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之都范文1
中国的自然水系多是由西向东流向，因此南北向的交通较难。自南北大运河一贯通，便将大半个中国变成了一个个“丰”字相连的版图。
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最长的一条人工河道。它北起北京，南至杭州，贯穿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长1794公里，分为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鲁北运河、中运河、里运河、江南运河七段，其中只有里运河（清江至扬州）、江南运河（镇江至杭州）流经长江流域。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大运河为发展南北交通，沟通南北之间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史称“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流金淌银的运河促成了沿岸城市的繁荣，自北京而下，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绍兴直至宁波，都如运河明珠，璀璨发光，折射着千年和缓沉积的水缘文明。
但从北京到杭州，从北到南的血脉相连并非是大运河的初始光景。可以说，北宋以前，中国并无“运河”之名。宋都开封，靠当时“漕运四河”以运粮，才有“运河”的简称。所以凡是由人力开凿或疏浚，并以漕运为主的人工河都可叫做运河。宋以前的各个朝代实际上都开凿或疏通过大小不同的运河，有的因为比较狭窄而名之为“沟”，如邗沟、鸿沟；有的因为比较宽广也呼之为“河”，如江南河、五丈河；有的因为出自人工，与自然河有异，所以称之为“渠”。但渠有两种，一种主供灌溉，如郑国渠、白渠；一种主供运输，如灵渠、漕渠。只有主供运输的“渠”才能被视为“运河”。而隋代开凿的从长安横起南下至杭州的三渠是运河最为光辉的篇章。
京杭大运河是一段水一段水地被无数隔世的劳力连接起来的，和北方那著名的长城一样。泥土和水的T字连接支撑起一个文明对安全和繁荣的梦想。大运河从公元前486年始疏凿，至公元1293年全线通航，前后共持续了1779年，在漫长的岁月里，它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兴修过程。
第一次是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末期。当时统治长江下游一带的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伐齐，争夺中原霸主的地位，调集民夫开挖自今扬州向东北，经射阳湖到淮安入淮河的运河（即今里运河），因途经邗城，故得名“邗沟”，全长170公里，把长江水引入淮河，成为大运河最早修建的一段。
第二次是在公元7世纪前后，隋朝统一全国后，建东都洛阳，为了控制江南广大地区，使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丰富物资运往长安、洛阳，隋文帝和隋炀帝相继开凿了大规模的运河，为以后的大运河勾勒了肌理。584年连接渭水与黄河的广通渠，605年连接洛阳和淮阴的通济渠，608年连接洛阳和涿郡的北向段永济渠，610年连接镇江和杭州的江南运河，同时对邗沟进行了改造。从此杭州成了一个迷人的终点符，成为一个江河湖海皆通的城市。
第三次是在十三世纪末元朝定都北京后，为了使南北相连，不再绕道洛阳，元朝花了10年时间，先后开挖了“济州河”和“会通河”，把天津至江苏清江之间的天然河道和湖泊连接起来，清江以南接邗沟和江南运河，直达杭州。而北京与天津之间，原有运河已废，又新修“通惠河”。这样，新的京杭大运河比绕道洛阳的大运河缩短了九百多公里。京杭大运河的面貌至此完备。
大运河的气运
隋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开始下江南。
大凡一个惊世伟业的建成和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及帝王的极端愿景有关。秦始皇的万里长城出于军事上的超凡想像，隋炀帝的大运河，特别是史传称他为下江南而沟通水源之举则更接近一种艺术性的迷狂行为。炀帝会诗词，且文采斐然，他随口一句“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大隋的百万子民便被奴役在了沟渠旁边。杨广早年以晋王身份镇守江都（即扬州），历时十年，他早习惯了十年一梦的富贵扬州，及至立为太子，北归长安，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江南。
隋炀帝生性好动，不喜安居，为晋王及太子时尚且不论，自即位至被杀，将近十四年中，他住在西京长安只有一年，住在东都洛阳仅仅三年，其他十年或北巡扬威，或西狩炫富，或东征耀武，或南游玩乐，舟车水陆，日不暇给。如果让他当一个旅行家，可能会留下一部题材丰富、文采可观的游记，只可惜父位子承，当了皇帝，随心所欲，无由监督，滥用民力，穷奢极欲，终至留下史上暴君的千古骂名。
史载大业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到同年八月，不过一百七十天时间（其间有闰七月），便完成了两千里的河道工程，速度惊人。这一来是因为全工程半属自然河，半浚旧河道，而非全面新开、新创。二是“督役严急，役丁死者十之四五”，甚至妇女也被抓去充役。开河竣工，做着大头梦的隋炀帝第一次下扬州在大业元年八月十五，从洛阳出发。他的排场几乎是把整个朝堂和内宫搬到了水上，李商隐有诗云：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
为了下江南，他把大隋朝折叠成了一条血泪之河。
他乘的龙舟分四层，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层有一百二十间房，皆用金玉装饰；下层是内侍的住处。皇后所乘名翔螭舟，制度较小，但装饰相同。随行浮景舟九艘，各三层，供作“水殿”之用。还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五楼、道场、玄坛等楼船，以及平底船数千艘。后宫、诸王、公主、僧尼、道士、蕃客及五品以上官员乘坐楼船，五品以下者乘坐平底船，内外百司供奉使用之物均用板船装载。拉船的都是壮丁，多到八万余人，都身穿锦袍，名为“殿脚”（犹如水殿的脚）。炀帝还从吴越一带征集五百名十五六岁的民间少女，称她们为“殿脚女”。这些少女到龙舟上拉纤，每条船有十根彩缆，每根彩缆用十名殿脚女，再加十只羊，让殿脚女同羊一起牵拉，拖动龙船。隋炀帝还在殿脚女中挖掘出了美人，供他享乐。当时，担心盛暑之下，殿脚女体力不支，翰林学士虞世基提出一个办法，沿河堤两岸栽种柳树。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树根扎入地下，可以保护河堤；第二，拉纤女子在树下行走，可以防止烈日暴晒；第三，拉纤的羊能以柳叶为食。炀帝听了十分高兴，诏令民间每献出一棵柳树，赏赐一匹生丝。结果隋堤上种满了柳树，炀帝还亲手栽种了一棵，并题字赐垂柳姓杨，改名杨柳。史书上也说到这十分气派的御制工程：（大运河）“水面阔四十步，……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洛阳）至江都，二千余里，树阴相交。”替炀帝的水殿龙舟压阵的是数千艘兵船，船上装载士兵和武器，由军士自行拉纤，不供夫役。水军之外，两岸还有骑兵相随护卫。舟船前后相衔两百余里，相当于从杭州排到余姚，水陆人员多达二十万人。但见水上彩舟如练，笙歌不息；陆上旌旗蔽日，人声鼎沸，声势之盛，旷古未有。所过州县，五百里官民都要给贵人献食，有的一献就是一百车，都是奇珍异馐。后宫妃嫔吃不了的，临行前，或扔或埋，一笑了之。这样的一路玩乐，从洛阳到江都，走了一个半月。
这一趟游玩在炀帝心中扎了根，五年后，610年，三月二日，春风和暖，炀帝趁开凿为东征高丽漕运粮食的永济渠之际，第二次南游。这次到扬州，他下令凿穿了江南河，为继续南下做准备。江南河从京口（镇江）挖到余杭（杭州），长八百余里，河广十余丈，沿途设置行宫和驿站。按炀帝的性子，到会稽之后，他必要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扬帆远行的，后人推断他是“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二下扬州之后，炀帝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四处都是反王，北方已无可留恋。隋炀帝第三次下扬州是为了避难，可惜他的“好头颈”就是在扬州失去的。
杨花飞去去何处，兴衰自古漫成悲。话说后来的清朝皇帝康熙和乾隆也通过运河下过江南，他们的龙船停在德胜坝前，排场不比隋炀帝小，却被后人传为佳话，原因是这两个皇帝南巡不止玩乐，重在统治。他们下江南，加强了对江南的控制和治理。这隋炀帝投资的大运河，最大的受惠者却是后世的王朝。一个为之死，一个为之生，一条运河关乎一个王朝的盛衰隆替。而一座城市，运河南端杭州，也因为南北漕运在江南地位日隆。
千里运河余杭止
如果说西湖是杭州的眉目，那么运河就是杭州的血脉，血脉充和则眉目灵秀。暗黑的运河哺育了杭州，明丽的西湖成就了杭州，杭州站在明暗之间，塑造着千年生息的影像。
运河在杭州境内30多公里的河道，由北向东贯穿余杭、拱墅、下城、江干四区。虽然今天运河杭州段的交通航运已不复昔日繁荣茂盛，但古运河在两岸留下数不清的驳岸、码头、船坞、桥梁、民居、仓库。在运河进城标志拱宸桥一带行走，烟水苍茫，船头桥上，见证着城市变迁的沧桑。
杭州之生存发展仰仗着大运河，有盛衰，但从未被中止。
唐代承袭并发展了隋朝给杭州所奠定的基业，“江南列郡，余杭为大”。五代时，钱王使杭州“富庶于东南”。北宋时，杭州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天下转漕，仰此一渠”的大运河保证了杭州的物流，据称，每年通过运河由江南运到开封的粮食，达到五百万至八百万石，其他金银布帛、香药、茶叶无数。当时杭州城内的茅山河、盐桥河、菜市河都直接或间接与大运河相通，成为沟通城内物资交流和保证城内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的交通渠道。
南宋定都杭州，杭州成为世界性的城市，一座以江河湖海接纳世界的大都会，当时有人给出过答案：“国家驻跸钱塘，纲运粮饷，仰给诸道，所系不轻。水运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镇江则入闸，经行运河，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盖甚便也。”据文献记载，南宋时菜市桥与大运河相通，是北方及杭嘉湖地区向都城临安运粮的通道，盐桥河则是运盐的通道。
元代以后，杭州城内外运河因年久失浚，商业一度跌落，虽曾两次大浚诸河，但浚而不深，河水仅深3尺，已不及宋代一半的深度，漕运能力随之递减。城南的商业萧条了，而货船麇集的北关拱墅一带，依旧有十里银湖墅的美称。运河船运的衰落，使杭州丧失了全国第一大都会的地位，不过，元代在大运河上设过水上驿站，通过这种水路驿道，杭州北可以直达大都，南可以直达泉州。
运河之都范文2
从西湖走到运河，就像一位闺阁女子来到了一位饱经风霜的沉默汉子身边。
运河与西湖的差别太大了。西湖宁静秀美，运河骚动活泼；西湖让你停下脚步，沉醉着，运河却让你奔跑起来，向往更远的地方；西湖有妩媚的四季景色，运河与千千万万人的生死相关，非常人间烟火。
杭州人民站在这里，面对的是一条怎么样的大运河?
