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我们作文范文1
山西省作协副主席韩石山说，“麦地”是一个好名字，立马让他想到后头再缀上三个字的一本外国小说，接着又想到了故乡晋南平原上那一望无垠的麦田。春天一片葱绿，夏天一片金黄。有生机也就预示着收获，是收获也就蕴含着曾有的生机。韩石山说自己给这四位作者都写过评介性的文字。在他们各自奋斗多少年后，集结在一起，显示了许多共同的品质：张扬的是个性，内敛的是传统。山西文学常被人以“山药蛋派”概之，韩石山说自己最容忍不了就是艺术单一，最企盼的就是五彩缤纷、各映其辉。韩石山说：“‘麦地丛书’的出版，绝对是个喜讯儿，我不愿意给它冠上什么姓氏，但它昭示的东西是不言而喻的，且让我这文坛的老兵也说句大话吧――山西文学的威风又来了！”
让我们再听听作者们的体认。
葛水平说，自己与赵树理先生惟一有关系的就是都出生在山西。在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中，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群，一直具有“流派”性质。其实，赵树理的创作生涯中也有不少困惑，而且这些困惑是他本人所不能解决的。如果说我们和前辈作家有联系的话，就是地域特征的规约，使我们共同关注了普通人。山西是农业省份，乡土中国文化在这里一直流淌，这是一种不自觉的文学接续。与“后”有关系的是我们的出生。葛水平说，值得庆幸的是，现在作家的创作环境与赵树理那个年代比较起来要自由得多，文学所承担的重负也不能简单比较。让她感慨的是，今天还有多少作家能够像赵树理那样专注和有敬畏之情、能够像赵树理那样坚韧和持久？这也是我们只能在赵树理之“后”而难超越的最终原因。无论在山西还是在全国其它地方，赵树理等文学前辈已经成为我们的尺度和丰碑，也是构成今天的“焦虑”之一。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岁月拉开的不仅是物理时间的距离，同时拉开的还有社会、人文环境以及对文学理解的距离。这一切不在我们的把握之中，因此文学最终与命名无关，与之相关的是我们如何对人类的基本价值和文学价值进行坚守与捍卫。
王祥夫也表示很敬重赵树理先生，但他觉得以地域对作家进行分类是不科学的。他说，赵树理最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是在于他关注现实的态度，在于他的现实主义写作精神。有句话是“你不关注社会，社会也不会关注你；你不研究民众，民众也不会研究你”。赵树理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人们到现在还频频提起他并纪念他。谈到赵树理，王祥夫觉得不应该用所谓的“民间立场”――这是现在被批评家们频频提到的一个词。赵树理那时候的创作和政治联系还是十分紧密的，一点都不敢偏离，说“民间立场”只能说明他的选材眼光。是他的出身、他工作的经历、他的兴趣所在，注定了他是那样一个作家，而他在政治上的敏感，使其创作更加地符合以往通常认为的“典型的现实主义”。说到自己的创作，王祥夫说他写的大多是周围来往穿梭的小人物，因为熟悉他们，所以很自然要写到他们。一个作家的生命，就在于他对民众要有真情。说到师承，王祥夫觉得自己从艺术到思想都与“山药蛋派”有距离。记得上世纪90年代他在《上海文学》发表中篇小说《雇工歌谣》的时候，主编周介人专门为这篇小说写了卷首语，题目就是《又见山药蛋派》，当时他就感到很愕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赵树理先生热情关注现实的精神是应该继承的，然后才能谈到艺术上的突破和超越，对赵树理的真正理解也在于此。
后来的我们作文范文2
我国的农村小学教育，历来比较薄弱，尤其是作文教学，教师还采用“教师命题——指导——学生习作——教师批改——教师讲评”的教学程式。这些教学方法，束缚了学生的思维发展，不利于学生语文素质的提高。改革农村小学作文的教学方法，大面积提高小学生作文水平，已是当务之急。 几年来笔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对学生进行循序渐进的“言之有物——言之有神”的训练，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言之有物 根据儿童的心理特征，我首先从以下三方面来扫除农村小学生写作中“开头难”的心理障碍，消除了“言之无物”的恐惧。 说真话就是作文 农村的信息交流不通畅，学生的见闻受到限制，难以读到课外读物，加之教学作文的方法不当，所以上作文课，学生就觉得无话可写，更谈不上对作文的兴趣了。面对这种现状，我引导学生“说真话”，效果颇佳。 如，教完《课间十分钟》一文后，我刚给同学们分析完场面描写和人物的动作特点，就下课了。等上课铃响，我马上让同学们观察“从上课铃响”到“教师开始上课”这大约1分钟的场景中的人和事，并写下来。结果篇篇形象生动。其中一位同学下课时忘了上厕所，铃一响他着急了，我引导他把自己刚才的“经历”先说出来，而后稍给予指导，再让他写出来。他写道：“‘叮铃铃……’上课铃响了。糟糕！我还没上厕所呢，怎么办？我扭头就向厕所里冲刺。啊！正巧与往厕所外边跑的王刚撞个趔趄。也顾不上说声‘对不起’，赶紧往厕所里挤。等我解完手后，来不及系裤子。于是，一边跑一边系裤子。当我气喘吁吁地跑到教室门口喊‘报、报、报告’时，同学们看着我狼狈的样子，哄堂大笑。” 这种方法消除了学生对作文望而生畏的想法，让学生觉得作文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及，还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写事实就是作文 农村学生热爱劳动，看到的动植物多。这既是作文教学的直观教具，又为作文教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素材。我在指导学生的作文中，让他们写自己熟悉而又真实的生活，而不是写那些“虚构生活”和“模拟形象”。 有一次，我让同学们写有关“熟悉的小动物”。我在给学生们念范文时，故意写了这样几句话：“天热得像着了火一样。人们躲在屋里不敢出去。小狗也躺在树下歇阴凉，汗水从它的脸上流下来。我心疼‘这位朋友’，把它叫到屋里……”读后让同学们进行评价。同学们一致认为范文中的这几句话既写出了天热的特点，更烘托出我和小狗之间的感情。我没有急于告诉学生狗没有汗腺，永远不会出汗。而是对同学们的评价给予肯定后，让他们进行实际观察：炎热的夏天狗是否出汗？过了几天，同学们把观察到的实际情况告诉了我，我随机引导学生要注意观察，写事实，才不至于出现“狗出汗”的笑话。 这种教学方法让学生们平时注意积累大量真实的生活素材，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后来我们班的同学在一次全县举行的小论文竞赛中，写的题为《从“狗出汗”中得到的启示》一文，荣获一等奖。 叙真情就是作文 农村的风景优美，乡土气息浓厚。美丽的大自然又孕育了千姿百态的动植物。教师利用这种优势，引导学生“见景生情”。把这种情景教育引进小学作文教学中，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有一次，我组织学生去春游，提前布置好作文任务，并进行适当的情景写作指导。许多同学的作文都写出了农村风景的优美，让人仿佛闻到了乡土的气息。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有一部分同学的作文中将写景、抒情和议论融为一体。其中有一位同学写道：“我躺在这软绵绵的淡绿色的地毯上，沐浴在青草气息的清香中，仰望着蓝天飘过的朵朵白云。习习的春风轻轻地抚摸着我。就连太阳公公也来凑热闹，和煦的阳光想‘诱惑’我进入梦乡。