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的赠别诗范文1
《别董大》的意思《别董大》是高适与董大久别重逢，经过短暂的聚会以后，又各奔他方的赠别之作。作品勾勒了送别时晦暗寒冷的愁人景色，表现了诗人当时处在困顿不达的境遇之中，但没有因此沮丧、沉沦，既表露出诗人对友人远行的依依惜别之情，也展现出诗人豪迈豁达的胸襟。
原文及翻译1、《别董大二首.其一》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译文：
千里黄云蔽天日色暗昏昏，北风吹着归雁大雪纷纷。不要担心前路茫茫没有知己，普天之下哪个不识君？
2、《别董大二首.其二》
六翮飘飖私自怜，一离京洛十余年。
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
译文：
高适的赠别诗范文2
【关键词】王维；山水诗；边塞诗；幽愤赠友诗；艺术特点
王维（701年～761年），字摩诘，汉族，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诗人，被誉为“诗佛。其诗存诗400余首，与孟浩然合称“王孟”。他的山水田园诗意境高远，清淡宁静；边塞诗明朗清丽，豪迈雄浑；幽愤赠友诗，宛转含蓄，深沉真挚。作为唐代伟大的诗人，他的诗对于后世作品影响深远。本文欲从王维诗歌题材入手来分析其艺术特点，以求对王维诗歌艺术特点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一、山水田园诗意境高远，清淡宁静
清淡自然是王维诗歌的主体风格特征。这种风格主要表现在诗人最负盛名的山水田园诗中，这些诗歌反映诗人隐逸生活的情趣，冲淡自然，清新有致。如《赠裴十迪》、《新晴野望》、《渭川田家》、《山居秋螟》等作品。这类诗大都表现诗人对现实理想幻灭而转向隐逸山水的闲适宁静的思想和心境。这在上述诗中都有所表现。例如《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援。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口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这首诗歌不仅描述了诗人恬静悠闲的情致还描绘了一幅秋雨之后山居生活的美丽画面。在美丽的风景中，诗人兴趣盎然，享受自然的乐趣 。又如《新晴野望》“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郭门临渡头，村树连溪口。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这主要是描写了村居生活场景的自然和闲适，晴朗的天气，宜人的风光，诗人的恬淡安宁与美丽的自然风景互相兼容。王维的另一个代表作《山居秋暝》，首联总领全诗，在秋天的傍晚，山雨过后，清新的空气迎面吹来。“空山”是因山中的林木茂盛，把人的活动都给隐藏起来了，与后面的场景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句既写出了自然环境的空远清丽，也包含诗人主观意识的宁静和悠闲。第二句是写景的名句，此联动静结合，动中有静，静中有动，错落有致的景观融入对仗工整的句子之间，行笔如水，自然流畅。安静与宁静的环境，与诗人恬淡的心情相一致，随意挥洒而展现出诗人的境界。颈联动静相生，从视觉、听觉来描写一群洗纱妇女打破了山间的宁静，竹林响动，形成一幅美丽的图画，充满活力。在清新和宁静的乡村夜晚，感受到一切事物的生命和活力，这也是诗人所向往的境界。结句表明诗人随遇而安的意志。
二、边塞诗明朗清丽，豪迈雄浑
开元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间，王维出使凉州监察御史，任河西节度使幕府判官。在此期间，王维写了相当数量的边塞诗歌，如《陇西行》、《从军行》、《陇头吟》、《凉州郊外游望》、《使至塞上》、《出塞》等典型的边塞诗歌。其风格豪迈大气，壮阔明丽。这其中最著名的是《使至塞上》，这首诗风格有力，通过壮观开阔的塞上景色，表达自己出使塞外的自豪感。笔力雄劲，形象生动。其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口圆”以写景生动，直至今日也为世人所称道，诗中所描写的景色与王维所做的山水诗不同，其山水诗体现了明秀清幽之境，而边塞诗歌描写了最具塞外地理环境的特征。如以大漠、秋天为背景，以长河、 孤烟、归雁、征蓬等为主体。通过“出”“入”“直”“圆”四字传神之笔，让人置身其中，将整体环境和具体景物相融合，使人身临其境，显现出一幅既明朗清丽又雄浑粗犷的塞外风光图景。
三、幽愤赠友诗，宛转含蓄，深沉真挚
王维早年遭贬，所以也写过一些揭露贵族骄奢淫逸，抗议贤才备受摧残压抑的幽愤诗。这些幽愤诗揭示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寄寓诗人贬谪不得志的幽愤。如《寓言》二首、《西施咏》、《偶然作》六首之五等。《西施咏》里写道：“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邀人傅脂粉，不自著罗衣。君宠益娇态，君怜无是非。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王维以这首诗来借咏西施，以喻为人。诗人借西施“朝贱夕贵”，而浣纱同伴中仅她一人命运发生改变的经历，悲叹世态炎凉，抒发怀才不遇的不平与感慨；借世人只见显贵时的西施之美，表达对势利小人的嘲讽；借“朝为越溪女”的西施“暮作吴宫妃”后的骄纵，讥讽那些由于偶然机遇受到恩宠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人；借效颦的东施，劝告世人不要为了博取别人赏识而故作姿态，弄巧成拙。有如他的赠友送别诗《送梓州李使君》：“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汉女输H布，巴人讼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全诗意态百端，表现情绪积极开朗，格调高远，是唐代送别诗的佳篇。
总之，诗人王维把自己的个性气质、独特的美感经验和审美哲学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到他笔下的诗歌意象中，构造出清幽又空灵的意境。在此意境中，又含着别致的顿悟，蕴藉着理性的思索。给人以情感的、审美的、哲学的愉悦。
参考文献：
[1]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8月版
[2]李瑞腾.《唐诗中的山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1981年12月.
[3]王志清.《纵横论王维》.齐鲁书社，2008年7月.
[4]李泽厚.《禅意盎然》.《求索》，1986年第4期.
