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武传教案范文1
[坎]坑。[煴(yun)火)无焰的火。 [覆武其上)使苏武背朝上卧在燃火的坑上。[蹈]踩。
读罢,多有困惑:第一,为何要在坑中放进无焰之火?第二,苏武当时应该是奄奄一息,他能有力气“背朝上卧在燃火的坑上”吗?如果火坑稍大,岂不是有掉进坑里的可能?第三,对于胸部受严重刺伤而卧在火坑上的苏武,若再“踩”其背,会不会将其“踩”进火坑?会不会因“踩”之重力致其伤口出血进而促其死亡?
不得已,只好再去翻阅书刊——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蹈,通“招”,轻轻拍打。(简编本1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徐中玉《古文鉴赏大辞典》:蹈,同“掏”,敲击。(381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陆精康《{苏武传)备课参考》:蹈其背以出血:颜师古《汉书》注:“煴,谓聚火无焰者也。”媪火,指初燃未旺有烟无焰之火。覆武其上,指苏武面朝下,覆其身于坑之横木上。杨树达《汉书窥管》:“背不可蹈,况在刺伤时耶!‘蹈’当读为‘搯’……搯背者,轻叩其背使出血,不令血淤滞体中为害也。”蹈其背,指稻其背,即轻轻敲打其背。杨说是。(30页,《语文学习》2005年第9期)
或许是由于“搯”乃“‘掏’的异体字”(《辞海》缩印本70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古文鉴赏大辞典》方有“蹈,同‘掏’”之说;事实上,《辞海》、《汉语大词典》(缩印本3725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均收有“招”之“叩,轻击”这一义项,故朱东润、杨树达二位先生对“蹈”的疏解似更为可取。
明确了“覆武其上”是“覆其身于坑之横木上”,“蹈其背”即“搯其背”亦即“轻击其背”,上述二、三之疑自可随之而冰释。但“置媪火”究竟为何?遍翻藏书之后,终于在《古代礼制风俗漫谈》(二集356 -35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中找到了答案——此中所收孙红昺先生大作《苏武“自刺”后是如何急救的》,不仅引证极为有力,而且解说非常合理,故在此不避“文抄公”之嫌,撮其要者转述如下: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合编的东汉墓出土的《武威汉代医简》第48、49简中有云:“去中冷病后不复发口口方:‘穿地长与人等,深七尺,横五尺,用白羊屎干之十余石,置其坑中,纵火其上,羊屎尽索(燃);横木坑上,取其卧人;卧其坑上,热气尽乃止,其病者慎勿得出见。’”(原编者注:“自简文看系用羊屎薰法去中冷病,并使之不复发,《汉书·苏武传》‘(苏武)引佩刀自刺……武气绝,半日复息,也是用热薰方法医治。这种医术具有西北地方的色彩。”)煴火的燃料之所以是干白羊屎十余石,是因为羊屎乃医治刀伤的良药:秦汉医书中就有这样的医方,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治诸伤方”即云:“以刃伤,燔(烧)羊矢(屎),傅(敷)之。”当不难想象,烧十余石干羊屎热熏,其功效要比烧羊屎敷伤口更好。
苏武传教案范文2
“沈斜阳”震惊词坛
武汉大学档案馆馆长涂上飙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行，毫无保留地提供了沈祖棻档案资料。当我翻看她的各类履历表、“交代材料”、自传、政审结论等档案时，既为其跌宕起伏的人生遭遇而感慨，又为其特殊年代的自贬检讨而痛心。
苏州大石头巷是沈祖棻的故园，只是经过近百年的风雨沧桑，“明月梅花属别家”。1909年1月29日，她出身于书香门第，字子苾，别号紫曼，祖父沈守谦擅长书法，与朱古微、吴昌硕等名士交往颇深，作为长孙女，祖父母将其视若珍宝，疼爱有加。特别是母亲过世后，祖母更是百般怜惜，正如沈祖棻自传中所言祖母对她的人生、思想影响最大，使其养成了温婉端正的品性。清末民初的苏州，私立、公立教育十分发达，大量教会学校进入，但家人没有送她进入新式学校，而是让她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从此，她以诗书翰墨为友，练就了做诗填词的基本功，学会了苏州女孩必做的功课——刺绣，与时俱进地学习英文与算术。1925年，因江浙军阀混战，全家暂时避居上海，沈祖棻才踏入新式学堂——上海坤范女子中学，不久又回苏，进入苏州女子职业学校读书。私塾教育，固然为她积累了深厚的古典文学知识，但也带来令人尴尬的事情，当时读大学一般都在十八九岁的年纪，而她因私塾读书耽搁，进入南京中央大学时已是二十二岁的大姑娘了。出于少女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她哨悄地将自己的年龄改小两岁，从此档案里记载的出生年月都是1911年2月。