忽然，我的手被什么碰了一下。我猛的一下子坐了起来。哦，是一只淘气的小山羊，它看我坐起来，起初往后跑了几步。又回头看了看我。见我没有什么恶意，又‘咩、咩……’地跑过来，在我的身边站住，上下打量着我。我笑了，一伸手把它抱到怀里。正当我想与它亲近时，远处传来急促的‘咩、咩咩咩……’声。我顺着叫声向远处一望，一只老山羊急颠颠地向这边跑来。我明白了，亲了亲小山羊，把它放回到草地上。小山羊蹦蹦跳跳地跑到妈妈身边。我惊呆了：它们的样子真像是久别重逢的母女。”该同学是这样结尾的：“这不由得让我想到学过的课文《小麻雀》的故事。母爱是伟大的。动物况且如此，我们人类的母爱是用任何语言都形容不出来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用母亲爱我们的心去爱我们的母亲呢？” 由于情景教学方法得当，不仅使同学们的作文水平提高了，同时也使他们受到良好的情感陶冶，并开始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言之有神 通过以上的训练，同学们对作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们的笔下已经做到“言之有物”。我就接着进行了“言之有神”方面的训练。 求想 就是培养学生的想像力。学生能写一般水平的作文了，如果还停留在单纯的描摹事物的形状、颜色、用途或叙事过程上，就禁锢了学生的思维，又不能吸引学生。爱因斯坦说过：“想像比知识更重要。”让学生张开想像的翅膀，任思维驰骋，想得越新奇越好。有些课文表面已结尾了，但深思却蕴意深长，此时教师恰当地因势利导，便是培养学生想像力的捷径。 如教学《坐井观天》一文的续写。先让学生们自己说：“青蛙跳出井后会怎样呢？”再让同组互议。有的同学经过整理形成了这样的思路：青蛙跳上井——看到景物——再次与小鸟对话。教师就引导：怎样跳——景物的特点——对话的内容。让同学再次围绕重点词“怎样——特点——内容”来展开自己的联想，进行续写。 通过续写，既让学生们的思维得到发展，又培养了同学们知错就改的好习惯，可谓一举多得。 求异 就是培养学生标新立异，发展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使学生作文构思独到、立意鲜活。 如《我的家》一文，一般情况下，学生往往会写家里有几口人、分别是谁、家里人各自的性格及日常生活……等等。我指导学生从不同方面思考：“家”有“大家”和“小家”。全国各族人民是一个“大家”，我们学校或班集体也是一个“家”，自己还有一个“小家”。有一个学生的作文开头写道：“我有一个‘特别的家’，就是我们的班集体。我的妈妈漂亮、善良、温柔，有时又严厉。我很喜欢她，有时又有些怕她。我们兄弟姐妹二十五人，我是最小的，但他们却叫我‘老大’，因为每次考试我都是第一名。我们兄弟姐妹虽多，却和睦相处。我们的‘家’还是‘五好家庭’呢。不信，你到‘我们的家’来做客……”小作者把“我的班”写成“我的家”，不仅立意新奇，而且深化了“爱集体”的主题。 求精 就是培养学生在一题多做中精益求精。清代教育家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说：“作文有深造之法。文章一次作不佳，迟数日将此题目为之，必有胜境出矣。再作不佳，迟数日又将此题为之，必有胜境出矣。文如攻玉然，今日攻击石一层，而玉又微见了明；又攻击石一层，而玉更见；再攻不已，石尽玉全出矣。作文亦然，改窜旧文，重作旧题，始能深造。” 我在让学生作《扫雪》一文时，就让学生多次修改成文。第一次，让学生回忆扫雪的过程进行写作，教师没有进行任何评议。第二次，则是在实际参加扫雪活动之后，修改自己的上次作文（在参加活动之前提醒学生注意观察）。然后，教师对两次作文进行了对比，学生评议，教师又稍微进行了指导，之后写第三稿。这一次，学生们大都写出了符合要求的作文。 总之，农村的学生并不笨。只要教师遵循儿童的认知规律，恰当地运用适合农村小学生的作文教学方法，他们不但能把作文写得立意新颖、有声有色、生动有趣，而且也能写得形神兼备。
后来的我们作文范文3
你们好。
当我拿到2010年的放胆作文合刊时，不觉眼前一亮，急不可待地翻过几遍后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郑程文同学也获得了一等奖，为什么在“部分获奖作者感言”和“优秀作者访谈录”中都没有提及呢？
接下来就得说到我了。我也是一个热爱文字的女孩，闲暇之余也会练练笔。至于质量嘛，我不敢保证，所以一直未敢参加放胆作文大赛。新学期伊始，我却意外地收到了此次大赛的获奖证书，虽然只是三等奖，我也兴奋了好几天。事后才知道是老师替我投的稿。
今年的放胆作文大赛，我已经酝酿了好久了。这次的诗稿，更是更改了不下七八次，希望工夫不负有心人。
最后祝编编们能加薪再加薪！还有，期待你们的回信。
童逢逢于2010年10月
亲爱的小编：
这已经是我第N次给你们写信了，是不是我诚意不够？好歹也要给我一个回复嘛。
我是在2010年9月才开始订阅《新作文》的。认真地看完后，我真的好后悔啊，在七年级时我居然错过了《新作文》。废话少说，言归正传。我想问的就是：能不能在“诗空间”里再多加几首诗呢？因为我每次读完都感觉不过瘾。另外我想请求小编们，能不能透露一点本届放胆作文大赛的消息啊？我已经从八年级上学期等到现在了。
最后祝小编们一切都好。
童逢逢于2011年5月
夏梦回复：
亲爱的逢逢，你真的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好孩子。在此我要解释一下关于放胆作文大赛的问题。早在去年10月，我们就收到了你的第一封信，那时放胆作文征文刚刚开始，所以信件看过选好后就保存起来了；今年5月又收到了你附靓照一张的来信，我被你感动了。所以在编放胆作文专刊时，我要把你的两封信一起刊登出来。以上就是有关放胆作文的消息了。再透露给你一个秘密，那就是恭喜你的诗歌《少年的天堂》获得了本次大赛的三等奖。希望你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可爱的逢逢同学，相信凭你的执著，你的诗早晚会刊登在我们的“诗空间”栏目里。加油！
还有，因为有的作者忙于参加考试或者联系不到，所以我们无法分享他们获奖时的喜悦心情。而且今年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Ps：下次寄照片最好能寄个大点的，大头贴太小，看不清楚。
亲爱的编编们：
我啊，觉得信是个很沧桑的东西，然而却很有文学气息。所以，我总爱用笔写下这些文字，静静地装进信封，投出去。
编编们说每封信都会看，我很感动，可是每次都没看到自己的信登出来。一笔一画地认真写的，都石沉大海了，心里多少有点落寞。不知道编编们看到这封信时，有没有觉得信封眼熟呢？
虽然不是安静的孩子，我却深爱着安静的文字。初中看了《新作文》，作文渐渐有了起色，逐渐成为班里的“实力派”。可最近，我的作文成绩却莫名其妙地跌了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临杰大哥，肖尧姐姐，英若姐姐，零羽哥哥，还有明亮哥哥（原谅我不会用其他什么词来称呼了），今天我又用心地写下了这封信，你们会看的，对吧？如果可以的话，能满足我一个小小的请求吗？我的信能登出来吗？好想看到自己的信也被印出来啊。
在期中考试期间，祝自己考个好成绩。也祝编编们工作顺利。
福建福州 落
夏梦回复：
落同学，这次一定要满足你的要求。看了你的信，感觉你是个很有文艺范儿的女生，相信你的作文一定写得很棒！作文成绩下降也不要灰心哦，可能是这一阶段的状态不好。拿出你“实力派”的气概来，调整调整心情，用心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我们要坚定地相信，没有写不好作文的孩子。现在看到你的信刊登了，是不是很高兴呢？感谢你的祝福，现在我及其他几位你所挂念的哥哥姐姐祝你期末考试考出个好成绩。
