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财产罪范文1
在合伙企业法起草过程中,一些地方反映合伙企业财产经常受得侵犯,包括挪用和侵占,而以往对于合伙企业财产被侵占和挪用的行为,实践中往往只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成为合伙企业的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的主要原因之一。
合伙企业法就这方面的问题明确规定,侵占和挪用合伙企业财产构成犯罪的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并且附带民事赔偿责任,这是合伙企业法的一个突破。1997年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在侵犯财产罪中,进一步规定了对包括合伙企业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的财产侵害行为均承担刑事责任,并且规定了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这对合伙企业的的实施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合伙企业法规定应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第六十八条规定,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中,将应当归合伙企业的利益据为己有,或者采取其他手段侵占合伙企业财产的,责令将该利益和财产退还合伙企业;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条规定了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侵害合伙企业利益,侵占合伙企业财产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侵占是指将他人财产非法据为己有的行为。依据新修订的刑法,比照第二百七十一条有关侵占财产罪的规定,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二是第七十二条规定,“合伙企业招用的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合伙企业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或者挪用合伙企业资金归个人使用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涉及两种罪名:第一,合伙企业的职工,包括聘任的经营管理人员,侵占合伙企业的财物构成财产的侵占罪;第二,合伙企业职工,包括经营管理人员,挪用合伙企业财产的构成挪用财产罪;这两种行为的具体处罚应依照新修订的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有关规定办理。
合伙人利用接纳新合伙人入伙达到转嫁债务的目的,避免合伙企业对新合伙人的欺诈行为发生,保护新入伙合伙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规定合伙协议另有约定者除外。就是说,法律不限定新合伙人与原合伙人就合伙关系有特殊的约定,法律保护合法并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入伙协议约定的法律效力。如果合伙协议根据新合伙人入伙时的具体情况约定新合伙人对其入伙前的企业债务不承担责任的,这一做法并不违法。
侵犯财产罪范文2
一、侵犯财产罪的保护客体的内涵
侵犯财产罪的保护客体是占有制度,但并不是全部的占有都是保护客体,而只限于平稳的占有。理由如下: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财产关系日益复杂化,再加上社会分工日益专门化,要求充分利用社会上的资源,于是使得非所有人利用他人财产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事实。也就是说,所有和占有的分开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要保护财产所有权以及财产利用人的合法利益,就必须以保护占有为前提。如果刑法要保护财产所有权,其前提是必须有效保护对财物占有本身。如果只强调保护所有权本身,反而不利于保护所有权,这是因为对于所有人来说,虽然占有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但它却是所有人行使财产所有权中其他权能的前提。再者,作为所有权的一项权能,占有可以通过一定方式转移给非所有人。当财物非所有人依法或合同取得财物的占有权时,也可以使用和收益,所以对所有人本人而言还是对占有本身都必须进行保护。否则必然造成财产关系的混乱。
总之,占有制度的重要功能在于维护占有的秩序,防止任何人抢夺或妨害占有人的占有。从而维护社会财产秩序和社会的安全,可以说占有制度体现的是一种社会的安全利益。所以,占有一旦存在就应当受到保护,任何人不得以私力改变占有的现状。尽管我们承认非法占有也要受到保护,但这并不是所有的占有都是保护法益。只限于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占有才是侵犯财产罪的保护法益。例如,基于民事关系的管财人的占有,对违禁品的占有,都是平稳的占有。对之予以侵犯者,可能构成财产犯罪,租赁期限已到但尚未返还时,所有者擅自取回的,这就侵犯了他人对财物的平稳占有,构成盗窃罪。相反,财产所有者从盗窃犯那里取回自己的财物,则不侵犯平稳的占有,当然就不构成盗窃罪。
二、对我国 “侵犯财产罪” 客体学说的评析
犯罪客体 ,在我国按照 “四分法” 的犯罪构成理论 ,是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之一 ,是指为刑法所保护的 ,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或威胁的社会关系。正确认识犯罪客体要件对于把握犯罪性质和实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保护客体 ,通常被称为法益 ,其实质就相当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的犯罪客体。关于侵犯财产罪的客体 ,国内几乎所有的现行刑法教科书和传统的刑法学理论(通说)都认为是 “公私财产所有权”按照通说 ,若一行为没有侵犯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客体) ,那么这一行为就不构成犯罪;若一行为没有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某一特定的犯罪客体 ,那么这一行为就不构成这一特定的犯罪。那么没有侵犯财产所有权的行为能否成立侵犯财产罪 ? 例如 ,盗窃罪的被害人事后使用秘密手段取回被盗财物的 ,是否成立盗窃罪 ? 嫖娼者将费用交给卖淫者后又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抢劫该费用的是否成立抢劫罪 ? 借贷合同到期后 ,出租人擅自取回财物的 ,是否成立侵犯财产罪 ? 显然通说就无法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 ,随着财产使用方式的日益多样化 ,财产的存在状态也日益复杂 ,有的表现为所有权关系 ,更多的直接表现为占有关系 ,因此处于占有状态而不是所有状态下的财产受到侵犯无疑就其侵犯的客体而言 ,由于没有直接侵犯财产所有权按照通说就不可以构成侵犯财产罪 ,这显然不利于对财产的合理保护。
侵犯财产罪范文3