高适的赠别诗范文3
关键词：李调元 诗歌 交游 朝鲜文士
李调元（1734-1802），字羹堂，号雨村、童山、蠢翁等，四川罗江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是乾隆时期的重要诗人。他一生交游广泛，按照交往类别来分，笔者将其交往对象分为三类：一是性灵派诗学大家，如袁枚、赵翼、蒋士铨等；二是四库馆臣，如纪昀、姚鼐、邵晋涵、余集、程晋芳等；三是朝鲜文士，如柳琴、徐浩修、李书九、李德懋、朴齐家、柳得恭等。这种广泛的交往与他诗歌创作密切关联，对其诗歌内容、形式等都产生有深刻影响。
一、李调元文学交游概况
李调元一生好交游，其在年少时便与文学之士过从甚密，《童山自记》载云：“壬午（笔者按，1762，李调元29岁），先君调署霸州。是年与编修丹徒王梦楼、会稽童梧冈、吴县宋小岩、武进赵云松、中书歙县程鱼门、兴化徐步云订交，为诗酒会。而时与同习举业，则庚辰科海宁举人祝芷塘（德麟），年甫十六，来往尤密。”[1]李调元至而立之年后，以文会友的热情更为热烈，交友的对象更为广泛，既有朝廷要臣、四库馆臣，又有侍郎、舍人以及一般举人等。在其整个交游人生中，当属他在京师生活之时结交的朋友，对他的影响最为深远。这些人无论是在学识，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超越了他以往所结交的朋友，正如他自己所说：“一自游京师，名流交遍订”。[2]《童山自记》中对京师交往的盛况有清晰的记载，如
甲申乾隆二十九年（笔者注：1764），三十岁（笔者注：虚岁31）。是年移居麻线胡同。与同年编修沈初、韦谦恒、庶吉士褚廷章、吴省钦、祝德麟同作馆课赋，每月轮流作会。
又载云：
乙酉（笔者注：1765），是年与馆阁前辈工部侍郎刘圃三、今兵部侍郎纪晓岚、内阁侍讲学士汤萼南、侍讲周雉圭、给事中丁芷溪、编修王露仲、王诒堂、曹习庵、彭云楣、曹竹虚、毕秋帆宴游，见闻益广。
此时交游的广泛，交流内容的深刻，带给他“见闻益广”的愉悦，可从《读祝德麟诗稿》诗中以见一斑。诗云：
一自游京师，名流交遍订。曹（习庵）赵（瓯北）富词藻，吴（冲之）沈（云椒）才华称。丹徒（梦楼）我之师，赵（损之）宋（小岩）驱驰并。程翁（鱼门）气无敌，持议或倒柄。当其掀髯时，濡笔何豪兴。杰起有东海（子颖），后鹘扫凌。天罚彻骨穷，敝衣不掩胫。明时盛文彦，络绎多唱庚。[3]
此后，无论顺境或逆境，他都始终与一大批友人保持有密切联系。李调元晚年归蜀后仍与当年在京师结交的一批文士保持尺牍、诗文交流，如《童山文集》卷十中就载有《与纪晓岚先生书》《答赵云松观察书（附原书）》《与董蔗林同年书》《与沈云椒同年书》《答祝芷塘同年书》等书信。
交友多是李调元交游的显著特点，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李调元与袁枚的关系非同一般。二人虽从未谋面，但心心相印，情谊深厚，彼此引为知音。袁枚称李调元为“生前知己，古未有也”[4]，赞李调元“《童山》集著山中业，《函海》书为海内宗”[5]。而李调元对袁枚更是“爱入骨髓”[6]，他刊刻了《袁诗选》，力推袁枚为当今诗坛盟主，云：“诗必富者而后工也，非富于学则万卷不破，非富于材则万象不该。记所谓多文以为富者，正谓此也。钱塘袁子才先生今代之富于诗者。”[7]显然，缘于彼此文华的相互欣赏，两人惺惺相惜，建立起忘年神交，友谊的深厚超越了一般的朋友之情。
袁枚年长李调元19岁，二人始终缘悭一面，直至1795年（笔者按，时袁枚八十岁，李调元六十二岁）[8]才始有书信往来。李调元托王心斋将《童山集》转呈袁枚，并附《寄袁子才先生书》。1796立春前五日袁枚接到书信，上元后四日覆函。李调元五月十四日接到袁枚回信后，十分兴奋，作诗――《得袁子才书奉寄二首》以志。不久，逢袁枚八十寿诞，李调元有贺寿诗《寄祝袁子才八十用尚书毕秋帆前韵兼以奉怀》四首。嘉庆三年戊午（1798），李调元刚接到袁枚的《奉和李雨村观察见寄原韵》的诗后就收到袁枚的讣告，作挽诗《哭袁子才前辈仍用前韵二首（并序）》，“前韵”即指《得袁子才书奉寄二首》所用韵。与诗坛才子袁枚有此深厚交往的清文人是不多见的，与袁枚有密切交往，后成为大诗人的，更是少有。李调元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大诗人。时人有将两人并称者，如余集云：“老前辈与随园老人，正如华、岳二峰，遥相对峙。风云变幻，两不可测。”[9]显见，李调元与袁枚的交往所带给其诗文创作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命题。
在众多好友中，李调元与祝德麟关系最密切，这也是李调元交游的重要特点。首先，从时间上看，二人交往长达32年，且中途基本没有中断。二人相识于1762年，李调元《童山自记》载：“而时与同习举业，则庚辰科海宁举人祝芷塘（德麟），年甫十六，来往尤密。”一个“尤”字突出了他与祝德麟的情感非比寻常。据现存文献可知，二人最后一次交往当在1794年，时李调元有回信《答祝芷塘同年书》。其次，在数量上，李、祝二人唱和赠答的诗歌明显多于其他诗人。《童山诗集》载28首，《悦亲楼诗集》中涉及李调元的诗歌也达10首之多。正因二人唱和频繁，时人有“跌宕风流祝小姐，飞扬跋扈李将军”[10]之谑。最后，从诗文内容看，他们在文字中所流露出的友情极为深厚。李调元与祝德麟相交的畅快之情，在二人诗作中不胜枚举，如“忆昔初识君，得朋良窃庆”（《读祝芷塘（德麟）诗稿》），“有诗呼共和，无语不相啁”（《奉和祝芷塘（德麟）移居四十韵》），“忆昨登瀛说两雄，头衔谬许武文同。君方醉似嵇中散，我亦狂如盖次公”（《芷塘有诗再迭前韵》）等。两人情感的深厚，还可从互勉之语中得到鲜明体现，如“九万里风安税驾，鹏程虽远与君期”（《三迭前韵》），“与君期”三字表达了李调元对这份友情坚守的决心。进入仕途后，因官职调动，二人宛如参商，故而李调元在诗《定远县寄峡甘督学祝芷塘同年，时主试闽中未回》中感慨：“踪迹与君元白似”，将他与祝比作“元白”，期望能像先贤一样拥有令人羡慕的友情。1794年，李调元收到祝德麟的书信，祝在信末云：“天涯海角，此生殆无相见之期，惟努力自爱，不宜。”[11]读罢此句，李调元深感悲痛，云：“末句恸人，读之不觉泪下，遂滴墨成诗。”[12]诗即《得同年侍御祝芷塘书却寄（并序）》。
李调元交游的另一大特征就是他与朝鲜使行文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与朝鲜著名文士柳琴、徐浩修、李书九、李德懋、朴齐家、柳得恭等都有诗文往来。现存他写给朝鲜文士的赠诗，有《几何柳公来访》《几何再访》《几何主人歌送弹素归国并寄贤侄冷C》《怀几何子》《七月初五立秋日奉寄几何主人》《奉题徐大人见一亭呈斧政》《寄题徐副使浩修见一亭二首（并序）（二首）》等。朝鲜文士写与他的赠诗有：柳琴寄赠李调元诗（今夕是何夕）、柳得恭《寄李雨村绵州闲居（三首）》、《寄赠李调元诗（腊月五日几何室）》、李德懋《读李雨村》《题云龙山人小影松下看书》《柳弹素馈李雨村所赠落花生》等。