1931年9月，在中央大学商学院读了一年的沈祖棻转向中文系，此时中大文学院聚集了黄侃、汪东、吴梅、汪辟疆、胡小石等一批名师，各有专精，学风蔚盛。沈祖棻如鱼得水，旧文学的功底，新文学的熏陶，提升了她的文学素养，开阔了她的创作视野，才思喷涌，遂以笔名绛燕、苏珂发表了《辩才禅师》《悬崖上的家》《春夜小唱》等历史小说、新诗、散文，一系列新文学作品受到师友的好评，特别深得苏州老乡汪东、吴梅两位词坛高人的喜爱。抗日烽火危及中华民族，青年学子爱国热忱陡然激起，沈祖棻填了一首《浣溪沙》：“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汪东老师看后欣喜若狂，写下“后半佳绝，遂近少游”的评语，沈词末一句表达日寇进逼、国难日深的忧患意识，令她博得了沈斜阳的雅号，更赢得了汪师的青睐，立即约她面谈，加以勉励，从此缔结了一世词缘。每每创作新词，她都寄给汪师指正，与汪东同住的沈尹默常常拿来欣赏，于右任对她的词作、才华称赞有加。章士钊说，“东吴文学汪夫子，词律先传沈祖棻”，此言一语中的。汪东视沈祖棻为其衣钵传人，由衷赞许她，“当世得名之盛，盖过于易安远矣”，并认为其“诸词皆风格高华，声韵沉咽，韦冯遗响，如在人间。一千年无此作矣”。
大学毕业后，沈祖棻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到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学习，在这里结识了生命的另一半程千帆。年轻人有着对诗词的共同爱好，经常在一起交流，爱情的种子在他们的心底悄悄萌芽。此时程千帆与金陵大学同学孙望等人创办诗刊《诗帆》，沈祖棻在上面发表了几首描写爱情的新诗。
昔日赵李今程沈
在涂馆长的带领下，我们拜访了已退休的武大文学院资深教授吴志达先生。1956年，吴志达从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考取武汉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生，除了上导师程千帆的课外，又聆听沈祖棻的“宋词赏析”，程师、沈师的课特别精彩，吸引了不少学生和青年教师。吴志达说，他和程千帆夫妇不仅结下了深厚的师生缘，而且以后的命运十分相似，师生两人同样被打为，他们的妻子同样因车祸而亡。六十多年过去了，他还清楚地记得沈祖棻到武大的情景，那是1956年9月的一个艳阳天，沈祖棻满怀喜悦，带着女儿来到武大任职，结束了与程千帆近二十年聚少离多、颠沛流离的两地生活。武大中文系的老师和研究生们在行政楼举行简单而热烈的联欢会，才子才女的婚姻引起人们的好奇与羡慕，程千帆在众人的要求下，当即朗诵爱妻的—首词，程千帆的声情并茂、沈祖菜的神采飞扬将欢乐的情绪推向高潮，也永久地定格在吴志达的心中。
此时此刻，程千帆与沈祖棻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相识相知二十余年，比起寻常情投意合的夫妻，他们既是亲密爱人，更是文章知已。1937年明，他们因战乱避难屯溪而结为夫妇，又因政局动荡而东奔西走，多少次诗词唱和，唱出了他们的国难家仇，和出了他们的离愁相思，而今终于在两江交汇的古城得以团聚，师生们报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他们的团圆。“但愿人长久”，这是大家共同的心愿。
才高八斗的沈词人本以为从此可以与丈夫剪烛西窗话衷肠，不料命运多舛，苦难远没有结束。1957年，夫妇相聚才一年，程千帆被划为，这对苦命鸳鸯再次被迫分离。二十年前，家人曾反对这个娇娇女嫁给家境贫寒的程千帆，怕她吃苦受累，而当时程千帆的父亲也想为他找一位银行家的小姐，但见沈祖菜有工作能力便默认了这门亲事，沈祖棻的“自传”记录了这段往事。婚后，他们经济窘迫，又逢乱世，但出于自尊，沈祖棻未用娘家一分钱，熬过了二十年的困苦生活。可惜造化弄人，太平的生活没过上几天，又迎来了二十年的孤独时光与身心折磨，“廿年分受流人谤，人口曾为巧妇炊”。当年的娇女子毅然以柔弱的肩膀挑起一家八口人的生活重担，侍奉公婆，抚养小姑与，苦难摧不垮她的意志。
1977年6月，黎明的曙光已出现，夫妻庆幸再次团圆，重游故地上海、南京、苏州，返家的途中发生意外，醉驾的车夫将车撞到电线杆上，一代词人以如此凄惨的方式告别人世。一年后，程千帆以一首《鹧鸪天》纪念亡妻：