侵犯财产罪是指故意非法地将公共财产和公民私有财产据为已有,或者故意毁坏公私和财物的行为。包括:抢劫罪;盗窃罪;聚众哄抢公私财物罪;侵占罪;敲诈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破坏生产经营罪等。
侵犯财产罪种类
抢劫罪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施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暴力”指对被害人实施殴打、捆绑、伤害等强暴行为:“胁迫”指以暴力相威胁。“其他方法”指使被害人处于无力反抗的状态,然后将其财物掠走的各种方法。行为人先是实行盗窃,在盗窃过程中由于遭到反抗而施用暴力,将财物抢走,应按抢劫定罪。行为人事先身藏凶器,准备进行抢劫,但进入现场后,发现无人看管而将财物偷走,应按盗窃定罪。
抢劫罪通常是先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而后取得财物;但如先盗窃、诈骗、抢夺财物;而后为了掩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又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则是由原来犯的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转化为抢劫罪,应以抢劫罪定罪量刑。抢劫罪情节严重的或致人重伤、死亡的,量刑也重,“情节严重”一般指组织集团进行抢劫的;多次抢劫行凶伤人的;在重要繁华地区、公共场所公然进行抢劫的;抢劫军用物资、救灾款物或国家其他重要物资数额较大的;抢劫银行、储蓄所、邮局、仓库、商店数额较大的等。
抢夺罪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乘人不备;公然夺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但未使用暴力或胁迫的行为。“未使用暴力或胁迫” 是抢夺罪区别于抢劫罪的主要特征。“公然夺取”是区别抢夺罪和盗窃罪的主要界线。抢夺公私财物,如果数额较大,即构成抢夺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主要指抢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的;抢夺救灾款物、军用物资,后果特别严重的等,则从重量刑。
盗窃罪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秘密窃取”指行为人采取自认为不使财物所有者、保管者发觉的方法,暗中窃取其财物。这是盗窃罪区别于抢劫、抢夺、诈骗等罪的主要特征。盗窃公私财物,如果数额较大,即构成盗窃罪;偷窃小量财物的,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
数额大小的计算,应根据盗窃物的实际价值,而不是根据销赃所得。行为人企图盗窃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仅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仍应按盗窃罪(未遂)处理。盗窃罪的一个严重表现形式是惯窃罪。惯窃一般是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盗窃次数多,数额大,并以盗窃为其生活或挥霍的主要来源。情节特别严重的,从重量刑。“情节特别严重”主要指盗窃数额巨大的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盗窃数额特别巨大的;盗窃金库、珍贵文物、重要军事物资、救灾物资数额巨大的,等等。
诈骗罪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的特点是用欺骗方法使被害人产生错觉,从而仿佛“自愿地”将财物交给行为人。这是诈骗罪区别于抢劫、抢夺、盗窃等罪的主要特征。诈骗公私财物,必须数额较大,才构成诈骗罪;骗取小量财物,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诈骗罪的一个严重表现形式是惯骗罪。惯骗一般是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诈骗次数多,数额大,并以诈骗为其生活或挥霍的主要来源。
诈骗罪同有的民事债务纠纷表面上很近似,区别的关键是确定行为人是否具有以欺骗方法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例如向人借钱借物不能如期偿还,或受委托代管财物而违约挪用一时不能退还,只要行为人不弄虚作假欺骗对方以便侵吞这笔财物,就不能定为诈骗;相反,以借贷或代购物品为名,财物到手后就据为己有,毫无归还之意,则应以诈骗论罪。
敲诈勒索罪
对财物所有人或保管人进行威胁讹诈,非法索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威胁讹诈的内容是:如不满足行为人索取财物的要求,就将采取对被害人不利的行动。这个不利的行动,或是对被害人或其亲属实施暴力(包括杀害);或毁坏被害人的财产(包括放火烧房屋);或揭发、张扬被害人的隐私;或不让被害人实现某种正当要求。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主要区别是:后者是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从而当场取得财物;前者是以将要(即以后)使用暴力或者其他对被害人不利的行动相威胁,大多是事后取得财物。敲诈勒索罪与诈骗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诈骗罪是用欺骗的方法使被害人信以为真,从而仿佛“自愿地”将财物交给行为人;敲诈勒索罪则是通过威胁讹诈也即恐吓要挟的方法,使被害人精神上感到恐惧,从而被迫交出财物。
贪污罪
国家工作人员或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取得公共财物的行为。中国《刑法》第8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作为贪污罪主体的国家工作人员,不包括从事生产作业的一般工人。有一种意见认为商店售货员、公共汽车电车售票员等,虽是工人,但因他们受委托经管钱财,可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农村社队和城市街道集体组织工作人员,也可视为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从而可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贪污罪的客观表现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这是贪污罪区别于盗窃、诈骗等罪的主要特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权范围内合法条件,不是指利用对工作单位环境熟悉等一般便利条件。盗窃公共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如与执行自己的职务无关,只能定盗窃罪,不能定贪污罪。贪污罪在主观上是故意,而且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目的。贪污与挪用性质不同,但挪用数量大,时间长,本人无力归还,也不打算归还的,其性质已转化,应以贪污论处。
侵犯财产罪范文4
论文关键词 入户盗窃 刑事法益 既遂 未遂
