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藏王菩萨经范文1
1、在《地藏经》，讲述地藏王的前世里面遇到的老师，有4位老师分别是：释迦牟尼佛，狮子奋迅具足万行如来，觉华定自在王如来，无尽意菩萨，这几位是佛经记载的有名字的老师。所以说地藏王的师父有四位。
2、地藏王即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梵名乞叉底鹐沙(Ksitigarbha)。据《地藏十轮经》讲，由于此菩萨“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所以称为地藏王。
3、中国佛教寺院中的地藏菩萨形象很有特点，一般菩萨为头戴宝冠、身披天衣、璎珞装饰的天人相。而地藏菩萨则多为光头或是头戴毗卢冠，身披袈裟的出家僧人之相。一手持锡杖，一手持莲花，或是手持幡幢、宝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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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王菩萨经范文2
陈宣章陈珑玥
（二十）《西游记》中的论资排辈
《西游记》中论资排辈是很明显的。
唐僧一行西天取经成正果后，唐僧因“秉我迦持，又乘吾教，取去真经，甚有功果”，被封为旃檀功德佛；孙悟空因“隐恶扬善，在途中炼魔降怪有功，全终全始”，被封为斗战胜佛；猪八戒因“挑担有功”被封为净坛使者；沙和尚因“诚敬迦持、保护圣僧，登山牵马有功”被封为金身罗汉；白龙马因“每日家亏你驮负圣僧来西，又亏你驮负圣经去东，亦有功”被封为八部天龙马。
旃檀功德佛、斗战胜佛位列四十八佛的第47、48位；净坛使者、金身罗汉、八部天龙位列十五菩萨的第13、14、15位。
唐代楚州地区有个文东塔，供奉旃檀佛。吴承恩认为，旃檀佛应是个了不起的佛，于是在创作《西游记》时，确定唐僧的佛家封号为旃檀功德佛。旃檀即檀香，古有旃檀树，用来做佛像。
《大宝积经》和《决定毗尼经》中，旃檀功德佛、斗战胜佛位列三十五佛第19、31位。《三十五佛名礼忏文》中，旃檀吉祥佛、斗战胜佛位列三十五佛第20、30位。这比《西游记》创作早几百年。《西游记》以西天取经成正果结束，将十方三世一切佛变成四十八佛、十五菩萨。而把唐僧、孙悟空排在最后两佛，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排在最后三菩萨，就是后来晚到之意。五人的次序也是师徒名次顺序。
佛教中有八菩萨（观音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地藏王菩萨、灵吉菩萨、大势至菩萨、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和二十三菩萨（圣观音、千手观音、十一面观音、如意轮观、不空绢观音、马头观音、准提观音、三十三体观音、叶衣观音、大白衣观音、弥勒菩萨、普贤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药上菩萨、药王菩萨、日光菩萨、月光菩萨、虚空藏菩萨、普贤延命菩萨、五大虚空藏菩萨、大随求菩萨）两种排列。（如果后者把前10个观音合并就成十四菩萨）。还有一种说法，加上九莲菩萨、无边身菩萨为二十五菩萨。另有已死去的印度名佛教徒马鸣、龙树、世亲三人，也都被称为菩萨。所以，净坛使者菩萨、八宝金身罗汉菩萨、八部天龙广力菩萨都是《西游记》加出来的。
如从西天取经的功劳大小来说，孙悟空“隐恶扬善，在途中炼魔降怪”比唐僧“秉我迦持，又乘吾教，取去真经”功劳大。猪八戒仅因“挑担有功”，“却又有顽心，色情未泯”，就排在“诚敬迦持、保护圣僧，登山牵马”的沙和尚之前，其原因：原来在天庭，猪八戒是天蓬元帅，沙和尚是卷帘大将。观音安排唐僧收徒时，猪八戒在沙和尚之前。白龙马原来仅是西海龙王敖闰的三子，虽然唐僧在收孙悟空后就收了白龙马，但只是个“脚力”，不是“徒弟”，所以只能排在沙和尚后面。因此，排位在西天取经以前早就“论资排辈”定好了的。
《西游记》中，观音菩萨仅仅是佛祖旨意的执行者。而佛经《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说：“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之神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竟，号正法明如来，大慈愿力，安乐众生故，现作菩萨。”观音本已修成正果，成就佛道，名号“正法明如来”。既然已成佛，为什么又退归菩萨位呢？因为他具有无比大愿力，要度脱一切苦难众生，所以倒驾慈航，自愿回归菩萨位，来救苦救难。释迦牟尼佛在《观音三昧经》中说：“观音在我前成佛，名正法明如来，我为苦行弟子。”观音本来是佛，释迦牟尼是他的一位苦行弟子。后来释迦牟尼成了佛，他却成为释迦牟尼的胁士，来这娑婆世界帮助释迦牟尼佛度众生，还在极乐世界与大势至菩萨一起，成为阿弥陀佛的胁士，帮助阿弥陀佛来娑婆世界以及其他任何佛世界度众生，接引众生往生极乐国。这些与《西游记》的“论资排辈”是不同的。
地藏王菩萨经范文3
关键词：弥勒经变；思惟菩萨；摩顶授记
中图分类号：K87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2-0035-04
莫高窟隋代洞窟中有1铺弥勒下生经变和8铺弥勒上生经变，下生经变见于第62窟南壁，有魔王劝化、迦叶禅定等画面[1]。上生经变分布在第262、416、417、419、423、425、433、436等窟，主要描绘弥勒在兜率天宫说法情景，多绘于窟顶：弥勒着菩萨装，交脚坐于表示兜率天宫的大殿内，作说法印，殿两侧楼阁上层有天人奏乐，下层有天王守护，殿外两侧有弥勒为刚往生者摩顶授记、弥勒作思惟状等内容。最为奇特的是，一些作为主尊的弥勒手持净瓶（第417、419、425窟）。持净瓶弥勒在中原并不流行，主要出现在中亚一带，敦煌也仅见于隋代的弥勒说法图、弥勒经变中{1}。本文则介绍在石窟考察中新发现的一些弥勒图像。
一 第262窟弥勒上生经变
第262窟为一南北宽约1.8m的小型窟，进深不明（东壁坍毁。敦煌石窟多数为平面方形，则东西进深约1.8m）。窟顶前部为人字披顶，后部为平顶，西壁开一龛。人字披西披的壁画因漫漶，过去未曾确认其内容，《敦煌石窟内容总录》记录为“窟顶前部画说法图（残）”[2]。主要内容有：中央为交脚菩萨说法，正中单开间的殿堂内绘有一交脚菩萨，左手说法印，右手置胸前，持物不明，两侧各有二身菩萨以为胁侍；殿堂两侧各与一双层楼阁相连，下层各绘一天王，北侧楼阁的上层绘有二供养天人，南侧相对位置则已漫漶无法辨识；紧邻殿堂楼阁的两侧各绘一组站立的天人(菩萨)像；南侧天人群像之南绘有思惟菩萨一身（图版1）；北侧与思惟像相对位置依稀可见一菩萨坐像及跪于其前的人物。
