事故停职含两位副县长》（《中国新闻网》）、《甘肃校车事故政府失职》（《每经网》）、《甘肃校车事故原因查明幼儿园董事长和司机被拘》（《中国新闻网》）等，纷纷对“谁应该为此事故埋单”的议题进行了探讨，并诱发了更多的受众参与了进来，从而引导了舆论的走向。
伴随着对事故责任的探讨，理性较量过后，各媒体开始关注“要如何保障校车安全”的问题。通过集中报道，激发全社会不但关注此问题，还尽心尽力思索，由此催生了维护校车安全的各项新举措。《我国校车条例草案今起征意见赋予三项优先权》（《新华网》）的报道中称“在校车备受关注和质疑声中，中国政府针对校车安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环节，迅速制定法规‘力保’校车安全”；《校车安全条例草案今起公布 拟赋校车“特权”》（《新京报》）针对受众所关心的问题对新条例进行了焦点报道；《甘肃庆阳将投资6.8亿建200所公办幼儿园》（《北京晚报》）、《甘肃庆阳投资1000万购校车700万原系公车资金》（《新华网》）、《甘肃庆阳榆林子镇幼儿园新校车到位运行》（《甘肃日报》）、《甘肃校车司机驾龄不满三年将被罚款200元》（《中国甘肃网》）等新闻对当地相关部门保障校车安全的实际行动给予了及时报道，凸显了各方力量维护校车安全的坚定立场和出台新举措的迫切性。
三、对校车事故报道中运用议程设置的思考
甘肃幼儿园范文3
亲爱的老师们：
亲爱的领导们：
金色的九月，阳光明媚，秋高气爽，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新的学年开始了，新的同学进校了，让我们以热情的欢呼迎接我们的新同学，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学校领导和党政组成部门负责人出席我们的开学典礼。
今年是一个不寻常年份，我们的学校顺利通过了第一届本科教学质量考核验收和学士学位授权单位审核，我们学院的学前教育专业列入甘肃省第一批省级特色专业建设计划；我们成功举办了全省幼儿园长论坛，我们开办了甘肃高校教育学院院长论坛，邀请多名教授博士来校讲学；我们有2名副教授晋升为教授，使教授数量达到4名，我们有1名讲师考入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使在读博士学位的教师达到3名，我们的王爱兰教授申报的科研课题列为甘肃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我们的学生在全校文艺汇报演出中获得第一名；我们的老师主持完成或参与完成的3项成果获得甘肃省高校社会科学成果奖。我院宗琼讲师在西校区音乐厅成功举办独唱音乐会，心理咨询中心成功举办第四届“5.25”大学生心理健康文化节活动。我院承办的《兰城心语》杂志正式出版发行，学院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东校区管理委员会粉刷了宿舍、改造了食堂、装修了校门、扩建了幼儿园。
今天我们又迎来了416名新同学。这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心理咨询方向第四届本科招生，教育学专业小学教育方向第三届本科招生，也是我们学前教育专业艺术教育方向第一次招收培养本科生，到今天，我们的本科生达到712名。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跨越，也是一个人才培养层次的突破性进展。
借此机会，我代表学院全体教职工，向大家介绍学院概况。__城市学院教育学院是以__城市学院教育系为基础，__年10月合并原甘肃省幼儿师范学校组建的二级学院，也是体现__城市学院教师教育特色的二级学院，分东西两个校区办学，学院设有教育学系、心理学系、学前教育学系三个学科专业系和心理学实验室。
学院现有学前教育（艺术教育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咨询方向）、小学教育三个本科专业。计划__-__年陆续开办应用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方向）本科专业和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方向）、小学教育（文理教育方向）、小学教育（特殊教育方向）、小学教育（艺术教育方向）本科专业。
学院拥有一支结构合理、治学严谨、教学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现有教职工69人，其中教育学、心理学、学前教育学、教育管理学、文学、数学、音乐学、美术学、舞蹈学、信息学
教师63人，专职行政和教辅人员6人。专任教师中有教授4人，副教授29人，在读博士3人，有硕士学位教师29人。有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兼职硕士导师1名，截止今晚，两个校区全日制在校生1464名。 学前教育专业是省级特色专业，正在积极建设，准备申报部级特色专业。教育学原理是校级重点学科，区域文化与心理学应用学科正在筹备申请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公共教育学和心理学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甘肃省教育学会幼儿教育专业委员会挂靠学院设立秘书处，为甘肃省幼儿教育学术研究提供平台。
新世纪以来，学院教师主持完成部级重点科研课题4项，省级厅级课题30多项；出版专著、教材40多部，科研成果获甘肃省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4项，甘肃省高校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3项、三等奖4项，甘肃省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在核心刊物上30多篇，在省级学术刊物和艺术作品200余篇；有数10幅美术作品入选部级或省级政府举办的画展并获得奖励。学生在部级、省级大学生艺术展演及其它竞赛中多次获奖，学院经常性邀请国内外专家来校讲学。