临杰哥哥：
你好！
我一直以来很受《新作文》的影响。现在正值初二，我被老爸老妈管得死死的。你们一定想不到，我拿着《新作文》去WC，坐在小凳子上看了半个多小时，结果老妈冲了进来，K了我一顿，嘻嘻……
可不可以问下临杰哥哥的QQ号是多少？到时候我就有资本炫耀了：“我有临杰哥哥的QQ号，你们有吗？你们木有……”想象下，一大堆女生追着问我要QQ号的场景，哈哈。
临杰哥哥一定要回信啊，稿子哪里不好们，要请编编们帮忙指点下，我可是只“菜鸟”哦。
祝《新作文》越办越好！
广东梅州 温丽珊
夏梦回复：
丽珊同学，首先声明一下，临杰哥哥太忙了，所以是他来口述我来。
临杰说：“自从上次公布了我的QQ号后，我上QQ再也不敢不隐身了，汹涌而来的消息把我吓着了。”
临杰又说：“我们《新作文》很适合初中生阅读啊，对提高作文水平很有帮助，为什么你看《新作文》还要被妈妈K呢？”
后来的我们作文范文4
【正 文】
一
前几年，在中国的文坛上谈论得比较多的文学新现象还是所谓“70后作家”或者叫70年代出生作家，现在市场经济又不断推出新的文学现象。这就是80后写作。它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作者，也可以叫做80年代出生作家。他们当中有的2、3年前就以所谓少年写作而流行。有的为了文学写作，几门最基本的课程都不及格，以至连中学也没读完。但是他们让书商看中了。媒体同书商合谋，大肆“炒作”。以至于被无数青少年奉为偶像。这些作者对于中国的文坛、教育界和社会都有一定的冲击力和挑战性。他们十分引人注目。他们很少得到评论界比较严肃的专家的肯定和赞扬。也就是说他们的文学“成就”不能从传统意义上去评价。这样说并不是说他们完全不懂文学或完全没有文学价值，而是说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学群体、文学现象。他们中有的人虽然被书商和媒体追捧成神童，但是并不能用“优秀”或“艺术性”这样的名词和形容词，而是要用“走红”来描述。他们的图书，虽然一本接一本地出版，但是其中有许多的确构成了泡沫文化。
突然有一天，他们发现资本化和全球化离他们个人太近了，近得几乎令人窒息。他们中的一个叫春树的居然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而同伙也在这份杂志里被文字和照片所环绕。他们成名太早了：春树、韩寒、郭敬明、胡坚、李傻傻等。他们有的自认为或被看作是偶像派，有的被当成实力派。
一般而言，他们仍然围绕的是成长中的烦恼，写的也还是青春小说。再扩大成为所谓校园小说、奇幻小说。这些小说引起了读者和评论中的“代沟”进一步确认甚至显著扩大。年长的评论家和教育家严肃地批评这样的小说和生产者，包括书商和媒体害了青少年。他们指出作品语言混乱、文体单调、缺少生活阅历、导向错误、无病呻吟、文笔太差。说书商和媒体故作惊人之语，以软性广告来吸引眼球，牟取利润。在炒作中少年和家长甚至有的学校教师也加入了进来。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神童就是神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少年作者非常自信甚至狂妄地宣称这是他们自己的世界，成人啊，不懂！响应和支持他们的是许多和他们同年龄的读者。
在80后写作现象产生的背景中，我们看到，由于社会和文化氛围的极其宽松，使得小作者和书商乃至媒体都无所顾忌。这是一种大家都不太认真对待的狂欢气象。而且他们已经具备更加丰富的文学营养资源，假如他们愿意去吸收的话，他们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阅读和吸收借鉴诸如马尔克斯、卡尔维诺、巴塞尔姆、米兰·昆德拉、大江健三郎、帕斯捷尔纳克、博尔赫斯、村上春树等作家的作品。当然，他们还拥有一个他们的父辈所不曾拥有的媒介、工具和世界，这就是网络。在网络上他们如鱼得水，可以尽情享受各种便利。在网络世界里练笔、展示才华、交流。可以说那是他们成长的真正的摇篮和土壤。自由和网络，这是他们的优势。他们的作品，有一些是写年轻的边缘人的人生历程，有的还是成长的烦恼的叙事，叛逆逃逸的曲折，爱情和性事的随意和执著。不能否认许多作品中的语言是发自真诚的挚情，甚至是露骨的率真。虽然难免有些刻意和故作姿态，但是，从中的确可以发现他们的心路历程和生存状态。
韩寒似乎被看作具有反传统的叛逆者，特别是被当作反现行教育体制的一个“分子”。春树被西方当成中国新的一代中“垮掉的一代”群体的代表。她被更多地赋予意识形态的色彩。事实上他们都是更加喜欢市场经济和文化产业结合带来的实惠的青年。他们有没有西方人所想像的那么完整的意识形态，实在是令人怀疑的。她似乎接续了70后作家卫慧的身体写作。郭敬明似乎更多地利用现成的语言资源进行戏仿和拼贴，他由于自己的写作方式给自己带来了一点麻烦。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似乎更加明显。他显然属于还在变化中的作者。也许他的综合能力和缝隙中的语义制造能力会在争执中获得新的提高。李傻傻总是在他的作品里想像农村，也想像变动中的城市。看上去他有一点农村生活经历。他喜欢在农村和城市的夹缝中观察农村和城市的演变对于少年成长的影响。当然，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农村向城市倾斜的时代。也许这个时候更需要年轻的作者来讲述他们所经历或想像的农村的故事。有些预言没有太大意义。但是的确有一点可以确认，就是希望在他们中间发现“文学巨人”的“早期创作”的人们都会失望。
那么他们的意义到底何在呢？似乎人们一般不会那么严肃地去追寻80后写作的深刻意义。人们习惯了他们的浅显，但是这是一种新的浅显。无论是理论意义还是历史意义，都要从“新浅显”的角度去衡量，去测定。其实他们在无处不在的“当代文化”中是最自然的。从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是我们的时代之子，文化之种。
“80后”写作是有“市场”的。这个市场比60年代出生的作者以及70年代出生的作者的作品的接受市面似乎要大得多，我们看到了许多小作者遭遇盗版这一可笑可恨而又可喜可贺的事实。这本身就是值得探究的。市场体现了需求。而需求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到了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和评论“80后”的西方中心意识形态的夸张和标签，也看到了以20岁以下和20岁左右的庞大的读者群给“80后”带来的远不止是版税的阿拉伯数字。我们需要研究“80后”产生、拉动和催生的市场，包括文化市场，需求市场和意义市场。
回到“80后”的主体，他们在小说里，最大的张扬和需求是什么？可能还是“自由”而不是“物欲”。我们都知道美国心理学家A ·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成不同层级的需求层级论（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后来他又增加了求知和理解的需要、审美的需要以丰富和完善需求层级。晚年，又提出了“自由、正义、秩序、挑战（刺激）”是满足需要的先决条件。80后的“自由”需求的产生是有自由环境作为土壤、温床和默许的前提的。从主体和客体不同的范畴来看“80后”的“自由”，也许更加全面客观些。“歌声形成的空间，任凭年华来去自由。所以依然保护着人的容颜不曾改，和一场庞大而没有落幕的恨”（郭敬明）。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恨”。我们只有尊重。
二
