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相位范文1
钟山脚下，王安石静静地伫立在他修葺完毕的半山园内，风吹过，丝丝雨意萦绕着他的白发。天色渐晚，墙角边疏落的几株梅花，让半山园显得更为孤寂苍凉。
担任宰相，被罢相；再次担任，再一次被罢相。在一片声讨中，从京城回到南京，回到自己曾经担任江宁知府的故地，王安石感觉到一种宁静和亲切的同时，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感慨和无奈。
回到南京后，王安石在府城东门和钟山之间结庐筑屋，“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但庇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取名“半山园”。此后很多年，王安石便在南京过着他的半隐居生活，潜心于学术，聚徒讲学。
处江湖之远，居偏僻之所，王安石最喜欢的是登高远眺，他的目光总是投向远方，他的心中总在牵挂天下苍生。
半山园边，庭前花开花落，飘落的是春色，但王安石那为国担忧的忠诚没有丝毫减弱。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抚州临川人，21岁考中进士，先后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群牧判官，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常州府知府，提点江东刑狱，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等职。
虽跻身官场，但从不钻营，王安石更喜欢的是坦荡安然地做一名地方官。从中第开始，直到46岁位居宰相推行变法为止，他多次拒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对入朝为官的诱惑毫无所动，长期留在做具体工作或地方官的任上，从县令一路做到太守。
做富民强国的大事，做有利天下苍生的大事，而不是做大官。在地方官任上，王安石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他的各种创新实践也大获成功，深受百姓爱戴，成为具有崇高官声与民望的地方官。其间，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他改革学校，对教学内容进行革新；他实验推行农民贷款之法，也就是后来的青苗法的雏形，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
王安石骨子里有一种高贵精神，他没有别人那种强烈的升官欲望，而是以儒家的道德观严格要求自己，淡泊物欲，不以金钱萦心，不为名利牵绊。王安石的率真和性情，在他的《清平乐》一词中可见一斑：“云垂平野。掩映竹篱茅舍。阒寂幽居实潇洒。是处绿娇红冶。丈夫运用堂堂。且莫五角六张。若有一卮芳酒，逍遥自在无妨。”
钟山之上，天空云卷云舒，流逝的是时间，但王安石那拗宰相的铮铮铁骨没有些许褪色。
才华出众的王安石，性格独特。他为人刚正，处事敢于坚持己见，百折不挠，人称“拗相公”。他曾经在包拯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有一次，群牧司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公置酒赏花，众人轮番敬酒，兴致甚高。在包公劝酒时，他不管包公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硬是不给自己长官面子。
这就是王安石的性格，从不逢场作戏，随波逐流。
48岁那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当时的大宋，社会危机四伏，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国家越来越衰弱。推行政治变革，扭转积弱的局面，是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数十年来，几乎每个正直官员都会提出治理“三冗”的主张，并且想方设法减轻“三冗”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可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地呼吁、争论、谏劝，“三冗”问题非但未见解决，反而越闹越凶，几乎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个死结。
才华超群的王安石不屑于重弹治理“三冗”老调。他深深知道重弹老调没用，只能寻找新路。王安石提出的变法内容，有“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将兵法”、“保甲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及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改革等等。其核心内容只有两条：青苗法、市易法。就是政府充当银行的角色，贷款给群众扩大再生产。青苗法就是政府贷钱或者种子给农民，收获后再偿还；市易法相似，就是贷款给小商小贩们，然后还有国家调控市场等常用措施。
变法是对旧秩序的颠覆，改革更是对利益的重新调整。王安石的改革举措就像一枚枚重磅炸弹，炸得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们头晕目眩。从变法推行开始，反对的声音就络绎不绝。面对一片讨伐声，孤军奋战的王安石坚持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动改革。变法运动表现了王安石思想的独立，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以及他的过人胆识。
王安石的新法持续了7年，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最终却失败了。得知新法被废罢后，独居南京的王安石病情日益加重，不久就孤愤而死。在去世几天之后，王安石遗体才被他的弟弟王安国发现。此后的大宋王朝，再也没有时代的强音，再也没有振兴的呐喊了。王安石去世41年后，北宋灭亡。