菩萨在楼阁中说法的画面，虽然也有可能是表现释迦未诞生前在兜率天宫之场景，但是更多是表现弥勒菩萨天宫说法。敦煌隋代弥勒上生经变一般以交脚菩萨说法图为主、左右两侧分别配置思惟菩萨、摩顶授记。第262窟人字披西披壁画内容虽然残破，但是从构图和残存画面的内容上仍可以判定这是一铺弥勒上生经变。
二 第419窟弥勒上生经变的榜题
第419窟是一个进深约4.3、宽约3.9m的中型窟，西壁开一方形敞口龛；窟顶前部人字披顶，后部平顶。后部平顶中央画弥勒兜率天宫说法，弥勒菩萨交脚坐于五开间歇山顶式殿堂中，左手执净瓶于胸前，右手屈肘仰掌，两侧各一胁侍菩萨、二天王。殿堂两侧各有一座四层楼阁，内绘奏乐、供养天人。殿堂楼阁南、北两侧，分别画乘凤车的帝释天妃（西王母）、乘龙车的帝释天（东王公），并有飞天、翼兽等簇着拥随行。北侧帝释天下方画一菩萨坐在束腰草座上，伸出右手为跪在膝前的俗人摩顶授记，左手置胸前，不持物，背后有一棵大树，两旁侍立供养菩萨三身；与之对称的帝释天妃下方画一菩萨坐在束腰草座上思惟，背后有一棵大树，前面有二供养菩萨侍立（无俗人礼拜场面）。该弥勒上生经变的人物比较多，以下几组内容似乎未见提及。
1.迦叶神通。弥勒经变北侧东王公上方有二身飞行的比丘，前面一身双手持经卷，后面一身双手不持物，而是张开双臂作挥舞状。值得注意的是，后面的比丘身上有一团火（图版2）。身上出火是佛、弟子等的一种神通，见于许多佛经。后秦鸠摩罗什译《佛说弥勒大成佛经》提到弥勒佛、迦叶都显示“身上出火”等十八般神通，其中迦叶神通是“尔时摩诃迦叶踊身虚空，作十八变：或现大身，满虚空中，大复现小，如葶苈子，小复现大。身上出水，身下出火。履地如水，履水如地。坐卧空中，身不陷坠。东踊西没，西踊东没，南踊北没，北踊南没，边踊中没，中踊边没，上踊下没，下踊上没。于虚空中化作琉璃窟。承佛神力，以梵音声说释迦牟尼佛十二部经。大众闻已，怪未曾有，八十亿人远尘离垢，于诸法中不受诸法，得阿罗汉。无数天人发菩提心，绕佛三匝还从空下。为佛作礼，说有为法皆悉无常。辞佛而退，还耆阇崛山本所住处。身上出火，入般涅槃。收身舍利，山顶起塔。”若第419窟身上出火的比丘与上述经文存在关联，则属于下生信仰之内容，值得关注。身上出火比丘是迦叶见弥勒时的十八种神通之一，还是涅槃前的荼毗？迦叶是在山中涅槃，而身有火焰的比丘是飞行空中的，可能还是弥勒见迦叶时，迦叶显现十八种神通之一吧。
2.“勇施菩萨”、“无量力菩萨”题记。弥勒经变的榜题多数已经漫漶，但有数处尚存若干文字，经变南侧树下思惟菩萨前方有二身胁侍菩萨，第一身菩萨题记为“勇施菩萨囗（氾？）仲贤供养”，第二身菩萨题记为“无量力菩萨囗囗囗囗”（图版3）。检索大藏经，同时提到勇施菩萨和无量力菩萨的，大约只有鸠摩罗什译《法华经》，该经序品中提到8万菩萨赴会，其中有18尊大菩萨名字：“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得大势菩萨、常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宝掌菩萨、药王菩萨、勇施菩萨、宝月菩萨、月光菩萨、满月菩萨、大力菩萨、无量力菩萨、越三界菩萨、跋陀婆罗菩萨、弥勒菩萨、宝积菩萨、导师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八万人俱。”按：疑伪经《大通方广经》也援引这些菩萨名。
3.“马宝供养”题记。主尊弥勒北侧胁侍菩萨题记：“菩萨马宝供养”（图版4）。马宝为七宝之一，在弥勒经典中，只有下生经典提到金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玉女宝、主藏宝、主兵宝等七宝。据鸠摩罗什所译之《佛说弥勒菩萨下生成佛经》和《佛说弥勒大成佛经》记载，弥勒下生成佛时，转轮圣王蠰佉王统领世间，拥有七宝。因此在唐代弥勒下生经变中一般都有七宝图像。问题是，第419窟窟顶的弥勒经变是依据《弥勒上生经》绘制的，内容主要描绘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宫说法的场景。而《上生经》并未提及七宝，何以榜题出现七宝内容？目前笔者只能简单推测是：这铺经变有结合《上生经》与《下生经》的意图，限于壁面，没有画出七宝。另一种可能是：“马宝”是人名，这一推测根据是经变南侧思惟菩萨前方第一身胁侍菩萨之“勇施菩萨囗（氾？）仲贤供养”题记，其中“囗（氾？）仲贤”可能是一位供养人，但将供养人题名写在经变画中，十分罕见。第419窟弥勒经变中的榜题值得进一步推敲。
三 第314窟思惟菩萨、摩顶授记图像
第314窟主室平面方形，西壁开龛，东西进深、南北宽均为3.1m，龛外南侧画维摩诘经变之文殊，下方画树下思惟菩萨（无眷属）（图版5）；龛外北侧画维摩诘经变之维摩诘，下画一菩萨坐树下，为一俗人摩顶授记（无眷属）（图版6）。龛内塑像为清代新塑，原塑像是释迦还是弥勒，无法考知；龛外两侧的思惟菩萨、摩顶授记当与弥勒信仰有关。其中摩顶授记图是莫高窟隋代新出现的图像，值得关注。
半跏思惟像至少在2世纪时已在印度出现，有时表示释迦太子出家后的修行，有时表示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宫的修行。半跏思惟像传入中国后却主要与弥勒菩萨联系起来，最好的证明就是石窟或造像碑上有很多以成对的半跏思惟像作为交脚菩萨胁侍的情形，如果主尊是交脚菩萨，则两侧的思惟菩萨就是弥勒的变化身。如日本私人收藏的一件北魏造像碑，正面上层主龛刻交脚菩萨，两侧小龛刻思惟菩萨各一身，下层龛刻释迦多宝并座说法像；另一件日本根津美术馆藏北魏四面造像碑，三面的龛内主尊是结跏趺坐佛（二说法、一禅定），另一面龛内主尊是交脚菩萨像，两侧龛刻思惟菩萨[3]。虽然有学者认为交脚菩萨也可能是释迦下生前在兜率天宫补处的形像，但有题记说明主尊交脚菩萨为弥勒，并以半跏思惟为胁侍的情形也不少。如云冈第17窟明窗东侧佛龛的上层龛刻一交脚菩萨、二胁侍思惟菩萨，下层释迦多宝并座说法像龛下有太和十三年（489）《比丘尼惠定造像记》，提到“发愿造释迦、多宝、弥勒像三区”{1}。而以释迦太子思惟像作为弥勒菩萨的胁侍在造像意义上来说是不合理的，因此，目前学者一般将思惟菩萨视为主尊弥勒在兜率天宫的分身。李玉珉先生在《半跏思惟像再探》一文中引用DavidL.Snellgrove的观点，认为“在佛教美术中，主尊两侧的胁侍往往可视为主尊的变身(manifestation)”[4]。笔者同意思惟菩萨为弥勒在兜率天宫的变化身。南北朝时期流行交脚菩萨为主尊、左右以半跏思惟菩萨为胁侍的弥勒三尊像的渊源，宫治昭先生撰文指出：“在云冈、敦煌的北魏石窟雕刻中，经常可以见到一对半跏思惟菩萨，作为交脚菩萨的二胁侍表现，其原形大概可以导源于这种迦毕试的佛教雕刻。”[5]也有学者认为弥勒经变中的思惟菩萨是下生图像。郭祐孟先生在解释莫高窟第419窟窟顶弥勒上生经变时，认为思惟菩萨是表现弥勒下生后在成就佛道前的修行：“回头看第419窟，我们不妨依时间顺序试做如下的推演：补处弥勒现在兜率天宫说法，若行者愿生其前，则得菩萨授记，当来弥勒下生时，必在树下思惟圣谛后成佛。”[6]