好像突然明白过来一样，主流批评家随着自己“嗷”的一声，就向“80后写作”群体围了过去。他们开始尖锐地批评文坛的不公、集体的失语，责备面对如此重要的文学和思潮，竟然缺乏研究和评论。他们也开始认真阅读本来不屑一顾的“80后写作”。我们很快会迎来“80后写作”评论如潮的好气象。从文学本身来看，这或许是个好事情。当然这话似乎不能反过来说，越是得到批评家观照的就越是好事情。
为什么主流批评家那么不重视“80后写作”？
首先是批评家显然在开始的时候“没看上”“80后写作”，其原因当然有“少年创作”“水平不高”方面的因素。没把它当回事，也因为它引起社会注意并非是文学怎么样了，而似乎是一个作为另类的、特殊的奇才的中学生怎么样了！批评家们当然更是没想到它会在后来有如此大的社会影响。而且影响还在扩大。作为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它的意义尚未被人们读出或显露出来。而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我们现在注意到了“80后写作”了，但是当时为什么不注意它呢？无论它披的是什么外衣，“80后写作”的作者起初的作品的确很容易被人以为是缺乏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曾经大量存在并且迅速消失的中学生写作。而且，也很容易被归入网络文学而失去批评家的关爱，特别容易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甚至它即使当时是以语文改革呼声中出现的新概念作文的命名来闪亮登场，也不会引起主流批评家的多大兴趣。因为所谓新概念作文在他们看来，本身就是边缘的呼声和文体的操作。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主流批评家一般不那么注意低年龄阅读群体的状况和特点。这次，批评家从某种意义上让低龄读者上了一课。“80后写作”是首先赢得中学生或一部分低年龄读者喜爱的写作。批评家看到了这一点，但仍然未引起注意。今后，主流批评家也会比从前更加注意发生在低年龄读者群体身上的文化现象。包括它会进一步引发什么新的文化现象这样的问题。
此外，“80后写作”是从网络上走出来的。这样的另类和边缘的生存方式非常容易让主流批评家视而不见。
但是，主流批评家目前关心较多的还是纯文学意义上的那部分作品。视点依然是在这个位置。追究起来，批评家最大的失职和缺席可能是对于“80后写作”中丰富的思想素材、裸露的情感状态和欲望诉求以及种种值得深入探究的心理基因采取一种难以原谅的视而不见的态度。批评家最终引起重视的时候，我以为固然是因为它的销量大到居然因为盗版而受到影响，同时也是因为“80后写作”本身迅速发生了某些变化。包括郭敬明、韩寒、春树、张悦然、李傻傻、胡坚、蒋峰、张佳玮、小饭等代表性作者的快速形成，以及不同类型的作者面目和作品风貌的出现。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它作为一个写作群体内部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这样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它的价值取向。从总体上说，它的文学性在不断增加。虽然，包括郭敬明和韩寒在内的作者都有过因为商业利润的操控而写出一些水分很大的长篇小说。
我们必须承认，其实批评家并非能同“80后写作”的兴起完全摆脱干系。只是主流批评家介入的深度有限，人数较少。时尚化的低年龄写作的开始，也带来一个十分容易被忽视或被遮蔽的问题，这就是实际上在“80后写作”开始的时候，的确是有一种似乎虚拟的批评家的权威在笼罩着、保护着、肯定着“80后写作”闪亮登场的。翻阅一下当年韩寒初涉文坛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来。但是，我们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他的最早出场实际上是以文学神童的面目亮相于书市的舞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表面上是正在进入文坛，而实际上是迂回绕开了文坛。通过这样一个策略，他最终带着作家的光环进入了文坛。但是这其实似乎不那么重要。因为对于韩寒的面世，最要紧的是它给书商带来了什么。这样说没有贬低小作家的意思。只是试图揭示小作家背后的经济力量。这样看来，“80后写作”的策划和策划者比60年代出生以及特别是70年代出生作者的策划和策划者要高明得多，也成功得多。由此也可看出，中国的文化产业成熟的速度。我们进一步发现，实际上“80后写作”在发端时期，主要是借助所谓“主流批评家”的身份和权威判断，而并没有让社会看到主流批评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及其在实践中的实际应用。换句话说，还是有的主流批评家被商业化地借用了一下。
后来的我们作文范文5
[关键词]我们社 太阳社 人员组成 革命文学论争 小说创作 原因探析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143-05
孟超在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洪灵菲选集・序》里说：“当时，光赤，阿英和我，把曾经在武汉酝酿过的文艺团体，正式组成了太阳社，创办了《太阳月刊》，灵菲，平万，还有杜国庠，组成了‘我们社’，出版《我们》月刊。这两个团体，这两个刊物，虽然对外是各自独立着，其实在同一目标之下，不但步调一致，慢慢的两个组织也由二化一了。”1980年由吴泰昌记述的《阿英忆左联》一文发表于《新文学史料》第一辑，文中谈到左联七个常委的代表性时，阿英说：“夏衍既可代表太阳社，又可代表创造社，冯乃超代表后期创造社，钱杏代表太阳社，鲁迅代表语丝社系统，田汉代表南国社，郑伯奇代表创造社元老，洪灵菲代表太阳社（特别是代表并入太阳社的我们社）。”后来易新鼎在《太阳社》一文中又说，太阳社、我们社 “他们虽然独标一社团旗号，实际上是一个组织，除出月刊外。”[1] （P486） 如此看来，人们长期以来把我们社、太阳社看作“一个组织”。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一、我们社始终未曾并入太阳社
1927年6月，蒋光慈、钱杏、冯乃超等人在武汉曾酝酿成立文学社团和创办刊物之事。不久，“7・15”事件发生，他们不得不离开武汉逃亡上海，于1928年1月在上海组成了太阳社，同时创办《太阳月刊》，并筹资开设了春野书店（书店名取自白居易诗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意）。《太阳月刊》由春野书店发行，每月1日出版。当出至第7期（1928年7月1日出版）时被查封，编辑部发表了《停刊宣言》。但发行《太阳月刊》的春野书店仍继续营业。在《太阳月刊》被查禁后2个月，春野书店因出售《世界周刊》遭当局查封。我们社则在1928年5月成立于上海。编辑出版《我们》月刊，1928年8月20日出至第3期后停刊。我们社还创办有晓山书店，由该书店发行《我们》月刊，并出版《我们社丛书》。 1929年2月19日，中执会秘书长致函国民政府：“查上海晓山书店发行之《我们》月刊第三号选载《献给既经死了的SP》及《重来》新体诗两首，核其语气，完全共产口吻，其余文字均属以文字为面具实行宣传之作品。”转请政府通令查禁，并令上海特别市政府及上海临时法院查封晓山书店。政府次日（1929年2月20日）即发出查禁查封令，立即查禁了《我们》月刊，并同时查封了晓山书店。所说的《献给既经死了的SP》，是森堡（即任钧）悼念烈士的一首长诗；另一首《重来》，作者藏人在结尾深情呼唤：终有一天，我们的热血会将鹦鹉洲、黄鹤楼“染得通红、通红！”[2] （P27-29）