王安石变法，让当时的大宋受益匪浅，但自己却因变法而声名狼藉，给他带来了千年争议。不论如何，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值得尊重。就如他的《浪淘沙令》一词所叙述的那样：“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江宁城外，长江无语东流，凋谢的是岁月，但王安石那文人的高尚品格依然万古长青。
王安石一生为官清廉，没有私敌，就连他的政敌都不得不承认他“素有德行”、“平生行止无一污点”，典型的好人一个。如果不是做一个改革家，单单是文人，王安石的名字也会名留史册。作为文化大家，退居南京的王安石并不孤独。他高尚的道德与杰出的文采，让许多文人墨客纷至沓来，歌咏唱和。
一次苏轼路过江宁，王安石身穿粗布衣服，骑着毛驴到江边迎接。比他小16岁的苏轼向他行礼说：“轼今日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说：“礼岂为我辈设哉！”两人相伴，论文说佛，同游钟山，赋诗相和。笑谈间，王安石的《南乡子》一词便喷薄而出：“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绕水恣行游，上尽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南京是王安石喜欢的城市，他也把更多的感情投入这块土地，他的许多诗词文章写就于南京。在存世的1600多首王安石诗歌中，有500多首是在金陵完成的。他的词多数也在罢相隐居金陵时所作。如他的《菩萨蛮》一文：“数家茅屋闲临水，轻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桥。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是隐居半山园所写之词，描绘出淡泊宁静的生活环境，也点出了诗人摆脱宦海远离尘世的村野情趣，渲染了王安石安然闲适的生活态度和孤介傲岸、超尘拔俗的耿直人格。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王安石的著作极为丰富，他的文学作品中闪烁着夺目的政治光彩。其散文长于说理，言简意深，笔力雄健，见识超群；诗词则遒劲清新，豪气纵横，对宋初形式主义的文风是有力的冲击，对豪放派诗词有直接影响。
王安石一生的最大志向并非诗词文章，而是政治改革。他对作词持轻视态度，曾嘲笑晏殊：“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因此，王安石存词较少，只有20余篇，但还是留下了《桂枝香（金陵怀古）》这样意境开阔、风骨凛然的经典名篇：
王安石在相位范文2
王安石是谁？赵仲铖当时是不认识的。王安石那时当七品六品官，在地方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韩老师一再说起王安石，每有高论，韩老师都说是王安石的，一而再，再而三，强化了赵仲铖对王安石的印象，赵仲铖把“王安石”这三个字，刀刻一般，刻在脑海里了。
韩维给赵仲铖上课那会儿，赵仲铖还是颖王，后来改名赵顼，当了皇帝，谓之宋神宗。神宗初即位，下朝后，“独留维”。留下韩老师干吗？要启用王安石。“王安石今在甚处？”维对：“在金陵。”上曰：“朕召之肯来乎？”维言：“安石盖有志经世，非甘老于山林者，若陛下以礼致之，安得不来？”后来的历史，是谁都知道的，王安石从江宁市长到翰林学士，从参知政事到宰相，一年内三级跳，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声势浩大、把历史搅得翻天覆地的“王安石变法”。
读史读到此处，我问自己，若我是韩维，我议论风生，妙论迭出，获得了无数点赞，我会不会这样告诸众人：“这不是我的见识，那是我朋友的高见。”我曾当过多年秘书，老师与秘书其不同之处是，老师是尊者，秘书是卑职。但其相同点是，都在向人供销论点、见识与看法。我见识过几个秘书，自己写材料不行，看到人家写了好材料，便把这佳作拿与“宋神宗”审阅，对“宋神宗”说：“这材料，我写得好辛苦，通宵达旦，三个晚上没睡。”
妙论、高论之类，不是物品，物品是可以核对的，贪污去了，可以查出来。观点非物品，更方便挪为己有。挪用他人见识，据为己有，有时比偷盗物品，既容易，更得益――获利之巨大，远非金山银山可比。韩维欲贪王安石高论为自己的高见，是太容易了，他只需在太子赵仲铖点赞时，不作声，微微笑，便OK。宋神宗能不高兴吗？韩老师见识如此高远，为官又这么谦逊，老成有为，德才兼备啊。如此这般，宰相位置还能轮到王安石吗？但韩维是有水平的，没几招功夫，能当帝师？叶梦得称他“情致风流，绝出时辈”，他与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被时人誉为嘉v四友，要当大任，肩膀也扛得起。
王安石在相位范文3
司马光对人事问题的重视，丝毫没有引起王安石的注意。相反，王安石自信满满，他也并不想积极争取朝中大佬对变法的支持。王安石的自信甚至自满，从他的诗中可以一见端倪。
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
——《咏石榴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咏梅花》
王安石很有一点“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势。在变法初期，王安石几乎把各方面的人全部开罪了。那时，宋神宗信用他，他手上有权，于是对这些朝中大佬施以无情的打击。
苏轼对宋神宗说“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王安石知道后很不高兴。宋神宗欣赏才华横溢的苏轼（32岁），想重用他。王安石直截了当地说：苏轼与臣所学和议论都不同，可以任用他做别的事。于是任命苏轼为开封府官员，打算用具体行政事务困扰他，没想到苏轼还真有两把刷子，决断实际事务精细快捷，反而弄得名声越来越响了。
同一年，苏轼的弟弟苏辙（30岁）本来在王安石手下任职，实际参与变法，但他与改革派大将吕惠卿搞不来。王安石又大为恼火，想给苏辙加一个罪名，幸亏有人及时阻止了。苏辙自己识相，请求调动工作。宋神宗看到苏辙请求另用的申请，就问王安石：“苏辙与苏轼相比怎么样？看他们兄弟俩的学问好像挺相似。”王安石说：“苏轼兄弟大都以察人是非之语，借机加以箝制，再运用手段进行分化拉拢为能事。”宋神宗听了有点恼火，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苏轼兄弟的言行应该跟得上形势，为什么反而吃不开呢？”
从王安石处分苏轼兄弟的情形来看，至少可以说明他为人处事的几个特点：
第一，王安石看人不能一分为二，好就是全好，坏就是全坏；
第二，王安石不能容忍任何跟自己相左的意见，哪怕这个人是皇帝也不行；
