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九论范文1
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6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省委卢展工书记署名文章《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文章提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首先要从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转变开始，思考自己怎么转、怎么做”的问题，强调了“发展目的必须明确，头脑清醒至关重要，正确思路应当持续，方式方法亟待改进”。文章立意深刻，思想深远，抓住了加快发展方式的关键性和根本性问题，具有很强针对性和指导性。通过一段时间以来研读报纸刊登文章、学习“何平九论”，特别是参加全市“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培训班的学习，我个人认为，作为领导干部只有在思想观念、工作方式方法和工作作风等方面有全方位的转变和提升，才能适应这一历史性的发展，从而担当起领导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
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首先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做起。一是强化发展意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所在，离开发展，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转变领导方式，就是要把思想观念真正转到科学发展上来，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结合分管工作，就是要紧紧抓住当前的事业单位管理改革的机会，组织全县各级事业单位建立健全更能发挥全员积极性的管理制度；就是要围绕提高民生保障水平，探索实践更加有利于广大职工和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是围绕温县的太极拳文化优势，全面推进陈家沟文化旅游区建设，培育三产发展新的增长点；就是围绕集聚区和重点项目建设、企业发展等大局，组织各级各部门创建更加有利于促进发展的服务机制和社会环境，以此来带动全局，在发展中求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二是要强化忧患意识。当前面临着困难就业人员多、城镇居民医疗和养老保险覆盖面低、文化旅游区内涵亟待丰富等诸多问题，转变发展方式既是大势所趋，更是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要切实树立起“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强化忧患意识，转变思想观念，增强加快发展的动力。三是要强化攻坚意识。转变发展方式，必然会经历一段“阵痛期”，也难免会付出一些必要的代价。必须充分认识到转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既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有敢于挥刀割病灶的勇气；又要有打一场攻坚战的准备，做到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切不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领导干部的能力素质、工作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持续提高领导干部能力素质。一要勤于学习。当今时代飞速发展，经济社会日新月异，学习已经成为各级干部履职尽责的迫切需要。实现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更要从学习入手。端正态度，自觉把学习当作一种追求、一种责任、一种习惯，时刻增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紧迫感，真正把学习当作政治责任和终身任务。要学好理论，打牢理论功底，始终做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各项工作；要钻研业务，提升服务方式、增强领导能力；要拓宽知识面，不断补充新的科技、经济、文化、专业知识等；要注重实践，将学到的理论知识积极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变成领导方式转变的具体措施，变成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实际行动。二要善于思考。能否善于思考决定着领导干部的能力和水平。在转变领导方式中，要深入思考，认真研究经济趋势、市场规律、社会热点、思想潮流，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综合加工，不仅善于发现新特点、新问题，而且能遵循客观规律和思维规律，拿出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新举措，真正通过学习思考，使自己成为爱学习、善思考、会工作的新型干部。
转变工作作风是加快转变的保障。我们做任何工作都要靠过硬的干部作风来推动落实。一要高度负责。领导干部在其位要谋其政，任其职要负其责，主动肩负起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这一重大历史使命，敢于承担风险，敢于迎接挑战，敢于触及矛盾，敢于破解难题，有责任不推脱，有问题敢负责。二要注重实干。实干是一种境界，是思想、情感、意志、决心、信心、作风、气节等精神因素的凝聚和升华。领导处处起表率作用，实干兴县，实干富民，必然会影响和带动下级苦干实干。三要着力民生。民心民生是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设身处地地为群众着想，为群众办事，既要注重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又要关注群众的具体利益和实际利益，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热点难点问题。四是深入落实“三具两基一抓手”的工作要求。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不断提高一线决策、一线解决问题的能力，把主要精力放在突破重点难点、落实各项工作上，放 在抓基层打基础上，主动抓、具体抓、扎实抓、合力抓、科学抓，推动工作落到实处。五要科学总结。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应倡导并身体力行的重要工作方法，通过科学总结达到提高水平、改进工作、增长本领的目的。要总结出成绩，起到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作用，起到激励自我、增强干劲的作用；要总结出干劲，进一步振奋精神、坚定信心，激发斗志、坚定决心，
把干劲鼓得更足一些，把措施想得更周全一些，努力推动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六要实践创新。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决定了各级领导干部务求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职责和使命迫使领导干部在抓工作干事业中必须具备改革创新的勇气和气魄。要在实干、总结的基础上，勇于实践、敢于创新，以创新的胆识和气魄，大胆地试验，科学地论证，形成适合自己的发展思路、模式和路径，这样才会在转变领导方式中实现“跨越”和“突破”。
