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然而前陈者范文1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与《新青年》有关。《新青年》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形态转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新青年》与现代文化载体转型
在《新青年》的倡导之下，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冲击着中国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长期以来，在正统封建文人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至于白话文学，如小学、戏曲、俚歌等等，都是鄙弃的对象，则被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最早萌动于海外。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谈到1916年春中国留美学生中关于白话文的酝酿。这年二三月间，胡适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原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或语言工具变迁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个工具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时，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变的过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做“文学革命”。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接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陈独秀的文章言辞激烈、笔锋犀利，为胡适文章推波助澜。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古文字教授钱玄同索性提出在中国推广世界语。
《新青年》第3卷第3号、6号，第5卷第2号，第6卷第1号通信栏中屡次探讨文学革命。1918年底陈望道给《新青年》去信说：中文应该“横行加标点符号”，“诸子却仍纵书中文，使与横书西文错开；圈点与标点杂用，这是东人尾崎红叶（注：尾崎红叶(1867-1903)，日本明治初期小说家。）的遗毒，诸子却有人模仿他，而且前后互异，使浅识者莫名其妙”（注：陈望道：《横行与标点》，《新青年》第6卷第1号。）。钱玄同回信说：“我个人的意见，以为横行必较直行为好，在嵌入西文字句的文章里，尤以改写横行为宜……独秀先生亦极以为然，原拟从本册起改为横行。只因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尚改不成，将来总是要想法的。”（注：《新青年》第6卷第1号。）至于标识句读，各人的文笔不完全一致，则各人所用的句读符号亦不必统一，只要大致相向便可以。
《新青年》编辑部规定，从1918年开始，任何作者“非白话文不用”。1919年12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注：《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新青年》第7卷第1号。）。《新青年》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划一，影响着学界，影响着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影响着中国文体的演进。
《新青年》从开展文学革命开始，白话文逐渐成为语言文字交流的主要工具；关于注音字母的探讨，关于新标点符号的探讨和使用，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巨大的的作用。中国文化的这一历史性的进步，不仅功在当时，而且惠及后人。语言文化作为社会交流的载体，其现代化程度对整个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人的现代化产生巨大的作用。由《新青年》杂志倡导并实行的现代语言载体文化的转型，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部分，同时也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奠定了文化基础，注入了巨大的促进力。
二、《新青年》与现代政治文化转型
（一）以民主、科学启开封建蒙昧。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陈独秀的文章《敬告青年》，文中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当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针对士、农、工、商、医各类人等“不知科学”，仍然沉湎于地气风水之谈和方士羽流之类的状况，陈独秀提出，要根治这“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唯有科学。科学之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唯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他认为科学有无上的权威。凡是合乎科学的东西就拥护，凡不合乎科学的就反对。一事之兴，一物之息，无不以科学定从违，以科学法则作为检验事物存废的标准。可见陈独秀是在反封建意义上提出科学这一概念的。《新青年》提倡的科学，主要指对人对事的科学态度和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陈独秀指出，科学是综合客观现象，诉诸理性加以衡量。可见陈独秀当时所持的还不是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起着进步作用，但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五四激进分子，除民主观转变外，科学观也有一个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五四时期大学（北京大学）开“科学概论”课程，对科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科学思潮鼓励人们追求真理，追求正确的东西。在诸多主义、主张的比较选择中，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
1920年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5号对科学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的最大的效用。”（注：《新青年》第7卷第5号。）
《新青年》季刊宣言（1923年6月）提出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作为“科学”思想发展的一重要步骤，即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该刊第1期刊发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注：《新青年之新宣言》无作者，史学界一般认为是瞿秋白所写。当时瞿秋白刚回国，担任了《新青年》主编。）继承科学和民主思想，提出要力除宗法主义、笼统头脑、反对科学、迷信、资产阶级市侩主义、琐屑的应付、错误理会科学、浪漫主义等“障碍”，明确批评了实验主义（琐屑的应付），指出实用主义在政治上、科学上的反动性，认为现代社会已具备社会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由社会科学加以考察，指导革命。无产阶级应严格用科学方法研究一切，以科学治学，在根本上考察、综观现象，找出规律，求得解决。这比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科学思想前进了一步。
关于“人权”，《青年杂志》指出：“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代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之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就个人而言，不仅要获得政治、经济上的权利，而且要获得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强调“人心”的觉醒，做一个自主自由的人。就国家而言，就是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到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塞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此时，陈独秀的“人权”口号发展成为“民主”的口号（注：刘景全：《中国现代文化选择之重大转折》，《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新青年》拥护的民主和科学两位先生，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启开蒙昧的开山之工。那么《新青年》对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和对中西政治、国家观的差异的比较，更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构筑蓝图和发轫作用。
（二）传播西方政治、国家学说，引发政治革新。
陈独秀认为，近代欧美各国总趋势是，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中国要生存于世界，必须抛弃千年沿袭下来的官僚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使人民“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说，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欧美各国的共和立宪出于多数人利益，中国的共和立宪“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认为，中国古代“民为邦本”是封建的家天下，人民是君主的财产；而近代民主含义是平民为国家的主人。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水火不相容。陈独秀感叹：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的不多，满脑子帝制思想的人却很多。“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笫1卷第2号。）