学院教学资源丰富，有占地47亩的一个独立校区，1个学术报告厅，4个计算机房，配有专业学习所需的数码钢琴教室、语音教室、微格教室、舞蹈教室等专用教室以及多功能心理实验室和心理测验软件库。
学校挂靠教育学院设立心理咨询中心、实验幼儿园、教师教育研究所等机构。其中实验幼儿园分东西两个校区办园，有幼儿学生近300余名。心理咨询中心在三个校区分别设立心理咨询辅导室。学院正在建设心理与教育实验中心，下设基础心理学、幼儿心理学、管理心理学三个实验室
“十二五”规划期间，学院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针，以应用型本科大学发展定位为依据，以培养高层次小学教师、幼儿园教师、心理咨询师、人力资源管理师等人才需求和科研成果需要为导向，贯彻以人为本、质量第一、学术兴院的管理理念，思想观念解放为先导，师资队伍建设为核心，教学资源整合为重点，学术科研成果为支撑，学前教育专业为特色，实践基地建设为基础，创新办学理念，优化办学模式，在专业改造、课程建设、教学手段等方面不断探索，培养思想品德良好、专业基础扎实、应用技能熟练、创新意识较强、身体心理健康的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师资和应用型心理学社会服务人才，把学院建成横跨两个学科门类三个一级学科的二级学院，成为体现学校教师教育特色的高层次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心理教育师资培养基地，甘肃区域文化与应用心理学研究基地，全校教师教育课程中心，全校学生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同学们，在全校14个普通二级学院和1个继续教育学院中，教育学院是一个年轻的学院，也是一个有突出特色的学院，年轻在于他成立时间短，特色在于她有一个独立校区。这个校区周围有__大学、甘肃中医学院等高等学校，可以为我们的学术交流提供良好的环境；紧邻校区的东部市场为我们的购物生活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里的街道林立着各具特色的酒店餐馆，为我们的饮食提供了方便，学院有独立的图书馆，独立的学术报告厅，独立的大礼堂，这些资源为我们的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今年我们将开展更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办学术活动月、教学活动月、艺术活动周，进一步提高教学科研水平。
同学们，教育学院有许多不太让人满意的地方，比如距离总院路途较远，难以得到不同学科专业的相互交流；比如图书馆的条件没有总院现代化水平高，比如学院的教授博士数量相对比较少。但我们有自己的特色，我们有一批爱岗敬业、诲人不倦的好老师，老师们殷切期望新同学尽快形成教育学院的认同感、归属感，保持和发扬高中阶段的吃苦精神，培养大学生的自信、自立、自强、自爱意识，转变年龄角色和学习策略，努力学好专业课程的同时，积极选修活动课程，参加社会实践，提高素质，增强能力，注重学术，训练技能，把自己塑造成为有理想、有知识、有道德、有>文秘站:
甘肃幼儿园范文4
[关键词]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甘肃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24-0066-02
一、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问题的提出
现代教育视野中的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基础教育延伸战略的主攻方向。陶行知先生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提出：“小学教育是建国之本，幼稚教育尤为根本之根本。”学前教育在个体人的自然生命的基础上，开始着手赋予个体人以文化生命，它对儿童的身心发展起着“奠基”作用，为儿童接受学校教育乃至其社会化、文化化进程的影响持久而深刻。
长期以来，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学前教育的漠视以及受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加之现代学校教育中奉行应试教育、精英教育等功利固结的教育价值追求，我国的学前教育一直以来并未列入国民基础教育序列。在我国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中，仅有1.3%左右用于学前教育，这其中大部分还流向了城市幼儿园。长期以来，没有了体制支持的学前教育一度成为一部分城市儿童和经济文化较发达地区儿童独享的特权，我国广大农村特别是经济文化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相当薄弱，而地处西北的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尤为落后。这种情况严重影响着少数民族地区幼教事业特别是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影响着少数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整体提升。