李调元把以文会友的范围扩充到域外文人，这在当时的文士中是不多见的。对诗歌的执着爱好，朝鲜友人的热情、淳朴与清朝廷内多有倾轧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也使得李调元格外珍视这种友情，他将一些较为优秀的朝鲜文人诗作选入《雨村诗话》中，即为彼此间友谊深厚的又一明证。学界对李调元与朝鲜文士的交流研究成果颇多，在此不再赘述。
二、李调元文学交游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李调元的交游与其诗歌内容的关系
李调元的交游给其诗歌创作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其赠酬诗作的大量写作，用于传情言志，联络关系，而彼此间的唱酬又进一步加深了双方间的了解和情感的融合。李调元现存的赠酬诗有401首，无不是其以文会友、切磋诗艺的直接产物。广泛交游对其诗歌内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1.赠答诗歌的大量创作
赠答诗是古代社会交往的重要媒介，溢美之词往往会流于形式而缺乏真挚情感，李调元有一部分与交情较浅的各级官吏的赠答诗也不免于此种弊病。另有一部分诗歌是友谊的赞歌，充满了对朋友才华的钦慕，并无虚语。如李调元《得袁子才书奉寄二首（并序）》其二云：
子才真是今才子，天赐江淹笔一枝。要与江河同不废，独开今古别成奇。诗名不让少陵占，游屣惟应宗炳知。天下传人当首屈，不知附骥更为谁。[13]
认为袁枚诗才堪比江淹、杜甫、生活情趣与宗炳相通，是继往开来的诗家传人。自己与其交往，当有附骥之荣。对袁枚的赞赏确是发自肺腑的，这可在他写给余集的书信中找到佐证，有云：“简斋先生，学既渊博，才又绝伦。自康熙己未鸿博王渔洋、朱竹而后，殆无其比。余尝有诗寄袁云：‘子才真是今才子，天赐江淹笔一枝’，非虚语也。”[14]“非虚语也”，特别强调指出《得袁子才书奉寄二首（并序）》是由衷之作，并非泛泛应酬之诗，对袁枚的赞美是情感真实流露，殆非谀颂之词。
2.唱和之作的大量创作
这些和韵诗在李调元与朋友赠答的诗中所占比重也是最大的，如《童山诗集》中提及姚鼐的诗6首，其中和韵诗5首；涉及程鱼门的诗10首，其中和韵诗6首；为赵翼而作的诗6首，和韵诗占3首。李调元常在和诗之后附上原作，如《和程鱼门索余所刻函海原韵（附原作）》《程鱼门以诗乞余所编全五代诗依韵奉答兼索异书（附原作）》《和桐城姚姬传鼐太史见寄原韵并附寄祝芷塘袁香亭两同年诗（附原作）》等。这些附作是非常有价值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童山诗集》中的附作可能是初稿，经过与原作者诗集中的诗歌对比之后，会发现一些字词上的变化，借此我们可以了解这些人的诗学审美标准，以印证或补充他们的诗学观。其中最明显的是姚鼐诗歌的变动，他三首诗歌的原作分别题为《寄李雨村（调元）》[15]、《怀祝芷塘》[16]、《寄袁香亭》[17]，在措辞上皆有改动；二是补遗，如所附载的程鱼门的原作就不见于《勉行堂诗集》。
3.传达与异域友人交往的真实内容
李调元在京师居留期间，曾结交一大批朝鲜王朝的使行文人，如柳琴、徐浩修、李书九、李德懋、朴齐家、柳得恭等。他与这些异域文士诗书往复频繁，且结下了深厚的学谊。彼此间有大量的酬诗，仅就李调元创作的诗歌而言，有《几何柳公来访》《几何再访》《怀几何子》《几何主人歌送弹素归国并寄贤├溻帧贰洞卧霞睦罹尖郑ㄋ氖祝》《和寄朴楚亭》《和寄席帽山人（二首））》、[18]《奉题徐大人见一亭呈斧政》、[19]李调元和柳得恭《恭呈家叔父游燕》六首等。
从这些诗题本身就可见他们的交往内容。以几何公柳琴为例，柳琴曾至少两次拜访李调元。即将归国之际，李调元和诗相赠。柳琴归国后，李调元又有诗寄怀。诗句本身又更为详实地记录了交往的具体情形。《几何再访（二首）》云：
天寒风劲扑窗纱，佳客论心细煮茶。日暮归怀留不得，惟将明月托天涯。
笔谈字字沁人心，鸭绿江无此意深。别后故人如见忆，雁书应有自鸡林。
这些诗作传达出的交往细节有：结交柳琴的时间是在天寒之际，交流的内容为“论心细煮茶”，交流的媒介主要是通过笔谈，交流后的感受是“才喜相逢恨相别”， “笔谈字字沁人心”，一种得佳士畅谈后的快意之感溢于言表，故而也就有了别后鸿雁频传的期待。
李调元写给异域友人的诗还多有己注，直接点出诗歌创作的真实用意和交往事实等，如李调元《和寄席帽山人（三首）》诗注云：（诗一）“右酬《}东皇华集》”，（诗二）“右酬《题松下小照》”，（诗三）“右酬《题醒园》”，[20]此所反映出彼此间交往的基本事实有：席帽山人李书九曾经就李调元撰《东皇华集》题写过论诗；他也为李调元的画像题写过诗歌；也为李调元的居所醒园题写过赞词。出于对李书九赠诗的肯定，李调元故也创作了和诗回赠。又如，李调元《次韵寄李炯庵（四首）》诗注云：（诗一）“右题《见题小照》”，（诗二）“右题与弹素约贱辰之会”，（诗三）“右题《见题皇华集》”，（诗四）“右题《青庄馆集》”，[21]所呈现出的交往情况有：炯庵李德懋曾为李调元画像题写诗句；他曾阅读过李调元记写与朝鲜柳琴相会的诗歌，而创作有感慨之作；他阅读过《东皇华集》，并写有评论之诗；李调元阅读了李德懋撰《青庄馆集》，并写有论诗诗等。
（二）李调元交游对其诗歌体裁的影响
李调元的交游不仅给其诗歌内容的抒写带来了较大影响，而且对其诗歌体裁的选择也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
1.七律是李调元唱和诗作中最常用的诗体
李调元在与朋友唱和中常用七律。诗人赠酬诗喜用七律，其原因在于此种诗体具有庄重典雅的优势，适合用于社交场合。如清人吴乔指出：“七律齐整谐和，长短适中，最宜人事之用，故自唐至明作者愈盛。初唐用以应酬，亦是大人事也。”[22]正是由于七律这种诗体在交际场合极为适用，李调元在与友人交往中创作了约203首赠酬七律，如《奉和祝芷塘（德麟）移居接叶亭诗（并序）》《和同年比部姚姬传见访问元韵》《得袁子才书奉寄二首》《哭袁子才前辈仍用前韵二首（并序）》等。显然，文人间的雅集以及对典雅情趣的追求对李调元选用七律诗体创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使用七律格式可以充分展示其诗歌创作才华。七律较其它近体诗而言，较为难写。清人沈德潜在《说诗语》中云：“七言律，平叙易于径遂，雕铡失之佻巧，比五言为尤难。贵属对稳，贵遣事切，贵捶字老，贵结响高，而总归于血脉动荡，首尾浑成。”[23]七律虽然难写，但也给李调元提供了在交游创作中展露自己诗才的绝好空间。他与友人间诗文唱和，固有会友之目的，但炫才心理亦不容忽视。如李调元任翰林院庶吉士时，与祝德麟相互唱和，《奉和祝芷塘（德麟）移居四十韵》《奉和祝芷塘（德麟）移居接叶亭诗（并序）》《芷塘有诗再迭前韵》《三迭前韵》《四迭前韵》等，多次就同一主体而往复唱和，其以诗较艺的意图相当明显。另外，祝德麟《同年雨村调元谬题拙稿六百言，即用其韵奉答》诗注有云：“君有和余移居诗，凡八叠韵，挥扫一日而毕。”[24]六百言之诗，李调元挥扫一日而毕，其在唱和活动中展示诗才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