“衾风钗鸾尚宛然，眼波鬟浪久成烟。文章知己千秋愿，患难夫妻四十年。哀窈窕，忆缠绵。几番幽梦续欢缘。相思已是无肠断，夜夜青山响杜鹃。
燕子辞巢又一年，东湖依旧柳洪烟。春风重到衡门下，人自单栖月自圆。
红绶带，绿题笺，深恩薄怨总相怜。难偿憔悴梅边泪，永抱遗编断续弦。”
历史总有相似之处，一如个人命运的相似。沈祖棻与李清照，两位相隔八百余年的女词人，有着同样国破家亡与流离失所的境遇，有着同样才识相当和志趣相投的夫君，爱国情怀与相思惆怅是她们词作的主旋律。1954年5月，沈尹默应汪东之请为《涉江词稿》题写“昔时赵李今程沈，总与吴兴结胜缘”等绝句五首，“当代李清照”的称号于沈祖棻是当之无愧的。李清照生不逢时，沈祖棻何尝不是如此，从“新婚别”到“垂老别”，受尽人间磨难，—首首脍炙人口的诗词就是她的历史，就是她的情愫。
人生只合住吴城
沈祖棻档案复制件与电子版回到了她的故乡苏州，而其《涉江词》《微波辞》《唐人七绝诗浅释》《唐宋词赏析·诵诗偶记》四部作品均已征集进馆。根据吴志达教授提供的沈祖棻之女程丽则与沈祖棻诗词研究会的线索，返苏后我们立即与他们取得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与帮助，沈祖棻诗词研究会会长王留芳先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寄来《沈祖棻诗词研究会会刊》19期，这是意外的收获。这些收获大大丰富了沈祖棻档案的内涵。
阅读沈祖棻的诗词，那些思念苏州的作品最打动人心，苏州毕竟是沈家数代生活的地方，是养育她成长的故乡。从出生到外出求学，再应聘到苏州大学的前身江苏师院为师，她在家乡生活了二十四五年，虽然年轻时的她极力想挣脱传统家庭的束缚，但在日后的岁月里，这儿成为她魂萦梦绕、诗赋吟诵的天堂。她与友人唱和：“人生只合住吴城，片石丛花俱有情。”她得知女儿游览故地时说：“极目吴山连楚水，梦魂追汝趁行舟。”她想念七里山塘虎丘塔、吴宫花草阊门柳，还有石湖晓月苏州戏，秋风勾起了她的莼鲈之思、阳澄蟹味，春雨仿佛送来了阵阵碧螺、茉莉茶香，“别来漂泊久，总难忘故乡风味”。
苏武传教案范文3
[关键词] 中央苏区时期 红军 训练作战 战斗精神培育
“战斗精神是指在战争中动员起来的思想、情感、意志、决心、作风、气节等精神因素的凝结。”[1]中国工农红军自创立之日起就十分注重战斗精神的培育，以克服军队成员整体素质偏低、武器装备落后、革命条件艰苦以及军实力强大等诸多不利条件，争取革命的胜利。
一、聚焦“为何战”，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官兵
“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斗争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这是斯大林关于政治工作的名言。中央苏区时期，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参加武装起义的农民。由于农民长期生活在相对闭塞的环境中，物质条件尤其是精神生活匮乏，文化素质较低，缺乏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当时敌强我弱，红军在武器装备、火力和兵员人数上都远不如敌人。而红军之所以能够打胜仗，“除了靠正确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避实就虚之外，主要靠压倒敌人的士气。士气从哪里来？靠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知道为何而战”[2]P163。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武器。因而，在开展教育的过程中党十分注重向广大官兵灌输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1930年3月25日通过的《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中，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案就明确要求，要“提高士兵政治教育”，“开办训练班教士兵以革命理论及斗争经验”[3]P45。1930年10月颁行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也提到“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是看他们的阶级觉悟、政治影响”[4]P600。
