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说翻译范文1
关键词：马君武；近代翻译家；译事活动；翻译成就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1-0374-02
马君武（1881-1940），初名道凝，字厚山，后改名马同学，号君武，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广西大学的创建人，也是一位杰出翻译家。马君武具有系统的科学知识、扎实的双语功底、进步的民主思想，这样的译者在中国近代是为数不多的。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从事翻译，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介绍给当时的国民。他的译作种类丰富，数量蔚为壮观。他的翻译作品，从知识的性质来说，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领域；从学科结构而言，关联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字典编撰、哲学、文学、生物学、矿物学、化学、物理学、机械学等等。其自然科学译作涉及生物学、矿物学、机械学、数学、物理、化学，社会科学译作涉及历史、政治、经济、哲学，人文科学译作则包括小说、戏剧、散文、诗歌和人物传记。由于其翻译涉猎面广，马君武也就因此成为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继严复、梁启超、林纾之后的第四位翻译大家，也是近代史上广西重要的翻译家。其翻译活动及翻译成就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翻译领域，马君武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从事翻译，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介绍给当时的国民。他不辞辛劳、笔耕不辍，因而译作颇丰。他与1901年春天开始执笔翻译，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搁置译笔，其翻译历程持续了30多年。在其繁忙的一生中，马君武都表现出对翻译事业的热爱和在翻译领域“译”耕不辍的忘我精神.无论是在轮船上，还是在火车上，他都在进行着他挚爱的翻译。即使在办公时间，他也会见缝插针，时不时拿起译笔翻译一点东西。如果白天工作太忙，他也会在晚上抽出时间翻译。20世纪20年代中期，时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长的马君武尽管因工作繁忙而使其每日的翻译量有所下降，但他还是坚持每日提笔译书。可以说翻译已经成为马君武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正是基于其对翻译事业的热爱，和其在翻译的园地里勤奋耕耘与劳作，马君武才在翻译方面有了丰硕的“译果”。他的翻译作品可以分为自然科学译作、社会科学译作和文学译作三类。
马君武是从翻译自然科学著作走上翻译道路的。他的第一部自然科学译作是《史密斯代数学》，该译本现已佚失，具体的出版年份、篇幅等信息难于查证。其后，马君武对达尔文进化论思想进行了断断续续的翻译。1920年9月，达尔文的The Origin of Species（今译为《物种起源》）的全部译文以《达尔文物种原始》为题出版。马君武还翻译了德国科学家兼哲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马君武译为“赫克尔”）的系列演讲集《自然创造史》。除长篇著作外，马君武还翻译了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短文，以适应时代的急需，如《自然哲学·说热》、《酒类化学》、《汽机重说》、《矿物结晶学》、《炼锑法》、《结晶学》等。
马君武的社会科学翻译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涵括历史、政治、哲学、经济、社会、民族心理、词典编译。他翻译西方政治文献始于译介西方女权理论，具体有《斯宾塞女权篇》，《足本卢骚民约论》（原本为卢梭（Jean-Jaeques Rousseau）的Du Contrat Social，这个题名现通译为《民约论》）。西方哲学的译介成果包括《唯心派巨子黑智儿学说》、《弥勒约翰之学说》、《唯物论二巨子底得娄、拉梅特里之学说》。经济方面的有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菲里波维（Philippovich）的《国民生计政策》以及孙中山用英文著的《实业计划》。马君武唯一的社会学译作是被列为少年中国新丛书第五种的《斯宾塞社会学原理》。在民族心理学方面，马君武摘译了寓华22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原名阿瑟·汉德森·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马君武译为“十弥时”）所著的《中国人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第13章The Absence of Public Spirit（马君武译为《中国人无公共心》）。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德华字典》是马君武第二次留学德国时充分利用余暇编译而成的，这是他这一时期取得的另一项重要翻译成果。
在马君武的文学翻译中，诗歌翻译成就最大，因而也最为引人关注。1903年前后，他开始翻译诗歌。从现有的文献看，1903—1905年间，马君武笔耕不断，翻译了《米丽容歌》、《缝衣歌》、《哀希腊歌》、《重展旧时之恋书》和《临终之感想》（另一译名为《菲律宾爱国者黎沙儿绝命词》），其他译诗有《阿明临海岸哭女诗》（译于1907-1910年）和科学译作及戏剧译作中附带的译诗。在这些译诗中，《米丽容歌》较为忠实原文，其他的译诗增添删减改写颇多。
在戏剧翻译方面，马君武在1913年冬季至1914年秋季间，翻译了德国著名诗人兼戏剧家席勒的名作《威廉·退尔》。原剧由五幕构成，向观众呈现了不同阶层在反抗异族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的态度和行为。马君武的《威廉·退尔》全译本最初以“国民戏曲”为题，首刊在1915年1月20日由中华书局发行、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杂志》创刊号上，一直连载到1915年6月20日的第一卷第六期。
马君武的小说译作有俄罗斯著名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绿城歌客》和长篇小说《心狱》。这些都是马君武在第二次留学德国时期从德文译本转译的。《绿城歌客》原名《卢塞恩》，是托尔斯泰在瑞士一个名叫卢塞恩的小城创作的小说。小说讲述“我”傍晚入住绿城（卢塞恩）一家旅店所看到的人与人之间冷漠的关系。《心狱》是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复活》三部中的第一部，译文共有57章。尽管这是一个删节译本，但仍然受到读者的热捧。《心狱》于1914年9月初版，1916年9月再版，到1933年共出了四版。阿英曾说，马君武1914年译的《心狱》和林纾1918年译的《现身说法》在当时堪称“名著名译”。
