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官观潮景区范文1
存万人千里追潮弄潮的同时，引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潮经济”。与此同时，也催生了浙江人的理性思考：保护钱塘江，发扬与传承异彩独具的“潮文化”。观潮、引潮、护潮，正形成了一道人与自然有机融合的风景线。
万人千里追潮弄潮
“钱江潮果然名不虚传!”在来自上海的“老年观潮团”中。86岁的李天民老人坐在轮椅上细细品味刚刚过去的钱江潮。虽然行动不便，观潮兴致却不减。“以前只是在电视上看过钱江潮的介绍，趁着中秋假期，特意赶来了却一桩心愿。”
在众多观潮人中，隐藏着不少“追潮夫妻档”。每年的钱江潮，吴振华和妻子都会自己设计路线：先到海宁大豁口看“碰头潮”，再到盐官镇看“一线潮”，然后到老盐仓看“回头潮”，晚上再赶到萧山听夜潮。“一路追潮，十分过瘾!”吴振华说。
“不同的潮种有不同的欣赏价值。”从北京赶来的“追潮者”程月青则选择在盐官观看“一线潮”，他向记者解释道：“‘一线潮’的特点是‘一往无前’，今年江道刷深、江底变平、潮水阻力变小、潮水的前进速度更为一致。虽没有‘回头潮’来得壮观，却大气美观，非常具有观赏性。”
有人爱观日潮，有人却爱听夜潮。从辽宁赶到盐官来观潮的黄先生说，比起日潮，他更爱夜潮。“晚上的潮声更为清晰，加上月光映照，确实就如书中所写的‘月影银涛。光摇喷雪，云移玉岸，浪卷轰雷，海潮势若万马奔腾。奋蹄疾驰’。”
沿岸万人观潮，江中更有勇者弄潮。存杭州的钱塘江边，一场有关钱江大潮的好戏踩着潮水的步点华丽上演。在风力与浪尖之间踏着滑板，冲浪达人们时而旋转，时而飞驰而下，一系列的精彩动作引得钱塘江岸上的观潮者啧喷称叹。近两年，以高、多变、凶猛、惊险而著称的钱江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冲浪选手慕名前来“弄潮”。
海宁盐官观潮景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冰瑜告诉记者，自1992年起，海宁已经成功举办观潮节18次，历年观潮节和观潮系列活动累计吸引中外游客900多万人次。而位于钱江潮潮尾的萧山则划出了长达80公里的观潮区域，设立9个观潮点。2010中国国际(萧山)钱江观潮节在24日开幕，预计将在3天时间内吸引40万的游客。
大潮涌动涌来“潮经济”
为了一睹大潮的壮观景象，“追潮者”不借重金追逐这一天下奇观。张冰瑜介绍，早在一个月前，9月25日即农历八月十八当天的观潮楼座位已被预订一空，观潮棚的空位也所剩无几。进入中秋小长假，整个海宁市更是出现了一房难求的场面。近两年，在钱江大潮涌动的同时，引发的“潮经济”效应也逐渐显现。
“以萧山为例，怀揣120平方公里沿江地带的资源，萧山对做热沿江旅游观赏带这篇文章满怀信心。目前，正在把船斗潮、冲浪、空气动力伞、江鲜等元素融入观潮中。”萧山旅游局局长赵莉表示。萧山观潮，要成为一个顶级创意旅游产品，集吃、住、行、游、购、娱六大旅游元素于一体。今年年底前，南阳美女坝江鲜特色一条街就能投入运营。而投资3亿元的月亮湾观潮城，将成为一座集观潮、休闲、会展、娱乐等于一体的观潮度假城。
“钱江潮就像一块敲门砖。”赵莉表示，最终的目的，还是以潮为媒，把观潮沿岸地区打造成为长三角的旅游目的地。
海潮与人潮交融，掀起产业转型之潮。近年来，借助“一节两会”带来的超高人气，海宁皮革、家纺等特色产业集群不断谋划转型发展。海宁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查加林介绍，自1994年以来，借助观潮节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海宁皮革业已成为皮革时尚的风向标。据了解，2009年，海宁中国皮革城客流量超过420万人次，成交额近百亿元。
在观潮节期间，海宁市还举办了金庸书院落成开放典礼、“傍海宁听新潮澎湃”2010海宁“潮”音乐节、“祭祀海神民俗表演”、“董培新画说金庸金庸小说人物画展”等10多项精彩纷呈的活动。当地旅游部门负责人表示，举办观潮节不单是一个旅游节，还是一个吸引商机、拓展影响力的平台。
一张国际名片背后的高价保护
“历史上，钱江潮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奇观。”浙江省水利水电河口海岸研究设计院河口海岸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林炳尧告诉记者，如扬州、镇江一带的长江广陵潮，在唐代中叶以前的数千年间，比后来的钱塘江潮更为波澜壮阔。但由于长江挟带泥沙在入海口日益淤积等原因，形成潮涌的条件越来越弱，到了唐代，广陵潮就逐渐销声匿迹了。
“两大因素掌握着潮涌的命脉。”林炳尧告诉记者。一是自然环境的改变，这是不可抗拒的因素。二是人类活动、大型工程等人为因素。“如果不加以控制或保护，将会改变河口环境，削弱甚至导致涌潮消失。”
如今，钱江潮已经成为浙江的一张国际名片，为保护这一自然界奇观，浙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早在2003年，为了解杭州湾大桥对钱江潮的影响。建设部门结合杭州湾50多年的水文资料进行了长达两年的专项研究和分析，并最终将桥址选在了起潮点以东30多公里处。设计者还将桥设计成了“s”形，以保证桥梁各段的桥轴线与涨潮和落潮的主流垂直。减少建桥对水流速度的影响。
2004年，钱江十桥建设方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由于大桥北端位于观潮胜地盐官镇，担心会破坏潮水景观，经过两年的反复协商，最终决定改为建江底隧道。而这一改，造价由15亿多元变为33亿多元。
对于钱江十桥为钱江潮“让路”，杭州市交通局总工程师朱玉龙表示，不论仡多少钱都是值得的。“涌潮是我们的第一考虑，这是独一无二的天下奇观，也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盐官观潮景区范文2
2012年2月18日，海宁市人代会就该议案作出一项重大事项决定。它是海宁市历史上首个人代会作出的重大事项决定。
到底是什么内容，令代表们如此关注？这还得从一份6年前未获海宁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规划说起。
一份规划，6年前未获通过
说起海宁潮就必然会说到盐官。盐官不仅是观赏天下奇观海宁潮的最佳位置，还是一座拥有辉煌历史的千年文化古城，更是海宁市旅游开发建设的核心区域。
为更好地开发建设盐官古城旅游，2005年10月，海宁市政府向海宁市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一份整整花了一年时间调研、编制的海宁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可出人意料的是，这份备受关注的规划竟在海宁市人大常委会审议表决时未获通过。缘由之一便是：盐官拥有得天独厚的潮文化资源，在天然资源没有好好开发利用的情况下，却要花大钱制造人工景观，不符合实际。
此后，盐官的旅游开发建设在有意向、少动作的状态中纠结前行，直至“百里钱塘”概念的提出和相关规划的制定实施。在海宁市此前召开的6次人代会上，代表们就此提出了40多件议案建议。代表们认为，除了当前普遍存在的资源要素制约外，体制不顺、托管区职责不明确、总体规划缺乏推动力等问题，已限制了整个“百里钱塘”的开发建设。
2012年2月13日，是海宁市第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报到日。从那天起，从小在盐官长大的市人大代表田丰心里就一直记挂着一件事：一定要把《关于举全市之力，加快以盐官古城为龙头的百里钱塘开发，促进文化旅游名市建设的议案》提交大会。
6年后，一件议案84人附议
截止2月16日下午4点，海宁市第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共收到代表议案建议278件。其中，以田丰等84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举全市之力，加快以盐官古城为龙头的百里钱塘开发，促进文化旅游名市建设的议案》最引人注目，它是海宁市历届历次人代会上附议代表数最多的一件议案。
2月17日上午9点，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召开会议，经过反复审查和仔细斟酌后，决定向大会主席团建议，将田丰等84位代表提出的议案列入大会议程，由全体代表审议表决是否就此作出相关决定。
这在海宁市是史无前例的，大会主席团成员深感责任重大。但最后，大会主席团成员一致决定，无论代表们最终表决结果怎样，先按法定程序将该议案列入大会议程。
2月18日上午，在按程序增开的主席团会议上，各代表团团长一一汇报了代表们对议案和主席团提出的《关于加快以盐官古城为龙头的百里钱塘国际旅游长廊开发建设的决定》（草案）的审议情况。
“这是一件大事、实事，有利于全市文化旅游发展。同时，这也是我市人大工作的一次创新与提升，值得尝试。”会上，各代表团团长带来了代表们的同一个心声。
根据代表审议情况，大会主席团终于决定：将《决定》（草案）提交大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表决。
260名代表，一致通过《决定》
“反对没有，弃权没有，一致通过！”2月18日下午，在海宁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大会执行主席徐辉大声宣布。
经过认真审议，260名代表承载着海宁市66万人民的期盼，表决通过了《决定》。这意味着，海宁市历史上首个人代会作出的重大事项决定诞生。
盐官观潮景区范文3
[关键词]清朝 板盐 兴衰
Abstract：Zhoushan is located in the estuary of the Yangtze River，has historically been the main production of sea salt. Jiaqing (1796-1820) in Qing Dynasty，Wang Jinbang first invented plate-salt method. As a result, the salt industry there is a new method. Plate-salt is a specialty of the Zhoushan，the current study circles on the palte-salt is very scarce. Thus，do a preliminary study，about the rise，development，decline，sales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situation is necessary.