红军传播革命理论的手段主要有：一是结合识字教育开展科学理论传播。为了扫除文盲，苏维埃政府设立了识字委员会，建立识字组，开办夜学，挂识字牌，红军各部队中也经常开展各种寓教于乐的业余文化活动，识字教育的内容紧密结合革命理论。如红四军政治部在1929年4月印发了《红军标语》134条，供集中学习。在红军战士中广受欢迎的《红军识字课本》也积极宣传革命道理：“受尽欺，苦一生。打天下，当红军……”[5]P222在扫盲成绩突出的同时，革命的科学理论得以潜移默化地在官兵中产生影响。二是结合干部教育造就“红色指挥员”。中央苏区时期，红军都办有各种在当时环境下堪称“正规”的学校培养自己的干部。这些学校把政治课列为重点教学内容，革命理想教育始终摆在重要位置，旨在迅速提高部队的政治水平和军事素养。前司令员吴克华在回忆其在赣东北信江军政学校的学习时谈到：“政治课讲的是社会发展史、党的历史、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政权建设与红军建设发展等问题……我就是在那一次学习中才知道劳动创造世界；才知道阶级是怎样产生的；才知道世界上有苏联；才听到马克思、列宁的名字。”[6]P362三是出版马列经典著作加强理论学习。中央苏区时期出版的马列经典著作主要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等数十种，还有《马克思传略》《列宁传略》等政治理论书籍近百种。这些书籍为红军广大官兵提高理论素养提供了条件。聂荣臻元帅曾总结：“每个农民参军，都经历了一个对革命目标的由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由初步具有这种认识，随后就变成每个革命战士终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政治思想和斗争信念。战斗力就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2]P162
正是这种提升整体文化水平的识字教育、打牢理论根基的干部教育和马列经典理论的传播，达到了提升官兵国家、阶级意识和牢固树立革命理想信念的目的，从而激发了广大官兵革命的战斗精神。
二、聚焦“如何练”，坚持从难从严要求加强军事训练
中央苏区时期，红军的实力经过初创时期的积累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战争频繁，伤亡较多，红军兵员尤其是老兵日益减少。经过扩红，新兵数量增多，但他们基本上是刚组织起来就投入战斗，使得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降低，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战斗力的生成。比如，萧克在回忆红四军创建初期的情形时说：“红四军中70%是湘南农军。湘南农军人数虽多，但装备多是梭镖、前膛鸟枪，又都是刚刚组织起来的农民，缺乏训练和战斗经验，有的还拖儿带女，因此，战斗力弱。”[7]P3因此，加强军事训练成为提升战斗力的迫切要求。各部队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法，从严从难要求，努力加强军事训练。
苏武传教案范文4
泰用武功苏绰为行台郎中b，居岁馀，泰未之知也，而台中皆称其能，有疑事皆就决之。泰与仆射周惠达论事c，惠达不能对，请出议之。出，以告绰，绰为之区处，惠达入白之，泰称善，曰：“谁与卿为此议者？”惠达以绰对，且称绰有王佐之才，泰乃擢绰为著作郎d。泰与公卿如昆明池观渔，行至汉故仓池，顾问左右，莫有知者。e泰召绰问之，具以状对。泰悦，因问天地造化之始，历代兴亡之迹，绰应对如流。泰与绰并马徐行，至池，竟不设网罟而还。f遂留绰至夜，问以政事，卧而听之。绰指陈为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g。诘朝，谓周惠达曰：“苏绰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自是宠遇日隆。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后人多遵用之。a
魏丞相泰欲革易时政，为强国富民之法，大行台度支尚书兼司农卿苏绰尽其智能，赞成其事，减官员，置二长b，并置屯田以资军国。又为六条诏书，（大同七年）九月，始奏行之：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尽地利，四曰擢贤良，五曰恤狱讼，六曰均赋役。c泰甚重之，尝置诸坐右，又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不得居官。d