作为中国近代杰出的翻译家，马君武诗歌翻译成就最大，其翻译活动及翻译成就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近代翻译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近代译诗内容最丰、特色最著、影响最大的一家。他的翻译涉猎面广，译作种类丰富，数量蔚为壮观。因此成为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继严复、梁启超、林纾之后的第四位翻译大家，也是近代史上广西重要的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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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说翻译范文2
论文关键词：语义翻译；交际翻译；文本类型；电影片名翻译基本原则
纽马克的翻译理论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方面，即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这是他对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一大贡献。语义翻译重在传达原文的语义内容, 而交际翻译则重在读者的理解和反应。纽马克认为,在翻译中具体采用哪一种翻译方法还必须考虑不同的文本类型。而影片名作为电影的灵魂,它的具体译法关乎到电影的成功。纽马克的翻译理论为电影片名翻译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那么对一个特定的影片名到底是采用语义翻译还是交际翻译，成为这篇文章的焦点。本文以纽马克的翻译理论为基础，通过具体实例分析得出，译者应根据不同的电影类型来确定采用哪种翻译方法，同时还要兼顾电影片名翻译的信息、文化、商业和审美价值原则。
一、纽马克翻译理论要旨
（一）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
为了避免直译和意译的冲突，纽马克提出了两个新的概念，也就是他翻译理论的核心，即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我在翻译方面仅仅提出这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对任何文本来说都合适。在交际翻译中，翻译者用目标文本来表达和源语同样的效果；在语义翻译中，翻译者在目标文本句法结构和语义方面允许的范围内，来表现源语言的真正语境意义”(许 欧等, 2011：73)。 纽马克这两个概念的提出, 扩展了千百年来翻译界存在的直译与意译概念之争,为翻译研究指明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语义翻译试图尽可能地在目的语的语义和句法结构所允许的范围内,提供一种忠实于原文的精确的译文, 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作上下文的意义。语义翻译重视的是原文的形式和原作者的原意, 而不是目的语语境及其表达方式, 更不是要把译文变为目的语文化情境中之物。语义翻译通常适用于文学、科技文献和其它视原文语言与内容同等重要的语篇体裁。(new mark, 2001: 39)
交际翻译努力使译文对目的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与原文对源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相同。交际翻译的重点是根据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和语用方式传递信息,使译文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形式上都能为读者所接受, 而不是尽量忠实地复制原文的文字。译者在交际翻译中有较大的自由度去解释原文,调整文体,排除歧义,甚至是修正原作者的错误。通常采用交际翻译的文体类型包括新闻报道、教科书、公共告示和其它很多非文学作品。
总之,语义翻译是以原文为中心的,而交际翻译则是以读者为中心的。纽马克对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这两种译法都持肯定态度。在纽马克看来,有时要用语义翻译,有时要用交际翻译。另外, 纽马克主张有时应该强调原文,采用语义翻译,这点当然不错。两种方法相结合也更有助于翻译质量的提高(马兴腾，2010：123)。
（二）文本类型说
纽马克指出,在翻译中具体采用语义翻译还是交际翻译应考虑不同的文本类型。根据内容的差异, 纽马克将文本分为四类(newmark,1981：45-69):
1、表达功能: 突出文本作者及文本本身, 这种功能的文本纯文学文本或艺术性较高的文学作品。如: 自传,信件,小说,诗歌等。
2、信息功能: 旨在传递信息, 知识, 意见等。文本的重心为其内容和主题。如: 教科书,学术论文, 报纸、杂志等。
3、呼唤功能: 通过说服文本读者或接受者采取某种行动,从行为上对文本做出反应。如: 使用说明, 指示,商业广告等。
4、美感功能: 就是通过精心构思的文本, 兼顾受众的审美情趣, 给受众以美好的享受。
在纽马克看来, 表达功能型的文本应采用语义翻译,而信息功能型,呼唤功能型以及美感功能型的文本应采用交际翻译(吴雪萍，2010：89)。电影片名作为浓缩了的电影语言,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影片的号召力。作为一种专有名词,它是编剧精心构思的产物,既能高度概括影片的主题或内容, 又能强烈激发读者的观看欲望。它的表达功能就是通过片名来突出影片的主要内容,直接揭示主题。它的信息功能就是通过片名,将影片的内容简练的传达给观众,使观众可以更好的理解原片的思想内容。它的呼唤功能就是通过片名感染观众的情绪, 吸引观众。而美感功能就是通过精心构思的片名, 给观众以美好的享受。因此我们应在片名类型和影片内容的基础上来确定使用何种翻译方法。
二、电影片名翻译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根据影片类型确定采用哪种翻译方法之后，要想扩大影片知名度，赢得观众共鸣，取得好的票房成绩，译文还需兼顾以下四个原则。
（一）信息价值原则
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如果译者不了解影片的内容，只是根据看到的英文片名来译，这样译名就会偏离原片内容,是翻译片名中最严重的错误。为了更好的把电影的内容传达出来，就要求电影在译名上忠实传递与原片内容相关的信息，做到翻译标题形式与原片内容的统一。
（二）文化价值原则
电影的片名翻译不只是两种语言的转换，也是两种文化的交流。在片名翻译中体现着文化价值，促进文化交流，是电影片名翻译的重要任务。源语言与目的语言的文化背景不同，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译者要充分理解、准确传递原片名所负载的文化信息和情感。
（三）商业价值原则
电影是一门文化性和商业性兼具的艺术，在片名翻译时需要考虑到商业因素。电影要追求票房，没有高的票房就不能算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好电影，译者要充分把握语言的文化特征和审美情趣，译出观众所喜闻乐见的电影片名，引起心理共鸣，激发观看欲望。