何平九论范文2
关键词：秦律 汉律 律名 九章律 初创 开放
前辈高学集所学而成汉律诸考。研读有日后，深感前辈求学之严谨态度，及大师的博学多识之风采，并为之所深深触动。又喜闻《张家山汉简》之注释得以面世，故依简椟对前辈先学说作以小证，并斗胆提出小异，希能得以良责，并万望师长、同仁斧正。
“《史记》言‘王者制事立法一禀于六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盖六律之密必无毫厘圭撮黍累之差，立法者皆应如是，故亦以律名”。[1]又有“律以正罪名”。[2]从沈家本所考可知“律”之概略，汉律承秦制，秦律又乃商鞅携《法经》，而修“律”而成。现就汉律之律名稍作探析。
一、汉三章
《史记·高祖本纪》，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集解》应劭曰：“抵，至也，又当也。除秦酷政，但至于罪也。”《索隐》韦昭云：“抵，当也。谓使各当其罪。”今按：秦法有三族之刑，汉但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使之抵罪，余并不论其辜以言省刑也。则抵训为至，杀人以外，唯伤人及盗使至罪名耳。[3]
由沈家本之所考，可知汉初兴之时，以应便时，立法三章当为极简之式，并无律条。其论罪之依据，当为其时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所用之秦律，只是去除了酷及残的内容。正如文中所述“余悉除去秦法”，再由《云梦秦简》出土所述之秦律部分内容。有关伤人、盗的条文散见于不同律名的条文中。能否推出汉初所谓“三章”乃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并未专指三种律。而是指三个方面的有关秦律之适用状况。
二、汉律九章（九章律）
“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4]历史上的“汉律九章”当源于此。至晋时，则演变为：“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三夷连然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5]至此乃形成汉律中的“九章律”之说。即“九章律”为沿习秦律之源《法经》之构架，外加萧何所定兴，厩，户三篇而成。
然萧何定九章律古已有疑之，如“案今九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萧何后，知时肉刑也？萧何所造，反具有肉刑也？而云九章萧何所造乎？”[6]。当然其疑已经为众多历代考实之家所不认同，现在需要提出新的疑问：“九章律”就只有“盗、贼、囚、捎、杂、具、兴、厩、产”九篇，还是另有别论？由历史典籍之出处，我们可知，“汉律九章”之说始于《汉书》，而详定其九篇目，则是在《晋书·刑法志》中了。故而可以推知后人为前人所做之事立名，然后才又以所名传于世，那必然有其所推加之词。现从出土的秦简及汉简中可查寻出一些问题。
1)从《云梦秦简》可知秦律在商鞅变法之后，经过几世，已历经变迁，内容广杂，具体篇目已非原《法经》之构架。况且在先秦时代所形成的法律实用状况，也使得当时立法强调具体之应用，而非理论化。这从秦简中法律问答可略知一二。如秦律关于“共同犯罪”、“集团犯罪”、“消除犯罪后果减免刑罚”及连坐制度都在《秦简》中有述。简举一例。“盗及诸它罪，同居所然当，何谓同居？产为同居。”[7]。汉承秦制，为可信之事实。从秦简中《秦律十八种》及《秦律杂抄》可知秦律不仅仅是为所言之“九篇”，何以萧何定律时成九篇？没有一定的理论化过程，萧何又怎复改详细的秦律为汉九章律？汉律是经过律学之盛，各个大家解律之后，于曹魏时整理而成篇名体例。
2)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又可知，汉律在吕后二年时期至少有简文中所述律名二十七种。且与《秦简》中同名之律有田律、金布律、徭律、置吏律、效律、传令律、傅律等。[8]这些不但实证了汉承秦制，而且还彰显出一个问题：《秦简》之中律名在《吕后二年律令》中有显，而萧何修律当在两者时间段之中间，而史记中又述曹参任相，用萧何所定之法而不改。那么萧何所定之律必然被传承沿袭。那么，二年律令之律名，使所传述的“萧何作律九章”怎么解释？
在对上述问题的思索后，然后再参阅文献，就会逐渐得出一个汉律发展的新轮廓。“何乃给泗水卒史事，……及高祖起为沛公，何常为丞督事。沛公至成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而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9]”司马迁《史记》所载当为可信之史实，由上文可知萧何原本秦朝职官，对秦之法必有所通，而随刘邦而起反秦，后入咸阳尽得秦之图书。而秦之律书在焚书后亦藏于丞相府，自然萧何就拥有大量的秦律之藏籍。所以就萧何定汉律之框架来说，应该有很充实的资料基础，和实践能力。就如太史公所言：“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10]及在曹相国世家中所述“平阳候曹叁者沛人也。秦时为沛狱掾，而萧何为主吏。”“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隙。至何死，所推贤唯参。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11]吕后元年，当是惠帝于七年崩之后，此时相为王陵，吕后夺王陵相权，而二年律令当为吕后削刘氏子弟权力之时，故律条因政之多变而不会多变，而且多以吕后之令而出。如“元年，号令一出太后”。[12]由此也可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应多为萧何之所次之律令。
通过以上综述，文章得出这样一个思考，汉律无疑是萧何在秦律之基础上依当时之政需而厘定，但很难确定如班固《汉书》中所言“作律九章”，更难以《晋书·刑法志》所言“合为九篇”为定论。萧何次令，应非仅盗、贼、囚、捎、杂、具、兴、厩、户”九篇，而应还包括其他律名。就如《二年律令》所述二十七种律名，应至少有一部分乃为萧何所次之律令。故对班固之“九章律”之说当有所重思。
三、傍章、越宫律朝律
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13]因文章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考据之史料，故对张汤《越宫律》及赵禹之《朝律》难作考证。仅能证叔孙通之傍章非正律，乃为律之补充。且有太史公言“叔孙通定礼仪”当可理解傍章与礼仪通。就如程树德所言：“按司马迁传，叔孙通定礼仪，梅福传叔孙通遁秦归汉，制作仪品。……论衡高祖诏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算。是通所著为汉仪。……后考礼乐志云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而后得其说，尽与律令同录，故谓之傍章。……应劭传删定律令为汉仪，建安元年奏之，是可证通之傍章，即汉仪也。”[14]
四、具体律名细证。（以程树德《九朝律考》中的具体律名为对象来述）
1)盗律 “取非其物谓之盗。……悝以为王者之政，莫急於盗贼，故其律始於盗贼”[15]李悝首制法经，有盗法贼法，以为法之篇目。自秦汉逮至后魏，皆名贼律盗律北齐合为贼盗律，后用有劫盗律，复有贼叛律，隋开皇合为贼盗律。[16]
2)贼律 无变斩出谓之贼。[17]由于后世贼盗同律，故将其列入同考。二年律令对于贼、盗律有所述且条文较多。故汉律文考中所述贼、盗律当为不虚，且有实证。
3）囚律 断狱律之名，起自於魏。魏分李悝囚法而出此篇。[18]二年律令中无囚律之项。而且依《唐律疏议》之述，囚律篇名乃魏分李悝囚法乃成。而非沿汉律。
4)捕律 李悝法经六篇，捕法第四，至后魏名捕之律北齐名捕新律，后周名逃捕律，隋复名捕之律。[19]二年律令有捕律名，且有条文九条，故可知《唐律疏议》之述非全真，当有所疑，应对秦汉时的律名有所陈述。
5)杂律 李悝首制法经，而有杂法之目，递相祖习，多历年所，然至后周更名杂犯律，隋又去犯，还为杂律。[20]二年律令中亦有杂律篇目，且律文十四条，与捕律之结论同。
