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红楼梦评论范文1
关键词：俞平伯；吴世昌；《红楼梦》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3-0131-03
本文从自己的收藏之中，选取了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吴世昌分别就《俞平伯论》、《红楼梦探源》出版事宜给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的两封信，并且简要地作了一些评介，希望能够对研究20世纪的红学史有所帮助。
一、俞平伯关于《俞平伯论》的一封信
俞平伯于1985年6月27日给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邓韶玉写了一封信。书信的全文照录如下：
韶玉同志：前付一书，寄你府上，后未见复，不知收到否？我的说《红》旧稿编辑如何？希将目录见赐。未知何时能付印？均希示知。以京中社科院文学所将于明年一月开一有关我的纪念会，如能早日编刊，于两方面亦皆有益也，匆布不尽，即候
撰祺
俞平伯
八五.六.二七
在通信地址面上除了收信人寄信人姓名地址之外，俞平伯还加了一句：“邦叟主人前致意不另平”。
俞平伯（1900—1990）是中国一位大师级的著名学者、作家、诗人。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以《红楼梦》研究著称于世，与胡适并列为“新红学派”的创始人。1921年11月，胡适写成《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文，建立了以“自叙传”为核心的新红学体系。1927年8月，胡适购得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而脂砚斋恰恰通过大量的批语，证实了胡适的全部学说，由此奠定了胡适学说在《红楼梦》研究中的绝对权威。俞平伯在新红学研究中的代表作，是他在1922年2月至7月之间写成的《辨》一书。在新红学研究领域中，他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通过对《红楼梦》的艺术分析，使得自传说具体化与形象化了。在50年代初，俞平伯又将《红楼梦辨》修订成《研究》出版。谁知到了1954年，他突然因此而遭到莫名其妙的横祸，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大批判运动的斗争对象，受尽了各种各样的屈辱。一直到了198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的庆祝会上，当时的院长胡绳在致词中才正式表示，1954年对俞平伯先生的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大约在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计划推出新红学代表性人物的论红著述全集。到了1988年，《胡适研究论述全编》、《俞平伯论》等书陆续出版，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其中，《俞平伯论》分为上下两册，收集了俞平伯从1921年的《与顾颉刚讨论的通信》到1978年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为止60余年之间撰写的红学研究论著，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研究《红楼梦》的主要学术成就。
在《红楼梦》的研究当中，俞平伯与胡适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新红学派的研究特色，在于注重考证著者的生平与作品的版本，并擅长于把《红楼梦》当作历史甚至家史来研读，俞平伯就不太一样。所以我认为，在所有知名的新红学家当中，只有俞平伯把《红楼梦》当成小说而不是历史进行研究的部分成果，最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与推敲。随着时间的推移，俞平伯甚至出现与胡适学说分道扬镳的若干迹象。他在1978—1979年之间撰写晚年代表作《乐知儿语说红楼》时，研究《红楼梦》的思路、观点及其方法，都发生了某些实质性的变化。他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而且全新的学术观点，即“人人皆知红学出于《红楼梦》，然红学实是反《红楼梦》的，红学愈昌，红楼愈隐”[1]。到了1985年，俞平伯在《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一文之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道：“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了”[2]。当然，由此不可避免将会引出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自己否定自己60余年来研究《红楼梦》的许多重要成果。所以，俞平伯的晚年是相当痛苦的，十分矛盾的，犹豫不决的。他致邓韶玉的这封信，恰恰比较充分地反映出他的这种复杂心态。俞平伯一方面已经在认真地反思新红学的根本缺陷，另一方面他也还是很珍惜自己研究《红楼梦》的心血结晶。他欣然同意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他的论红全集，而且还十分关注编辑的进展情况，特别希望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庆祝会之前印出（尽管最后未能如愿以偿），都充分说明了他这样一种思想感情。大概是为了避免引起过多的争议，俞平伯并没有把《乐知儿语说红楼》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入《俞平伯论》之中，而是把它作为遗作交给他的外孙韦柰保存。
然而，俞平伯毕竟是一位十分诚实、正直、善良并且杰出的大学者，个人的荣辱远远比不上探究真相更加重要，所以他不断地思考着、追求着。据韦柰回忆，到了1990年6月中旬以后，在俞平伯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那些天，他一会儿要我把‘脂评本’拿给他，一会儿又要他自己的‘八十回校本’，像是中了魔，常常坐在书桌旁翻看《红楼梦》，一看便是半个多小时”。他在若有所思之中，突然之间恍然大悟，似乎明白了点什么，感到可能发现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最后俞平伯终于拿起笔来，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这样震撼人心的话语：“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以辞达”[3]。
俞平伯所思考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新红学研究的生死存亡。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阳健、曲沐、克非、吴国柱、陈林等一批学者，沿着俞平伯已有的思路，针对《红楼梦》的脂批本，提出了全面系统而且十分有力的质疑，掀起了一场20世纪红学最大公案的大讨论。特别是欧阳健在他集大成之作《还原脂砚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里，通过大量的事实分析论证，似乎是令人震惊地揭穿了脂砚斋作伪的本质，从而说明只有程甲本《红楼梦》才是真本才是正本。而中国红学界的主流派，对于这批学者的惊人观点，要么置之不理，视而不见；要么乱骂乱批一通。到目前为止，反对者一直缺少正面的、理性的客观的分析，特别缺少有针对性的有充分根据的一条一条地反驳有关的质疑的理论。由于事关重大，为了中国的《红楼梦》研究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希望这场大讨论能够全面系统深入地展开，通过互相之间的有力辩驳，最终讨论出一个让绝大多数红学爱好者接受的结果。
二、吴世昌关于《红楼梦探源》的一封信
吴世昌于1962年3月24日从英国给中华书局写了一封信。书信的全文照录如下：
三月五日来示今早收到，至谢。
承询拙著“红楼梦探原”，自去年起已着手写中文本，在暑期前写完前二卷。但在暑假中收到自香港友人寄来的胡适旧藏十六回残本（即所谓的‘甲戌本’）的影印本，其中脂评与俞平伯先生所编印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略有出入。我从前写英文本时完全根据俞氏“辑评”，在‘脚注’中页数也指“辑评”，因此中文本须据影印本加以修改。同时，对于胡适在影印本序言中若干荒谬论点，尤其关于该抄本的底本年代方面，需要驳斥。因此进行较缓。此外，自英文本刊布后，有国际间许多对此书有兴趣的学者来信讨论，及各国期刊的书评，有些意见很好，有些是错误的。在中文本中也要考虑，以免引起疑问或误解。
承告国内各方面向贵局询问此书，使我感到愧惭，未能及早赶出。也使我十分感激同志们对此书的关心，鞭策我加紧努力。我现在准备暑假中全家回国，希望在最近两个月内努力赶写，以便回国前寄上。
此致
敬礼
吴世昌上三月廿四日，1962
请注意我的新地址：
17 BARDWELL COVRT， Oxford， England
吴世昌（1908—1986）是中国一位以词学和红学研究知名的学者。1947年吴世昌远赴英国，担任牛津大学高级讲师。1962年回到中国，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61年，吴世昌在牛津大学出版了英文著作《红楼梦探源》。一共五卷二十章，391页，历时三年写成。内容分为抄本探源、评者探源、作者探源、本书探源、续书探源五个部分，以研究《红楼梦》的版本和成书过程为主要特色。因此，该书一出版即受关注。特别是吴世昌在1961年12月写成的《我怎样写》一文，在《新华月报》1962年6月号上发表以后，中国的红学研究工作者已经知道《红楼梦探源》一书在国外出版的讯息。
吴世昌致中华书局的这封信，是对中华书局当年3月5日来信的回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说明《红楼梦探源》由作者自译的部分，中文本与英文本有所不同、略有增删的原因，就是依据胡适1961年影印出版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重新再作了一些校订，与此同时又批驳了胡适在影印本前言中的若干学术观点，还有就是参考了英文版出版后读者与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作了若干修改补充；二是说明当时中华书局就十分关注《红楼梦探源》一书，一直在与吴世昌联系商量《红楼梦探源》中文版的出版问题。下面分别围绕着《红楼梦探源》的价值问题与出版问题，再进行一些比较具体的分析探讨。
首先，关于《红楼梦探源》的价值问题。1921年11月，胡适写成《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文，建立了以“自叙传”为核心的新红学体系。1927年8月，胡适购得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而脂砚斋恰恰通过大量的批语，证实了胡适的全部学说，由此奠定了胡适学说在《红楼梦》研究中的绝对权威。新红学派的研究特色，在于注重考证著者的生平与作品的版本。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不但是他本人研究《红楼梦》的代表作，而且与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一起，成为继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之后，20世纪所谓“新红学”前期另外几部代表性的著作。与其他几部著述不同的是，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是一部地道的英文著作，从而第一次在国际学术界直接地展示了新红学的研究成果。
翻开《红楼梦探源》一书，我们发现，在《红楼梦》几个重要抄本的年代、曹雪芹的生卒年等不少具体的学术问题上，吴世昌的确有着自己较为独到的见解，但是他的整个思路、方法与观点，毫无疑问地仍然沿着胡适的研究模式。可有意思的是，吴世昌却在《红楼梦探源》的中文版里，对胡适进行了多方严厉的批判与挖苦，甚至根本不承认胡适的研究在新红学体系中的开创意义与奠基作用，而是硬把王国维拉进来作为新红学的奠基人。众所周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在红学研究史上的确十分重要，但他做的毕竟是文学评论文章，与新红学的路数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更有些过分的事情是，胡适在1928年撰写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曾经说道：“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4]，本来是指围绕新月书店成立所作的各种宣传，吴世昌把这句话抓住紧紧不放，故意歪曲这句话的意思，硬把它说成是1927年新月书店原来准备出版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结果甲戌本却被胡适出了重价买下留在身边成为“枕中鸿宝”[5]，以至于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在当时无法出版。这就距离事实真相太远了。说出这种有些昧着良心的话，不能不反映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与中国文化人的某些特色。
其次，关于《红楼梦探源》的出版问题。在“”结束以后，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外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该书收录了吴世昌除了《红楼梦探源》之外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其中包括《我怎样写》一文。而由吴世昌本人以及孙郁根、曹莉共同翻译为中文版的《红楼梦探源》一书，一直等到了1996年，才收入《罗音室学术论著》第四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这是《红楼梦探源》在中国的第一次出版。《红楼梦探源》的英文本不分上下篇，而中文本则分为上下篇，因为上篇系著者自译，并有增删；下篇由他人翻译，其中第十一章至十六章的译者是孙郁根，第十七章后半至二十章的译者是曹莉。全书的章节题目均由著者所定。
《罗音室学术论著》第四卷的“编后”在谈到决定收入《红楼梦探源》时说道：“正在考虑请人翻译时，忽然发现了先生自译前半部书的手稿，从纸张分析，似写于回国前后；经与原书查对，内容有不少增补和修正（如原第六章第四节扩为一章等）。这发现使我们惊喜，随即请清华大学外语系两位青年教师曹莉、孙郁根翻译后半部，与先生自译稿合璧，以飨读者”[5]。由此可见，编者似乎并不知道中华书局早在1962年3月就曾经向吴世昌约过《红楼梦探源》的中文版，而吴世昌当时还曾很有信心地表示，再有两个月即可赶译出来交稿。换句话说，《红楼梦探源》的中文稿预计在1962年5月即可译写完毕。
有意思的是，直到“”爆发，《红楼梦探源》也没能由中华书局出版。当年中华书局先是向吴世昌约了稿，结果却又未能将《红楼梦探源》一书出版的原因，由于目前缺乏第一手的档案材料，我们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估计主要是因为吴世昌边修改边翻译进度比较慢，加上他回国之后又根据最新掌握的材料，忙着撰写了一些新的红学论文，从而耗费了不少的时间与精力。他很可能在回国之后，就没有再进行《红楼梦探源》一书的翻译工作。另外，还可能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有点关系。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大灾难，使得当局在政治上的控制不得不放松一点。一大批高质量的文史新著旧籍，恰恰都是趁着在这一个空档出版的。随着国民经济的情况略为好转，官方也就不断地加紧了政治上的控制。所以，六十年代初期一度出现的比较宽松自由的学术文化环境，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可能是由于中华书局没有再催促，吴世昌也就没有再进行《红楼梦探源》的翻译工作，最后导致《红楼梦探源》一书只由他本人翻译了一半。
参考文献：
[1]俞平伯.从“开宗明义”来看《红楼梦》的二元论[C]//俞平伯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37.