笔者认为敦煌隋代弥勒经变中的思惟菩萨属于上生图像，而不是下生图像。隋代弥勒上生经变中，有的思惟菩萨前面跪着一身俗装人物（第416、417窟。另外，第423窟弥勒上生经变中，思惟菩萨前面是双手执供器的供养菩萨），这一人物至关重要，笔者认为这是表示往生者在兜率天宫礼拜弥勒。据《上生经》记载，在兜率天宫，“百千天子……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于阎浮提广修福业，来生此处，此处名兜率陀天，今此天主名曰弥勒，汝当归依。应声即礼……是时（弥勒）菩萨随其宿缘，为说妙法。”第416、417窟思惟菩萨前面跪着的俗装人物当是“应声即礼（弥勒菩萨）”者，即思惟菩萨仍是兜率天宫的弥勒。
在以半跏思惟像为主尊的造像中，有的是释迦，这要结合其他图像进行判定，如在佛传故事画中的思惟菩萨就应考虑是释迦出家后、成佛前的思惟修行。另外，在中原北朝时期的几个造像碑上还出现了树下思惟菩萨前有一合掌跪姿人物的图像，如日本久保总记念美术馆藏北周武成元年（559）石造四面像、北周显武将军别将天水郡公曹权松造石塔中，有树下半跏思惟像[7]。宫治昭先生在论及佛传中的思惟菩萨时，提到一件日本私人收藏的犍陀罗佛传图像，左侧龛内是佛说法图，右侧龛内是思惟菩萨。思惟菩萨前面有一胡跪人物，有侍者打着伞盖。“合掌跪在太子面前的贵人，那是太子的父亲净饭王。根据佛传文献记载，得知太子休息处出现树影静止不动的奇迹，父王因而赶来礼拜太子”[8]。但在隋代敦煌弥勒经变中出现的思惟菩萨及其前面的俗人，仍可判定为弥勒和礼拜弥勒的信仰者。
半跏思惟像的起源及其身份的判断虽然复杂，但是已经有许多学者关注到这一形象而有相当丰富的讨论。相反，摩顶授记像也许因目前仅见于敦煌，且数量相当少，而没有学者论述过其出现的原因。其实，在上生图像中，思惟菩萨与授记菩萨均可用《上生经》来解释。该经提到，在释迦说法会上，“世尊记曰：汝等及未来世修福持戒，皆当往生弥勒菩萨前，为弥勒菩萨之所摄受。”敦煌弥勒上生经变将思惟像与授记像成对表现在经变两侧，尽管第314窟思惟像和授记像脱离了交脚菩萨而独立存在，但可以依稀看出与弥勒图像存在着关联。
四 弥勒经变与其他经变的关联问题
关于敦煌隋窟中弥勒上生经变的思想或信仰依据，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李玉珉先生认为从第417、433、436窟的弥勒经变皆与药师经变一并绘制于窟顶，位置呈对应关系来看，药师信仰与弥勒信仰存在关联[9]。郭祐孟先生在研究第419、420窟中的法华图像时，以法华意旨整合说明窟中各图像的意蕴，并引《法华经·劝发品》中“若有人受持读诵解其义趣，是人命终为千佛授手……即往兜率天上弥勒菩萨所”一段经文作为第419等窟弥勒图像的依据[6]。敦煌隋代弥勒上生经变中出现的授记图，过去学者多半将之与法华思想相联系，认为由于《法华经》中曾经提到持诵《法华》者当生弥勒佛前、得佛授记，故而弥勒菩萨摩顶授记的图像表现的是持诵《法华经》而得弥勒授记的思想。由于北朝许多依据法华思想造的碑刻乃至石窟都同时表现了弥勒菩萨的形象，加上文献上也有法华思想与弥勒信仰相结合的关系，将弥勒授记与《法华经》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然而，考察绘有弥勒授记图像的隋代诸窟，残损较严重而无法确认各壁内容的第262、416窟暂且不论，第417、423、436、314窟都未出现法华经变或二佛并坐等与《法华经》有关图像，唯一法华经变与弥勒经变同时出现的只有第419窟，而且该窟弥勒经变榜题中的勇施菩萨和无量力菩萨也见于《法华经》。但从构图上看，无论是否与法华经变、药师经变相对应，弥勒经变都保持着自己特点，并未因为依据法华思想、药师信仰而有差异，第419窟勇施菩萨和无量力菩萨榜题也许是画工的误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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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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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M].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361．
地藏王菩萨经范文4
关键词：艺术作品；图式分析；斯瓦特；四臂弥勒；四臂观音；化佛；净瓶；归命印
中图分类号：J30 文献标识码：A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尊四臂黄铜佛像（图1），头戴化佛宝冠，隆鼻秀口，弯眉长目，上身袒露，肌肤圆润，结跏趺坐于仰覆椭圆莲座上，前两臂置于双膝，左手持净瓶，右手握梵箧，后两臂抬起，手中持物已失。从仰覆大莲瓣无托底的座式来看，此尊佛像应出自斯瓦特匠人之手。但关于此尊佛像的尊格学界颇具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它是观音菩萨像，①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弥勒菩萨像，如《藏传佛教金铜佛像图典》②及《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2·金铜佛上》③等书中皆定名为“四臂弥勒菩萨坐像”。有意思的是，在《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2·金铜佛上》一书中虽然定此尊佛像名为“四臂弥勒菩萨坐像”，但同时又认为“此像也可能是观音菩萨。”④认为是弥勒的主要依据是该造像的左边一只手持净瓶；认为是观音的主要依据是该造像宝冠中有化佛。那么此尊四臂佛像的尊格到底是什么？其造像图式又是怎么形成的？至目前为止，尚未见方家有专文考述。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此尊佛像的尊格与图式作一探讨。