这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最长的一条人工河，也曾是华夏民族的生命线，千百年来，就是这条河将无数的财富、希望和生死别离在中国的版图上进行南北向的流淌，千百年来，就是这条河维系着帝国王朝的兴盛和生存。
在水利史上，中国这一人造大运河可谓首屈一指。它贯通了东西向的五大河流：海河、黄河、准河、长江和钱塘江；靠船闸与这些河流有五次大交叉，这是大运河在水利技术上的伟大之处。同时，大运河在与湖泊相会时，都会另开一条河，河湖分开，以避开湖中的风浪。无需冒险，追求平静是运河文化的本源之意。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就是为了朝廷的货运。漕运是古运河上最重要的功能，虽然在秦朝就有了，但在唐朝开元之后，江南成了漕粮的主要来源，民间的商运和客运也因势而生，瓷器茶叶纸张纺织品等重要货物的著名品牌也因此广为扩展。唐朝李吉甫写道：“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因此，运河上投入运输的船只也有了专业分工。到明代，古运河上设置了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等11个钞关，其中杭州的大关桥是全国七大关口之一，1686年收税银达儿万两之多。到了清朝道光年间，关口一度扩充到二十四处，可见运河之上商运的繁荣。
京杭大运河直接影响着两岸的城市发展，看中国的版图，拿沿海城市与运河沿岸城市进行比较。北方海岸线的城市稀稀落落，东部海岸的城市寥若晨星，而京杭大运河沿岸的城市繁华而拥挤，大运河穿越中国两个最有活力的经济带(沿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和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和环渤海湾经济圈)。正是大运河的南北沟通，诞生和繁荣了沿岸这些大小城市。
杭州位于京杭大运河最南端，是大运河的起讫点。杭州因河而生、依河而建。大运河是杭州的生发之河、兴盛之河。如此一条纵贯古今的大运河，为何独厚杭州?
杭州位于富甲天下的两浙中心，城内流经五条水脉，有淡妆浓抹总相宜、文人骚客千古绝唱的西湖，“虽无弱水三千，不是仙人不来”的天下词人圣地的西溪。还有十万军声半夜潮的钱塘江，历代伟人都要一睹奇观，咏潮言志；更有那“吾辈岂应徒醉饱，会倾东海洗中原”的东海。
因为“钱塘自古繁华”，当年杭州运河边物产丰富，大小粮仓云集，乃“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三吴都会、“商贾骈集。物价辐萃”的华贵之城，北新关流经的一年税收超过国家一年开采的白银，大运河是“半天下之财，悉经此路而进”的黄金水道，杭州也被称作“天下粮仓”和“丝绸之府”，南宋皇帝因此定都杭城。
千年运河也形成了杭州“运河水乡处处河，东西南北步步桥”的独特水乡风韵；运河两岸历代聚集而成的茶楼曲艺、百戏杂剧和运河水上的“欢歌渔唱”。如沙土般冲积在杭州北部；明清以来，运河一带的庙会盛极一时，龙舟盛会和运河灯会都是杭州民俗盛事。
如今，杭州运河综合保护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运河杭州段曾经式微的多种功能已经得到全面提升，一条更具时代特征、杭州特点、运河特色的景观河、文化河呈现在我们面前，成为展示杭州昨天、今天、明天的城市新地标一
“五水”贯通，所谓智者乐水，杭州成为了一座智者之城。
“还河于民”，全线打通运河两岸的绿色走廊。水清、岸绿、景美的运河又回到了杭州的怀抱。
沿着运河从拱墅区的拱宸桥一直走到江千区的城东桥，如同漫步于一条生态走廊，可以看到江南古镇、运河民居、明代拱桥，众多运河历史古迹明珠般镶嵌在两岸。
拱墅区区域展现的是古朴的古运河风韵，下城区区域是繁华似锦的现代运河风貌，而江千区的运河，代表着将来的运河，奔腾着与钱塘江交汇，风格大气。
运河之都范文3
关键词：隋唐大运河；文化遗产；历史价值；现实意义
运河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殷商时期，吴太伯率领吴地先民兴修水利，开凿短小的沟渠，史称太伯渎，这是目前所知我国历史上最早开凿的人工运河。此后的历史时期，统治者们或为防洪，或为灌溉，或为漕运，都利用自然河流在不同地域进行过运河的开凿。隋朝大运河是我国运河开凿的顶峰，耗时六年，通达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以洛阳为中心连接北京和杭州，成为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之后唐宋时期在隋大运河的基础上有所承接发展。元朝定都大都（北京）后，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弯取直，在山东境内和北京开凿了新的运河，由江苏淮安经宿迁、徐州直上山东抵达北京。运河虽大幅度东移，但依然连通北京和杭州，称为京杭大运河。可以看出，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是我国运河中的两大系统，隋唐大运河是根据历史特征而命名，京杭大运河是根据地理特征而命名，二者时间不同、地理方位不同。本文中所要探讨的是隋唐大运河。
一、隋唐大运河开凿的过程
隋文帝时期，为了向首都漕运粮食，于开皇四年（584年）开凿由大兴（今陕西西安）至潼关的运河，名广通渠，长三百余里。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同年，隋炀帝“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江”。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县”。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疏通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
隋朝所兴修的5条运河，除广通渠以外，其他4条运河可以相互衔接，基本上呈南北走势。它们又和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相连通，发挥了巨大的航运功能。唐朝以后，史学界就把唐朝沿用的隋朝的4条相连通的运河，统称为隋唐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分为两支，一为连接京城长安和洛阳至东北地区的永济渠，一为隋唐两京沟通东南部的通济渠、邗沟（又名山阳渎）和江南河。
二、隋唐大运河开凿的历史背景
隋朝初年，从经济方面来看，北方地区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连年战乱，大量人口南迁，粮食生产已经满足不了社会需要。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人饥。上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从官并淮见口赈给，不以官位为限”。与此同时，南方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隋唐以来，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日益突出，有“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之称。因此，打通江南通往中原的水道，解决南北粮运问题，就成了统治阶级的当务之急。
从政治方面来看，隋王朝的建立并不等于国家统一的全面完成，江南门阀士族阶级与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隋朝中央政权之间矛盾尖锐，斗争日益激烈。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新生政权，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军事控制，隋炀帝开凿东南方向的大运河就显得十分必要。
从军事方面来看，隋炀帝开凿永济渠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军事运输的需要，即为了沟通攻打辽东的两个水陆军事基地――东莱（今山东掖县）和涿郡（今北京）。
从隋炀帝个人来看，巡幸江南、游历各地，可能也是开凿运河的原因之一。
三、隋唐大运河开凿的意义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应将其置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其意义和价值。隋唐大运河对中国历史“功莫大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障了漕运的发展和兴盛
在中国古代大一统体制下，漕运是保证国家政策正常运行的有力工具。仓储和运河是漕运系统中重要的组成元素。隋唐以来，关中地区地狭人广，“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而离关中地区较远的黄河下游、河北平原和江淮流域，粮食生产则较为发达。因此，将这些地区的粮食和其他物资调运至长安的漕运问题，成为隋唐两代统治集团重要的财政问题。隋朝是中国漕运发展的高峰，达到了“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的阶段。
为了配合漕运，隋唐时代在运河沿线设置了很多粮仓。如隋代有著名的洛口、黎阳、回洛等仓，隋炀帝大业初年（605-606年），“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回洛仓整个仓城仓窖数量在700座左右，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仓窖数量最多的古代粮仓。入唐以后又增设了河阴等大型粮仓，其他还有几处规模较小的粮仓，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粮食储存体系，为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隋唐时期，河北平原上的永济渠是调运河北地区粮食的主要通道，也是对北方用兵时输送军粮的主要路线。同时，永济渠还承担着转运江淮地区物资北上的重要使命。隋炀帝征辽东时就充分利用了永济渠上的黎阳仓，调运粮草和物资。在对黎阳仓的考古发掘中，在仓城北中部发现了宽约8米的漕渠遗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粮仓与黄河、永济渠相互贯通的漕运水系。直至隋末，积储在涿郡的仓粟、器仗仍十分丰富。唐贞观末年至总章之际，数次对辽东用兵的军粮绝大部分取自河南、河北二道。开元年间改革漕运，“凡三岁，漕七百万石”，效果显著。开元十八年（730年）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州城西永济渠旁建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
隋唐时期，通向东南地区的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河，是输送江淮地区粮食、物资的主要渠道。据文献记载，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租庸调都先运至扬州，再由通济等渠运至洛阳。地处永济渠一侧的清河郡（今河北清河），在安史之乱时就集结了大量从江淮、河南地区征调来的布帛钱粮，被称为“天下北库”。唐人李敬芳在《汴河直进船》中写道：“东南四十三州地，尽取脂膏是此河”。形象描述了当时运河的漕运功能。可以说，隋唐时期的运河是整个封建王朝的经济大动脉，发挥着重要的漕运价值。
隋唐以降，大运河的漕运功能仍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宋人将汴河视为“建国之本”。宋代政治体制中的“三司”，总管财政，各路转运司亦称“漕司”，转运使职权进一步加强。宋徽宗时期的“花石纲”，从江南到开封，就是一路沿淮、汴而上。明代设漕运总督，专司职掌漕运，故而明人称：“我朝经理漕河之臣，最称隆重。”在这样的漕运体制下，每年都有大量的物质财富通过大运河流入北方地区，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注入新鲜血液。漕运作用之重、价值之大，可见一斑。
（二）促进了经济和文化交流