[2]俞平伯.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J].文史知识，1885，（8）.
[3]韦柰.我的外祖父俞平伯[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43.
新红楼梦评论范文2
关键词：胡适；新红学；实验主义；索引派
红学与敦煌学、甲骨学并称为上世纪初的三大显学，《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的巅峰之作，成书于18世纪中叶，旋即流行。五四之前以新、旧红学论争为前导，开启古典文学研究的新里程，随之而来的是研究风气渐浓，到晚清的光绪年间，已有“红学”一词出现。《京都竹枝词》所“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说的就是当时的情景。如果以五四为界划分新、旧红学，那么这旧红学可划分为三派：一是评点派，如脂砚斋、王希廉、张新之、陈其泰、姚燮等人；二是题咏派，如明义、叶崇仑、沈赤然、潘德舆、唤明等人；三是索隐派，如周春、徐时栋、舒墩、王梦阮、沈瓶庵和蔡元培等人。此外，还有如王国维借鉴西方美学理论来评价《红楼梦》这样的特例。但若说五四时期进行过激烈论争的旧红学派与新红学派，那么前者是特指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后者是特指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论著，否定了“索隐派”旧红学，创“（曹雪芹）自传说”之“新红学”，为红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一、胡适对“旧红学”的批判
胡适，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五四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初名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1962年2月24日卒于台北。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从1920年至1933年，胡适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在北大，发表一系列明清小说考证文字，其中关于《红楼梦》的5篇，否定了“索隐派”旧红学，创“（曹雪芹）自传说”之“新红学”。为旧小说写序，作考证，在这方面胡适的贡献是很大的，而影响也很大。在旧时代，小说不能登大雅之堂。由于胡适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小说公然登上了文学的殿堂，同其他昔日高贵的文学品种平起平坐。总的来看，胡适考证《红楼梦》和中国传统小说的方法，既得自西方的实验主义，又是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的继承。
胡适撰写《红楼梦考证》的时候，正是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等著作广为流行的时候。《红楼梦考证》一开头就宣称：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接着，胡适就将这种“附会的红学”分作三派予以评介：
第一派即王梦阮、沈瓶庵，认为《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
第二派即蔡元培，认为《红楼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
第三派是乾隆年间就开始流行的“明珠家事”说，以贾宝玉为明珠之子纳兰性德。胡适对这三派一一作了批评之后，便“忠告”“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
索隐《红楼梦》的“本事”始于乾隆时代，到了清末民初，已有多种说法，如说是金陵张侯家事、明珠家事、傅恒家事，以及顺治与董小宛等事。这其中，最有学术价值的当属蔡元培的说法。蔡元培在1915年撰写的《石头记索隐》中认为，《红楼梦》是“康熙朝政治小说”，所“本”的是康熙太子胤祁及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等事。“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书以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他的索隐较此前的所有索隐都周详、审慎，鲁迅说是“旁征博引，用力甚勤”。
红学派为什么要索隐？其中当然有学术外之因素存在，例如政治斗争的需要；但《红楼梦》开篇就说书中有“真事隐”，因而试图揭发它所“本”何事，无可厚非，甚至实属必要。只不过旧红学派的索隐，尤其是蔡元培以前的索隐，绝大多数是些臆测附会，有害于学术发展，所以在倡导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时代要批驳他们的谬误，理所当然。
二、胡适“新红学”的建立
新红楼梦评论范文3
关键词：红楼梦；重新拍摄；经典；连续剧
1979年，王扶林导演就有意把古典名著《红楼梦》搬上荧屏。这一设想得到了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红学界的支持，连续剧《红楼梦》成了中国电视史上迄今最风行的电视剧。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有人投巨资准备重新拍摄《红楼梦》时，却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无论世人赞成也好，反对也好，重拍的准备活动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一、重拍红楼梦的意义
（一）展现新的研究成果
《红楼梦》是我国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虽是一部爱情小说，却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涵，其爱情的悲剧影射了晚清社会的衰落趋势，有很高的历史厚度。其创作手法、语言艺术及人物塑造都达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特别是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成功拍摄，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研究“红学”的热潮。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认为因为人们的认识水平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每一次重拍，就是对这个作品一次新的认知，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们对红楼梦的又有新的认识，加上观念，环境的改变，国家经济的发展都为重拍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好的条件。
（二）再现经典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被改编过不下一百遍，每年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版本的《哈姆雷特》问世，它们当中绝大多数很平庸，却让一代又一代的年轻观众了解了这部传世之作。
《红楼梦》也一样，像红楼梦这样的伟大作品重拍多少遍都不为过，它们会各有各的美，尤其是红楼梦没有结尾，更引起人们对它的结尾充满遐想。红楼梦原本就可以任人评说，当然也可以重拍，这就如百花齐放一般，各个版本的红楼也会姹紫嫣红的。曹雪芹的原著见证了不同时代对它的理解和演绎，再糟糕的版本也糟蹋不了它，再完美的诠释也取代不了它。
（三）弥补曾经的缺憾
1944年，著名导演卜万仓将《红楼梦》拍成电影，动用了当时最红的电影明星，周璇扮演林黛玉，袁美云反串贾宝玉，凤扮演薛宝钗。1960年内地越剧版《红楼梦》由著名的越剧搭档徐玉兰和王文娟主演，留下很多动听的唱段，也成为两位艺术家在那个动荡年代的人生转折点。在内地87版电视剧《红楼梦》之前，还有一些版本的《红楼梦》留给我们的已经不是作品本身的成败，而是一些复杂的记忆。
对于观众熟悉并视为经典的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比如，结尾部分电视剧抛开流传很广的高鹗续作，根据红学界的研究结果重新编写了一个结尾。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妥，但是稍微有点直觉的人都能看出来，87的最后几集实在太仓促了，台词跟前面有明显的差距，就连部分角色的配音都不统一，给人的感觉是草草收场。重拍红楼梦可以弥补曾经剧中的缺憾，并且可以有所进取、努力超越。
（四）吸引新观众，激发青少年关注传统文化
经调查发现，87版《红楼梦》对于80后的吸引并不大，有些80后和90后甚至表示从没有看过这部经典电视连续剧，而且也不太理解父辈对这部连续剧的追捧和喜爱。而20年后的今天，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将实行“年龄稍大角色请明星加盟，年轻角色全部通过全球华人海选用新人”的选角原则，不排除邀请日、韩明星的可能。尤其是“宝黛钗”的演员立刻采用当前最时尚的做法“全球海选”角色扮演者。对于刚才提到的新观众来说，戏未开拍，已被吸引了。那么《红楼梦》的重拍也会带动广泛的红楼热，激发了青少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
（五）增加就业机会
经过20多年的岁月洗礼有人再次提出重拍《红楼梦》并且迅速聚集到上亿元的资金，工作启动之后，今天的重拍，从投资者，到编导人选，再到演员选秀等一系列现象来看，显然更像是在把这《红楼梦》当作一种商业运作，一种时尚运动，一种市场运营。无论如何这些活动都会带动部分经济发展，正如一位红学家在评论87版《红楼梦》时开头的一句话：千古一部《红楼梦》，养活今世多少人！
二、重拍红楼梦的优势
（一）导演经验丰富
87版《红楼梦》给人的印象深刻，王扶林导演功不可没，然而重拍《红楼梦》的胡枚也是实力雄厚，她是国家一级导演，曾执导《汉武大帝》、《雍正王朝》、《乔家大院》等多部比较成功的作品。胡玫有着浓厚的大历史情结，她把握时代人物和政治事件游刃有余，相信在红楼梦的拍摄中也能呈现出这部名著的精神实质。
（二）投资巨大
87版《红楼梦》的投资仅为680万元，而新版的投资高达上亿，十多倍的投资会大部分用在制作上，号称中国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电视连续剧，由北京电视台、中影集团、华录百纳、鑫宝源等共同参与，中影集团总经理韩三平担任总制片人，韩三平介绍，“新版会充分展现中华民族的纺织艺术、饮食文化和医学文化，原著中的诗词歌赋也都会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
（三）演员的选择面广
二十年前那部《红楼梦》的演员其实也是副导演全国各地海选而来，基本没什么经验，但经过培训，都表现得很好。新版《红楼梦》中主要人物的选定，工作组显得比较慎重，光是海选时间就接近一年。在这么久的时间里，想必能够选出好的演员。海选从2006年8月一直持续到2007年6月，而且选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可谓面面俱到。