一、化佛与净瓶标帜的形成化佛和净瓶的确是研究该佛像的重要依据，但在古代印度化佛定型为观音标帜与净瓶定型为弥勒标帜之前，化佛与两佛图式的关系都颇为密切。首先，化佛与观音的关系在很多佛教经典中都有记载，如不空译《金刚顶瑜伽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修行仪轨经》卷上云：“其莲华变成观自在菩萨，身红玻梨色，坐莲华台上，首戴宝冠，冠中有化佛。”⑤菩提流志译《五佛顶三昧陀罗尼经》卷第二云：“画观世音菩萨结加趺坐，身黄白色，头戴宝冠，冠中化佛面目嗔怒。”⑥《念诵结护法普通诸部》也有化佛的记载：“即令心眼想见观自在菩萨，身相圆满，作红赤色，天冠花鬘，众宝璎珞，具足庄严，冠中化佛，坐宝莲花，作说法相。”⑦一般观音宝冠中的化佛结跏趺坐，但也有化佛为立像的，如刘宋西域三藏畺良耶舍译《观无量寿佛经义疏》卷下云：“其天冠中有一立化佛，高二十五由旬。冠中化佛以表带果而行，用四观面。”⑧从这些佛经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观音宝冠中的化佛形象既有坐像，也有立像；既有寂静相，也有忿怒相。其次，从经典和实物遗存来看，化佛与弥勒也颇有渊源。从弥勒经典记载来看，《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中就有弥勒宝冠中有化佛的记载：“其天宝冠有百万亿色，一一色中有无量百千化佛。诸化菩萨以为侍者，复有他方诸大菩萨，作十八变随意自在住天冠中。”⑨从实物遗存上来看，古代印度马图拉（秣菟罗）地区出土栏楯柱上的高浮雕佛像，就是一尊戴有化佛的圆形宝冠的弥勒立像。弥勒菩萨左手执水瓶，右手作施无畏印。宝冠中的化佛左手握衣角，右手也作施无畏印，结跏趺坐。甚至在汉地也有弥勒宝冠中有化佛的例证，如敦煌第275窟西璧就有一主尊为北凉时期（397年或401-439年）的交脚弥勒，其宝冠中就塑有一坐佛。此外，在龙门石窟中也同样有一些头戴化佛冠的交脚弥勒，如古阳洞顶部的一圆形拱龛主尊交脚弥勒及该洞西璧赫连儒造像龛内的主尊交脚弥勒以，二者宝冠中皆有化佛。⑩观音的持物从犍陀罗到笈多朝以降都是莲花，所不同的是笈多以降则是未开或开敷的莲花，而犍陀罗则是华鬘或带茎采下的莲花。莲花作为观音的持物，具有超越时空的象征性，而净瓶不是，只有在阿旃陀和卡乃里净瓶才成为观音的持物。但是净瓶在贵霜和秣菟罗时代就已经固定为弥勒的持物，只有阿旃陀和卡乃里弥勒才不持净瓶。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斯瓦特佛教造像中，宝冠中刻有化佛的除四臂佛像和观音造像外，还有毗卢佛坐像。B11“观音以化佛、弥勒以佛塔作为标识也是波罗王朝才固定下来的，此前并无一定之规。”B12故宫博物院斯瓦特四臂弥勒佛像的时代为7至8世纪，而8世纪末波罗王朝才开始建立，所以，在弥勒的三叶冠中出现化佛是符合历史语境的。换句话说，在此之前，观音像中也有佛塔、弥勒像中也有化佛，其象征意义是一样的。
二、四臂观音与四臂弥勒
最早记载四臂观音图像的密教经典为《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于无量寿如来右边，安持大摩尼宝菩萨，于佛左边，安六字大明，四臂肉色白如月色种种宝庄严。左手持莲华，于莲华上安摩尼宝，右手持数珠。下二手结一切王印。于六字大明足下安天人。种种庄严。”B13这里观音的持物为莲花和数珠，冠中化佛在四臂观音中也没记载。事实上，印度最初的多臂观音像也不是很明确，而且，“即使四臂和六臂观音像的坐姿，印度亦采取右足垂下的半跏游戏坐，结跏趺坐形式罕见。”B14虽然都臂观音有很多不确定性，但“基本造型是（1）右手第一手垂下施与愿印，左手第一手屈臂执莲茎，左第二手屈臂数珠，右第二手垂下执水瓶。或者是（2）右手第一手垂下施与愿印，左第一手垂下执水瓶，右第二手屈臂数珠，左第二手屈臂执莲茎。”B15但这两种观音造型都未能成为四臂观音的基本图式。“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材料，在四臂观音像的出现于藏传佛教的后弘时期（约12世纪）。”B16B.巴达恰利亚在其著作《印度佛教图像志》中收录了东印度萨拉那斯（Samath）四臂三尊石雕造像，B17后弘初期由曾任东印度超岩寺主持的阿底侠大师（982-1054年）传入。从后弘初期到19世纪的四臂观音造型皆以此为定型。故宫博物院收藏一尊清宫仿斯瓦特风格四臂观音菩萨像，菩萨结全跏跌坐头戴三叶宝冠，正中冠叶上均有无量光化佛，上二手上抬起，持莲枝，现莲枝已折断，下左手持净瓶，下右手施与愿印。左肩披圣线和仁兽皮，台座为双狮垂帘下加莲座，莲瓣直接着地。我们可以看出，斯瓦特四臂观音造像中，确有冠中化佛和手持净瓶的标帜，观音但其余三臂仅持莲花，作施无畏印。而藏传四臂观音造像中并没有净瓶作为持物标帜。关于藏传佛教的四臂弥勒像的遗存罕见，但在《诸佛菩萨圣像赞》中却收录了一尊四臂弥勒像，B18并题词曰：“三面三光对照，四臂四相领要。不识弥勒化身，但看袒腹微笑。”B19从题词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此四臂弥勒已经与斯瓦特四臂弥勒没有任何关系；第二、“不识弥勒化身，但看袒腹微笑。”完全是模仿描述汉地布袋和尚的口气写的。但这同时说明了在藏传佛教图像中，四臂弥勒造像也曾流行过。
三、归命印与斯瓦特四臂弥勒造像图式的形成我们认为在化佛为成为观音固定标帜之前，故宫博物院藏斯瓦特四臂弥勒造像图式中最重要的标帜应该是掌心向内的手印。这种独特的印相，在B.巴塔齐鲁亚的《印度佛教图像学》卷末的词语解释，称之为“归命印”，是菩萨对佛陀表示敬意的印相，或者是第二位的神对主神表示敬意的印相。B20在古代印度佛教造像中，左手持水瓶，右手举起结掌心向内，有婆罗门行者、梵天和弥勒菩萨。在犍陀罗美术中，婆罗门行者及仙人，手中持有水瓶。并且在“占相”、“占梦”、“婚约”等场面中，婆罗门行者带领的弟子右手抬至肩头，显示出掌心向内的印相。同样，在犍陀罗美术中梵天左手持水瓶，右手抬起并作掌心向内的印相，是梵天图像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样的形象与婆罗门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在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的一幅《占相》石刻中，婆罗门行者显示的就是左手持水瓶，右手掌心向内的印相。可以说，在犍陀罗产生这种明确图像特征的梵天形象是以婆罗门行者形象为原型的。弥勒出生婆罗门，所以在印度也留下了大量的归命印造像。此印相在印度境内影响力似乎较小，秣菟罗美术和萨尔纳特美术中很难见到这种印相，应该是犍陀罗美术的首创。换句话说，在犍陀罗时期，左手持水瓶，右手掌心向内印相的弥勒图像就已经确立了。但此印相在西北印度存续到较晚时代。宫治昭先生在调查41例犍陀罗三尊式中二胁侍菩萨图像时发现，除去18例破损的右手外，右手举在肩前呈掌心向内印相的占大多数，计12例。而这些菩萨被证明是弥勒像。另外，在犍陀罗浮雕七身佛陀像和弥勒菩萨的7例中，有两例为菩萨左手持水瓶，右手结掌心向内印。其中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有一例就为斯瓦特出土。不仅如此，在很多迦腻色迦有铭文的铜币上，弥勒坐像的左手执水瓶，右手就放在胸前，掌心向内。B21在西北印度的迦湿弥罗也有，左手持水瓶，右手掌心向内的印相。如出自信的布拉赫曼纳的6至7世纪的弥勒立像，四面两臂，左手持水瓶，右手作掌心向内印。