6)具律 魏新律序略云，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固在第六，罪条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21]二年律令中有具律篇目，且有律文二十四条。证实上述所表。
7)户律、兴律、厩律 汉相萧何承秦六篇律，秦世旧有厩三篇，迄於后用，皆名户律。[22]魏新律序略，秦世旧有厩置秉传副车食府，汉初秉秦不改，后以费广稍省，故后汉但设骑置，而无车马律，犹著其文，则为虚设，故除厩律。[23]二年律令中有户律、兴律篇名，且户律，二十二条，兴律九条，但无厩律之篇目，所以对古文献的记载应慎思。
8)钱律、田律 五年，除盗铸钱令。[24]六年，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25]野田有律。疏谓举汉法以况之。[26]二年律令中有田律，钱律篇日，且田律十三条、钱律八条。
9)尉律、酎金律，上计律，左官律、大乐律，田租兑律，尚方律。这些律目依程树德先生所考皆在吕后执政以后，甚至有律目乃武帝、宣帝时所载，故二年律令不宜为证，只能佐证，二年律令所载不存上述各律目。
10)二年律令所载而《九朝律考》未考到之律目
告律、亡律、收律、置吏律、均输律、传食律、赐律、市律、行书律、复律、效律、置后律、爵律、徭律、金布律、秩律、史律，共十八种。
律名考至此略书，试想如程树德前辈能一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将必有大成。今后学慎书此论，希能从他处得以教益。
五、结束语：
从上面考实是否可衍生这样的陈述，法律在早期的初创年代，不可能在理论上未达到一个提升的过程之前就形成一个完整体系，而构成某种固定架构。而是由于为解决具体问题而逐渐递加的形成一种粗致的框架。汉代法律当属此状况，汉三章，汉律九章，是后世对汉律理论归结，而汉实际的律名状况，应如秦时，依其社会实际状况的变化，向己有的架构中归类或者创造出新的律名。即汉律名应是开放性，而非反限于固定的“三章”“九章”，依据其所调节具体对象而命名，还未成体系化。
参考文献：
[1] 《历代刑法考》
沈家本 撰
[2] 《太平御览·杜预《律序》》 转自《历代刑法考》
[3] 《历代刑法考》 沈家本 撰
[4] 《汉书·刑法志》
班固·班昭著
转自《历代刑法考》
[5] 《晋书·刑法志》
转自《九朝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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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论衡谢短》
转自《九朝律考》
[7] 《睡虎地秦墓竹简》
文物出版社
[8]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
[9] 《史记·萧相国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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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 撰
[11] 《史记·曹相国世家》 司马迁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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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晋书·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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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九朝律考》 程树德 著
[15] 《晋书·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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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唐律疏议》
刘俊文点校
法律出版社
[17] 《晋书·刑法志》
转自《九朝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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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唐律疏议》 刘俊文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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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唐律疏议》 刘俊文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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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晋书·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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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唐律疏议》 刘俊文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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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晋书·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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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史记·文帝纪》 司马迁 撰
[25] 《史记·景帝纪》 司马迁 撰
何平九论范文3
[论文内容提要]我国古代数学对于世界文化有过伟大的贡献,代数学无可争辩地是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历史 悠久的文明古国｡我国古代文学 艺术 成就巨大, 科学 技术方面的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火药这四大发明,举世闻名｡可是,对我国古代数学的成就,了解的人却不多,甚至还有人误以为我国历来在数学上是落后的｡
其实,我国古代数学对于世界文化有过伟大的贡献｡我国古代数学是讲道理的,有足够多的例证,说明它们立论严谨,走在世界的前列,我国古代数学在一些重要项目中获得了“世界冠军”｡而古代数学是来源于实践,尤其是来源于农业生产的｡这是由于
三､体积 计算 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举例
我国在古代,由于水利工程､国防工事､房屋营造和道路修建的需要,土方计算十分频繁｡随着农业生产的 发展 ,各种谷仓､粮库容积的计算也益加繁重､到《九章算术》成书时代,我国的各种几何体体积公式都已具备,除了常见的长方体､棱柱､棱锥､棱台､圆柱､圆锥､圆台以外,还出现了某些拟柱体体积公式｡这些公式大量汇集在《九章算术》商功章里｡
古代世界各国体积公式都没有推导证明,所以在几何体求积方面我国成果遥遥领先,不论在种类齐全完备上,在逻辑推理的完整上都是同时期外国所不能比拟的｡还必须指出二千年前我们祖先曾经使用过的许多丰富多彩的各种体积公式至今仍有使用价值｡
以下给出《九章算术》的精彩例子,以飨读者｡