（四）商业价值大
目前尚不能完全评估新版《红楼梦》的商业价值，然而仅是前期的海选工作完全可以捞足第一桶金。另外，根据老版的相关数据，也可以推算出新版《红楼梦》的其它商业价值无限。比如，重拍《红楼梦》的消息后，老版《红楼梦》的收视率已经从最初的2．7点上升到了7点，翻了三番。广告费也上升了，以30秒的广告为例，从40000元到46000元不等。还有为旧版《红楼梦》而搭建的北京大观园，近几个月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在网上输入“新版《红楼梦》”，打开“谷歌”搜索引擎，就有767000项网页；打开“百度”搜索引擎，就有459000篇网页。
三、重拍红楼梦的难点
老版红楼梦先入为主，在百姓心中唯美的记忆，这个是无法改变的。很多人强调那是因为在过去电视生活非常单调，红楼梦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现在重新拍红楼梦不可能超越老版所带来的高度和震撼。
（一）时间太短暂
1979年，王扶林导演就有意把古典名著《红楼梦》搬上荧屏。这一设想得到了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红学界的支持。1981年11月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改编问题。1983年2月成立筹备组，5月成立编剧组，8月成立顾问委员会。1983年12月完成剧本初稿。用了约两年的时间，从全国各地数万名候选人中遴选出一百多名演员。1984年春夏在北京圆明园先后举办了两期红剧演员学习班。让他们研究原著，分析角色，同时学习琴棋书画，陶冶自己的情趣，最后确定角色。为拍摄的需要，在北京市宣武区按照原著的描绘，设计建造了大观园；在河北正定县建造了宁国府、荣国府和宁荣街。1984年2月9日试拍，9月10日正式开机，在安徽黄山拍下了第一组镜头，至1987年上半年完成，先后到10个省市的41个地区的219个景点，共拍摄了近一万个镜头。老版《红楼梦》最初是1个月拍1集，后面是1个月拍1.5集，直到快结束时才1个月拍2集。
据媒体报道，新版《红楼梦》的选秀活动将从今年10月到明年6月结束，几乎选秀活动一结束，马上就投入拍摄，学习、培训，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该剧计划在2008年奥运会前后就与观众见面。87版花了三年，而新版最多预计花三个月，这样的“神速”，使那些本来就在浮躁的商业活动中“胜出”的选手们，怎么能够有时间去领悟原著精神呢？
（二）著作中的精髓表现难度大
冯其庸说，《红楼梦》确实很难拍，《水浒》、《三国演义》的故事都是摆在面上的。而《红楼梦》的语言背后往往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比如书中说到元妃省亲，元妃在省亲别墅里看到张灯结彩、豪华得不得了，就说：“你们太奢华了，太靡费了，下次我再来千万不能这样了！”这句话的意思，实际埋藏了作者对现实的批评。一部电视剧《红楼梦》，要把书中多层含义拍出来很难，但一定要拍得有深度，把《红楼梦》的基本精神拍出来，让观众看起来是尊重原著的。与此同时，还要有新见解、新视角，不能照搬，这样，重拍的难度又加大了十分。
（三）人物角色把握难度大
向来，不同的人对宝黛钗有不同的看法。如果站在作者的角度理解，贾宝玉是一种叛逆的性格，林黛玉也是叛逆的性格，他们对封建的政治、考试制度、礼教都不赞成，特别是婚姻问题上主张自己选择。薛宝钗则是完全按照封建礼教的要求来要求自己的一个女性。很多人不喜欢林黛玉，觉得她脾气大，喜欢薛宝钗的随和。但薛宝钗的随和完全是封建礼教的三从四德，是没有独立自主性的。《红楼梦》里有一句描写薛宝钗的话很重要，“任是无情也动人”。这句话看上去挺好，其实这句要倒过来才符合薛宝钗的性格，就是“任是动人也无情”――不管她怎么热情、怎么随和，但是到头来她是无情的。作者对这三个人物是有倾向性的。《红楼梦》这部书有它特殊的进步意义，只有准确地理解它，才会知道它的珍贵。
（四）音乐难突破
87版《红楼梦》中的《枉凝眉》、《葬花吟》、《红豆曲》等系列歌曲，都是作曲家王立平历时四年，潜心研读原著，倾其所有创作出来的，都可堪称传世经典。虽然，新版投资方宣布，将邀请谭盾加盟，为电视剧谱曲。谭盾毋庸置疑是当今最有才华的音乐大家，他为《卧虎藏龙》创作的电影音乐曾获得奥斯卡奖的肯定。但电影音乐毕竟不同于电视音乐，后者更看重歌曲的流行性。首度参与电视剧音乐创作的谭盾是延续传统，还是另辟蹊径，现在还难下断语。
（五）结尾如何处理也是一个难点
《红楼梦》是一部残缺的艺术品，而观众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又该何去何从。老版抛弃了高鄂的后四十回，但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支持，增添很多的硬伤。但若要按照高鄂续书拍，确实又心不甘情不愿，很对不起前八十回的精彩。结尾又是让人担忧的一个难点。
（六）对于不同文化层次观众众口难调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有的观众看《红楼梦》是看剧情，有的看内涵。比如，红楼梦里的诗词歌赋与李杜的诗歌不相上下，有些观众不一定爱看，而正因为有这些才更添《红楼梦》的神奇魅力，如何满足不同观众的口味，也是新版红楼梦所要仔细推敲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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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红楼梦评论范文4
1954年，学术界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次正常的学术争论，因为的重视，而演化成为政治领域的一场大批判。本来在学术圈外没有多少知名度的俞平伯老先生，因这场批判而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被指派领导这次批判的是副部长周扬。当批判的风云乍起时，俞平伯曾三次致信周扬，商谈有关事宜。现将三信转录于下，并结合相关材料稍做分析。
俞平伯致周扬信一：
周扬先生：
红楼梦研究于一九五三年年底，即嘱出版方面修订，删去“作者的态度”、“红楼梦的风格”两文，改用考证性文字两篇。因出版方面机构变动，尚未出书。以向蒙知爱，谨附上新版目录一分，备阅（阅后无须见还）倘有所指示，尤为感幸。又前在文联发言，未知如何处理，亦拟将公开发表否？尊座是否有迁移之说？匆上，即致
敬礼。
俞平伯
十一月十一日
俞平伯致周扬信二：
周扬先生：
承您给我以宝贵正确富有积极性的指示，我愿意诚恳地接受，不仅仅是感谢。我本想写文章，但方面太广泛，一时不易集中。前在文联的发言您是听见的。近日闻北大研究所将有一讨论会我亦准备发言，并将稿子先送奉审阅。我想将这两稿合并补充写文章，不知合式（适）否？这两篇发言内容若有不正确的说法，仍盼教正。假如认为可以，我就这样做去了。我近来逐渐认识了我的错误所在，心情比较愉快。明日是会或者可以见面，我是要去的。假如您有空暇，仍盼随时用电话约谈，自当趋前。匆复致
敬礼
俞平伯
十一、十六
（注：这封信是当年周扬一案的专案人员搜集的的材料。信前有专案人员用钢笔写的一个小纸条：文艺报55年初登了俞平伯的假检讨，红楼梦问题不了了之，据侯金镜交待，这检讨周扬看过，并交康濯命文艺报登载。不知此文是不是就是那份检讨，要侯金镜核实。）
拟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红楼梦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过去的文艺思想是非常落后的，有封建的残余，更有资产阶级的唯心观点；因此在红楼梦的研究工作上也犯了很大的错误。我预备深刻的反省，今天只就想到的做初步的检讨。
这错误是什么性质的呢?是单纯的学术上的错误么?我认为不是。这是政治性的也是政治倾向的错误，是学术脱离了政治，不能发扬、不能配合政治的错误。当然，就学术的本身来说，也是错误的。它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让我稍微说明一下过去的事实，供大家的参考。社会上都说我研究了红楼梦三十年，又说我是研究红楼梦的权威，我觉得都不很的确。我并没有继续不断地研究红楼梦三十年，大约在一九二三红楼梦辨出版以后，直到一九五零年，这二十多年我早已把红楼梦丢下了，只偶然写过一两篇文章罢了。只可以说我先后研究红楼梦经过三十年的时间。再说我觉得对红楼梦也不成为一个权威，人家说我是权威，不论他是什么意思我都不能接受。我也从来不反对批评，而且深恶压制批评的。不过我对于批评也不够重视，我每每对它用淡漠的态度。
红楼梦辨当然受了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影响，不过他偏于考证曹雪芹的生平，我注意本书内容的考证而已。到了一九五零年的红楼梦研究，事实上即红楼梦辨的再版，删订一些也不很重要。我当时对政治的认识非常不够，就轻率的把这书重印了。修订这书时也犯了两点错误：(1)把文字所附的年月给删了去。(2)把两篇最不妥当的文章，作者的态度，红楼梦的风格，仍然保留着。出版以来不曾遭到什么批评。我更认为这书的流传没有什么毛病，至少没有什么大毛病了。事实上却完全不是这样。
至于近来的研究和《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不同的地方在那里呢?我从一九五三年接受本所的工作以后，题目是红楼梦。我的研究方向，包括业余写的文章在内，目的很简单的，就是想要恢复曹雪芹原本的真面目，然后再用马克思的文艺理论来批判它。用的材料是各种旧抄本，主要的是脂研（应为“砚”――引者）斋评本。用的方法依然是我过去的那一套，跟胡适的实在差不多。胡适他也很相信脂评的，不过他还没有来得及研究罢了。
从以上的叙述简单的看来，我过去的成绩只有两种：(1)主要的考证，作品是《红楼梦简论》和一些随笔。至于我接受了新的观点叫王佩璋的文章，都不在内。这两种工作有它的一贯的倾向，就是努力研究曹雪芹的原作。这就是说明我的研究完完全全是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大家说我只注意作者主观的企图，不注重作品的客观效果，这是非常正确的。说我不曾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当然更是对的。
似乎很奇怪，我看不见红楼梦的大者远者，却注意非常琐碎的小地方。这个错误绝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跟红楼梦本身的局限性有关，更主要的另一方面因为我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是不对的。我前次在中国文联，就这方面作过检讨，在这里不想多说了。
红楼梦原是有它的唯心观点，而且相当强。譬如色空，红楼梦三个字就代表了色空。诸如此类，皆所谓它的局限性。但问题不在这里。红楼梦作者尽管有他的唯心论，红楼梦尽管有唯心的成分，但并不等于我应该用唯心论的观点去研究它。不幸事实恰好这样。我正用我的唯心论跟曹雪芹当时的唯心论结合起来，因此我研究越深，便越掉到唯心论的泥坑里去了。同时我自己还觉得很不错。我认为我是了解曹雪芹真意的一个人。再说得明白一点：我的第一个注意点是曹雪芹，次之才是红楼梦，至于人民大众，我在政治上虽常说要为他们服务的，但在我研究的时候好像完全丢在脑后了。这是十分要不得的。