研究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问题，主要因为甘肃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主要地区之一，有回、藏、东乡、裕固、蒙古、哈萨克、保安、撒拉、满、土、维吾尔等44个少数民族，人口约占甘肃总人口的10%。研究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问题，不但有助于整体把握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的现实状况，认识制约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的相关因素，提出甘肃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发展的主要路向及基本策略；而且通过对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学前教育现状的个案研究，可以具体呈现甘肃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的现实情境，深入剖析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甘肃乃至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问题的路径及策略，为推动甘肃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学前教育的发展提供学术资料和理论支持。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关于我国学前教育发展路向的设计，要求加强对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学前教育问题的研究。《纲要》提出：“到2020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纲要》的颁布，对处于弱势地区的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发展而言，与其说是一种政策机遇，但更多的是挑战――因为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历史欠账多、文化负累重，改革与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突出。
另外，当前关于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问题的研究，相关资料及成果极少。这大概受制约于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历史欠账多，研究者的自发性、随境性，民族地区民族文化教育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等因素，限制了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研究向纵深发展。同时，研究过程中文本性研究居多，田野的方法很少；质性研究较多，量化研究较少；研究能认识到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对解决问题的思路思考不缜密；研究视角雷同，研究眼界不够开阔也是一个制约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研究向纵深挺进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研究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及其学前教育需求消失了；为数不多的研究，也没有将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发展系统地置于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教育生活中不断的对话、交融甚至存在着博弈与冲突这个独特的大背景下去观照，对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过程中所存在问题的复杂性缺乏理性的反思和行动研究，不能很好地建构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研究的理论框架，完整地反映出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真正面貌。所以，甘肃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研究仍是一块处女地，对该地区学前教育进行系统的探索与研究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十分迫切。
二、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问题研究的重要价值
对基于少数民族之民族文化与中国主流文化交融、博弈场域中的甘肃民族地区之学前教育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可丰富和拓宽人类学、教育学学科领域；基于田野基础上的研究，其生成的数据、理论成果乃至行动研究方法等，可作为我国政府特别是教育管理部门制定和实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理论依据；对少数民族原有文化教育传统的尊重，基于田野基础上对民族地区民族儿童、民族地区学前儿童家长之学前教育需求的理解与发展愿景之勾画，对于促进甘肃乃至西北地区各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各民族和谐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更是民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着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为此，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发展学前教育的任务目标和政策措施，体现了国家对发展学前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加强对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研究，对促进民族地区幼儿身心全面健康发展、高质量普及义务教育、提高少数民族素质、促进我国教育公平