例3:今有委粟平地,下周一十二丈,高二丈,问积及粟几何?
今译:有粟若干,堆积在平地上成圆锥形,它的底圆周长是12丈,高2丈,问它的体积及粟各是多少?
答曰:积八千尺,为粟二千九百六十二斛二十七分斛之二十六｡
例4:今有委菽依垣,下周三丈,高七尺,问积及为菽各几何?
今译:有菽若干,靠墙堆积,它的底圆半周长3丈,高7尺,问它的体积及菽各是多少?
答曰:积三百五十尺,为菽一百四十四斛二百四十三分斛之八｡
例5:今有委米依垣内角,下周八尺,高五尺,问积及为米几何?
今译:有米若干,堆积在墙的内角,它的底圆周长的四分之一是8尺,高是5尺,问它的体积及米各是多少?
答曰:积三十五尺九分尺之五,为米二十一斛七百二十九分斛之六百九十一｡
关于这种计算堆积的方法,在我国民间沿用很广,并将这些公式编成歌诀流传下来｡其歌诀是:
光堆法用三十六,
倚壁须分十八停,
内角聚时如九一,
外角三九甚分明｡
这些流传的歌诀,可能就是后人根据《九章算术》的这个“委粟术”编写而成的｡很明显,歌诀前三句的意思,就无异于“委粟术”的术文｡至于歌诀的第四句,就是依墙外角堆米,参照术文可表达为:“依垣外角者(居圆锥之四分之三也)二十七而一”｡不过,《九章算术》中没有这样的例子｡
总而言之,我国古代数学思想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极广,本文所述仅是冰山一角,该文的作用充其量是抛砖引玉罢了｡
[ 参考 文献 ]
[1]吴文俊.九章算术与刘微[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何平九论范文4
李登辉总统于民国八十八年七月九日接受德国媒体访问提出了台海两岸系「特殊国与国关系（两国论）的看法。此一客观忠实反映台海两岸政治现状的谈话，却引起了中共当局强烈的不满，并发动所有文宣机器对李总统个人进行赤祼祼的人身攻击。众人皆知，两岸政治分歧由来已久，尽管彼此可以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应有各自表达自身立场的权利，然而中共一再针对「两国论口出恶言，风度尽失，着实令人遗憾。本文论点认为，中共当局背弃一九九二年两岸关于「一个中国，各自口头表述的共识在先，并且一再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工具刻意打压围堵中华民国的国际生存空间之后，台北被迫提出「两国论，这意谓台北对北京当局的彻底失望，并决定采行此一预防性的战略作为，以追求国家利益及生存发展。
「一个中国的迷思与吊诡
台海两岸自一九四九年分治之后，在名义上，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峙共存的「两国格局便已形成。然而受制于两岸政府僵化的「一个中国政策影响，国际社会迄今仍无法针对两岸「两国的客观事实在法理上做出合理可行的安排。一九七一年之前，国际社会的中国政策受到台北「一个中国原则的制约，一九七一年之后则是受制于北京的「一个中国政策。
事实上，台海两岸自一九四九年之后早已经是两个互不隶属的国家（各自拥有其土地、人口、政府、国民意识等主权国家要件，以及宪法、国名、国旗、国歌等政治法典与政治符号），但却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本身即是一种吊诡的现象。如果两岸已经是「一个中国，那为何北京当局一再强调「和平统一呢？既然强调追求「统那事实上就意谓着两岸目前是「分的现实。从逻辑上而言，应该是先有「两国然后再追求「一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之后，中共就制造了「两个中国并存的事实，因此创造「两国论的始作俑者应该是北京而不是台北。台北的政治立场似乎比较合乎事实逻辑，亦即「『一个中国不是在现在，而是将来民主统一之后，才会有『一个中国的可能（注一）。
北京当局坚持两岸目前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乃是昧于历史与现实的，从情、理、法的角度论辩均有其盲点，更缺乏说服力。因此北京同时从国际政治「权力运作的角度切入，试图以「力迫使国际社会接受其「一个中国的迷思，又以「不放弃对台动武的霸权手段持续向台北施压，制约台湾人民的政策抉择。换言之，中共今日对台政策的本质即为结合权力运作（霸道）与宣传欺骗的手段来支撑其虚拟的「一个中国迷思。然而事实证明中共坚持此一超脱现实环境的政策并无助于两岸关系政治分歧的解决。
台北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风险
对于中华民国而言，在九0年代初期继续坚守「一个中国的基调，风险与利益完全系于中共的善意与否而定。由经验论观之，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往往使得台北在策略上处于被动，并受制于北京。台北坚持「一个中国的风险来自于国际形势比人弱的无力感，尽管台湾内部赞成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人士策略性地将其界定为「一个中华民国，以试图在两岸分歧的政治立场中寻求双方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建构两岸的交集点，求同（均为一中）存异（各自表述），而且也不排斥未来两岸追求统一（一国）的机会与可能性。但是此种善意的主观意识却经不起国际社会现实的摧残以及中共当局毫不留情的反扑。中共不断地以「一个中国为工具在国际社会及两岸之间打压、矮化中华民国的国际空间和地位，诱使台北进入其精心构陷的「一个中国框架之中，并力图迫使台北最终向其称臣为止。换言之，北京「一个中国的思维逻辑完全和台北的「一个中国概念南辕北辙。台北要的是现阶段对等的和平共存，未来追求两岸统一；北京要的则是现阶段不对等的和平共存，尽快实现兼并中华民国的目标。事实证明，九月廿一日台湾大地震之后，联合国在秘书长安南「一个中国的原则及中共幕后运作下，同意派人协助「中国台湾省救灾的谈话（注二），已经严重伤害了中华民国的主权及国家利益，坚持「一个中国风险之高。由此可见，中共当局的心态与策略更加印证了「一个中国原则对于维持两岸和平共存，「井水不犯河水的不可操作性，以及中华民国所必需付出的代价。
中共背弃「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共识
多年来中华民国始终以善意的态度与具体行动，致力推展和平、对等、互惠与建设性的两岸关系。一九九一年五月台北正式宣告终止实施长达四十二年的动员戡乱时期，该年修宪时，增修条文第十条将中华民国宪法的地域效力限缩在台、澎、金、马，「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统治权的合法性（注三）。这些都意谓着台北早就已经片面放弃对中共动武的政策，代表着善意，向北京传达愿意经由对等协商的方式解决两岸政治分歧的讯息。
一九九二年台北针对北京所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做出有条件的让步，亦即双方达成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的共识。海协会并在同年十一月二日电告海基会「我会充分尊重并接受贵会的建议（注四）。两会在一九九二年针对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的弹性做法，「同意彼此不同的观点应该是值得鼓励与肯定的，因为有了一九九二年「一个中国，各自口头表述的共识，才使得一九九三年「辜、汪新加坡会晤得以实现，并签署了四项协议（注五）。
令人遗憾的是，一九九二年北京所展现的弹性与务实基本上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运作。北京在一九九六年台海第三次危机之后迄今，一再公然否定两岸两会之间曾经就「一个中国原则有过「各自口头表述的共识，甚至扭曲事实，只强调两岸之间只有针对「一个中国原则达成了共识，没有「各自口头表述这回事。其实任何稍具逻辑与普通常识的人都会直觉地反应，中共说的是真话吗？台湾会在一九九二年如此愚蠢地向中共签下了「卖身契，做出坚守对其不利的「一个中国共识，而没有任何附带条件吗？走笔至此，两岸之间的是非曲直已经是不言自明了。我们可以就一九九二年两会协商时的情境做出下列合理的分析：对于北京而言，「一个中国原则对其有利，因此是它所坚持希望得到的。对台北而言，「各自口头表述提供了台北弹性解释「一中原则的空间，留下了退路。因此在相互妥协的情况下，双方在「一个中国，各自口头表述的共识下，确保各自的原则与立场，虽不满意但也勉强能够接受了。因此我们可以说那是一种创意的展现，值得珍惜。