所以我说过，我的观点方法固然不对，最大的错误是立场。我从我个人兴趣出发，所站立场还是过去封建统治呢，还是资产阶级呢，不管怎样，反正不是人民大众的立场。尤其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
我的立场、观点方法既然这样不正确了。但是严重的地方也还不在这里。最大的毛病是我不认识自己的错误。我方且以为“面对真理实事求是”，虽然不尽符合马列主义，却可以配合马列主义的。这样的看法，分为两段，非常错误。殊不知你要面对真理，就有了立场观点的问题；你要实事求是，便有了方法的问题。如何能够想像有脱离立场、观点方法的面对真理实事求是呢。一个人的看法不是资产阶级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不是唯物论的观点，就是唯心论的观点。这绝对不能调和的。我自己以为面对真理，事实上恰恰相反。我不自觉地已经把马列主义和客观的真实分开来看了。犯了这样的严重错误，我还不觉得。假如今天大家不来给我敲警钟，我想怕不容易认识我自己的错误的，也就是不会回头了。
我既这样不认识自己的错误，自然会忽略了红楼梦客观的效果，即对我自己研究红楼梦作品所产生的效果也非常麻痹，毫无警觉。试问我的研究能引导青年们往哪儿去呢?第一，往繁琐的考证里去；第二，往资产阶级以至于封建统治的趣味里去；第三，往五花八门的迷魂阵里去；第四，说得更厉害一些，在政治上引人往退步落后的方面去。我的研究成绩幸而不多，假如很多，就会造成了许多旧式的小红学家。这如何对得起青年!所以我说这是带有政治意味的错误。
总括起来说，我过去是方向完全错了，应该往东，我偏偏往西。若不把方向改过来，也就是把立场端正过来，那我是不适宜于作一切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不但不适宜作红楼梦研究而已。所以我说过，我要把新我和旧我斗争，我要投身于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文艺思想斗争运动里。我在这个立场上欢迎一切的批评，不论他说得对与不对，他们都能帮助我的。惟其校正我，才是对我有益的。
有人问我，你研究红楼梦还继续不继续呢?我不能够回答。假如你告诉我，“你有什么错误”，让我自己认识了，那我才能继续研究；不然，我不认识自己的错误，再去作研究，岂不还是这一套么，如何能够再做下去呢。从以上的对话里，可以说明我是怎样诚意欢迎批评的。我愿意继续倾听大家宝贵的意见。
俞平伯致周扬信三
周扬先生：
日前承教，北大文研所今日开红楼梦座谈会，已遵嘱改正矣。前稿乞为毁去，为感。
又本年六月在人民大学中语系做过讲演，演稿顷经他们整理出来作为内部刊物。兹检奉一份备览。其中自然还有些错误的。不过可以看见我较晚的见解而已。匆上致
敬礼
俞平伯
十一月二十五日
（附有《〈红楼梦〉的现实性》讲稿，未录）
俞平伯的《红楼梦》情结
俞平伯，浙江清德人，著名学者、“红学家”。由于家学渊源和幼年苦读，可谓大器早成：第一首新诗《春水》发表时，年仅19岁；22岁第一部新诗集《冬夜》问世，而著名的《红楼梦辨》则是23岁写就的。俞平伯一生涉猎广泛，学术成就斐然，但最主要的成就还是在《红楼梦》的研究上。
俞平伯自云，他在23岁写作《红楼梦辨》一书是“受了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影响”。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初稿完成于1921年3月，在4月2日送著名古史专家顾颉刚，请他校读和补充遗漏材料。顾颉刚与俞平伯是北京大学的同学，交情甚笃，在二十年代往来密切，此时也恰在北京。向来喜欢读《红楼梦》的俞平伯从顾颉刚处看到书稿后，也自愿帮助搜集材料。俞平伯常到顾的寓所，看看胡适与顾有没有新发现的材料，若有，便就新发现的材料与顾交谈。另外，他们三人之间还通过信函，传递新材料和新看法。胡适常有新的材料发现，而俞、顾二人则所获甚少，两人便把注意力放在《红楼梦》本文上，尤其注意高鄂续作的后四十回。以后俞平伯发表《红楼梦辨》，着重关注“本书内容的考证”，其发端当在于此。学校放暑假后，他们继续通信讨论《红楼梦》，并以此作为度过酷暑的最好办法。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三人之间往来的信件已装订了好几本（这些信件，后经顾的学生王煦华整理发表：俞与顾的通信刊布于1981年3期的《红楼梦学刊》；同年的《中华文史论丛》第四辑则刊布了胡与顾的通信）。这次讨论，显然激发了俞平伯对《红楼梦》浓厚的研究兴趣，并从此与《红楼梦》有了不解之缘。
因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中涉及到对蔡元培观点的质疑，所以该书出版后，1922年2月，蔡元培发表了答辨文章。俞平伯读到后，再次引发了兴趣。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反驳蔡的观点。为了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俞决定也写一本《红楼梦》研究的书。他写信给顾，希望顾与他合作，以当时的通信为基础，整理成一部《红楼梦》辩正的书。这年4月，俞特意从杭州赶到苏州，与顾面商此事。顾因为太忙，而力劝俞自己担当写作任务。俞便潜心写作，于1923年完成了《红楼梦辨》一书，顾颉刚为之作序，序文长达5000字。
在俞平伯写作此书的过程中，还有一段小插曲：俞4月回到杭州后，到5月底便完成了书稿的一半，并携带书稿第二次来苏州，与顾商谈。但是，在路上却差点将书稿遗失。顾颉刚在为俞的书起草序言的初稿上，写上了这段轶事：
他（俞平伯）第二次来苏州时，我邀了（王）伯祥、（叶）圣陶、和他同游石湖。他急于回杭，下午船到胥门，赶趁马车到车站。这稿件是他一个多月中的精力所寄，所以他不放在手提箱里而放在身边。马车行过阊门，他向身边摸着，忽然这一分稿子不见了。这一急真急得大家十分慌张。我说：“马车倒回去罢！看路上有没有纸包。”伯祥主意好，跳了下去，对准迎面来的人的手里看。一路过去，他忽然远远看见有一个乡下人，手里拿着报纸包着的东西，就上前问道：“这是什么？”拿来一看，果然就是平伯的稿子！于是他抢了回来，大声喊道：“找到了！找到了！”我们都上了马车，我笑着对平伯道：“你的稿子丢了，发急到这样，古人的著作失传的有多少，他们死而有知，在九原之下不知如何的痛哭呢！”平伯道：“倘使我这稿子真丢了，这件事我一定不做了。”我道：“那么你做成这部书真是伯祥的功劳了。你嘱我作序，一定把这件事记了上去，做这部书的历险的纪念。”
但是，在序言定稿时，顾颉刚却把这一段删掉了（王煦华：《顾颉刚与俞平伯二十年代的交谊》，《新文学史料》1990年4期）。
现在看这段有趣的插曲，甚有世事难料之叹：假如书稿真丢了，俞平伯真有“这件事我一定不做了”的决心，后世便少了一著名的“红学家”，1954年的那场批判也就更无从谈起了。
《红楼梦辨》的出版，奠定了俞平伯在红学界的地位。到了1950年，俞出版的《红楼梦研究》一书，虽然俞自云“事实上即红楼梦辨的再版，删订一些也不很重要”，但在原有基础上还是有了新的论证。到1954年因这本书受批判时，俞已“先后研究红楼梦经过三十年的时间”。
1954年的那场批判，当然给俞平伯留下了难以扶平的创伤。俞在80岁后得句云：“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并加注：“十二年为一纪”。1954年，俞只有54岁，用今天的话来说，年富力强，正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华年”那场批判至俞写下这既不是诗，也不似联的句子止，已“三纪”有余了，可见，那场批判依然是他心中挥不去的痛。
但是，俞平伯并没有中断对《红楼梦》的研究。他在晚年对友人说：
一九五四年批判的我的“红楼梦研究”，我不想多说了。我只要说的，是我并没有终止《红楼梦》的研究工作。（木示《俞平伯的晚年生活》，同前刊）
的确，此后他几乎从未向人谈起那场批判。但是，“不想多说了”并不是无话可说，只是“倦说”罢了。
此后，俞平伯的研究工作依然成绩斐然。1958年出版了他与王惜时校注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这之后还写了《甲戌本红楼梦序》；1963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在《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十二钗的描写》一文。
再往后，席卷全国的“”爆发，人为地中断了他的研究。他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抄家、批斗并被赶往干校。
“”结束后，俞平伯对其晚年的学术生涯曾用“只有旧醅，却无新酿”八个字来概括。事实的确如此，他几乎没有写过什么，偶有议论，也大多是以旧稿整理。但是，对《红楼梦》的研究，他却依然挂怀在心。
1980年5月，“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召开，俞写下了《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提出了对《红楼梦》研究现状的三点意见；1986年1月2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65年举行的庆祝会上，他将《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和旧作《评〈好了歌〉》两篇文章，以“旧时月色”为题，作为发言材料。1986年11月，84岁的俞平伯应邀前往香港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他带去了《索隐派与自传说闲评》和《评〈好了歌〉》两文，宣讲的主题依然是《红楼梦》，并在港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1990年6月中旬，俞平伯病情加重，即将走向生命的终点。在此期间，他对研究了一辈子并让他大吃苦头的《红楼梦》的牵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那些天，他一会儿要韦柰（俞的外孙引者）把“脂批本”拿给他，一会儿又要他自己的“八十回校本”，像是中了魔，他一反常态，常常坐在书桌旁翻看《红楼梦》，一看便是半个多小时。多少次，他把韦柰叫到身旁，似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几经反复，终于在断续的话语中弄清了他的想法：要重新评价后四十回！……前不久，俞平伯用颤抖的手，写了勉强能辨认的字，一纸写：“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鄂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另一纸写：“千秋功罪，难于辞达。”事情至此总算有了一点眉目，他不满意他和胡适对后四十回所做的考证，不赞成全盘否定后四十回的作法。这一想法，早在他病前便曾提及，他认为能续成后四十回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它至少使《红楼梦》变得完整，高鄂、程伟元做了一件曹雪芹未曾做到的事。当然，像“胡适、俞平伯有罪”这样的话，并比可完全认真对待，因为那毕竟是他病中的呓语，是走火入魔的极端（同前引木示文）
俞平伯弥留之际写在两纸上的话，套用曹雪芹的用语，可谓“两纸辛酸泪，几句荒唐言”。曹雪芹留下的这部并不齐全的《红楼梦》，使一代又一代的文人走过或阴或晴或圆或缺的人生。人生有限，梦境无限，俞平伯走完了人生曲折的路，自己也身不由己地作了历史的梦中之人。
周扬对批判俞平伯的态度