Key words：Qing Dynasty；plate-salt；Zhoushan
[中图分类号]K8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舟山板盐的兴起
关于板晒制盐法的起源有以下两种：
《宋元明舟山古志》里记载：岱山居定海之北，去县治百二十里，四面环海。居民一万馀户，业盐者十之二，出品以盐为大宗。其始亦系设灶煎烧。至清嘉庆年间，有乡民王金邦者，始创制盐板，易煎为晒，民皆称便。①
而《岱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里记载的则比较通俗：王金邦（生卒年无考），男，岱山人，本为灶户，清嘉庆年间（1796~1820）煎盐为生，一日，他偶见扁担凹处积卤，经日照结晶成盐，受此启发，便在家中门板盛卤试晒，获得成功。随后他对这一工具又做了改进，使白盐质量好，产量高，成本低，劳动负荷轻，由此远近灶户皆仿行之。②
由上可知，板盐的创制诞生于清代嘉庆年间，乃舟山本地盐民王金邦所首创。非常可惜的是，对于王金邦的具体情况因为资料有缺已不可能有更多了解。从上面的文字信息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板晒制盐法的优势。它产生的盐要比煎煮来的盐质量好，而且产量比较高，投入的成本则低，最重要的一点是劳动负荷轻。
板晒的步骤包括：灌卤、收盐、淋卤。而淋卤的过程还分为三小部分，分别为纳潮、刮泥挑泥和泼水晒泥。所谓纳潮就是在盐场挖一个引潮浦，然后涨潮的时候海水会经引潮浦进入到盐田里。大潮的时候海水通常都是不用人工牵引就可以直接进入盐田，中小潮的时候需要借助水车才能把潮水从浦中引入到盐田里。刮泥挑泥就是纳潮之后，经过太阳的暴晒，盐田起了盐花，就可以刮取咸泥。剩下的一项泼水晒泥不是每个地方的盐场都有这项过程。目前所知的，这项只是定海盐场所独有。定海盐场的盐民天晴的时候，把泥蓬中的咸泥挑出来一小部分摊晒于墩头晒场。泥摊开后，就要泼洒海水几次，这样可以增加盐的咸度。然后要用竹耙翻动咸泥，促使它变得细碎，这样更容易晒燥。一般夏季的时候一天就可晒燥，但是其余季节，则须要晒2~3天。如果当天晒不燥时，晚上的时候还要将咸泥推拢，用干燥的稻草盖上，防止还潮，第二天则继续晒。
通常盐民都是晴天时每天早上将盐板拿出去摊放，同时根据经验判断蒸发量的大小给各个盐板灌上适量的卤水，这在当地有个俗称叫“拗卤”。在阳光海风的作用下，水分蒸发后盐就能结晶。之后，盐民将结晶出来的盐全部推倒晒板的一个角落，用铲子铲入竹箩，再将竹箩放置于空桶上沥干卤水。
板晒法所用的卤乃为刮泥淋卤法。刮泥的方法为先用前耙将泥耙松。耙为长方形木框，长约2米，下联密密地分布着铁钉。人就站在框上，驾着牛拖行。这样的效果是为了使咸泥细匀，厚度大约为1厘米。这其中岱山盐场的溜（场中积土为圆墩，其名为溜）为固定设备，呈圆形，类似碗状，俗称“漏碗”。中间圆空，四周高起，均用筋韧熟泥筑成，并敲打坚实无缝，以防泄露。岱山与定海因地势不同，方法略有差异。岱山地势较高，可以常年刮泥。每市亩盐田课配盐板大概为10块。盐田的四周有址塍，比较高大，可以挡住一般潮水。定海地势低洼，泥场常被雨水淹没，一年中可刮泥的时间仅为一个月，每市亩盐田配盐板7块左右即可。
盐民基本上每天收盐一次，夏季一般产盐量是春秋季节的5倍，冬季的产盐量则只是夏季的1/10。定海相比较于岱山的产盐量少点，但也相差无几。正常情况下定海板盐年产量为300斤，而岱山则比之多50斤左右。
二、舟山板盐的兴盛
翻阅了相关的资料，对于清中期舟山板盐的兴起的原因笔者归结为以下四点：
一、清统治者实行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清代雍正时期开始实行“摊丁入亩”的税收政策，税银平摊入田亩中进行征收，规定“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解放了许多农民的人身自由。这样的一个气氛自由的大环境下，盐民的思想也较之前自由。出现盐板晒盐法之前，舟山流行的一直是古老的“煮盐”法。煮盐法耗燃高，投入成本大，而且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些我们可以从上文的那些诗词歌谣里可见，“煮盐”法有多累民。相比较之下，板盐的劳动力负荷轻，投入成本少等优势之处更加突出。以至于后逐渐扩散到宁波及江苏一带。
第二、浙江多雨的气候。浙江位于我国东部沿海，气候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受太平洋的影响较深。“气候总特征为：季风显著，四季分明，年气温适中，光照较多，雨量丰沛，空气湿润，雨热季节变化同步，气候资源配制多样，气象灾害繁多。浙江年平均气温15～18℃, 极端最高气温33～43℃, 极端最低气温-2.2～-17.4℃；全省年平均雨量在980～2000毫米，年平均日照时数1710～2100小时”。③舟山位于浙江的东北部，四面被水所包围，气候更是湿润多雨。板晒法制盐，晴的时候摊板晒盐，而下雨的时候“以板逐（层）叠高，每十块为一叠，而以晒板覆以盖”。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在下雨的时候就不会眼睁睁看着快晒好的盐又化为一滩雨水。
第三、靠近材料源地。舟山是岛，四周皆是海水。岱山更是临海，现成的海水，现成的沙滩以及现成的夏日高温和海风习习，可谓是天然制盐条件十足。盐民可以就地取材，不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就能制盐。何乐不为？在《清盐法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板晒之法，俟天晴日，陈列各板于场，自上午六时起，逐板注卤，就日光晒之，晒至日中，盐已结晶。盛夏炎日，再加卤一半，以期盐量稍多。至下午四五时，一人用盐耙集盐，又一人则以盐铲铲入筐内……”步骤简洁，任何一家居民都可以制盐。所以，无怪乎板晒在沿海地带如此兴盛。
第四、清代人口的快速恢复和发展。据统计，明末清初的一系列战乱导致当时的人口数量急剧下降，从明末的一亿人口下降至顺治初年的四千多万。在清政府采取措施后，人口才在顺治年间急剧上升，到顺治末年回升到七千多万，到雍正十二年，全国人口达到一亿零九百多万。道光三十年达到最高峰期时有4.4亿。人口的不断增长，对盐的需求量随之增长。这就促进了盐的生产量不断地增加。
盐板的发展历史可以说是几经涨落。板盐出现的初期，政府最初的态度是盐板任盐民添置。盐板板数的多少则视销路的好坏，有升有降。
清咸丰元年（1851），岱山盐板将近19万块。后官府停止收盐，板数一度锐减。至同治六年，余姚的晒板已有6、7万块。同治七年（1868），岱山盐板存12万余块，十一年又恢复到19万余块。同治十一年，萧大使诗原查岱山晒板191984块，余姚晒板，较光绪四年庄令风启原查，已增至225665块。发展可谓十分迅速。于是，光绪六年（1880），因岱山私盐充斥，两浙盐运司委员傅泽鸿清查岱山盐板，查得191970块，允许保留189900块，除去了2000余块。并规定盐民不得私自添加盐板。至此，盐板有官板、私板之分。到了近代，舟山被日军侵占后，盐业呈一片萧条景象，盐板数量又开始锐减。1931年，实际有盐板201862块，直至1936年才恢复到274836块。两年又再度下跌。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主持领到盐民修理盐板等生产工具，才有好转的情况。
三、舟山板盐的衰落
关于板盐的产量，清雍正十三年，岱山、秀山、长涂三岛产量11462引（每引为400斤）。乾隆六年则为14462引（每引为335斤）。光绪六年的时候，每年产约为57万担，至宣统三年产盐则为60.98万担。到了民国时候，盐的年产量就不太稳定。民国1~5年的时候大约为33.7万担。6~18年，年均产量48.42万担。1923年为89.56担。36年时民国时期产盐最高年，年均104.91万担。
盐制作好以后紧接着就是销售。古书上没明确销量记录。乾隆三十六年，定海盐外销4300引。同治十一年，岱山盐外销每月4000引，第二年则为每年36000引，光绪四年又增至38000引。每引均为400斤。光绪十一年，每年每板收盐150斤。按板推算，岱山盐外销约150斤担。光绪三十一年大约为2000引，每引800斤，宣统元年，收运岱山盐9.6万担，专销上海租界。民国初期，盐销售量大抵与清末相仿。
说到销量，那不得不提及盐价。唐至明初实行官专卖制。官卖价包括官收价与盐利，其中盐利主要为税收，余为官卖经营管理费用。唐乾元元年（758）官卖价每斗（一斗为5斤）盐110钱，为官收价11倍。宋天圣间（1023~1031）每斗盐166钱，为官收价的8倍有余。元元贞二年（1296）每引（400斤）中统钞65贯，为官收价6.5倍。而清时候实行的是“商卖价”。乾隆初期，每百斤盐250文。三十六年，官收定海盐，每收盐100斤，加耗20斤，收购价则升至制钱300文。岱山收盐亦同上。同治十一年，始在岱山设商收盐，公议每斤定价制钱4文，不涨不落。但是盐民见盐价贵，就开始生产私盐。私盐贱，则交商收，以致商收不能保证。七七年，则改收燥盐，不加耗，每斤盐价4.10文。此后，商收盐价只涨不落，或多涨少落。因为如果落得过多的话经常会招致盐民闹事抗议。例如：光绪十一年（1885），商人以成本太重为借口，报运司转抚院批准减价收盐，每斤盐价由四文一毫减为三文八毫。自是班户屡次上控，要求恢复原价。至二十九年五月，终于获准恢复原价。而光绪十三年，岱山板户刘咸茂等以岱山洋价（旧称银元为洋钱，简称洋）每元作钱1080文，廒商收盐每元作钱1140文，无形中盐价打九五折，板户不堪亏损，要求岱山洋价计算。当时五属廒商经历莫文吉同情板户，拟允每元作钱1100文。后来却因主要商人反对未果。莫文吉竟投甬江而死，因他自觉无颜面对岱山盐民。