总的来说，大运河首次将司马迁时代的燕、赵、魏、宋、齐、鲁、徐、吴、越等相对独立的自然经济区自北向南连成一片，弥补了中国南北走向河流稀少和陆路交通常因山川阻隔而艰难通行等缺陷，有利于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东部地区的整合发展，成为沟通了黄河中下游经济区和长江中下游经济区的商贸干道，为南北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大运河既是海上丝绸之路与北方国都间的连通渠道，也是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国内的主要连通渠道，既有利于5世纪前后北方先进经济文化南传，又有利于发挥7世纪以后江南经济文化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从经济交流方面来看，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经济贸易的发展、带动了地区商业的繁荣。在茶叶贸易方面，唐代饮茶风尚盛行，产茶地普遍分布于南方，江南、淮南、山南和剑南四个重要产茶道形成了一个集中的产茶中心。随着北方对茶叶需求的增加，广泛种植于南方的茶叶就通过隋唐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北方地区。无论是从运量、运费还是便利程度上考虑，大运河都是茶商们的首选。晚唐的汴州（今河南开封）城内，出现了“水门向晚茶商闹”的热闹场面。“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这都反映了由大运河带来的茶叶贸易的繁荣。
瓷器贸易方面，位于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境内的柳孜，在隋唐宋时期是通济渠上的重镇。通过对柳孜运河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唐代沉船及遗物，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瓷器、铁器、铜器等文化遗物，其中以瓷器最多，有寿州窑、肖窑的黄釉瓷，磁州窑系白地黑花瓷，吉州窑系的黑瓷，耀州窑、越窑系及长沙窑的青瓷，景德镇的影青瓷，定窑系的白瓷等唐宋时期全国十几座窑口的瓷器产品。这些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窑系的瓷器集中出土于柳孜，充分证明了《元和郡县图志》所记载的通济渠“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的巨大沟通功能。
大运河在沟通南北经济交流的同时，还促进了我国的优秀文化向世界各地的传播。如河南巩义窑生产的唐三彩等器物除满足国内需求外，还通过运河大量销往海外。巩义窑处于洛水与黄河汇流处，隋唐宋金设洛口驿，水上运输便利，向西可沿洛水、渭水和广通渠抵达东都洛阳，向东北，沿永济渠可达涿郡，向东南，顺着通济渠、淮河、邗沟南下就是扬州，巩义窑的地理优势为其瓷器的外销创造了条件。在扬州出土过数件唐青花瓷器标本，冯先铭先生曾提出这批唐青花应该是河南巩县窑的论断。1998年，在印尼爪哇海峡水域发现了一艘唐代沉船，被命名为“黑石号”，从中打捞出三件完整的青花瓷盘，与巩义黄冶窑唐代地层出土的青花器物年代完全一致。这说明了巩义窑的瓷器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南下，直达扬州，然后再扬帆起航销往世界各地。巩义窑制品作为当时先进制陶工艺的代表，使得各国陶瓷纷纷仿效，如新罗三彩、奈良三彩、波斯三彩等，不仅传播了中国优秀灿烂的文化，还对许多国家的社会文化生活以及工艺美术创新等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三）带动了运河沿岸城镇的繁荣
随着大运河的开凿，一些沿岸城镇也跟着发展繁荣起来。自通济渠兴修之后，洛阳作为大运河南北两段的衔接点，成为南北经济交流和物资集散的枢纽。隋唐都定洛阳为陪都，称为东都。武则天改唐为周，定洛阳为都城，称为神都。五代时期的后唐也定都洛阳。北宋虽以汴京为京城，也定洛阳为陪都、西京。通济渠的通航使洛阳的漕运事业大为振兴，也因此在其附近修建了许多大型粮仓。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含嘉仓、洛口仓、回洛仓、河阳仓、常平仓等。隋末农民起义及唐末藩镇割据时期，因洛阳的地理优势和重要地位，各路军队都曾占领过洛阳。由于远航的船只可以直达洛阳，也使洛阳成为接待外国使节和外国商旅的城市。运河的开凿使得洛阳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重要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促进了洛阳的繁荣发展。
隋唐大运河下游的宿州，也因运河的修建而成为区域商业、军事中心。宿州前身为桥，大运河兴修以后，桥受益，成为漕运基地。为了更有效地保障漕运，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增置宿州，以桥为宿州治所。李唐时期多有文人墨客寓居宿州，如白居易、韩愈、王绩、皮日休等人，为宿州留下众多诗文佳作。
随着大运河发展起来的城市还有扬州。扬州地理位置优越，扼守着长江、运河两大水系的交汇处，成为全国重要的水利枢纽。唐代扬州成为中国东南第一大都会、对外开放的港口之一，有“扬一益二”之美誉。明代扬州是两淮盐业的中心和南北漕运的枢纽，沿运河两岸商贾云集，甚为繁盛。清代扬州是全国食盐供应基地和南北漕运的咽喉，再度出现经济和文化上的繁荣。可以说，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奠定、成就了扬州城无与伦比的经济和政治地位。
隋唐大运河南段江南河的开通，使运河端点城市杭州逐渐发展起来，成为沟通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唐朝诗人白居易曾经用“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来形容杭州的繁华。杭州也是当时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日本、朝鲜、大食、波斯等外国商人络绎不绝。
此外，因运河而兴起、繁盛的城镇还有很多，如开封、睢州、泗州等。现如今，这些城镇有的因运河某一河段的废弃而衰败，有的依然繁华，见证着大运河历史上的盛况。
（四）加强了中央对地方政治、军事的统治
大运河漕运不仅为中央专制政府提供粮食供应，而且具有加强地方控制、稳定封建王朝统治的作用，其政治意义也不容忽视。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一项重要政治目的就是为了沟通南北，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隋朝设漕仓，多集中在北方，南方少见大型粮仓。随着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政治重心依然集中在北方统治集团手中，统治阶级有意识地控制、弱化南方。隋朝将运河修到江南地区，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征收江淮地区的粮食赋税，但加强地域控制的战略观念应是隋朝统治阶级更深层次的目的。江南河动工的同时，隋炀帝废止了丹阳（今江苏南京）与三吴之间的原有水道，目的“就是要切断这个在将近四百年中南方政治和军事中心与三吴地区的联系，加强对三吴地区的控制”。运河的开凿，军事与政治作用并举，使得北方府兵在南方发生叛乱时可顺利南下平叛。
隋朝大运河东南一支的开凿起到了防止分裂、巩固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东北一支的开凿，同样为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发展做出贡献。汉代时已在东北地区设置了“乐浪四郡”，隋朝时期，随着国家疆域的恢复，永济渠的开凿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巩固边疆统治的作用。永济渠除了在隋炀帝兴兵高丽时用以转运军械之外，还使得幽州（今北京）成为重要的军事重镇。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史思明就是以幽州为大本营左右时局，并将幽州更名为“大都”、“燕京”，奠定了唐宋以后，北京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基础。古都北京的形成与隋唐大运河――永济渠的开凿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辽、金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其政治根基在内蒙古东北部与东北地区，两个朝代的统治者们之所以选择北京作为都城，是因为北京“进”可利用永济渠控制华北地区，“退”可顺利返回内蒙古东北部及东北地区。辽、金两代充分发挥了隋唐大运河的作用，将北京从地方政治、军事中心推向古代中国政治、军事中心的历史大门。
随后，元、明、清三代均定都北京，并在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之上开凿了从北京到杭州的京杭大运河，把汉族与北方和东北方及其他各地的少数民族融合在一起，使中华民族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其“全面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版图。
四、作为文化遗产的隋唐大运河的现实意义
隋唐大运河不仅在历史上具有保障漕运、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等巨大意义，还在现在的水利资源开发、运河旅游、历史文化研究等方面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并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重要资源支撑
隋唐大运河沿线相关文化古迹，涉及桥梁、仓窖、民宅、古塔、城址等多种类型，遗存种类丰富，历史文化价值极高，与运河本体及沿线自然风光结合后，成为发展当地文化旅游业的重要资源支撑。如扬州在运河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整合沿线生态资源，挖掘历史遗迹，串联人文景观，解读运河历史，努力打造一条水上文化长廊。目前已经推出了“古运河水上一日游、两日游游览线”，打造了运河风光带，发展运河沿岸游览区，并提升拓展古城街区游，延伸了运河文化旅游。安徽淮北也将依托隋唐大运河柳孜运河遗址，重点建设柳孜运河遗址公园景区。通过加强运河历史文化的学术性研究，构建运河文化产业，打造优秀文化旅游品牌，发展运河文化旅游，已经成为运河沿线城市文化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二）为研史资政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隋唐大运河的部分河道和相关遗迹经过考古勘察、发掘，为研史资政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洛阳发现的回洛仓、浚县发现的黎阳仓，不仅是隋唐时期发达的漕运体系的历史见证，也为研究隋唐时期仓城同都城的关系、官仓管理制度、粮窖结构、储粮方法等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商丘古城南关码头遗址，发掘出房屋倒塌基址两座，还有大量宋朝的陶器、砖瓦残片、钱币、木船板等。汴河济阳镇曾出土过两艘宋代木船，船上发现有铁器、瓷器等遗物，在2011年的发掘中又发现了大堤、车辙、脚印等遗迹。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对大运河通济渠段沿线进行全面调查中，发现了洛口仓城、汴河遗址、水溃等遗迹。考古调查发掘出土的许多与大运河有关的遗迹和遗物，印证了大运河文化线路昔日的繁荣与辉煌，不仅使今人对我国的运河文化遗产有了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同时为运河的历史变迁研究以及造船业、车制发展、瓷器外销的研究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三）进一步提升民族向心力和自豪感
运河之都范文4
1、国家水行政管理的起源和完善
1.1先秦时期的水官
先秦文献记载了远古时以水、木、金、火、土五行来设官管理社会各业，以及各行长官封神的情况，“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2相传夏时少皡有四叔，重、该、修、熙。他们分别掌金木及水，“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3其中修和熙的子嗣相代为水正。