过去数年来，台北为了遵守一九九二年的共识，因此对于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都不脱「一个中国，各自口头表述的范畴。无论是「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一个中国，两个地区、「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一国两队、「一个分治的中国等等，都反映出台北尊重两岸共识的诚意，也唯有如此做，台北才能兼顾外部情势的需求以及内部人民的期待与压力。台北希望北京能够遵守一九九二年的口头共识，体谅彼此的困难，将高度争议性的主权问题暂置一旁，先务实地就攸关人民权益的功能性与事务性问题协商解决，加强两岸人民交流，相互展现善意，彼此提携，「中国人帮助中国人，为日后统一工程创机造势。然而此一大陆政策，却被北京当局的霸权心态所完全否定。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九年之间，两岸关系浮沉动荡都是肇因于双方政治立场的分歧，而中共不愿务实地面对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更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两岸民间过去十二年来所累积庞大的交流量却无法发挥国际关系「整合理论所提出的「扩散效应去影响改善两岸的政治关系。
一九九六年九月，当中共前外交部长钱其琛在国际社会公开宣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的「三段论）时，两岸在一九九二年获致的共识，已经因为中共的背信而宣告瓦解。北京在一九九五年片面推迟第二次「辜汪会谈的举行，片面终止履行两会人员定期会晤协商解决问题的作法，以及一再以武力恫吓台湾的行径，两岸交流十二年所累积的利基已逐渐消蚀。更有甚者，中共利用台湾「九、二一大地震的悲惨时刻，「趁火打劫，政治矮化中华民国的言行，两岸关系只有「渐行渐远可以形容。大自然让台湾承受了惨痛的代价，提供北京当局一次宝贵的「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机会之窗，但是此一窗口就让一些鲁莽的北京政客给关闭了。
「两国论－预防性战略的思维
当李登辉总统于民国八十八年七月九日经由德国媒体对外宣示，两岸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之后，这意谓着台北长久以来积压于内心，对于北京当局霸道、打压、羞辱、刻意拖延处理两岸交流失序问题的不满与反击。从理性决策模式分析，台北势必评估也了解「两国论对于国际社会与两岸关系所将产生的冲击与影响。十多年来，在一再委屈而无法求全之后，台北的「两国论似有将台湾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悲壮气氛。「两国论出台的立即效应便是将北京长久以来精心地以「一个中国为框架，企图和平兼并中华民国的战略布局给打乱了。换言之，中华民国已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主导的「一个中国赛局失去了兴趣，准备重新开启两岸新的赛局。由于北京的背信、霸气与傲慢，一九九二年两岸两会好不容易达成共识所形成的战略缓冲空间也已消失殆尽。北京的不智作为先是迫使台北，然后也间接迫使自己必需去面对台北「两国论所形成的挑战和压力。很显然地，中共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策略并未奏效，而情势发展至此，台北与北京均是输家。
「两国论的出台意谓着台北将从过去受制于中共的谈判格局中重新出发，并且准备和北京进行一场对等而有尊严的政治谈判。事实上，任何理性而有智能的谈判者，都不可能愚蠢到去和对手进行一场已有预设谈判前提、谈判结论、以及将自己变成谈判标的物的「谈判。果真如此，那不是谈判而是投降。过去多年来和北京交往的经验已经让台北获致教训，北京并不想在对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商两岸「和平统一的大业，北京只是想「和平兼并中华民国，完成一九四九年尚未结束的国、共内战残局，以「中央对地方的心态来和台北互动。事实已经很明显，两岸在政治分歧上根本没有交集，中华民国更不可能自毁长城去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政府。「两国论的提出不论是从战略布署以及国家利益维护的角度而言，均有其重大的意义。台北若是为了向北京表达善意而坚持了「一个中国原则，但是北京却不相对回报同意「各自口头表述的善意空间，两岸关系如何良性互动下去？如果北京坚持要「一个中国，为什么台北不能坚持「各自口头表述呢？
结论
综上分析，台北系被迫地将两岸关系定位在「特殊国与国关系的架构上，尽管如此，两岸未来时机、条件成熟追求统一的机会之窗依然是存在的。诚如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苏起所指出的，「两国论之后，政府将「不修宪、不修法、不收回，大陆政策本身没有任何重大改变与修正。台北希望的只是北京能够尊重两岸政治现状，摆脱「一个中国意涵的争执，在对等的基础上，「两岸可以针对双方所面临的问题无所不谈，其中当然也包括大陆当局希望的政治谈判（注六）。两岸关系能否改善，端系中共当局一念之间了。
注释
注一：总统接见国际扶轮社三四七0地区社员代表（有关两岸关系新定位谈话），总统府新闻稿，民国八十八年七月二十日，第四页。
注二：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谈话，联合报，民国八十八年九月廿三日，第二版。
注三：同注一，第三页。
注四：「海协会：盼及早继续两岸文书会商，中国时报，民国八十一年十一月廿一日，第二版。
何平九论范文5
关键词：马嘶岭 他者 边缘 尊严 困兽之斗 城乡差异
马嘶岭血案运用倒叙的手法，以“我就要死了”作为整篇小说的开篇，随着情节发展一步一步叙述血案发生的全过程。“我”是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名来自偏远且穷苦的乡村的青年农民。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水香，为了她肚子里的孩子，也为了三百块一个月的“高额报酬”，“我”和九财叔为一支找金矿的勘探队做起了挑夫。村里人人艳羡的村长一个月只有一百五的工资，三百块一个月的工钱对于“我”和九财叔来说像“抱金娃”。勘探队富裕的生活以及他们所要勘测的金矿都撩拨着他“心中早已枯死的欲望”。虽然心中的欲望被不断地撩拨，九财叔毕竟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心中所想的也只不过是多占一点小便宜、多拿一些工钱好改善改善生活罢了，那么整个事件又是怎么发展成一场“我”和九财叔联手杀死勘探队一共六名队员的血雨腥风呢？
《马嘶岭血案》中的各类人物可以被分为三种：你们、我们、他们。勘探队员们掌握知识、技术、财富，是这个社会的主体，是占有优势的社会阶层，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他们”是附庸、是他者，比如“我”和九财叔；而“你们”是有可能成为“我们”，也有可能成为“他们”的中间派和游移者。在本篇小说中，获得了暂时信任的炊事员老麻可以被划为“你们”。
一、被边缘的“他们”
关于“他者”的哲学渊源，可以追溯至柏拉图关于“存在”与“非存在”的论述。“他者”被认为是具有从属性或次要性的低一级事物，即相对于“存在”的“非存在”。在勘探队员的潜意识中，“我”和九财叔是他们世界中的“他者”。