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族地区儿童接受学前教育之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年来，民族地区学前教育事业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由于地域、文化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制约，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山区、牧区，适龄民族幼儿入园率大大低于全国乃至甘肃的平均水平；少数民族儿童“入园难”、“入园贵”，民族幼儿园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民族文化氛围缺失，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幼教机构管理水平滞后、师资水平较差等问题非常突出。我国一些教育实践研究表明，学前教育的普及程度及教育质量，与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与教育质量成正相关。所以，研究和发展民族地区学前教育， 直接关系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儿童的健康成长与社会化、文化化进程，影响到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关系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最重的是，研究对于制定科学的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战略，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教育文化具有战略意义。
三、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问题研究的基本思路
我国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教育传统。首先，对甘肃少数民族学前教育问题的研究，可以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为基石，以甘肃少数民族学前教育问题的客观存在，对甘肃少数民族的分布及文化风土、甘肃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发展的历史图景、甘肃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发展的现实等进行叙事性勾勒为基础，对比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揭示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其次，在研究过程中，要对甘肃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发展之阻抗性因素进行归因。这种研究要基于田野，走向民间，对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滞后的制度原因、经济文化原因、民族地区教育当事人之教育观念、民族生活方式及民族文化制约等方面的原因进行细致梳理与整合；要加强对该地区民族儿童家长对子女接受学前教育的态度、对子女的入园类型意向、对子女教育的期望，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儿童家长对子女接受有本民族文化特点的学前教育的态度调查，加强民族地区、民族社区、教育当事人对民族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特殊诉求及其合理需求的重视。
最后，研究要落实在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的路径与策略方面。主要就民族地区学前教育观念革新、政府学前教育制度的优化方面，如何考虑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因地制宜，做到兼顾主流文化和民族文化；如何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对学前教育的各方物质支持；如何规范对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的师资、管理支持，加强家园合作，利用地方资源特别是民族文化资源，呈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民族特色和文化特色；加强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机构管理队伍及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学前教育的教学质量等方面，设计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的路径与具体策略。
[参考文献]
甘肃幼儿园范文5
【中图分类号】 G6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6）22―0094―01
2015年的金秋十月，笔者参加了田家炳基金会资助，由香港大学、甘肃省教育厅、甘肃省西北师范大学共同承办的在香港举办的甘肃省第二期幼儿园园长专业能力提升培训班，通过半个月时间的培训和所见所闻，笔者对香港的学前教育情况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并对香港教育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香港幼稚园教育概览