从我们社、太阳社的成立，到不同时间、因不同缘由被分别查封的事实可以看出，这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文学社团。从当时的新闻媒体报道来看，我们社与太阳社也并非一个文学社团。在1930年3月10日出版的《拓荒者》第1卷第3期上，刊载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报道。文章开头写道：“自从创造社被封，太阳社，我们社，引擎社等文学社团自动解散（其实也是被政府查封――笔者注）以后，酝酿了很久的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因为时机的成熟，已于3月2日正式成立了。”文中我们社与创造社、太阳社、引擎社相提并论，看不到我们社隶属于太阳社的蛛丝马迹。左联成立后，太阳社成员和我们社的主要成员都加入了该组织，这是事实，但说我们社并入太阳社则于史无据。
二、我们社与太阳社人员组成不同
太阳社如同当时的其他文学社团一样，它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诸如太阳社的四位发起人：蒋光慈，安徽六安人；钱杏，安徽芜湖人；孟超，山东诸城人；杨人，广东潮安人。其他的主要成员：（刘）一梦，山东沂水人；（楼）建南，浙江余姚人；任钧，广东梅县人；殷夫，浙江象山人；如此等等。
我们社的人员组成则不是来自“五湖四海”，而是清一色的潮汕籍作家，他们大多数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广东辗转流亡抵沪的。我们社的中坚人物有三个：洪灵菲、林伯修和戴平万。洪灵菲（1902―1933），原名洪伦修，广东省潮安县江东乡红砂村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中山大学前身）西语系。国共合作时期在中央海外部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新加坡、暹罗等地。归国后参加过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农运失败后赴上海，投身左翼文艺运动，创办我们社，主编《我们》月刊。1930年“左联”成立时当选为七个常务委员之一。1933年2月调往北平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处工作，7月被秘密杀害。林伯修（1889―1961），原名杜国庠，广东澄海莲阳乡兰苑村人，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07年留学日本，在京都帝国大学读书期间师从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河上肇研习政治经济学；1919年归国，经介绍应聘北京大学执教；1925年后回家乡任金山中学校长等职。1928年1月辗转到上海，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进步文化宣传工作，30年代任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党团书记；解放后曾任广东省文教厅厅长、华南师范学院第一任院长、广东省社联主席及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戴平万（1903―1945），原名戴均，曾用名戴万叶等，广东潮安县归湖乡溪口村人。戴与洪灵菲是小学、中学、大学同级学友和挚友；1926年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由海外部派往暹罗陶公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同洪灵菲一道颠沛流离至上海，携手从事左翼文艺运动，是“左联”筹备小组成员之一；上海“孤岛”时期一直留守“孤岛”坚持文艺斗争；1940年11月调往苏北根据地工作，曾任苏北区党校副校长兼教导主任；1945年初夏溺死于兴化县。除上述3人参加过太阳社外，我们社成员还有陈礼逊、秦孟芳、罗澜、罗克典、李春（李一它）、李春秋（李伍）等，这些人均为潮汕地区的文学青年。我们社成员的这种区域特征，在现代有影响的社团流派中极为少见。
这里要提及的是，鲁迅先生在《文坛的掌故》一文涉笔“王独清领头的《我们》。”王独清是陕西西安人，他是创造社作家而非我们社成员。鲁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在《我们》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祝词》一文，这是该刊首篇文章。他在《祝词》中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五四”新文学作家，其论调与当时的创造社其他同仁相互呼应。我们社虽然诞生于上海，但在潮汕地区却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直到1935年，进步青年曾定石、曾广等人还在揭西县五经富圩内创办了“我们书室”，组织青年学习革命理论。1936年中共韩江工委成立后，就在“我们书室”建立了地下“抗日义勇军五经富支部”。1937年秋党组织又把“我们书室”改组为全县性的“救亡剧社”，该剧社办有抗日救亡小报。
三、我们社与太阳社在文学论争期态度不同
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和论争中，我们社与太阳社的步调并非一致。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对革命文学和自我的认识不同。蒋光慈在《太阳月刊》创刊号卷头语一诗中说：“太阳是我们的希望，太阳是我们的象征”，“我们也要如太阳一样，将我们的光辉照遍全宇宙”。不论是太阳社社名、《太阳月刊》刊名，还是卷头语，他们都把自己喻作“太阳”，看成“光明的象征”，仿佛只有他们才能够拯救人类，只有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只有他们才能够创作出革命文学来。这实质上与“唯我独革”，我“是革命的儿子”，我“是时代的创造者”，[3] 以及无限夸大革命文学的组织生活与创造生活的作用，视文艺具有“旋转乾坤的力量”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而《我们》月刊的编者在卷头语中则把自己的作品比作“战鼓”，这鼓声既“不悦耳”，也“不和谐”，既“没有节奏”，也“没有韵律”，但它可以“给同情我们者”以兴奋、沸热、勇气和启示，又可以“给背叛我们者”以战栗、恐怖和死亡。正如洪灵菲所说：“革命运动虽然受到暂时的挫折，但我们有一支笔，就会使它从另一方面蓬来。”[4] （P26） 用笔作武器宣传革命，鼓舞民众，使革命运动再度蓬来，这是洪灵菲组织我们社，创办《我们》月刊的初衷。《太阳月刊》的封面画的是金光四射的太阳，《我们》月刊的封面则绘着一只健壮的手臂高举熊熊燃烧的火炬，“太阳”和“火炬”，这也许正是太阳社和我们社在对待革命文学和自我认识上差异的形象标志吧！