勘探队的队员在一开始就显露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城里人身份，除了丰富的知识和丰富的精神生活之外，在物质生活方面也处处显出他们高人一等的地位。晚间住宿的时候，他们住一块，“我们”住一块。“我”和九财叔的棚子是塑料纸的，合用一床隔不断冰冷地气的絮。他们则住完整的帆布帐篷，用暖和的鸭绒睡袋。勘探队的队长姓祝，他拥有三个手机、两辆乌龟车，腰包里鼓鼓的，里面装满了红红的钞票。其他勘探队员们也是每个月可以轻轻松松拿到几千块的工资。而“我”和九财叔，出身于闭塞、穷困的村庄里，日日为生活奔波挣扎，连物质生活都没有办法保障，就更无暇顾及精神生活了。“我们”与“他们”本是毫无相关的两路人，因为马嘶岭走到一起，身份、地位、经济实力上的差距，在这场相遇里处处显示出了悬殊的差异。九财叔是命途多舛的乡下人，死了老婆，家庭负担重，要一个人抚养三个女儿长大成人。他“一个人扶犁，一个人背篓，一个人赶集担柴，一个照秋收秋”。九财叔被艰难的生活折磨得早衰、脸黄皮松，“蔫不拉几、又脏又烂”，显出了不合实际年龄的早衰。三个女儿离出嫁的日子尚远得很，生活之于九财叔仍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盛大的绝望。
都市文明是人们向往、追逐的对象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根据拉康的解释：“无意识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勘探队的到来带来了主流价值取向和主流生活方式，用拉康的理论来说，他们也带来了一面新的“镜子”，在这面新镜子的关照下，九财叔们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对自己影像的渴望。所谓主流的镜像第一次距离“我”和九财叔如此之近，二者的脑海中第一次如此鲜明地产生了自我与他者的争锋。每个人都想要避免二者的分裂，达到自我和他者的完美统一。
“他们”想成为“我们”，想从边缘走向主体。似乎只有“我们”才拥有追求梦想和美好生活的正当权利，似乎“我们”做的一切总是顺应潮流、合乎道理，似乎“我们”总是活得更有尊严一些。从逻辑上说，“他者”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他们”的存在是“我们”存在的绝对必要条件。为了确立“我们”的自我认同、自我意识和作为主体的权威，“我们”必须建构对立面，必须建构“敌人”，“他者”必须存在。只有如此，“我们”的存在才合乎逻辑。 “他们”和“我们”，双方常常会有殊死的对抗，黑格尔认为他们当中的任何一方都企图消灭另外一方，都想以对方为中介来确证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的自我是借用“他们”的身份来确立的。祝队长冷峻、严酷和不近人情，因为一场意外的丢石头事件和对本身九财叔的怀疑、厌恶，他以强硬的态度扣除了九财叔二十块钱的工钱，这激发了九财叔的强烈不满。九财叔为讨要这二十块钱在之后的情节发展中做出了许许多多的努力却都以无果而终，他的每一次反抗都将自己置于了更窘迫、更边缘的境地。被扣的二十块钱工钱是整场血案的导火索。这二十块之于祝队长只是一个小数目，但它象征着自己不容挑衅和抗争的主体地位和绝对权威，祝队长在意的不是钱本身，而是想要在这种敌对中强调自己的中心地位，他需要通过“他者”的屈辱――即在这个似乎是低他一等的老农民之上，构建属于自己的绝对权威。可对于家徒四壁的九财叔来说，这二十块钱却是个大数字。两者的矛盾激烈不可调和。“我们”在“他们”的周围竖起了高高的围墙，容不得“他们”任何一点的靠近和挣扎。“他们”越是反抗，“我们”就越是敌对，不断地加高围墙，最后建成了决不可逾越的高不可攀的铁栅栏，“他们”是栅栏里的困兽。为了成为“我们”，“他们”可以暂时出让自己最宝贵的尊严。然而“他们”不愿再做一个局外人，不愿意再站在别人的窗外看属于“我们”的世界。当曾经出让的尊严无法得到回收，甚至遭到了进一步损害的时候，“他们”已经被彻底地边缘，微弱的希望之光此时完全湮灭，沦为了彻底的绝望。于是“他们”常常会在此时做“困兽之斗”。
“我”与九财叔和勘探队之间虽是平等的雇佣关系，却处处显示出低人一等的地位，更像主奴关系。“他者们”常常会感到孤独、惶恐、自卑。“我们”的严苛在挑衅面前显得更加残酷，除了不断透支“他们”的体力之外，连对“他们”最起码的尊重和信任都剥夺。
挑夫的日子很苦，从来没有挑过那么重的东西的“我”累得开始屙血。对勘探队队员富裕的嫉妒、对“我”的同情和九财叔的自怜，引发了九财叔的第一次反抗。他“抱出”我箩筐里的一块石头，“哗啦”丢进了沟壑里。之后的日子里，“我”跟九财叔又吃了很多的苦：被野猪追得差点丢了性命；“我”受了风寒，发着高烧，还被打发去挑着石头下山再挑粮食上来；“我”和九财叔下山买粮，九财叔中了垫枪，险些丧命……九财叔们住最差的棚子，吃最差的饭菜，拿最低的工资，干最重最累、远超负荷的活儿，还要忍受祝队长的傲慢、怀疑、挤兑，以及其他队员审视、冷漠的目光。悬殊的差距和冷遇让“我”和九财叔受到了被边缘化的创伤，如同《人间失格》中的主人公叶藏一样，失去了为人的资格。这种被边缘化的创伤给了九财叔沉重的打击，在他的记忆里留下了难以弥合的情感伤口。几次讨要被扣的二十块钱无果之后，他性情开始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像丢了魂了一样，发呆、躲在一处抽烟、丢三落四，眼神恍惚。他变得沉默、阴郁而可怖。当九财叔微薄的希望一次一次被打击以至于最终熄灭的时候，他意识到了自己绝不可能逃出生天的绝望，九财叔所有的不安、恐惧、愤怒、疼痛都化为了仇恨，他沦为了彻底的困兽，残忍杀害6名勘探队员的事件是这红了眼睛的困兽的最后一击。
二、冷漠的“我们”
在勘探队――即“我们”的身上，能看到来自知识分子们的难以置信的冷漠。在勘探队初至马嘶岭时，出现了一桩异事，西南的山坡上突然射出了一道“有如电焊的弧光”，把“周围的山坡、沟坎都照得如同白昼”，九财叔坚信这是野鬼，又说了好些关于“鬼市”的耸人听闻的故事。祝队长对九财叔十分鄙夷，嘲弄着让九财叔去捉鬼，王博士也从喉咙深处“发出一种怪笑”。九财叔当然没有捉到鬼，“勘探队就响起一片嘲笑之声”。
九财叔对王博士摆弄的仪器很好奇，趁王博士不在的时候，九财叔毫无恶意地跑去偷瞄一眼。没想到被王博士碰个正着，一声“干什么”和一句“这个值几十万”的怒吼毫无掩饰地显示出了王博士的鄙夷和敌意。而这让九财叔“腿一软”，“脸都白了”，“赶忙跑到一边去了”。他没力了，“整个身子都软了”，他“躲到一边去挖土，锹怎么也插不进去”。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解释勘探队的冷漠呢？
首先，“我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所以要对付“他们”。这种敌对的情绪常常让人狂热，即使是知识分子也常常难以在这种魔力之下保持自己的风范。我们似乎总是能够在互相争斗和敌对中获得，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好斗、嗜血的一面就以基因的形式固定在了我们身上，并且一代代地传递下来。文明的社会没有那么多的血腥和争斗，然而人类的原始欲望总要找到一个可以宣泄的出口。于是“竞争”成了经久不衰的话题和人类乐此不疲的游艺。在这样的人性面前，“天下大同”的理想沦为了一场热病。
面对九财叔们在心灵和肉体上遭受的痛苦，勘探队们置若罔闻、缺乏同情心。无论如何不肯还给九财叔二十块的祝队长，貌似是把九财叔一步一步逼上绝路的作恶者。然而真正使九财叔万劫不复的不是祝队长，而是一个文化群体对于另一个文化群体的冷漠和无视。作恶者并没有害人的意图，只是对受害者缺乏同情心，对因为自己冷漠而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没有自觉。“我们”是主体一方，只是一列多数人的站队，当大多数人持有相同的冷漠态度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的行为得到了默认，而不去思考这些行为和态度是否合理。冷漠是一种“平庸的恶”。阿伦特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这一报告中指出，“平庸的恶”的特征是既不思考人，也不思考社会。因为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怀有相同的冷漠去做相同的事，所以这种冷漠是一种平庸形式的恶。勘探队员们对他人的痛苦失去了恻隐之心，没有生出过帮助“他们”的念头。作为社会的、主流文化的象征，他们放弃了自身的德行。与此同时，我们还能看到他们道德责任感的缺失，他们在无所约束之下，对自己造成的对他人的身心损害默然视之，逍遥于他人的痛苦之外。长此以往，社会的道德秩序必然会受到损害和挑战。