岱山的盐产出运苏五属路线，雍正时期系海运至乍浦然后至全国各地，咸丰三年改为海运直吴淞转运，同治十一年开始海运至江苏张家厍转运。
舟山的板盐兴起，发展，最后却是没落了。这是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但有其客观原因，而且也有着人为因素的作用。
最大的影响因素我觉得应该是天灾。前文有提及，浙江的天气多雨水。尤其是舟山，四周被海水环绕，气候湿润，多阴雨天气，而且下雨的雨量非同小可，有时候甚至是一下雨就是半个月，板晒虽然方便经济，但是只限制于夏天烈日下可以制造惊人的效果。碰到梅雨天气则显现不出其优势。光绪六年（1880年），浙江候补府傅泽鸿至岱山清查盐板后说：盐民“日用衣食之需，惟盐是赖，东路板少，其民兼渔而农。西路数十里，所产惟芦看，其苦为最。每遇到霪雨愆期，粮无隔宿，恒有朝不谋夕之忧。”关于气候这一点我们至今为止都可以从现实生活中看到，舟山每年五六月份时候都有一段很长的“梅雨季节”。成天都是阴雨连绵，到处都是湿漉漉很潮湿的景象。这种天气极度不利于板盐的晒制。除此，最重要的是舟山每年夏天的台风天气，一个夏季三四次台风的席卷，给现代人们的生活就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更何况是生产技术相对不太发达的清朝盐民。
除却第一点天灾，排第二的应该就是战争影响因素。据记载，最后板晒技术的没落主要主要还是在民国时期。民国12年的时候，定海和岱山两场又按户清查盐板，共计311930块，并填写板证，制作板牌，无论是官板还是私板，一律办理。无牌盐板不得晒盐。从此，官板盐板的区别从此消失。28年至34年间，日军侵华，侵占了舟山，国难当头，舟山人民致力于抗战，于是生活生产受影响，盐板数量锐减。31年实际存有的盐板数量只有二十多万块。抗战胜利后，又恢复了生产，清查了盐板接近两十八万块，重新编订了号牌。同样，无牌盐板不准晒盐。后来国共内战时期，退居舟山，因军事需要，把能收集到得盐板都拿去构筑碉堡；屋漏偏逢连夜雨，同年的7月，舟山遭遇打风潮，天灾加人祸，合计损失盐板近5万块。
最后最致命的一击是滩晒制盐法的出现。板晒法制盐，在历史上发挥了一段时期内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时代的进步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制盐技术也在不断地创新精进。1966年舟山实现摊晒化，最初阶段结晶设备仍以盐板为主。但是，两年后，各种结晶池大量涌现，而盐板则逐年减少，至八十年代全部消失。盐板是板晒制盐法的实体承载物，盐板的消失宣告了板晒制盐法的终结。
参考文献：
①凌金祚点校：《宋元明舟山古志》，舟山档案局馆。
②岱山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岱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2008年版。
③朱去非主编：《舟山市盐业志》，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
盐官观潮景区范文4
汀江流域位于闽粤边区，并与赣南接壤。域内包括福建省的长汀、连城、武平、上杭、永定5县和广东省的大埔县，其中福建5县历史上都为汀州所辖。该区域除连城县为“非纯客住县”之外，其余都是“纯客住县”［1］94，即当地居民几乎都是客家人。客家，是中华民族中极富特性的一个族群：其民族属性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鉴别中才被最终认定为汉族［2］100，但客家人的汉族认同却比其他族群要强烈；该族群至迟在唐宋之前即已集居于汀江流域一带［1］94，但客家人却习称河南的光山、固始、灵宝及陕西的渭南、商城、山阳等地为其先人之祖地［3］24。另外，客家文化被认为是古代中原文化的“正统”继承者，但事实上其文化却具有鲜明的非农本主义甚或返农本主义倾向，还有容山地文化与海洋文化为一体的特征，这些为客家族群更增加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客家的人种起源和形成背景，近百年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课题。历代北方汉族移民在闽粤边区保存了古代中原汉族文化，从而形成一个既区别于少数民族，又不同于汉族其他族群的汉族客家民系这一观点，最初由罗香林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至今仍在这一问题的解释上有一定的权威性。那么，历代北方汉族移民何以能在闽粤边区保存古代中原汉族文化？罗香林的结论是：该地区“山脉绵延”，“交通难阻不便，外地人难以入侵”，所以这里的历代北方汉族移民及其后裔不仅能够在人种上“与外族比较少点混化”［1］73，而且“比较能够保存他们固有的语言和习惯”［1］106。围绕客家的人种起源是否以北方汉族移民为主体这个问题，学术界的争论经久不息，但在把客家族群的形成归结为闽粤边区地理环境闭塞这一点上，客家研究者中几乎已成共识。然而问题是，用地理环境的闭塞性或许可以解释数量不多的移民何以能保持以母语为主的文化，但毕竟无法说明历史上为何有大量移民集结于闽粤边区，更无法解释作为闽粤边区地域文化集团的客家族群具有强烈的汉族认同、非农本主义倾向以及海洋文化特点等的理由。
这样，闽粤边区的地理环境在历史上究竟是何状况就成为问题的关键。笔者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汀江流域客家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研究［4］41-290，这个以交通史和产业史为线索，重新检证汀江流域的历史地理环境的研究作业，是其中重要的一部份。作为这项研究的结论，笔者认为汀江流域在历史上并非闭塞之地，它既是山海交接地，又居交通要道，还是铜铁、林木、烟草和纸张等的重要产地。
笔者的研究主要受下述先行研究的启发。一是中川学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中川氏曾明确指出，整理唐代以来闽粤赣边区的社会经济史料，是弄清楚客家的起源及形成不可或缺的前提［5］96-102。受此影响，笔者的客家研究从一开始就关注客家形成地的产业变迁及其地理环境的背景。二是谭其骧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谭氏制作的宋代福建地图和宋代广东地图上有矿场分布的标示［6］34-35，这些标示成为笔者研究矿业与客家族群形成之间关系的契机。三是宫崎市定的中国近代社会研究成果。宫崎氏指出上海开埠曾引起“旧交通路废弃，新交通路兴起”的“交通大变革”，并根据这一视角解释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时间和地点［7］36-48，受这一研究的启示，笔者认识到要把握客家族群形成的自然背景，必须先弄清汀江流域在交通史上的地位与变化。
二、清末民初前汀江流域的交通与地理位置的特点
据地方志记载，历史上汀江流域河流密布［8］《山川》三。在没有公路和铁路的时代，这些河流构建了当地天然的交通网络。这里通过考察当地以汀江水系为主体的水路网络以及连接当地与其他地区的主要交通干道的状况，探讨该地区在上海开埠前旧的交通路上的地位。
1.以汀江水系为主体的水路网络
（1）汀江水系。汀江是福建西部最大的河流，属于韩江上流。其主流源于宁化县木马山，南流至大埔县三河堤，与梅江合流为韩江，全长200余公里。主要支流中，最大的是濯田河、桃溪河、旧县河、黄潭河、永定河和金丰溪。
汀江主流自木马山发源后，在崇山峻岭中蜿蜒迂回，经40余公里至长汀县庵杰乡大屋背村，从一处名之“龙门”的地点流出，始称“汀江”。汀江主流穿过汀州城，经策武、河田、三州，在水口村与濯田河汇合。濯田河源自长汀县古城镇元口村，全长60余公里，有支流近160条。汀江主流与濯田河汇合后继续南流，在武平县湘店乡河口村与桃溪河合流。桃溪河发源于武平县大禾乡贤坑村，全长30余公里，武平县北部大小河川几乎都是桃溪河的支流。与桃溪河合流后的汀江主流，流量增大，河面加宽，南流至上杭县临城乡与旧县河合流。旧县河发源于连城县曲溪乡黄胜村，全长110公里左右，较大的支流有20余条。绕上杭城三面迂回之后，汀江主流继续向南流入永定县境，在洪山乡河口村与黄潭河汇合。黄潭河发源于上杭县古田镇笔架山，全长约140公里，蜿蜒流经上杭、永定两县数乡镇，较大的支流有30余条。继续南流的汀江主流在永定县仙师乡又与永定河汇合，长约90公里的永定河源自永定县坎市镇竹子炉，较大的支流有40余条。发源于永定县苦竹乡的金丰溪在永定县境内长约60公里，于大埔县茶阳镇融入汀江，主要的支流约有15条。
（2）汀江航道。自古以来汀江水路就是人们把山区的产品运至沿海平原，又把沿海平原和海洋的产品送往山区的交通干线，然至端平三年（1236），为方便“官盐”的运输，政府清理河道，开通了汀江航道，使这条水路交通线变成重要的“官道”。绍定五年（1232）前，根据政府规定，当时汀州6县居民中，长汀、宁化、清流3县居民食“福（州）盐”，上杭、武平、连城3县居民食“漳（州）盐”。从福州至汀州，交通不便，途中费时颇长，以致食盐质次量不足，“福盐”额度为“每年八中纲”，但“实搬到盐四中纲，多至六中纲”［8］《税赋》。因此，汀州及其邻近的虔（赣）州一带，盐价高腾，两地居民常常苦于“食盐不足”。而另一方面，与汀州一水相连的潮州一带却为盐的产地，于是当地居民中从事食盐走私者辈出。据史料记载，每到秋冬季节，走私贩盐者数百成群，往来于虔汀漳潮徇梅惠八州，成为当地治安的一大危害［9］卷196《嘉七年二月辛巳》，致汀州政府就此多次向朝廷奏请，“更革”食盐配给路线。胡太初在《临汀志》中记载，“前长汀县宰刘元英为检院申请，欲令汀民与长汀、宁化、清流并照上杭、武平、莲城体例，改运漳盐。郡守赵崇模申请谓搬运漳盐，系遵陆路，恐脚夫有改，反为一方之扰，莫若改运潮盐。绍定五年，准尚书省札，从本路郑转运之请，许本州及诸县艰于运福盐者改运潮（盐）。本州具申朝廷，乞行下诸监司移文潮州，立定体例”［8］《税赋》。端平三年，为便于作为“官盐”的“潮盐”运到长汀，长汀县知事宋慈炸除暗礁，疏通河道，开通了长汀水口至上杭回龙间的汀江航道［10］273。嘉靖三十年（1551），汀州府知事陈洪范整治回龙滩，使汀江主流长汀水口至永定峰市段全线开通［11］369。但峰市至大埔石市之间的河段有暗礁乱石密布的棉花滩，如当地谚语“十里棉花滩，江水天上来”所形容，那里船只无法通行。