李调元是有着极高的诗学才能的，赵翼在《上雨村观察书》中指出：“然足下动笔千言，如万斛泉，不择地涌出”，足见李调元才思敏捷。袁枚也曾赞扬他“才豪力猛”，在《奉和李雨村观察见寄原韵》中又认为他：“西蜀多才今第一”。在交游过程中，李调元娴熟地运用七律这一诗体，穷力而追新，使得自身的诗歌天赋得到了较为完美的展现。
2.五古也是李调元用于抒发与友人间情感的主要诗体
在李调元与交游有关的诗作中，五古诗体的大量采用，是一个突出现象。他共创作这种体裁的诗歌220首。李调元喜采用这种诗体用于各种交往场合，与五古本身的体制特点密切相关。五古虽不如七律那样正式，但更为亲切质朴，刘熙载在《艺概》就云：“五言质，七言文；五言亲，七言尊。几见田家诗而多作七言者乎？几见骨肉间而多作七言者乎？”[25]加之五古在韵律上更为自由，能够较好地抒发缠绵不尽的友情，因此在赠答时颇受文人青睐。李调元许多赠答唱和诗歌采用五古的形式，原因正在于此，如己丑年（1769）李调元作《忆编修祝芷塘（德麟）》。
由上可知，李调元的交游影响着他诗歌形式的选择。在赠答唱和，抒发离情别绪时诗人偏爱七律和五古，这些诗歌的情感都是十分真挚的。同时在宴饮等应酬场合诗人创作了一些价值并不高的唱和之作，但这是他生命的真实组成部分，无可厚非。
（基金项目：本文所属于科研项目“2016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6SJD70028]。）
注释：
[1]李调元著：《童山自记》，赖安海撰：《李调元文化研究述论（附清童山自记）》，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
[2][3][清]李调元：《读祝德麟诗稿》，《童山诗集》（卷八），1936年版，第87页。
[4][清]袁枚撰：《随园诗话・补遗》（卷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01页。
[5][清]袁枚：《奉和李雨村观察见寄原韵》，[清]李调元：《童山诗集》（卷三十四），1982年版，第470页。
[6][清]袁枚撰：《随园诗话・补遗》（卷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01页。
[7][清]李调元：《袁诗选序》，《童山文集》（卷五），1936年版，第61页。
[8]李调元：《寄袁子才先生书》，[清]李调元：《童山文集》（卷十）云：“先生今年八十八，调今六十六，老皆至矣。书从今日去，未知何日回也。”应为误笔。此年为乙卯年（1795），实际上袁枚八十岁，李调元六十二岁（注：虚岁）。
[9][清]李调元：《答余秋室侍讲书》，《童山文集》（卷十），1936年版，第122页。
[10][清]李调元：《淡墨录》（卷十五），“翰林改御史”条，第220页。
[11][清]李调元：《雨村诗话校正》，2006年版，第308页。
[12][清]李调元：《雨村诗话校正》，2006年版，第308页。《童山诗集》卷三十三《得同年侍御祝芷塘书却寄（并序）》诗云：“一函书自浙东来，喜极须臾变作哀。君尚在耶鳞竟犯，我虽生也背如鲐。老来那有三鱼梦，天下争传一鹗回。倘念将军顽似故，松江莫惜寄鲈腮。”《雨村诗话》亦载此诗，但略有不同：“我虽生也背如鲐”作“轻人知重亦有玉”；“三鱼梦”作“三鲜梦”；“顽似故”作“仍似故”。詹杭伦先生在“轻人知重亦有玉”句后出注“此句续本空缺。万本、蔚本‘玉’字亦不押韵，姑录于此待考。”
[13][清]李调元：《童山诗集》（卷三十四），1936年版，第469页。
[14][清]李调元：《答余秋室侍讲书》，《童山文集》（卷十），1936年版，第121页。
[15][清]姚鼐著，刘季高点校：《惜抱轩诗文集》（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02页。
[16][清]姚鼐著，刘季高点校：《惜抱轩诗文集》（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91页。
[17][清]姚鼐著，刘季高点校：《惜抱轩诗文集》（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98页。
[18]柳得恭撰：《并世录》（卷一），朴基中主编：《燕行录全集》（第60册），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版，第82页至90页。
[19]李汉福编：《同文神交》，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
[20]柳得恭：《并世集》（卷一），第90页。
[21]柳得恭：《并世集》（卷一），第86页，87页。
[22][清]吴乔著：《围炉诗话》（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本，1983年版，第595页。
[23][清]沈德潜等撰：《原诗・一瓢诗话・说诗语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24][清]祝德麟撰，《悦亲楼诗集》（卷三），清嘉庆二年姑苏刻本。
[25][清]刘熙载著，袁津琥校正：《中国文学研究典籍选刊・艺概・诗概》，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35页。
参考文献：
[1][清]李调元.童山诗集（《丛书集成初编》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清]李调元.童山诗集（《丛书集成初编》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清]袁枚撰.随园诗话・补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4]刘季高点校，[清]姚鼐著.惜抱轩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5][清]吴乔著.围炉诗话（《清诗话续编》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清]沈德潜等撰.原诗・一瓢诗话・说诗语笺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7][清]祝德麟撰.悦亲楼诗集[M].清嘉庆二年姑苏刻本.