魏大行台度支尚书、司农卿苏绰，性忠俭，常以丧乱未平为己任，荐贤拔能，纪纲庶政；丞相泰推心任之，人莫能间。或出游，常预署空纸以授绰，有须处分，随事施行，e及还，启知而已。绰常谓“为国之道，当爱人如慈父，训人如严师”。每与公卿论议，自昼达夜，事无巨细，若指诸掌，积劳成疾而卒。
泰深痛惜之，谓公卿曰：“苏尚书平生廉让，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达；如厚加赠谥，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为而可？”尚书令史麻瑶越次进曰：“俭约，所以彰其美也。”泰从之。归葬武功，载以布车一乘，泰与群公步送出同州郭外。泰于车后酹酒言曰f：“尚书平生为事，妻子、兄弟所不知者，吾皆知之。唯尔知吾心，吾知尔志，方与共定天下，遽舍吾去，奈何！”因e声恸哭，不觉卮落于手。g
a 此“二十四条新制”及六年后颁布的“十二条新制”，都是苏绰帮助宇文泰制定的，具体内容不详。详见《周书》卷二《文帝纪下》、《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
b 行台：魏晋隋唐时期设置的一种行政机构，相当于尚书省的派出机关，一般由于特殊的军政需要而设置，其下有行台尚书令、仆射、左右丞及郎中等职官。
c 周惠达（？―544）：西魏、北周大臣，官至尚书右仆射。
d 著作郎：掌修撰国史。
e 胡三省注：汉故仓池，在未央宫西。宇文泰问仓池的来历，左右都不知道。于是宇文泰召苏绰来问，苏绰能够说出其来历。
f 这三句是说：宇文泰与苏绰并排骑着马边走边谈，本来是去观看捕鱼的，却忘记了下网。意谓宇文泰被苏绰的谈话所吸引，心思全不在观渔。网罟，捕鱼的网。
g 此句是说：宇文泰与苏绰促膝而谈，不觉到了天亮（达曙），还意犹未尽（不厌）。胡三省注：天晓为曙。
a 文案程式朱出、墨入：是说记账中用红笔记载支出，墨笔记载收入。以上两段出自《资治通鉴》卷一五七，梁武帝大同元年（535）三月。
b 二长：指苏绰所制定的二十五家为闾里、百家为族党的基层制度。
c 关于这六条的具体内容，见《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
d 此段出自《资治通鉴》卷一五八，梁武帝大同七年（541）九月。
e 这几句是说：宇文泰外出，预先留下署名的空白纸，以便苏绰处理国政时使用。接下句是说，待宇文泰回朝，再向他报告即可。
苏武传教案范文5
内容摘要：清末民初，江苏各地纷纷建立商会，它们不仅调解商事纠纷、维护工商业户权益，而且从事社会各类公益事业，对促进江苏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清末民初 江苏 商会
江苏城镇商会的创建
1903年，清商部要求各省将商业公所及商务公会等一律改为商会，“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而于商务稍次之地，设立分会，仍就省分隶于商务总会。”次年6月，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率先改为上海商务总会，随后江苏各地商会相继成立，开全国创立商会风气之先，至1911年江苏各地共有商会64个（洪振强，2002）。
通崇海泰总商会。1902年，张顾逸梅等组建了“南通州商务总会”，因稍早于同年成立的上海商业公文公所，南通州商务总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商会。1904年9月，通州、崇明、海门3县工商代表在南通州商务总会基础上成立了“通崇海花布商务总会”，张、刘桂馨分任总理和协理。不久，“联合通属之泰兴、如皋等县，先后设立分会，嗣扬属泰州东乡姜堰商务分会亦归附于通。……泰兴、如皋及泰州姜堰镇各分会均隶属于该总会。（丁进军，1996）” 1906年3月，通崇海花布商务总会改称“通崇海商务总会”。1910年8月，再改称“通崇海泰商务总会”，所辖分会遍及南通、海门、如皋、崇明、泰州、姜堰、海安、东台等地，会员达数万人。
南京总商会。1905年1月，江宁商务总会正式成立，以胭脂巷典业会所作为会址，刘世珩任总理。清江南商务局垫银千两作为经费，以“开通官商向来隔阂之情，联络群商此后团结之力，并筹议各业一切利弊、兴革之事，”作为商会的宗旨。江宁商务总会下辖江宁府、淮安府、扬州府、徐州府4府和海州的商务分会。民国后，改称“南京总商会”。
苏州总商会。1905年10月6日，苏州商务总会成立，公举尤先甲为总理，倪思九为协理，并选出议董16人。1916年，改称“苏州总商会”。苏州商务总会辖苏州、松江、常州、镇江4府和太仓直隶州等地商务分会，与上海、江宁两地商务总会共管江苏各地商会事务。