盗窃罪在我国犯罪的比重较大。据统计，2009年，全国法院一审刑事案件结案766746件，其中盗窃罪结案186995件，占全年一审刑事结案数的24.39%。豍就笔者所在法院，2011年5月至2012年5月，共审结案件531件，其中盗窃罪120件，占22.6%。其中入户盗窃35件，占盗窃罪总数的29%；入户盗窃有盗窃前科的18件，占盗窃罪总数的15%；户内有人的共12件，占盗窃罪总数的10%；未盗得任何财物的有10件，占盗窃罪总数的8%。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2011年5月1日起生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在原来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条文之后，增加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这三种行为方式。实践中，入户盗窃零获利判决迥异的案例纷纷见诸于报纸，引发了大家的争论。入户盗窃是行为犯抑或是结果犯？由于各地司法机关见解不一，严重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本文对此提出自己的观点，望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一、何为“入户盗窃”
入户盗窃是指行为人非法进入他人的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盗窃的行为。豎入户盗窃和入户抢劫对“户”的范围认定是相通的，故入户盗窃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户”的范围，但入户盗窃不以入户前即有盗窃为目的为前提，只要非法入户即可，如诈骗为目的进入户内后盗窃，就可认定为入户盗窃。判断入户是否具有“非法目的”，应结合入户的时间、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行为人自己的辩解及户的安全防护措施等条件进行综合判断。当然以合法目的入户后产生盗窃故意的，不应认定为入户盗窃。
二、“入户盗窃”侵犯的法益
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指人的生活利益，包括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等利益，也包括建立在保护个人的利益基础之上因而可以还原为个人利益的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故只有严重侵犯法益或侵犯重大法益的行为才构成犯罪。确定法益内容一般应以刑法规定为依据，一方面要考虑具体犯罪所属的类罪，另外一方面要以刑法对具体犯罪的规定为根据。豏盗窃罪作为一种典型的侵犯财产犯罪，财产安全便是重要的法益，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入户盗窃呈多发态势，不但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住宅安宁权，还易引发抢劫、强奸等恶性事件，严重威胁到公民的人身安全，给被害人的生活造成强烈的不安定感。为了更好地打击该类犯罪，单独将入户盗窃入罪，更好保护公民的住宅安宁感与公民财产安全。从刑法的任务及目的出发，法益就是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犯罪客体，是属于同一概念。犯罪行为如果直接侵犯到两种以上具体社会关系，理论上称之为复杂客体。在复杂客体中，两种客体在具体犯罪中有主次之分，不能等量齐观。如抢劫罪，不仅侵犯公、私财产关系，还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立法者就把抢劫罪列入侵犯财产罪中。入户盗窃也是如此，应该根据不同情况，区分所保护法益的主次关系。当户内有人时，刑法应对公民的住宅安宁权与公民财产权益进行同等保护，只要严重侵害其中一种法益，就应该认定入户盗窃既遂。豐相反，若户内无人，此时入户盗窃严重威胁的是公民财产安全，应将此放在法益保护的首位，对公民的住宅安宁权保护相对较弱。
三、从侵犯法益视角看“入户盗窃”是行为犯抑或是结果犯
我国刑法理论通常是在讨论犯罪既遂的标准时说明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分。一般认为，行为犯，是指以法定犯罪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结果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豑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分标准并不统一，在国外刑法理论上存在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别在于行为终了与结果发生之间是否具有时间上的间隔；第二种观点认为，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别在于行为是否侵害了特定行为对象，对特定行为对象的侵害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就是结果犯，对特定行为对象的侵害不是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便属行为犯。第四种观点反对行为犯的概念，认为只有结果犯，没有行为犯。豒我国刑法理论的传统观点认为，行为犯是指只要实施了（指实施终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种实行行为，就构成既遂的犯罪。但不管行为犯还是结果犯，都是必须严重侵害了所保护的法益，才构成犯罪。本人赞成张明楷教授的观点，认为前述关于结果犯与行为犯区分的第一种观点较为合理。行为犯是指行为与结果同时发生的犯罪，而结果犯是指行为与结果发生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反观入户盗窃，是行为犯抑或是结果犯，要结合侵害的法益来区分。当户内有人时，住宅安宁权是法益保护的第一位，只要入户了，就已经严重侵害了该法益，侵害的结果就已经发生了，此时，入户盗窃应属于行为犯；反之，如果入户盗窃时，户内无人，公民财产权就是法益保护的第一位，应考虑财产受侵害的程度，此时入户行为虽然完成，但侵害财产的结果还未发生，只有使被害人失去财产时，犯罪结果才产生，此时入户盗窃应属于结果犯。
四、“入户盗窃”犯罪既遂认定
关于犯罪既遂的标准是什么，我国刑法并未直接做出规定。目前理论上，主要存在三种学说，即“犯罪目的实现说”、“犯罪结果发生说”和“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构成要件齐备说”是目前刑法理论的通说。但上述学说都存在着不同的缺陷，本人赞同应当结合侵害的法益来判定一行为是否成立犯罪既遂。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之间的差别，关键在于犯罪客体是否受到侵害或存在现实危险，受到何种程度的侵害而不是构成要件的具备。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司法解释规定，抢劫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侵犯财产权利又侵犯人身权利，具备劫取财物或者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两者之一的，均属抢劫既遂；既未劫取财物，又未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后果的，属抢劫未遂。该司法解释明确从犯罪客体角度来界定抢劫罪的既遂标准。根据入户盗窃时户内是否有人，保护的法益不同，既遂标准也不同。当户内有人时，入户盗窃侵犯的是住宅安宁权与财产权，首先侵犯住宅安宁权，此时属于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入户行为完成，即为既遂；反之，当户内无人时，入户盗窃侵犯的是公民财产权，属于结果犯，只有造成被害人一定的财物损失时，才构成犯罪既遂。此时犯罪既遂仍应采用普通盗窃的“财物失控说”的既遂标准。根据法益侵害说，只有当行为人对法益的侵犯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才值得刑法保护，也就是说盗窃的财产应达到一定数额，就笔者所在地区，达到300元以上即可。如果被害人重要价值的物品无法估价，法官应根据实际情况来判定是否达到刑法值得保护的程度。