开国后，周扬先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约在1954年年底，调任副部长。这就是俞平伯信中所言的“尊座是否有迁移之说”。在此期间，周扬还担任过中国作协副主席及党组书记。俞平伯则先在北大中文系担任教授，1952年北大文学研究所成立后，又在文研所担任研究员。1953年2月20日，北大文研所并入中国科学院，俞又到了中国科学院文研所古典文学部任研究员。1953年10月，俞当选为中国文联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及中国作协第二届理事会理事。
俞平伯与周扬的关系如何，限于材料，我们难以知道得很多。在笔者所发现的资料中，在1955年前，俞平伯曾8次致信周扬。这8封信除了上引的三封是关于批判《红楼梦》时的外，其余的5封中，有两封是俞在高校院系合并时请求周扬帮助调动工作的。俞平伯信中说，“以向蒙（周扬的）知爱”，看来交情不浅。
1954年9月，《文史哲》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后，插手此事，直到10月16日写下了那封人所共知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通信》。在这一过程中，周扬对李、蓝的文章中对俞平伯的批评，是采取不以为然的态度的。这从“”中的有关大事记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9月《文史哲》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判了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形式主义和繁琐考证的方法，把《红楼梦》说成是曹雪芹自传，抹煞了这本书反封建主义的积极意义。
9月看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后，给以极大的重视和支持。九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同志亲自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来周扬、邓拓、林默涵、邵荃麟、冯雪峰、何其芳等人，说明很重视这篇文章。她提出《人民日报》应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邓拓一伙竟然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种种理由，拒绝在《人民日报》转载，只允许在《文艺报》转载，竟敢公然抗拒的指示，保护资产阶级“权威”。
9月同志传达的指示之后，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阻挠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指责《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很粗糙，态度也不好”，林默涵、何其芳则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文艺报》转载，加了一个“编者按”，依然采取保护资产阶级“权威”，贬抑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恶劣态度。这条按语是冯雪峰写的，经旧批准，林默涵曾赞扬，“这样比较客观一些”。
10月对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斗争，以及检查《文艺报》的工作，多次作了重要的口头指示。指出，“胡适派的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判。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领导了我们。”他尖锐批判周扬等人的“投降主义”，指出，“有人说，一受到批判，就抬不起头；总有一方是抬不了头的，都抬头，就是投降主义。”他严厉批判了周扬用“没有警觉”为自己辩解，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没有警觉，而是很有警觉，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又强调说，“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他指出，“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小人物’提出来的。青年志气大，有斗志，要为青年开辟道路，扶持‘小人物’。”
……
10月16日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问题的一封信》……（“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联合编辑，在1967年5月出版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
众所周知，“”前，周扬对的指示是不遗余力地执行的。而毛的指示，有时候则通过先透露出来，周扬则对的话往往忽视。
解放后，当了电影处处长，在电影艺术委员会也负一定的责任，经常发号施令，说话口气很大。周扬说，他和部里的一些同志也搞不清的话，哪些是主席的意思，哪些不是。有次见到时，还谈了这个问题。周扬对我们说：五十年代，有一次，我去看主席，主席问起的工作情况，我告诉主席，很能干，看问题也很敏锐。就是有时候她说的一些意见，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个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如果是她个人的意见，大家还可以讨论。“哦”了一声后问，有这样的事情？随后，主席又说，很聪明。（1999年1月28日笔者采访周扬的秘书露菲）
这一次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毛的指示，还是先由传出来的，而周扬对此仍认为是“个人的意见”，以“大家可以讨论”的态度来对待，因此被毛批评为“没有警觉”。直到1955年1月，周扬还在给毛的信中检讨自己：
他（胡风――引者）又称赞我政治上很强，我说并不如此，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的错误思想我都没有及时地进行斗争，就是证据。（周扬1955年1月15日致毛的信）
的批示传达后，周扬即使与俞平伯交情再好，也当然要马上执行。
批评下来，周扬同志要找何其芳同志交谈。何其芳是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住北大那边，我打电话给何其芳同志，请他来文化部，他说天太晚，司机也不在，他进城不便。周扬同志让我告诉他，对“红楼梦研究”有批评。何其芳急了，在电话中埋怨我为什么不早告诉他，其实我也是刚听到。周扬同志告诉他，明天再来谈吧。（1999年1月28日采访露菲）
周扬与何其芳及其他人商量的结果，就是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在10月24日召开的《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为配合这次会议的召开，由田钟洛起草经林淡秋和袁水拍修改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发表在10月23日的《人民日报》。
这次会议上，公开批评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观点。出席会议的有文学界的领导、作家、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员茅盾、周扬、郑振铎、冯雪峰、刘白羽、林默涵、何其芳、陈鹤翔、林淡秋、田钟洛、俞平伯、李希凡、蓝翎等70余人。虽然是批判会议，但据蓝翎回忆，“会议的气氛并不紧张，不少人说起《红楼梦》，谈笑风生。唯有俞平伯先生稳坐沙发，显得有些不自然。”（蓝翎《龙卷风》）
但是，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就《文艺报》转载李、蓝文章所写的编者按语的问题，尖锐地批评了该刊压制新生力量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调子突然升高，已不单是批判俞平伯的研究观点，而是指向《文艺报》了。事态在扩大。
10月31日到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了8次扩大联席会议，就《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唯心论的倾向，及《文艺报》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展开了批判。俞平伯在会上作了发言，故信中有“前在文联发言，未知如何处理，亦拟将公开发表否？”之语。
在此期间，周扬曾几次约见俞平伯。
“红楼梦研究”问题引起很大波动，红学专家、学者俞平伯老先生十分紧张。周扬约他到文化部来交谈，解除老先生的顾虑。当然，以那时的形势而言，这种顾虑是解除不了的。（1999年1月28日采访露菲）
俞平伯在信中说，周扬给了他“以宝贵正确富有积极性的指示”，并告诉周扬，近来“心情比较愉快”。很显然，周扬与俞平伯的交谈，有露菲所说的“解除老先生顾虑”的内容。
俞平伯将自己拟在北大的发言随信寄给周扬后，周扬可能又约见过俞。在谈话中，周扬显然对俞的讲话内容提出过意见，故俞11月25日的信中有“已遵嘱改正矣。前稿乞为毁去”之语。而周扬并没有将此稿“毁去”，竟保留下来了。这分未刊稿，无疑是研究俞平伯的宝贵资料。
1955年3月15日，《文艺报》半月刊第五期刊登了俞平伯的检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这个检讨“周扬看过”。检讨发表后，俞平伯也就从这场闹剧式的批判中淡出了。
新红楼梦评论范文5
关键词：红楼梦魇；解读；创作观
《红楼梦魇》是张爱玲用十年之功精心撰写的学术著作，主要通过《红楼梦》版本的比对和繁琐的考证，提出自己独到的红学见解。张氏此书为海外的红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周汝昌称之为“红学史”上的一大怪杰，常流难以企及。[1]由于张爱玲以小说家称名于世，《红楼梦魇》一书至今缺少学界的关注。在长期的文学创作经历之后，张爱玲精心撰述此书，倾注了她极具个人色彩的审美意趣与情感倾向，当中的红学见解亦留下了她的作家身份以及多年海外生活经历的烙印，这也使得她的红学见解显得如此之独特。本文将从《红楼梦魇》书名之意蕴，张爱玲对后四十回续书的看法，以及张爱玲的《红楼梦》创作观三个方面展开探讨。
一、《红楼梦魇》书名之解读
周汝昌在《定是红楼梦里人》里写道：“我一看《红楼梦魇》这个书名就感到十分讨人憎嫌：什么‘魇’？把雪芹的这么一部宝书竟然安装上如此一个丑恶的字眼，引起我们什么样的情绪？极不喜欢，就从这儿也不大想看打开书看上几眼。”[2]毫不掩饰老先生对此书名的厌恶之深，即使为《红楼梦魇》专门写了书评，也不曾改变其最初的厌恶情绪，甚至认为这是一代才女的极大失误。
“魇”从鬼厌声，指的是人被噩梦或者极其恐怖的事情所迷惑、惊吓、尖叫。这的确是一个恐怖的字眼，单独一个字就已经让人不寒而栗。张女士将之加在《红楼梦》这本拥有中国古典美学的经典著作前面，无怪乎周汝昌先生感到愤怒了。既然如此，她为何坚持这一书名呢？是否真的是一代才女的重大失误？