三、游移者――“你们”
“我们”是散发着魔力的两个字，使人心甘情愿地跟着它走，由着自己被吞噬。“你们”想要尽力变成“我们”，于是就要通过抨击、伤害“他们”来靠近“我们”，比如老麻。他得到了勘探队少许的信任和照顾，与“他们”相比，多多少少地享有了些特权。为了保住这些既得利益，也为了更进一步得到“我们”的认同，老麻也开始处处挤兑“我”和九财叔。正是因为他将“喊魂”事件透露给勘探队，才使得九财叔受到了彻底的排挤和冷遇，也使“我”失去了原本在女队员小杜那里的好感，先前“我”的“心理优势”由此归为幻影，以至于最终加入了九财叔复仇的阵营。“你们”于是也成了“他们”的对立，在最后“九财叔们”的屠杀中，老麻也难逃厄运。
从某种程度上说，老麻也是被“我们”“边缘化”的对象。作为乡村文化的载体，老麻不得不接受自己这样的文化身份，接受自己这种文化身份在主流社会文化中的地位。老麻意识到了“你们”这种身份与“我们”的对立，他以自卑心理为前提，用其尊严的最大让步作为牺牲，期待摆脱屈辱的地位，在主流的镜像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在“我们”和“他们”的夹缝中获得一种平和的生活。从老麻的欲求来看，他的希望无疑是合乎人性的。然而他把自己的尊严、特权和心理上的优越感构建于对九财叔们的嘲讽、屈辱和挤兑之上，这种行为却又是反人性的。同时，老麻这样的做法也是对自己文化身份和乡土文化的一种背离。
在老麻心中，与勘探队的关系亲密与否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老麻的无意识迷乱是希望在勘探队带来的新世界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乡土文化和都市文化，这两股文化力量的相互较量、相互挟持，使得老麻的命运最终指向了死亡。这也表明了“你们”这一群体在现代文化中的悲剧性处境。
小说讨论了“他们”的希望如何一步一步落空，如何被逼迫着，一步一步与“真善美”背道而驰，如何沦落成一只真真正正的困兽。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生存背景的悬殊差异构成了两个社会阶层、“我们”和“他们”两个群体之间的激烈矛盾，这导致了“他者”的心理失衡和人格畸变。“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掐灭了他们本来就很卑微的希望。“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弱者，是边缘群体。“他们”不握有话语权，无法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这场血案是“他们”在长期的压抑之下发出的一声低吼，是一场无可奈何、被逼无奈之后的复仇。
“你们”、“我们”、“他们”，都是都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相互博弈之下的牺牲品，文化冲突起源于一种文化对另一种的压制。“他们”惩罚了“你们”和“我们”，“我们”最终通过宣布对九财叔和“我”的死刑又反过来惩罚了“他们”。在这场殊死之战中，没有一个人是最后的赢家。不同文化身份的人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都处于了一个悲剧化的境地。
虽然“我”是本场屠杀的主谋之一，但“我”和小杜之间的友谊是本篇小说的唯一亮色。小杜欣赏“我”嘹亮高亢极富古韵的民歌，“我”爱小杜的渊博的知识。在“我”的身上能够看到人格的分裂和人性的回归。这启示了我们应当正视地域文化之间的冲突，而不是用简单粗暴的手段以暴制暴。否则还会有下一个祝队长、下一个九财叔。我们应当为乡土文化在当今的主流话语中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不再让城市里的“他者们”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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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九论范文6
作者通过访谈石化企业内部人士、查阅文献资料等形式，对比近年来不同地区的PX项目引发的舆情危机，从企业内部管理、外部环境、舆论宣传等角度分析了九江石化PX项目成功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反思企业在危机事件处理中利弊得失，促进企业提升危机管理的意识和水平。
[关键词]危机管理；PX事件；应对策略；舆情管理；企业声誉
[中图分类号]TQ24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39-0172-02
1 事件背景
近年来，全国多个城市不断发生抵制PX项目的。从2007年厦门爆发的反对PX建设的“散步”行动以来，凡是有PX在建项目计划的城市，几乎无一例外地遭遇到“滑铁卢”。例如厦门、大连、宁波、镇海等地，均是在市民公开抗议PX项目后，政府很快表态“坚决不上”。“PX项目公示―群众反对―政府下令停建”这样的一种模式已经成为了恶性循环。各地PX建设几番未遂，倒更使人坚定了“PX有罪”的信念。
PX项目和转基因食品一样，不断搅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不但地方民众对PX项目“谈虎色变”，连带到所有的炼油企业新建或改扩建项目，都受到诟病。舆论和民间呼声似乎都在一边倒地反对炼油项目，和数十年前地方政府和民众期盼炼油企业投资的热情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一片哀鸿遍野之中，唯一成功突围的就是九江石化拟建的PX项目。只有这个项目在遭遇民众抵制之后却成功地扭转了民意，使得项目得以推进，目前已经进展到环评的最后一步。难道是九江市民对环境的重视程度比不上厦门、昆明等地吗？当然不是。这座具有2200多年历史的江南文化名城，坐拥风光秀美的庐山、鱼米之乡的鄱阳湖和雄浑伟岸的长江。九江人当然不会罔顾自身安危，冒着环境被破坏、生活质量下降的风险来支持PX项目建设。因此，最初听说九江炼油厂要新建一座60万吨芳烃联合装置，其中就包含有PX装置时，许多市民也很反对。但与其他城市做法不同的是，当地政府既没有由于公众的抗议而叫停PX项目，也没有藐视公众的意见，而是正面回应群众的质疑，并与企业联手采取各种方式大力地进行科普宣传。九江的例子告诉我们，PX项目的推进并不是没有可能的。通过有诚意、有技巧的沟通，老百姓愿意给PX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2 九江石化PX为何能够成功突围
2.1 原因之一：至诚则明，企业声誉是基石
PX项目所涉及的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或科学问题，而是深刻的社会问题，其实质折射的是民众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不信任。从国外经验看，在技术上，PX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但是即使在技术上能够实现，也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真地能做到。中国尽管建立了各种防止污染的法律法规，但到了执行过程中往往沦为空谈。一方面是监管不到位或者缺位，另一方面是信息不透明产生的腐败现象，使民众对于环境评估和环境监管等问题存有太多的疑虑。在茂名PX事件爆发前的一场沟通会中，引发群众不满的三个问题中有两个与PX并不相关，却直指地方政府的环境管控能力。
在以往的事件中，政府往往冲在前面，充当事件的当事人和调停人，而企业则选择不发声，被动地等待政府出面协调解决。但是在九江项目中，推进主体变成了九江石化。九江石化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姿态，大胆地邀请民众走近厂区、走近国企，亲眼见证一家大型国企先进的生产工艺、成熟的管理水平和负责任的企业良心。“谣言止于真相”，当群众看到企业的生产、安全、环保工作情况、感受到企业的真诚态度之后，许多原本反对建PX项目的公众和网络人士转而成为帮助化解危机的中坚力量。