在单尊弥勒青铜造像中，也有斯瓦特的左手持水瓶，右手掌心向内的印相的造像出土，如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尊高18.2厘米的6世纪的斯瓦特青铜弥勒菩萨像。此尊弥勒菩萨为目前我们所见的斯瓦特弥勒造像中较早使用掌心向内手印的造像，并且无论从体型、饰品还是从腿部的衣纹、净瓶等方面来看都与六臂弥勒属于同一个风格体系。所不同的是六臂弥勒的肌肤比较圆润。富有弹性质感。而此尊弥勒肌肤显得比较壮健结实，具有较强的犍陀罗风格。关于斯瓦特掌心向内的渊源M.塔得做过考证，他认为这种手印与哈波奎迪斯有关。M.塔得的《哈波奎迪斯、梵天、弥勒》以斯瓦特出土的4件浮雕为例，考证了哈波奎迪斯与弥勒在图像上的混同问题。B22他认为哈波奎迪斯抬右手，手指放在下巴或嘴边，或是右手举至肩头扬掌，如同施无畏印，同时也发现有掌心向内的表现，与梵天、弥勒相的类似耐人寻味。犍陀罗时代确立了弥勒独特的印相——归命印。而处于印度最北端的穆尔贝赫，在当时流行正流行着四臂弥勒造像（至今那里还遗留着一尊高9米的四臂弥勒大像，雕刻年代于7至8世纪）。B23可以说，由于这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渗透，才造就了四臂归命印弥勒的图式。
四、结语此四臂弥勒造像虽然出自斯瓦特工匠之手，但应产于吐蕃。正如黄春和先生所说：“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7至10世纪南亚和中亚各地风格的金铜佛像不少，据有关介绍，有20尊之多。这些造像大部分也可以断定为所造，尤其是其中14尊斯瓦特风格的金铜像，我看有些应出自吐蕃时期的。因为这些造像面形长圆、双目低垂，神态平和，已与斯瓦特造像深目高鼻的特征、双目睁视的神态完全不同，它们已明显地融入了藏民族自己的审美情趣。”B24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混融的造像图式呢？这或许与莲花生大师有关。我们注意到在此尊四臂弥勒像的莲瓣上刻有“施作圣法王莲花生”的藏文，显然为系后人所添。但这看似与本尊弥勒无关的文字却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本尊佛像是否与斯瓦特的佛学大师莲花生有关。斯瓦特是印度晚期密教——金刚乘的发源地，因陀罗步底大师为该国国王，同时也是金刚乘创始人，而他的儿子正是公元8世纪初来弘法的莲花生大师，而莲花生大师是宁玛派的传承祖师。从时间上来讲此尊弥勒像与莲花生大师入藏时间相吻合，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推测，该佛像有可能是莲花生大师从斯瓦特带来的工匠在所刻。综上所述，故宫博物院藏所藏的此尊佛像，当是吐蕃风格与斯瓦特风格混融的四臂弥勒佛像。
① 《8至9世纪坐像四臂观音菩萨》，中华博物网http：///include/viewDetail.php？columnid=80&colid=2871。
② 王家鹏《藏传佛教金铜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命名此尊造像为四臂弥勒菩萨。
③ 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2·金铜佛上》，北京摄影出版社，2002年版，图版第7页。
④ 同③，图版说明第3页。
⑤ 《金刚顶瑜伽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修行仪轨经》卷上，《大正藏》第20册，第74页。
⑥ 《五佛顶三昧陀罗尼经》，《大正藏》第19册，第273页。
⑦ 《念诵结护法普通诸部》，《大正藏》第18册，第900页。
⑧ 《观无量寿佛经义疏》卷下，《大正藏》第37册，第297页。
⑨ 《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大正藏》第14册，第419页。
⑩ 温玉成《龙门古阳洞研究》，《中原文物》，1985年特刊。
B11 王家鹏主编《藏传佛教造像》，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B12 宫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从印度到中亚》，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B13 《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卷第四，《大正藏》第20册，第61页。
B14 宫治昭著，李静杰译《斯瓦特的八臂观音救难坐像浮雕——敦煌与印度的关系》，《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
B15 同B14。
B16 赖天兵《飞来峰纪年藏传四臂观音三尊龛造像初探》，《中原文物》，2008年第1期。
B17 B.Bhatthacharyya， The Indian Buddist Iconography， Mainly Based on The Sadhanomala and Cognate Tantric Texts of RifuncsCalcutta Fimak·L Mukhopadhyay， 1968（repr）， fig. 94.
B18 《诸佛菩萨圣像赞》，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
B19 三光：1.色界的第二禅天，有少光天、无量光天与光音天，叫做三光；2.星星、月亮和太阳。见陈义孝《佛学常见词汇》。四相：有多种说法，如《金刚经》所说四相为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四相都是我相的不同表现形式，其实只是一个我相，或称我执。它与法执构成世间的执著，是般若法门所扫荡的对象。而修习密乘大圆满道，证得有学乃至无学所有道相也有四，即法性现前相、证悟增长相、明智如量相和法遍不可思议相。
B20 B.Bhattacharyya， 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 Calcutta， 1958， p.437.
B21 同B12，第206-210页。
B22 M.Taddei，“Harpocrates-Brahmā-Maitreya： A Ten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a Gandharan Relief from Swāt”， Dialoghi di Archeologia， AnnoⅢ， Numero3，1969， pp.364-390. Figs.21-23.