陈独秀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法制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而中国传统则是等级分明，法律面前尊卑有别。
西方近代依法治国，中国历史上基本是“人治”国家，这种观念影响到社会每个角落。圣人之教、君主之言便是法律。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中国习惯，“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就是说西方民族依法治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往来皆依法立据，类似经济公证，乃至弟兄父子间也是如此。陈独秀认为西方依法行事优于中国的以感情为重。“伪饰虚文，任用感情”，并非风俗淳厚的表现。“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以法治为重，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而实行的结果是“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对西方依法处理经济往来十分赞赏，批评旧中国以情代法，弊端之多，大害国家，小害家庭、个人。
通过对政治思想、国家观、法治观念的比较，《新青年》无情地鞭挞了中国政治上专制独裁，君主，臣民把希望寄托于明君圣主，社会生活从感情出发不讲法治等恶俗，启蒙国人学习西方，建设民主政治，在平等人权精神上立法，实行法治，抛弃“人治”。
（三）《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使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和社会转型，找到了一条革命的途径。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5月，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一期《新青年》为第6卷第5号，刊首标明为1919年5月，由于出版拖延，据考证出刊时间当在1919年的9月份，但该期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写成时间早于1919年5月。该期刊登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组织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流血奋斗，建立了人民民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实现了从《新青年》开始的中国政治文化飞跃性的现代转型。
三、《新青年》与现代伦理文化转型
（一）通过从西方与中国家庭、婚姻观的差异比较，倡导新风俗。
20世纪初，欧美各国在婚姻恋爱方面，已是恋爱自由，以爱情为婚姻的基础，而中国还禁锢于封建礼教之下。《新青年》通过大量的事实，比较中国与西方婚俗，抨击旧习俗，提倡新风尚。
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指出，婚姻观上，西俗爱情为一事，夫妇为一事；恋爱为一切男女的共性；约婚之初，各要求其财产而不以为贪；结婚以后，各保有自己财产而不以为吝啬。即使上流社会夫妇，一旦反目，直讼法庭而无所愧怍，社会亦绝不以此非之。西方家庭是法治家庭，每个家庭成员同受法律约束，权利和义务不以感情而以法为基础。西方的家庭夫妇关系受法律约束，夫妇双方经济、人格上各自独立。而中国的家庭为人子妻者，无独立人格，妇女更是男人的玩偶、附属品。中国的妇女仍是“妇人者，伏于人者也”，处于被丈夫所养地位。西方孀居生活，或以笃念旧好，或崇尚独身清洁的生涯，无所谓守节。中国的传统礼教则把寡妇改嫁指责为失节，再嫁的寡妇乃至她的后代备受社会歧视。国人遂以家庭名誉故，强制其子媳孀居。在遗产继承权上，西方男女平等。中国女子地位格外低下，宁可让旁系的男子继承，“嫡系的女子反没有承袭遗产底权利”（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76页。）。
《新青年》认为，西方生育观念有很大不同。西方人“亲不责子以权利，遂亦不重视育子之义务。避妊之法，风流欧洲。……若夫东洋民族，夫妇问题，恒由产子问题而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方风俗，子成年即独立生活，不靠父母，儿子犯法则受法律与社会制裁，亦不株连父母。中国传统则是儿蒙父荫，子对父“起敬起孝”。“西俗成家之子，恒离亲而别居，绝经济之关系。所谓吾之家庭者，必其独立生活也；否则必曰吾父之家庭，用语严别，误必遗讥。东俗则不然，亲养其子，复育其孙；以五递进，又各纳妇，一门之内，人口近百矣。况夫累代同居，传为佳话。虚文炫世，其害滋多！男女群居，内多诟谇；依赖成性，生产日微；貌为家庭和乐，实则黑幕潜张，而生机日促耳。昆季之间，率为共产，倘不相养，必为世讥。……因此被养之昆季习为游惰，遗害于家庭及社会者亦不复少。”（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西洋民族家庭观念淡薄，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迄今，是“彻头彻尾”个人主义的民族，一切道德、伦理、政治法律、社会舆论，都是维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谋求个性发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权利写入宪法，人权不允许剥夺。国家利益表面上与个人主义冲突，实际则是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根本。东洋民族，从游牧社会，进入到宗法社会；由酋长政治到封建政治，一直延续下来。宗法社会中，以家庭为本位，而个人没有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宗法社会尊家长，重等级。在家庭伦理上则要求“孝”，推之国家则要讲“忠”。忠孝为宗法封建时代的道德观念。宗法观念恶果有四：一损坏个人独立自尊的人格；二窒碍个人的意识自由；三剥夺个人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四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的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惨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新青年》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中国传统的宗法式家庭和家庭观念予以彻底的否定，表露出一个明显的倾向：欲效法西方文明，务必破除传统式的中国家庭观念和破坏封闭式的宗法家庭，实现婚姻家庭观念的现代转型。
（二）通过中国与西方道德观念的比较，直传新道德。
伦理、道德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由于中西社会历史、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不同，因而产生不同的道德观念。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新青年》的编撰群体尚未掌握马克思主义，也未能透过道德现象发现其本质，但在直观中感到建立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道德与工业社会的道德相比是相形见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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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敬告青年》说：“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难当头之秋，“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稳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自鸣清高、洁身自好的隐士乃是竞争中的淘汰者，应大力鼓励青年人的竞争意识。
在比较中国与西方人关于“信”与“诚”两个道德规范时，《新青年》第2卷第2号发表的《我之爱国主义》一文认为，中国的官僚政客不如西方的官僚政客诚实；旧中国人与人缺乏互信，反映到社会革命上，则出现了“华人革命乃滑稽剧也。”（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旧中国缺乏共信。人而无信，不独为道德之羞，亦且为经济之累。政府无信，则纸币不行，内债难得，无人民信托之国家银行，金融大权操诸外人之手。人民无信，则非独资无由创业，不适工商发达时代竞争。“是故民信不立，国之金融，决无起死回生之望。政府以借债而存，人民以盗窃为活，由贫而弱，由弱而亡，讵不滋痛！”（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
道德学说上，《新青年》撰文认为“现今道德学说之在欧西，最要者有二派：其一为个人主义之自利派；其二为社会主义之利他派。此二派互为雄长于道德学说界中。自于吾国旧日三纲、五伦之道德，则既非利己、又非利人，既非个人、又非社会，乃封建时代以家庭主义为根据之奴隶道德也。”（注：《记陈独秀君演讲词》，《新青年》第3卷第3号。）陈独秀认为，传统的封建道德束缚着人的创造力；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新青年》的主撰陈独秀，在反对封建道德过程中，有时认为道德受社会条件影响，有时又认为是思想道德决定社会发展。早期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思想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把改造社会的关键归结于思想，尤其是旧道德。把中国社会腐朽黑暗的主要原因归之于道德落伍，把忠、孝、节看作是社会一切弊端的根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他一方面认为道德随社会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又把道德看成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或是造成社会停滞的根源。在对道德的本原解释上，又把生物进化论引进了他的伦理思想。
《新青年》发表大量的文章，对孔子学说，对旧道德、旧伦理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与此同时，《新青年》的许多文章倡导符合时展的新伦理、新道德，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型。
四、《新青年》与现代文化价值观转型
《新青年》以近代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型。