[8]詹杭伦.李调元学谱[M].成都：天地出版社，1997.
[9]湛之点校，[清]李调元撰.淡墨录[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10]詹杭伦，沈时蓉校正，[清]李调元撰.雨村诗话校正[M].成都：巴蜀出版社，2006.
[11]袁津琥校正，[清]刘熙载著.中国文学研究典籍选刊・艺概・诗概[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2][韩]李汉福.同文神交[M].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
高适的赠别诗范文4
关键词：“陇首”意象；南朝边塞诗；文学想象；意象塑构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1?0196?05
“陇首”由早期的地理方位，后形成文学意象而进入诗歌主题，除了汉代以来文人创作的推动外，《陇头曲》由民歌系统进入横吹曲系统的过程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南朝诗人虽然多数没有到过陇首一带，但诗歌中常出现“陇首”意象，除了边塞诗外，赠答、征戍、闺怨等主题中，也多涉及“陇首”意象，这一现象的产生，是出于南朝诗人对北方地名的想象性构建，以及历史典故的习用。这种作法虽然受到当时如颜之推等人的反对，但从文学的虚构性，以及以情感表达为主的角度看，是一种进步而非落后。学界已对“陇首”意象的文学意蕴进行了系统研究[1]（140?143），本文拟从其生成及塑构方面进行讨论。
一、“陇首”意象的文学生成及其悲凉特质
陇首即陇山，又称陇头、陇坻、陇阪，因其地理位置较特殊，西临羌胡，东临长安，处于关中与西域沟通的要塞，故素有“陇右门户，关西要隘”之称。班固《西都赋》介绍关中一带地理方位称：“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2]（5?6）赋中称陇首一带地势险要，且是泾水、渭水分流之地。
陇山即今甘肃东部的六盘山，山势呈南北走向，南北分别为大陇山、小陇山。大陇山即陇首山，小陇山又称陇坻，《十道山川考》载：“秦州陇城县有大陇山，亦曰陇首山。清水县小陇山，亦名陇坻，又名分水岭。”南北朝时期的诗文中，经常将两者混淆，实际两者在地理位置上尚有一定差别。
北部陇山山顶在左右各分两条水路，自西向东南方向为泾水源头，自东向西南方向为瓦亭川，《水经注》卷十七“渭水”条：“陇水出陇山，一西流，经瓦亭南，一东南流，历瓦亭北，二水合流，为瓦亭川。”瓦亭川在天水郡汇入渭水，《太平御览》引《周地图记》：“其（陇山）上有悬溜，吐于山中，为澄潭，名曰万石潭，流溢散下，皆注于渭。”[3]（243）又《明史》卷42《地理志三》载：“（秦）州北。东有大陇山。又东北有瓦亭山，所谓西瓦亭也。城南有渭水。又西有陇水，瓦亭川自东北流合焉。”因此，陇首山上的两条水路，被视作泾渭分流的起始段。
陇首山为关中与陇西的门户，由关中入秦州必翻越陇首山。辛氏《三秦记》载：“陇坻其坂九回，不知高几里，欲上者七日乃越。高处可容百余家，下处数十万户。上有清水四注。俗歌日：‘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去长安千里，望秦川如带。又关中人上陇者，还望故乡，悲思而歌，则有绝死者。”[4]（83）《三秦记》所记录者乃汉代情况，其交代了陇山地势之险峻，并且将汉代人翻越陇山的心理感受，以民歌的形式记录下来。该民歌是文献中最早记录的关于陇首的歌诗作品。
民歌形成以后，汉代文人开始将陇首作为意象初步运用于诗歌之中，张衡《四思诗》：“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2]（1357）将陇阪与离别之思相联系，且以“侧身西望涕沾裳”一句，丰富了民歌中“遥望秦川，心肝断绝”所表现的内涵，颇具文人气息。古诗《胡笳十八拍》也将“陇头流水，鸣声幽咽”一句进行了丰富的扩展：“冰霜凛凛兮身苦寒，饥对肉酪兮不能餐。夜闻陇水兮声呜咽，朝见长城兮路沓漫。追思往日兮行李难，六拍悲兮欲罢弹。”[5]（202）说明此时，文人对陇头意象的运用虽然尚未形成自觉，只是在民歌《陇头歌》基础上，进行了部分的文人化改造，但已经显示“陇首”作为文学意象初步形成的萌芽。
“陇首”意象得以进一步进入文学视野，乃是通过音乐的辅助。随着关中人出陇现象的频繁，以及胡乐的传入，“陇首”渐渐演变成为乐府曲目，进入到横吹曲系统当中。
汉代横吹曲的流传，据崔豹《古今注》：“横吹，胡乐也。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进《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军。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俱存见世，用《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覃子》《赤之阳》《望行人》十 曲。”[6]（309）《陇头》是流传至魏晋的十曲之一。汉横吹曲《陇头》的歌辞，保留在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五《梁鼓角横曲》当中，其辞为三曲四解：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6]（371）。
其中第三曲与《三秦记》所记载的民歌相符，说明此三曲为汉横吹曲无疑。但是《乐府诗集》卷二十五“梁鼓角横吹曲”中，又有《陇头流水》，《古今乐录》称：“梁鼓角横吹曲有《企喻》《琅琊王》《钜鹿公主》《紫骝马》《黄淡思》《地驱乐》《雀劳利》《慕容垂》《陇头流水》等歌三十六曲。二十五曲有歌有声，十一曲有歌。”[6]（362）《陇头流水》与汉横吹曲略有不同，其歌三曲，曲四解：
陇头流水，流离西下。含吾一身，飘然旷野。
西上陇阪，半肠九回。山高谷深，不觉脚酸。
手攀弱枝，足弱泥[6]（368）。
两者有重合的曲辞，又有相异的部分，这种情况的产生，疑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梁鼓角横吹曲”中的《陇头流水》，是在汉横吹曲《陇头》的基础上，对个别歌辞做了修改。一种是“梁鼓角横吹曲”完全沿用了汉横吹曲《陇头》的曲辞曲调。因此《古今乐录》才说“乐府有此歌曲，解多于此”[6]（368）。是汉乐府旧有此曲之意。正因为“梁鼓角横吹曲”沿用了“汉横吹曲”，因此《陇头》才与《陇头流水》同时列入“梁鼓角横吹曲”当中。
另外，《太平御览》引《周地图记》：“东人西役，升此而顾，莫不悲思，其歌云：陇头泉水，流离西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远望，涕零双堕。是此山也。”[3]（243）此又是一种版本的《陇头歌》，仅有部分歌辞与上引不同。大约汉横吹曲《陇头》的四言歌辞，有多解流传于世。这也符合《古今乐录》所说的“解多于此”的说法。