第三，王安石做事直截了当，从来不会也不屑于拐弯抹角，像“以迂为直”这样的方法或手段，王安石根本不会留意。只要反对变法，管他天王老子、恩公朋友，一律坚决加以清除；
第四，王安石对顶头上司宋神宗也没有丝毫的察颜观色。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是毫无顾忌的。这一点跟商鞅不同，商鞅对秦孝公是很顾忌的，商鞅通过“适应”秦孝公，进而“转化”秦孝公，借以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功业；或者说，商鞅知道运用“柔性”的力量，王安石则一硬到底，不管不顾的。王安石如此“蛮干”，时间长了，宋神宗难免对王安石没有想法。清朝光绪皇帝写过一首题为《宋神宗》诗，其中有两句说：“神宗本是英明主，安石原非侧媚臣。”王安石岂止不是“侧媚臣”，他对宋神宗真可以说是“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后来宋神宗的理念跟王安石分岐越来越大，王安石就一再要求辞职，他并不贪恋宰相的官位。如此明确地没有“官瘾”，反过来也可以说是不给宋神宗面子，更严重地说，甚至有点看不起宋神宗。王安石的潜台词是，要么按我的理念做，要么老子辞职。王安石在变法的第六年终于罢了相。第七年春天，又复相，熬到秋天，再罢相。王安石从此永远离开了朝廷，回到南京半山园，孤独自守，大约十年之后，终于病死在南京。
王安石罢相后整整半个世纪，北宋成了南宋，首都从河南开封迁到浙江杭州，两个皇帝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国俘虏到遥远的东北（黄龙府），这是宋帝国的奇耻大辱。连女诗人李清照都要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南京、杭州及太湖流域都属于江东地区。
作为南宋政府，必须在意识形态上为“帝国巨变”找到一种说辞，找来找去，就找到了王安石头上。南宋大理学家朱熹说王安石“流毒四海”，要把王安石打入十八层地狱。不过朱熹对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关系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神宗尽得荆公许多伎俩，更何用他？到元丰间，事皆自若，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荆公就是王安石。元丰是宋神宗的年号，宋神宗有两个年号，前面是熙宁（共10年），后面是元丰（共8年）。整个元丰年间，王安石一直孤守南京。
朱熹的用词，如果王安石地下有知，一定不会同意。什么叫“伎俩”？王安石心气这样高，匡时济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何等光明磊落；“得君行道”，何等意气风发，但朱熹把这一切庸俗化为“伎俩”。朱熹对宋神宗的分析，倒一点没冤枉他。宋神宗改革的出发点就是为朝廷敛财，经王安石变法后，朝廷财力大增，因此对宋神宗来说，变法无疑是成功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宋神宗求利得利，自可大欢喜。到了元丰年间，刺头儿“拗相公”王安石滚到南京去了，宋神宗现在身边环绕着一帮小人、庸人，“左右趋承”，这日子过得爽啊！
王安石注定有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以经济改革为主的王安石变法与汉武帝时桑弘羊的财政改革就实际效果来说，有很大的相似性，都为朝廷或者说为皇帝捞到了大量的钱财。
但桑弘羊是什么人？不过是一个浑身散发着铜臭气的商人。
王安石是什么人？那是儒家知识分子的代表，经学大师、文坛宗师。
按儒家标准，桑弘羊就是搞到天上去，也是一个“小人”；而王安石当然认为自己的每一个汗毛孔都洋溢着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但是现在，王安石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有千载难逢的机遇，可以“得君行道”，但是最后自己却成了另一个桑弘羊（王安石有一万个理由看不起他），甚至连桑弘羊都不如。西汉武帝是盛世，而自已身处的北宋却一直“积贫”（经济）、“积弱”（军事），喘不过气来。汉武帝时有卫青、霍去病，气吞万里如虎，北方匈奴闻风丧胆；而北宋政府，每年还要“赏赐”北方的辽国、西夏国许多金银财帛，借以换取可耻的和平。
苏轼兄弟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还很年轻，算不上是大人物。变法的第二年（1070年）王安石给司马光写了一封有名的信《答司马谏议书》。之所以写这封信，是由于司马光已经来了好几封信，要王安石不要一意孤行，停止变法。王安石在这封回信中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王安石比司马光小2岁，王安石是南方江西人，司马光是北方山西人。两个人都是大才子，都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也有多年的友谊，甚至同样赞成变法，只是最终在怎么变法的问题上分道扬镳，水火不容。王安石做宰相，紧锣密鼓推行变法的时候，司马光带着几个人躲在洛阳，撰写伟大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有论者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乃是另一种参与现实政治的方式。
王安石为了变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四面树敌。《宋史》上说：“于是吕公著、韩维，王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吕公著、韩维是帮助他建立声誉的人、欧阳修、文彦博是向朝廷推荐他的人，这些人按官场的说法，应该都是“恩主”，是理应效忠的对象，但现在他们的想法跟不上形势，脑筋转不过弯来，王安石一点不讲情面，全都加以排斥。
《宋史》上特别指出：起初，王安石未知名于朝廷，以韩、吕为巨室，想借以取重。乃深与韩绛、韩维兄弟及吕公著交往，三人想尽办法称扬他，王安石才开始名声大振。这都不是虚言，比如韩维推荐王安石就不遗余力。宋神宗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韩维就在他身边任记室参军，每当宋神宗称赞韩维的言论，韩维都要说：这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见解。到宋神宗当了太子，任命韩维为太子庶子，韩维又推荐王安石来代替自己。总之，只要一有机会，韩维就在宋神宗面前为王安石做广告，宋神宗因此看重王安石。王安石为了变法，终于排斥韩维等人，看起来就很有一点过河拆桥的意思了。