《敬告青年》一文认为，西洋民族以实利为本位，“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向，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东洋民族以虚文为本位，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崇尚虚文，尊儒重道，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新青年》把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领域务虚不务实的种种观念，视为“内心的污秽”。“大小官吏，相次依附，存亡荣辱，以此为衡。婢膝奴颜，以为至乐。食力创业，乃至高尚至清洁适于国民实力伸张之美德，而视为天下之至贱，不屑为也。”（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天下之人都朝思暮想当官，拼命挤入仕途，结果出现“农弃畎亩以充厮役，工商弃其行业以谋差委，士弃其学而求官，驱天下生利之有业者，而为无业分利之游民。”（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投身宦海，自附于摇尾磕头之列，毋亦利禄之心重，而不知食力创业之可贵也。不能食力者，必食他人之食，不思创业者，自绝生利之途。民德由之堕落，国力由之衰微。”（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其原因则是由儒家“劳力者被治于人”。
陈独秀疾呼，国人极应讲究实际，振兴实业。必须从实际的事业上一步步开步走，“不要睡在空名词圈里，学那变戏法的，把名词当作一种符咒，只是口中念念有词，就梦想他等候他总有一天从空中落下，实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被那些‘先王之法’、‘圣人之道’等包含一切金科玉律的空泛名词遗误已久，此后不可再误了。”（注：《解放》，《新青年》第7卷第2号。）
西方人讲求创新，不为古人先哲所禁锢。中国人的心理则是崇拜圣人，束缚、满足于古代圣贤学说，视标新立异为异端邪说。《新青年》认为西方社会的思想学说随社会现实时时进化，日新月异，“故欧美今日之人心，不但不为其古代圣人亚里斯多德所拘囚，且并不为其近代圣人康德所支配。”（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中土儒士，以纲常立教，为人子妻者，既失个人之独立人格，复无个人之独立财产。”（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固守孔子之道，拘泥于纲常名教，因循、保守，缺乏西方民族的创新精神。西方人在创新中求得自己存在的价值，中国人在循规蹈矩中求得安逸。
“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说，儒家不尚力争，何况于战？黩武穷兵，国之大戒。佛徒去杀，益夺健斗之风。世称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印度民族安息于涅pán＠①，安息为东洋民族的一贯精神。西洋民族，“好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的民族性是：“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的民族性是：“恶斗死，宁忍辱”。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发表的《抵抗力》一文中把中国的国民性概括为：“卑劣，、退葸、苟安、诡易、圆滑”，“呜呼、悲哉！亡国灭种之病根，端在斯矣。”（注：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
在义利观上，《新青年》指出西方人重利，中国人重义。认为西方世界的潮流是殖产兴业，分工合力，尊重个人以谋公共幸福。中国人则是“功利货殖，自古为羞。”世界进入20世纪以后，不摈弃传统儒士的义利观，中华民族难以振兴。“于此经济竞争剧烈之秋，欲以三等流氓（政治家为高等流氓，士人为中等流氓，流氓为下等流氓，以其均无生产力也）立国，不其难乎？”（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因此，陈独秀把旧中国的官僚、政客和军人列为“三害”，三害不除，国无清宁之日。
《新青年》对中西价值观进行了多侧面比较。从特定的文化模式结构或特定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的综合考察，寻究产生这些特征的根源。注重从社会心理、观念结构上进行探究。认为中国民族在价值取向上，应效法近代西方，提倡人格独立，以“个人为本位”，“个性解放”，信仰自由，争新竞智，重实际，重向往探求，通过改造自然为获得自由的必由之路。这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型的有益探索。
五、《新青年》对社会文化转型的久远影响
《新青年》在五四时期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影响是巨大而久远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前后通过《新青年》传入或兴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1919年前后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追根溯源，也都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端的；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精神文化都是在1919年前后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几乎是在实践和完成五四先驱的未竟之业。五四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可以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起着重要的精神桥梁作用。
《新青年》杂志创刊的时代，正值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文化正由以封建专制为主体的旧文化向以近代民主政治为主体的新文化转型。《新青年》杂志激励现代中国实现由封建文化到包含现代科技、现代教育、现代文艺、现代传媒在内的现代文化的重大转型，推进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为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崇尚科学，提倡创新意识是《新青年》编辑群体的重要思想观念之一。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认为，“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不要被古代的先贤“所拘囚”，也不要被近代的圣人“所支配”。要发扬《新青年》倡导的民族创新精神，提倡的学术开放意识，“一勿尊圣，二勿尊古，三勿尊国”。广采博纳，吸取其精华，营造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时代氛围。
《新青年》推进了思想解放和人们观念现代转型的进程。认为，中国封建文化中那种安于现状，因循依赖，空想虚玄，寻求世外解脱的种种观念，愈来愈与社会的进步不相容，应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中的创新竟智，崇尚科学，重视现实，讲求实效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观念。陈独秀则认为，民主、科学是现代社会前进的两大机轴，应摈弃旧的落后的官本位文化观念，树立振兴实业的现代意识。《新青年》倡导的现代化意识激励着先进的中国人通过以民主、科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由封建思想统治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现代思想的重大飞跃。《新青年》和五四精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更新与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和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激励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到民族独立和现代民主的重大历史嬗变，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
《新青年》倡导的进取意识、竞争意识和赶超精神，促进和加速了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陈独秀呼吁“当急起直追”（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则指出，“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形势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种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管的组织，不能有成。”（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李达等主张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缩短中国与西方先进工业国家的差距。
《新青年》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多方位、多层次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现代、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蒙受和正在继续蒙受《新青年》杂志的鼓舞和鼓励。《新青年》描述的“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注：《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这样一个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的转型已经基本实现。在新的社会基础上觉醒，不断解放思想，深刻领悟五四时期先进中国人确立的救亡、启蒙、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等时代主题的当今意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杂然而前陈者范文2
关键词：胡秋原：第三种人：神州国光社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2-0133-06