作为乐府的《陇头》能够从汉代一直传唱到梁代，直到陈智匠《古今乐录》仍有记录，说明该曲辞曲调具有强烈的感动人心之处。其实，无论是汉横吹曲《陇头》，还是“梁鼓角横吹曲”《陇头流水》，都是以淋漓表达离别之哀伤为主要情调的，其情感特质以悲凉为主。
这一特征的形成有如下几方面原因：其一，从地理方位上看，陇山处于关中与西域的屏障，其东部的关中平原，土地肥沃，都城俨然，其西部多荒凉大漠，人烟稀少。由东向西的行程，恰有被流放之意。其二，陇山往西为西戎、羌胡活动范围，“陇坻之隘，隔阂华戎”，出关多与征战镇戍之事相关，所谓“陇西四战地，羽檄岁时闻”，战争意味着时刻被死亡、离别等未知的恐惧萦绕。其三，陇山上的陇水，四面流注，一则喻人的东西流离，一则其流水之声恰如人分别时之哭泣，触景生情，不免生发悲凉心境。
陇首意象悲凉情调的形成，还与横吹曲的音乐演奏特点相关。作为横吹曲目，《陇头》曲的演奏乐器主要以羌笛和胡笳为主。虞羲《咏霍将军北伐》：“胡笳关下思，羌笛陇头鸣。”李善注曰：“李陵书曰：胡笳互动。沈约《宋书》有《胡汉旧筝笛录》，有曲不记所出。《长笛赋》曰：近世双笛从羌起。”[2]（1014）因为羌笛、胡笳皆出于陇西，因此羌笛、胡笳等乐器经常“陇首”意象同时出现。如薛道衡《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羌笛陇头吟，胡舞龟兹曲。”庾信《经陈思王墓诗》：“陇水哀葭曲，渔阳惨鼓声。”张正见《度关山》：“寒陇胡笳沁，空林汉鼓鸣。”
羌笛的音乐特色，以悲为主。贺彻《赋得长笛吐清气诗》：“胡关氛雾侵，羌笛吐清音。韵切山阳曲，声悲陇上吟。”清音的特点是清长悠远，有悲凉之气。羌笛的另一种变形乐器――“篪”，也可演奏出“陇首”的悲凉声调。《洛阳伽蓝记》载：河间王琛“有婢朝云，善吹篪，能为《团扇歌》、陇上声。琛为秦州刺史，诸羌外叛，屡讨之不降。琛令朝云假为贫妪吹篪而乞，诸羌闻之，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也。’即相率归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篪。’”[7]（179）篪是一种以竹制成的有孔乐器，其形制与笛类似。从这条材料中可以看出，“陇头吟”与“陇上声”并非是一个固定曲目，而是一种以悲凉为主要特点的曲调，这种曲调的最佳效果是以笛和笳演奏为主。
实际上，形成“陇首”悲凉意象的原因，正是“陇首”意象所表达离别、征戍、从军的主题。南朝人的边塞诗，在发挥“陇首”意象的这些主题之外，还生发出了多方面的意义，丰富了“陇首”意象的内涵。体现了一种文学意象由生成，到被文人发挥改造，乃至重新塑构成为文学创作经典范例的独特现象。
二、南朝诗歌对“陇首”意象的塑构
南朝诗歌中的“陇首”意象主要出现在边塞诗中，因为“陇首”一带的地理位置与边塞的关系密切。但是由于“陇首”意象内涵的丰富性，许多赠别诗、征戍诗、从军诗乃至闺怨诗中，也多喜欢运用“陇首”意象。
南朝的乐府系统中，一直存在汉横吹曲《陇头歌》，所以，文人的拟乐府创作中，以“陇头”“陇水”为题的为数不少。其中尤以梁、陈两代居多，有如下数人拟作：萧绎《陇头水》1首；刘孝威《陇头水》1首；萧子晖《陇头水》1首；顾野王《陇头水》1首；谢燮《陇头水》1首；车《陇头水》1首；江总《陇头水》2首；张正见《陇头水》2首；陈叔宝《陇头》1首、《陇头水》2首；徐陵《陇头水》2首。计15首。
南朝人的拟乐府《陇头》或《陇头水》中，自然以表现“陇首”为主题。但在其他类型诗歌中，“陇首”作为意象的出现更为频繁。如果对拟乐府以及其他类型的诗歌中对于“陇首”意象的运用现象，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归纳，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陇首”意象多用在征戍主题的表达上。上文提到陇首的特殊地理位置，是面向西部羌胡、匈奴，或通称西戎的少数民族的屏障，为了拱卫关中地区的安全，陇西一带经常要有关中地区提供经济、军事上的支持。向陇西输入人员，是国家常备的军事举措。汉武帝时期就曾多次巡游陇首山，表示出对陇山军事地位的重视。
面向陇西的征戍行役，一方面充满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一方面充满对故乡的眷恋之情，这两种情感交织在一起，遂使“山东人行役升此而瞻顾者，莫不悲思”。南朝士人的征戍诗中，就将这两种情感通过“陇首”意象籍以表达。如萧衍《古意诗二首》：“既悲征役久，偏伤垅上儿。”萧绎《陇头水》：“衔悲别陇头，关路漫悠悠。故乡迷远近，征人分去留。”车《陇头水》：“陇头征人囗，陇水流声咽。”沈约《有所思》：“西征登陇首，东望不见家。”谢燮《陇头水》：“陇坂望咸阳，征人惨思肠。”庾信《出自蓟北门行》：“蓟门还北望，役役尽伤情。关山连汉月，陇水向秦城。”《拟咏怀二十七》：“燕客思辽水，秦人望陇头。”征戍之悲思情调通过“陇首”意象，得以突出强调。
陇首意象出现在征戍行役题材中，是其最初本义的延续，可以看做是对汉横吹曲《陇头》，以及梁鼓角横吹曲《陇头流水》内涵的延伸。其所表达的是征戍行役过程中的艰辛劳顿，对未知世界的困惑迷惘，以及对家乡的眷恋缱绻之情。
其二，“陇首”意象多与赠别相联系。南朝梁陈以后，“陇首”意象在赠别诗中出现的频次增多，渐渐成为诗人较为常用的意象。赠别诗中“陇首”意象的运用，实际上是在征戍行役基础上的延伸，不过更加扩大其适用范围而已。如江淹《古意报袁功曹诗》：“从军山陇北，长望阴山云。”王褒《赠周处士诗》：“云生陇坻黑，桑疏蓟北寒。”潘徽《赠北使诗》：“回旌逗陇左，返轴指河源。”徐陵《别毛永嘉诗》：“徒劳脱宝剑，空挂陇头枝。” 庾肩吾《新林送刘之遴诗》：“常山喜临岱，陇头悲望秦。”何胥《被使出关诗》：“出关登陇坂，回首望秦川。”江总《别袁昌州诗二首》：“河梁望陇头，分手路悠悠。”《同庾信答林法师诗》：“塞云凝不解，陇水冻无声。君看日远近，为忖长安城。”周弘正《陇头送征客诗》：“朝霜侵汉草，流沙度陇飞。一闻流水曲，行住两沾衣。”这些作品的出现，逐渐使“陇头”成为离别赠诗中必然涉及的主要意象。
在梁代诗人柳恽与吴均两人的赠答诗中，“陇首”意象的运用更加自然、纯熟。柳恽《赠吴均诗三首》：“始信陇雪轻，渐觉寒云卷。”《赠吴均诗二首》：“秋风度关陇，楚客奏归音。”吴均《与柳恽相赠答诗六首》其一：“书织回文锦，无因寄陇头。”其二：“蹀叠黄河浪，嘶喝陇头蝉。”《答柳恽诗》：“清晨发陇西，日暮飞狐谷。”在北朝后期诗人少数的赠答中，也多将“陇首”意象运用其中，如杨素《赠薛内史诗》：“汉阳隔陇吟，南浦达桂林。”薛道衡《出塞二首和杨素》：“尘沙塞下暗，风月陇头寒。”其作为意象的运用，已不分南北，广泛进入文人视野。
因为陇头有东西流水的分离，故有歧路离别之意，因此，送别诗中，多将陇头作为背景意象，用来烘托离别时悲凉的气氛。此时的陇首，已经成为诗中日用而不知的习以为常的意象，这是陇首意象进一步融入诗歌内涵的表现。