1，杨炽，《汉穆拉比法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页38-40
2，3引自《春秋左传集解》〈昭公二十五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页1576
据《周礼》记载，西周时天下各官分别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管理粮农、户籍、税赋、兵制、刑法等，其中冬官为水官。《诗经》追述周的先人，为了治理天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4
西周以大史、大祝（典祀）、大卜、大宰、大宗、大士，即以“六大”主持宫廷事务；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四司、宰和伯职掌天下。其中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号称“六卿”。根据《周礼》司徒掌籍田和农业生产、司马掌军队，司寇掌刑法，司空掌工程营造和管理。春秋战国时水官之属有川师、川衡，水虞、泽虞等，都是职掌水资源和水产的水官，如水虞和渔师负责征收水税。《礼记·月令》“是月（冬月）也，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毋或敢侵削众庶兆民，以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无赦。”5
即在冬月，水虞、渔师征收“水泉池泽之赋”，但如果苛税重赋，扰民过甚，则官员处以重罪。管理沟渠的管理有“雍氏”，“雍氏掌沟渎浍池之禁。凡害于国稼者，春令为阱擭：沟渠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擭。”阱擭为捕捉野兽的陷阱，深为阱，浅为擭，这里应泛指沟渠。6
战国时，齐桓公与管仲论除五害之道，管仲答：「请为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长官佐各财足；乃取水（官）左右各一人，使为都匠水工，令之行水道，城郭堤川沟池、官府寺舍及州中当缮治者，给卒财足。7管仲提出了
①水官应由懂得水利的人出任；
②水官分工及人事配置：掌经费的大夫及大夫佐各一人；取水官二人，率领水工，督导兴作之事。这里管仲提出了水的部门管理、职官以及公共工程的概念。又《管子·立政》「绝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蒇，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秎获，司空之事也。8
这段文字实际也是以司空为长官的部门在防洪、土木营建方面职能的概括。战国时司空是中央的重要行政长官，秦汉虽然中央和地方都有设司空，但已经演变为低级官吏。主管王室内府宗正，设都司空；掌山海池泽之税、皇室山林及工程的少府设左右司空；侯国及郡县均有司空，军队有军司空，主管监狱、劳役的小吏也是司空。东汉大司空恢复了战国司空的职能，但魏晋以后司空一职逐渐式微，隋唐基本不设。
1.2秦汉中央的水利机构及职官
秦建立了君主中央集权政体，官制上仍延续战国官制即公卿制，中央的官员都在朝廷内直接协助君主处理朝政。西汉中央开始分化出专业性质较强的政务机构及公卿朝官。东汉时出现专业机构形态的三公制。水行政机构及其属官大致也是这时出现的。
4《诗经》〈大雅〉,《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9），页510
5《礼记》〈月令〉,十三经注疏本，页13821
6《周礼》〈秋官〉，十三经注疏本，页885
1.2.1秦汉中央各寺（府）中与水行政管理有关的卿官：
①太常（秦秦及西汉景帝前称奉常），卿中最高地位的机构，负责宫廷供奉及礼仪事务。其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以及均官、都水。属官之下各有令、长、丞、长丞。相应都水之下则有都水令、都水长或都水长丞。太常所属的都水及令长管理皇家园林水泽，都水也管理京畿范围内的堤防陂池等；汉武帝时设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下辖五丞，属官也有都水。但水衡都尉是专门管理内廷事务的官。9
②少府，掌管内廷经济，属官有六丞、十六官令丞，以及胞人、均官、都水三长丞，以及谒者。少府的都水负责征收山海池泽税以及粮赋，谒者代表中央出使执行公务和祭拜山海河川诸神。
③大司农，秦称治粟内史。汉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改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又改。大司农有两丞，其下属官有五令丞，以及都水等六十五长丞。大司农是掌管国家经济、籍田、灌溉的重臣。
在太常、少府、大司农都设有都水属官，职掌与官署是联系的。属太常的水官，是京畿地区和皇家园囿内水官；少府的水官负责收渔产及与水资源有关的税；大司农下辖的都水长丞是决策水政务，主持水利工程的国家水行政长官。如武帝元光时，大司农郑当时规划关中漕渠，提出「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他的建议被采纳，使关中地区民田得以灌溉，节省了漕粮运量。10
1.2.2尚书、三公及与水行政管理有关的机构及朝官
秦汉时中央职官已经有了职能方面的分工，水行政方面则尚书和司空系统的许多重臣都有负有责任。
①尚书，秦置。汉武帝前只是皇帝身边从事文书的近臣，武帝时尚书分曹，设置郎官，成为皇帝身边的秘书组织，后称尚书省或尚书台，具有决策职能。尚书省设令、丞、僕射、丞相、御史、都尉等官名。属官中水曹，主持缮治、功作、盐池、苑囿。
7《管子》〈度地〉，《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页304
8《管子》〈立政〉，诸子集成本，页11
9《汉书》〈百官公卿表〉（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页735：「水衡都尉，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属官有上林、均输、御羞、禁圃、辑濯、锺官、技巧、六厩、辨铜九官令丞。又衡官、水司空、都水、农仓。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长丞，皆属焉；
10《史记》〈河渠书〉，周魁一等，《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页6
汉成帝建始时（公元前32年—前28年）黄河在馆陶决口，泛滥于华北四郡32县，这次大水灾朝廷所实施的救援、堵口等措施和行动，涉及了朝廷的许多官员，由此可见汉水行政及水官分工及职责。御史大夫尹忠因为提不出治河方案，而被皇帝责难，「对方略疏阔，上切之，忠自杀。11
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河堤都尉许商与丞相使孙禁共行使，图方略。尚书省在决策方面的职能是比较明确的。
②大司空。西汉末王莽专权时，改丞相为大司徒、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东汉时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新名号。王莽时，征能治河者以百数，会商治河之策。其中大司马史张戎、御史韩牧、大司空掾王横等皆应诏议治河。桓谭《新论》称张戎「习灌溉事，称韩牧、王横「善水事。12
1.3地方水行政长官制度建立
秦汉建立了完善的郡县地方行政管理体制。郡县「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13
正官以下水官即都水掾和都水长，西汉末王莽改制，一度改称司空掾，如《汉书·沟洫志》载桓谭为沛郡司空掾，建议征集无产业之人，县官给衣食，使其修治河堤，为公私两便。14
可见堤防建设和管理主要由郡县负责，司空掾是主要的负责官员。秦汉以后郡县水利官员设置和职能是最稳定的，变化的只是官称。70年代都江堰出土的东汉用作水则的石人，为建宁元年（168年）都水掾、都水长所刻。宋代金石家赵明诚从晋护羌校尉、边郡守彭祁的碑上，列出晋水官，大致有水部都督、东都水、蜀渠都水行事、蜀渠平水、中部劝农，西部劝农等水利或农业官称的官吏名。15
这些职官分属中央的尚书（中书）省和司农寺两大系统，都水行事、平水、劝农均为地方管水的官吏。南北朝时西域高昌国沿用汉代官制，地方官也分曹各理政事，「诸城各有户曹、水曹、田曹。16
楼兰国的出土文书上也记有「水曹这样的官称。17水曹是主管灌溉的官，在西域各国普遍设有这一职官，说明水资源缺乏地区为了加强用水管理，水官的设置受到特别重视。
1.4河堤使、河堤谒者及遣使制起源
秦汉时与水行政管理有关的官员分属尚书和公卿两个系统，皇帝根据需要经常从中派遣官员，并临时授以使职，其中最经常的是向灾区派出的谒者，
11《汉书》〈沟洫志〉，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本，页26
12引三国·如淳注，《汉书》〈沟洫志〉，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本，页35
13《后汉书》〈百官五〉，中华书局本，页3625
14同1，页34-35
15宋·赵明诚，《金石录》，四部丛刊续编第48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8-9
16《周书》〈异域·高昌传〉，中华书局本，页915
17林海村，《楼兰尼亚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第481号记载：「水曹，泰始二年八月人囗下张掾。楼兰遗址在今新疆罗布泊
这样的官员是驻黄河堵口或河堤施工现场的特使。因为遣使是临时的，皇帝授以的河堤使、河堤使者、河堤都尉等官称也是临时的。有时也从地方官员中调遣，如西汉末哀帝时，弘农（治长安）吏平当领河堤使。武帝元光时（公元前134年—前129年），黄河瓠子堵口，「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18
郑当时是大司农的官员。如鸿嘉四年（公元前4年），许商和孙禁巡视黄河，考察堤防。许商为匠作监大匠，孙禁为尚书省丞相。成帝建始时（公元前32年—前28年）黄河在馆陶决口，泛滥于华北四郡32县，「遣司农非调调均钱谷河决所灌之郡，谒者发河南以东漕船500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万七千余口。河堤使者王延世使塞。19
王延世蜀郡资阳人，官居校尉，因堵口有功，而拜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20
这次水灾救援行动涉及了司农（非调、谒者）和尚书的官员。河堤谒者有时是一种特别的授衔。东汉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王景因治河有功，三迁至侍御史。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王景再拜为河堤谒者，赐车马绢丝及钱。21
魏晋时河堤谒者似乎已经是中书省常设的官职了。晋泰始时，车谊任河堤谒者，「时颇有水旱之灾。泰始四年（268年）傅玄（217-278）上书建议应将河堤谒者增至5人，将全国分为五部，五人分管；他还说车谊不知水事，建议调任其他职位，召前河堤谒者石恢官复原职。他称石恢「深精练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书召恢，委曲文其得失，必有所补益。晋武帝十分赞赏傅的建议：「此诚为国大本，当今急务也。22
从傅玄建议中可以看出河堤谒者不仅是防洪治河方面的使职，似乎相当于中央水行政的的官员。北魏末期设三台：御史、都水、谒者三台。都水和谒者两个职官的设置，使隋代水政务和事务两个机构呼之欲出了。
2、隋唐以后条块结合的水行政与专业管理体系建立
隋代重新建立了一统的中央政权，整个中央官制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隋唐时期建立在三省九卿的中央政务和事务两大体系下的水利管理机构也随之成熟。隋唐建立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同为国家最高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并将政务分为六部来分理，即吏、户、礼、兵、刑、工。至此，中央水官（隶属于工部）和地方水官（隶属于地方政府）条块清晰的水利管理体系形成。此外，通过御史台与监司的外派，形成了跨行政区划的专业系统，以及水利的稽查系统。