从汀州城到三河堤，汀江航道总长度约为225公里，根据河道情况可将其分为四段。一是汀州城至上杭城，约120公里，此段河面较宽，流速较缓，普通船只较易通行。二是上杭城至峰市，约60公里，此段因河床较窄且倾斜度较大，水流湍急，船只航行比较危险。三是峰市至石市，约10公里，此段船只无法通行，货物往来只能靠陆运。四是石市至三河堤，30余公里，此段河道条件较好，普通船只可顺利航行。
（3）汀江流域内其他水系。汀江水系之外，汀江流域各县境内还有其他水系河流，其基本情况为：长汀县境内有闽江水系的陈连河和童坊河以及赣江水系的古城河［10］74-76；连城县境较大河流有8条，3条属汀江水系，4条属闽江水系，1条属赣江水系［12］102-104；武平县内汀江、梅江和赣江水系流域面积所占比例分别为40.5%、54.1%和5.4%［13］100-102；上杭县总面积的95%以上为汀江流域，其余为九龙江或梅江水系流域［14］98；永定县内汀江流域面积所占比例更高，达97%以上，其余也为九龙江或梅江水系流域［11］86；大埔县内汀江水系流域面积所占比例不大，主要为梅江流域或韩江流域。
上述汀江及其他水系的河流大多河面狭窄，水流湍急，且险滩较多。尽管如此，历史上这些大小河流构建起连接汀江流域内各乡村以及与外地区之间的交通运输网络，其中汀江主流则犹如主动脉。
2.汀江流域与外地区之间的主要交通路线
在汀江流域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交通网络中，下述四个方向的交通路线最值得关注。
（1）潮汕方向。汀江—韩江航道是汀江流域与潮汕地区之间最主要的交通线。汀江航道在三河堤与韩江航道相接，从三河堤沿韩江南下130公里左右可抵达潮州，再航行60余公里即至汕头。汀江流域一带至今还流传“上河八百艘，下河一千艘”的谚语，这是指汀江—韩江航道上几乎总是有一千七八百艘船在航行。但关于其具体含义，有人解释为往汀州城方向的约800艘，往潮汕方向的约1000艘；也有人解释说是汀州城与峰市之间的航段上往往有800艘船在航行，石市与潮汕之间的航段上往往有1000艘船在航行。不管何种解释，它都反映了历史上汀江—韩江航道上运输繁忙的景象。据东亚同文书院1910年的调查记录，当时航行在汀州城至峰市之间河面上的船只，平均每里约有两艘［15］卷14。按汀州城与峰市之间的航段长180公里计算，这一航段上即有700多艘船在航行。参加这一调查的东亚同文学院学生留下的调查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依稀可见昔日繁华昌盛一大府城的风采，然掩饰不住今朝的衰颓和中落。”［16］212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个信息：一是清末民初时期，汀江航道上平均每里河段就有二艘船在航行；二是清末民初之前，汀江航道上交通运输更加繁忙。
汀江—韩江航道之外，汀江流域与潮汕之间的主要水路还有从永定码头经茶阳到潮汕以及从武平码头经松口到潮汕这两条。历史上，武平至潮汕的水路曾经非常方便，武平境内的中山河—中赤河—下坝河流入广东蕉岭后与石窟河合流而汇入韩江。正德十二年（1517）以前，当地居民利用这条水路与潮汕地区进行物资交换。就在正德十二年，南赣巡抚王守仁镇压闽粤赣边区农民起义后，为防止新的农民运动，封闭了下坝河以下七处河口。但即使这样，当地居民还是充分利用这些水路，或用木筏往返运输生活物资，或把木头、竹筏直接放入水中，任其漂流至潮汕［13］263。另外，上杭、武平与潮州、惠州一带之间还有许多陆路，据清人杨澜记载，此种“小径”达数十条之多［17］卷2。
潮汕一带，自古以来就利用海路与外交往，自明以降海洋贸易愈发盛行，北至“乍浦、苏松、天津、关东”，南达“香山、崖山、高、雷、琼、崖”，并“与朝鲜、琉球、吕宋、安南、占城、满刺迦、擢罗、日本如邻人互通有无”［18］卷14，卷38。
（2）梅江流域及粤东北方向。汀江与梅江在三河堤一带。从三河堤沿梅江航行80余公里，可到梅州城。在梅州城沿梅州官道往南，可与潮汕官道相接，在很少取海路往来华南华北的时代，人们大多通过这两条官道往来于潮汕和华北之间；从梅州城沿水路往南，可至汕尾，在那里能出海；从梅州城往西70余公里，可抵达兴宁城［19］483。兴宁城是闽粤赣边区交通要道的枢纽，古来就是三省重要的物产集散地。从兴宁城经70余公里水路或15公里左右的陆路都可到长乐［19］484。出长乐越过岐岭到龙川，在那里可利用东江水路到韶州。韶州为粤湘赣边区交通要冲，从那里可至郴州。开元十七年（728）之前，横贯中国南北的交通线路中，从长安经襄州至郴州，然后经韶州到广州的“郴州路”，是开元十七年（728）之前最重要的南北通道。另外，从韶州越过大庾岭到赣州的“大庾路”与“郴州路”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主要的南北通道，但它在开元十六年（727）经修整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商道［20］8-10。据《宋史》蔡挺传记在，仁宗年间（1022-1063），江西提点刑狱蔡挺与其兄广东转运使蔡抗从大庾岭山脚往上15公里铺设砖路，并从大庾岭到广州的驿路两边都种植松树。这个传说从一个则面显示了这条通道在中国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
（3）赣南方向。汀州—瑞金通路是汀江流域与赣南地区之间最主要的交通线。汀州城与瑞金城之间的主要交通路线有二条，瑞金一带的人称之为“东路”和“东北路”，长度分别约为40公里和45公里［21］。从瑞金城沿贡水航行50余公里至会昌，再航行80公里左右抵达于都，在那里继续去水路北上，经宁都至鄱阳，可连接长江航道。而若从瑞金城往西可至赣州城，在那里沿赣江经吉安可连接长江航道。在上海开埠前，从广东往北去几乎都要走这条赣江—长江航道，但上海开埠后，广东北运的货物大都改取海路到上海，走赣江—长江航道的减少了70-80%［22］274。另外在赣州，若沿章水往西约60公里即抵达大庾岭，翻过大庾岭可到粤湘赣三省的最大物产集散地韶州。
（4）漳州方向。从汀州城经陆路去龙岩，换水路至漳州。或者，从永定城经3天的陆路和1.5天的水路抵达漳州［11］368。这两条交通路线是汀州流域与漳州之间的主要通路，尤其在汀江航道开通之前，它们也是汀州流域与外地之间的主要商道。明代初期，朝廷在宁波、泉州和广州设置了市舶司，但泉州百姓因在元代时深受色目人的欺压，所以反色目人的情绪非常强烈，在这一背景下，漳州月港和福州港取代泉州成为国际贸易港口。［23］90
3.历史上汀江流域地理位置的特点
首先，汀江流域是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山海交接地。如“南方被称之为山泽之国，然仅汀州处于万山”一句所示［24］卷3，该地域山脉绵延，险峰林立。其中海拔在千米以上的就有不少，还有很多低山和丘陵。如长汀县，就地型而言，可分为中山、低山、丘陵、盆地、台地5种，但其中最多的是低山，低山和丘陵占了全县面积的71.11%。而另一方面，则如上所述，山区的汀江流域通过汀江—韩江航道与沿海平原及海洋直接连接起来，在经济上成为海洋经济“潮州圈”的一部分［19］74，在文化上也融合了妈祖信仰等海洋文化的元素。
其次，汀江流域是中国历史上所谓“交通大变革”前交通要道上的连接点。如前所述，交通路线把汀江流域与韶州、赣州、潮州等历史上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上的交通要冲相联结。韶州在唐代以后，随着华南地区的开发和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而成为贯穿中国南北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上的一个要冲；赣州由于宋代在开封和临安建都，也成为南北交通干线上的重要连接地［19］37；进入明代以后，潮汕和漳州月港一带的民间海洋贸易越来越繁荣，特别是随潮汕地区与长江流域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强，由“汀江—韩江航路”和“汀州—瑞金通路”连接而成的交通运输要道在全国交通网络上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重要。连接汀江航道与汀州—瑞金通路的汀州城，汀江航道上下航段交接地的峰市，有水路或陆路通往瑞金、赣州、梅州和潮汕的武平，位于汀江航道、梅州航道及韩江航道交汇点的大埔，是这段交通运输要道上的四个纽结。
上述特点也把汀江流域与通常因交通不便而致闭塞的山区明显区别开来。
三、清末民初前汀江流域的自然资源与产业结构特点
上述地理位置的特点不仅促进了汀江流域中转贸易的发展，而且也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1.自然资源特点