五、“入户盗窃”犯罪未遂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未遂犯的处罚，在理论上存在主观的未遂论和客观的未遂论。从保护法益的角度处罚，只有严重侵害法益的行为才予以刑事处罚。在司法实践中，是有限制地处罚未遂犯，比如数额犯中的盗窃罪，只有数额较大，才予以处罚，此时的未遂犯，则不予以追究刑事责任。从而说明了我国刑法实践采取客观的未遂论。但客观的未遂论理论上又分为形式的客观说、实质的客观说，后者又细分为行为危险说、危险结果说与综合的危险说。行为危险说认为，作为未遂犯处罚的根据是行为所具有的侵害法益的危险性。危险结果说认为，作为处罚未遂犯处罚的根据是行为所造成的危险状态。综合的危险说认为，行为的危险性与作为结果的危险是未遂犯处罚的根据。本人也认为实质客观说中的危险结果说作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更合理。依照犯罪未遂理论，着手实行犯罪是成立犯罪未遂的第一个条件。因此，正确理解和认定着手实行犯罪，对于正确认识犯罪未遂具有重要意义。着手，也是犯罪未遂与犯罪预备相区别的标志。主观上，行为人实行犯罪的意志已通过客观的实行行为表现出来，而与预备实行犯罪意志不同。客观上，行为人已开始直接实施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且已严重威胁到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如果行为人没有出现意志以外的原因阻碍或自动放弃犯罪，这种行为将继续，直至犯罪的完成，即既遂，在结果犯的犯罪中，还会出现犯罪结果。换言之，侵害法益的危险达到紧迫程度（发生危险结果）时，即为着手。至于何种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紧迫危险，则应根据不同犯罪、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判断。豖犯罪未得逞是犯罪未遂与犯罪既遂相区别的标志，犯罪未得逞，是指行为人虽然已经着手实行犯罪行为，但没有既遂。入户盗窃是入户行为与盗窃行为复合，盗窃行为是在入户行为完成后才开始的。在认定入户盗窃何时为着手与未得逞之前，应该从入户盗窃的所要实施的行为来具体判断。
实践中入户盗窃的方式主要有：（1）采用撬门、踹门等破坏性方式入户的；（2）采取爬窗、翻墙入户的；（3）采取其它非法方式骗取被害人同意后入户的。据此，当户内有人时，则只要行为人开始撬门、溜门、爬窗、翻墙等入户行为时，就已经对住宅的安全产生威胁，进而对屋内的被害人安全感产生最紧迫危险，此时即是犯罪着手。在实行过程中，若因为行为人本身以外的原因未能进入户内，比如未能打开防盗门或无法爬进窗户等情况，造成行为人无法完全进入户内，则是犯罪未遂。相反，当户内无人时，则以行为人开始寻找财物时为犯罪着手，此时对被害人的财产安全造成最紧迫的危险，随时都会侵害被害人的财产权益。此时，若行为人在实行过程中，由于户内无值钱东西可偷，或在找财物过程中被害人抓住等原因，未能偷到财物，即是犯罪未遂。此时即使未偷得财物，但入户行为也已经侵犯了公民的住宅安全，应对该类未遂犯进行处罚。
侵犯财产罪范文5
一、犯罪主体的认定
（一）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
《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而且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因而是特殊主体。具体而言，包括：①非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包括董事、监事、经理、负责人、职工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数额较大的，他们或者有特定的职务，或者从事一定的工作，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或工作之便侵占单位财物而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②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便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数额较大的，也应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司法实务中，对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一般职员和工人，如果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确立劳动关系或者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包括合同工和临时工，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而仅以提供劳务获取报酬而没有确立劳动关系的从业人员，不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不构成本罪的犯罪主体。
（二）正确区分“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
《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同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以贪污罪处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是截然不同内容的两个概念，二者各自取得职业资格的法律依据、体现的法律关系都不相同。因此，司法实务中，我们可以先界定行为人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本法所标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如果行为不属《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范围，就应界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
（三）共同犯罪的定性问题。关于国家工作人员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共同侵占单位财物如何定性处理。
这术界有多种观点，如“分别定罪说”、“主犯决定说”、“主犯决定与分别定罪说的折衷说”、“区别对待说”等等。归纳起来，可以划分为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按主犯的基本特征定性，如主犯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那么同案犯都应贪污罪；如主犯的身份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那么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同案犯定侵占罪。另一种意见认为，如果主犯的身份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那么全案都定侵占罪；如果主犯的身份是国家工作人员，应分别定罪，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定贪污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定侵占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15号，2000年7月8日起施行）明确了认定依据，即“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犯庭处。”“行为人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勾结，利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将该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以职务侵占罪 犯认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因此，在司法实务中，必须根据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按照共同犯罪 的共同故意、共同行为的要件，注意区分主犯与从犯，结合个案来正确定罪处罚。