为PX项目贴上企业的标签，这本身是需要勇气和底气的。这样做的前提是企业必须有良好的声誉。由于九江石化一直以来全力以赴地做好安全、环保、生产工作，保持了良好的安全环保记录，这样才能得到公众和社会的认可。
2.2 原因之二：各司其职，政府与企业默契配合
九江石化PX项目之所以得到圆满的解决，政府与企业在事件过程中的默契配合堪称典范。九江PX项目通告之后，九江市委、市政府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及时发现问题的苗头，在较短时间内快速部署，组建了包括公安、宣传、环保、维稳等相关部门在内的“九江石化芳烃项目推进领导小组”。各部门人员分工配合，环保部门负责手机和网上答复相关问讯电话及邮件，维稳办派专人负责各小区、街道、学校、工厂等地的科普与引导，九江石化则专门负责科普宣传。为了防止因解释的内容或口径不一造成“自相矛盾”的印象，所有讲座都由企业方面出人，所有科普资料都由企业核准。这样做就有效避免了信息混乱和不对称等问题。
2.3 原因之三：舆论引导，科普工作成效卓著
在此之前，媒体几乎一边倒地反对PX，甚至将厦门等地的抗议行为视为“民权意识”觉醒的标志。而在镇海PX项目折戟之后，政府及产业界日益认识到PX危机事件将对我国市场造成的严重影响，于是开始为PX正名。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官方媒体以及包括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等在内的专家学者都不遗余力地宣传普及PX知识。
九江石化这次来势凶猛的舆情危机最后之所以能够平复，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全面支持。当地政府对事件高度重视，组织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做解释说明，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教育工作。同时，由市环保局牵头分别在九江石化、九江市教育局组织对全市经济和教育系统的干部职工进行PX项目的宣传教育活动，并组织学校教师和学生到九江石化厂区进行参观。
九江石化在进行科普工作时，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作了精心的设计。他们的PX科普形式多样，不但有讲座，还邀请民众到九江石化参观，并两次组织到兄弟单位――金陵石化参观PX装置。只有看到装置、看到员工的面貌、看到产品，才能消除人们的疑虑。其次，科普工作还从内部员工入手，组织员工进行各种学习和讨论。很多班组分解出具体课题，如“PX项目到底有多‘毒’”、“公众对于PX项目的态度”等问题，鼓励员工收集相关资料，并对正、反意见整理分类。真理越辩越明，员工对PX有了清晰的认识，无形中成为正面意见的传播者。
在政府的帮助下，他们还针对教师、街道、公务员、中小学及部分网络意见领袖进行了针对性的科普工作。
3 得失总结，未来应如何应对危机事件
从2007年开始，由于各地爆发的反PX浪潮，我国错失了发展PX的大好时机。目前我国每年的PX自给率只有40%左右，对外依存度过高，市场几乎被国外企业瓜分。一方面，国内企业在PX产品价格上受制于人，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另一方面，上游产品的价格高昂大量挤占了下游PTA厂商的利润，使得化工产品亏损更加严重。未来我国即使再新建PX装置，却已经失去了最佳战略期。当然，建还是不建，这是经济学要考虑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能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为今后的危机事件应对提供一些借鉴，让非理性止于PX，也未尝不是“失之东隅，得之桑榆”。
乔马可尼（Joe Marconi）在《危机行销》一书中建议企业危机沟通应做好以下九方面的准备：
（1）指定一位新闻发言人；
（2）坚持诚信，不要透支信用；
（3）开诚布公，率先公开承认问题；
（4）告知危机应对举措；
（5）预期最坏情况并做好准备；
（6）通过各种沟通渠道（新闻稿、广告等）宣传企业的立场；
（7）发言人的光芒不能盖过所要传达的讯息；
（8）居安思危，随时积累公司信誉；
（9）借助专家（网络专家、心理专家）等第三方的力量。
其中第2条和第8条直指企业的声誉，试想如果没有长期积累形成的良好的企业声誉，在面对危机事件时，企业的任何解释都缺乏信任的基础，都显得过于苍白。
九江石化在PX危机事中管理阶段恰当地运用了借力策略和提供资讯策略。借力策略即指借助政府、专家等第三方力量，共同面对危机。正是由于有九江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成立了包括公安、宣传、环保、维稳等相关部门在内的领导小组，利用政府的号召力和严密的组织体系，深入基层群众中开展科普宣传教育，为企业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提供资讯策略是危机公关中常见的策略之一，意旨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指示性资讯、事实性资讯和心理调节资讯，告知他们发生了什么危机，如何做等。公众之所以会误解、恐慌，关键还是没有渠道了解事实真相。在信息沟通过程中，拥有较多信息的一方无疑是强势的，它可以控制信息源，决定何时、以何种方式何种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强势的一方有责任和义务向对方公开必要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换取对方的信任。由于信息永远是流动的，也就是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会一直存在，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双方是否掌握了同样多的信息，而在于拥有信息源的强势的一方是否以平等的态度、拿出诚意来对待弱势的一方。在危机事件发生后，九江石化坚持“开门办企业”，不怕亮相，邀请群众走进厂区，许多群众感觉到企业有实力、有底气，因而对企业改变了看法。同为中国石化集团下属的兄弟企业――金陵石化积极配合九江石化组织群众参观自己的PX装置，体现了石化企业的大局意识。要知道，只有越来越多的PX项目获得认可，才能盘活整个市场，否则，仅凭个别企业的力量无法扭转长期以来形成的负面影响。
尽管九江PX项目在众多同类项目中成功“突围”，但是在企业危机管理的做法上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最关键的是在危机事前管理阶段，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如：未事先通过媒体和第三方调查机构对群众的意见和反应进行调查和评估。通过民意调查能够帮助企业预判事态的发展方向和潜在的危机。其次，在评估风险发生概率的情况下，可以针对群众的心理需求，制订沟通的策略和议题，提前启动“教育策略”，在矛盾尚未爆发或激化之前，以教育引导的方式进行科普宣传，较容易为人所接受。另外，企业不能够一味地回避可能发生的潜在风险，有时限于客观条件，危机诱因不可能被完全彻底的排除，但是可以通过将危机诱因控制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将危机损害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为进一步处理危机争取时间等资源。如果在普及宣传PX低毒无害的过程中，同时告知公众面对可能发生的事故和风险应如何自救，以及企业在风险控制过程中采取哪些预防和补救措施等，会更增加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感召力，也更易增进群众对企业的信任。
参考文献：
[1]刘茜，王高.国外企业危机管理理论研究综述[J].科学学研究，2006（S1）.
[2]韦恒.基于市场营销视角的企业危机管理[J].行政论坛，20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