富弼、韩琦为官的资历比王安石深的多，范仲淹“庆历新政”（1043年），富弼、韩琦已经是改革派重臣，而王安石刚刚于前一年考中进士（22岁）。王安石曾经是富弼、韩琦的老下级，但这些老家伙，现在跟不上形势，王安石一点不买帐，照样排斥。
上述王安石排斥的所有人，用儒家标准来衡量，都堪称“君子”，都有直道而行的气魄。王安石的个性决定他不能团结人，也听不进任何意见。这样，就使他在人事上越来越陷于孤立，变法的所有制度设计也不能没有缺憾，变法思想也根本谈不上统一。如果王安石仅仅是一个文人，或者仅仅是一个经学家，孤傲一点、个性强一点，都无伤大雅；问题是王安石现在是宰相，是变法的实际领导者，他理应做到群策群力，但现在他很“孤独”，只能在内信用自己的儿子王雱为“谋主”，在外信用心怀叵测的吕惠卿等人去做“执行”。
王安石既然不能争取更多的支持力量，最终也就不能发扬光大他的事业。事实上，朝廷内反对王安石的人越来越多，话也说的越来越难听。
唐介（59岁）说王安石不可重用，宋神宗问：“爱卿！你是说王安石文学方面不可任用呢？还是经术方面不可任用呢？还是吏事方面不可任用呢？”
唐介说：“王安石勤奋好学，但拘泥古事，议论迂阔，假如让他治理政事，恐怕多有变更。”
唐介也是一个犟头，以敢说话使人畏忌。宋神宗称道他是先朝的正直之臣，故而重用他，王安石则处处箝制他。两人多次公开争论，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唐介气得要命，背上长了一个疮死掉了。
宋神宗曾经询问侍读孙固（53岁）：“王安石可否担任宰相？”
孙固回答说：“王安石文学品行很高，处在侍从的位置就可以了。宰相自有宰相的气度，王安石偏激、狭隘，缺少宽容。一定要求得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都是合适的人选。”
宋神宗同样的话问了四次，孙固都是同样地回答，没有任何改变。
王安石变法的同一年，御史中丞吕诲（55岁）上奏书论王安石十大过失，可算是对王安石的系统批判。吕诲说：“王安石表面上显得质朴无华，内心暗藏机巧狡诈，骄傲而轻慢皇上，阴险而有害政事。”这是论点，下面列举十件事作为论据。其中有一件事特别有意思，说王安石在迩英阁给宋神宗讲课，要求坐着讲，吕诲认为这是要委屈皇上的尊贵，而博取老师的尊严，不识上下礼仪，不遵守君臣名分；另一件事则关于唐介之死，认为王安石卖弄威福，欺压同僚；又一件事说王安石“名为商讨财利，其实动摇天下”。吕诲最后加以总结：
臣诚恐陛下欣赏王安石的才辩，长久倚助于他，大奸当道，许多小人并进，则贤者都离去，祸乱由此发生。
况且王安石本来没有长远的谋略，只是热衷改变制度，标新立异，用动听的言辞掩饰谬误，骗上欺下。害天下苍生的，必定是此人！如果久在朝廷，国家就不会有安静之理。
虽然，此事最终以吕诲去职而告终，但足见朝中诸大臣反王安石的声势之盛。平心而论，吕诲的奏书也不是绝无可采之处。“小人并进”中的“小人”如果是指吕惠卿，就没有错，只是当时的王安石正把吕惠卿当成宝贝疙瘩。“王安石本来没有长远的谋略”，这个话也对，至少部分是对的。考察变法实施的情形，变法的步伐的确太快了，快得有点失控。变法没有时间表，不讲策略，不考虑执行层面必须会出现的偏差，看起来就好像是在跟反对派赌气似的。中国古话讲，“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现在看起来，秀才变法，情形也差不多。
八、王安石与司马光都只能做到“行方”，不能做到“思圆”
看王安石变法这一段历史，有两个鲜明的印象：
一是宋朝皇帝对知识分子足够尊重，不仅不杀他们，而且在内心深处把他们当成老师。这些文化名人如果落在隋炀帝杨广手里，或者汉高帝刘邦手里，其命运必然大为叵测；
二是这些文化名人有的实际当上了宰相，比如王安石、司马光，有的并没有当上宰相，但一律给人一种“业余宰相”的感觉。本书前文曾经说过，唐朝大诗人李白就是有名的“业余宰相”，当然北宋朝儒家知识分子的“业余程度”要比李白好很多。李白只是一个诗人，而且是浪漫主义诗人，带几分“仙气”。北宋知识分子多文学大师、史学大师、哲学大师，但不管是什么大师，宰相实际上别有人选。把他们跟中国历史上的名相管仲、萧何、诸葛亮相比，他们在宰相这个职位上的表现差得太多。虽然王安石多少还有点看不起诸葛亮，但作为宰相来说，王安石比诸葛亮差远了。
反对王安石当宰相的人，基本上有一条共通的理由，就是王安石做一个翰林学士，做皇帝的顾问非常合适，但做处理实际政治的宰相，尤其是领导变革的宰相，则不行。这个说法是成立的；不仅对王安石成立，对司马光也成立。司马光后来当了宰相，但很快去世了，因此司马光当宰相的政绩不太好评价，但就其上台之后，把王安石变法的所有内容全部推翻的“牛”劲、偏执劲来说，也不是能够“顺四时，理阴阳”（西汉宰相陈平语）的宰相气度。至于苏轼这些人，更不是做宰相的料。
王安石变法经历了一波三折，先是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后来高太后（宋英宗皇后，宋神宗尊为皇太后、宋哲宗尊为太皇太后）任用司马光（元佑时期）把法又变了回来；宋哲宗（名赵煦，幼年即位，由高太后垂帘听政）亲政后，又开始继续王安石变法的道路。“法”不是煎饼，可以正过来烙，再反过来烙，烙多了，就有一股“焦糊味”。《中国通史》评价说：“在哲宗亲政时期，打击守旧派愈演愈烈，成为主要政事，而不是集中精力进行改革，其情况同守旧派当政的元佑时期相类似，北宋政权遂逐渐走向衰弱。”
《普华永道论变革型领导力》揭示了组织变革的五种悖论：
¡ 积极的变革需要稳定的基础
¡ 构建关注个人的企业
¡ 致力于企业文化的变革，既要单刀直入，又要以迂为直
¡ 真正的授权需要强有力的领导
¡ 不破不立
能够把握悖论，把握矛盾，是“思圆”的重要标志。拿“思圆”跟“行方”对比，“思圆”更难；当然，“行方”也大不易，尤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场。如果不以“行方”作为底子，“思圆”只是一种圆滑，一种小机灵；如果不以“思圆”作为底子，“行方”只是一种偏执——“一根筋”，对组织福祉就不能发挥大的功效。
王安石、司马光，有那样高的才能，又有那样高的道德声望，他们都真正做到了“德才兼备”，但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实在有限，这就非常可惜！他们，还有北宋的包公、明朝的海瑞，都足以明垂青史，让后人学习，但他们的现实功业也都同样微薄。