（四）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不包括单位
《刑法》原则第五章规定的所有侵犯财产罪，均没有涉及其单位犯罪的问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单位不构成本罪的主体。
二、犯罪客体的认定
（一）职务侵占罪的客体
犯罪客体是为我国刑法所保护而被犯罪行为侵害的一定的社会关系。职务侵占罪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根据《刑法能则》第七十一条的规定，财产所有权是基于物权而形成的一种法律上的物的支配关系。从积极方面理解，表现为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从消极方面理解，表现为独占或排除他人干涉、侵夺和妨害的权利。职务侵占罪的犯罪行为正是侵犯了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上述权利，而妄图取得对本单位财物的占有，收用、处分等权利。
（二）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
是指本单位的财物。从法律属性上分析，本单位财物不仅指单位所有的财物，而且应包括单位“村有”的财物，即本单位依照法律规定或契约约定临时管理、使用或运输的他人财物。其与侵占罪的区别，后文祥论。从自然属性分析，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司法实务中，难点在于是否把无形财产作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无形财产指不具有自然形态，但能为人们提供某种权利并带来利益的财产。梁慧星教授对“物的观念之扩张”有如下认述：由于实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电热声光等能的广泛利用，迫使法律扩张物的概念。于是，电热声、光等自然力，亦被拆为物，而不拘于“有形”。但权利仍不包括在内。我国民法亦应如此解释。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盗窃公私财物，包括电力、煤气、天然气等”。因此，按照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和“物的观念之扩张”理论，无形财产应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但是，人为知识产权的专利权、商报权、功作权和商业秘密等，不同于有形财产，也不同于电力、热能、煤气、天然气等无形物，这类无形财产不应作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应根据具体情况以侵犯知识产权罪定罪量刑。
（三）混合刑经济组织公共财产界定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按照产权清晰，要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中，各种经济处分并存以及多种经济成分相经混合的状况十分普通，由多个投资主体组成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等混合型经济组织将取代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传统企业类型，在国民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改革的深化给刑法学设置了一个难题，即如何从混合型经济中正确认定公共财产，对司法实务中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正确界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侵吞本单位含有国有资产的混合型财产，若该混合型财产被认定为公共财产，无疑是成立贪污罪，若被认定为非公共财产，则成立职务侵占罪。对此问题，刑法学界争议较大，参战难统一。第一种意见认为，公共财产必须以终极所有权为标准。在混合型经济中，必须按国有、集体的股份或出资比例认定公共财产。③第二种意见认为，国有、集体控股企业的财产，应全额认定为公共财产，不控股的企业按股份或出资比例认定。④第三种意见认为，只要有公有资本的混合型经济，就应全额认定为公共财产。⑤
笔者认为，应以是否控股和投资比例为标准来界定混合型经济的财产性质。即国有、集体控股（控股51%以上为绝对控股，35%—51%为相对控股）或投资比例占多数的企业财产，应全额认定为公共财产；不控股或投资比例占少数的企业财产，一律不认定为公共财产。党的十五大报告对股份问题指出：“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其有明显的公有性。”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其含义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着重以个人自由为价值取向，体现了刑法保障人权的精神。司法实务中，解释刑法必须体现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在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按照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就要作有利被告人的解释。《刑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中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把国有、集体控股或投资比例占多数的企业中的私人财产，从而以公共财产论。笔者认为，按照控股和投资比例来界定混合型经济的财产情况，《刑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可以作为法律依据，也便于司务实务人员掌握。这一问题，有待于立法和司法机关加强调研，尽快从立法或司法解释方面加以明确。
三、犯罪客观方面的认定
（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通说认为，职务侵占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职权和地位所形成的有利条件，即经手、管理财物的便利条件。⑥或指利用自己主管、管理、经手单位财物的便利条件。⑦有的学者表述为，指利用自己在授权或委任或基于契约而从事的岗位上的具有的主管、管理或者经手本单位财物便利条件。⑧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下方面来加以分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包括：利用自己主管、分管、经手、决定或处理、经办一定事项的权力；依靠、凭借自己的权力去指挥、影响下属或利用其他人员的职务、岗位有关的权限；依靠、凭借权限、地位去控制、左右其他人员，司法实务中，对是否包括公务和劳务之便分歧较大。