这里从土地资源、森林资源和矿物资源三方面，就汀江流域自然资源的特点作一概观。
“山三分、水一分、田一分”，这种耕地面积的低比率，是汀江流域土地资源方面最突出的特征。汀江流域群山连绵，山间盆地和河谷总面积的比例很低，且单块盆地和河谷面积也很小。如长汀县的低山和丘陵占了全县面积的71.11%，而且其中适合于农耕的盆地极少，只有全县面积的6.59%；盆地大多狭小，面积最大的城关盆地也只有64平方公里左右［10］63-67。在汀江流域各县的县志中随处可见的“岭岭相叠，山比田多”、“山多林密，然耕地只居一二”这类记述，即如实反映了这种耕地面积比率极低的实际状态。汀江流域土地资源的再一个特征是耕地严重不足。嘉靖元年（1522），该地区人均占有可耕地数“远远低于同一时期全国的人均占有可耕地数和福建省同一时期的人均占有可耕地数”［25］159。至20世纪50年代之前，在该地区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最多的长汀县，人均占有可耕地数为1.8亩，即便是地主，人均占有可耕地数也只有5.85亩［10］125。汀江流域土地资源的第三个特征是大多数耕地在土质上，更适宜于种植大豆、蓝、烟草等经济作物。永定县及其邻近的上杭县、大埔县的部分地区，种植烟草的条件十分优越，明代中叶以来，这些地区一直是重要的烟草产地。［11］198
罗香林曾就客家中心居住地的“森林荒废”状态指出：“宋元以前，有很多畲族人定居于客地的山陵。因畲人实行火耕，森林未能保存。客家进入这些地区后也未曾进行过造林。”［1］108罗氏在这里是说客家中心居住地的森林资源是在客家迁徙于此之前就已经被破坏殆尽。但根据有关记载，在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即设置汀州之初，连汀州城也是猿、象出没［8］《山川》。可见当时该地区曾是原始森林茂密之地。明清时代，汀江流域是重要的木材产地，清人郭柏苍在《闽产异录》中记道：福州、兴化和龙岩的杉木不及延州和建州，但延州和建州的杉木又不及汀州。汀江流域所藏的矿物资源种类甚多，藏量也很丰富。在历史上、尤其在宋代，这个地区是最重要的矿产地之一。上述粮食资源的匮乏和森林、矿物及经济作物等资源的富足，正是汀江流域自然资源状况的基本构图。
2.产业结构特点
汀江流域历史上产业结构特点完全是该地地理环境的产物。汀江流域因受自然资源的限制，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始终未能成为地区经济的基础，甚至连居民的口粮也早在宋代就依靠从外地“进口”［4］121-123；而矿业、林木业、手工业和流通业则受惠于上述交通状况，成为推动该地社会发展的基本产业部门。就时期而言，宋代，矿业成为全部地区经济的支柱；明清二代，汀江流域依然靠输出山区特产以换回粮食等民生必须物品，而在输出商品中，木材、土纸和烟草居于前三位。这里仅对汀江流域开发初期即宋代的矿业作一考察。
宋末元初，汀州流域“畲人”尚多，刀耕火种仍广泛留存。刀耕火种通常被看作相当落后的农耕方式，但大泽正昭在他的唐宋代经济研究著述中指出，刀耕火种的农耕方式“作为与其他生产活动并行存在的方式是有效的”，而且事实上“刀耕火种与其他生产活动结合的情况也十分普遍”［26］83。宋代汀江流域，“民罕以耕家自力”［8］《风俗形势》。
而由下述资料可推知，当时与农业并存、确切地说是为农业提供了基础的是昌盛的矿业。
首先，仅笔者所见，有名字留存于史料的宋代汀州的矿务、矿场和矿坑就有50余处。而宋时称之为“场”的矿产地，一般是采掘规模较大，并附属精炼场的官营或半官营的矿山［27］158-162。宋代汀江流域不仅官营铁矿产地多，而且技术也较为先进，在当时全国仅有的11处湿式收铜矿场中，上杭的赤水铜场即为其中之一。
其次，唐宋时期汀江流域福建境内属上杭县面积最大。而上杭的行政机构设置、升格和搬迁几乎都与矿业有关。大历四年（769）为管理铁税，设置了上杭场，场政府机构设于铁矿集中的湖雷下堡。保大十三年（955）上杭场政府机构移至禾丸梓堡，那一带至今仍被称为“铁乡”。根据当地人所说，这一带人靠制作铁器谋生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宋末元初。淳化五年（994），上杭由场升格为县，县府也由禾丸梓堡迁往100公里以外的白砂里。近年有关方面在白砂里发现了宋代铁精炼炉的遗址，可见宋代的白砂里也是一个铁矿产地。以后，上杭县府于咸平五年（999）从白砂里移至语口市（今日的旧县全坊村），当时那里设有语口铁场。上杭县府又于天圣五年（1027），因钟寮场一带“矿冶兴隆，商客云集”，搬至钟寮场，至乾道三年（1168），由于钟寮场衰颓，县府又搬迁至来苏里郭坊。根据《郭氏族谱》记载，郭坊始祖郭福安是山西太原人，宋代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率家族和100多名矿冶技术人员来到钟寮场，奉命设立矿场，并教附近乡人冶炼技术。由此可见，宋代设置上杭县的目的与唐代设置上杭场的目的一样，都是为更有效地管理矿业，而由此也可推知当时汀江流域矿业所具的重要性。武平也和上杭同时由场升格为县，武平铁场的存在则是这一行政机构变动的社会经济背景。
矿业也推动了汀江流域的流通业和城市的发展。斯波义信就曾在《宋代商业史研究》中，把汀州城视作宋代城市发展的一个典型事例［28］310-313,343。宋代汀州的坊市人口也明显增加，至开庆元年（1259），已达73139户，150484口［8］《户口》，就户数来说，已接近当时该地区总户数的33%。推动这一城市发展、坊市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即是当时该地矿业的兴盛。在汀江流域的开发和地域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矿业也是最为重要的动力。汀州人口从元和年间（806-820）的2618户到元丰三年（1080）增长为81454户，到开庆元年进而增长至223432户、532681口［8］《户口》。作为人口激增的社会性要因，除了先住民中编户有大量增加之外，另就是外来移民大批迁入。通常，大规模外来移民迁入，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外部有大量流民产生，二是本地要具备接受并能使之定居的条件。客家研究界大多以黄巢之乱引发大量流民，而闽粤赣边区远离战地且外地人难以入侵，犹如“世外桃源”。但如上所述，以汀江流域为中心的闽粤边区耕地资源匮乏，宋时又处在刀耕火种依然十分普遍的阶段，仅靠农业，根本无法解决大量外来移民的吃饭问题。而如果对照汀江流域的人口变动与矿业的发展状况，则可见人口的激增与矿业的繁荣在时期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盐官观潮景区范文5
[关键词] 钱塘江旅游资源
杭州主要是以轻工业、国际性旅游业和现代化第三产业为主导产业，而这些以金融贸易和管理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商务功能主要集中在钱塘江沿岸的中游，也是沿岸地区中开发最迫切、功能最齐全的地区。因此近年来，杭州大力实施“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战略，一个以钱塘江为轴线的现代化大都市雏形初现。钱塘江不仅成为了零售引力中心点、办公行政中心点、地理中心点，还是名副其实的旅游观光热点。
一、钱塘江旅游资源现状
1.钱塘江概况
钱塘江发源于安徽，注入浙江东北的海域，古名浙江，罗刹江和之江，是我国东南沿海一条独特的河流，也是浙江省第一大河。其在浙江境内的流域面积为48080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7%，可见其对浙江的影响力。钱塘江丰富的水力资源、潮汐资源、滩涂资源等资源，孕育了古老而辉煌的文明。钱塘江流域气温适中，雨量充沛，光热丰富，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3月～6月或4月～7月为春雨梅雨季;7月～10月受台风影响，富春江及以下支流，出现第二个雨季。钱塘江干支流开发历史悠久，沿河两岸许多名山、秀水、奇洞、古迹。在这辽阔的钱江流域，特产富饶，人杰地灵，风土民情，丰富有趣，被称为“黄金旅游带”。
2.钱塘江自然旅游资源
钱塘江流域素有“锦峰秀岭，山水之乡”的美称，旅游资源丰富，条件优越。
水景是钱塘江流域自然风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光山色，相映生辉，使钱塘江流域成为素负盛名的“山水之乡”。钱塘江水系的江水含沙量低，水流清澈明净，不仅为各风景胜地增添动态感，而且也使自然景观更显得清丽雅秀。除了九溪十八涧和虎跑泉水之外，钱塘江河口段“壮观天下无”的涌潮――钱江潮，更是举世闻名的天下奇观。钱江涌潮是东海潮波进入杭州湾后，因江面急剧缩窄、江底迅速抬升造成前锋明显壅起、水花翻滚的奇异现象，以气势磅礴、潮景变化万千闻名于世。潮头来时，最高可达3米，有翻江倒海、吞天沃日之势，甚为壮观。晋代便有在杭州观潮的记载，唐、宋时最盛，明末清初江道改走北大门后，海宁盐官潮景逐渐胜过杭州。现在，自海宁大尖山外潮头涌起至杭州珊瑚沙稍上，沿程两岸均可观潮，尤以海宁新仓、八堡的交叉潮，盐官镇海塔和南岸萧山乌龟山的一线潮，海宁老盐仓、杭州珊瑚沙闸前的回头潮等潮景，更为壮观。阴历每月初一至初四日、十五至十九日，一般都可观赏到这一天下奇观，春、秋两季较大，阴历八月十八日已成为观潮节日。