18《史记》〈河渠书〉，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本，页5
19，20「非调为司农寺属官之一；《汉书》〈沟洫志〉，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本，页26
21《后汉书》〈王景传〉，中华书局本，页2465
22《晋书》〈傅玄传〉，中华书局本，页1322
2.1隋唐中央水利职官
隋唐所谓尚书、中书、门下的三省制构成中央政权的主体。三省制形成了三权分立。概括起来，即为「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审议），尚书受而行之，使决策、审议和行政三方互相牵制，避免专断。中书是掌管皇帝印玺的机构，置中书令，侍郎为正副首长，属官有谒者（初称舍人）、通事谒者；门下设侍中，平章事等官。尚书总理全国政务（相当于今国务院），制度规定：尚书令一人，左右丞相（僕射）各一人，是正副首长。以下设吏、礼、兵、都官（后来称刑部）、度支（后称户部）、工六部。尚书省的六部为此后各代国家政务机关设置所遵循。六部各设四司，共二十四司。
2.1.1工部及寺、监中之水官
工部是尚书省的一部，工部设尚书一名，正三品，侍郎一人。所属工部、屯田、水部、虞部四司。各司设郎中一员（从五品上），员外郎一员（从六品上），主事二人（从九品上）。下还有令史，书令使，掌固等。水部职掌国家水政，如《唐六典》所规定：「水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溉灌之利，咸总而举之。25
隋唐中央仍设五监（司），是接受三省指令办理各有关事务的部门。其中包括国子、少府、将作、都水、军器。监、少监为监的正副首长。其中将作监负责宫城营缮和工程建设，都水则负责水利、桥梁建设和管理。都水监由此诞生。
2.1.2都水监及职能
秦汉以来，中央卿监设都水使者或谒者，作为中央的遣使经理防洪治河。东汉中央设河堤谒者5人，都水为地方行政长官的属官。魏晋南北朝中央置都水台，设都水使者。隋代改使者为监，官至四品。唐贞观时改为都水监，设使者二人，正五品上。都水监成为诸监之一。唐以后，都水监及长官设置不再有大的改变。都水监，下有舟楫、河渠二署。长官称使者、都尉，下属官有主簿、录事，府、史、掌故等。都水监是中央的执行机构。《唐六典》对都水监属的官员职责有细致的规定，并为以后各代所沿袭。
①都水使者：「都水使者掌川泽、津梁之政令，总舟楫、河渠二署之官署。辨其远近，而归其利害；凡渔捕之禁，衡虞之守，皆由其属而总之。26
②监丞、主簿：「丞掌判监事。凡京畿诸水，禁人因灌溉而有费者，及引水不利而穿凿者。其应入内诸水，有余则任王公、公主、百官家节而用之。主簿掌印，勾检稽失。凡运漕及渔捕之有程者，会其日月，而为之糺举。27
都水监根据需要派出官员，或临时任命当地官员并赋予职权。如泾阳三白渠分水口置泾堰监，渠堰使。28
大历二年（767年）高陵令刘仁师任渠堰使，处理郑白渠水利纠纷。渠堰使也代表都水监巡视地方水利，如贞元（785-805年）初京兆少尹郭隆任渠堰使，巡视京兆各县水利情况。
2.2地方农田水利、漕运的官制
唐代农田水利工程由州县等地方行政长官主持修建和管理，中央通过遣使控制地方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如贞元六年至十六年间（790-800年）淮西节
23《宋史》〈职官〉，中华书局本，页150
24《金史》〈百官〉，中华书局本，页1322
25唐·李林甫，《唐六典》卷7，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88，页225
26《唐六典》卷23，中华书局本，页598-599）；《旧唐书·职官》对都水监职能的记载有所补充，「凡虞衡之采捕，渠堰陂池之坏决，水田斗门灌溉皆行其政令。
27同6，页599）
28据《玉海》〈陂塘堰湖堤埭〉，唐泾堰监、渠堰使条：「<（唐）会要>大历四年三月十五日敕：泾渠监先废，会复置。贞元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泾阳三白渠限口京兆尹郑叔则奏，六县分水之处实为利害，请准诸堰例，置监及丁夫守监。可见泾堰监兴废不常。度使吴少诚擅开决司、洧等河灌溉，致使漕船停运。吴少诚竟不听诏令中止。后遣卢群出使蔡州。卢群「凡数千百言，谕以君臣之分，忠顺治义，少诚乃从命，即停工役。29
节度使公然冒犯漕运优先的用水原则，反映出当时朝廷对方镇和地方管理权威的式微和节度使势力的强化，但当时中央仍握有水权控制大权。对于涉及多个行政区的水利工程，中央还采取赋予官员职使的办法，使其能够主持工程建设。开元十六年（728年）河北大水魏州刺使宇文融建议垦故河道为稻田，以减少漕粮运输开支，玄宗采纳他的建议，使领宣抚使，决九河使两职。后来宇文融动用大量劳役，「兴役纷然，而卒无成功30
唐代中期，将全国设十方镇，各镇以节度使领兵镇守，因为节度使在所在地区领营田使、支度使、观察使，所以逐渐拥有统治地方的财政、兵政实权。在河南、河北、陇右、朔方、范阳等道或镇许多水利工程系节度使所主持。唐代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的粮食供应大多从淮河和长江流域调运，漕运管理主要由中央派出的使职执行。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拜京兆尹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江淮、河南转运使。他任职三年，运粮七百万石，省陆运四十万贯。这是转运使之职正式设置，后来成为唐宋重要的使职，负责运河工程管理和漕粮运输。
3、宋元工部、三司和诸寺监系统的水利职官
宋初中央政务机构继承了唐代三省六部及司监制，后来逐渐变为中书门下主管政务，枢密院管军政，三司（盐铁、度支和户部）管财政，三者鼎足而立的中央官制，大权集中于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尚书省官称和实职分离。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官多是拿俸禄的空名，除非皇帝特命，并不管本部职事。只有通过皇帝的任命才任实际职务。北宋初水部如同虚设，「水部判司事一人，以无职事朝官充。凡川渎、陂池、沟洫河渠之政，国朝初隶三司河渠案，后领于水监，本司无所掌。31
元丰（1078-1085年）以后水部实权加强，主要体现在改制后员外郎实行本司事。规划水利工程、调度经费和对地方官员水利政绩的考核。水部下设6分案4司，有官员30多人。元代废除门下和尚书省。由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分掌政务、军务、监察三权。此外，地方设行中书省，为中央的派出机构。宋汴京排岸司和纲运司，以及元代都水监、都水分司或行都水监的设置，标志跨行政区划的运河、黄河和漕运的主管部门管理制开始取代临时性的遣使制度。
28《旧唐书》〈卢群传〉，中华书局本，页3834
29《新唐书》〈宇文融传〉，页4559
31《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六之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页2723
3.1宋元三司的水利行政职使三司相当于唐的尚书省，三司长官称「使，盐铁司下设七案：兵、胄、商税、都盐、茶、铁、河渠等；度支下面设八案：赏给、钱帛、粮科、常平、发运、骑、斛斗、百官等；户部设五案：户税、上供、修造、曲、衣粮等。盐铁司主要负责漕运、防洪，以及堤防兴建；度支司常平则对水利工程建设经费筹集、经营负直接责任。三司派出河渠使、发运使、转运使，行使农田水利建设、运河管理和漕粮运输的管理。熙宁九年（1076年）：「诏常平、钱谷、庄产、户绝、田土、保甲、义勇、农田水利差役、坊场、河渡，委提举司专管勾，转运使副使判官兼领。其河渠非为农田兴修者，依旧属提点刑狱司。32
3.1.2司农寺对地方农田水利的管理
宋代九寺诸监仍被保留，神宗前司农寺并无职权，熙宁三年（1070年）「诏司农寺专主天下常平、广惠仓，农田水利差役事。33具体政务是每年奏报仓储存钱、贷款、农田水利等。关于农田水利需奏报的内容有：「天下水利兴修过若干处所；役过若干人功，若干兵功，若干民功；淤溉到田若干顷亩，增到税赋若干数目；天下农田开辟到若干生荒地，增到若干赋税，天下差役更改过若干事件，宽减得若干民力。34元代大司农司对水资源、重要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拥有行政管理权。如陕西泾惠渠分水权归属大司农，《泾渠图说》：「诸渠至元十一年九月初二日，准奉大司农司劄付呈准中书省劄付，先后讲究定条画使水法度内一款节文。……并令河渠司官管属听授节制。每渠直渠长一名，依泾水例请给申破水直。35
3.1.3河渠司、都水监职使
皇祐三年（1051年）置河渠司「专提举黄汴等河堤功料事，河渠司行政长官李仲昌居宰相位，机构级别与三司同。「至和二年十二月以殿中丞李仲昌都大提举河渠司，以仲昌知水利之害，特任之也。36置河渠司后，黄河、汴河工料组织仍出现问题。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设都水监，撤消河渠司。熙宁时撤消沟河司（天圣四年（1026年）置，管汴京城中沟渠），黄河、汴河堤防和汴京沟渠均归都水监管理。可见宋代都水监的职能主要是防洪、防汛管理。都水监以监和少监为正副长官，属官设丞和主簿等。37
32《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中华书局本，页3275
33《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六，中华书局本，页2921
34《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六，中华书局本，页2921—2922
35宋·宋敏求，〈泾渠图说〉，《长安志》（南京：1931年刻本），页10
36《宋会要》〈职官〉五之四二，中华书局本，页2483
37《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中华书局本，页3000
宋都水监受命于皇帝外派，称判都水监。如商胡决口后，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故道疏浚工程，「遣判都水监张巩，户部副使张焘等行视，遂兴工役，卒塞之。38后都水监与户部共同考察后，提出堵口方案，再行施工。都水监也根据需要，设置临时机构，或称外「都水监。39
熙宁六年（1073年），置疏浚黄河司。此外如提举汴河司，提举东流故道等均是因工程而临时设置的。通常都水监与负责漕运的使职和地方共同受命承担工程。庆历八年，黄河商胡决口后，黄河分为北流和东流入海，此后经年兴工治河。都水监与河北转运司分管施工劳动力和物料组织，提刑使、安抚使以及沿岸地方官吏全部参与其中。都水监对地方重要水利工程行使的是督导职能，派出监使出巡。路是直接主持者，府（州）、县施工管理和征集劳动力具体施工。如崇宁四年（1105年），苏秀湖州征集开江兵1400人，疏浚吴淞江。提举两浙路常平等事徐确奏报当时疏浚情况时说：「华亭、昆山县知佐每季轮那巡视，具有无淤塞去处关报本州县及监司。并委苏秀二州通判半年前去检点。监司依分定岁巡，亲往检察。开江使臣若能用心开淘，并无涨沙堙淀，任满减二年磨勘。如敢弛慢却致沙泥堙淀，即展二年磨勘。逐县知佐，并两州通判，如不依立定日限，逐时前去点检，亦令监司点检，勘劾施行。从之。40徐确的奏报，反映了都水监与地方各级的工作关系。
2.1.4元都水监、河渠司
元代都水监主要职能是防洪和管理运河，驻外的河渠司则参与地方水利工程，「元有天下，内立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水利，修理河堤为务。1元都水监，设监二员，少监一员、监丞二员；都水监领河道提举司。与此前外派使者不同的是，元代经常根据需要设置机构，如行省之制。都水监在京畿外设置行都水监（管河堤和防洪），都水庸田使司（管农田水利），在大都置大都河道提举司（管理漕河）。开始多数机构是因事临时设置的，如至正六年（1346年），因河决为患，设河南、山东都水监，「以专疏塞之任。至正八年二月河水为患，于济宁郓城立行都水监。为了疏浚太湖下游河道，泰定二年（1325年），松江置都水庸田使司，后几罢几置，逐渐成为常设。至正十二年（1352年）为了减少北粮南运，于汴梁立都水庸田使司，「掌种植稻田之事，庸田使司有使二员，副使二员，佥事二员，首领官、经历、知事、照磨各一员，司吏十二人、译吏二人，也成为常设机构。
元代河渠司与宋河渠司性质有所不同，元河渠司是工部屯田司派驻地方监管重要水利工程的机构，长官称屯田总管兼河渠司事，官阶较低。42
中央对重大灌溉工程的管理主要是水资源分配，一般的运作程序是大司农提出用水方案，中书省批复后，由河渠司监督执行。如陕西泾渠配水额由大司农上报中书省，批准后，「并令河渠司官管属听授节制。每渠直渠长一名，依泾水例请给申破水直。43