1930年代初，胡秋原在“文艺自由论辩”中左右开弓，受到左右翼的夹攻，被称为“第三种人”。与王礼锡一起主持神州国光社（以下简称“神州”）和《读书杂志》，以此为主阵地，发起了著名的中国社会性质讨论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形成了在当时思想理论界颇具影响的“读书杂志派”。其核心人物胡秋原等人以“神州”为依托，政治上主抗日，思想上主自由；积极参与政治实践，在支持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和震惊全国的“闽变”中起到了引领舆论、宣传鼓吹和理论指导的作用，成为“神州”的灵魂人物乃至“思想界的骄子”。目前学界对胡秋原在“神州”的作用和影响疏于关注。胡氏参与“神州”的各种活动，反映了其思想倾向，由于左右翼的攻击，尤其是长期以来受“左”倾错误影响，其思想价值被淹没了。鉴于此，本文以胡秋原与“神州”为中心进行梳理和探讨，分析胡秋原在思想论战和救亡等问题上的主张，揭示在危机深重时。他对中国出路的探索和思想内涵，并重新审视其思想的历史价值。
一、胡秋原与“神州国光社”
神州国光社。1901年由邓实、黄节等人创办于上海，刊行《神州国光集》，是以印行美术书籍为主的出版社。邓实等人在提倡国学、保存国粹的活动中，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该社后受新文化运动批判复古主义和崇尚西洋文明等时代思潮影响，加之经营不善而难以为继，1930年由时任广东省主席的陈铭枢出价40万元接办了“神州”。陈氏交游广泛，“嗜好和思想都复杂，平日爱谈新思想、新政治，想做学者圣贤，又想做英雄和政治家。”胡秋原评价他“以学者型将军著称”。“拥有从佛教到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学识”。他“喜欢同文人来往”，因而视“神州”为其营造舆论的阵地和罗致文人的舞台。
陈铭枢及十九路军经历了从拥蒋到反蒋的转变，胡秋原“将其反蒋原因归结为十九路军对蒋统一与抗日期望的彻底破灭”。陈氏“因不满现状，亟欲另开政治局面，同时也意识到文化事业对政治的作用”，接办“神州”后聘请“思想气味相投”并成为至交的王礼锡为总编辑。“陈铭枢涉足文化事业，无非是为他在政治上独树一帜造舆论和招募智囊。”王氏接任主编后即招兵买马，罗致方方面面的文化人，在“神州”出版胡秋原的《艺术社会学》。这是胡秋原与“神州”建立关系的开始，与王氏一起构成“神州”的双子星座。
1930年12月，王礼锡赴日本筹办《读书杂志》，在东京与留日青年交游，首先想到在早稻田大学研读马恩全集和西方文化哲学的胡秋原，他们商谈《读书杂志》的目标是“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寻求中国社会的前途”。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中共接受斯大林的观点，认为“中国是封建社会，所以要实行土地革命”。王礼锡曾在“神州”为托派发行《动力》杂志，与中共论争。胡秋原认为王氏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多少受托派影响”，对于“中国社会史应如何分析，他还没有确定意见”。“鸦片战争以前的社会并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专制主义社会。中国将来会走向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不可无自由，社会民主主义是理想前途。”其主张赢得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实际政治运动都感兴趣的王氏的共鸣。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据王氏回忆：“从前和很多人讨论过，总得不到相同的意见，不料秋原却早有和我相同的见解，因此我们决定再长期的下一番精审的研究，去充实我们的见解”。
1931年4月《读书杂志》由“神州”出版，6月，王氏力邀回沪的胡秋原参加社会史论战。“九·一八”事变，使原本只热衷于理论研究的胡氏“卷入政治中”，“鼓吹抗日，并开始研究国际问题。”力主抗日和思想自由，呼吁“勿侵略文艺”，高擎自由主义旗帜左右开弓，既抨击“民族主义文学”，又批判“左联”“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观点，受到左右翼的围攻，引发了1932年的文艺自由论辩，被称为“第三种人”。
胡秋原既不满的内外政策，又不赞同苏俄式暴力革命。翻阅很多资料后，在《读书杂志》上撰文系统阐述了他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观点。主张从秦至清末是“专制主义时代”，鸦片战争以来是“专制主义殖民地化社会时代”。力证马恩著作中承认专制主义的存在，并运用于中国历史。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是半殖民地化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中国革命问题便自然归结到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了”。并提出中国革命是“一个反帝国主义及其人问题”和“民主性的革命”，“帝国主义、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三位一体”，他对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革命问题的认知，应该说是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的。
论战中，王礼锡提出社会史分期问题和专制主义分别沿袭胡氏《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草书（上）》和《专制主义论》的观点。正如有论者指出：“王在社会史论战的见解上并没有多少创获”。甚至陈铭枢也受胡氏思想影响。由此可见，胡氏是影响“神州”思想倾向的灵魂人物。正是借重社会史论战，陈氏形成“对中国前途的自以为是的一套看法”。时人评价“胡秋原诸先生，一时成了思想界的骄子”。《意识形态月刊》、《文化杂志》等也由“神州”出版，由胡氏主编。“编辑部事务需要解决者，王礼锡不在所时，由胡秋原代为处理。此是因胡具备多方面的学识之故”，胡氏在“神州”乃至思想界的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
因出版大量左翼书籍，给“神州”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读书杂志》开展的社会史论战中多主张民主与抗日，大都以马克思主义立论，引起当局的不安。1933年初南京国民政府以触犯出版法为由，封锁《读书杂志》与“神州”，王礼锡被迫去职，出洋考察。王氏与陈铭枢商议后，决定由胡秋原主持“神州”。胡氏认为，政府尚不信任与长期有联系且的王礼锡，担心自己与政府素无渊源又研究马克思主义，不能获得信任，经劝说后方才同意。
胡秋原主持“神州”后，赴南京拜会部长陈立夫，请求中央对其书籍解禁，陈述其关心国家命运，希望中央不要误会并请求指教。陈氏指出建国须合乎自己国家的情况，如只介绍外国图样就很荒谬。胡氏认同此批评，但认为要集思广益，多借鉴别人的著名图样，即使敌人言论，也要知己知彼，并指出陈立夫有大作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陈氏提到介绍外国图样，指“神州”出版左翼著作、《读书杂志》开展的社会史论战，胡氏认为当局不应固步自封，应通过讨论，在比较研究中找到一条建国之路。胡氏力主言论出版自由，获得回应，一周后南京政府解除了对“神州”的封锁。鉴于这次查禁，他接任主编后声明：本刊为各派“在纯理论上立言”，“一视同仁”，“露骨的政治宣传，则绝对避免”。尽管他主持“神州”和《读书杂志》的时间很短，但却依然具有相对独立、兼容并包的心态和多元的文化品格，继续为各党派提供一个发表政见的阵地。可见其对“神州”文化平台的珍惜，试图保持“神州”的相对独立性与超越政治意识的壁垒。
在社会史论战中，胡秋原跳出西欧历史模式的窠臼，驳斥那些误解马克思公式的人，认为唯物史观不能机械教条地应用于中国社会，五阶段论直线递进模式不能合理地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长期以来胡氏被否定，尤其将学术讨论中思想观点的争论视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被定性为“敌我矛盾”，认为其反马克思主义。客观而言，“胡秋原的言说较接近于中国历史的自身状态，也较为切合马克思的封建原论和东方社会史论”。因“系个体性论者，影响力有限，甚至被遗忘，然其谠议终究不能掩没”。以“第三种人”著称的胡秋原依托“神州”，参与1930年代初的文艺自由论辩和社会史论战，掀起了震动思想界的波澜，引起左右翼的攻击，成为“神州”的灵魂人物。
二、在救亡问题上胡秋原与“左联”的分歧
“九·一八”后，陈铭枢调和宁粤合作，十九路军卫戍京沪，陈氏任总司令。1932年1月28日，日军向驻守闸北的十九路军发动突然袭击，双方展开激战，激起国人对十九路军的支援，“神州”当然不会置身事外，更何况陈铭枢在接办时就视“神州”为“十九路军集体事业的一部分”。鲁迅曾说“神州”是“武官们开的书店”，胡秋原在“指挥刀下谈自由”，意指“神州”有陈铭枢及十九路军的支持。《读书杂志》刊登陈氏与十九路军将领的电文，扮演着“喉舌”与“机关报”角色。在“许多抗日的机关，和的报纸，都遵命封闭”之际，为鼓舞士气和民心，29日，胡秋原等人决定“由《读书杂志》、《文化评论》两社合作”创办《抗日战争号外》，揭露日本侵略罪行，鼓舞抗日斗志，宣传全民抗战。30日，“‘紧急号外’散布在街上了”，五天后“左联”主导的罢工委员会“要劫夺而去，理由是‘应该归他们办’。”在准备接收“号外”之时，胡秋原气愤地说：“你们以什么资格来接收这号外？”为争夺主办权，“当时左派没有想通，不仅有‘打倒十九路军’的口号，并由罢工委员会要印刷工人罢工，不印《抗日战争号外》”。双方产生冲突，罢工工人被巡捕房逮捕后，“左联”领导人周扬等人找到胡秋原，要求其协调保释被捕工人，“而来煽动罢工的正是周扬”，胡氏不认同其行为，自然拒绝其请求。在民族危机日益严峻之际，胡秋原等人不赞同“左联”阶级斗争的做法，决定停办刊物以维护言论出版自由。
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抗战也引发了当时在租界作家的共鸣，他们认为在民族战争中应尽微薄之力。胡秋原、王礼锡、陈望道等人积极联络，为争取文化界支持十九路军抗日，组织上海著作者抗日会，讨论文化界如何抗日问题。“神州”中“以王礼锡、胡秋原、梅龚彬为核心，他们发动了与他们观点比较接近的著作家二三十人参加了抗日会”。他们认为“在‘反日战线’之下，应当可以把许多意见不同的知识分子，作一时的战斗的集合。”“左联”因在“神州”工人罢工问题上与胡秋原等人心存芥蒂，且“左派因为误会神州国光社是社会的组织，不愿意由神州同仁‘领导’”。但在抗日的前提下，形成了知识分子的联合战线，通过了由胡秋原起草的《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胡秋原认为“左翼第一次失去他们所谓的‘领导权’。”