1、对“职务”含义的正确理解。对“职务”词义的内涵《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职务”的解释为：“职位规定应该担任的工作”。而工作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因而职务的范畴应当包括公务和劳务。职务是一项工作，不能与“职权”划等号，职权是指职务范围内的权力。职务包括担当单位的管理职责和从事具体的业务活动。从我国刑法对职务犯罪的规定来分析，1979年刑法只规定了公务犯罪，即刑法中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实施的犯罪如贪污罪、受贿罪等。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从事公务活动的便利实施的犯罪。而1997年刑法不仅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犯罪，也规定了许多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犯罪如职务侵占罪、商业受贿罪等。刑法规定的后一类犯罪如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的人员，无论是实施的犯罪，严重侵犯了公司，企业等单位的合法权益，对公司企业等单位所造成的危害后果都是相同的。刑法并没有将二者仅因利用不同的职务便利而分别规定为两种不同的犯罪。因此，刑法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犯罪，包括了利用从事公务活动之便实施的犯罪和利用从事劳务活动之便实施的犯罪。
2、从刑法对犯罪主体身份的规定来理解。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究竟是利用从事公务活动之便，还是利用从事劳务活动之便，我们可以从刑法对该罪犯罪主体身份的规定来加以分析。我国刑法凡是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犯罪，同时对其主体予以明确规定，其目的就在于明确规定该罪的构成要件，也为我们认定利用职务之便的含义提供法律依据。如刑法规定的贪污、受贿罪的实施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了从事公务活动的便利。刑法对职务侵占罪主体规定为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人员，而未明确是仅包括从事公务的人员如董事、经理、厂长等领导层人员，因而应该认为刑法对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包括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职工，即同时包括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也应认为同时包括利用从事公务活动之便和利用从事劳务活动之便。因此，结合刑法犯罪主体的规定，就能正确认定利用职务上便利究竟是否包括利用从事劳务活动之便。
（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认定
“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是职务侵占有罪的构成要件，应当注意从犯罪对象上侵占罪的“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有为己有”的构成要件的区别。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行为人主管、管理、经手的本公司、企业或单位的财物，以“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为特征。而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既包括行为人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也包括他人的遗失物和埋藏物，既包括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财物，也包括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之个的个人或组织的财物，以“非法占有代为保管的财物”为特征。掌握以上特征，我们就可以区分以下情况：一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在从事业务活动中将其他单位或个人交付的数额较大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因其行为系履行职务中的单位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所以应定职务侵占罪。二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数额较大的财物，如果行为人系受本单位委托，那么该财物系本单位使用中的他人财物，应定职务侵占罪；如果行为人并未受委托而是以个人名义借用的，则应定侵占罪。三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非法占有借用或租用本单位财物数额较大的，因行为人的占有己不属于利用主管、管理或经手本单位财物的职务上的便利，不应定职务侵占罪；如行为人拒不退还的财物数额较大的，应定侵占罪。
（三）职务侵占罪的手段问题
对职务侵占罪的手段，少数学者认为只有侵占即“侵吞”一种，但多数学者认为除侵吞外，还包括盗窃、诈骗等其他非法手段。⑨笔者赞同多数学者的观点。
1、从职务侵占罪的科学定罪分析。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之前即已经持有他人财物，是世界各国刑法及刑法理论公认的侵占犯罪的定型性。即不管行为人采取什么手段，只要将其已经持有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都是侵占犯罪的行为。对于职务侵占罪而言，行为人如果采取秘密的“窃取”手段、隐瞒事实真相或虚构事实的“骗取”手段，都是将原已持有的本单位财物非法占有为己有，都是属于侵占行为的范畴，因而符合职务侵占罪的定罪要求。如果认为职务侵占罪的行为方式只有“侵吞”手段，那么对采取盗窃、骗取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财物的，势必以盗窃罪、诈骗罪定罪处罚。但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中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的，以贪污罪定罪处罚。那么，同样是采取侵吞、盗窃、骗取等手段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的，对上述人员定贪污罪，而对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其他人员却分别定职务侵占罪、盗窃罪、诈骗罪，显然有违定原则，符合科学定罪的要求。