此外，河渠司监督工程管理情况，「旧例三限、平石两处系关防分水禁限，五县各差监户一名，与都监一同看守限口，每日探量尺寸，赴司申报。44
3.2宋元时国家防洪、防汛的管理机构的完善
汉代，黄河沿岸郡县置官管理河堤。东汉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王景治河成功后，「（明帝）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45
在中央政权的直接过问下，构成了沿岸州县行政长官或属官职掌的，跨行政区划的防洪防汛专业管理体系，负责经费、物料、劳力调配工作，以及以堤段为单位的民间巡守、抢修和管理基层组织的管辖。尽管这样的机构和主管官屡设屡废，但是各历史时期中央政权无不予以极大重视。五代时天福七年（942年）高祖石敬瑭令开封府尹、各处观察防御史、刺使等兼河堤使名，负责河防，「差选职员分擘勾当，有堤堰薄怯、水势冲注处，预先计度，不得临时失于防护。46
从官员配置上保障了防洪防汛的常规管理。宋初太祖乾德五年（967年）「诏开封、大名府、郓、澶、滑、孟、濮、齐、淄、沧、棣、滨、德、博、怀、卫、郑等州长吏，并兼本州河堤使。47
五年后太祖规定开封等沿河17州府，各置河堤判官1名，以本州通判兼任。金世宗时继续这一建制，「沿河四府十六州之长贰皆提举河防事，四十四县之令佐皆管勾河防事。48
此外，在黄河下游设二十五埽，每埽置「都巡河官，下领「散巡河官，散巡河官管埽兵若干负责险工段的监管。此后直到明清地方长官均兼河防官职。
38《宋史·河渠志一》，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本，页61
39同38，页141
40《宋会要辑稿》〈方域〉，中华书局本，页7602-7603
41《元史》〈河渠志一〉，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本，页236
42《元史》〈河渠志二〉，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本，页285
43,44宋·宋敏求，《长安志》〈泾渠图说〉，1931年刻本，页10
45《后汉书》〈王景传〉，中华书局本，页2465
46《册府元龟·邦计部》〈河渠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页5956
47《宋史·河渠志一》，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本，页39
48《金史·河渠志》，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本，页216
3.3漕运专业管理的起源
有关漕运专业管理机构设置的记载始于宋代。北宋在开封设排岸司和纲运司，将漕运分为两个系统：排岸司负责运河工程管理、及漕粮验收、入仓；纲运司负责随船押运。两司下领指挥，属于武职系统。运河所经的曹郓济泗州和广济军均设排岸，置15指挥，有兵士7500人，每年春初准纲司差配上纲执役。汴京有排岸分司四处。据《宋会要》记载：汴京四排岸司：东司在广济坊，掌汴河东运，江淮等路纲船输纳及粮运至京师，分定诸仓交卸，领广济装卸，役卒五指挥，以备卸纲牵驾，以京朝官二人充任。西司在顺城坊，领汴河上漕，以京朝官一人负责装卸；南司在建宁丰台，领惠民河、蔡河，京朝官一人充任，广济两指挥一千人为额；北司在崇宁坊，建隆三年置，领广济河，以京朝官一人充任。49
排岸管河道入仓和纲运管押运，从管理上纲运司服从排运司的调度，验收、卸粮、入仓等重要环节均由排岸司主持，业务上两司之间有比较严格的交接制度。50
4.明清内阁及六部制下的水利与河漕机构
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废中书省，设以大学士为首的内阁，六部作为中央的重要政务机关事权有所加强。这一官制在清代被全盘继承。水行政部门继续属工部中的水部。清代由于工部对工程经费的审计制，而强化了中央对堤防、漕运、海塘等工程建设的控制。明代永乐九年（1411年）直接由皇帝委派的总理河道，开始了河道和漕运总督负责制。隋唐以来的重要事务部门都水监也被总督领导下的分司和道所取代。明清朝廷的卿监事权被削弱，以都察院和太监充任的使职则强化了水利建设和管理的稽查制。
4.1工部
明清中央机构以内阁取代了隋唐以来的三省制，而在六部直接设置尚书、侍郎，六部的职权和地位有所提高。明工部分四个属部：总部、虞部、水部、屯田部；洪武二十九年改称为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工部设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尚书各司官皆为实际任职之人。明清除黄河、运河的防洪外，其他的水利事务均归地方，工部的主要责任是督导：「凡诸水要会，遣京朝官专理以督有司。51
除工部之外，六部中户部、兵部也被派出专责主持重大工程或特殊使命。如弘治二年（1489年）黄河开封金龙口堵口，「命白昂为户部侍郎，修治河，赐以特敕，令会山东、河南、北直隶三巡抚，自上源决口至运河，相机修筑。52
弘治六年（1493年），以兵部尚书刘大夏为副都御史，治张秋决河。53
49,50《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六〉，中华书局本，页2932
51《明史》〈职官一〉，中华书局本，页1761
52《明史》〈河渠志一〉，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本，页329，331
53《明史》〈职官一〉，中华书局本，页1773
工部的建制和职能为清代所继承。清工部设都水清吏司，握有工程款稽核、估销的大权，凡河道、海塘、江防、沟渠、水利、桥梁、道路、渡船等工程经费，以及河防官兵俸饷、皇差均在稽核估销之列。
4.2河漕总督的创立与管理体系的完善
明初由都察院派遣御史巡视河防和督理漕运。景泰和成化时分别设漕河总督专理。但是，明代总督（理）河漕经常兼巡抚或军务。清代则成为专职，清河道总督从一品，巡抚从二品，并领有御史衔，权力大于一省的巡抚和布政司，有利于防洪防汛期间统一调度军队和地方劳动力及物料。
4.2.1明代河漕总督制与分司制的创立
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置都察院，衙门的地位与六部平行。明永乐时开始经常遣工部、户部、兵部侍郎、以及都御史督运、治河。明前期中央不设河漕专官，遇有重大工程及突发事件由皇帝派出主管官员。如永乐三年（1405年），工部尚书宋礼、侍郎金纯主持重修会通河，次年宋礼派往开封主持开封堵口工程。54
景泰四年（1453年）黄河在沙湾决口，北冲运河，命徐有贞为佥都御史专治沙湾。55
景泰二年（1451年）命都御史王竑为总督漕运兼淮扬等四府三州巡抚，驻淮扬。其时，总督漕运还不是专职。成化七年（1471年）命王恕为工部侍郎，总理河道（简称总河）。「时黄河不为患，恕专力漕河而已56即总理河道一职负责黄河和运河河道及工程，漕粮运输由御史系统的漕运总官兵负责。由此，起源于北宋排岸司和纲运司的专业性质的独立河漕分司管理体系逐渐完善。
明代总河总漕兼有副都御史和佥副附御史衔，如盛应期为总督河道右都御史。后也多兼工部、兵部或户部侍郎衔。如王恕以工部侍郎，万恭以兵部侍郎衔任总河。明代运河在长江以北归中央管理，以南属地方管理。国家管理的地段实行分司驻地制。长江以北分为三段：通州至德州、德州至沛县、沛县至仪真瓜州，各设都水分司，长官为都水郎中。成化十三年（1477年）改为两段，以山东济宁为界。万历时又分成四段：南河（淮扬运河段），分司驻高邮；中河（黄河及泇运河段），驻吕梁；北河（会通河段），驻张秋；通惠河，驻通州，各分司长官为主事。明代，水利工程中还有海塘和长江的防汛实行流域性质的分司驻守，但官员由州县派出，归省督统一调度，州县政府则按辖区范围承担劳工、物料组织。
4.2.2清代河漕总督与道汛管理
清代以总督掌理包括数省在内的大区军政，以巡抚掌一省军政，巡抚受总督节制。河道、漕运总督也都兼有军衔，赋予其节制监察省级行政长官的权力。清顺治元年（1644年）遣御史巡漕，其后置漕运总督，先驻通州，后改驻淮安。漕运总督一人，其属官也位同总督。康熙元年（1662年）河道总督不再提督军务。康熙雍正时设置巡漕御史，分驻淮安、济宁、天津和通州，行督察及催运漕船之责。河道总督按流域来设置，主管防洪治河。各河总督副总督几设几拆。雍正八年（1730年）始分设南河、东河和北河三总督：
①江南河道总督，驻清江浦。管理江苏安徽境内的黄河、淮河和运河；
②山东河道总督主管河南、山东境内黄河和运河，驻济宁；
③直隶河道水利总督驻天津，管理京畿水利及防洪。57
清代河道总督与漕运总督的责任严格分开，漕运总督只管漕粮运输，河道总督管河道和运河工程。道按河段设置，如通永道（直隶的通惠河、永定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永定河堤防建成后，设南岸分司和北岸分司，雍正时始按统一建制设道）、运河道（运河山东段）、淮徐道（黄河淮安至徐州段）、淮扬道（淮扬运河段）。总河下设若干道、厅，汛及铺，与明代运河和黄河相同。如通永道分管运河通州段和永定河，下设4厅：石景山厅、南岸厅、北岸厅、三角淀厅。道设行政长官同知、通判，属官丞、主簿等；厅设守备、千总、把总等。
长江堤防和防汛一直由沿江地方政府经管。瓜州仪真段因为漕运关系明清都是河漕总督管辖的范围。清前期曾经设有荆江河工厅，「专司防洪，不得委派州县代办。58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废荆江河工厅，将江堤全部交由地方管理，「康熙五十四年谕：江堤与黄河堤塍不同，黄河水流无定，时常改移，故特设河官看守。江水并不致移，故交与地方官看守。59
但荆江大堤的抢修经费仍由国库拨出。江汉平原沿江由州县官吏出任堤防专官，各自管理境内江堤和防汛。康熙十三年（1674年）将长江沿线分为两个江防段：
①汉阳段，以知府领江防事；
②武昌、黄州、襄阳、荆州、安陆、德安段，各以六府同知领江防事。知府、同知以下有11县典史辅佐。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责令地方官于每年九月兴工，次年二月告竣。如修筑不坚，以致冲决，将督抚照总河例、道府照府督催官例，同知以下照承修官例议处。60
地方官承担长江堤防岁修成为定例，工程失事的处罚类似黄河。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和雍正六年（1728年）先后两次动用中央财政资助洞庭湖和江汉平原修筑圩垸，这些圩垸称官垸，后来由地方官吏管理。
54《明史》〈河渠志一〉，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本，页321
55同54，页325，56同54，页329
57《清史稿》〈职官三〉，中华书局本，页3341-3342
58《清会典事例》卷919，（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91年），页572-573
59,60《清会典事例》卷931，中华书局影印本，页688
5、水利管理的稽察与奖罚
（清）鄂尔泰《授时通考》：「国家司空有总职，水利有专官，省以督之府，府以督之县，而县之陂塘圩堰又莫不有长。重役宪臣之稽查。61这段话概括了水利管理的两大体系：行政和监察。宪臣则是御史台官员的泛称。御史官制源于战国，是诸王身边以治文书、记事为职的官员，因为经常被差遣外出稽核官吏下属违法之事而具有监察官的职能。秦汉御史大夫位置相当于副丞相，御史属官有侍御史、监御史等，是直接受命于皇帝的中央监察机构。隋唐以后除了直属于皇帝的御史台之外，地方有独立于行政长官的御史建制。
明代将历代相承的御史台改为都察院，并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设立十三道监察御史（明末增加为15道）。各道御史巡视范围与省同。明代御史权力之大、人数之多超过前代。在中央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地方称某道御史。各道御史分别承担对本到地方政府的监察任务，还要分别承担中央各衙门不定期的监察任务。其中巡按以纠察地方官为职，称巡按御史。巡按之外，朝廷派遣朝臣以都御史、佥都御史衔到地方监管军民和财政，如巡视防洪和漕运。清代继承了明御史系统建制，但中央不设佥都御史，地方监察御史增为二十二道。古代御史对水利建设和管理的参与主要表现在两方面：派遣出使水利工程建设的管理职务（见本节三）；行使工程建设、管理及重大事故的人事和财务稽查。
5.1对人事及行政管理的稽查
水利工程不仅建设投资巨大，而且维持经年运行需要不懈的维修经费和工程管理。此外，水利工程的安全运用还与建设标准以及河流、降雨等自然因素密切相关。工程失修或失败是人祸还是不可抗拒的天灾，经常难以准确界定。这些特点决定了水行政的法规约束、管理稽查尤其重要。古代水政方面，御史体系一直发挥了重要的稽查职能，并握有官员奖罚升谪的大权。
4.1.1监察机构对水利工程及管理的稽查