其三，产生了大量以“陇首”意象为主的次生意象。如果说“陇头”是一个较大意象范畴的话，那么“陇头水”就是相对小一些的范畴，陇头上的风物景色，则是更小的范畴，这些内容渐次进入诗歌，形成了“陇首”意象为中心的伴生意象。如陇云、陇月、陇风、陇树、陇日、陇雪、陇枝等等，这些意象因为有陇首作为基础，因此都添染上悲凉的色调。
单纯的陇首意象已经难以满足南朝诗人日益丰富的诗歌表达需求，在南朝诗人眼中，陇头之上所存在的不仅是陇水了，即使最为常用的“陇水”意象，其中也还要带有流沙：“从军戍陇头，陇水带沙流。”（刘孝威《陇头水》）陇水的流动也不再幽咽潺缓，而是更加迅疾了：“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萧子晖《陇头水》）；“陇头流水急，流急行难渡”（张正见《陇头水二首》）；“陇头流水急，水急行难度”（徐陵《陇头水》）。
陇云、陇月、陇风、陇树、陇日、陇雪、陇枝等次生意象的出现，是南朝诗人对“陇首”意象的再创造，其中想象的成分更多更大。这些伴生意象的出现，标志着“陇首”作为文学意象已经完全融入南朝诗歌创作系统之中。
综上所述，“陇首”意象因为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内涵，因此被吸纳入各种诗歌主题之中，同时，各种诗歌在表现主题的同时，也重新朔造和构建了陇首意象，使得陇首意象的内涵更加丰富，意义更加明确，更符合诗歌表达的需要。
三、“陇首”与边塞诗的想象性构建
文学创作以想象为主，陆机《文赋》认为创作是将外物内化于己，进而行之笔端的过程：“情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这其实是在进行文学创作前，在头脑中进行想象性构建过程。南朝诗人在构建边塞诗系统时，充分发挥想象力，将历史与现实融汇在文学想象之中，形成独特的亦真亦幻，亦虚亦实的表现手法。
南朝士人多数没有到过边塞地带，尤其是隶属于北魏的秦州一带，更是绝少有机会到达。加之边境地带的人员往来管理十分严格，《高僧传》中记载的许多关中僧人，在南下过程中都曾经历了艰难的险阻。因此南朝人对边塞地区景物的描述，多出于想象以及史籍中的记载，甚至于道听途说的传闻。
南朝诗人中仅吴均有过从军经历，到过真正的边疆八公山一带，但严格来讲，八公山位于淮河南岸，其风物景色与陇首的一带环境完全相同。然而吴均却常将“陇首”意象用于边塞诗中，如《从军行》：“怀戈发陇坻，乘冻至辽川。”《别鹤》：“单栖孟津水，惊唳陇头山。”《酬郭临丞诗》：“白日辽川暗，黄尘陇坻惊。”在吴均这里，“陇首”已经远远超出其地理涵义，而只是作为文学意象，起到烘托气氛的作用。这与后来边塞诗中常出现的“关山”、“辽水”、“蓟北”、“燕山”等意象属于同一性质。现实中诗人是否到过诗中所提到的地理位置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意象能够为读者提供极大的想象空间。
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到：“‘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在时人看来，陇首已经成为习见之意象，并无典故依据，是单纯的自然风物的描述。如何胥《被使出关诗》：“出关登陇坂，回首望秦川。绛水通西晋，机桥指北燕。”运用赋法的铺陈，将意象进行简单的罗列排比，其意象的本义已被抽离，所剩下的只是意象提供的引申义。
又如陆凯《赠范晔诗》：“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范晔所在之地为长安，《荆州记》曰：“陆凯与范晔交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5]（1024）可见，陇头的内涵已经扩展出其实际地理范围以外，凡与征戍、行役、离别相关之人，皆可以“陇头人”指代。陇头作为文学意象，已经远远超出其作为地理方位的价值。这种做法在南朝边塞诗中运用得极为广泛。
由南入北的颜之推对于南朝诗歌此种现象提出了批评，《颜氏家训・勉学》：
谈说制文，援引古昔，必须眼学，勿信耳受。江南闾里间，士大夫或不学问，羞为鄙朴，道听途说，强事饰辞：呼征质为周、郑，谓霍乱为博陆，上荆州必称陕西，下扬都言去海郡，言食则口，道钱则孔方，问移则楚丘，论婚则宴尔，及王则无不仲宣，语刘则无不公干。凡有一二百件，传相祖述，寻问莫知原由，施安时复失所。庄生有乘时鹊起之说，故谢诗曰：“鹊起登吴台。”吾有一亲表，作《七夕》诗云：“今夜吴台鹊，亦共往填河。”《罗浮山记》云：“望平地，树如荠。”故戴诗云：“长安树如荠。”又邺下有一人《咏树》诗云：“遥望长安荠。”又尝见谓矜诞为夸毗，呼高年为富有春秋，皆耳学之过也。
又《颜氏家训・文章》：
文章地理，必须惬当。梁简文《雁门大守行》乃云：“鹅军攻日逐巾，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肖子晖《陇头水》云：“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注徂黄龙，东流会白马。”此亦明珠之颠时，美玉之瑕，宜慎之。
从《勉学》篇所引用的例子来看，南朝诗歌不仅在地理方位的描述上不去较真，在其他典故运用上，也比较混乱。在颜之推看来，文学想象一定要有现实依据，且要以切身经历作为支撑，“上荆州必称陕西，下扬都言去海郡”的做法是颜之推极为不齿的，而这正是南朝边塞诗意象运用的主要方式。针对南朝诗人意象运用的随意性，他又提出“文章地理，必须惬当”的标准，要求诗歌中的地名，符合实际的地理方位。其所举肖子晖《陇头水》的例子，充分说明南朝诗人在塑构北方地理意象时，发挥了极大的想象空间。颜之推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其原因是“出于耳学”“道听途说”，以及一人运用则百人跟风的创作氛围。
实际上，颜之推站在儒学立场，对文学的批评有其局限之处。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诗歌并非历史的记录，亦非严密的考证，而是以表达情感为主，适当的虚构在文学作品中的存在是合情合理的，过分强调意象的真实性，往往会损害诗歌的艺术魅力。紧紧抓住这一问题进行批评，也会遮蔽南朝诗歌在意象塑构，以及诗歌想象方面的贡献。需知正是由于南朝诗人对于北地“陇首”等意象大胆的想象性构建，才使得边塞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意象群，诗人情感的表达深度，才不会因为意象的坐实而受到削弱。
在唐代以后的边塞诗创作中，这些意象群的运用便极为常见。唐以后诗歌，突出强调意境的营构，追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空灵之美，意象的运用需要以营造意境为前提，因此，颜之推所说的“文章地理，必须惬当”的因素，越来越被被放到次要地位，这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 王晓玲. 汉魏六朝诗文中的“陇首”意象及其文学意蕴[J]. 中南大学学报， 2012（2）： 140?143.