（四）审美价值原则
实现审美价值首先要讲究语言的精炼，选词时注意音、意俱美，达意传神，要求译者深入把握作品的思想美学内容，以艺术家的心态对待原片，进行新的艺术创造，用自己的语言艺术形式传达影片的形象、情感和语言的艺术美。
三、纽马克翻译理论在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应用
根据纽马克的理论,在翻译过程中有时要用语义翻译, 有时要用交际翻译，还有时要用两种相结合的方法。具体采用哪种还应考虑到不同的文本类型。因此在翻译电影片名时，译者应该根据不同的影片类型，确定翻译方法，同时不能忽略电影片名翻译的基本原则。
（一）语义翻译
对一些历史事件, 人物传记以及以片中主角名字命名的影片多采用语义翻译。例如，avatar直接翻译成《阿凡达》，harry potter译为《哈利波特》, jane eyre译为《简爱》。当然对一些片名本身也很清晰, 优美的影片也多采用语义翻译, 如: the silence of the lambs《沉默的羔羊》, roman holiday《罗马假日》。
（二）交际翻译
当原片名不能很好地反映影片内容或译者在受到译语社会文化差异的局限时, 为使影片译名对译语观众产生的效果尽量等同与原片名对原语观众产生的效果, 可以以影片内容的正确把握为依据, 抓住原名意义, 抛弃原名形式, 采用交际翻译的方法。例如，all about eve，片名原意为“关于夏娃”，如果直译中文，简直不知所云，违背了电影翻译的信息价值原则。译成《彗星美人》，体现了稍纵即逝的演艺圈的无情更替现实，特别是把俗名“美人”和彗星搭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暗喻了电影主题，较好地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再如巩俐主演的一部电影《漂亮妈妈》,它的片名翻译没有拘泥于原片名, 而是根据影片内容, 着力突出母亲不懈努力终于让聋哑儿子发声这一情节, 译为 breaking the silence, 博取了西方观众的同情与共鸣，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充分体现了电影的商业价值。
（三）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结合
马说翻译范文3
关键词：翻译；翻译家；翻译理论；翻译思想；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6-0108-02
在人类文化的交流活动中，翻译由来已久。在翻译实践中，相关人士对翻译活动进行了不断地思考、探索与研究。国内外翻译家以及翻译理论家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是百家争鸣，各放异彩。其中，尤金·奈达和彼得·纽马克是西方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他们可谓是西方翻译理论界的两位集大成者。尤金·奈达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家；彼得·纽马克是英国当代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和翻译教育家，常年从事英德、英法互译的教学，对翻译理论颇有研究。他们在研究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自身理论，其精神也值得中国翻译理论界学习。本文将从不同维度对他们的翻译思想进行对比研究，通过两位翻译大师理论的概览和异同之处的分析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这两位翻译理论家及其翻译思想。
一、尤金·奈达翻译理论概述
众所周知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构成了奈达的主要翻译思想，亦即描写语言学阶段、交际理论阶段以及社会符号学阶段。第二个阶段即交际理论阶段（从1959年到1969年）的研究成就，帮助确立奈达在整个西方翻译理论界的权威地位。1964年他出版了一本里程碑式的重要专著，即《翻译科学探索》（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分析他的翻译思想：一是奈达指出，翻译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种技巧，还是一门科学。二是他认为翻译就是交际，因而在翻译研究中，还运用了通讯论和信息论。并指出翻译质量评判的标准，首先要看它的可读性，能否有助于读者和作者进行信息、情感等的交流。这是奈达翻译思想体系中最大的一个特点，也是其思想第二阶段的主要标志。三是奈达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观，这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一种观点。动态翻译指的是翻译要在指导下翻译交际理论，即“从语义到语体，在接受语中用贴近原文的自然对等语再现源语信息”。之后的第三阶段，奈达以“功能对等”取代“动态对等”，从而使其含义更清楚。四是奈达指出翻译应该为读者服务。这是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的交际功能的角度来阐述翻译的功能。读者的反应是判断一本译作质量的衡量标准。五是说到翻译过程，奈达提出了分析、转语（即传译）、重组和检验的四步式理论。
二、彼得·纽马克翻译理论概览
纽马克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语义翻译强调与原文贴近，而交际翻译则强调对读者的效果。奈达对此评述说：“语义翻译重在传达原文的语义内容，而交际翻译则注重读者的理解和反应。纽马克照顾到文本的广泛性差异，这使以上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显得特别重要。”在这两种概念之间，纽马克提倡考虑文本的类型。他以内容与文体为依据将文本分为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和召唤功能三个类型。为了进一步对上述两种翻译概念进行阐述，他还提出“关联翻译法”的翻译新概念：原作或译语文本的语言越重要，翻译便越要紧贴原文。翻译的准确程度要从词汇、语法和文本三个角度来考虑。
三、尤金·奈达与彼得·纽马克翻译理论的比较研究
（一）尤金·奈达与彼得·纽马克翻译理论的共通之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奈达与纽马克的翻译理论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他们吸收前人理论精华，进行创新，并不断地发展完善各自的理论体系；其次，二者在理论基础、可译性以及读者反映等问题上都持有相似的态度。
1.创新精神
直译与意译是传统翻译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而奈达和纽马克的翻译理论却给人们提出了新的翻译方法，对翻译理论和方法作出了重大贡献。
2.理论基础
他二人的翻译理论都是建立在现代语言学基础之上的，主张用现代语言学来分析和解决翻译问题。奈达指出：“语言学的方法是最可靠的方法，因为它可以描述分析不同语言的各种信息间的关系。”纽马克则认为翻译理论“源于比较语言学，在语言学的范畴内，主要涉及语义学；所有语义学的问题都与翻译理论有关”（蒋天平，唐美莲，2003：53）。