《红楼梦魇》这个书名并非张爱玲女士本人所起，而是来自于她的友人宋淇的一句戏语。最开始的英文名是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直接译为中文的《红楼梦魇》。张爱玲女士是如何理解这个题目呢？她认为“这题目非常好，而且也确是这情形――一种疯狂。”[3]
这个“可怖”的名字只是一种简单的疯狂吗？她自己在此书序言中这样写道：“我这人乏善足述，着重在‘乏’字上，但是只要是真喜欢什么，确实什么都不管――也幸而我的兴趣范围不广。在已经‘去日无多’的时候，十年的功夫就这样掼了下去，不得不说是豪举。”[4]由此可见，张爱玲女士对这个书名不仅仅是满意那么简单了，而是喜欢得很了。这梦魇其实是一种偏执的喜爱，因此她宁愿花了十年的时间沉迷其中。如此到这里，可以很清晰地知道周汝昌先生和张爱玲女士都是深爱《红楼梦》的，只是周先生无法容忍如此恶毒的字眼放置在自己最爱的宝物之前罢了，他所理解的魇是可怖的，是让人睡不着觉的。然而张女士所理解的则是不同的，她看到的是这字眼之下隐含的一种疯狂，不排除孩子般的故意作弄，然更深刻的是一种偏执的爱，是这种疯狂的背后，《红楼梦》所带给她的内心震颤以及共鸣，是一种挥之不去，愈发清醒的悲感情绪，这种情绪才是“魇”的真实面目，而这也是她和《红楼梦》之间的一个连结点。
张爱玲曾说：“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儿《红楼梦》就好。”[5]《红楼梦》不只是她创作的灵泉，同时也是她心灵的慰藉。而在她的作品中也展现了她对它的理解，以及狂热的、真挚的情感。就此很多学者都曾发表过专门的研究著作，并认为“从《金锁记》等张爱玲的小说中， 清晰地看到了《红楼梦》的巨大艺术投影；”[6]同时清晰地指出她的作品中“浸透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剧感”。而这一点她也在《传奇再版序》中写道“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这种悲凉感是来自于她的生活以及她敏感的心灵的，她的血液里流淌着家族的气息，而她自己所生活、所经历的盛衰之变使她自己与《红楼梦》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照，因此她的一生都摆脱不了《红楼梦》以及那种悲凉之感。
所以，周汝昌先生仅从自己对于梦魇的理解来认定这是一个令人惋惜的错误，可以说是有待商榷了。我相信张爱玲女士创作那么多作品，一定有自己对于文字的敏锐触觉和捕捉力，《红楼梦魇》不仅仅只是一个书名，更是她一掼十年的疯狂，以及始终无法挥去的悲凉，而这种悲凉也如梦魇惊醒般愈加清晰地让她记忆深刻。
二、后四十回续书之探究
对于后四十回续书问题，研究者历来争论不休。而张爱玲女士自得知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先生的作品时，可谓是“石破天惊，惊喜交集”，并将“《红楼梦》未完”引为人生第三大恨事。[7]
首先，在伪作问题上，张爱玲女士在《未完》一文中直接将切入点放在满汉问题上。她从女性小脚问题上推论出曹雪芹对满汉问题的故意模糊，而从一些词汇如“屯”“大妞妞”等做出“后四十回旧本的特点之一是强调书中写所写是满人”的结论，同时之间又通过各种琐碎的细节对比来展现前后不同，以证实后四十回伪作身份。考证非常琐细，然角度很特，就此周汝昌先生也做出了“特心细，特繁琐，带出了女性脾气”[8]的评价。
其次，在看待续作问题上，张爱玲女士则直接作出了近似于尖酸苛刻的批评：狗尾续貂，附骨之疽。这个观点一出，立马引起了一批曹雪芹狂热爱好者的注意，同时也得到了一批学者的认同，周汝昌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周先生就张爱玲女士所说的后四十回“天日无光，百般无味”八个字推断出这个天才少女是一种“第六官”[9]的，大概指的就是一种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吧，并指出“在《红楼梦》问题上，说实在话，寻觅能如她那样说出我心坎里要讲而不讲的第二人，至今尚未觅见。”而他自己也曾说过：“我读不了高鹗续的后四十回，如果用力量强迫我读，那就是对我最大的精神折磨。”[10]可见就此问题上，他是将张爱玲女士引为知己了。
她之所以对后四十回有这么大的抵触，也许真的与周汝昌先生所说的女才子的神秘的“第六官”有关，因为就张爱玲女士创作那么多作品来说，她的确是有一颗异于常人敏感的心灵以及对艺术的敏锐感知能力。一方面她对《红楼梦》极其熟悉，“我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儿的字自会蹦出来。”另一方面则在于她的艺术感知力。所以她能轻易从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细节上的不同看到艺术上的差距。如在林黛玉的服饰描写上，她细心地发现曹雪芹几乎不对黛玉的服饰作出如何的描写，而在第八回黛玉下雪天罩着的一件大红羽缎对襟褂子，她写道：“也是下雪，也是一件红色大衣，没有镶滚，没有时间性，该不是偶然的。‘世外仙姝寂寞林’应当有一种飘渺的感觉，不一定属于什么时代。”[11]而对后四十回写“水红绣花袄”表示了反感。这些细节所带给张爱玲的强烈对比以及对后四十回处理的结局的不满，直接导致了张女士对于后四十回的否定。
当然除了张爱玲女士、周汝昌先生对后四十回表示愤怒以外，也有人表达了自己对后四十回的更为激烈的态度：“我们该痛骂他，把他的伪四十回赶快从《红楼梦》里割下来扔进字纸篓里去，不许他附骥流传，把他的罪状向普天下读者泣诉，为蒙冤一百数十年的第一流天才写实作家报仇雪恨。”[12]然而，对于他们这样的批评，我是同意林语堂先生对这类文字做出的总结的，“主观之批评”，即带入了自己的情感色彩来评价后四十回。全观后四十回，也不乏精彩之处，虽然俞平伯先生也说出过批评后四十回的言辞，但是他也承认后四十回中四美钓鱼、双美听琴、宝玉和紫鹃隔窗谈话等几节是“可以仿佛原作的”。[13]
而且在续作问题上，同样有丰富写作经验的林语堂先生也注意到“这性格的完整性，在文W创作中最难，《红楼梦》后四十回，个人的性格之符合及统一，不但能保持一贯，而且常常真能出色发挥出来”，如在探春离家时，“于是探春放心，辞别众人，竟上轿登程，水舟陆车而去。”[14]这样短短地一行字，免了悲悲切切的送别场面，是成全了探春的潇洒女儿气的。这一节，倒是惹人喜欢的。后四十回在悲剧的处理上并未是“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但可取之处还是有的，应正确对待。毕竟续书的确是非常难的，何况还是续《红楼梦》，但为何还会招致这么大的批评？俞平伯先生在《论续书底不可能》中提到“每做严切的指斥，并不是不原谅他，是因为一百二十回本通行太久了，不如此，不能打破这因袭的笼统空勤，所攻击的目标却不在高氏个人”[15]，由此看见老先生是煞费苦心的，他正如爱玲女士一样深深为《红楼梦》的艺术魅力所着迷，所以不愿意任何一个人去亵渎它，所以情感上对高鹗续书存了嫌恶。然另一方面他的主观性批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后来人从既有的认知中清醒，去仔细品味属于《红楼梦》的真正魅力，而不是只是满足于高鹗的百二十回本。
张爱玲女士一步一步小心地考证也是起到了俞平伯先生所要达到的效果的，她的《红楼梦魇》以细琐的考证更进一步证实了后四十回的伪作身份，同时还研究了续作者的心理，甚至对前后的艺术高低也作出了隐晦的表达，用心之深，让人敬佩，然在后四十回续书上，诚然需要大的、尖锐的批评，但也需要相信读者的审美眼光，同时给予续作者客观的评价，这一点应向胡适先生学习，他对红学贡献极大，然他对后四十回也做出了公正的论断：“但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写的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16]
三、“是创作非自传”
张爱玲女士在《红楼梦魇》中《三详》中明确提出此观点，认为《红楼梦》是创作而非自传。首先，她认为《红楼梦》改写“时间非常长――何止十年间“增删五次”？直到去世为止，大概占作者成年时代的全部”。也就是说作者的天才是后天逐渐形成的，而不是一下子就涌现的，如此的话，他反复修改的作品也就具备了创作的条件，如果是自传，完全就不用反复修改。
其次，她通过各个版本的对照，细细比较其中的细节，考察作者的修改过程，反复比较其真实性问题，最后做出了一系列的推断，“宝玉大致是脂砚的画像，但是个性中也有作者的成分在内。他们共同的家庭背景与一些纪实的细节都用了进去，也间或有作者亲身的经验，如出园与袭人别嫁，但是绝大部分的故事内容都是虚构的。延迟元妃之死，获罪的主犯从贾珍改为贾赦贾政，都纯粹艺术上的要求。……黛玉的个性轮廓根据脂砚早年的恋人，较重要的宝黛出于文字却都是虚构的。正如麝月实有其人，麝月正传却是虚构的。”[17]也就是曹雪芹使用了一些创作的成分，即艺术上的虚构。
总之，她认为长达十年的修改以及艺术上的虚构足以说明《红楼梦》的成书是一个不断创作的过程。那么我们首先就要弄清自叙传小说艺术构思的关系，周汝昌先生这样写道：自叙传之说，是指中国小说传统自古以历史题材、以写人为主，不是自己借小说写自己，更不是“暴露”“家丑”和别人的“隐私”。中国小说的本质是“史论”而被之以小说的外表和装饰打扮――所以叫做“演义”，此二字方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小说观”中国人看小说的眼光与心态。这与西方的小说观念并不相同，“演义”这个词语，本身正相当于现今人所知所用的“文艺创作”。[18]到此，我们可以明白这牵涉到一个概念理解误差的问题，中国文学中理解的自叙传小说的含义，也就是说它是需要素材以及艺术构思的，而曹雪芹写的是“自家自己”，将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构思成一个故事。
而张爱玲的否定则是由于她将自传等同于完全的、纯粹的写实小说，从而引起了理解的误差。自传说拥护者甚多，并由此将许多学者从文本世界拉到曹雪芹生活的真实世界之中，而因此也将关注点放在他所真实经历的事件与文本之间的交互印证之上，从而从艺术本身中脱离出去。关于这种现象，余英时先生也提出过批评。而创作论的提出是与那种纯粹史实考证相对的，也就是说实际上张爱玲女士通过考证作品中艺术虚构的成分，来证明作品的艺术构思，并不是完全否定自传说，否定曹雪芹个人经历在作品中的艺术呈现，这一点周汝昌先生在《还是承认了自传说》中有所论述。
但从另一方考量，这种创作论的提出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将人们从关注曹雪芹生活的真实而重新回归到文学艺术本身。就虚构性而言，许多大家诸如鲁迅是承认其虚构性，认同《红楼梦》是创作，是小说的，并且主张人们从赏鉴的角度去看这部作品的，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部作品深藏的艺术魅力。
总而言之，张爱玲的《红楼梦魇》虽有琐碎、繁杂、易让读者迷失之嫌，但其有意识地从学者的角度出发，且试图通过最为枯燥、严苛的版本考证，发表其对《红楼梦》的研究成果，这种努力是值得人敬佩的。《红楼梦魇》看似是一部学术论著，但其书名的构成、对后四十回的抵触以及创作论的提出，都与张爱玲的作家身份脱离不开。张爱玲作为一个作家，其艺术感知力是不容小视的，她对于小说创作过程中题材的选取、人物的塑造与加工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她可以注意到别人较少注意的细节，例如她对《红楼梦》中服饰的观察和研究，有益于对《红楼梦》人物角色的理解。《红楼梦魇》一书，为红学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周汝昌.定是红楼梦里人[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3.