唐代以后，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是地方政府的事，司农寺负有考核的责任。北宋宣和二年（1119年）有人批评地方水利监督不力：「为监司守令者，虽有劝农之名而不考其实；为提举常平县丞者，虽有农田水利之职，而不举其事。62
建议监司恢复其对地方行政长官农田水利业绩的监察、督导与考核之职，建议监司考察地方农田水利的成绩，应以「四证举证，即荒地、农户数、米价、租赋。中央对水利建设经费和水利工程管理的控制还通过御史体系的稽查来实现。以都江堰为例。宋代都江堰管理分为稽查、行政管理和工程管理三个层次，即「差宪臣（指御史台的官员）提举，守臣提督，通判提辖。县各置籍，凡堰高下、阔狭、浅深，以至灌溉顷亩，夫役工料及监临官吏，皆注于籍，岁终计效，赏如格。63
即提举官由御史充任，经常性的巡视；地方行政长官即路和州共同负责灌区的水政，县官主持岁修及日常的工程管理。都江堰的工程形制、岁修劳役工料，以及岁修主持的官吏等工程及人事情况均造册存档以供稽查。元代都江堰岁修，经费征收于民，上报工程项目繁多。元统二年（1334年），佥四川肃政廉访司事吉当普实地考察渠首岁修工程后作了大幅度的削减，「得要害之处三十有二，余悉罢之，并将一些竹笼结构的堤堰改为砌石。省御史台上奏其功，惠宗下诏制文立碑以表彰。64
吉当普对都江堰岁修的干预，证明他负有对省，州、县地方政府稽查的责任。明弘治时，都御史丘鼐以都江堰灌渠上豪权势要多私建碾磨或开小渠引水，建议四川增加宪臣一员专门提督水利。为此，弘治三年（1490年）「升刑部员外郎刘杲为四川按察司佥事，提督水利。65
5.1.2对防洪防汛管理部门及河官的稽查
御史有对政府机构及官员的监察责任。宋代御史就经常被授权审理河官。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在澶州商胡埽决口。至和二年（1055年），以殿中丞李仲昌提举河渠，内殿承制张怀恩为都监，以30万人在商胡堵口及开六塔河。嘉祐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堵口成功，但不久因为黄河改道全入六塔河，六塔河宣泄不及而黄河向北泛滥。事后，「诏御史吴中复、内侍邓守恭，置狱于澶。劾仲昌等违诏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进约，以致溃决。66
李仲昌流放英州，张怀恩流放潭州，其下属官全部夺官去职，「由是议者久不复论河事。67
商胡堵口之议首先遭到以翰林大学士欧阳修的反对，失败后仁宗不得不处罚主管官员来收场。御史对官吏的考稽，甚至关系官员的升迁和机构的置撤。元至大三年（1310年），河北河南道廉访司（元行省的御史机构）对都水监的考察之后，予以了谴词用句非常严厉的评价，「水监之官，既非精选，知河之利害者，百无一二。虽每年累驿而至，名为巡河，徒应故事。问地形之高下，则懵不知：访水势之利病，则非所习。既无实才，又不经练。乃或妄兴事端，劳民动众，阻逆水性，翻为后患。68
为此，廉访司建议在汴梁设都水分监，任用懂水利之人，「专职其任，量存员数。频为巡视，谨其防护。可疏者疏之，可堙者堙之，可防者防之。职掌既专，则事功可立。69
此后，设行都水监，分管巡视御河和黄河。
61清·鄂尔泰，《授时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页319
62《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中华书局本，页6084
63《宋史》〈河渠志五〉，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本，页168
64《元史》〈河渠志三〉，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本，页310-314
65《明实录·孝宗》卷36（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年，页3
66《宋史》〈河渠志一〉，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本，页60
67，68《元史》〈河渠志二〉，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本，页272-273，69同66,页274
御史还负有对河官政绩考察的责任。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靳辅罢官就是一例。河道总督靳辅治黄，采用多重堤防，以实现其期望的刷沙、淤滩和保堤的目标。御史郭琇弹劾靳辅，说他的举措「内外臣工亦交章论之。耗资巨大而治河无绩，令停筑重堤，免辅官，以闽浙总督王新命代之。70
御史的职权是皇帝赋予的，积极的方面是形成了国家管理的监督机制。行政长官与监察官的矛盾和冲突是经常的，有时皇帝赋以行政官员以特权，使其独立事权而不必顾忌。明万历帝曾经授予总理河道潘季驯这种特权，「今特命尔前去督理河漕事务，将河道都御使暂行裁革，以其事专属于尔。其南北直隶、山东、河南地方有与河道相干者，就令各该巡抚官照地分管，俱听尔提督。…如有违抗不服，及推诿误事者，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下迳自提问；应奏请省，奏请定夺。其提督军务事宜，查照河道衙门原管行事。71
5.2经费的稽查
宋代，曾经对故意加大工程的预算，然后侵吞工款的行为有严厉制裁规定：超额预算，剩余部分作贪污论，已经收入私库者按监守自盗罪论处。如宋徽宗时针对当时都江堰岁修经费浩大，民不堪其扰的情况，于大观二年（1108年）七月诏书：「自今如敢妄有检计，大为工费，所剩坐赃论，入己准自盗法，许人告。72清代工部都水清吏司拥有对工程审计的权力。国库拨款的黄河岁修工程、灌溉工程，在500两以内者，每年工程项目造册备案，完工后稽核、估销。工料银超过1000两的岁修和抢修工程，要奏报皇帝御批，另派大臣督修。特许国库开支的江防抢修工程也在此例。清代建立了工程款的审计制度。工部是这项制度的执行部门，御史则负有工程款拨发、开支是否合理的监察职责。雍正二年规定了岁修及抢修经费预估和工款题销的时限：
①岁修工程「本年十月内题估，次年四月内题销。逾限不销者，令授受各官赔修工费；
②抢修工程「将冲决丈尺，动用何项钱粮报部。工完之日，汇册题销，迟至次年不题销者，如前赔偿。73
5.3奖罚条例
稽查机制之外，官员政绩功过的奖罚规定是人事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历来缺乏衡量水利管理官吏功过的条例和细则。清代河工《考成保固条例》以河工的保修期量化处罚，这在管理制度建设方面是重要进步。
4.3.1奖励条例及制度
《唐六典》规定渠长、斗门长职责及相应的考评办法，「每渠及斗门置长各一人。至溉田时，乃令节其水之多少，均其灌溉焉。每岁府县差官一人以督察之。岁终录其功以为考课。74宋代评价地方官员的政绩，水利建设或管理情况是主要依据。如绍熙二年（1191年）光宗诏书规定地方官到任后半年，需要报告应修水利工程数，离任时报告成绩：「守令到任半年后，具水源湮塞合开处以闻；任满日，以兴修水利图进，择其劳效著明者赏之。75
明清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由朝廷直接委任，总督属官的升迁则主要靠保举，即长官推荐。河道总督离任前，可以推荐一批河官；河工完成后，河道总督在奏报中推荐熟悉河务，勤勉能干的官员，使之受到封赏或优先补缺升迁。河道总督奖励主要是提升官阶和授衔。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河东河道总督张文浩被赏三品顶带兼右副都御史衔；已革河东道总督叶观潮，道员布政使糜奇瑜，署开归道沈淳彝，同知张坦，及参将、游击等下级官员以蓝翎等。76
5.3.2清代河工处罚条例
顺治初年工部定河工考成保固条例，主要为保障黄河、运河以及海塘堤岸修筑质量而定。条例处罚
①以堤防失事是否在保修年限内外为依据；
②以直接责任还是主管责任为依据。所以条例规定了堤防保修年限，以及责任的定义：经管河道同知、通判为直接责任人；分司道员、总河为主管责任人。处罚标准依据保修时限来决定处罚等级：
①一年内冲决，管河同知、通判降三级调用；分司道员降一级调用；总河降一级，留任。异常水灾冲决，专修、督修官员停俸并修复；
②堤防被冲毁，而隐匿不报，管河同知等官降一级，分司道员降一级调用，总河罚俸一年；
③冲决少而上报多，分别降三级调用，分司降二级，总河降一级；
④有冲决必须在十日内上报，超过规定时间者降二级；
⑤沿岸修防不及时，以致漕船受阻者，经管官降一级调用，该管官罚俸一年，总河罚俸6个月。77后来对顺治河工考成保固条例多次修改。顺治十六年，增加河官离任交接，任职期间差错追诉条款。
康熙十五年（1676年）规定凡是堤防被冲决，责任皆由修守两方共同承担。并对黄河半年、运河1年期内发生冲决，作更严厉的处分，增加了革职、戴罪修筑、停俸督修、工完开复（遣走）、降级罚俸等处罚细则。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河南祥符漫口，南河同知高步月、协备许镳、祥符上汛县丞秦华曾，千总高振等革职，河道总督文冲亦枷号河干三个月，发配新疆伊犁。78因为黄河决口的处罚非常严厉，以致后来堤防失事的奏报多以漫堤、漫溢淡化堤防被毁的实情。清《河工考成保固条例》尽管有很多不合理之处，但它从条例上制度化了处罚规定，并对失事责任和相应的处罚提出了定量的依据，这在此前的国家法规及制度上是少有的。
70《清史稿》〈河渠志一〉，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本，页504
71明·潘季驯，《河防一览》〈敕谕〉卷1,（南京：中国水利珍本丛书，1936年），页25-26
72《宋史》〈河渠志五〉，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本，页168-169
73《清会典事例》卷904，中华书局本，页434
74唐·李林甫，《唐六典》〈将作都水监〉，页599
75《宋史》〈食货志上〉，中华书局本，页4188
运河之都范文5
关键词：交通枢纽；京津冀；河流；发展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2-51-2
1 天津河流地貌特征分析
天津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海河下游，北依燕山，东临渤海，是海河水系的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永定河五大支流汇合处，亦是独流减河、永定新河、子牙新河、朝白新河、蓟运河等河流的入海地，海河干流横穿天津市区，东流入渤海。天津地势低平，河道纵横交错，洼淀星罗棋布，形成天津独特的地貌特征，是华北地区少有河流水系贯穿整个市域的城市。
1.1 天津地理区位
天津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海河下游，北依燕山，东临渤海，是海河水系的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永定河五大支流汇合处，亦是独流减河、永定新河、子牙新河、朝白新河、蓟运河等河流的入海地，海河干流横穿天津市区，东流入渤海。天津地势低平，河道纵横交错，洼淀星罗棋布，形成天津独特的地貌特征，是华北地区少有河流水系贯穿整个市域的城市。
1.2 天津河流地貌的演变史
自商代开始，黄河先后三次改道移至天津附近入海，由于数千年淤积作用，海水逐渐退至现在的海平线位置，形成陆地。至西汉初年，退海之地的天津平原水系众多，航运极为便利，因捕鱼和煮盐业的的兴盛成为富饶之地。西汉末年由于局部海侵，天津附近海平面上升，使当时天津滨海平原许多村落因此消失，发展中断。直至东汉时期开始海退，公元206年起，曹操开凿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连接天津平原上众多河流，促进今天海河水系的形成。隋代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水路交通后，今天津城内三岔河口地区逐渐有了以捕鱼、晒盐为生的人家。金泰和五年，为方便运输漕粮，于今天津静海独流开挖新渠至柳口（今杨柳青）东折至三岔河口，入笥沟（今北运河），再北上武清，达中都。至此，天津市域内河流地貌基本成型。
2 天津城市沿河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
上文已分析说明河流水系繁多是天津城市地貌的重要特点，下面本文将对自古以来河流对天津城市发展的影响予以分析。
2.1 退海之地，鱼盐之利，舟楫之便造就天津
作为退海之地的天津平原经过战国时期和秦代的开发，为人类居住和经济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到西汉初年已经成为富饶之地。当时天津平原洼淀众多，因此捕鱼、煮盐业十分兴盛。朝廷为了税收和管理，在此设县，周围建有城桓，形成天津平原上早起到城市聚落。因为天津平原水系众多，航运极为便利，这些城市聚落成为当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及水上交通枢纽。