3.翻译的可译性问题
二人都强调了翻译的可能性。奈达认为各种语言的表达功效是一致的，都能用来表达思想，传递感情等。纽马克则认为，尽管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习惯，思维和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妨碍翻译的可行性，尽管翻译有时需要加入解释，但这部分解释性的翻译仍然是翻译。同时两人都承认翻译的“可能性”，但又否认其“绝对性”。奈达认为，不管是语内交际也好，还是语际交际也好，两篇不同的话语都不可能无绝对的对等，鉴于此，译者只能追求“切近的自然对等”。纽马克也认为鉴于译出语和译入语有着各种差异，在很多方面都不能完全对等。所以翻译时只能根据文本的类型，尽量使译文与原文取得一致。
（二）尤金·奈达与彼得·纽马克翻译理论的不同之处
奈达与纽马克尽管在对翻译的多个问题上都持有类似的见解，但在很多方面也存在着分歧。以下着重从理论核心、对翻译的定位以及二者对待形式与内容的不同态度三个方面来分析他们翻译理论的差异。
马说翻译范文4
[关键词] 翻译理论；比较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8-273-1
奈达，诺德和纽马克是译界卓有成就的翻译理论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虽然探索的途径不同，表达方式各异，但是有些基本原理是一致的，既可以互通，又可以互相否定还可以互相补充，值得比较研究。
一、翻译定义比较
奈达指出：“所谓翻译就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用最贴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上的对等，其次是风格上的对等。”纽马克对翻译下了这样的定义：“翻译就是把文本的意义按照原作者所意想的方式译入另一种语言。”而诺德作为目的论的代表人物则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在翻译中要遵循功能+忠诚的原则。”
在这里可以看出奈达是从语义学和信息论出发，强调翻译的交际功能；纽马克强调的是“文本意义”；诺德则是从目的论的角度提出对翻译的看法。从定义上看，奈达和纽马克都是以忠实原作为前提，但在翻译效果上，侧重点是反向的。诺德的功能派是从认得行为理论的角度出发，视翻译为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原文只是信息的提供者。
二、理论核心比较
（一）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
在奈达看来，翻译的本质和任务是用译语再现源语信息，翻译的方法是使用最贴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奈达认为信息对等优于形式对立，主张从译文接受者角度，而不是译文形式看待翻译，要实现动态对等，后来将动态对等改为功能对等。功能对等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翻译原则，把原文和译文读者的感受是否相同作为衡量译文的标准。
（二）诺德的“功能+忠诚”原则
诺德作为第二代目的论者，对原来的目的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功能+忠诚的原则。“忠诚”指的是目的语与原作者的意图一致，属于一种人际范畴，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忠诚原则限制了某一原文的译文功能范围，增加了译者与客户之间对翻译任务的商议，纠正了激进功能主义的倾向，进一步完善了目的论。
（三）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
纽马克认为，在众多翻译方法中，只有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能够做到准确和简练。交际翻译旨在使译文对读者的影响很原文对读者的影响相同，其侧重点是译入语读者。语义翻译则是从语义和句法上接近原文，将原文确切的上下文意义表达出来。
在这里可以看出，对等理论把翻译圈定在语言层次的范围之内，对语境，交际，文化等缺少足够的关注，而诺德的功能派的理论打破了文本中心论的传统，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奈达的功能对等过于强调语言层面上的一一对应，忽略了文化社会环境中的译者主体性。但是，两者之间也有相同性，他们都将翻译与语言功能结合起来，注重语言功能在翻译中的作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的定义与奈达的等效翻译的定义非常接近，可以说奈达提出的文本理论进一步发展了奈达的等效理论，使其在运用过程中更加具体化。
三、文本分类比较
奈达的翻译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圣经》的翻译经验，认为动态对等的模式适合所有的文本，是有些狭隘的，他所提出的翻译标准不一定适合所有的文本，比如，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有可能达不到他所说的动态对等的翻译效果。而纽马克和诺德都根据文本的不同功能，将文本划分为不同的类型，针对不同的文本，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二者的文本分类都源于布勒提出的语言功能论，只是他们所用的术语不同，所分文本类型的数量不同，主要文本类型几乎一致，个别的文本划分有些差别。纽马克提出了八种翻译方法，但是只有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才能达到翻译的目标。而诺德从目的论的角度，跳出对等的束缚，在翻译研究上阐述了新的模式。这种模式下的文本分析以翻译为导向，是一种更关注于源语的功能分析，将翻译的功能类型划分为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
四、翻译侧重点比较
奈达和纽马克都以忠实原作为前提，但是在翻译效果上，侧重点是反向的。奈达在交际层次上对翻译提出了对等的要求，考虑到译文读者接受信息的反应，他以读者为中心，把翻译的重点放在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上，而不在于形式是否对应。而纽马克主张译者从原作者的写作目的和预期效果出发，站在原作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在语义翻译中，强调形式对等，尊重原作者，在交际翻译中，侧重读者反应。纽马克重视文本理论结构的框架，奈达也认为文本是重要的，但是同内容相比，居于次要地位。诺德的理论则是首先确定不同文本功能，根据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诺德的理论和奈达的理论有相似性，两者都强调读者的作用，强调译文的可懂性。