B23 [日]宫治昭著，李萍、张清涛译《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328页。
B24 黄春和《藏传佛像艺术鉴赏》，华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Schema Study of Swat Four-Arm Buddha Collected in the Forbidden City
WANG Zhong-lin
（1.School of Art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18；
2. School of Fine Arts， Yancheng Teachers' College， Yancheng， Jiangsu 224051）
地藏王菩萨经范文5
这尊佛像以纯铜铸造，通高15.4厘米，表面鎏金。造像由菩萨和二层台莲花座组成，菩萨头部略向左倾，现少女相，面容姣好，细眉弯曲，双目微睁，脸带笑容。头戴尖顶宝冠，耳贴团形花钉，脖颈挂有镶嵌宝石的璎珞。身佩有宝石的串珠，双臂饰莲花。左手掌心向外上举，其无名指压于指根处，余四指竖立，且食指中部压在中指背部。手背贴于右膝盖上，五指伸展。右腿曲折搭于台座边沿，左腿盘于裆部。菩萨通体呈“S”形状，坐在莲花座上。
绿度母神态沉静，身材匀称，上身袒露，以珞璎严身，手、臂、踝饰有钏环，菩萨下穿裙装，细腰，胸部双乳突出，散发出女性的柔美。裙褶自然写实，是明代造像常见的装饰风格。莲座呈俯仰莲式，上下缘饰精密连珠纹，莲花瓣饱满，制作精致。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又称为喇嘛教，是指传入的佛教分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在古代，原有相信万物有灵的本教流行。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了吐蕃王朝，实现开放政策，为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先后联姻，给吐蕃带来了异域的文化，其中之一就是首次将佛教圣像和经典传入到吐蕃。
藏传佛教中的度母，梵名Tara，全称圣救度佛母，我国古代称多罗菩萨、多罗观音，共有21尊，皆为观世音菩萨之化身。据说这些度母是由观音的眼泪变化而来的，颜色都不一样，有金色的、蓝色的、红色的等，其中最流行的是白度母和绿度母。绿度母身为绿色，据说供奉绿度母能够解除狮难、象难、大难、蛇难、牢狱难、贼难、非人难等8种苦难，因此俗称“救八难度母”。
根据《度母本源记》所载，有一天，观世音菩萨观察六道众生，发现未被救度的众生仍没有减少，菩萨十分忧闷，眼泪从他的眼睛中流出来，泪滴成莲华，再化现成绿度母。绿度母对观世音菩萨说：“您不要担忧烦闷，我发誓作为您的助手，众生虽然无量，我的誓愿也无量。”从此这位度母开始广度众生。于是他的名称，普闻十方世界。十方诸佛齐来为他灌顶，异口同音赞叹，并称之为“度母”，意谓“救度一切众生的佛母”。这是“救度佛母”名号的由来。
度母崇拜起源于印度。我国唐代高僧玄奘于公元633～645年在印度游历。在其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中曾2次提到多罗菩萨像。一是在摩揭陀国波咤厘子城西南方向300多里处，有一座气鞮
势恢宏的罗择迦寺，这座寺庙高大壮美，寺内精雕细刻，充满灵气。国内外优秀佛学人才济济一堂。这里还供奉着多罗菩萨与佛陀、观自在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威严的黄铜铸像，这些都说明当时多罗菩萨在印度佛教中地位很高，影响颇大。
关于度母的神话故事，以民间文学的形式广泛流传于印度和等地区。在这些民间故事中，当人们遇到残暴的魔怪、盗贼、仇敌，凶恶的狮、象、蛇，陷入险恶的火灾、海难、兵祸等一切灾难之时，只要一呼度母的名号或念动度母的真言，仁慈的度母就会赶来，搭救正在苦难中熬煎的求救者。
从前有一个富商，带领着驮有金银珠宝的1000峰骆驼和500匹马组成的商队行走在荒漠中，突然有一伙强盗围了上来，想抢走他的财宝，并将他杀死在人迹罕至的荒野中。据说这些歹徒凶残无比，除了抢走商人的财宝外，还要杀死商队的人员，并将割下人的肉吃掉，他们抢劫的地方经常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恐怖无比。这个商人在绝望中大声呼喊度母的名字，忽然间一批手持剑、刀和棍棒的士兵从天而降，将这些歹徒打得魂飞魄散，抱头鼠窜。
地藏王菩萨经范文6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东北部，它雄居雁代，磅礴数州。东临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西接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北依恒山，南拥中原，方圆约250公里，境内有东、西、南、北、中五座高峰呈莲花状环护，海拔平均高度在3000米左右，其中北台最高，海拔3058米，号称“华北屋脊”。
五台山山体高大浑圆，气势磅礴恢宏，气候高寒温润，顶无林木，岁积坚冰，是举世罕见、名扬四海的清凉避暑胜地，同时也是位占鳌头的中国四大佛教名山。
五台山是一座古建筑和文化艺术荟萃的宝山，其佛教建筑，佛教塑像、雕刻、绘画，佛教音乐、舞蹈以及无以计数的碑碣、佛塔、佛经、法器等佛教文物，无不闪射着古文化的耀眼光芒！
带着心仪已久的梦想，我们来到了五台山。我们一行先乘飞机达到石家庄。然后改乘现代商务车，由石家庄出发，途经井径、西柏坡、穿过阜平就进入山西境内了。此时，路况与先前大不相同，山地起伏较大，公路也有些崎岖，远处的太行山巍峨延伸，峥嵘大气。可能由于运煤车多负重碾压的缘故，路上的坑洼多了起来，我们的车速也明显放慢了。
沿着盘山公路我们颠簸向前，过了龙泉关，已是午后时分，大家有些疲惫，昏昏然欲睡。导游从副驾驶的位置上转过头来说：“前面就是五台山！”大家精神一下子又提了起来！
进入五台山后，景色就大不一样了，满山褐色，经霜一般。此时道路更加险要，七拐八弯，看着就在眼前，但要绕一个或数个大圈才能上去。回头望望走过的路，就像一条银链缠绕在褐红的山坡上，蔚为壮观。
沿途，我们看到不少前往五台山朝圣或是还愿的佛教徒，顺着蜿蜒的山区公路一步一叩，五体投地，那份虔诚，那份艰苦，实在是令人为之动容！