尽管各派参加了著作者抗日会，但围绕领导权，却引发了“左联”与胡秋原等人的争论。“左联”认为，胡秋原“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著作者抗日会是社会领导的”，“秋原在会场太活动了，只是‘破’，想不到一点‘立’的工作”。事实上，他未组织社会，“闽变”中的“生产人民党”也是由陈铭枢组建，胡氏起草的党纲，与此无关。胡秋原等人对大革命中苏俄式暴力革命所带来的混乱极为反感。“一·二八”事变后，“左联” “以‘阶级观点’反对十九路7F抗战，并说‘民族主义的口号是欺骗’。”无疑增加了胡秋原等人的恶感。“著作者抗日会的发起，本来没有党派的畛域，想把各党派及无党派的份子”，在抗日旗帜下，团结起来贡献力量，宣传并呼吁全国一致抗日，“他们却牺牲力量于内部的无聊的冲突，回避我们当前的民族革命斗争”！胡氏等人认为在“革命的民族斗争是当前革命的最高潮”的情况下，尤其是反帝成为社会共识之时，“他们偏偏要披上反日的民族革命斗争的外衣，做非当务之急的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运动，斗争失坠了重心。”在此情况下“神州”成为左翼要打击的小箭靶，胡秋原更是成为重要的小箭靶之一，“某人说秋原在会场太活动了，应当给他一个打击”。甚至攻击他“粗鄙武断，不懂马克思主义”。“左联”机械地把持一切，用命令插手一切组织，“尽量地指挥一切文化团体与文化界的个人，而剥夺其自由至于无余了。”在民族危机深重之际，一味强调阶级斗争的做法必然会遭到胡秋原等人的抵制。
“一·二八”淞沪抗战，胡秋原等人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喊，但在此问题上与“左联”的斗争策略产生了严重分歧。正是这种经历和战争洗礼，使其更不赞同苏俄式暴力革命道路，民族和革命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三、书生问政——胡秋原与“闽变”
淞沪停战后，1932年5月十九路军被派至福建剿共，1933年1月陈铭枢被迫出洋。日本侵华步伐加快导致民族危机和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十九路军既不满的和消极对日政策，也不满剿共内战政策，高擎民族主义大旗，主张抗日。陈铭枢出国后与留洋知识分子探讨国事，增强了其政治抱负。1933年5月下旬，他回福州与蒋光鼐、蔡廷锴会晤，现实的政治矛盾和思想分歧使“领袖欲望很强的”陈铭枢“很想取蒋而代”，决心在国共之外另辟新的救国道路。他在福州各界欢迎会上做了《从国际形势说到中国民族的出路》的演讲，主张全民一致抗日。胡秋原接到在《读书杂志》刊登此文的要求，十分赞同陈的主张，虽考虑到文中对当局的批评过于尖锐，但因陈铭枢是“神州”的后台老板，迫于压力，同意发表，加剧了十九路军与中央关系的恶化。
那时主张抗日，取消党治，对国共都不满的人试图走第三条道路，而这些游离于国共之外的各派知识分子，对陈铭枢和十九路军寄予厚望。陈铭枢的香港公馆一时门庭若市，胡秋原也因“神州”及其同仁的安全与十九路军的动向密切相关，赴港一探究竟。在港月余，胡氏了解到陈铭枢等人决定反蒋抗日，经“第三党”与中共联系，深感事态严重，7月底回沪召集编辑部同仁说明情况。为保持“神州”，《读书杂志》与“神州”脱离关系，甚至停刊。将已写好的《读书杂志》编后废弃，以脱离“神州”的声明附于其后，又刊出他辞去编辑的启事，《读书杂志》于1933年9月出版到第3卷第7期终结。8月间胡秋原离沪赴港，直到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才重返他挥毫论战、呼吁抗日的上海。
据陈铭枢回忆“从接办‘神州’到福建人民政府阶段，以王礼锡对我的思想影响最大”。中国社会史论战“给了我极大的影响，使我逐渐改变了政治倾向，走向福建”。陈氏的说法并不十分准确，如果说王礼锡是“社会史论战的组织者和推动者”，胡秋原则扮演着思想者的角色，社会史论战中王氏、陈氏等人深受胡秋原的思想影响。1933年10月底，陈铭枢与胡秋原谈及在福州成立反日反蒋新政府时，认为在和对日不抵抗及剿共的局面下，领导抗日，结束党治，必定能打开一个新局面。胡氏虽赞同此主张，但对与中共签署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充满疑虑，“闽变”的失败与中共未履行协定是分不开的，事实证实了其疑虑。尽管如此，因他是“陈铭枢的亲信”，与王礼锡等“神州”骨干先后于11月初到达福州参与筹划“闽变”。福建省政府聘请其担任《民国日报》社社长，进行改版并作抗日反蒋舆论宣传，后改为《人民日报》，成为新政府的喉舌。他负责文宣和起草文件，提出言论方针，招待中外记者，接待各地文化界人士。又因在新政府中担任文化宣传处主任，“公务纷繁，无暇兼顾”，又辞去了社长职务。据笔者统计，《人民日报》从1933年11月20日至1934年1月12日止共发行51期，社论计有48篇，其中胡氏撰写9篇，占19%，可见他实际上是引领舆论宣传方面的关键人物。陈铭枢也承认胡氏等人“发挥了很大作用。”
因“第三党”是“闽变”的主要策动者，在讨论政府产生程序、宣言、组织等时占优势，引起了十九路军的不满，他们认为第三党主持一切，与南京决裂是自取孤立，获得胡秋原的赞同。“胡在会议上常与‘第三党’辩论，因有‘神州’同仁支持，常获得通过。尽管“第三党”认为在闽西实行“计口授田”卓有成效，但在耕地较少的福建则很难推行，一旦成为政纲，大批农民分不到田必然会导致社会混乱。胡氏认为：“唯有改革政治、发展交通实业，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同时减租减息，才能提高农业生产力，也才能团结整个农村”；贸然“许诺计口授田，其结果必然会自乱”，“耕者有其田比较有弹性”。客观而言，胡氏的主张比“第三党”更具操作性。在筹备会议上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人民权利宣言》，并提议为临时约法，以“耕者有其田”代替“第三党”力主的“计口授田”，宣言中提出的“生产人民”有别于无产阶级，而将体力劳动与精神劳动并重，也与马列主义不同。
“闽变”的宣言政纲“早有陈铭枢的智囊团王礼锡、胡秋原、梅龚彬等拟好”。“当时凡属重要文件，陈铭枢多交给他的智囊——神州国光社主要人物胡秋原、王礼锡执笔主稿”。据朱伯康回忆：“礼锡、秋原、龚彬等襄助陈铭枢积极进行各种筹办工作，我当时见到人民权利宣言草稿、政府草稿。”胡氏还在文教事业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文委会委派其“负责组织人民大学”。在政纲和宣言中，提出中国是“在帝国主义者统治下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之最大目的，在消灭帝国主义者在华之宰割；同时扫除一切封建势力，以树立完全代表人民权利之政府。”“发展人民经济，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权”。主张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工业化、言论出版自由、结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的出路在于民族问题而非阶级斗争等。与其在社会史论战的主张一脉相承，都触及到1930年代中国最现实问题的焦点。由此可见，胡秋原在“闽变”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体现在组织上，而且在政纲和宣言中无一不体现其思想倾向。长期以来胡秋原等中间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深重时期，对中国出路的思考和探索受到指责，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客观而言，正是这些思想认识，使他在1930年代的思想界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其思想价值并未因“闽变”的失败而烟消云散。
“闽变”失败，神州国光社失去了政治靠山，以至于“在经济上受到致命的打击，并由于经营不善，到了破产的边缘”，已无力收购稿件出版新书了，这对于流落到香港以著文为生的胡秋原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他在港被人告密为“共产党”，被捕后经保释“自动离境”流亡欧洲，读书译书之际仍呼吁抗日。胡秋原从日本回国后依附“神州”参与文艺自由论辩和社会史论战，投入到抗日救亡与探索中国出路的事业之中，“特别是他第一次参与福建的实际政治运动，目睹种种情况，又接触许多政治人物之后，使他深深在理论上感觉到中国的事是民族问题，而非阶级问题”。“又在实际中感觉到，许多知识分子爱谈马克思主义，而实在对马克思主义之了解是虚浅而错误的”。胡氏回忆“闽变”时说：“我当时相信，中国应有抗日而实现独立，民主化、工业化；不过，应走社会主义道路”。
杂然而前陈者范文3
［关键词］ 《赵氏孤儿》；复仇；现代意识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复仇曾普遍且长期存在，以复仇为题材或主题的故事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对于中国人来说，最为家喻户晓的复仇故事当属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陈凯歌之所以选择把《赵氏孤儿》搬上银幕，是因为他觉得“《赵氏孤儿》集合了复仇类型和悬疑类型的故事，中国杂剧里很少有超出它水准的剧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接受纪君祥的价值观，正如他自己所言：“纪君祥的故事好，不等于立意好，完全是样板戏那样的主题先行，人物脸谱化，强调所谓的大忠大义，我对他的观念完全不接受。”［1］那么陈凯歌的电影《赵氏孤儿》是怎样在当代审美意识观照下改编元杂剧《赵氏孤儿》的？有哪些成就和不足？这就是本文试图加以探讨并予寻求问答的。
一
最早记载《赵氏孤儿》这个故事的是《左传》。但《左传》所记载的这个故事中并无屠岸贾、程婴、公孙杵臼等人，也无赵朔被诛事。赵朔之妻庄姬与赵婴私通，在弟弟晋景公宫中，安然地生下赵武，没有遭到迫害。反而是她诬陷放逐赵婴的赵同、赵括，导致赵同、赵括家被灭门。这是一个由于赵氏家族内部私通而引起互相攻杀的事件。司马迁的《史记•赵世家》改写了这个故事，描写以屠岸贾、韩厥、程婴、公孙杵臼等人为主，重点讲述赵盾与屠岸贾两家的仇杀以及“搜孤救孤”的故事，主题已由《左传》的攻杀变为正义与复仇。尽管“《赵世家》记载赵氏被灭与赵武复立，全采战国传说，与《左传》《国语》不相同，不足为信史”［2］，“而所谓屠岸贾、程婴、杵臼，恐亦无其人也”［3］，但却确立了《赵氏孤儿》的基本故事模式，影响深远。
元杂剧《赵氏孤儿》从民间视角出发，以程婴、公孙杵臼、韩厥三位义士的“救孤”为全剧之叙事主线。历史真实中大肆封荫本氏宗亲，甚至有弑君嫌疑的朝廷实权人物赵盾，到了剧中却成了忠君爱国、直言敢谏的忠贞之臣。相比《史记》，在人物关系方面，把本是晋灵公加害赵盾的罪行全部推到屠岸贾身上，以突出屠岸贾的奸邪残忍；把本是孤儿长大后为其请封的大臣韩厥，改为屠岸贾门下将军，并在放走保护孤儿的程婴后自杀；把程婴“谋取他人婴儿”冒充赵氏孤儿改为程婴牺牲自己的亲生骨肉；把程婴和孤儿“俱匿山中”改为程婴在屠岸贾府中充当门客，赵氏孤儿被屠岸贾收为义子，取名屠成。另外一个大的改动是增加了程婴被逼杖打公孙杵臼一事。这样一改动，剧本的正义与奸邪的斗争更加尖锐，戏剧矛盾更加集中，冲突更加激烈，人物性格更加鲜明，戏剧主题也就更加深化，即通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复仇主题，宣扬了正义必胜的精神信念，赞颂程婴、公孙杵臼等人在道德行为中所表现出的人格力量。元杂剧《赵氏孤儿》之所以影响深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品所反映的正义主题与民间所提倡的道德伦理相契合。
元杂剧《赵氏孤儿》突出的艺术成就表现在情节紧张惊险，戏剧冲突尖锐激烈，语言质朴刚劲，全剧始终洋溢着一种磅礴高昂的正义精神。如剧中第三折写道，程婴准备以自己亲生儿子的生命为代价藏匿遗孤。这种常人难以做到而又是人人敬仰的壮举，感动了公孙杵臼，使之甘为孤儿忍受屠岸贾的严刑拷打，触阶而死。这种至善至美的人性光芒不仅极大地完善了程婴、公孙杵臼二人的壮美性格，使他们成为光耀舞台、彪炳艺苑的千秋典型，而且使杂剧辉映着慷慨激昂、正气浩然的悲剧美感。正因如此，杂剧《赵氏孤儿》才被著名学者王国维誉为“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4］。