五、结论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完美的，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先进性。这三位学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在用科学的方法对翻译的理论加以完善，三位翻译家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科学的探索和构建。虽然一个方法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大道相通，在互相指正，互相包容，互相借鉴的过程中，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才能取得更大的进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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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识形态及其对翻译的操纵
意识形态(ideology)源于法国哲学家DestuttdeTracy1796年所创造的新词“idéologie”(TerryEagle-ton,1991:1).Tracy用“idéologie”表达这样的观点：我们只能通过认识对事物的感知所形成的观念来认识事物，因此，如果能系统分析这些感知和观念，就能为科学认识事物打下坚实的基础。显然，从最初的含义来看，“意识形态”是个褒义词，等同于“观念学”,但拿破仑上台后，意识形态学说受到批评与打压，其语义和感彩都发生了变化，带有“错误的、幻想的、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观念”这一贬义色彩(单继刚，2007:210-211).
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和发展了意识形态学说。
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在马克思的作品中，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有三种(单继刚，2007:211-212):其一，最广义的意识形态，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观念、思想的总称。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词，无所谓对错，既包括Tracy所谓的“观念学”,也包括拿破仑所批判的“虚幻观念”;其二，以认识论为标准加以辨析的狭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具有拿破仑所批判的“虚幻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1844年)和《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两部着作中，对当时的青年黑格尔学派所提出的“绝对精神”、“自我意识”等观点进行批判，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具有虚幻性和虚假性(陈锡喜，2014:6);其三，以历史观为标准加以辨析的狭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某个阶级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向大众灌输的具有引导性的思想、观点等，它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一种，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服务性”等特点;它是某个阶级“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及“思想的上层建筑”,任何阶级总想“赋予自己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995:100).弗洛姆(ErichFromm)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以及弗洛伊德的观点，提出了“社会过滤器”(socialfilter)理论。弗洛姆把意识分为意识(consciousness)和无意识(unconsciousness),而意识和无意识又可分为个人意识、社会意识、个人无意识、社会无意识。弗洛姆既吸收了弗洛伊德关于“个人意识”的研究成果，也吸收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的观点。弗洛姆发现，社会生活中，有些东西能够被人意识到，而有些东西却不能被人意识到，这取决于社会过滤器的过滤和筛选，“正是这个过滤器使社会成员的某些思想不能成为意识，而被压抑于无意识之内”(弗洛姆，1986:120),“社会过滤器决定哪些思想和感情能达到意识的水平，哪些则只能继续存在于无意识的层次”(弗洛姆，1986:93).社会过滤器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语言(language)、逻辑(log-ic)、禁忌(taboo),任何东西要成为意识，必须经过这三者的过滤(弗洛姆，1986:121-126).显然，弗洛姆的社会过滤器起着思想灌输和阻止的双重功效，而这个社会过滤器其实就是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过滤器中的语言、逻辑、禁忌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因为“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是意识形态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995:33),只不过，弗洛姆的社会过滤器更趋向于等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三种。
意识形态与语言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任何阶级社会里，语言是阶级表达和灌输其意识形态的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任何阶级都想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说成是唯一合理的思想，而语言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之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可以毫不费力地根据自己的语言证明重商主义的和个人的或者甚至全人类的关系是平等的，因为这种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因此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在语言中买卖关系也成了所有其他关系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995:532)而在弗洛姆看来，作为社会过滤器的主要成分之一的语言，毫无疑问也是维护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语言通过特定的词汇、语法、句法等规则和系统决定哪些东西能进入人的意识，哪些东西则被压制在无意识状态(弗洛姆，1986:213).