钱塘江流域丘陵山地约占流域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名山石景数量众多,分布面广。流域西南与东南地区，多为中生代到第三纪红砂岩系构成的山体，以姿态奇特雄伟的丹霞地貌景观为主，钱塘江流域地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生物资源极为丰富，据粗略统计有植物3000多种，动物约600种，植被覆盖率达45%以上，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地方仍保存比较完好的半原始森林、次生植被和珍稀动植物。目前已列入国家重点保护对象的植物50种，动物30种，还划定36个部级、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13万余亩，为山水景色锦上添花。
3.钱塘江人文资源
钱塘江流域自古人杰地灵，文物众多，例如古塔寺庙、碑林石刻、名人故居、古建筑遗址等。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六和塔。六和塔又名六合塔，始建于北宋开宝三年(970年)，是吴越王钱弘应延寿、赞宁两个和尚之说，为镇服汹涌的江朝而建造的。六和塔初建时，塔身共有9级，高50余丈，塔顶装有塔灯，可供夜航的的船舶作航标之用。由于历史上兵燹不断，六和塔屡毁屡建，现存砖结构塔身系南宋绍兴二十六年所重建，外部木檐为清光绪二十六年改建修缮的。重建的塔身高59.89米，八面七级，全部为砖木结构，占地面积900平方米。六和塔造型优美，比例适度，虽经多次修缮，仍基本保持着当时的风貌，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杰作，于1961年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与六和塔遥遥相望的是耸立在钱塘江边闸口的白塔岭上的白塔，它建成于五代吴越末期。白塔用白石建造，仿木构楼阁式塔的形式雕刻。外观八面九层，逐层收分，比例适度，出檐深远，起翘舒缓，轮廓挺拔秀丽。塔身四周遍刻经文，壶门两侧浮雕佛、菩萨像。每层有腰檐和平座，顶置铁塔刹。它是现在尚存的吴越末期仿木构建筑最精美、最真实、最典型的一座。
另外承载着先烈们的不朽英名和浴血蹈火的丰功伟绩的杭州解放纪念碑，“给我一天，还你千年”的宋城都是钱塘江两岸的著名人文旅游资源，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
二、钱塘江景观资源挖掘的作用
随着城市中心的东移，素来偏隅一方的钱塘江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将成为杭州“建经济强市、创文化名城”的连接纽带。“沿江开发，跨江发展” 利用钱塘江的景观资源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将钱塘江成为杭城新世纪的母亲河。
1.延伸休闲空间
钱塘江及其沿岸旅游资源的开发，是传统和现代的统一在原有西湖风景名胜区的基础上，沿岸增加了江北的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和江南的江南旅游度假区，这三个中心均位于钱塘江上游，应该以西湖风景名胜区为基础，以之江旅游度假区为龙头，以江南旅游度假区为呼应，成为具有江南特色和现代化气息的国际性旅游休闲度假胜地。中游地段，结合商务区、公建区及生态区的开发和建设，开展两岸老城和新区的观光旅游和商业购物旅游。下游以观潮为特色，开展钱塘江水上旅游。
2.改善人居环境
在现代化的城市里，人口高密度聚居，耗能量剧增，城市街道宛如蛛网，机动车来往频繁，绿地、水面严重不足，以致空气污浊，噪音干扰，温度高，较干燥，在这些人为因素的影响下声、光、热和空气的环境恶化，影响着人们的工作、生活与身体的健康。钱塘江周边有足够的绿化面积，为人们创造出了一个能健康、愉快生活的人居环境。 除了有充足的阳光，新鲜的空气，更吸引人的应该是亲水的环境。临水的环境最适合人类居住，这就为百姓的品质生活提供了条件。
3.提倡绿色生产
钱塘江沿岸的开发，也包括了第二产业在沿岸地区的合理布局.沿江地区工业带中游以高新技术以为主，江南的之江工业园区与北岸的高新技术开发区遥相呼应。下游的下沙城则集中发展机械电子、家用电器、食品和医药化工等产业。在钱塘江及其沿岸的景观开发的同时要求工业园区提倡绿色生产，对其周边的环境实施保护政策。对工业污染的进行监控、治理，使钱塘江的水体免受污染，满足生态环境的需要。
三、钱塘江旅游资源开发及对策
1.涌潮资源的开发
钱江涌潮尽管已经成为闻名古今中外的天下奇观，但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钱塘江在杭州市境内始终没有形成固定的观潮点，人们都是自发的组织观潮。有些在沿江公路上，有些则爬到了钱塘江的大坝上，混乱的场面不仅给交通和治安带来了难题，也增加了游客观潮的安全隐患。2007年8月2日杭州就发生了钱塘江潮卷走30人的可怕旅游非安全事件。可见杭州境内的钱塘江观潮的相应基础设施不健全，导致了钱江潮涌不被人们所重视，尚未形成观潮的规模。相反，海宁的借用观钱江潮发展旅游业，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每年都有很多的旅行社将海宁观潮列入旅游行程当中，这不仅提高了海宁的知名度，也给海宁的旅游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所以钱塘江观潮点的规划和开发十分必要。只有基础设施跟上了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以此也可以增加钱塘江的知名度。当然完全可以借鉴成功的案例，再增添一些创新的成分，让钱塘江潮涌更加富有可看性。
2.水上项目的开发
国际上许多大都市都是依托水景旅游来展现城市风貌的，如伦敦依托泰晤士河、巴黎依托塞纳河、上海依托黄埔江等。如今杭州市政府把创建国际旅游大都市作为发展战略目标，借杭州跨江发展的契机开发钱塘江水上旅游时机已成熟。
笔者认为钱塘江水上游船设计要体现特色，游船活动多样化。在钱塘江游览，游船与江水、风景、游人相互辉映，共同构成一道道美丽风景线。在游船设计上，无论是体现流行时尚还是富有传统文化，只要是能展现特色，做到船、景、人的交融，都是应当去探索实践的。这其中，游船的设计应遵循大小适中、新颖美观、安全舒适、经济环保的原则；着重通透性、景观性、主题性；同时，应根据旅游线路、航道和客源的情祝开发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长短途新型客船。在游船活动中设计多样式的游览航线，应根据不同线路的情况开展适当的旅游活动，这可包括杭州特色产品拍卖、旅游产品展销、越剧欣赏等，与游客搞好互动。
同时为了保证钱塘江水上旅游的质量，保护钱塘江生态环境，开发沿岸景观也是当务之急。钱塘江水上旅游系统应该成为杭州都市旅游系统、东方水都景观水系和钱塘江旅游系统的核心子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生态环境是整个系统得以生存、发展、壮大的基础。没有良好的钱塘江生态环境，水上旅游开发就会成为无米之炊。因此加强钱塘江及其支流的水源治理，搞好两岸的绿化带，尤其是对目前旅游线路的两岸环境，更要做到科学规划、系统治理、合理开发。例如增加沿岸绿地、公共广场、城市雕塑群，并借鉴外国水上旅游经验，结合道路交通条件的改善，在绿地系统和公共活动网络之间组织步行系统，使之连接各滨水绿化活动中心和城市其他特色地区，以提高滨水绿带的亲水性，创造具有身临其境效果的江岸景观带。
当然还可以推出浪漫的水上婚礼、时尚的水上茶馆和水上餐厅以及水上豪华商务会议等相应活动以丰富水上旅游项目。
3.跨江大桥景观的开发
钱塘江江宽潮急，两岸自古靠渡船沟通，直至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建桥，这就是著名的钱塘江大桥。大桥是中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设计并自行制造的世界上第一座在流砂严重的涌潮河段建成的立体公路、铁路两用桥，始建于1934年8月，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车，全长1453米，正桥16孔，15座桥墩。它的建成不但极大地方便钱塘江南北的交通，而且与六和塔一起构成钱塘江面和西湖风景区南线一处宏伟壮丽的景观。
钱塘江大桥建成54年后，1991年12月21日钱江二桥（彭埠大桥）建成通车。二桥是铁路、公路并行桥，北起杭州城东四堡，南连萧山盈丰，铁路全长2861。4米。1997年1月钱江三桥（西兴大桥）建成通车。三桥北起秋涛路和清江路交会处，南连滨江区西兴镇，是一座风格独特的双塔斜拉桥，跨江主桥长1.28千米，桥面宽29.5米，双向六车道。2004年完工的钱江四桥（复兴大桥），结余钱江大桥与钱江三桥之间，北接中和路高架，南通滨江区，构成主城与滨江区便捷通道。钱江五桥（袁浦大桥）2003年低建成通车，位于钱塘江、富春江、浦阳江三江交叉口，地处江底三大断裂汇合处，地质构造复杂。大桥全长3126米，是一座向上游突出的弧形桥，半径大1100米，蜿蜒曲折的钱江五桥与四季更替的田园景色、秀丽的三江风光交相辉映，甚为壮观。2002年建成通车的钱江六桥（下沙大桥），南岸是萧山红星农场，北岸是下沙科技工业园，故又名下沙大桥。主桥长2400米，总长8230米，宽34.5米，是目前最长、最宽、最高的特大型桥梁。另外，九桥、十桥和宁波杭州湾大桥已在筹划或开工建设中。