[2]周汝昌.定是红楼梦里人[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2.
[3]张爱玲.红楼梦魇[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出版社，2005：序言：2.
[4]张爱玲.红楼梦魇[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出版社，2005：序言：6.
[5]吕启祥.《〈金锁记〉与〈红楼梦〉》[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1）.
[6]张爱玲.红楼梦魇[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出版社，2005：序言：正文：2.
[7]周汝昌.定是红楼梦里人[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36.
[8]周汝昌.定是红楼梦里人[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8.
[9]周汝昌.定是红楼梦里人[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35.
[10]张爱玲.红楼梦魇[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出版社，2005：正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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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林语堂.平心论高鹗[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1.
[13]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7，1114.
[14]俞平伯.红楼梦辨[M].长沙：岳麓书社，2010：1，11.
[15]郭皓政主编.红学档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5，91.
新红楼梦评论范文6
从50年代起，红学界开始提出了《红楼梦》的“主线”，或称作“中心线索”的问题。1980年前后，围绕《红楼梦》主线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从那时到最近，不断有人对这一问题发表有卓见的文章。据笔者所见，迄今为止有关《红楼梦》主线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一)“单线”、(二)“双线”、(三)“三线”。现分述如下。
一
“单线”。此种意见又可梳理为六种观点:
一、“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说”。此说提出最早。下举三家·①李希凡、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倾向问题》（《新建设》1955年4月号)中说:“《红楼梦》是以贾宝玉、林黛玉与薛宝钗的恋爱故事作为贯串全书的中心线索。”②舒芜同志在《“谁解其中味”—有关〈红楼梦〉的若干问题讨论》(《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辑)中认为:“无论如何，宝、黛、钗之间的故事，才是《红楼梦》的主要故事，或者说，是贯串和联络千头万绪的一条主线，这是不可否认的。”③邓遂夫在《＜红楼梦＞主线管窥》(《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1辑)中指出:“这部作品的主线，正确表达，应该是宝黛钗的爱情和婚姻悲剧。”“作品中‘描写主人公具体活动的具有连续性的、贯穿全书的一个中心事件’，也不仅仅是宝玉、黛玉之间的爱情悲剧，还应包括与此紧密相连而不可分割的宝玉、宝钗之间的婚姻悲剧，实际上是相互交错地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更具典型意义的中心事件—宝黛钗三人的命运悲剧。”除以上三家外，诸如吴组缃《论贾宝玉典型形象》(《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组写的《＜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北京大学学报》1973年第3期)等文章也都持此观点。
二、“宝黛爱情悲剧说”。持此观点的文章最多。下举5家:①何其芳在《论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中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红楼梦》里面的中心故事，是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②李春祥在《＜红楼梦＞的主线与主题》(《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中说:“从以上概括的情节线索中无可辩驳地说明，宝黛爱情婚姻悲剧决不是《红楼梦》的附属部分，而是贯穿全书的情节主线或中心情节。”③黄立新的文章题目就叫作《宝黛爱情故事应是＜红楼梦＞的主线》(《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辑)。在该文中，他首先阐明什么是“主线”，及“主线”应具备的条件，然后指出，《红楼梦》“以宝黛爱情作为主线，是‘确切’的，符合实际情况的。”④何永康在《纲绳擎起，美目盼兮—＜红楼梦＞艺术结构小议》(《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4辑)中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线索，……成功地负起了全书矛盾主线的使命。”⑤韩进廉在《衔山抱水建来精—＜红楼梦＞艺术结构试绎》(《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0辑，1983年8月)中指出:“综合起来看，全书的结构主线应该是宝黛爱情悲剧。”除以上5家外，持此观点的文章还有:郭预衡《论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北京师大学报》1963年第3期);张信生《＜红楼梦＞——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面镜子》(吉林师大《读书与批判》1973年第1期);辽宁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进修班的文章《四大家族的衰亡史，地主阶级垂死的诊断书》(《辽宁大学学报》1973年第3期);冯宇《论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兼论＜红楼梦＞的主线》(《北方论丛》1979年第1期);胡念贻《谈＜红缕梦＞的艺术结构》(《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辑，1979年11月);张文潜、颜纯钧《试论＜红楼梦>的爱情主线》(《福建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邢治平《浅谈＜红楼梦>的艺术结构》(《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郭英德《佳作结构类夭成—＜红楼梦＞网状艺术构思的特征》(《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4辑)等。
三、“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说”。下举4家为例。①刘世德、邓绍基在《＜红楼梦>的主题》(《文学评论》1963年第6期)中说:“曹雪芹在《红楼梦》全书内用荣国府、宁国府由盛而衰这样一根基本线索把许多大大小小的情节贯串起来。”②程鹏在《人物千姿百态，意境气象万千—漫谈曹雪芹刻画贾府人物的艺术特色》(《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辑，1979年11月)中说:“《红楼梦》全书的主线，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由鼎盛走向崩溃的衰亡史。”③孙逊在《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谈＜红楼梦＞的主题与主线》（《红楼梦研究集刊》第5辑，1980年11月)中说:“我们看《红楼梦》的精心艺木构思，可以看到它在结构上的这样一个显著特点:即以贾府荣枯盛衰作为统括全书的一个总的脉络。”“贯串小说全部情节和人物的，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这条主线。”④曾扬华在《＜红楼梦>艺术结构试探》(《红楼梦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提出:“从《红楼梦》全书所反映的内容来看，足以担当得这付担子，成为全书主线的，就只有贾府由盛到衰的过程，因为只有这个过程才能容纳得了书中已写的一切人物和事件。”除以上4家外，持“衰亡史说”的文章还有:石一歌《＜红楼梦＞不是爱情小说—略谈＜红楼梦>的主题》(《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4期);王一纲《从第四回看＜红楼梦＞》(《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3辑);张春树《＜红楼梦＞结构简论》(《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3辑);王西彦《大波与潜流—关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的笔记》(《我读红楼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版)等。
四、“贾宝玉叛逆道路说”。①张锦池力主此说。他在《试论＜红楼梦＞的主线》(《哈尔滨师院学报》1978年第3期)中说:“围绕着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而展开的叛逆与反叛逆的斗争，构成了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他又在《也谈＜红楼梦＞的主线》(《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辑)中说:“一部《红楼梦》是以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心，以贾宝玉和贾政等人在人生道路问题上的叛逆和反叛逆为主线，以四大家族衰败为结局，全面地批判了封建社会……。”张锦池先生还在《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红楼梦>主线与明清小说传奇结构形态》(《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1辑)中说:"《红楼梦》本名《石头记》。正像‘桃花扇’是《桃花扇》不容置疑的主线一样，《石头记》不容置疑的主线当是‘通灵玉’……《红楼梦》以‘通灵玉’为主线，实际上也就是以贾宝玉为主线。”②马国权先生也是力主“叛逆道路说”的。他在《灰蛇伏线，终有迹象可寻—从四次大的矛盾冲突看＜红楼梦＞的情节主线》(《沈阳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中说:“笔者认为。反映在宝玉和贾政之间的叛逆与卫道的斗争是小说的情节主线。”③鲁云涛在《也论＜红楼梦>的主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中说:“《红楼梦》的主线，与其说是宝、黛、钗的爱情纠葛，毋宁说是宝玉的成长和生活道路。后者同《红楼梦》里的各种生活、事件、人物的联系更直接更密切，这条线索才是真正贯彻了作品的整个始终。”④余致君在《＜红楼梦>结构论》(《红楼》1990年第3期)中指出:《红楼梦》“是‘石头’的自传。顽石投胎为贾宝玉，因此，本书就是贾宝玉的传记。贾宝玉的成长与成熟就是本书的主线。”除以上4家外，主此说的还有王景霓等3人合写的《试谈＜红楼梦>的主线》(见《延边大学学报》1974年第1期)，韩黎范的《略论＜红楼梦＞艺术结构的总纲》(《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4辑)等文章。