语言是承载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而作为语言转换的翻译，理所当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制约、操纵。鉴于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Fawcett率先直接地提出了翻译意识形态(transla-tionalideology),Fawcett以翻译影视作品为例，强调译者除了受到技术因素影响外，还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孙志祥，2009:151).翻译意识形态“是将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批判性的视角，借以说明意识形态存在于翻译的层面，对译者的翻译策略和翻译结果的接受有一定的影响。”(方仪力，2013:203)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TheoHermans、SusanBassnett和AndréLefevere等为代表的英美学者就意识形态对文学文化翻译的影响进行过卓有成效的研究，这些学者除了研究翻译文本内容之外，更加关注源语言文本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权力关系和社会规范等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译者翻译结果的影响，进而提出了“翻译操纵理论”(SchoolofManipulation),即“所有的翻译都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对原文进行的某种操纵。”(TheoHermans,1985:11)而到底是什么操纵了翻译呢?对此，王东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意识形态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着对翻译的操纵(王东风，2003:23).如今，翻译意识形态已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进行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必须加以考虑的重要因素。
二、不可译性与意识形态对翻译操纵
美国着名学者Emi
lyApter曾论述道，“谈论不可译性，并非意味着一些术语、表达、句法或者语法特征不要翻译或者不能翻译：它绝不仅仅关乎”译或者不译?“,不可译性意指，翻译在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这一过程中所带来一些问题，(比如)有时创造新的词(义)(neologism)或者把新的含义强加到原有词身上。”(BarbaraCassin,2014:
xvii)EmilyApter的观点表明，不可译性涉及语际转换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化和差异，包括语义的增减、语形的变异等。然而，自巴别塔(Babel)建造之日起，语言之间就存在着变化和差异，语言转换不可能实现完全对等(perfectequivalence),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东西都是可译的，但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任何东西都是不可译的。”(BarbaraCassin,2014:xi)而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不仅决定着译者该译什么不该译什么，而且决定着译者该怎么译，这无疑会带来原文本与译本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反映了语际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可译性。
1.不可译性与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内容的操纵翻译操纵理论的代表人物Lefevere(2004:14-16)认为，操纵文学创作和翻译有内外因两大要素，内因指包括文学评论家、教师、译者等组成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外因指拥有权力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个人或机构，也就是所谓的赞助人(patronage),“专业人士”关注诗学(poetics,指文学艺术的美学观念体系),而“赞助人”则关注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是操纵翻译过程的两大因素之一。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首先表现在翻译文本内容的取舍上。在翻译过程中，“赞助人”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就像一个过滤器，决定着哪些文本内容可以进行翻译，哪些文本内容不能翻译。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往往是翻译过程中最大的“赞助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往往左右着翻译题材的取舍，那些不能通过意识形态这个过滤器过滤的文本，自然就被贴上了不可以(不允许)翻译的标签。比如，从清末民初直至以前，《共产党宣言》所宣扬的进步思想与当时旧中国几千年来就已经形成的“君道臣节、名教纲常”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从而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禁锢，因此，虽然那段时期，《共产党宣言》有只言片语和段落篇章的翻译，但不可能出版《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陈家新，2012:118-119).