虽然陈凯歌没有打算把电影《赵氏孤儿》完全拍成一部悲剧，也不把感动作为电影追求的目标，［5］但电影前半部分还是继承故事原有的那种壮烈的悲剧美，在血雨腥风的激烈冲突中，塑造了一系列为忠于赵氏而急难死节、前赴后继的人物形象。如赵盾手下的舍命救主、公孙杵臼的从容赴死，尤其是赵盾的义仆用血肉之躯代替车轮的场面令人动容。这些都洋溢着慷慨激昂的悲剧意味，荡气回肠、壮烈感人。
二
元杂剧《赵氏孤儿》围绕“搜孤救孤”这一中心，展开了正义与邪恶之间惊心动魄的较量，取得了很好的舞台效果，几百年来经久不息。然而戏剧中的夸张情节毕竟有不合常理之处。如程婴牺牲自己的孩子去救别人的孩子，虽然伟大，却不近人情。电影《赵氏孤儿》能否立得住，取决于影片能否建立起令人信服的强大逻辑，即程婴用自家的孩子换下了赵家的孩子这可能吗？在这一点上，陈凯歌完全抛弃了旧时“托孤救孤”中“士为知己者死”或报恩而舍弃亲子的价值观念，用合乎现代观众口味的叙述方式，更逻辑化、更人性化地解释了程婴为何会用亲生儿子替换赵氏孤儿，从而确立了影片的基本视角。
在电影《赵氏孤儿》中，程婴的身份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他不再是赵氏的门客，也和赵氏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市井郎中。这个身份的转变让程婴的救孤行为脱离了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观念的支撑而找到了一个合乎人性化的逻辑起点。在最不恰当的时机，程婴出现在了赵府，结果直接被卷入了政治漩涡的中心。程婴不再是一个义薄云天、正气浩然的忠烈之士，也不想牺牲他的儿子。每到生死抉择的关头，他都在良知召唤和杀身恐惧之间纠结难断，但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他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影片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来表现程婴在换子过程中的各种无奈和情非得已，刻画和铺垫了他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从一开始的善良、懦弱，到面对抉择时的犹豫和挣扎，最后演变成面对命运的无奈和悲苦。当他做出了一个又一个现代人可以理解的选择后，命运的漩涡最终还是吞没了他。程婴救孤不再是一个人人仰止、高不可及的伟大神话，而是一个不乏良知的普通人在命运的阴差阳错中一不小心就能做到的人间传奇。
电影同样赋予传统意义上的奸臣屠岸贾更多的人性化空间，让恶的化身成为有情的枭雄。他之所以杀害赵氏满门并不完全是由于妒贤嫉能、争权夺利、陷害忠良。赵氏父子的居功自傲、飞扬跋扈，连国君都惧让三分。生活在昏庸无能的晋国君主与权倾朝野的赵氏父子夹缝之间的屠岸贾，忍受了太多的屈辱，发酵了太多的怨毒。他痛下杀手，假国君之诏，诛赵氏满门。对于刚刚出生的赵氏孤儿，他也不放过，全城搜索，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漏掉一个，最终将一个尚在襁褓之中的无辜婴儿活活摔死，可谓残暴之极。虽然屠岸贾内心充斥着毒恨，但他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没有后代的他开始没有识破程婴的复仇计划，将赵氏孤儿视为己出，训练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当他最后发现多年来所宠爱的孩子竟是自己的仇敌时，他犹豫了。就像“生存还是毁灭”这个问题困扰着哈姆雷特一样，杀还是不杀这个问题也困扰着这个不可一世的枭雄。这一切都仿佛是命运的捉弄，他只能饱尝自己种下的苦果。屠岸贾和程婴虽然处在对立的两端，但他们却都在内心的炼狱中煎熬着，矛盾痛苦地挣扎着。在最后的结局中，死亡的降临反而成为二人的解脱，不禁让人感叹唏嘘。
总之，影片主要关注的是程婴、屠岸贾、赵氏孤儿、韩厥等人在政治斗争和命运漩涡当中无奈的挣扎、反抗和思考，易简单为复杂，化陈腐为新奇，不仅没有削减这个“托孤救孤”故事的传奇性与戏剧性，反而还让这个妇孺皆知的故事重新焕发出生机来，拥有了新的人性魅力与戏剧张力。陈凯歌对传统故事的这种创造性改造，显现出了他的眼光和胆魄。
三
在《史记》中，赵氏家族被灭门后，尽管程婴、公孙杵臼设法救护孤儿，但为家族复仇的意图和行动几乎没有，屠岸贾被灭族是由于晋景公因病问卜的结果。而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中，“救孤”“保孤”的目的就是为了复仇。正如邓绍基先生所说：“从《史记》到杂剧《赵氏孤儿》，程婴山中匿孤变为屠岸贾抚孤，借神意（占卜）解决问题的结尾，改作人事诛杀，都是为了强调复仇的主题而作的更动。”［6］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中，早在复仇行动酝酿之时，公孙杵臼就有“将那厮万剐千刀，切莫要轻轻的素放了”的构想。赵氏孤儿长大成人，不仅将屠岸贾“钉上木驴，细细的剐上三千刀，皮肉都尽，方才断首开膛，休着他死的早了”，而且还将屠岸贾“阖门良贱，龆龀不留”。其实，赵氏孤儿复仇时株连无辜的行为和当年屠岸贾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我们的古代社会中虽然不乏弱小者的反抗复仇，但更多的是这种极端的血腥复仇，复仇范围往往扩大为对对方整个家族的铲除。这应当是我们当代人警惕和批判的。2003年，田沁鑫和林兆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赵氏孤儿》，把它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虽然主要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设置和元杂剧大致相同，但他们都有意淡化了孤儿复仇的主题。对于这一点，陈凯歌也有足够的清醒意识。他说：“我小时候是仇恨灌输的年代，永远别人告诉你的就是恨，恨谁？恨美帝国主义，恨仇人，把战俘带到学校去，灌输仇恨教育。仇恨教育的结果就必然是‘’暴力横行。”“中国历史有那么多悲剧，这个最大的悲剧在哪里？是对生命的无视。中国人的命不值钱。”［5］因此，在电影《赵氏孤儿》中程婴没有被仇恨扭曲，也没有向赵氏孤儿灌注仇恨，即使到了影片结尾，也没有渲染赵氏孤儿复仇的血腥。这是电影《赵氏孤儿》的难能可贵之处。
在元杂剧中，无论是为救忠臣、杀身成仁的提弥明、灵辄；还是视死如归、守口如瓶的公孙杵臼以及舍弃亲子、保全孤儿的程婴，在某种程度上，都只是复仇行动的参与者或者间接执行者，而直接的复仇行动执行者在戏剧的后半部分才真正出场，那就是赵氏孤儿。依照传统的儒家伦理观念，为赵盾昭雪以及除掉奸佞的重任只能由尚存的赵氏家族直系血缘人物来完成，赵盾的门客和友人只能充当协助的角色。复仇行动最终实施的惟一时间标准就是赵氏孤儿的长大成人之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误读，在电影中，故事的主要线索已不是赵氏孤儿的复仇而是程婴的复仇。程婴精心设计了复仇计划，带着赵氏孤儿投入仇人屠岸贾门下。他既要做到自己对孩子的绝对影响，同时又要让仇人对这个孩子产生深厚的感情，这样才能最终实现让屠岸贾“生不如死”的复仇目标。当韩厥质问程婴为什么每天都有机会杀死屠岸贾而不行动时，程婴解释说，一方面是因为“医生救人不杀人”的职业道德；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要把这个孩子抚养长大，让他们相亲相爱，再把孩子带到他面前，告诉他孩子是谁，我是谁！”陈凯歌给这个传统复仇故事赋予了新的内涵，即程婴这个人物就是不服，也就是弱者对强者的藐视。［5］
四
作为第五代导演里最有文化底蕴、最擅长哲学思辨的陈凯歌来说，他不可能满足于仅仅叙述一个大体成立的故事、停留在历史的重建上，还要更上一层楼，要有暗喻人生哲学的意味。如果说《梅兰芳》这部电影因为受现实诸多因素的制约，无法淋漓尽致地表达陈凯歌的人生哲学，那么在《赵氏孤儿》这部电影中，陈凯歌不再纠结于真实的历史，终于可以相对自由地袒露自己对历史和当下的思考，即“我们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好像一直很难避免情绪化和极端，老是不能中庸”，“中国的进步，就应该从珍视生命开始”［5］。
陈凯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赵氏孤儿》是一部关于爱的电影。这在电影中有诸多表现。如庄姬在将婴儿托付给程婴时说：“等他长大后别告诉他父母是谁，让他过普通人的日子。”为了凸显这种伟大的母爱，陈凯歌还不惜笔墨塑造出程婴妻子这一传统戏曲中并没有出现的平凡母亲形象。程婴对赵氏孤儿的父爱更是被浓墨重彩地表现，程婴不仅救了他，还把他抚养长大，不让他冒生命危险，体现了对另一个个体生命的尊重。这无疑融入了陈凯歌作为一个父亲的个人情怀。推动赵氏孤儿复仇的力量不仅仅是仇恨，还有他对程婴的爱。正如剧中他对屠岸贾所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的命，为我爹报仇。”这个“爹”不仅仅是指赵朔还有程婴。甚至连屠岸贾也是集大恶大爱于一身，对赵氏孤儿舐犊情深，由最初的大恶逐渐被大爱感动。
但是，陈凯歌赋予电影中主要人物的那种具有现代意识的爱，有时却表现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如程婴早已将庄姬临死之前的嘱托忘得一干二净。又如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中，赵武一知道自己的身世，没有丝毫的矛盾和犹豫，狠心杀了自己的义父，表现得很残忍，不合乎人之常情。但是这一点在电影中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赵氏孤儿被屠岸贾抚养了15年，突然有一天得知自己最信服的干爹竟然是自己的杀父仇人，而前些天这个杀父仇人还为了救自己而身受重伤，但他没有选择，只有义无反顾地手刃此人才能对得起列祖列宗，15年的恩情瞬间化为烟云。电影虽然表现了赵氏孤儿的失落感和无奈感，但力道明显不足，只是仓促地以其与屠岸贾的含泪决斗匆匆收尾。最后，电影中主要人物的纠结在血光中结束。这未免有点虎头蛇尾，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对剧中人物行为动机和价值的深入探求。
陈凯歌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不要《赵氏孤儿》去承担过多的血海深仇和历史负担，要用现代的观点来传达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这或许对青少年有教育的作用。但他忘了中国的历史本来就是非常沉重的，忘记沉重的历史就等于背叛。选择“赵氏孤儿”这个故事来宣扬现代世界的人性与爱，在国人看来却有点格格不入，尽管这一点颇能博得海外观众的认可。其实，在那个诸侯争战、弱肉强食的时代，在野蛮和杀戮面前，爱有时是显得苍白和无力的。我们不必过于拔高古人，弱者含辛茹苦、忍辱负重，为了自己的尊严和生存而奋起反抗，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值得钦佩的行为。 尽管赵氏孤儿是一个好题材，以陈凯歌的才气和能力，理应拍出更让人震撼与感动的作品。但电影《赵氏孤儿》做得还不是很好。因为衡量一部历史题材的影片是否优秀，应该看它是否彰显了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是否有具体、生动而又丰赡、深沉的历史意识。在这一点上，陈凯歌的《赵氏孤儿》尚未做到在历史真实和现代意识之间游刃有余。当然，这绝不仅仅是电影《赵氏孤儿》所存在的问题，这无疑值得中国电影人去深思许多电影之外的东西。这或许比无谓的“捧杀”或“骂杀”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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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839.