[2] 萧统. 文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3] 李， 等. 太平御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4] 刘庆柱. 三秦记辑注； 关中记辑注[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6.
高适的赠别诗范文5
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祖籍浙江归安，生于四川垫江。清朝末科秀才，后就读于重庆府中学和上海中国公学。1908年留学日本，为学习制造炸药，进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应用化学。1909年加入同盟会，任四川分会会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总统府秘书处总务组秘书，同在这一组的还有吴玉章、熊成章等人。孙中山解职后，任鸿隽对当时政坛风气颇感失望，弃政从学，赴美留学。先后进入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分获化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在美留学期间，任鸿隽联络一帮志同道合的好友发起创办《科学》月刊，该刊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影响最大的综合性科学刊物。后又成立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致力于科学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工作。任鸿隽长期担任中国科学社社长一职，在他与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科学社成为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产生最早、影响最大、覆盖面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科学团体，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1918年，任鸿隽学成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干事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协副主席等职。
任鸿隽与胡适的相识始于中国公学。胡适于1906年夏考入中国公学，编入最高一级的预科甲班。他的同学中四川人最多，讲着一口徽州方言的胡适认为四川话最清楚干净，接近普通话，他很快就学会了所谓的“四川普通话”，以至于胡适遇到的四川人竞问他“贵府是川东，是川南”。1907年初，胡适班上又来了一位四川同学，他就是任鸿隽。任鸿隽比胡适来得晚，且在校只一年，1908年初就负笈东瀛。在这一年里，两人结下了友谊。任鸿隽后来在回忆录《五十自述》与《前尘琐记》中均提到同班好友胡适，并与他有诗文相和。当时中国公学的同学会“竞业学会”办了一份报纸《竞业旬报》，从第一期开始，几乎每期都有胡适的作品。为此任鸿隽赠胡适一首小诗，其中有几句：“鼎铸奸如烛，台成债是诗。雕彤宁素志，歌哭感当时。”
1910年，胡适考取庚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船经日本横滨停靠，任鸿隽特地登船相见。1912年底，任鸿隽赴美留学，同样选择了康奈尔大学。任鸿隽后来有诗赠胡适，追忆往事：“秋云丽高天，横滨海如田，扣舷一握手，君往美利坚。我居神仙境，羡君登仙行。不谓复三年，见君绮色佳(康奈尔大学所在地，今多译为伊萨卡)。”12月1日，任鸿隽乘火车到达绮色佳城，胡适亲自到车站迎接，昔日同窗好友再次聚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胡适在这一天日记中记下：“十二时下山，至车站迎任叔永……多年旧雨，一旦相见于此，喜何可言。”
留学美国的交往
胡适留美学习时间为1910年至1917年，任鸿隽是1912年至1918年，他们两人均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过从甚密。在胡适《留学日记》中，记下了两人交往的诸多点滴。他们经常与好友杨杏佛、胡达、赵元任等人聚餐、出游，讨论身边事、国家事，书信及诗文往来频繁，“谈诗或煮茗，论时每扬眦”。胡适1913年12月23日日记写道：“在假期中，寂寞元可聊赖，任叔永、杨杏佛二君在余室，因共煮茶夜话，戏联句，成七古一首，亦殊有趣，极欢始散。”胡适在留美的最初两年，仅作诗两三首；而任鸿隽来后，四年中作诗达百余首。1917年6月即将回国的胡适深情写道：“因念吾数年来之文学的兴趣，多出于吾友之助。若无叔永、杏佛，定无《去国集》。若无叔永、觐庄(梅光迪)，定无《尝试集》。”胡适、任鸿隽两人性格均较温和，又长于诗文，性格既投缘，兼互相欣赏对方的才学，相交日久，相知越深。胡适曾有诗赠任鸿隽，认为在周围的留学生中，“我诗君文两无敌”。两人真可谓惺惺相惜。1915年夏天，胡适将由康奈尔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作长诗《将去绮色佳留别叔永》，回顾两人间的深厚友谊，表达即将离别时的不舍：“……往往论文忘晨昳，时复议政同哽咽。相知益深别更难，赠我新诗语真切。君期我作玛志尼，我祝君为倭斯袜。国事真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勉之勉之我友任，归来与君同僇力……”更叮嘱任鸿隽要经常保持联系：“此邦邮传疾无比，月月诗筒未应绝。”
留美期间，有两件事对日后胡适、任鸿隽两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关于白话文的争论，一是两人认识了一位新朋友——陈衡哲。
高适的赠别诗范文6
《别董大》写的季节：深秋。
《别董大二首》是唐代诗人高适的组诗作品。这两首诗是高适与董大久别重逢，经过短暂的聚会以后，又各奔他方的赠别之作。作品勾勒了送别时晦暗寒冷的愁人景色，表现了作者当时处在困顿不达的境遇之中，但没有因此沮丧、沉沦，既表露出作者对友人远行的依依惜别之情，也展现出作者豪迈豁达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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