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内容的取舍作用在“非常”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那些与“非常”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不相符甚至相悖的文本通常也会被贴上“不可译”的标签。比如，查明建在研究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翻译文学作品发现，这时期的文学翻译基本上是以满足时代政治诉求为翻译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制约、操纵在这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那些符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苏联文学、人民民主国家和亚非拉国家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占据这时期翻译文学作品数量的九成以上，而欧美大多数现当代文学作家的作品，“诸如艾略特、叶芝、乔伊斯、卡夫卡、D.H.劳伦斯、萨特、加缪、黑塞、菲茨杰拉德、奥尼尔、海明威、福克纳等，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冲突，或不符合现实主义规范，因而遭到了冷落和拒绝。”(查明建，2004:91)而谢天振(2009:31)在研究中国大陆时期的文学翻译，也认为在那段非常时期，“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现当代作品，则被认为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基本不能翻译。”
时至今日，即使全球化日益加快，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也日益频繁，但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与斗争却依然存在，意识形态对文本(尤其是政治文本)内容的过滤作用依然显而易见。翻译过程中，被意识形态贴上“不可译”标签的并不一定是整个文本，有时甚至是文本中的某个单词。这里暂举一例，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这样说道，“Recallthatearliergenerationsfaceddownfascismandcommunismnotjustwithmissilesandtanks,butwithsturdyalliancesandenduringconvic-tions.”中国人民网版本把这句话译为“回想起先辈们从容地面对法西斯主义的时候，并不仅靠导弹和坦克，还靠强健的联盟和持久的信念。”(林晓琴，2012:140)比较原文和译文，不难发现在译文中，人民网把原文中的“communism”过滤掉，因为如果把这一词翻译出来，就有可能导致误解，毕竟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提并论，这对信奉并努力践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及中国人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此，communism在此处不译为好。
2.不可译性与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操纵由于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服务性等特点，所以，任何译者将异域语言文化所蕴含的观念转化为本土观念时，都不能违背“赞助人”的意志以及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为此，译者必须采取一定的翻译策略。SusanBassnett(1990:1-13)和AndréLefe-vere(2004)提出基于意识形态和诗学对文本进行操纵性的改写(rewriting)策略。后来，Lefevere在其着作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的引言中强调，翻译是对源语文本的改写，改写包括对源语文本进行改动、删减、编辑、省略等各种翻译加工和调整过程，而改写的目的就是为了符合“赞助人”意志或者主流社会意识形态要求。
翻译历来都是受意识形态操纵的有目的的行为，当翻译与意识形态---阶级价值理论体系和思想上层建筑---发生关系之后，“语言也难免不落入意识形态的陷阱之中，落得被驱使、被奴役的下场。”(孙艺风，2003:6)由于意识形态使然，“改写”有时变成了无意甚至有意的改译、创译、甚至伪译。
弗洛姆认为，马克思着作经美国译者翻译后，马克思的原意和形象都被明显歪曲了，一个显着的例子是，马克思一本题为《论犹太人问题》的小册子，居然被翻译成了《没有犹太人的世界》(TheWorldWithoutJews),弗洛姆认为这样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把马克思描绘成纳粹和反犹太主义的创立者(单继刚，2007:238).
当然，“改写”这种翻译策略本身无关真伪，但我们一定要认清操纵“改写”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和意图，认识本土意识形态与异域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冲突。比如，西方一些国家(尤其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网站或者书上都把“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行为”中的“”译为“Taiwaninde-pendence”,这明显有悖于我们政府的意愿，因为台湾自古一直是中国的领土，而“independence”指“殖民地国家摆脱殖民地统治之后获得的政治独立”.
把“”改写为“Taiwanindependence”暴露出西方部分国家意图承认“”合法，进而分裂中国(胡芳毅，2014:42).
三、结语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必然和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任何翻译过程都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操纵与制约，因此，翻译研究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因素。不可译性作为翻译研究中的热点之一，不能仅仅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视角来研究，必须和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作用联系起来。意识形态在翻译文本内容取舍以及翻译策略选择的操纵，都会造成源语文本所承载的信息与翻译结果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翻译过程所带来的，反映了语言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可译性，也体现了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
不过，意识形态反映了一定时期一定阶级的价值理
论体系，这种价值理论体系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因此，加强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沟通，摈弃意识形态的成见，能够减少翻译带来的一些问题，也有利于解决不可译性这一难题。
参考文献：
[1]陈家新.《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及版本研究[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8):116-133.
[2]陈锡喜.论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总体性及领域[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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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5]胡芳毅.操纵理论视角下的外宣翻译---政治文本翻译的改写[J].中国科技翻译，2014(5):40-42.