2、从我国刑法立法演讲过程分析。1979年《刑法》只规定了贪污罪，而未规定其他侵占犯罪。但贪污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基于保护集体财产和惩罚侵占财产行为的客观要求，立法者采取扩大贪污罪的主体范围的权宜之计。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施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将贪污罪的主体范围扩大到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这一做法显然比较牵强，对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人员的侵占行为仍然无法有效、合理地处理。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颁布施行《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设立公司、企业人员人民侵占罪，将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受企业委托从事公务活动的人员，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承包经营者等人员的贪污行为从贪污罪中分离出来，被公司、企业人员侵占罪所包容。现行《刑法》在此基础上设立职务侵占罪，进一步将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等人员的贪污行为分离出来，为职务侵占罪所包容。因此，贪污罪中只剩下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的贪污行为。从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这一立法演讲过程看，贪污罪的犯罪手段包括侵吞、盗窃、骗取等多种手段，现行刑法立法已将一部分原为贪污罪的行为作为职务侵占罪加以规定，并用对这些行为方式并未加以任何限制，因此职务侵占罪的行为方式当然应包括侵吞、盗窃、骗取等手段。
司法实务中，此类案例较多，现将一例加以说明。2003年10月至11月期间，被告人余某某、肖某某、周某某（余某某之妻）以江津市永兴塑料化工厂的名义，为江津市永兴塑料化工厂、江津市永兴服装厂、江津市染织厂58名职工办理社会养老保险。在办理过程中，三被告人商量决定，对未达到和已达到退休年龄职工每人分别收取活动费2000元、3000元，用于办理社会养老保险开支。三被告人以江津市永兴塑料化工厂的名义共向49名职工收取活动费125680元。2003年10月底，三被告人为58名职工办理了社会养老保险证，收取的活动费实际支出各种费用35591.30元，尚余9万多元，由周某某保管。余某某从中取出2.6 万元用于缴纳自己和周某某的社会养老保险费，取出1.34万元为被告人肖某某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肖某某以送人为由领取2万元用于归还自己在江津市信用社的贷款1万元，余款1万元以其妻李某书名字存入银行。周某某人保占有2.6万元用于购买永兴塑料化工厂房屋归自己所有。案发后，余后均、周光祥退出赃款49200元，肖福弘退出赃款38800元。
对于本案的定性问题，检察机关认为三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钱财，数额巨大，其行为独犯了《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三被告人的行为在企业职工办理了社会养老保险手续后，是利用职务之便将本单位财产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构成职务侵占罪。
本案中，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的意见分歧，主要就是集体对犯罪手段的认识上。三被告人在收取企业职工的活动费的过程中，确有欺骗行为，但其办理社会养老保险确需收取一部分费用，且事实上也实际支付各种费用3万多元。三被告人的行为正是在收取活动费，并为企业职工办理社会养老保险后，将余款非法占为己有，且数额较大，应定职侵占罪。
侵犯财产罪范文6
一、犯罪主体的认定
(一)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
《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而且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因而是特殊主体。具体而言,包括:①非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包括董事、监事、经理、负责人、职工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数额较大的,他们或者有特定的职务,或者从事一定的工作,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或工作之便侵占单位财物而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②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便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数额较大的,也应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司法实务中,对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一般职员和工人,如果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确立劳动关系或者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包括合同工和临时工,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而仅以提供劳务获取报酬而没有确立劳动关系的从业人员,不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不构成本罪的犯罪主体。
(二)正确区分“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
《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同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以贪污罪处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是截然不同内容的两个概念,二者各自取得职业资格的法律依据、体现的法律关系都不相同。因此,司法实务中,我们可以先界定行为人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本法所标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如果行为不属《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范围,就应界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
(三)共同犯罪的定性问题。关于国家工作人员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共同侵占单位财物如何定性处理。