“行方”有一种让人感动的力量。“行方”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尺度上展开，王安石、司马光是一个层次；包公、海瑞是另一个层次；张艺谋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中的主人公则是最普通人的层次。
其实，中国人应该比西方人更容易理解什么叫悖论。悖论不就是阴阳平衡的一种浅近的形式吗？西汉陈平说宰相的职责是“理阴阳，顺四时”，“理阴阳”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阴阳平衡，而“思圆”则是领导人心志模式的基础。
可以用太极图来解释普华永道揭示的五种悖论。比如第二个悖论：构建关注个人的企业。企业是一个整体，是“林”（宏观）；企业的员工是个体，是“树”（微观），“构建关注个人的企业”也等同于强调“见树又见林”，企业家既要看到整个企业，又要关注企业中的个人。
关注个人有一个极端的视角，就是文学。高尔基说：“文学就是人学”，每一个人都是无限丰富的个体。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简爱》中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对白。女主角简对罗彻斯特说：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会使你难于离开我！就象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站在上帝面前！
我觉得，只有在文学层次上关注个人，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你的消费者、员工、或者竞争对手。爱情、亲情、友情、同事之情都是强烈的感情，收拾人心在某种程度上也等于谈情说爱，刚到狭北的毛泽东写给张学良的信跟“情书”也差不了多少。
可以把“见树”（关注个人）看作是阳，“见林”（关注企业）看作是阴，在每一个汗毛孔都洋溢着天才的太极图中，阴阳本来就是动态平衡的，而且两条阴阳鱼的眼睛更表示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王安石在相位范文4
尽管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为了除弊图兴而进行改革,但他们的改革却产生了迥异的社会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改革策略不同
改革是社会危机的产物,但即使是同一类型改革,也会因改革者所采取的策略不同而产生不同效应。和王安石变法相比,张居正改革阻力较小,原因在于他具有较高的策略水平,这主要表现在改革所奉行的宗旨方面。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嘉5年(1160年)上《万言书》时,就提出要改变现有法度,使之合乎“先王之政”。但是,他任相之后,却亮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表明要更改太祖、太宗以来的法令制度。王安石此举虽然给希望变法的士人注入了一副兴奋剂,但在思想还很保守的宋代,改变“祖宗之法”无疑会招来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因此,王安石亮出的变法旗帜使他在变法之初就遇到了强大阻力。
张居正的做法与王安石则不同。明穆宗隆庆5年(1571年),张居正在担任会试主考时撰写了《辛未会试程策》,其中第二部分“法先王与法后王”的策题答案体现了他的变法思想。张居正认为:“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说明他主张变法应以顺应民心为要,即应“法后王”。但他指出,“法后王”并不是更改明太祖所制定的各种制度,相反,对于唐宋以前的君主而言,明太祖是“后王”,因此“法后王”就是恢复太祖之制中本来面貌,革除正德以来的弊政。而对于明中叶诸帝来说,太祖又是“先王”。这样,改革并没有违背先贤所主张的“法先王”之旨。张居正任首辅后,在明神宗召见时表示:“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然后在谢恩疏中说:自己要“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这样,张居正在改革中始终打着“恪守祖制”的旗帜,从而封住了守旧派之口,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二、改革步骤不同
宋、明两朝发展到中期时,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和张居正上台时,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摊子,扭转财政危机是他们的共同任务。然而,在制定改革方针,应该孰先孰后时,王安石和张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骤,体现了他们在谋略上的差异。
王安石开始变法后,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这表明王安石为改革“积贫积弱”局面,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以俭财为先。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遭到百姓反对,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可见,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改革肯定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和王安石相比,张居正显然要老练许多。在他看来,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因此,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于万历元年(1573年)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张居正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改革,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三、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不同