镇江商会。1904年，镇江商务分会成立，“设总理、协理、文牍、庶务各一人，各业董议员三十八人，城内外铺户营业较大者均为会员，遇事咸集会议。议员由会员于董事中公举，总、协理则于议员中公举。定章总理三年为满，年满另举，常年经费由各业按月捐助”（张玉藻，1991）。
常州商会。1906年4月，武阳商会正式成立，实行会董制，选出会董18名组成董事会，恽祖祁任总理。1907年，改称“常州商务分会”，隶属苏州商务总会。1912年，改称“武进商会”。1927年，商会实行委员制，设25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另设11人的监察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举5人为常委，其中1人任主席。主席、执委、监委每届任期2年。
无锡商会。1905年，锡金商务分会成立，周舜卿任总理。当时无锡分设无锡、金匮两县，故名。锡金商务分会以“振兴两县之商务”为宗旨，实行会董制，每年改选一次。1912年，改称“无锡县商会”。1905年，江阴商务分会成立，不久改称“江阴商会”，“总、协理各一，以商家注册费、茧捐及会员常年费为经费，靖江商事并兼理之，辛亥划归自理”（陈思、缪荃孙，1991）。
扬州商会。1906年7月，扬州商务分会成立，周树年任总理。“后奉部颁商会法及施行细则，复改称扬州商会。因与甘泉同为府治附郭，故合并设立，其乡镇分会属江都者，为瓜洲、为仙女庙、为宜陵、为大桥，凡四所”（钱祥保、杜邦杰，1991）。
泰州商会。1906年，泰州商务分会成立，王贻哲任总理，任期一年，下设董事12人。1912年，改称“泰县商会”。1928年8月，改称“泰县县商会”（徐金城、张剑，2007）。
清末江苏商会多为“官督商办”，表面由民间工商业者筹建，实际上是受到官府的多方管制。当时，按经济地位或繁盛程度商会分为三个层次：省城和繁华通商口岸城市设立的商务总会（民国后改称总商会） ；“商务稍次”州县设立的商务分会（民国后统称商会） ；部分经济发达的乡镇设立商务分所。1906年3月，清商部为江苏商会隶属关系致函苏州商务总会：“兹姑就行政区域参合形势利便之外，略为分配：其苏、松、常、镇四府，太仓一直隶州等处分会，酌隶苏州或上海商务总会；江、淮、扬、徐四府，海州一直隶州等处分会，权隶江宁商务总会；通州、祟明、海门等处花布分会，仍隶通崇海花业商务总会。以后如有因地制宜之处，不妨随时酌定，以期变通尽利。总之，总、分会之实质在联络，不在统辖，非地方隶属政体可比。”商务总会、商务分会和商务分所形成纵向的联系系统，商务分会如遇重大商事讼案，常送交商务总会评判。1911年6月，为了统一领导江苏全省的裁厘认捐括动，江苏地区25个商务总分会齐集上海，成立了“苏属商会联合会”，以“公议关系苏属之商务事宜，研究商业之进步为宗旨。”民国后，江苏商会组织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商会及会员数也不断增加。1912年，江苏有商会72家，会员有22418人，至1918年时，商会已有76家，会员达到27220人。
商会的主要职能
（一）商情调查
1906年，江宁商务总会总理刘世珩向商部报称：“江宁为省会之区，市廛栉比，商贾云兴，凡欲实行保商之政，非将各行业详细调查，编列商册,不足以便稽查而周保护。是以议员于光绪三十年曾将省城内外大小各宗行业牌号调查实数，计行业一百零八类，铺户五千三百三十二家，即经缮具清册，呈送在案。……兹届光绪三十一年终应行申报之期，所有宁垣内外大小各宗商业计查有一百十七类，共计铺户五千四百十七家。”
1909年5月，苏州商务总会开展商习惯调查，并拟订了《苏商总会研究商习惯问题简章》，“研究关于苏地各业习惯，分类条答，以备法部修律，而保商人之权利”，“商法所包者广，凡属商人，无论营业之大小，于法律范围皆有关系。不问何项商人，曾入商会否，苟有利害切己应行保护者，其营业之习惯与旧有之条规可作成意见书，投交本会或邮寄本会共同研究。”
（二）调处商事纠纷并维护工商业户权益
清末各地商会附设商事裁判所，专理商事纠纷。民国初，各商会附设商务公断处。1915年，江苏高淳、六合、吴江、太仓、吴县、宝应、泰县、东台、徐州等地商会均设有商务公断处，江苏是当时全国设立商事公断处最多的省份。
从现存的苏州总商会历年档案记录可知，苏州商会调处的经济纠纷案件最多，其中钱债纠纷案约占整个经济案件的绝大部分，其次是行业争执、劳资纠纷、假冒牌号、房地产继承等。但商会调处经济纠纷与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审判仍有很大区别，地方商会裁决的执行往往需要借助地方官府的支持。1905年8月，苏州商会受理钱商徐津士亏欠庞秉铨股款一案，原由震泽县署接受双方的诉讼，后被移交苏州商务总会。苏州商会裁决徐津士赔偿原告庞秉铨5000元，但徐津士拒不缴款，苏州商会便移请吴县官衙协助押退，迫使徐津士交洋2000元，余款由震泽县衙“发封房屋作抵”。