这术界有多种观点,如“分别定罪说”、“主犯决定说”、“主犯决定与分别定罪说的折衷说”、“区别对待说”等等。归纳起来,可以划分为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按主犯的基本特征定性,如主犯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那么同案犯都应贪污罪;如主犯的身份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那么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同案犯定侵占罪。另一种意见认为,如果主犯的身份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那么全案都定侵占罪;如果主犯的身份是国家工作人员,应分别定罪,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定贪污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定侵占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15号,2000年7月8日起施行)明确了认定依据,即“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犯庭处。”“行为人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勾结,利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将该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以职务侵占罪 犯认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因此,在司法实务中,必须根据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按照共同犯罪 的共同故意、共同行为的要件,注意区分主犯与从犯,结合个案来正确定罪处罚。
(四)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不包括单位
《刑法》原则第五章规定的所有侵犯财产罪,均没有涉及其单位犯罪的问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单位不构成本罪的主体。
二、犯罪客体的认定
(一)职务侵占罪的客体
犯罪客体是为我国刑法所保护而被犯罪行为侵害的一定的社会关系。职务侵占罪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根据《刑法能则》第七十一条的规定,财产所有权是基于物权而形成的一种法律上的物的支配关系。从积极方面理解,表现为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从消极方面理解,表现为独占或排除他人干涉、侵夺和妨害的权利。职务侵占罪的犯罪行为正是侵犯了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上述权利,而妄图取得对本单位财物的占有,收用、处分等权利。
(二)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
是指本单位的财物。从法律属性上分析,本单位财物不仅指单位所有的财物,而且应包括单位“村有”的财物,即本单位依照法律规定或契约约定临时管理、使用或运输的他人财物。其与侵占罪的区别,后文祥论。从自然属性分析,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司法实务中,难点在于是否把无形财产作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无形财产指不具有自然形态,但能为人们提供某种权利并带来利益的财产。梁慧星教授对“物的观念之扩张”有如下认述:由于实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电热声光等能的广泛利用,迫使法律扩张物的概念。于是,电热声、光等自然力,亦被拆为物,而不拘于“有形”。但权利仍不包括在内。我国民法亦应如此解释。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盗窃公私财物,包括电力、煤气、天然气等”。因此,按照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和“物的观念之扩张”理论,无形财产应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但是,人为知识产权的专利权、商报权、功作权和商业秘密等,不同于有形财产,也不同于电力、热能、煤气、天然气等无形物,这类无形财产不应作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应根据具体情况以侵犯知识产权罪定罪量刑。
(三)混合刑经济组织公共财产界定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按照产权清晰,要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中,各种经济处分并存以及多种经济成分相经混合的状况十分普通,由多个投资主体组成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等混合型经济组织将取代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传统企业类型,在国民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改革的深化给刑法学设置了一个难题,即如何从混合型经济中正确认定公共财产,对司法实务中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正确界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侵吞本单位含有国有资产的混合型财产,若该混合型财产被认定为公共财产,无疑是成立贪污罪,若被认定为非公共财产,则成立职务侵占罪。对此问题,刑法学界争议较大,参战难统一。第一种意见认为,公共财产必须以终极所有权为标准。在混合型经济中,必须按国有、集体的股份或出资比例认定公共财产。③第二种意见认为,国有、集体控股企业的财产,应全额认定为公共财产,不控股的企业按股份或出资比例认定。④第三种意见认为,只要有公有资本的混合型经济,就应全额认定为公共财产。⑤
笔者认为,应以是否控股和投资比例为标准来界定混合型经济的财产性质。即国有、集体控股(控股51%以上为绝对控股,35%—51%为相对控股)或投资比例占多数的企业财产,应全额认定为公共财产;不控股或投资比例占少数的企业财产,一律不认定为公共财产。党的十五大报告对股份问题指出:“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其有明显的公有性。”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其含义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着重以个人自由为价值取向,体现了刑法保障人权的精神。司法实务中,解释刑法必须体现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在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按照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就要作有利被告人的解释。《刑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中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把国有、集体控股或投资比例占多数的企业中的私人财产,从而以公共财产论。笔者认为,按照控股和投资比例来界定混合型经济的财产情况,《刑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可以作为法律依据,也便于司务实务人员掌握。这一问题,有待于立法和司法机关加强调研,尽快从立法或司法解释方面加以明确。
三、犯罪客观方面的认定
(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