其次，对待鲁迅的态度不同。我们社、太阳社和创造社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白色恐怖中倡导革命文学，比较深入地阐释了文学的阶级性、描写对象、与革命的关系及作家的世界观改造等问题，痛击了的“文化围剿”，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觉把文学活动同时代和作家使命感结合起来，顺应历史的潮流，将注入新质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整个思想文化界都起到了鼓舞作用，这些历史功绩是不会被人们遗忘的。但是，由于太阳社、创造社受到了国内外“左”倾思潮的影响，尤其是苏联“拉普”派和日本“纳普”派的理论误导，在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同时，却突如其来地发动了一场对鲁迅的批判。从1928年1月15日创造社出版的《文化批判》第1期上发表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开始，指名道姓地嘲讽鲁迅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人生”的时代“落伍者”。之后，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接踵而至，以至到1928年《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上郭沫若化名杜荃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给鲁迅头上扣的帽子一顶比一顶吓人，甚至出现了人身攻击。与此同时，太阳社也参加了这场反对鲁迅的“大合唱”。蒋光慈发表了《关于革命文学》、《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等文章，把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作家通通斥责为“旧作家”、“不革命的作家”，认为他们“已落在时代的后面”，“不能承担表现时代生活的责任。”[3] 甚至认为他们不可能变为“革命的作家”，因为他们有其社会的、阶级的、传习的背景，“无论如何脱离不了旧的关系。”[5] 尤其是钱杏发表在1928年《太阳月刊》3月号和《我们》月刊创刊号上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非难鲁迅的创作“没有现代的意味”，“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义和团暴动时代的思潮”，“是革命文学的障碍”。并说“不但阿Q时代是已经死去了，《阿Q正传》的技巧也已死去了。”企图“踢开”鲁迅。实事求是地说，太阳社的有些观点比创造社还要偏激。
然而，我们社却不同。笔者查阅了《我们》月刊、《太阳月刊》、《文化批判》、《海风周报》、《新流月报》、《拓荒者》等刊物，并未发现我们社成员直接攻击鲁迅的文章。戴平万在《光明》半月刊第1卷第10期上发表《他的精神活着》，文中评价鲁迅说：“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旗，十余年如一日，不屈不挠地奋斗着。”虽然鲁迅死去了，“但是他的艺术，他的精神仍是长留永在。”从戴平万的这篇文章中，读者可以看到我们社对待鲁迅的态度。不仅如此，2006年1月，在汕头大学举办的“中国左翼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我们社成员李春的女儿李魁庆向大会提交了《我所知道的我们社》一文。文中写道，她在整理父亲的回忆文章《杜国庠永远活在我心中》时看到：1928年的一天，杨人以太阳社代表的身份来到晓山书店，我们社正在开会。杨人毫不客气地坐下来就说：“太阳社的同志希望我们社的同志能和太阳社合作，写文章批判鲁迅。”杨人话音刚落，杜国庠就气愤地说：“鲁迅是人民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会合作。相反地，我们还要团结鲁迅，一起向反动派作斗争。”接着，大家纷纷表示同意和支持杜国庠的意见。杨人坐着不敢说话，最后灰溜溜地走了。
以上事实说明，我们社与太阳社在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个大方向上是一致的，而在对革命文学的认识、对自我的评价，以及对待鲁迅的态度这些重大问题上显然步调不同。
四、我们社与太阳社在创作上的差异
蒋光慈是太阳社的主将，也是普罗文学的权威代言人。蒋光慈在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影响不仅在于他“是中国革命文学著作的开山祖”，[6] （P62）“革命+恋爱”公式的始作俑者，[6] （P76） 还在于他最早描写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塑造了工人阶级的形象，并开拓了现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崭新的表现领域。其小说以工人为描写对象，反映工人的生活和斗争，最有代表性的是《短裤党》、《最后的微笑》和《田野的风》。蒋光慈的“工人三部曲”描写了20世纪普罗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三级跳”。从思想内容看，城市暴动工人反抗工农联盟的武装斗争；从人物形象塑造看，模糊的群像侠客式的个人英雄成熟的革命领导者形象。这两条轨迹清楚说明，蒋光慈以阶级分析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同情工农大众的价值判断标准，热情礼赞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前卫眼光，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线性的情节结构和粗犷直率的革命话语，建构了与“五四”启蒙文学不同质的革命文学新文本，使革命与文学、作家与时代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彰显了普罗文学的现代性、鼓动性和稚气，奠定了蒋光慈革命文学开山祖和普罗文学代言人的地位。
洪灵菲是我们社的中坚，被誉为“彗星式的高产作家。”[7] （P87） 从1927年到1930年上半年，创作小说、诗歌、散文、论文及翻译作品约200万字。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流亡三部曲》，基本上都出版在我们社时期。其出版顺序为：《流亡》，1928年4月15日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前线》，1928年5月20日上海晓山书店出版，并同时发表在《我们》月刊创刊号上；《转变》，1928年9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但是，从作者实际人生经历、小说反映的时空纬度和历史事件固有的时序来看，则呈现出逆时性。《流亡三部曲》都是以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知识青年的沉迷、挣扎、觉醒和反抗为叙事话语，努力表现觉醒者与反动势力殊死搏斗的重大主题，从“五四”落潮、“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到香港大罢工、“4・15”，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史诗的性质，是中国30年代左翼文坛的翘楚之作。《流亡三部曲》是自传体小说，具有自我表现和自我暴露的特征，蕴含着作家浓烈的主观抒彩。这显然是受到了郁达夫小说的影响，因为洪灵菲就是郁氏门下的高材生。但不同的是，《流亡三部曲》没有郁达夫小说中的伤感和颓废，自戕和沉沦，作品中的主人公总是在革命的召唤下崛起和抗争，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的壮潮密切相连。这正是新兴的普罗文学与此前的“五四”启蒙文学不同质的显现。洪灵菲在处理革命与恋爱的矛盾时，不像其他作家那样，或者恋爱至上，因为恋爱脱离了革命；或者一心革命，因为革命抛弃了恋爱。而是坚持革命第一，恋爱第二，“不以恋爱牺牲革命”的人生原则。在他看来，惟有革命才有光明的未来。这是洪灵菲作为“新兴文学中的特出者”的耀眼之处。[8] （P66）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蒋光慈的小说多描写工人运动和工人形象，表现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反抗，其文风粗犷豪放，激情喷涌，豪侠浪漫，鼓动性大于审美价值。而洪灵菲的小说则带有自叙传色彩，反映知识分子对革命与恋爱的执著追求，具有自我暴露，不事雕琢，华美凄艳，浪漫抒情，精芜俱存的个性特征。