（三）参与城市市容卫生、消防、治安、救灾等社会公益事业
1907年1月，苏州商务总会协助招股成立了农业肥料公司，既清洁了城市，又为农业生产积存了肥料。“查苏城街道向不清洁，卫生有碍，殊于警务攸关，张绅拟办肥料公司，以尽人厌恶之粪秽为培壅谷木之资料，清街道而益农业，一举两得，莫善于此，舆情断无不洽，一切亦无窒碍。”苏州“城内外坑厕各有业主，应由该业主自行清洁。所有人家垃圾、柴灰以及路头尿溺、马粪等，概归肥料公司收取，街道一律责成打扫洁净。”1908年，武进商会在商户集中地段设立水龙宫，成为常州最早的民间消防机构。救火会初创时，设备简陋，仅有用人力揿动的唧筒和盛水桶，水源靠担挑手提，常年由地段内商号轮流派人值班，报警则鸣锣传告。1919年，武进商会募资成立救火联合会，在城内设立6个分区救火会，城外设4个区救火会，各区救火会配备水泵1至2台，共有消防人员70余名，经费由当地工商户分担。
清末，苏州、无锡、镇江、常州、南通等地还组建了由商会控制的商人武装组织―商团。辛亥革命前后，政局动荡，江苏的商团武装对于维护社会安定发挥了积极作用。通州光复后，沿江，通崇海泰商务总会辖属的商团武装辅助地方军警维持地方治安，日间各营本业，夜间驻宿商会，分为上、下半夜两班，出发巡逻，与军警议定地点，分任防卫，以维秩序。1912年，常熟由银楼业、钱业、绸布业等发起组织商团，捐资购械，出人训练，加入为团员者，多属店主或经理，最多时有100余人。早晨出操，夜间出巡，对于保卫商业、防止盗贼、维持治安作出成绩。
（四）兴办实业教育
清末，江苏商会为振兴工商业以兴商学、开商智为先河，积极创办各类新式学堂，传授新式工商业知识和技能，培养“商战”所需的各类专业人才。1906年初，苏州商务总会纱缎业设立了公立初等实业学堂，因由苏州纱缎业筹设，故名。该校“专收业中十六岁以内之子弟，暂定学额六十名。依程度为本科、豫科两级，均定四年卒业。……概不收取学费，惟月收膳宿洋三元，学生一律寄宿”，所学科目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读经、英文、音乐、手工、簿记等。1907年，苏州经纬业商人创办公立初级小学堂，招收本业子弟、各店学徒40名，分甲乙两班授课，学生概名学费。同时，为满足学校教育的需要，苏州商会还设立了文明书局，组织人力编译各类教科书，先后编译出版了百余种教科书。
1906年初，昭文县梅里镇商务分会将镇上旧有虞东公学堂改办梅里商业学堂，“以猪捐为常年经费”，学生按原有文化程度划分4个班级，分别规定授课内容和不同的修业期限，学生“功课优者，给予花红（奖励）”，毕业后“申送高等学堂肄业”。金坛商务分会兴办的商余半日学堂，“招集商家子弟，计学生八十余名，广购商界书籍，课以国文、英文等项，增进其商务普通知识，为将来振兴实业基础”（潘君祥、沈祖炜，1992）。1905年，通崇海泰商务总会于通州城东南一废寺旧址修建商业初等小学校。1911年8月，该总会又开设了银行专修科学校及乙种商业学校（范铠、张謇，1991）。
此外，江苏各地商会还组织各类商品参加国内外“赛会”，在组织工商界抵制洋货、收回铁路权、反对不合理的捐税等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地方工商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清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J].东方杂志，1904,1(1).商务印书馆，1904
2.洪振强.清末民初（1902-1927）商会网络结构探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7)
3.丁进军.清末各省设立商会史料[J].历史档案，1996(2)
4.王焕镳.首都志（下）[M].上海书店出版社，1935
5.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苏州市档案馆．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一辑[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6.张玉藻.民国续丹徒县志[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7.常州市政协委员会文史研究委员会.常州文史资料(第10辑) [G].江苏省常州市政协委员会文史研究委员会，1992