中国封建社会,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皇权至高无上。因此,要革旧图新,首先就要取得皇权支持,故韩非说:“事在四方,在要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但是皇帝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变法,不仅决定了改革者所拥有的权限,而且决定了改革最终所能取得的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变法也有不如张居正改革之处。
宋神宗对王安石在用人政策上有所牵制。变法之初,王安石就提醒宋神宗不要为异论所惑,宋神宗表面允诺,却又把司马光、冯京、文彦博等反对派留在朝中,以牵制和监视变法。当反对派大举进攻新法时,宋神宗的动摇性就暴露出来,从而给变法造成难以逾越的障碍。
明神宗即位时,只是一个十多岁的孩童,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正是这一因素使张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权的支持,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权。张居正任首辅后,取得了明神宗生母李太后与司礼太临冯保的信任,成为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而张居正又利用自己作为帝师的特殊身份,向明神宗灌输改革思想,这样,幼小的明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张居正奉若神明,对改革更唯其是从。因此,明神宗这时只不过是皇权的符号,张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权这把尚方宝剑来清除障碍,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而明神宗在成年后,更把张居正视为顶梁柱,使他得以全力以赴地把改革推向深入。
四、与同僚关系不同
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能不依赖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因此,改革者如何处理与同僚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张居正显然又比王安石略胜一筹。
王安石在变法时,对反对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和排挤。就扫清变法障碍而言,此举无可指责。然而,对那些只是指陈新法过失、对新法并无恶意的大臣,以及居于变法与反变法之间的大臣,王安石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他们,而是一律予以压制,从而把他们推向了反对派一方,壮大了对立势力,给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后果。此外,变法派内部也存在集团利益之争。由此可见,王安石不仅不善于处理与中间派的关系,而且对于变法派内部,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时,他也会对他们予以打击,暴露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短视。因此,王安石变法会以失败而告终就不奇怪了。
王安石在相位范文5
2005年3月25日下午3时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北京总部6层会议室，200余名公司高管就座的会场上出现了一个瞬间的静寂，随即掌声响起。
于是,现年42岁的王天普被接纳为中石化有史以来最为年轻的总裁。
中国石化是中国首家在香港、纽约、伦敦、上海四地上市的公司，亦是上、中、下游综合一体化的能源化工公司。这是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并且是中国及亚洲最大的石油和石化公司之一，以及中国及亚洲最大的汽油、柴油、航空煤油及其他主要石化产品的生产商及分销商之一。按中国会计准则及制度，中石化2004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5906.32亿元(折合713.32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41.57%，净利润为人民币322.75亿元(折合38.9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9.77％。
在这样的大船里，王天普如何打破中石化高层已形成了“水到渠成”的一二把手更替的“传统”？他的升迁“火箭”是否“安全”呢？
“安全”总裁
王天普行事谨慎。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有何计划时，他十分谦逊，只说只会紧跟王基铭已部署的计划，做好分内之事。
而王基铭却相反，当众唱高调。王天普比他年轻20年，有干劲有魄力，理论及实践兼备，正是中石化稳步发展所需的人才，是中石化38万职工的众望所归。
在此次出任中石化总裁之前，王天普在上市公司原有的4名高级副总裁中排名第四，在集团公司十名党组成员中排名最末。
在王之前，中石化高层已形成了“水到渠成”的一二把手更替的“传统”。1998年，盛华仁调离中石化，时任集团第一副总经理的李毅中顺势接替集团公司总经理一职；2003年4月，李毅中赴任国资委，继任者同样是集团第一副总经理；中石化股份公司上市时，总裁则为时任集团公司第三副总的王基铭。
在中石化内部，对王天普反传统的任命引起了一些震动。有人视为一种积极的信号，“国企终于要大动了，以后我们这个岁数的高管可能会多起来。”
王天普在底层干一把手的时间只有11个月，38岁到集团公司，就直接升为公司副总裁。几年后，荣升总裁。其升迁可谓“火箭速度”。