2.2 人工运渠的开凿促进天津港口城市的兴起
东汉末年，天津沿海一带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建安十一年，曹操发兵乌桓，开凿平虏渠和泉州渠以便通海，另开凿新河运渠连接泉州渠和濡水。魏晋时期在泉州渠与}水（今海河）回合处兴起一座叫漂榆邑的港口城市（今军粮城一带），是当时东楚渤海的要冲之地和军用物资中转站。随着京杭大运河的修建，天津平原作为河海运输中转之路的地位更加稳固。
2.3 河流作为军事对峙要塞影响天津古代村落形成和分布
五代之后，天津成为宋、辽南北对峙的前沿阵地。天津平原上的}水（今海河）在此时被黄河夺道，并成为宋辽分界线，故称界河。双方均在各自河界两岸设防驻寨，成为军事据点。雍熙四年，宋朝沿河防线士兵在天津一带试种水稻，第二年收获颇丰。从此开始了天津地区种植水稻的历史，促进了这里的农业发展并影响着乡村聚落沿海河呈带状分布。
2.4 北京建都奠定天津漕运和军事重镇的地位
金、元时期均定都于今北京一带，称中都、大都。天津成为漕粮运输中转枢纽和通往中都达军事要地，金朝廷在此建立直沽寨并驻军，元朝在天津设海津镇，使其成为距京师最近的漕船转运和漕粮储备基地。当时地处海河运输枢纽的大直沽一带，城市聚落的萌芽已经显露，漕运的兴盛和制盐业有力的促进了人口的增加和商品经济的繁荣。
2.5 天津城市聚落的形成和发展
明成祖朱棣在南北运河与海河交汇的三岔河口西南处设卫筑城，赐名“天津”，意谓天子渡津之地。随着明代禁海运动的实行，彻底罢黜海运，江南至北京的大运河全线贯通，天津三岔河口作为河运枢纽功能进一步增强，成为南北漕运的中转枢纽，形成集军事防卫、漕运枢纽和商业职能于一体的城市聚落。
2.6 近代天津城市沿海河两岸的快速发展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英、美、法、德、日、俄、意、奥、比九国租界沿海河不断扩展，形成面积达23250.5亩的租界区，分布在海河两岸。1902年，袁世凯在海河以北建立“北洋新城”，天津市区形成旧城区、租界区、北洋新城共同构成等现代三元城市结构（如图1）。原有的政治、经济中心逐渐由旧城区转移至北洋新城和租界区，体现了近代城市功能区集中于河港 并沿河伸展等特点。
2.7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市中心城区内海河功能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中心城区以北洋新城、老城区、租界区的建成区为核心，贯穿城市中心区的海河为斜向轴线。1985年修建海河二道闸，使中心城区内的海河不再通航，成为蓄水河道，这是海河自形成以来功能的根本性重大转变。断航之后道海河由于河上桥梁偏少，不利于两岸之间的交通联系和发展，城市发展中心南移，导致中心城区内海河上游地区经济衰落，海河已失去城市空间发展轴线的地位和作用。
3 天津河流地貌对于城市发展价值的再认知
通过对河流地貌的变迁以及天津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的分析，本文认为天津平原依托河流繁衍生息，河流既是人类生存源泉又是防御外敌的天然屏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天津的社会经济与交通运输主要依赖于海河源头三岔河口，逐步发展成为集军事防御和交通枢纽于一体的大型城市。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码头、仓库、工厂把持海河干流，兼具交通运输功能的海河污染严重，城市生活不再依赖海河，加之中心城区海河的航运交通功能中断，天津城市发展呈背向河流发展的趋势。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自1960年起世界各大城市纷纷展开城市中心老工业区特别是滨水地区的复兴与改造运动，将水域景观作为城市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目标是使其重新回到城市发展中来。
近年来天津已着力发展中心城区海河两岸景观建设，打造成为极具本土特色的亲水平台和城市展示空间，效果非常显著，但中心城区内海河以外的河流水系除蓄水、防汛等基本功能外，利用率并不高。天津这座起源于河流的城市，若能将其众多河流水系资源的土地价值、环境生态价值及文化价值充分发挥，将对城市发展起到非常有利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天津市地方志修编委员会办公室.天津通鉴[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68-102.
[2] 天津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天津城市历史地图集[M].天津：天津古符出版社，2004：78-112.
[3] 刘海岩.空间与社会――近代天津城市的演变[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16-87.
运河之都范文6
法国学者斯宾格勒曾在其《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这样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由此，可以说运河的历史。就是运河上城市的历史。让我们一同走进运河上的一些城市。去揭开那笼罩在运河上的神秘面纱吧。
通州，一个源自于运河的城市
通州位于京杭大运河北起点。自古就是漕运和仓储重地，曾是久负盛名的水陆都会和盛极一时的皇家码头，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美誉。
“通州”不仅名字来源于运河，城市也是在运河的基础上建立的。通州城的真正历史开始于元代的“编篱为城”。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春，元世祖任用郭守敬开始修凿贯通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历时一年半而成，赐名通惠河。经由通惠河。通州从此成为南方粮运来京的咽喉要道。通州也因此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之地。京杭大运河在通州境内流域长达42公里。运河两岸分布有燃灯佛舍利塔、大光楼、漕运码头、皇木厂等一批文物古迹。每年有上万艘船只在运河码头装卸。形成了通州八景之一的“万舟骈集”景观。过去，通州还有个特别的节日――开漕节。每年当第一批漕粮抵达的日子，就是个盛大的节日，官吏客商、船工百姓共同参与庆祝活动。热闹非凡。令人不禁想到了元代诗人贡奎的诗作中“河冰初解水如天，万里南来第一船。彻夜好风吹晓霁，举头红日五云边”的非凡景象。
而今通州一改过去热闹繁华的码头景象。开始华丽的转身。2009年3月14日召开的“北京通州国际新城规划论坛”上。将通州的发展目标定位为区域服务中心、文化产业基地、滨水宜居新城。通州将借助其滨水特色和运河文化底蕴，打造一座中国北方现代水乡新城。曾经参与了迪拜滨水区框架规划、阿联酋阿布扎比市萨迪亚特岛规划的AECOM公司总体规划全球主管史蒂芬英格布罗姆说，强调水体，将给通州注入生命力，使其成为北京这座国际性都市的一个特色城区。
天津卫，处处闪耀运河的光芒
大运河过了通州之后，顺流而下，与天然河道榆河(又称潞河)合流，一路深沉而平稳地继续向南流去，说着说着就到了运河畔的又一个城市――天津。从通州至天津之间这一段。全长约180公里，称为“北运河”。
如果说通州市为运河而建的城市，那么天津就是一座被运河载来的城市。公元1153年，金代时期的漕运使天津诞生了最早的军事堡垒――直沽寨。之后，元明清相继建都北京，这里又因为漕运的日益繁荣。渐趋发展成熟。直到公元1400年，明代建文年间，明成祖朱棣与建文帝争夺皇位。南下途中，自天津运河三岔河口西侧的南运河正码头处渡河。争取皇位后。将其南下的渡口赐名天津，意为天子经过的渡口，天津一名由此而来。大运河不仅促进了天津商业的流通，更孕育了天津的运河文化、饮食文化、宗教文化、商贸文化和民俗文化等等。在天津运河段中。至今还留下很多历史遗存和文化遗产。比如建于1870年的九宣闸、位于武清区的当年集散漕粮的十四仓、康熙乾隆两位皇帝为治理天津运河所立的御碑、运河岸边代表着天津文人文化的水西庄、中国第一座现代大学――北洋大学，以及天津杨柳青年画、翟元甲武术等众多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今的天津是中国四大中央直辖城市之一，中国沿海开放的国际口岸城市，中国大陆三大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之一，拥有中国第四大工业基地、第三大的外贸港口，素有“渤海明珠”之称。它地处华北平原的东北部，海河流域下游，东临渤海。北依燕山，西靠首都北京，是海河五大支流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的汇合处和入海口。素有“九河下梢”、“河海要冲”之称。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天津是中国北方最大的经济商贸中心。她景色优美、物产丰富、文化荟萃，同时具有浓厚的天津地方民风民俗。丰富生动的近代历史遗迹，是座颇富旅游价值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也是座充满现代活力的国际港大都市。
就天津而言，随着运河旅游资源的逐步开发，将进一步丰富现有的“海河风情游”内容，促进旅游产业升级。同时。随着京杭大运河保护性开发的深入，还有望通过这一千年古水道沟通京津两地，演绎精彩绝伦的“水上双城记”。
扬州，与运河同生共长的文化名城
春秋时期的公元前486年，打败了越王勾践的吴王夫差欲问鼎中原，在扬州境内开挖邗沟，建筑邗城，用以输送兵草。虽然夫差没能问鼎成功，甚至因为这个冒进的举动遭到中原诸侯与越王勾践的两面夹击最终覆国，但一个延续了千年的运河挖凿工程却就此拉开了帷幕。扬州城也因“运”而生，因“运”而兴。大运河，给扬州带来了发达的经济、带来了多样的文明、也带来了无数传世佳话。
扬州。地处江苏省中部，是我国较早开展对外贸易和国际交往的城市之一。早在唐代，扬州就享有“商贾如织”、“宫甲天下”的美誉，当时寓居海外的扬州经商者达5000多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
无数文人墨客千百年来不厌其烦地赞美扬州，留下多少千古绝唱，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这个大都会的繁华。扬州不仅有繁华也有胜景，扬州是中国著名的风景旅游休闲城市。“烟花三月下扬州”，每年公历4月侣目至5月18日，扬州市都会举行“烟花三月经贸旅游节”，此时的扬州烟雨蒙蒙。琼花盛开，花香扑鼻，是旅游的黄金季节。扬州是惟一与中国古代大运河同生共长的城市，正是因为这一背景，自2007年开始扬州每年9月都会广邀国内外运河城市的市长及相关负责人，齐聚扬州。举行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而至今世界上也只有中国扬州举办过“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
盛唐已矣，古迹遗墟，现在的扬州古运河的漕运功能已逐步衰弱，但仍具备引水、防洪、排涝、航运等功能，扬州当地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古运河的保护、治理、利用方面投入了不小的精力。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古运河的水质明显改善，沿河两岸面貌焕然一新， 一个集旅游、休闲、商贸、文化为一体的运河城市已初显雏形，扬州，这个与古运河同龄的城市正散发着新的魅力。
杭州，与运河相守的城市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因西湖而闻名天下，可造就它繁荣的却是大运河。京杭大运河自北向东贯穿杭州城，水运成就了这个古老城市的经济。也沉淀了杭州悠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杭州经济发达，有“钱塘自古繁华”之称。唐时。杭州倚借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与广州、扬州并列为中国三大通商口岸。南宋时期，江南“漕运”达到鼎盛。手工业和商业空前繁荣，杭州城市人口达124万，跻身世界十六堋市行列。明清、民国时期。运河两岸官办粮仓集聚，被誉为“天下粮仓”。
但随着岁月沧桑、风云变幻，杭州的大运河渐渐堤岸坍塌、河道变窄、水位变浅、河水变质，让人一向引以为豪的大运河蒙尘受垢，显得奄奄一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