夜宿台怀镇。因饭后时间尚早，便信步由缰溜达起来。这是一个山环水绕的秀丽山镇，镇上有汉、满、蒙、藏四个民族杂居。台怀镇位于五台山的怀抱之中，如果把五台山比作莲花，那么它刚好处在莲蕊位置。台怀镇北边有一小峰，人称灵鹫峰，亦名菩萨顶。据佛教史籍记载，东汉时期，我国佛教最初的传播人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到台怀镇，见今菩萨顶的地理形状颇似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东北部释迦牟尼佛说法的灵鹫峰，因而命名之。佛教徒传说文殊菩萨曾在峰顶显灵和说法，所以也称灵鹫峰为菩萨顶。
另据佛教史籍记载，台怀镇中心的大白塔地底下，藏有释迦牟尼的舍利，因此，信众如云，代代景仰。历代以来，朝廷和佛教信徒纷纷于台怀镇及其附近修建寺庙，使这里形成了佛寺鳞次栉比、宝塔如林的五台山佛教中心区。五台山的佛教寺院，有一半以上集中在台怀镇。现在五台县共有寺庙四十多所，台怀镇及其附近就有三十所，一些著名的寺庙大都集中在这里。
台怀镇的东面有一座经常隐没在云雾中的小山峰，人称黛螺顶，亦称“青峰顶”，以山色青翠故名。山顶有寺原名佛顶庵，清代以后改称黛螺顶寺。寺内供有“五方文殊”像。这处高约四百米的山峰，是五台山五大台顶的象征。
“以五顶山高路遥，有不能尽到者，至此犹至五顶也”。
这就是说如果朝台的佛教徒体力不支，不能遍临五个台顶，只要登上黛螺顶朝拜就可以了，因而黛螺顶便称作“小朝台”。黛螺顶背靠耸入云端的东台望海峰，下临流水潺潺的清水河，峰顶古树参天，景致绝佳。黛螺顶是朝山佛教徒一定要登临朝拜的地方。
台怀镇是文殊菩萨现灵说法的主要场所，佛经中说文殊菩萨与其眷属均居住在台怀附近。台怀镇南一里有一座小山叫梵仙山，山顶有寺名梵仙寺。梵仙山的悬崖之上，有许多人工凿成的小石洞，据说此乃是文殊菩萨弟子们的居舍。
台怀镇是历代皇帝朝拜五台山的中心，清康熙时，曾于台怀镇建立了专供朝拜五台山用的行宫一座。行宫位于今塔院寺前，规模宏伟壮丽，占地约三百亩，当地人称为“皇城”，现在尚保留有行宫宫门的遗址。为了保护五台山佛教中心区和行宫，在清代，台怀镇曾设有“巡政厅”和“城守厅”，城守厅配备有马军和步兵，其武官为正七品。
在五台山区，气候最寒冷的地方是五大台顶之上。其次就数台怀镇了。台怀镇海拔1700米，属于高寒山区，隆冬时节，大雪纷飞，朔风怒号，极端最低气温可降至零下42度。就是七月酷暑盛夏，这里的最高气温也只有27度，每当早晚和气候突变时，甚至要穿棉衣；而当地的老人，一年四季都穿着棉裤。我们到达五台山时，正是晚夏，白天气温尚可，早晚温差确实太大，最低气温达到零下十几度，穿着毛衣还有寒气入骨的感觉。
回到宾馆已是晚上7点多。经过一天的旅途劳顿，大家有些疲惫，于是大多数人早早地休息了，为的是给明天的行程“充电”。五台山的夜晚非常清凉，我披了件衣服到宾馆小卖部淘宝，真的淘到了我这个属兔人的保护神——文殊菩萨的玉器佩件，不由得喜出望外！这可是我在全国各地都留心而未得到的佛佩啊！真乃不虚此行也！于是，这个夜晚，我有一半时间是在兴奋中度过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驱车直达菩萨顶，菩萨顶位于五台山的灵鹫峰上，金碧辉煌，绚丽多彩，具有皇宫特色，是五台山最大的喇嘛寺院，也是国务确定的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
菩萨顶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称“大文殊院”。菩萨顶极盛时期是在清朝。顺治十三年（1656年），将其改为喇嘛庙。此后，康熙皇帝又赐菩萨顶大喇嘛提督印，并命山西全省，其中包括山西巡抚、大同总兵、代州道台，统统向其进贡。这是清廷以黄教怀柔蒙古、西藏的重要政策。清朝皇帝、蒙古诸王公、西藏喇嘛也每每朝礼五台，一般都住菩萨顶，从而树立了菩萨顶在五台黄庙中的统领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春康熙皇帝敕命“大文殊院改覆琉璃黄瓦”。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只有皇家建筑才能覆盖黄琉璃瓦。菩萨顶覆盖黄琉璃瓦，反映其地位之崇高，此外，为保护这座具有特殊地位的寺庙，康熙又敕命“于菩萨顶前后山门设官永镇，把总（正七品武官）一员，马兵10名，步兵30名，守护香火供器”。菩萨顶寺院参照皇制式营造，殿宇上覆盖黄绿蓝三色琉璃瓦，金碧辉煌，雄冠五台。全寺占地9100多平方米，有殿堂楼房110多间，布局结构紧凑而富有变化。
从菩萨顶大照壁仰首上望，108级石台阶耸入云端，十分陡峭，仿佛一架天梯直达霄宫。据说，沿108级石台阶步步登高，就把世上108种烦恼踩在脚下了。耸立于石阶高处平台上的木牌楼，四柱三门，上下三层，七个楼头，雄伟而多姿。牌楼中门大匾上，康熙皇帝御笔亲题“灵峰胜境”四个鎏金大字，闪烁有光。登上台阶，过华丽牌楼，又有一段石阶连接山门。此段石阶与所有寺院中见到的都不同，垂带夹着的石阶，中间铺设斜面御路，雕有九龙吸水图案。九龙翻腾，互相缠绕，真可谓“活龙活现”，与北京故宫御道铺设如出一辙。
大雄宝殿面阔三楹，进深二间，大殿四周有石雕迥廊环绕，内供释迦牟尼、弥陀、药师佛三佛。我国藏传佛教的大活佛达赖、班禅，朝拜五台山时都在这里讲经说法。
文殊菩萨大殿院前有石牌坊一座，石壁上有康熙御笔“五台圣境”四字。文殊殿重建于清朝，历经寒暑数百年，色泽依然如新。殿脊正中置金碧辉煌的鎏金铜法轮。殿内佛坛上供文殊菩萨骑狻猊彩色泥塑像，东西两侧佛坛上则供十八罗汉塑像。菩萨顶的文殊菩萨殿，是朝山信徒必定参拜之处。汉地佛教徒朝拜时，一般是供奉、焚香和跪拜。蒙藏少数民族佛教徒朝拜时，则行“五体投地礼”。而我们一行诸君大多是在庄严肃穆的文殊菩萨面前，默默地履行着心中最崇高最圣洁的大礼！
文殊殿内有藏族佛教徒供奉的藏画10多幅，画面用赤金和五彩石质天然颜料工笔画成，是藏画中的珍品。有人还称文殊殿为“滴水殿”。殿檐台下的石阶，有一处隆起，状似蜂窝，这是由殿檐年久滴水而形成的矿物水垢。当天空睛朗时，该殿仍象古代计时的“滴漏”一样，隔一定时间滴一滴水。菩萨顶后院放置的大铜锅全山闻名。厚一点的大铜锅口面直径2。04米，深1。15米；薄一点的大铜锅口面直径1。68米，深1。1米。在西廊房檐台边，也置有一大铜锅，口径5尺，深4尺，这些铜锅，过去每年“六月大会”用一次，做斋饭，蒸白面魔王，供所有黄庙喇嘛们集合在一起做佛事活动，跳神镇魔。腊月初八佛成道日还用一次，放进黄米、绿豆、莲子、栗子、红枣、稻米、桃仁、红糖等，做成“八宝粥”供佛徒会斋。