然而，针对目前在基础行业安全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形势下，王的升迁却有另一种解读。“选择一个主管安全生产的副总上任与中央最近对安全生产问题的重视是一致的。”国资委企业改革局人士分析。
王天普任副总期间，主管安全生产方面的工作。中石化这几年生产上比较稳定，没有出大的事故，这就是对王天普最大的肯定。
“安全生产是个烫手的山芋。一有闪失就会毁掉整个前途。”中石化另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则称,中石油老总马富才因重庆开县特大井喷事故引咎辞职便是前车之鉴。“你说他安全工作做得好,但人们会说这是集体努力的结果。而一旦出什么问题,就得他一个人兜着了。”
王天普为原青岛化工学院81级基本有机化工专业毕业。他上大学期间的班级辅导员老师、现任中国北方工业总公司青岛公司总经理陈永柱说，王天普1981年从山东昌乐农村考到原青岛化工学院，进大学不久，就因表现优异被老师指定为班级班长，一当就是4年，因成绩优秀，与同学相处融洽，成为班级里第一批入党的学生。
陈永柱还透露，王天普在毕业分配时本可以申请去北京工作或进入化工部，但他选择了大家都不太想去的齐鲁石化。
未想到，这“曲线进京”的速度，比别的任何一种方式更加有效。
天普“难题”
摆到中石化少帅面前的依然是两个“安全”难题：内部重组与裁员。
至2005年，中石化集团共有60余家直属单位，附属单位80多家，包括20多家全资、控股和参股子公司、50多家分公司。在上市之前，集团共14家公司被分拆发行A股。中国石化仍然与其持有股份的11家A股公司共存于A股市场。
从2001年起,中国石化通过收购集团公司资产进行过五次产业整合,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至前任总裁王基铭离任时，中石化的国内原油开采业务已经全部进入股份公司；乙烯资产全部进入股份公司；加油站资产基本进入股份公司……2005年，中石化还收购北京燕化(0325，HK)。王基铭表示，“中石化希望通过整合方式突出主业资产，提高核心业务的竞争力。”
在中石化重组紧锣密鼓的关键时刻，42岁的王天普接班62岁的王基铭。如何平衡不同投资主体的利益、如何协调中石化内部上下游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子公司间的内耗，都将对“安全总裁”构成挑战。
一位石化分析师说，“王天普要理清上述内部事务需要一定的时间和魄力。另外，他还需要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
2004年，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公司均已上升到世界500强的第52位和第54位，但在利润排序中，以上游业务为主的中石油排名第46位，而中石化则一下子跌到了第200位。另外一组数字也许更能显示两者的利润差距：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利润分别相当于英国石油(BP)的42.38％和4.87％。在营业收入收益率方面，中石油为7.72％，比英国BP4.41％高出3.31个百分点；中石化为1.90％，比英国BP低2.51个百分点。在人均利润方面，英国BP为9.9万美元，中石油和中石化分别为0.42万美元和0.12万美元。
“中石化要拿出业绩，要提高人均利润，就得降低成本，就得裁员。但是人事问题一向都是必须面对的难题。”
据中石化内部人士计算，裁员对降低中石化运营成本作用明显。如果裁员1万人，每人按5万元年薪、30年工龄计算，就可以节约150亿元的开支费用。中石化在2004年业绩报告中透露，为降低成本和提高运营效率，中石化2005年将进一步加大减员力度，计划再减员1.5万人以上，到今年年底，将员工人数控制在37万人左右。
因而，裁员将是王天普的另一“安全问题”。
王安石在相位范文6
关键词：扭王字块安放 长江航道整治工程 挖掘机抓取器
扭王字块，材料为混凝土，通过定型模板一次性浇筑完成。
由三个杆件组成，两端杆件平行，中间的杆件正交于两端杆件，是常用的预制混凝土异形块体的一种。因制作工艺简单、施工方便，同时具有稳定性好、抗冲刷能力强、消能效果好、自重大的特点，能增加建筑物的耐久性，一般应用在防波堤、围堰等水工工程中，在受波浪影响较大的港口和水流流速较大（超过3m/s）的河段，应用最为广泛。
扭王字块外形结构示意图
1981年，法国工程师索格雷（Sogreah）发明了新型防波堤护面块体，扭王字块（Accropode），此后，广泛应用于港口、海岸工程之中。2008年，长江上游叙泸段航道建设二期工程的铜鼓滩疏浚工程，采用扭王字块加固铜鼓滩丁顺坝坝头。扭王字块首次应用于长江流域的航道整治工程。 2012年，沙市河段航道整治一期工程，在三八滩滩头迎流顶冲部位使用扭王字块。扭王字块首次应用于长江中游航道。2014年，鹦鹉洲大桥2#桥墩局部冲刷防护工程，在桥墩附近的顺坝尾、鱼骨坝采用扭王字块筑坝。
在国外的港口海岸工程中，依据扭王字块体尺寸不同，采用的工程机械有所差别。小型到中型块体，采用叉式起重器安放；叉式起重器，是一种汽车起重器械，能对沙石、预制构件，进行挖掘、装卸、抓运。大型块体，采用吊车悬吊或驳船起重机安放。优点是起重量大，可以吊重行走。具有较强的吊装能力。缺点是拆装麻烦，起重臂不能自由伸缩，局限性太强。驳船起重机多用于深水海域或大型港口建设。
目前，在国内的航道整治过程中，一般采取吊车、起重船和运输船的方式安放。首先，平板车运输扭王字块体至运输船。然后，根据扭王字块在坡面上的安装点坐标，在堤上定出扭王字块的安装方向线，两点间拉测量绳，预先在测量绳上标出扭王字块安装点距，并做好醒目的标记。起重船移动，将吊绳移到测量绳上安装点的标记位置，吊机吊取块体，再将吊机仪表读数与预先设计的控制数值表对照，左右旋转、调整吊臂，当两者较吻合后，脱钩下放，安放块体。移机进行下一个机位的块体安装。
工程概况
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以后，武桥水道开始碍航，九十年代以来形势更为严峻。为了解决武桥水道的碍航问题，确定实施在潜州上实施长顺坝结合鱼骨坝的整治工程方案。作用是保持潜州的完整，使左侧和右侧的水流集中，改善枯水期汉阳边滩的水流动力条件，加大汉阳边滩退水期及枯水期的冲刷力度，有效扩大航道弯曲半径，达到改善通航条件的目的。
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位于长江中游武桥水道内，全长5km， 2#桥墩位于河段左右汊分界的潜洲上。在2#桥墩局部冲刷防护工程中，施工区域位于桥墩附近，水流急，流速大，冲刷强烈。
因扭王字块抗冲性好，用于水流较急，冲刷较大的部位，故采用其作为坝体护面、护脚的防冲结构。