［3］ 梁玉绳.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1051.
［4］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99.
［5］ 陈凯歌.别让那些“高调”继续毒害观众［N］.南方周末,2010-11-25.
杂然而前陈者范文4
关键词： 《直斋书目解题》 陈振孙 目录学 价值
《直斋书录解题》原书五十六卷，今传二十二卷，南宋陈振孙撰。陈振孙是南宋时期著名的藏书家和目录学家，曾在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做官。这些地方出版业发达，因此他藏书十分丰富。《癸辛杂识》称：“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馀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①经近二十年的辛勤努力，陈氏仿《郡斋读书志》编成《直斋书录解题》。它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私人藏书目录，其述作者生平，撮每书大旨，考证讹谬，品评得失，对于辨别学术源流具有指示门径的作用。
一、图书分类体系的创新
《直斋书目解题》承袭了隋唐以来目录学正统派的四部分类法，全书共分五十三类，在两宋官修书目基础上调整增补了门类。具体分为经录十类：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语孟类、谶纬类、经解类、小学类。史录十六类：正史类、别史类、编年类、起居注类、诏令类、伪史类、杂史类、典故类、职官类、礼注类、时令类、传记类、法令类、谱牒类、目录类、地理类。子录二十类：儒家类、道家类、法家类、名家类、墨家类、纵横家类、农家类、杂家类、小说家类、神仙类、释氏类、兵书类、历象类、阴阳家类、卜筮类、形法类、医书类、音乐类、杂艺术、类书类。集录七类：楚辞类、总集类、别集类、诗集类、歌词类、章奏类、文史类。
在类目的设置上，陈振孙根据时代的变化设置了相应的类目，并对他新创的类目写了小序加以说明，体现了他在目录学上的创新精神。
（一）语孟类小序
卷三语孟类小序云：“前志《孟子》本列于儒家，然赵歧固尝以为则象《论语》矣。自韩文公称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天下学者咸曰孔、孟。孟子之书，固非荀、扬以降所可同日语也。今国家设科取士，《语》、《孟》并列为经，而程氏诸儒训解二书常相表里，故今合为一类。”该序阐明了语孟合为一类的原因。由于宋人已尊《孟子》为经，分类亦应改变，因此陈氏创设的此类目，此后各家相沿，遂为定制。
（二）起居类小序
卷四起居注类小序云：“《唐志》起居注类，实录、诏令皆附焉。今惟存《穆天子传》及《唐创业起居注》二种，余皆不存。故用《中兴馆阁书目》例，与实录共为一类，而别出诏令。”此序即论起居注类之因革。既继承了过去目录学的传统，又有所创新，根据现有藏书性质和便于利用的原则，把实录并入“起居注类”里，而从其中别出“诏令”作为一个新的类目。“诏令类”亦是陈振孙首创，在古代图书分类学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时令类小序
卷六时令类小序云：“前史时令之书，皆入‘子部农家类’。今案诸书上自国家典礼，下及里间风俗悉载之，不专农事也。故《中兴馆阁书目》别为一类，列之‘史部’，是矣。今从之。”此序说明陈氏从子部农家中别出时令类书，在史部中设置了时令类的原因。后世有以时令之书不多，仍入农家，或散入他类。
（四）音乐类小序
卷十四音乐类小序云：“刘欲、班固虽以《礼》、《乐》著之六艺略，要皆非孔氏之旧也，然《三礼》至今行于世，犹是先秦旧传。而所谓《乐》六家者，影响不复存矣。窦公之《大司农乐章》既已见于《周礼》，河间献王之《乐记》亦已录于《小戴》，则古乐已不复有书。而前志相承，乃取乐府、教坊、琵琶、揭鼓之类以充乐类，与圣经并列，不亦悖乎!晚得郑子敬氏《书目》独不然，其为说曰：仪注、编年各自为类，不得附于《礼》、《春秋》，则后之乐书，固不得列于六艺。今从之，而著于子录杂艺之前。”陈振孙借鉴郑子敬氏《书目》分类原则，认为不应该把民间的音乐并入古代乐经中去。因此，他在杂艺类前设立了音乐类，把后代有关音乐的书籍从经部中划出，列入子部，可说是图书分类史中的一大突破。
此外，法令、奏议、典故、别史等类目的编定都是从陈振孙开始的，宋代以后公、私书目多仿此而立类。
二、考镜学术源流
目录学的首要任务在于分类，次者在于著录(包括对每种书的小注、解题或题要)，通过分类、著录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直斋书录解题》的解题，言简意赅，涉及内容广泛，但往往侧重于某一方面，大致论及作者、书的价值、内容、取材、真伪、撰述时间、学术源流、图书版本等，使书目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
（一）对作者的评价
《指直斋书目解题》介绍作者的通例为：朝代、官职、籍贯、姓名、字号五项连书。如《解题》卷一易类《周易注》六卷、《略例》一卷：“魏尚书郎山阳王弼辅嗣注上、下《经》，撰《略例》。”《周易正义》十三卷：“唐国子祭酒冀州孔颖达仲达撰。”宋朝人则省去朝代。如《解题》卷二书类《书辨讹》七卷：“枢密院编修官莆田郑樵渔仲撰。”等多是此例。
在介绍作者之外，《解题》还对他们进行品评，且比较中肯。如卷四正史类《史记》条评左氏、庄子、屈原及司马迁为“豪杰特起之士”。评杜预为“左氏忠臣”②，颜师古为“班氏忠臣”③，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学术成就。
《直斋书录解题》还包括对作者的考辨，包括辨真实作者和考辨存疑作者两个方面。如《解题》卷四正史类《后汉志》三十卷：“晋秘书监河内司马彪绍统撰，梁刻令平原刘昭宣卿补注。蔚宗本书，隋唐志皆九十七卷，今书纪传共九十卷，盖未尝有志也。刘昭所注，乃司马彪《续汉书》之《八志》尔，序文固云：‘范志今网，乃借旧志以补之。’其与范氏纪传，自别为一书，其后纪传孤行，而志不显，至本朝乾兴初，判国子监孙爽，始建议校勘。但云补亡补网，而不著其为彪书也。《馆阁书目》乃直以百二十卷并称蔚宗撰，益非是。今考章怀注所引，称《续汉志》者，文与今志同，信其为彪书不疑。”此例即为考辨传世《后汉书》八志的真实作者。考辨存疑，如《解题》卷十四杂艺类《法书撮要》十卷：“吴兴蔡贵山父撰，以书家事实，分门条类，亦无所发明。淳熙中人，云绍圣御史之孙，吾乡不闻有此人也，当考。”
（二）对作品成就的评价
此部分可以说是《直斋书录解题》的主题部分，真知灼见颇多，可见陈氏对此用力最多，因而也最有创获。善于从著作的最佳角度切入，这是陈振孙品评的一个特点。如司马迁的《史记》，陈氏从“史”的角度高度评价司马迁的创造才能：“窃尝谓著书立言，述旧易，作古难。六艺之后，有四人焉；摭实而有文采者，左氏也；凭虚而有理致者，庄子也；屈原变《国风》、《雅》、《颂》而为《离骚》；而子长易编年而为纪传，皆前未有其比，后可以为法，非豪杰特起之士，其孰能之？”④
力求公允、辩证、褒贬得当，这是陈振孙品评的另一特点。如对《中兴馆阁书目》三十卷，既肯定其所长：“中兴以来庶事草创，网罗遗逸，中秘所藏，视前世独无歉焉，殆且过之。”又指出其所短：“其间考究疏谬，亦不免焉。”对颇为人诟病的《卢仝集》三卷，在揭短之后又不掩其长：“其诗古怪，而《女儿集（曲）》、《小妇吟》、《有所思》诸篇，辄妩媚艳冶。”对韩愈弟子樊宗师的文集流于晦涩的文风则专攻其短：“今所存才数篇耳，读之殆不可句”，“孔子曰‘辞达而已矣’，为文而晦涩若此，其湮没弗传也宜哉。”
评语精当，有经典性，这是陈氏品评的第三个特点。他首次发现柳永《乐章集》在艺术上和内容上的主要特色，并高扬其羁旅词的艺术造诣：“其词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语意妥帖，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尤工于羁旅行役。”这样的品评虽不多见，却是一字千金，具有经典型，是全书品鉴作品高水平的标志，至今仍为业内人士津津乐道。此外，陈氏为品评汪藻《浮溪集》而论及四六文的流变，在黄伯思《校定楚辞》十卷叙录中引用了黄氏序言对《楚辞》特点极具概括力的叙说，等等，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经典性，不过或隐晦，或引述成说而已。
三、辨别版本真伪
考辨伪书，始于汉代。刘歆《七略》和班固《艺文志》即重辨伪。至宋代，由于雕版印刷的兴盛，图书制作较易，嗜利之徒便大肆作伪。辨伪之学亦随之迅速发展起来，涌现出了一批辨伪专家。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亦极尽辨伪之事，考辨出一大批伪书，其所采取的辨伪方法亦较科学。
（一）根据历代书目著录的情况考辨古籍的真伪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辨古籍的真伪：从旧志不著录，而定其伪；从前志著录，而后志已佚，而定其伪或可疑；从今本与旧志所说之卷数、篇数不同，而定其伪或可疑；从前志明言其为伪书，而信其说。
（二）根据彼时人未见此书而断其辨伪
《解题》卷七传记类《飞燕外传》一卷：“称汉河东都尉伶玄子于撰。自言与扬雄同时，而史无所见。或云伪书也。”
（三）根据书的来历辨伪
就是说无论有没有旧本，只要是今本来历不明的，就可以判定它是伪书或可疑。如《解题》卷二书类《汲冢周书》卷十：“晋五经博士孔晁注。……相传以为孔子删书所余者，未必然也。文体与古书不类，似战国后人依仿为之者。
（四）根据书中所载内容与史事不符进行辨伪
根据书中所载内容与史事不符来进行辨伪。若书中出现与其时代不相符的内容，即可断定其书为伪。可分以下几点：从用后代之地名辨之；从用后代之朝代名辨之；从用后代之事实辨之；从用后代之法制辨之。
（五）从抄袭旧文处辨伪
从抄袭旧文处辨伪，如《解题》卷十四杂艺类《兰亭考》十二卷：“……此书累十余卷，不过为晋人一遗帖，自是作无益，丧志，本无足云。其中所录诸家跋语，有昭然伪妄而不能辨者，未暇疏举。”此从剽窃前文处辨伪。
此外还可以根据佚文辨伪，根据古籍文辞、文体和文法辨伪，从思想体系以及传授家法方面辨伪，用文献互证的方法辨伪，等等。可见《直斋书录解题》的辨伪方法已经十分全面。
注释：
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春秋类《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2.
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正史类《汉书》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97.
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正史类《汉书》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68.