五、造成我们社与太阳社差异的原因
我们社、太阳社大力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1928年前后，正值国内外“左”倾文艺思潮泛滥时期。国际上，苏联“拉普”派认为，“以往时代的文学都渗透了剥削阶级的精神。它反映了王公贵族、富人――一句话，‘ 成千上万上层人物’的习惯和感情， 思想和感受。”[9] （P15） 他们提倡“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力图创作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与过去迥然有别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时，他们还把小资产阶级文学统称为“同路人”文学。“拉普”派从庸俗社会学和虚无主义观点出发，否定历史上的一切文化遗产，排斥“同路人”作家，甚至连高尔基也被看成了资产阶级作家和市侩文人。在日本，受福本和夫、藏原惟人的“理论斗争”、“分离结合”等“左”倾思想影响的左翼文坛，派系林立，内战不已。“纳普”派认为艺术只是政治煽动的手段，“无产阶级的激情，可以最率直、最粗野地大胆表现出来，”旧的形式和技巧“从根本上威胁着经过苦难而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艺术。”[10] 因而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艺术进行批判。
蒋光慈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选派的第一批留苏学生。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期间，苏联的“拉普”派正在崛起，虽然没有确切的资料表明他与“拉普”派是否有过组织上的直接联系，但从他思维逻辑的定势和理论架构的起点来看，与“拉普”派极为相似。斯洛伐克著名汉学家玛利安・高利克曾说：蒋光慈在苏联学习期间，“能够相当熟练地阅读俄文资料。他的重要观点与《在岗位上》杂志（“拉普”派的重要刊物――笔者注）及其续刊（《在文学岗位上》――笔者注）的撰稿人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11] （P158） 后来蒋光慈到东京看病，还亲自到藏原惟人家拜访，并从那里借到佐宁的《为普罗写实主义而战》等书。
太阳社的重要理论家钱杏，他倡导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和“力的文学”的理论依凭，一方面来自苏联“拉普”派成员佐宁的《为了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一书；另一方面来自藏原惟人的《到新写实主义之路》和《再论通往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之路》等文章。尤其是在和茅盾的论战中，钱杏是“搀着藏原惟人，一段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结。”[12] （P241）
另外，蒋光慈留苏时就十分喜爱文学，与瞿秋白结为慕友，1927年“4・12”前付梓的《俄国文学概论》便是他们合作的论著（此书出版于1929年），可见他们之间的友谊非同一般。武汉形势逆转后，蒋光慈回到上海，曾就创办《太阳月刊》的意图向瞿秋白请示，“秋白同志都同意了。为了研究问题，阿英（钱杏）和蒋光慈也一同去找过瞿秋白，在太阳社成立那天，瞿秋白等都参加了。”[13] 太阳社成员都是年轻的共产党员，在社内建有基层党组织“春野支部”，隶属闸北区委领导。由此可以看出，太阳社不仅受到了苏联“拉普”派和日本“纳普”派的理论误导，也受到了党内瞿秋白“左”倾思想的直接影响。
而我们社的主要成员林伯修虽然留学日本，但在1919年时已回国。他在留日期间受惠最多的是河上肇。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25年11月他在家乡出任金山中学校长是受了东征来潮汕的的指示，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进入潮汕时，林伯修在汕头又会晤了、郭沫若（林伯修与郭沫若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同学，但两人性格、学术兴趣不同）。洪灵菲、戴平万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走上革命道路，主要是受了许d魂的影响。许是中共海外部总支部书记，国共合作时期以个人名义加入了，1926年“二大”时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任外事部秘书；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0年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9月在红军“肃反运动”中被误定为反革命分子惨遭枪杀，1945年中共“七大”后昭雪。国内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洪灵菲、戴平万都渡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
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社与当时的“左”倾思潮无缘。事实上，在《我们》月刊所发表的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的理论文章中（如：王独清的《祝词》、石厚生的《革命文学的展望》、李初梨的《普罗列塔利亚文艺批评底标准》、钱杏的《朦胧以后》），在我们社同仁翻译的苏联文学、日本文学的译文中，以及在洪灵菲、戴平万等人的创作中，都可以看到时代的“左”倾印痕。我们旨在说明的是，在当时我们社比太阳社受到的国内外“左”倾思潮的影响要小得多。由此，我们社与太阳社在革命文学的论争中以及在创作实践上的“同中有异”就不难找到答案了。
[参考文献]
[1]贾植芳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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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蒋光慈. 现代中国社会与社会生活[J]. 太阳月刊，1928，（1）.