5#鱼骨坝和顺坝，均采用抛石与扭王字块混合坝体结构。坝体采用抛石填芯，在坝头和坝的两侧面采用抗冲能力强的扭王字块体护面。扭王字块采用C30砼，重约636kg。
安放的质量要求是安放密度达到设计要求。根据JTS257-2008《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块体在坡面上可斜向放置，并使一半杆件与坝坡接触。安放的数量不低于设计要求，允许偏差应该控制在 5%以内。根据施工规范和设计的要求，本工程扭王字块安放密度为4块/m2。
实验与研究
1、工程船舶
从施工工序来看，安放扭王字块紧随水上抛石之后。水上抛石，采用定位船测量定位，运输船装载块石，挖掘机安放块石。施工工艺流程为，抛前水下地形测量、施工区域划分、测量、放样、定位船定位、装石船定位、安放块石、定位船移位、装石船定位、安放块石。水上抛石与安放扭王字块相似，都需要定位船测量、运输船装载扭王字块体。因而，沿用水上抛石的定位船和运输船是可行的，能加快施工进度，节省调遣船舶的时间。
船舶示意图如下：
2、安放装置
在工程前期准备时，开展实验与研究，改装挖掘机原有的头部装置。
挖掘机，是利用铲斗挖掘物料，装入运输车辆或卸至堆料场的土方机械。挖掘的物料主要是土壤、煤、泥沙以及经过预松后的土壤和岩石。近几年挖掘机的发展相对较快，成为工程建设中最主要的机械之一。
下图为挖掘机头部的铲斗装置：
3、实验过程
本工程使用的属于液压正铲挖掘机，其结构包括，动力装置，工作装置，回转机构，操纵机构，传动机构，行走机构和辅助设施。研究过程中，反复试验，不断改进抓取器的零部件，使挖掘机由简单的铲斗工作装置，改变为抓取、安放、抛投的综合控制工作装置，使其适合扭王字块作业。。
实验过程中，调整抓取器的齿长和轴承开合度，做出9组试验品，进行3组对比。
根据扭王字块杆件1000mm的长度，设计不同的齿长。将第1、2、3组的齿长分别设计成1000mm、900mm和800mm，试验不同齿长抓取器抓取、安放扭王字块体的实际效果。实验结果证明800mm齿长的抓取器，不仅能牢固抓取，相比之下，还能节省制作材料，因此，是最佳选择。
根据块体杆件中心正交的外形特点，设计不同的开合角度。将第4、5、6组的开合角度分别设计成90°、120°、150°，试验不同的开合角对抓取器轴承灵活度的影响。实验结果证明，90°开合角太小，虽然能抓取块体，但是在安放块体时，容易刮损块体表面，导致杆件破损残缺。150°开合角过大，一张一合时，加速了抓取器轴承零件的磨损，增加了机械损耗和施工成本。开合角为120°的抓取器，相比之下，是最优选择，不但能灵活地抓取、安放块体，而且能减少不必要的机械损耗，延长零部件的使用寿命。
根据扭王字块体的混凝土材质特点，设计不同的齿前端。将第7、8、9组的齿前段，分别设计成直齿、弯齿和钩齿。试验不同的齿前端在抓取、安放扭王字块体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直齿前端的抓取器不能有效抓住扭王字块体，在安放过程中，极易滑脱，砸损块体。钩齿前端的抓取器在抓取扭王字块体时，造成块体表面的残缺、破损，不能达到水运工程施工的质量要求。相比之下，弯齿前端的抓取器，不仅能牢牢地有效抓住扭王字块体，防止滑脱，而且能避免给块体带来不必要的损伤，提高了施工效率，保证施工质量，因此是最佳选择。
综合9组样品的实验结果和对比分析，最终选择齿长800mm、开合度120°、弯齿前端的扭王字块体抓取器。既充分适应了扭王字块体的尺寸、外形和材质特性，又加快了施工效率，提高了施工质量。
齿长0.8m、抓容量1块的小型抓取器，使挖掘机一机多能，配备了抓取器工作装置以后，既能抓取、安放扭王字块体，又能抛投扭王字块体，能满足满足不同施工部位的工程需要。取代了体型庞大的吊机，缩小了施工机械在运输船上的占地面积，提高了扭王字块体的运输效率。
下图为扭王字块体抓取器的实际效果图
4、实际施工
采取运输船装运扭王字块体，GPS仪器测量、定位，挖掘机抓取器安放。
安放前先测定水深、流速、流向。遵循先上游后下游、先深水后浅水的顺序进行。通过对水深、流速的测量，合理的安排整体安放扭王字块的施工进度。
定位船顺水流布置，扭王字块体堆放在运输船上，挖掘机停放在运输船上。通过收、放锚缆灵活控制定位船上、下、左、右移动。
安放前，准备详细的块体坐标位置图，并根据安放区域实际地形情况，绘制安放网格图。按设计范围分别设置成近似20m×25m的施工网格，将扭王字块体的施工区域用CAD成图，并计算出每个网格内的工程量。先计算出每个扭王块体所占面积和尺度，绘制出扭王块体在断面结构中的布置图，并计算出各扭王块体“质心”位置，依据堤轴线和断面位置计算出各扭王块体平面定位点。施工时每个网格用GPS定位，定位船在网格内移动，依次安放。
在坝体的水下断面，采用抓取、抛投操作，利用挖掘机抓取器和GPS测量指引相结合，定点随机抛投扭王字块，达到合适密度。在坝体露出水面的部分，采用抓取、安放操作，最下面一排块体坡脚位置利用GPS定位，其它坡面上，从下向上依次安装，顶部安装时尽量利用露出的时间，保证顶面每个断面扭王字块密度合理。在安放过程中，保证扭王字块体的均匀受力，轻抓轻放，避免碰坏构件棱角。采用动态GPS进行安放时的定位，保证安装密度应满足规范和设计要求。
结语
扭王字块体的安放施工的关键问题，在于保证块体表面的完整性以及块置的安放精度。然而，现有的扭王字块施工方式，不能最大程度上保证块体表面的完整性以及位置的安放精度，所有，存在极大的改进和提高空间。在调查国内外扭王字块安装方式的基础上，经过大量的实验准备、反复试验和对比研究后，研发了扭王字块抓取器。沿用抛石筑坝后的船舶设备，采用GPS定位，来保证水下安放密度。在挖掘机基础上，改装工作装置，研发齿长800mm、开合度120°、弯齿前端的抓取器。
结合工程实践，改进后的扭王字块体安放方式，适应了鹦鹉洲大桥2#桥墩局部冲刷防护工程的技术特点，加快了施工速度，提高施工质量，保证了施工过程中扭王字块体的完好性，为长江航道整治工程中的扭王字块体安放施工提供借鉴，为今后进一步完善扭王字块体施工工艺起到了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 Wikipedia. Accropode[DB/OL]. http：///wiki/Accropode.
[2] 杨祥飞. 扭王字块在川江航道整治工程中的应用.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32（5）： 1031-1034.
[3] 赵虎，骆国庆，向前. 攻克长江航道“顽疾”. 中国水运报（综合新闻版）， 2012-5-25.
[4] Wikipedia. Accropode[DB/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