1. 香港的幼稚园全属私营机构，由志愿团体或私人开办，分非牟利及私立独立幼稚园两类。非牟利幼稚园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办学的幼稚园，很多是由本地的非牟利组织，例如宗教团体、慈善或志愿团体等资助及开办。大部分只开办半日制课程，设有高班、低班及幼儿班，也就是大陆幼儿园的大、中、小班，亦有部分幼稚园同时开办全日制课程。
2. 幼稚园的教学语言为两文三语，两文即中文和英文，三语即粤语、英语和普通话，幼稚园普遍采用广东话和中文作为教学语言。
3. 幼稚园的课程以《学前教育课程指引》为指导，按照儿童发展和儿童学习的基本原则来制定课程，兼顾幼儿的兴趣、需要和能力，创设启发他们多元智能的环境，透过生活经验、感官的接触、各种探索活动和趣味的游戏，让幼儿均衡地发展。
4. 推行学前教育学券计划，旨在增加政府投放于学前教育的资源，藉此减轻家长的财政负担，提升幼稚园校长及教师的专业资格，改善幼稚园的设施。每年平均约有85%的幼稚园学童受惠于学券资助，在学券计划下，家长须缴付的学费为幼稚园在该学年获批准收取的学费与学券学费资助额的差额。
二、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
1. 以儿童为中心，注重幼儿自主探究学习。香港幼稚园倡导“儿童为本”，信奉“每一个幼儿都是独立的个体，有不同的潜能，是有能力和主动的学习者”的教育理念。因此，幼稚园比较强调儿童自主性的学习，强调在游戏中学习的理念，重视儿童内在的学习动机，并关注教师作为引导者、协助者和参与者的角色，强调教师与幼儿彼此在“教”与“学”中互动。活动区为幼儿提供了探索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机会，让幼儿真正在体验的过程中获得快乐和发展。教师自始至终，都是幼儿的合作伙伴及玩伴，用温和的语言去提醒，引导幼儿围绕问题进行探讨，加深对问题的了解，然后在探索中建构对事物的认知。
2. 会说话的标识。教室中的各种玩具和教具上，都清晰地注明使用步骤、安全常识，行走中遵守的规则、随处可见的温馨提示，极大地体现出了园所的人性化管理。进入园所，走廊、楼梯标识了人行方向的箭头，以及幼儿活动时各种车辆的行驶方向，幼儿都很自觉地遵守着规则。班内的物品也都有明显的标识，幼儿都会根据规则去使用和整理物品。幼儿的活动常规和规则意识在会说话的环境中自然习得，胜过教师千叮咛万嘱咐的说教。
3. 百花齐放的教育格局。由于香港政府对幼教实行开放办学，各办学机构根据政府的指引文件，想方设法创造自己的办学模式和办学特色，以吸引更多的生源，已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教育格局。有的侧重外语教学，开办国际学校；有的开展国语教学，适应未来竞争；有的注重动脑动手，培养创造能力……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具有香港幼教的特色：一是没有具体的目标，总体的要求是培养适应现代化竞争的专业人才；二是没有固定的课程，各机构按照市场需要自行设计办学方向；三是没有统一的进度，对幼儿的接受能力进行科学分析，开展分类指导；四是没有专门的教材，学校根据每个幼儿的不同情况设置不同的知识。
甘肃幼儿园范文6
一、研究方法
根据前期的调研，城市籍高中毕业生报考农村定向培养的倾向性相当低。考虑到研究的成效性问题，本研究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在重庆市渝中区、四川省达州市渠县、贵州省贵阳市红花岗区和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的普通中学随机抽取了2012届农村籍高中毕业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总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问卷317份，剔除无效问卷26份，剩余291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83．14%。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重庆62份(男生29名，女生33名)，四川81份(38名男生，43名女生)，贵州78份(36名男生，42名女生)，甘肃70份(31名男生，39名女生)。本研究确定了四种定向培养模式，也考虑了本科学制与专科学制可能存在的差异，共设置了八个问题来调查西部农村高中毕业生报考学前教育专业的倾向性选择。模式一:定向农村，且不能调动。该模式在“毕业后包分配就业，但只能在农村乡镇幼儿园工作”的条件下，分别考察农村高中毕业生在报考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学校时，是否愿意选择报考学前教育专业。模式二:定向农村，且五年后可调动。该模式在“毕业后包分配就业，但必须先在农村乡镇幼儿园工作满五年后才能调动”的条件下，分别考察农村高中毕业生在报考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学校时，是否愿意选择报考学前教育专业。模式三:定向农村，且免费有补助，但不能调动。该模式在“政府为你缴纳学费并给你每个月发师范生的生活补助，毕业后包分配就业，但只能在农村乡镇幼儿园工作”的条件下，分别考察农村高中毕业生在报考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学校时，是否愿意选择报考学前教育专业。模式四:定向农村，且免费有补助，五年后可调动。该模式在“政府为你缴纳学费并给你每个月发师范生的生活补助，毕业后包分配就业，但必须先在农村乡镇幼儿园工作满五年后才能调动”的条件下，分别考察农村高中毕业生在报考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学校时，是否愿意选择报考学前教育专业。每个题目均为单项选择题，提供五个备选项供调查对象选择，分别是“肯定会”、“有可能会”、“不确定”、“可能不会”、“肯定不会”。采用五点计分法进行编码，按此顺序分别记“+1分”、“+0.5分”、“0分”、“－0.5分”、“－1分”。若调查结果为正值，说明学生的报考倾向性为积极的，越趋近于+1，报考的倾向性越大。相反，若调查结果为负值，说明学生的报考倾向性为校级的，越倾向于－1，报考的倾向性越小。若调查结果的值趋近于0，说明学生处于不确定状态。征得调查取样学校同意后，研究者去学校发放问卷或委托调查取样学校的教师发放问卷。采取自愿的原则，让调查对象利用休息或空余时间独立填写问卷。由研究者直接发放的问卷，调查对象填写完毕后立即收回;委托调查取样学校的教师发放的问卷，调查对象填写完毕后寄回。根据答题完整性、答案随机性等指标，剔除无效问卷。