[6]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2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7]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2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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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拉普”资料汇编：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0]刘柏青. 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J]. 文学评论，1981，（6）.
[11][斯洛伐克]玛利安・高利克著，陈圣生等译.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后来的我们作文范文6
【关键词】小学语文；作文；有效性；兴趣
作文一直以来都是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重难点内容，但是遗憾的是很多语文教师在作文教学过程中都呈现出一定的低效性，不利于小学生作文兴趣的提高。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如何提高小学语文课堂作为教学有效性的研究和实践当中，且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成效，有效提高了小学作文教学效率。那么，究竟如何提高小学语文课堂作为教学的有效性呢？下面，我总结其中的几点论述如下。
一、利用游戏提高小学作文教学的有效性
由于小学生的年纪普遍较小，为了激发小学生的作文学习兴趣，我们完全可以借助一些小游戏来提高作文教学的有效性。
例如，一次在作文课堂上和学生讲授如何进行作文选材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同学都提不起精神。当时的天气比较炎热，大家都是昏昏欲睡的。看到这种情况，我灵机一动决定换课，说道：“同学们，下面我们做一个画鼻子的游戏好不好？”听到我这样说，大家立刻提起了精神。接下来的时间，我在黑板上画了很多头像，这些头像什么都有，唯独是没有鼻子。看到这种情况，同学们似乎都是一知半解的。于是我说道：“看到这些头像你们一定感觉非常奇怪吧？为什么没有鼻子呢？接下来画鼻子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话音刚落地，就有几位同学自告奋勇的要求上台画鼻子。他们画的鼻子千奇百怪的，引来了大家的一阵阵大笑。游戏结束之后，我对大家说：“今天的游戏好玩吗？”同学们异口同声的回答说：“好玩！”“那么，我们今天要写的作文题目就是《画鼻子》，请大家把今天的这个游戏过程给写下来，要求不低于400字。”任务布置下去之后，同学们下笔如有神，很快就有同学把作文给写完了。
在上述作文课堂教学当中，由于我有效结合了《画鼻子》的游戏进行作文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同学们的写作欲望，有效提高了作文教学的有效性。
二、结合实践提高小学作文教学的有效性
对于很多小学生来说，他们总觉得自己在写作文的时候无话可说，这一点是普遍现象。为了让同学们可以有话可说，我经常结合一些课外实践来提高小学作文教学的有效性。
例如，一次在执教如何学习写景为主的记叙文的时候，当时正值春天，学校附近有很多田野。于是我决定把课堂搬到户外，同学们听后非常兴奋。我带同学们到达户外的田野之后，让同学们认真观察春天的景象。任务布置下去之后，大家三三两两的一起去寻找春天的足迹。观察时间结束之后，我问道：“同学们觉得春天美吗？”大家兴奋的回答说：“美！”我接着问：“那么你们说说你们看到的春天到底是怎样美的呢？”李明同学回答说：“我发现树叶都变绿了，百花开始盛开，路边的小草绿油油的。河水似乎都变绿了。”王华同学说：“小鸟在树上歌唱，似乎是在庆贺这春天的到来。昆虫也闲不住了，纷纷出来觅食。”刘欧玲同学说：“我还看到有很多游人踏青，他们手中拿着各式各样的风筝，有的把风筝放的好高。”……听到同学们如此踊跃的回答我非常欣慰。说道：“今天我们要写的作文就是《春的景色》，请大家回去认真写作，明天交给老师阅读。”
通过课外实践，同学们认真的观察了春天的景色，让大家有话可说了。本来是要求写三百字的作文，结果有很多同学都写到了五六百字。
三、结合表演提高小学作文教学的有效性
课堂教学之余我发现很多同学都有表演的欲望，基于此种情况我认为不妨结合一些角色扮演进行作文课堂教学。没想到这种教学方法实施以后立刻赢得了广大同学们的普遍欢迎，有效提高了作文教学的有效性。
例如，在一次作文课上，我在课前组织学生进行了一个角色扮演，然后把这个角色扮演搬到课堂上。角色扮演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在一辆拥挤的公交车上，人们都被挤的喘不过气来。这时候上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老大爷上来之后被挤的也很难受，这时候就望了望座在旁边的一位年轻人。看了几眼这位年轻人还是没有让座，老大爷非常生气，和这位年轻人吵了起来，非要他让座。年轻人非常气愤，说道：“我今天生病不舒服，现在就是去医院看病的！”表演到这里戛然而止了，旁边一位同学独白道：“在公交车上，难免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对于这件事情大家是怎样看的呢？”有的同学说是老大爷不对，不应该强行让别人让座；有的同学说是年轻人不对，给老人让座是基本的礼貌和道德问题。由于意见不统一，于是同学们争辩起来。看到此种情形，我说道：“那么，今天我们就以《谁之过》为题进行作文写作。请大家进行认真反思。”作文布置下去之后，同学们就迫不及待的开始写作了。
四、结语
事实上，提高小学语文课堂作文教学有效性的方式还有很多，由于篇幅有限在此就不过多赘述。希望本文的写作可以对广大一线教师以启发，积极探索新的作文教学方法，提高小学作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