可见钱塘江的桥资源十分丰富，不同形状的桥横卧钱江两岸，成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但这些风格不同的桥目前还没被开发为旅游产品来推广。或许更多的游客知道车游黄浦大桥，车游杨浦大桥，的确上海对黄浦江上的桥的开发已经十分成熟，而且产生了很好的效果。那么拥有这么多桥的钱塘江也有优势就桥文化进行旅游推广，可以考虑在钱塘江桥边建一座以桥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让来到此地的游客体会每一座钱江桥的风姿。
我们应该认识到钱塘江已经成为杭州“建经济强市、创文化名城”的连接纽带。实施两岸综合开发，提升中心城市功能的同时，不能忽视旅游文化的建设。利用钱塘江独特的旅游资源景观，创造错落有致风貌，必定能提升大都市文化品位层次，打造杭州大都市的新亮点。
参考文献:
[1]徐云松邓德智:杭州西湖旅游产品优化与升级的思考[J].旅游学刊，2004
[2]潘圣明:山水探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盐官观潮景区范文6
盐业艰难思兴垦
盐城素以产盐而名。盐城地区境内的沿海盐区，产盐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就“有海盐之饶”。然而这一切后来都由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改变了，那就是黄河夺淮！南宋后，黄河夺淮经苏北境内入海，大量泥沙淤积，海涂日扩，潮汐不至，引起海势东迁，卤气渐淡，盐城范公堤西产盐亭场纷纷废置或东移，场灶产量大减。明清后，海岸线迅速东延。过去“为民生利，乃城海上，环城皆盐场”的盐城，在明神宗年间，城厢离海只有三十里，站在城墙上可以观海，而到清乾隆时，却已离海边百余里了。清以后，随着海滩的不断增扩，引灌海水逐渐困难，昔日配煎草荡、产盐之所，盐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加之上游洪泽湖、淮河经常溃决发水，大水过境，淡流冲洗，以致范堤以西原有煎灶逐步撤并，此时盐产量不及历史上产盐高峰的六分之一。特别是淮南各盐场大多已徒有虚名，盐区产盐量自是急剧下降，至清末盐城沿海盐业的生产已呈江河日下无力回挽之势。沿海灶民为了生计，不顾官方禁令，纷纷私自“废灶兴垦”。民间的私垦，使得盐城辖区内沿海盐区的垦殖业转型成为沿海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出生于当时江苏省海门直隶厅常乐镇，1885年于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1894年（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设恩科会试，张謇考中状元，被授为翰林院修撰。1904年，清政府授予张謇三品官衔。1911年张謇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张謇所处的年代正是近代中国最动荡不安的年代，然而即使西方列强的隆隆枪炮也依然无法惊醒满清的遗老遗少们。面对国家如此颓废之势，当时张謇在《赠友人》诗中颇有感慨：“海色西来满眼前，神山楼阁瞰楼船。谁知白发松窗下，犹抱遗经说孔传。”张謇认为祖宗之道也好，先人之律也罢，皆早已不可法，当下之人更不能泥古不化。相反，“变则通，通则久”，唯有变通才是救国的根本之道。面对淮南盐业的衰落，是墨守成规，坚持旧制，还是弃旧图新，“废灶兴垦”？答案自是不言而喻的。
民生艰难思实业，张謇与时任淮安知府、特授江南盐巡道的徐乃昌，多次赴南通唐家闸实地参观考察，张謇并与徐“谈竟夕”;1895年，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商量，代拟《变通开垦海门荒滩奏略》呈报朝廷;不久，经朝廷批准，张謇即以“奉旨行事”的名义，为“废灶兴垦”开始了前期筹划。张謇通过反复调查科学论证，发现棉纺织业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实业救国棉尤宜先，于是在1899年他创办了南通大生纱厂。1900年，张謇又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意在广植棉花用以充实纱厂所需原料，由此也开始了他“废灶兴垦”的实验。
由于张謇的祖母吴氏和母亲金氏系盐城东台人，因而他对母亲故里盐城也就多倾注了一份关注，将视线投向了盐城范公堤以东的大片新淤土地。他看中了盐阜大地广袤的平原、荒芜的盐区滩涂和这里勤劳的人民。张謇不遗余力地开始对今盐城境内沿海进行考察。经过多方调研考证，民国初年，他利用自己“状元实业家”的影响力，发起了“废灶兴垦”倡议。1914年，张謇利用他担任北洋政府农工商总长之便，力促政府解千余年来淮南盐区禁垦之令，颁布了鼓励垦荒、奖励植棉的《国有荒地承垦条例》，从而为盐城沿海盐区的“废灶兴垦”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此《条例》规定：“凡国有荒地，除政府认为有特殊使用之目的外，均准人民按照本条例承垦。”同年，北洋政府财政部在盐城东台设立淮南垦务总局，委派总办吕道象、会办孟锋等具体办理放垦事宜。
“废灶兴垦”对盐城境内沿海各盐场来说，无疑是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解救草煎盐业和盐城地区灶民民生、同时为民族工业扩充原料的一大幸事和创举。袁世凯称帝后，张謇辞职南归，一心一意要实现他的实业救国理想。可以说，创办通海垦牧公司，是张謇“废灶兴垦”的一次试验，而真正进行“废灶兴垦”的实践，则是在盐城境内广袤的沿海盐区。在他的带动下，民族资本家、官僚、地主、商人等纷纷在盐城境内沿海滩涂收并亭场草荡，实施“废灶兴垦”，由此引发了盐城境内沿海盐区发展史上的一次历史性大变革。
启动盐区开发潮
1912年张謇率队沿吕四向北考察，他发现盐城沿海一带多为滩涂，土壤盐碱含量高，大多数农作物难以生长，但这恰恰符合棉花的生长条件，于是决定北延他的通海垦牧公司生产基地。1914年，张謇又派人到盐城东台的新街实地勘察，并联络本地盐商、士绅赵八用、李青扬等人，正式筹建“大贲盐垦股份公司”。大贲公司坐落在今盐城东台的新街镇境内，公司办事处设在现新街镇新街村三组串场河边杨家桥西侧。当时划定其垦殖范围为：南至角斜范公堤，北至陈家店（老三仓河），西至李堡放船港，东至海边。匡围面积在150平方公里左右。大贲公司所在地时称通泰镇，围垦地区地广人稀，渔民、灶民居多数，无人懂得植棉技术，张謇又于1916年，先后从海门、启东等地动员移民3500多户、18200多人到匡围地区佃地开荒，种植棉花。时设有合作社、学校、邮政所、水龙会、诊所等服务机构，并有独轮车、民船载客往返于角斜、李堡、泰州、东台、通州等地。通泰镇还开办了粮食行、茶馆、杂货店、客栈等生活设施，专做大贲公司的生意，一时间人丁兴旺、商贸繁荣，被称为“半面街”。
大贲公司成立后的短短的几年中，张謇力主并身体力行的“废灶兴垦”，在盐城境内沿海各盐场刮起了一股改变传统产业结构、兴垦植棉的创业狂潮。在南起东台的老坝港、北至响水的陈家港之间的近700华里、总面积35000平方公里的广大海滨地带，掀起了一股招股集资、兴办盐垦公司的狂飚，将“废灶兴垦”推向了高潮。“废灶兴垦”影响了盐城各县市区，可以说，今盐城境内各县市区都与张謇的“废灶兴垦”事业相关联。据有关资料记载，张謇在盐的“废灶兴垦”于1920年前后达到了顶峰。当时，盐城境内沿海一带盐垦公司林立，垦区迅速扩展，先后成立了63家盐垦（垦殖）公司，投资总额达700万银元，占地400万亩。
建湖时境东向以煎盐为生，1916年，张謇筹资123万元，来到盐城境内上冈，围垦24万亩海滩，创办了大纲盐垦公司，并派三兄张坐镇垦殖。今县境草堰口、上冈及冈东地域均为当时垦区。张謇开始创办企业时，并没有多少资本，而是凭着他的地位充当组织者。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建起大纲、泰和、大佑、通兴4个公司。大纲公司，第一年就垦殖棉花5万多亩，得到了较好的经济回报。兴垦前，建湖境东部的海堤残缺不全，卤水经常倒灌，加之淮河经此入海，遇有大水之年，上游雨水便倾泻而下，经常发生涝灾;兴垦后，大规模地兴修了水利，整治了“三道冈”，在范公堤东侧的大片区域，开河筑堤，大片棉田出现，垦区棉花开始源源不断地往外输出，取得了惊人成绩。
射阳（时属阜宁）境内创办的垦殖公司规模首推华成公司，公司成立于1917年，创办人为江苏督军冯国璋，因冯国璋号冯华甫，故该公司名华成公司，寓冯办的公司一定成功之意。1918年，冯入京总统。冯氏力谋整顿华成公司，于是请张謇来主持，前后总资本达250万元，共有土地75万亩，已垦面积20多万亩。1918年8月20日，华成公司各股东集于沪开创立会，公举董事长为张，总经理为张謇，董事会设在上海，监察人员常驻华成公司，总部所在地为千秋港。1920年（民国九年）2月，张謇亲自到华成公司，巡视筑堤情况。从民国五年至民国二十二年（1916-1933），在张謇等人推动下，射阳境内共成立华成、合德等大小公司42家。垦区开发以植棉为主，还种植一些水稻和其它杂粮，试种桃、李、苹果、葡萄等果树，与此同时，捕捞业、畜牧养殖业和林木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促进了农林畜牧渔生产的全面发展。
1918年，张謇与三兄张再于东台县新丰集草堰场联手创办了草堰场大丰盐垦公司，张为董事长，张謇就任总经理，占地112万亩，为盐城地区最大的盐垦公司。公司最初集资200万银元，累增至400万银元，合320万两白银。同期还建起了何垛场通济、丁溪场遂济、小海场通遂、伍佑场泰和等盐垦股份有限公司。在1922年（民国十一年）以后的十多年里，又陆续成立了裕华、成丰、瑞丰、同丰、商记垦团等规摸不等的数十家盐垦股份有限公司，从事以植棉为主的垦殖事业。据资料统计，张謇、张在盐城沿海盐区创办的盐垦公司，总资本估计1620余万银元，而“大生纱厂举其历史的积累之款，悉以入股淮海实业银行，几以全部股本经营垦殖”，由此亦可知张氏企业尤其大生纱厂之巨大盈利重要流向。