菩萨顶一连三进大殿，有前后套院二处。前院为僧舍禅堂，后院是喇嘛住的地方。两边堂屋上盖孔雀蓝琉璃瓦，钟鼓楼顶盖黄色琉璃瓦，形成强烈色彩对比，非常引人注目。周堂内和后院圆亭内，分别立有高大的汉白玉石碑。碑高6米，四面俱宽1米。二碑均系乾隆御碑，碑身四面分别用汉、蒙、藏、满四种文字镌刻。碑文采用诗体形式，抒发了乾隆皇帝朝五台山文殊圣迹的情怀和感受。字体圆润流畅，结构丰满雄健，是很珍贵的艺术珍品。
由菩萨顶向下不过两三百米即是显通寺。显通寺是五台山第一大庙，始建于东汉时期，它是我国最早的佛寺之一。寺院占地面积约一百二十余亩，各种建筑四百多间，多为明清遗物。排列于中轴线上有七座高大的建筑，很有气势。显通寺内的大雄宝殿，重顶飞檐，巍峨宽大，为五台殿宇之最，木雕彩绘，肃穆堂皇。殿内佛像高大，金碧辉煌。五台山的重大法事活动，多在此殿举行。大雄宝殿后的无量殿又称无梁殿，是我国砖石建筑艺术的杰作。高20米，面宽28米，进深16米，从外面看是七间两层楼房的欧式建筑，殿内却是三间穹窿顶砖窑，型制奇特，雕饰精细，宏伟壮观。
显通寺的后面有一座高高的殿堂，它是一座用青铜铸件组装而成的纯粹金属建筑物，人称“显通铜殿”。相传，明朝穆宗驾崩前后，少主年幼无知，皇亲李良发动了宫廷政变，接管了江山，就将娘娘李彦妃和少主打人了冷宫，想绝明朝后裔。这少主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大臣徐彦昭和杨波进入冷宫行谰，李娘娘又气又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少主交给了徐、杨二人带走，让他们好好抚养。后来少主当了皇帝，惩除了奸臣。为了感谢母恩，就决定在五台山为李娘娘建造一座铜殿。据记载，这座铜殿是明朝名望很高的佛灯和尚奉万历皇帝的命令，到显通寺“传戒”时建造的。
铜殿外观为重檐歇山顶，共分两层，上层四周各有六面门扇，下层四周各有八面门扇。每面门扇的下端铸有花卉、松柏、鸟兽等图案。“龙虎斗”、“龙凤配”、“喜鹊登梅”、“玉兔拜瓤”等，形态逼真，栩栩如生，每面门扇的上端都有精细的花卉图案，形态各异，玲珑剔透。正面横梁上的“二龙戏珠”和“双凤朝阳”更是活灵活现。第二层的四周，有大约1米高的铜栏杆，其24面门上均有各式图案。殿内正中有一尊铜铸文殊坐狮像，造形美丽。殿内四壁上的铜铸小佛像，琳琅满目，多达万尊。殿脊的两端有铜铸的似龙非龙的宝瓶，整个铜殿遍漆金粉，光芒四射，金碧辉煌，耀眼夺目。
朝拜完显通寺，约上午10时左右，不知不觉随着人流涌向五爷庙。至五爷庙不过四五百米距离，穿过镇上小街即是。五爷庙创建于清代，民国年间重修时，增建了殿外前庭，建筑古朴宏伟。按说，一般佛教寺院是不供龙王的，而五台山为什么要修龙王殿呢？这要从文殊菩萨向东海龙王巧借歇龙石的神话说起。很古以前，五台山地区并不是清凉胜境，而是酷热难熬，当地百姓深受其苦，专门为人排忧解难的大智文殊菩萨便从东海龙王那里巧妙地借来一块清凉石，从此五台山变得凉爽宜人风调雨顺，成为避暑胜地。而这清凉宝石原本是龙王的五个儿子行云布雨回来驱暑歇凉之物，当他们发现歇凉宝石被文殊菩萨带到五台山后，便尾随而来大闹五台山，他们用龙尾把五座陡峭山峰削成五座平台，要讨回清凉石。但文殊菩萨毕竟法力无边，很快就降服了五位小龙王，让他们分别驻守五座台顶。这五龙王被安排在最高的北台，专管五台山的行云播雨。人们为了感激他为五台山地区造福，便为其建殿塑像加以供奉。
五爷庙是五台山香火最为旺盛的地方。据说，在这里求财最为灵验。因而吸引着众多善男信女，门前的香炉里终日香火不断，盛时烟雾腾腾，成为台怀镇一道亮丽的景观。
朝完五爷庙，时间尚早，导游告诉我们镇海寺也是一座有特色的寺庙，大家兴致嫣然，于是朝镇海寺奔去。
镇海寺位于台怀镇南边清水河西侧，距台怀镇10里，海拔1600米。寺院坐落在“二龙戏珠”的风水宝地，左右两侧环绕的山峰，犹如两条飞龙落下河谷，拱背弯腰，腾挪围抱；寺院建筑在两山合抱的一个石山嘴上，宛若一颗二龙嬉戏的宝珠。山豁口有苍劲挺拔的古松若干，走在林间的蹊径，耳听飒飒的松风，给人一种静寞幽深的感觉。
相传，镇海寺对面山底原有一个海眼，海水不时喷涌而出，冲毁田地，淹没村庄。文殊菩萨为造福黎民百姓，便将一座佛塔置于海眼之上，镇住了泛滥的海水。后来人们就在这里建了寺院，称为镇海寺，那座塔，就叫镇海塔。
镇海寺主要建筑是一重进大殿，殿内两壁有四大天王，正中供弥勒佛，中殿内有三尊坐佛，背后饰有“灵光”，一色金身；后殿内正中有文殊菩萨塑像，前侧又有三尊金身坐像。从中殿西侧的小门穿过去有一套院，院内有乾隆51年建造的15世章嘉活佛墓塔。章嘉活佛是藏传佛教中历代沿袭的佛位，自清朝康熙皇帝后，被历代皇帝尊为国师。章嘉活佛墓塔高9米多、状如藻瓶。塔基八角，每角塑有大力士，基座八面雕有人物图，并着彩绘。塔腹正中雕有三尊坐佛，另有八尊站像。圆腹之上，立有层层内缩的尖顶。这座塔的造型别致，雕刻精细华美。
在镇海寺，我们在寺里僧人庄严诵经仪式中，又完成了一次虔诚的朝拜！也许有人不以为然，但我却觉得这是一次心灵净化的过程。佛家倡导的“真、善、忍”那种无私境界，又一次在我心中得到了升华！
五台山确实是有灵性的，也许是其特殊的高山地质气象，把一个文殊灵境演绎得扑朔迷离。据说，只要是在风动云移之时，各式云朵飘逸漫游，幻出“雄狮飞天”、“龙腾长空”、“卧佛慈容”等迷人的佛光现象。1994年碧山寺举行万人法会，天空上出现了一朵金碧辉煌的莲花状祥云。1998年，七佛寺宝塔开光，天空中又出现了一只栩栩如生的大鹏金翅鸟。至于文殊佛光更是经常出现，还有不少记者或游客亲自拍下了这些珍贵的镜头。
走进五台山，不仅开阔了胸襟，陶冶了性情，更重要的是净化了心灵！平日里人世间的那些烦恼，功名利禄的诱惑，不再在我大脑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仿佛觉得自己慢慢融进了佛家境界。五台山朝圣，才使我真正体会到中国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
作者简介：郑能新，湖北英山人，曾任英山县文化馆馆长、黄冈市群众艺术馆馆长，现为黄冈市文联副主席、黄冈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黄冈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副研究馆员。已发表、出版文学作品150余万字，有40多篇入选部级选刊、选本，有40多篇获奖，有作品被介绍到海外，有多篇作品被选入大、中学生课本，《中国小小说排行榜》榜上有名，曾被20多家报刊杂志专版宣传介绍。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北省政府专项津贴获得者。2008年获湖北省“十佳青年文艺人才”称号。
作者单位：湖北省黄冈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