[6]林晓琴.意识形态下的翻译顺应与改写---中美领导人演讲译文对比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12(9):136-141.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说翻译范文6
(三)价值观念差异
英美国家奉行自由、平等、博爱，个人主义是核心价值观。而中国文化主要体现为群体文化，重在体现集体的利益和价值，也不允许将个人的价值置于集体的利益之上，崇尚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因此中国人往往更加顾全大局，会克制一己之欲而谋求整体价值，这种价值观念树立了中国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西方的传统文化则崇尚个人主义，以个人为中心，这也是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代表。
(四)非语言文化差异
人在讲话中的表情、距离、姿态以及眼光等，都在人与人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情况下，中西各国人民使用的肢体语言具有较大差异，例如西方人见面时常会来一个热情的拥抱，而我国好友见面只需相互之间握手即可。在中国，人与人在交流过程中，眼睛一直盯住对方被视为不讲礼貌，而在西方文化中，眼睛不看着对方则被认为是不讲礼貌、不信任以及不专注。因此在翻译中我们也不能够忽视了这些差异。［2］
二、西方文化在英美文学作品中的渗透
罗马和古希腊是西方文化的摇篮，而基督教思想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变化，也已经逐渐渗入到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中，并且以主要文学艺术的形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人。
(一)基督教思想文化对英美文学作品的渗透
基督文化对英美文学作品有着非常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圣经》(TheBible)是西方人要遵循的法律标准和道德行为准则，其不仅是组成西方文化的重要部分，并且还对英美国家的语言文化影响深远。《圣经》内容十分广泛，它以小说、历史、诗歌、戏剧、书信等不同体裁，讲述了不同主人公的困惑，以及他们内心朝圣和祈望的各种心路历程。［3］《圣经》中的典故和故事被许多英美文学作品借鉴。在写作过程中，运用《圣经》里面的人物和词句，往往充实了作品内容和内涵，如弥尔顿的《三部曲》也是取自《圣经》中的故事。如今《圣经》中的典故在各国文学作品中被广泛引用，［4］但《圣经》文化的翻译很容易成为翻译者的文化盲点，在整体上也容易造成理解困惑，如“Solomon(所罗门)”“Satan(撒旦)”等。若是翻译者不谙熟《圣经》，翻译英美文学作品中含有宗教色彩的词语就容易出问题。因此英美文学翻译者除了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还必须了解其主要传承的文化信息，只有翻译者在语言和文化上双管齐下，才能够在翻译中准确的传达作者的思想。
(二)古希腊罗马文化对英美文学作品的渗透
作为英语语言和文化的重要体现者，英美文学作品中渗透着大量的希腊罗马神话用语，因此我们要了解并翻译西方文化，就要了解西方文化的主要孕育地———古希腊和罗马。在日常生活中多了解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其中的典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文学作品的深刻底蕴。许多英美文学作者都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引用了很多古希腊罗马神话，如莎士比亚、哈代、霍桑、雪莱、乔伊斯等诗人、小说家以及戏剧作家，都采用了古希腊罗马神话丰富作品的内容。很多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物名、典故用语、名言都被吸收到英语当中。翻译者若不能深入了解古希腊罗马神话，对神话内容的翻译容易出现偏差，导致不能够深刻理解作者的意图和思想，不能达到翻译的主要目的。因此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充分了解是准确翻译英美文化作品的重要前提之一。［5］例如:“theWoodenhorseofTroy”表示潜伏的敌人，而“Pandora’sbox”则表示麻烦、灾难和祸害的根源。若翻译者不了解这些神话故事来源，则很难将翻译工作进行下去。再如，在翻译“ShynessisherAchilles’heel”时，翻译者就必须要了解“Achilles”是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中的一个英雄人物，他的母亲在他刚出生时握住了他的脚踵，身体其他部位都浸在了冥水河中，这样他的身体除了脚踵部位外，其他部位都是铜墙铁壁、刀枪不入的，但是最后他还是因为被敌人射中了脚踵而亡。因此在后来的翻译中人们就把“Achilles’heel”来表示一个人的弱点，因此“ShynessisherAchilles’heel”可翻译为“致命弱点是害羞”。［6］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下英美文学作品英汉翻译的对策
如今很多英美文学译本并没有做到“信、达、雅”，作者真实的内心世界和写作意图并没有呈现出来，作品相关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底蕴也没有被准确把握，翻译不严谨，译本质量不高，影响了中西方文化的发展和交流。因此，翻译者应在充分把握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挖掘文化内涵，遵循翻译的基本原则，运用恰当的翻译技巧，确保英美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
(一)以归化和异化作为翻译出发点
在上世纪90年代，有美国学者提出:翻译主要有异化和归化两种思维，主要目的是能够让读者的思维与作者的思维尽量重合，让读者在阅读作品的同时领会到作者真实的写作意图和用意，感受到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和意境。异化和归化并不是相对立的双面，它们之间相互承接，相互补充。翻译者在翻译英美作品时，要根据作品的内容和翻译的需要来选择异化或归化进行翻译，同时还要考虑到两种方法的价值联系。异化的主要翻译手法是采用直译、音译和注释等，而归化则主要采用替换、省译和解释等方法。例如，在翻译《德伯家的苔丝》时，张谷若先生为了更好的帮助读者理解全文，他就采用了直译的手法，并在原文下用脚注的方式说明了英国人民的生活喜好和风俗习惯，让读者在了解国家的情况下，再去阅读课文理解作品。［7］选择异化能够增强读者对原作品的理解，而选择归化则能够提升翻译作品的可读性，加深读者对其他国家风俗习惯的理解。无论是采用何种翻译方式，翻译者应以异化或归化作为翻译的出发点，根据作品需要，选取合适的翻译手段。
(二)以读者的反应作为翻译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