参考文献：
［1］陈振孙著.徐小蛮，顾美华点校本.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
杂然而前陈者范文5
【关键词】改良的侧切法；陈旧性肛裂；疗效观察
【中图分类号】R657.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949（2013）07-161-02
1前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肛裂患者不断增加，其中不能完全治愈并发成陈旧性肛裂患者的几率也在逐年增多，为了缓解现状的治疗压力和病人的痛苦，我科通过研究探讨改良了侧切法来治疗陈旧性肛裂，并对陈旧性肛裂患者中的35例做了改良的侧切手术，效果明显且良好，在治疗后的后期观察中患者没有异常现象，排便正常，排气也很正常，这不仅是我科的骄傲也为了广大病人减轻的病情的折磨和家庭的痛苦。现将使用改良后的侧切法治疗陈旧性肛裂患者的疗效观察总结如下：
2资料与方法
2.1一般资料：
本组35例，诊断标准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发的行业标准执行，患者均符合陈旧性肛裂诊断性质的标准，排除严重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凝血机制不健全、严重肝肾功能损害、严重腹泻及不按规定配合完成疗程及观察过程者。男性20例，女性15例，年龄25～68岁，平均年龄33岁。病程2月～15年。肛裂部位：后正中位18例，前正中位12例，前后正中位5例。
2.2门诊观察：
我们对近期入院的35位长期患有陈旧性肛裂的患者进行了门诊就诊分析，这35例陈旧性肛裂患者中，发病的病程最短时间为6个月，最长的发病病程时间为4年，平均病史为1.5年左右。通过对35例患者进行仔细的门诊观察，其中主要表现症状有：排便失禁、粪便溢出和排气失禁的患者有 28例，排便时出血、瘙痒、疼痛便秘等症状7例。
2.3检查方法：
我们根据35例陈旧性肛裂患者的门诊主要表现症状的分析结果，为了进一步确定为确诊陈旧性肛裂的程度以及相关情况，按照医嘱对陈旧性肛裂患者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身体检测。检测项目主要包括：视诊、指诊、窥器检查、镜检查。视诊就是牵开患者的臀部可见肛裂下端，如用探针轻轻触动裂口，可引起剧烈疼痛；指诊是在触碰患处时如果有弹性，底浅就是急性肛裂患者，如果患处边硬凸起，底深就是陈旧性肛裂的症状；窥器检测和镜检查是利用医学检测仪对患者进行详细的检查，确保属于患性的一种症状。
2.4治疗方法：
使患者成右侧卧位，对其肛周及肛管进行常规消毒，以免手术过程中再次污染，然后进行臀部局部麻醉，截石位9点距肛缘1.5 cm处作一放射状切口，长约0.5 cm，左手食指伸入肛内触到括约肌间沟部位，右手持蚊式钳自切口进入。沿皮下进至括约肌间沟肛管皮下，在左手食指引导下，钝性轻柔分离内括约肌下缘的内侧壁和外侧壁，用钳尖将内括约肌下缘挑出切口外（银白色即是），张开钳尖，从中切断。检查肛管有明显的松弛感，给予扩肛可容3～4指即可，如无法容3指，可按上述方法原位继续切断内括约肌，总长不超过1 cm。如果经切断内括约肌长达1 cm，扩肛后仍无法容3指，可采用两侧内括约肌切开，切开时避免一次性切断过长。一般女性及年老者特别是经产妇，切断约0.5～0.8 cm即可，切口褥式缝合。肛裂口作一延长切口，切口偏离肛裂口并修剪肛裂创缘，切除溃疡面，同时合并哨兵痔、肛肥大及皮下瘘可一并切除，油纱条填塞，外敷纱布包扎固定，术后正常饮食，排便，口服抗生素，便后用1∶5000高锰酸钾溶液坐浴5～10 min，缝线3～4 d拆线，大便干结者给予口服润肠通便药物，保持大便通畅。
2.5统计方法： 计量资料数据均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SPSS12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
2.6结果： 通过观察35例患者均在手术后一次性治愈，无一例出现排便失禁、粪便溢出和排气失禁。对35例陈旧性肛裂患者进行入院检查、和改良后的侧切法进行诊治，对其临床治疗的方法和效果进行了分析，得出临床治疗效果如下：治疗组13例患者，经过治疗，陈旧性肛裂患者完全康复者有8例，治愈率61.54%，总有效率可达90.6%；对照组13例患者，经过治疗，病痛减轻者6例，缓解治愈率46.15%，总有效率74.62%。
2.7讨论： 在我国近几年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患有陈旧性越来越高，但是其中最严重的情况是肛裂不能完全治愈且引发成陈旧性肛裂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从而困扰着医学界。这种病情严重威胁着患者的身心健康和家属的生活质量，因此陈旧性肛裂不得不受到重视。人群发病率为2.19%，在肛肠疾患中，陈旧性肛裂的发病率为7.26%，占第三位。在一般的正常人中的两侧动脉的分支在肛后连合处吻合较好者仅有15%，而85%的人无吻合，该处小血管密度低于前连合和两侧，形成乏血管区。因此在臀部的血管是非常脆弱的，形成陈旧性肛裂的病因是由于肛管撕裂伤后、裂口处的内括约肌痉挛或纤维化，致该处供血不足，日久不敛，反复治疗反复发作，而是病情更加严重化，复杂化。目前一般的切断的方式主要为侧位内括约肌切断术和后正中内括约肌切断术，后者最适用于伴有哨兵痔、肥大肛、潜行瘘管者。然而因术后创面血供差难以愈合、愈合后肛管后壁瘢痕会留有纵沟、可能导致锁眼畸形，出现渗液、排气失禁、粪便污染等并发症而逐渐在临床较少使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用看改良的侧切法治疗手段，经过试验其近远期疗效较为肯定。侧切法切对陈旧性肛裂有治愈的疗效在理论上已经成为公认的了，然而实践上还应加强实践来确保百分百的治愈效果。我科采用改良后的侧切法治疗陈旧性肛裂，在直视下并根据肛管狭窄程度和个体差异切断内括约肌，有效地降低了失禁的发生率。我们认为如何掌握切开内括约肌的比例是手术的关键，肛裂患者大多数有括约肌痉挛，但并非全部均存在括约肌痉挛，对于这些患者进行内括约肌术，其术后失禁的危险很大。如果手术时不加限制，仍按普通患者括约肌切开长度，失禁就很难避免，我们根据肛管狭窄程度和患者具体的个体差异，有限制的内括约肌切开，以使治疗个体化，从而既达到侧方括约肌切开术所具有治愈率高，复发率低，恢复快，痛苦小，后遗症少的优点，减轻了患者的负担。所以改良侧切法对治疗陈旧性肛裂的手段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张书信.肛裂治疗策略的新方向[J].中国肛肠病杂志，2005，25（9）：4245.
[2]王振宜.开放式和闭合式侧方内括约肌切开治疗原发性肛裂的前瞻性随机对照实验研究[J].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04，24（12）：726.
[3]Minguez M，Herreros B，Benages A.Chronicfissure[J].Curr Treat Option Gastroenterol，2003，6：257262
杂然而前陈者范文6
上门考察满意加盟
陈先生是本刊多年的老读者，家住吉林省磐石市烟筒山镇。看了多年杂志，也关注其中几家企业的产品，但给陈先生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郁鑫膏。虽然不知道疗效怎样，但是能持续在杂志上宣传这么多年，而且每期都不落，就能从侧面说明郁鑫膏的疗效和公司的实力。
7月初，陈先生来长春办事，在火车站附近看到了郁鑫医药的直营店。相请不如偶遇，既然看到了，就进店看一看。经过销售人员的介绍，陈先生了解了郁鑫膏，对加盟事宜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回到家后，陈先生把之前宣传过郁鑫膏的杂志全部找出来，又重新看了一遍，看到郁鑫医药正在不断变化，而且越来越正规化，就说明人家是一个正规公司。看完杂志后，陈先生又给薛总打去电话，表示想要加盟郁鑫膏。薛总说：“既然你对郁鑫膏这么感兴趣，而且你家离长春又不远，你来总部考察一下，有什么事咱们还可以面谈。”陈先生欣然接受了薛总的邀请。
7月中旬，陈先生来到了郁鑫医药有限公司的总部。公司相关证件、营销策略、后期服务等，都令陈先生非常满意。虽然是一个小镇，但是陈先生非常有信心能把郁鑫膏销售的非常好，在总部直接交了10800元，做了郁鑫膏的加盟商。
国药会上寻找特效药
被疗效征服做加盟商
李国伟，广东湛江人。第73届国药会上，李国伟欲寻找治疗风湿骨病的特效药并加盟。在展会现场，他走了不少展位，也见到了不少所谓的特效药。商家告诉他，药如何如何有效，而且价格也绝对低廉，但是凭借多年在药品市场上打拼，李国伟很轻松就能断定，这些只不过是厂家的说辞，根本没有办法去验证。
凡是有兴趣的药品，李国伟都要走进展位并向老板详细了解一番。当走到郁鑫医药展位时，他被现场试贴的场景给镇住了，宣传标语上写道：现场验证疗效，无效退款。看来人家的产品是真的有效果，要不然不会轻易就这么宣传。最重要的是，膏药这类的产品，现场能试贴，效果好不好一会就能知道。为了验证郁鑫膏的疗效，李国伟决定和毛总聊一聊加盟事宜。一是了解加盟情况，二是看一看其他患者贴后效果怎么样？毛总一边给患者贴郁鑫膏，一边和李国伟说：“咱们这个膏药是看得见摸得着，而且效果能贴上立马见效，你先在这看一看，他们贴完后的效果，如果好，你再考虑加盟，如果不好，马上就走。贴郁鑫膏的患者，大概过了有5分钟，就说有感觉，之前腿迈步都疼，现在有种酸的感觉，而且没那么疼了。而就在这时，一位之前贴的患者又返回来，购买了一盒郁鑫膏。在半个小时内，李先生就见证了两个回来购买的患者。看来效果真是不错，于是和毛总详细商谈了加盟事宜，并直接交了定金，打货10800元成为了湛江的商。
贴心服务全力扶持加盟商
模式成熟创业赚钱更轻松
为了扶持并“武装”加盟商，郁鑫医药公司总部出巨资从出版社购进大量秘方集锦。此书的验方偏方均取自中央电视台某健康栏目和中医中药秘方书库。经过薛恩生总经理的亲自筛选和总结，此书中的每一个方剂都有详细配方、治疗过程、治愈方法及说明病例，真实可信，是一部自我治病的真实经验记录集。可谓是一书在手，百病无忧。例如，书中多个病例运用醋蛋液治疗高血压、脑血栓、各类风湿骨病等几十种病痛病例。而这种醋蛋液的制作方法简单方便，实属每人的健康保健营养液。
除了上述介绍的秘法和验方外，郁鑫医药根据多年的经验和医学认定的骨病知识汇集一本常见的骨病知识手册。该手册阐述了骨病的产生、各种骨病的概念、发病原因、预防措施等众多常用知识，并详细说明了膏药的治病优势，及郁鑫堂膏药与其他膏药的不同和郁鑫堂膏药的治病原理。郁鑫医药把多年的实践总结成营销方案，把如何发展、如何更好的销售等总结为详细、通俗易懂的理论知识，为广大的加盟商提供更方便更快捷的指导，让加盟商上手特快、少走弯路。为了使加盟商更好的经营，公司还特意为加盟商录制了广告语，让加盟商更方便更迅速的吸引顾客。
无论是8家直营店、700余位加盟商，还是被治愈的无数患者和获得的众多奖项，都已经成为郁鑫膏辉煌的历史。历史不等于未来，郁鑫医药的全体员工不会安逸现状，更不会坐享成果。相信在薛恩生总经理的带领下，郁鑫膏加盟商会遍布全国各个角落，为广大患者送去健康。同时成熟的经营模式也会让加盟商轻松经营，走上创业致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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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用户：660元享受买一赠一（2贴无效，剩货保退）并赠送一块广告布，一本骨病知识手册再赠送一本秘方集锦。
加盟进10800元货，享受一级批发价并有免费产品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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