张謇在盐城“废灶兴垦”期间，组织海门等地移民大军，肩挑手推大迁移，大举北上推进垦荒，直至响水陈家港。其中，单是在盐城大丰沿海海涂，张謇于1918年创办“草堰场大丰盐垦股份公司”时，就有6万启东、海门人浩浩荡荡迁往滩涂围海造田、垦荒植棉。从1914年到1921年的数年之内，盐城境内沿海各盐垦公司，从（南）通、崇（明）、海（门）、启（东）招来佃农达10万人以上;至40年代移民累计达30万之多。盐城历史上的“洪武赶散”一次性迁徙人口也不过八千余户、两万四千多人;而民国年间的“废灶兴垦”所掀起的移民潮，盐城地区从通、启、海这样大规模地移民兴垦，这在盐城历史上确属人口迁徙的又一大变革。
操劳垦务兴水利
“废灶兴垦”先行解决要务有四：防潮、防洪、排涝、淋盐;其至重者为筑堤、开河、建闸，而水利实为兴垦命脉所在，不修水利，盐垦无从谈起。张謇深知其中利弊，乃与三兄张全面擘划，辟道路、兴河运，将筑海堤、开河沟、建涵闸、改土治碱作为垦区的四大工程。他从实际出发，先治王家港。王家港是里下河地区的主要入海河港，更是大丰地区的入海干河。王家港的疏浚，对盐城南部垦区的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1921年夏秋间连降暴雨，江苏水灾之剧烈，为前百数十年所未有。当时江苏六十县，受灾者达五十四五，范围之大，灾情之重，实属罕见。在灾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身为江苏省运河局督办的张謇，多次会同会办韩国钧到港口勘视。他们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认为：必须先治救急之标，继固根本之治。其标中之标，莫急于先治王家港。为此，随即发出先治王家港之商榷书，此计划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东台县（时大丰属东台）积极筹款响应。王家港所治者七十里，裁弯取直约分三段进行，每段需工费8万元，共需24万元。整个治理工程于1921年12月16日开工，至1922年5月全线告竣。张謇在浚治王家港期间，已经年近七旬，他为先治王家港和筹资浚治王家港，到处奔走呼号，呕心沥血。为筹款之事，竭诚商之于七县贤达。王家港开工之际，他于12月13日备船自南通启程至海安邀韩国钧同行，次日抵东台。嗣即令集兴、泰、东有关人士议商筹款之事。12月14日在东台县知事金衍海陪同下，一行十余人，舟出草堰南闸，顺流而下直奔小海，受到小海各界的热烈欢迎。12月15日即至万盈墩镇海寺王家港施工处，16日午后3时举行开工典礼并与民工合影留念。17日起乘牛车次第巡视各工段，每日步行数十里，深入滩下慰问并作施工指导。张謇在盐城“废灶兴垦”期间，还在东台境内垦区海涂于卯酉年间开挖了五条横贯东西的大河――卯酉河，分别称为一、二、三、四、五卯酉河。还开挖了若干条南北向的较小的河流，因方向和地球仪上的子午线相同，这些河流称子午河，形成了密集的水网，这些水利工程至今仍是东台境内水利骨干工程。
然后便是射阳。唐宋以前，射阳全境尚隐没在茫茫沧海之中，黄河夺淮入海后，大量泥沙在海区淤积，形成滩涂，成为人们筑亭煎盐的场所。射阳时因在范公堤以东，无海堤;每当海潮涌至，常有煎丁、渔民被席卷葬入海中。时人垒土筑墩避潮，但避潮墩由于墩点分散，互不连接，高低不均，因而只能逃避一般海潮，不能逃脱巨大潮灾。射阳境内最大的盐垦公司――华成公司创办后，张謇开始把他的宏伟蓝图付诸实践，组织民力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筑盐务堆（即海堤）阻挡海潮，开河挖沟造闸涵，垦区逐步实现条田化。
1920年（民国九年）4月6日上午，一辆独轮人力车，载着一位身着长袍的绅士，吱吱呀呀地颠簸在黄海滩头的围垦工地上。这位绅士就是张謇，他不顾近七十的高龄亲临现场视察。当他站在华成北闸边，望着堤外滔天海浪、堤内盐碱茫茫、民工汗湿衣衫的景象时，不禁心潮翻卷，他也无法预料这穷荒不毛之地何年何月才能有收成。察看完工地，张謇回到合德，写下五言诗一首，诗曰：初夏去北闸，归时日正午。车汉衣襟湿，烈日胜熏炉。风吹旱魃过，满目皆碱土。野旷牛羊少，荒昃穷丐多。仆痛余亦渴，沟水皆咸卤。何年获收成，尚待天公许。为了垦区工程，张謇不辞辛劳地奔走在盐阜大地上。
与此同时，在张謇带动下，各盐垦公司一大批垦务工程也开始动工，兴起了垦务工程兴建潮。各垦区公司的农田水利规划均借鉴于通海垦牧公司，而通海垦牧公司又是参照荷兰的先进治水经验，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规划的。这是中国第一次把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用于农业，并进行垦区规划（“条田化”使垦区农田横平竖直，如同棋盘）;第一次把机械运用到农业上（泰如公司使用拖拉机耕作，裕华公司使用扬水泵抽水）。各公司在完成堤河以后，先开辟内部排涝大河，把整个垦区分为若干块，称为区或里或堤，每区又依其面积大小划井字形或十字形，分为若干土匡。土匡有河，内又分为若干排，排有排河，亦称横河，每排分为若干土窕，有土窕沟。土匡河、排河、土窕沟，纵横衔接，形成网络。一般大河宽一二十丈，河五六丈，沟一二丈，各公司的河网化、条田化工程，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超过了当时盐城的任何一个农村地区，到现在看来，其规划也是比较合理的;尽管工程标准偏低，但整个说来，排灌合理，而且还有利于机械耕作，这是盐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一个新阶段。
功铭青史至今朝
民国初张謇在盐城兴起的“废灶兴垦”、大办盐垦公司的狂潮，历时三十年，到上世纪40年代，以盐垦公司纷纷解体而宣告失败。它们先后破产和全部失败自不是偶然，其原因总的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下所谓“实业救国”之路是行不通的，这一点决定了盐垦公司注定要失败的命运。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列强纷纷卷土重来，给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很大的竞争压力;1921年淮河流域由于连续两月大雨，洪水泛滥，盐城境内受灾惨重，造成棉花价格大幅度上涨;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使大生主要产品――关庄布失去了东北市场;1924年，大规模的江浙之战和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火一直烧到张謇各项事业赖以生存的长江口，使本来已处于困境之中的大生资本集团更是雪上加霜。1924年，大生一厂由南通债权人张得记、顺康等九家钱庄组织的维持会接办;1925年，由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银行和永丰、永聚钱庄组成的银行团清算接办大生各厂，张謇仅保持了名义上的董事长职位。此时，张謇已是一位73岁高龄的老人了，在这样的打击下，其心情之痛苦、抑郁可想而知。在盐城的“废灶兴垦”事业自然也是风雨飘摇、每况愈下。具体分析盐垦公司先后破产的原因，则有盐垦公司对垦民采取封建性残酷剥削，导致佃农佃潮不断发生;垦区水利设施简陋，导致无法抵御频繁的自然灾害;盐垦公司资金短缺，加上高利贷的盘剥使公司经济趋于全面崩溃;盐垦公司内部腐败等等。
“废灶兴垦”也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废灶兴垦”对于千百年来世代业盐的广大灶民来说，无疑是一次疯狂的掠夺。因为盐垦公司要兴垦，必须首先废灶，收买盐垣亭荡土地。这样灶民赖以维生的引荡使用权及从事盐业生产的工具设施等均被无情地剥夺。
然而，张謇在盐城的“废灶兴垦”还是功莫大焉。其一，他集中社会游资，合理地开发利用盐城沿海滩涂，开了我国垦殖业之先河;其二，他使纵横上百华里、数十万亩的连片土地统一规划、开河、筑堤进行围垦，使垦区农业在80多年前就走上了现代大农业的路子。其三，兴建了一批集镇，如大丰之名就源于1918年创办的“草堰场大丰盐垦股份公司”，新丰、南阳、大中等镇都是1918年以后大丰公司逐步建立起来的，此后又有裕华公司兴建的裕华镇，由商记垦团兴建的通商镇等，这些市镇成为当时盐垦的经济中心，对于沟通城乡产销渠道，供应生产、生活资料，发挥了很大作用。其四，推进了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张謇在盐城创办盐垦公司的同时，于各处先后创办起轧花厂、榨油坊、小学、中学、福利院、发电厂等设施。可以说，“废灶兴垦”开发的历史，与张謇发展农垦、振兴民族工业、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的理想紧紧联系在一起。
1922年，北京、上海两地报纸举办民意测验，70岁的张謇以最高票当选为民众“最敬仰之人物”。是年在他生日前后，南通城车水马龙，马路两旁扎起了彩色牌坊，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看灯会，张謇一人的生日，仿佛是地方的庆典。1926年8月24日一代实业巨子张謇离开了人世。全国政界、军界、实业界、教育界等各界人士，纷纷以发唁电、撰写挽联等方式悼念这位实业先行者。