五、“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说”。①洪广思在《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10月版)中说:“作者选择贾、史、王、薛这样的四大家族，以它们的盛衰为主线展示封建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是有深刻的典型意义的。”该文还批评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的观点。②柏青《封建家族的兴衰—谈＜红楼梦＞的主线》(《北京大学学报》1975年第3期)也指出:“宝黛的叛逆悲剧(包括爱情悲剧)，在全书中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但是，宝黛的叛逆，并不是《红楼梦》的基本线索或主线，它只是从一个方面来呈示四大家族的兴衰。四大家族由盛到衰的发展过程，才是《红楼梦》的基本线索或主线。”
六、“爱情关系的复合情节体是主线说”。主此说的姜耕玉先生在《草蛇灰线，空谷传声—＜红楼梦＞情节的艺术特色兼论情节主题》(《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3辑)中说，“贾宝玉与金陵十二钗的关系，特别是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关系的复合情节体，应该是《红楼梦》‘拽之通体俱动’的‘主体线索’。”
二
双线。此又可分为两类:一是认为《红楼梦》的主线是两条，它们之间是并列或交叉关系，没有主从关系。二是认为《红楼梦》有两条线索，但它们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一主一副或一明一暗。
一、认为两条主线是并列或交叉关系者又有4种不同意见。
1、“宝黛爱情和贾府衰败两条主线说”。下举3家:①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30页)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恋爱是在现实生活中成长和发展的，其性格也是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全书也明显地贯穿着两条线索:宝、黛的恋爱和贾府的盛衰。前者是日趋更高更美，后者日趋崩渍瓦解。”②刘建军在《＜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悲剧结构》(《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中说:“宝黛的爱情悲剧和贾府的日趋衰败，是长篇小说《红楼梦》的两条主要情节线索。”③郝炘在《＜石头记＞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4辑)中说:“从《石头记》的情节安排看有两条线索:一条是贾府由荣变枯，由盛到衰的发展;一条是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这两条线索原是并行不悖，互为因果的。”
2、“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和家族衰亡两条主线说”。下举4家:①蒋和森在《＜红楼梦＞的艺术特色和成就》(《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辑，1979年11月)中说:“《红楼梦》在艺术上是采取的多线条结构。它以贾宝玉作为全书的主人公，并以主人公的爱情婚姻悲剧作为贯穿全书的情节故事。但是，整个小说并不是仅仅沿着这条线索发展;还描写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其中又集中描写荣国府。不妨说，这也是贯串全书的一条线索。”②王启忠在《试论＜红楼梦》的艺术结构》(《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1辑)中说:“《红楼梦》中的家庭衰亡和爱情与婚姻悲剧两大主线便是全书的中心事件。”③刘生良在《简论＜红楼梦>的主线》(《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4辑)中说:“笔者认为《红楼梦》是两条主线。两条主线是:一，贾府由盛到衰的演变过程;二，贾宝玉与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④李兴汉在《＜红楼梦＞结构线索新探》(《河南财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中说:“笔者同意《红楼梦》有两条线索的基本观点”，“我认为两条线索，一条应是贾宝玉的爱情婚姻悲剧—‘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两个悲剧，一条应是贾府没落衰败的过程。”“它们各有自己的完整的发展过程，只有交叉关系，没有从属关系。”除以上4家，同意此说的主要文章还有蓉生的《试论＜红楼梦＞的结构》(《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3辑)等。
3、“顽石下凡历世和神瑛、绛珠及作‘陪’的女冤家下凡历世两条线索说”。徐子余先生在《＜红楼梦＞主题论议》(《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4辑)中说:“在《红楼梦》中有顽石下凡历世和神瑛、绛珠及作‘陪’的女冤家下凡历世两条线索。”“再就这两条线索的关系来说，石兄下凡经历的‘离合悲欢’，一方面是他的俗身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离合悲欢’，另一方面是与作‘陪’的女冤家的俗身的离合悲欢。所以，在《红梦楼》的结构上，宝黛爱情故事与作‘陪’的女冤家下凡历世的故事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4、“贾宝玉人物情节线与王熙凤人物情节线说”。主此说的杜景华先生在《王熙凤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文史哲》1982年第1期)中说:“《红楼梦》不再属于说话的艺术，它是依照生活本身的逻辑，以宝、黛、钗爱情与婚姻悲剧及王熙凤理家的悲剧这两个主干线索、牵动着作者描绘的广阔的生活面，平行地向前发展着。”杜先生在《论＜红楼梦＞的结构线》（《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4辑)中，对他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阐述:“一部长篇小说有两条平行的结构主线，不仅有前例，而且也得到了论家的认可，”“贾宝玉人物情节线与王熙凤人物情节线二者为小说结构主线，其它为暗线或支线，至于宝、黛爱情婚姻悲剧故事，……如果我们不将它与贾宝玉情节线归在一起，它只能被认为是主统之外的一条支线。”
二、认为两条线索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一主一副或一明一暗者有6种意见。
1、“宝黛爱情悲剧是主线，家族衰败过程是副线说”。主此说者主要有3家:①冷宴明在《略论＜红楼梦＞的结构艺术》(《青海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中说:“与所反映的广阔的生活面相适应，《红楼梦》故事情节的展开，采取了多线推进的方法。贯穿全书的线索有两条:一条是宝黛的爱情悲剧，这是一条主线;另一条是贾府衰败过程中发生的各类事件，这是一条副线。”②薛瑞生在《佳作结构类天成—论＜红楼梦>的结构艺术》(《文艺研究》1982年第3期)中说:“《红楼梦》是以宝黛爱情为主线，以四大家族尤其是贾府的盛衰为副线的。以这两条线索为经纬，形成了许多网眼，然后盘根错节，在极其广阔的生活场景上，勾画出了封建社会鲜明的艺术图画。”③赵秉文在《简论＜红楼梦＞前五回的整体作用—兼评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3辑)中说:“《红楼梦》的中心故事和结构主线到底是什么，这在目前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一是宝黛爱情中心说，二是四大家族兴亡说。而笔者倾向于把二者结合起来，以宝玉的爱情为结构主线，以贾府的兴亡为副线。”
2、“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是主线，贾府衰亡过程是副线说”。张松泉在《＜红楼梦>与长篇小说美学问题》(《北方论丛》1980年第6期)中说;“《红楼梦》以宝黛钗的爱情与婚姻关系的矛盾纠葛为主线，在艺术表现上处理为‘明线’，以贾府由盛而衰的没落过程为副线，在艺术表现上处理为‘暗线’，全书以明暗交织，主副交叉的推进方式，构成贯穿全书、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显示出《红楼梦》悲剧结构的多样统一的特征。”
3、“王熙凤理家过程为主线，宝、黛爱情为副线说”。何宁先生在《论＜红楼梦>的主线》（《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4辑)中说:“我认为以王熙凤为主人公，通过王熙凤在管理荣国府过程中和赵姨娘、邢夫人、贾琏三组矛盾，使王熙凤由威重令行到心劳日拙到积劳以死，从而表现了这个家族的衰败，这才是《红楼梦》的主线。”“至于宝、黛爱情这根线，那是一根副线。”
4、“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是主线，其他少女的爱情婚姻悲剧是副线说”。翁柏年在《论＜红楼梦＞的爱情主题及其情节结构》(《社会科学》(兰州)1984年第3期)中说:“一、《红楼梦》的主人公就是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二、《红楼梦》围绕这三个人物的爱情婚姻悲剧，具有一条脉络清晰，贯穿始终的情节线索，这就是全书中唯一的主线。……五、大观园中其他少女的爱情婚姻悲剧，是为了供托主线，加强主题的政治意义而谈的。如称之为‘副线’，亦无不可。”
5、“宝黛爱情悲剧和大观园女儿的悲剧故事为主线，贾府的衰亡为副线说”。白盾在《“诗”与“史”的交融—论〈红楼梦〉的艺术构思与创作目的》(《红楼梦新评》，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1月版)中说:“所以，《红楼梦》的构思也就显出了这样一个迹象:即是他将宝、黛爱情悲剧和大观园的悲剧故事置于最中心的地位，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处理:将最主要的篇幅献给了这些‘原应叹息’(元、应、探、惜的谐音)和真应怜(甄英莲谐音)的不幸的女儿们。与此同时，他将贾府的树倒猴散，一败涂地的故事，则作为宝黛爱情悲剧和大观园女儿们的悲剧故事发生的背景，置于次要的地位，当作情节发展的副线处理。”
6“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是明线，暗线可能是宝玉的人生道路说”。刘敬圻在《红楼梦》主题多义性论纲》(《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4辑)中说：“这部大书也存在着一明一暗两条主线。明线，无疑是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暗线却不一定只是归纺为贾府的衰亡历史。”“就一般而论，在这一大作品中，男主人公的人生道路和个人命问题，往往构成那条潜在的、深层次的、与作品主题有着更密切关系的暗线，《红楼梦》似乎也正是这样。”
三
“三线”。即认为《红楼梦》的主要线索是三条。此观点主要有3家各不相同的意见。
一、“王熙凤的权势地位变化，众多女儿们的命运和贾宝玉的叛逆性格的发展”三条线。丁淦在《＜红楼梦＞的三线结构和三重旨意》(《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2辑)中说:“《红楼梦》全书的人物、事件、情节、命意如此纷繁复杂而又条理井然，方寸不乱，原因在于它们很明显地由三条大线索成麻花形交织串连组成。一即:以封建皇朝衰败为表，封建家族衰败为里，王熙凤的权势地位变化为标志的发展线索;以宝黛爱情为中心，金陵十二钗为主体，众多女儿们的命运为背景的发展线索;和贾玉玉的‘补天—济人’为核心的叛逆性格或叛逆事业的发展线索，将全书诸多头绪编串成一个宏伟的整体。”“这三条线索紧紧绾联、相互交叉、此起彼落、时明时暗，因此孰为明线，孰为暗线，很难一概而论。”
二、“宝黛爱情悲剧、大观园女儿的悲剧和贾府败亡悲剧”三条情节线。白盾在《＜红楼梦＞的审美序列与主题的界定》(《济宁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中说:“宝黛爱情悲剧、大观园女儿的悲剧与贾府败亡悲剧的三重题材所构成的三条情节线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形成的网状结构显示了全方位、多功能、多层次的综合审美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