8.陈思，缪荃孙.民国江阴续志[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9.钱祥保，杜邦杰.民国江都县续志[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10.徐金城，张剑.泰州史话[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11.阮湘.第一回 中国年鉴（1924）[M].商务印书馆，1924
12.南通市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南通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G].南通市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1981
13.常熟县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文史资料辑存（第1辑）[G].常熟县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1963
14.潘君祥，沈祖炜.近代中国国情透视―关于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的研究[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15.范铠，张謇.民国南通县图志[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苏武传教案范文6
多年来，该《宣言》被许多《文件选集》《资料汇编》等工具书收录其中。也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和使用。195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还给它添上《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的标题。这个标题比较长，一些专家学者在撰书撰文时，为方便起见，曾把它简称为“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
近年来，有的书籍如吴明刚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33：福建事变始末》(2006年版)，把该《宣言》简称为“一一七宣言”。笔者以为，用《宣言》发表的时间来作它的简称不妥，因为该《宣言》的发表时间不止一个。
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于1933年1月31日出版的第55、56期的合刊上登载了《红色中华》内容相似的这篇《宣言》，注明其发表时间是“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笔者在福建省档案馆查阅到的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地下刊物《工农报》，在1933年2月1日第18期转载了这篇《宣言》，其发表时间也是写“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大多数人对此不一定知晓。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合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选录了这篇《宣言》，这在众多工具书中实属罕见。
会不会是《红旗周报》《工农报》登载该《宣言》时，将“一月十七日”误为“一月十日”，或把“十七”的“七”漏印了剩下“十”，才形成有两个不同的发表时间呢?
但透过下面的一则报道，漏印“七”字的猜测又被。1933年1月16日的《大公报》上有一则报道：“上海十五日路透电：所谓‘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告中国人民宣言，谓倘令政府军立即停止向苏维埃区进攻，允许人民民利。并组织义勇军支队，‘为中国国防、独立统一奋斗’，则中国红军愿国军一体抗日。……宣言具名者为‘中国临时苏维埃政府主席’‘工农红军革命军事会议主席’。”这则报道告诉我们，该《宣言》至少于1933年1月15日之前，就已经在国际社会中传播开了。所以，宣言发表时间不是“十七日”，而是更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