二、研究结果
根据研究工具中所确定的计分原则对回收的291份有效问卷进行计分编码，并采用SPSS13.0forWindows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我们从总体上考察了农村籍高中毕业生在以上四个模式上的选择倾向性平均值和选择频度。结果表明，农村籍高中毕业生报考学前教育专业定向培养模式的倾向性都较低，模式一的平均值为－0.69，模式二的平均值为－0.46，模式三的平均值为－0.41，模式四的平均值为－0.21。除了模式二和模式三之外，其余模式之间的报考倾向性平均值差异显著，分别为tm1－m2=－5.492，p＜0.001;tm1－m3=－7.258，p＜0.001;tm1－m4=－10.069，p＜0.001;tm2－m3=－1.054，p＞0.05;tm2－m4=－6.997，p＜0.001;tm3－m4=－4.975，p＜0.001。从选择频度来看，模式一的否定性选择占63.9%，不确定占9.5%，肯定性选择占26.8%;模式二的否定性选择占54.3%，不确定占14.8%，肯定性选择占30.9%;模式三的否定性选择占52.2%，不确定占13.4%，肯定性选择占34.4%;模式四的否定性选择占45.4%，不确定占14.1%，肯定性选择占40.5%。同样，除了模式二和模式三之外，其余模式之间的选择频次差异也显著，分别为Zm1－m2=－5.122，p＜0.001;Zm1－m3=－6.706，p＜0.001;Zm1－m4=－8.829，p＜0.001;Zm2－m3=－1.601，p＞0.05;Zm2－m4=－6.710，p＜0.001;Zm3－m4=－4.758，p＜0.001。从不同的地区来看，重庆地区和四川地区的农村籍高中毕业生报考学前教育定向培养模式的倾向性非常低。无论是在哪种定向模式和哪种学制下，他们报考学前教育专业的倾向性都为负值。相对而言，贵州和甘肃的农村籍高中毕业生报考学前教育专业定向培养模式的倾向性要高于重庆地区和四川地区的农村籍高中毕业生。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专科学制还是本科学制，他们在第四种定向培养模式上的报考倾向性都为正值。进一步的统计分析表明，重庆地区和四川地区的农村籍高中毕业生报考学前教育专业定向培养模式的倾向性，要显著低于贵州和甘肃的农村籍高中毕业生的报考倾向性。
重庆地区和四川地区的农村籍高中毕业生在报考学前教育定向培养模式的倾向性方面具有相同的规律。对于专科学制，在定向培养模式一与其余三个定向模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报考倾向性差异，在定向模式二和定向模式三之间，以及在定向模式三和定向模式四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的报考倾向性差异。但是，在定向模式二和定向模式四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报考倾向性差异。对于本科学制，定向培养模式四和其余三个定向培养模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报考倾向性差异。此外，这四个定向培养模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学制方面的报考倾向性差异。贵州地区的农村籍高中毕业生报考学前教育定向培养模式的倾向性，与重庆地区和四川地区的农村籍高中毕业生的报考倾向性，具有较大程度的相似规律。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本科学制，贵州地区的农村籍高中考生在定向培养模式一和其余三个定向培养模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报考倾向性差异;在模式四上存在显著的学制方面的报考倾向性差异。从甘肃地区农村籍高中毕业生报考学前教育定向培养模式的倾向性来看，对于专科学制，除了模式一和模式二之间，以及模式三和模式四之间，存在着不显著的报考倾向性差异之外，其余模式之间均存在着显著的报考倾向性差异。对于本科学制，仅在模式一和模式二之间、模式一和模式四之间，以及模式三和模式四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报考倾向性差异。此外，在模式三上还存在显著的学制方面的报考倾向性差异。
三、启示与结论
有学者曾深刻地指出，“我国教育的问题在农村”。④学前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问题也在农村。农村学前教育的管理体制与机制、师资培养模式与培训机制，以及科学保教内容与途径，是当前农村学前教育发展与改革中十分关注的三大焦点问题。农村学前教育师资队伍的数量与质量，直接关系着学前教育事业乃至整个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当前，我国农村学前教育的师资队伍的数量与质量问题十分突出。一方面，由于农村幼儿园教师待遇偏低、生活条件相对落后等诸多因素的制约，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毕业生不愿意到农村幼儿园工作，导致许多地区无法从源头上保障农村幼儿园的师资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另一方面，在职的农村幼儿园教师也因身份地位无保障、工资待遇差、工作压力大等因素的影响，流失现象相当普遍。再加上农村幼儿园教师职后培训机制不健全，导致农村幼儿园在职教师的数量和质量堪忧。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